隐性采访（通用7篇）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隐性采访的特征：新闻事实周详、社会参与程度较高、隐瞒身份、隐藏目的、隐蔽手段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有自己较为显著的特征：记者主动出击。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记者采访时一定始终在新闻发生的现场，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地进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记者也有可能出现在突发新闻的现场进行采访。有的时候，记者还有可能直接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例如记者乘坐的汽车发生车祸等，但这种不期而遇的目击新闻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隐性采访，因为记者是被动地介入了新闻事件。隐性采访进行之前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采访计划的设定，到采访设备安排，都应精心计划，可谓有备而来，不容有所闪失。--（以上来自百度百科）
好处：记者通过隐性采访得到的往往是比较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高，说服力强，舆论监督作用大，深受群众欢迎。用得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舆论监督作用
作为新闻采访的重要手段之一，隐性采访的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新闻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和丑恶现象，批评性报道具有强有力的抨击作用。在进行批评报道时，如果记者采取显性采访，亮明自己的身份，说明采访意图，一般是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的。因此，把隐性采访用得恰到好处，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隐性采访应遵守的原则：
1、正确导向原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闻媒体不能单纯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否则，就会走偏方向。在重视政治性导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思想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生活导向、行为导向、服务导向、审美导向等等，要让人通过新闻报道迅速领会媒体在宣传什么，反对什么。
2、遵纪守法原则。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的规章制度，社会的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新闻记者更应做出表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不大力提倡隐性采访，因为在隐性采访的条件下，谈不上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的问题。而我国的法律条文对新闻媒体报道是设立有禁区的，包括国家机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等。这对于各种报道方式（包括隐性采访）都适用。因此，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3、满足大众需求原则。作为大众传媒，我们的新闻报道是满足大众需求，还是满足少数人的口味？是为了记者个人的一夜成名或报纸的一炮而红，还是要真正为群众解决问题？答案显而易见。美国有关专家认为，记者在暗访中存在以下原因是“不能容忍”的：为了赢得奖项；可以借此打击竞争对手；以更少的时间和资料获得新闻故事情节；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别人已经这样做了；采访者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可见，只有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满足大众需求，才是记者采访报道的根本。
4、适度介入原则。目前，记者隐性采访的操作方式根据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可分为两类：观察式和介入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以旁观者的身份，不动声色地拍摄采制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
坏处：
1、泄露隐私。由于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因此被采访对象对记者很少戒备，甚至毫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可以比较方便地获知事件真相和当事人的隐秘情况。将受访者的家庭状况、年龄、职业、收入以及未成年人的详细资料在大众传媒上公布，是绝大多数当事人不能容忍的。最近一二年，关于记者隐性采访泄露被采访者隐私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媒体败诉的情况不在少数。虽然2002年4月1日起我国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认了“偷拍偷录”行为的“证明力”，弥补了隐性采访完全缺乏法律依据的缺憾，但是我国法律对公民隐私一直是大力保护的，隐性采访一旦涉及到泄露公民隐私，新闻报道就会处于尴尬境地。
2、引诱犯罪。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由“暗访”过渡到“卧底”，这是近年来新闻记者隐性采访的一个显著特点。记者卧底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违法乱纪行为现出原形，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引蛇出洞”，就是由记者装扮成诸如求购假文凭、假药的人，引诱制假者上钩，在犯罪嫌疑人来交易时，警察当场将其擒获。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样的采访方法有引诱犯罪之嫌。
3、满足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近年来，新闻界有一个奇怪现象，记者热衷于暗访“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象这样满足少数读者低级趣味的暗访是否应该在大众传媒上频频现身，值得我们思考。
4、片面追求轰动，舆论导向模糊。能否抓到具有轰动性的热点新闻和独家新闻，是检验媒体及记者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性，容易导致宣传导向不明，采写角度偏颇。
合法性：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来看，并无明文禁止隐性采访。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项积极的活动，既然法无明文禁止，其存在便应当视为允许。无论隐性采访是通过偷拍、偷录方式进行，还是记者隐瞒身份进行体验式采访，只要这种采访方式不侵害法律特别保护的利益，便不存在问题。
在我国，对新闻工作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记者进行隐性采访，“公共场合”、“社会事务”、“公众利益”等概念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目前对隐性采访的行为方式及性质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但并非完全没有合法性依据——宪法赋予人民的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均可解释某些隐性采访行为的“合法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国强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是排斥“公众人物无隐私”的，我国法律虽不禁止隐性采访，但新闻记者应注重公共事务和公众利益，避免追逐影视、体坛明星等公众人物个人私隐的不良倾向。隐性采访可能侵害的利益
有利益便会有利益冲突，隐性采访作为以实现一定利益为目的的活动，同样可能与其他法律保护的利益发生冲突。隐性采访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和某个社会群体或者个体利益均有可能构成损害。对前者，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损害国家保密法规及刑事法律保护的某些特殊利益，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如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而对后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损害民事法律保护的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我国法律未将
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以及法人的名誉权及商业秘密等民事权利。因进行隐性采访而构成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等侵害国家保密法规和刑事法规保护的利益的案例以及侵害商业秘密的案例，目前国内较为少见，但必须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注意。而因新闻报道导致名誉侵权的案例则不胜枚举。
隐性采访涉诉之抗辩
新闻报道涉诉，通常是被诉名誉（含隐私）侵权。对公民及法人的名誉权（我国法律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作为侵犯名誉权的一种形式），我国民法通则是这样规定的：“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这样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损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新闻采访方式，本身并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只有将采集到的素材形成新闻，并通过媒体报道，予以传播，才可能侵害名誉权。当然，记者采访的目的是为了传播，隐性采访亦然。
事例：在我国，隐性采访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新闻实践中，尤其是涉及舆论监督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电视新闻报道。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法治在线》等栏目，就经常使用这种报道方式。各省级电视台近年来也开始配备隐形摄像机，用于隐性拍摄。
《南方周末》对安徽等地的劣质医疗器械地下销售窝点进行暗访，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与犯罪嫌疑人“洽谈生意”。如果不是这样，记者就无法拿到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中央电视台关于湖北省公安县自来水公司弄虚作假多收水费的揭露性报道，记者巧施计谋，偷拍到了自来水公司到宾馆向记者行贿的全过程，成为经典之笔。
观点：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适当搞一些隐性采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隐性采访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公众利益，甚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隐性采访把握不当，有可能违反职业道德。《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和联合国制定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都有明确规定，虽没明确说不能搞隐性采访，但至少可以将那些条文看作是对隐性采访的某种限制。在我国的电视新闻隐性采访中，记者有意设置陷阱进行诱拍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些隐性采访因为违反了人类基本道德和良知而引起争议。例如有一幅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展示出这样一幅情景：在非洲干旱的大地上，一只穷凶极恶的秃鹰凶狠地盯着一个快要饿死的孩子，等待着吞食这孩子的尸体。这一新闻图片显然是偷拍的，尽管它具有震撼力，但多少显得不太人道。
隐性采访极易侵犯个人隐私及其他权利。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他人侵害。在新闻实践中，公开场合下的隐性采访更多的是侵犯他人的肖像权。这点尤其需要注意。公开场合下的隐性采访有时也会侵犯公民隐私权，如交通事故中亲人过于悲痛时的失态表情，公开场合下恋人过于亲密的肌肤之亲，在报道时都要慎重考虑。
当隐性采访这种特殊的采访方式被恰当地采用的时候，对一些“不良公民”造成的心理威慑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公众的正当利益也就因此而得到多一份保护；但是，如果隐性采访被滥用，也将会危及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容忍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对其公民的生活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监视。
有些隐性采访是针对违法犯罪事实的，对这类隐性采访记者也要慎重行事。如果这种犯罪足以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伤害，如果对这些犯罪行为的曝光足以使公众免受类似的伤害，那么进行隐性采访、予以曝光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必要。
(一) 使用暗访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记者没有特权, 记者也不能违法, 即便动机是为了曝光和查处违法行为, 其暗访手段和过程也不能违法。
有的记者在暗访过程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违法行为, 比如, 记者暗访妓院, 可以扮作嫖客, 进入妓院去观察、谈价钱等, 但不能嫖娼, 实施了嫖娼行为就是违法;记者和捕杀野生动物的山民一起, 暗访他们捕杀野生动物的情况, 记者可以一起观察、了解, 但记者不能参与捕杀;记者暗访盗墓团伙, 记者可以扮作买家和他们周旋, 甚至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到盗墓现场, 但记者决不能参与盗墓, 包括给盗墓者出主意, 哪怕是为了获得盗墓者的犯罪证据、为了打击盗墓者, 记者也不能参与盗墓, 否则记者就成了盗墓贼了。
2001年, 记者接到举报, 重庆市主城区一男子背着妻子和另一女人鬼混, 举报人提供, 当天晚上, 该男子要和另一女子在自己家里过夜, 记者随即和当地派出所民警一起当晚敲开该男子的门, 把两个正在床上的男女抓个正着, 并于次日见报。后一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记者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被举报方的住宅属私人空间, 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进入, 同时, 该男子和另一个女人过夜也属个人感情, 两者都属个人隐私, 媒体擅自进入其住宅调查并曝光, 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当然, 如果举报人就是该男子的妻子, 记者和警察是受她的邀请而进入的, 记者的行为就不构成违法。
此外, 记者在暗访中还不能侵犯暗访对象的商业秘密, 不能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权益, 不能泄露国家机密。
(二) 暗访尽可能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
有的暗访手段的过程, 不违法也不侵权, 但违背了伦理道德, 一样为新闻从业人员所不取。
一位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被暗访公司的负责人, 为了从对方口中套出自己需要的材料, 记者向对方许诺, 你把情况都说出来, 我就不曝你的光, 对方信以为真, 把该公司的情况全说了, 没想次日报纸把全部内容都给登出来了, 这位记者的做法虽然没有违法, 但是不道德的;又比如, 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暗访对象时, 告诉对方, 是你的竞争对手“某某某”举报了你, 从而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都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有的题材, 虽然也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但如果从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 不能对大多数人或当事人 (批评对象除外) 产生好的后果, 最好别去调查报道;记者不能只为了自己做报道, 不顾报道对象的感受和死活。一位记者报道重庆万州一家公司里一位工人的不平遭遇, 报道出来后, 非但问题得不到解决, 该公司更以各种借口“整”这个工人, 这样的报道反而给当事人惹祸, 所以记者在采访调查前要权衡一下, 否则就要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暗访记者要遵守的道德规范诸如:客观公正、态度中立、不偏不倚, 不帮一方整一方;采访中不挑拨离间, 不揭人隐私;不能为了获取一方的材料而攻击另一方;报道中不添枝加叶, 不炒作, 不渲染容易引起负面效应的细节, 如淫秽的场面、做假货的方法等。
暗访就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材料, 记者隐匿真实身份, 假冒另外的社会角色是一种欺骗, 记者佯称购买什么产品也是一种欺骗, 记者明明是这样的采访意图, 却谎称是那样的采访意图, 还是一种欺骗。不少国家的新闻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得使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获取信息。那么, 就暗访这种“欺骗”的调查方式本身, 是否有违诚实原则, 是否违背道德规范?通常的观点认为, 记者的这种“欺骗”是为了获取真实的材料, 撒谎是为了更好地说真话, 其动机是为了揭露丑恶、伸张正义, 是为了公众利益, 而不是为一己之私, 所以, 这种“小欺骗”没有违背社会道德的, 是不应受到谴责的。
在此问题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 暗访记者应有的底线意识:
第一, 法律底线。任何暗访行动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界限, 揭露犯罪不等于可以“参与”犯罪, 你“参与”了, 你也就犯了罪。大多数罪名的犯罪构成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很多记者的暗访做得很好, 他们只是在暗处观察, 并没有推动事情的发展, 照样揭露了阴暗面, 掌握了证据。
第二, 职业底线。要尊重客观发生的事实, 而非人为事实, 即看事情是自然出现的还是你导演的。比如说, 提供需求、参与对方的行为, 人家已经不贩毒了, 你还出高价利诱, 这就是人为导演的。
第三, 新闻工作者手段与目的要统一。你揭露了阴暗面, 如果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 会给受众巨大的暗示, 即用这种手段获取信息是可以的, 记者是有特权的等。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媒体自身的自律都是不利的。
二、暗访的程序
使用暗访手段, 需经过组织程序批准。每一次暗访前, 需将暗访的选题和记者的去向, 报社领导通过和批准, 方能实施。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
使用暗访手段, 不宜参与和介入太深, 否则有时就难以说清, 不能自拔。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某报社的一个名记者的妻子是贩毒团伙的一个重要成员, 当这名记者得知后, 很震惊, 并劝妻子向警方自首。他的妻子表示同意, 并要求该记者先去这个团伙卧底, 待获取了该贩毒团伙的所有真相后再去自首和举报。这名记者不知是计, 在报社不知晓的情况下, 在妻子的帮助下打入这个贩毒团伙内部, 并和该团伙成员一起参与其贩毒, 且时间长达数月。当他向妻子提出去警方报案时, 妻子告诉他, 现在你已参与了贩毒活动, 你的贩毒金额足以判死罪了, 你已经是贩毒团伙成员, 有谁能证明你是去卧底, 而不是贩毒呢?有谁能证明你的清白呢?你就安心跟着我们干吧。这时, 这名记者才如梦初醒, 原来妻子是想借此把他拉下水。如今, 悔之晚矣。他经过思考再三, 到了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和举报, 结果夫妻双双获刑。
以下是笔者根据国内学者关于隐性采访的论述和自己的暗访实践, 初拟的一个记者暗访调查的程序:
(一) 记者使用暗访这种手段, 应通过主管领导许可, 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记者在获得某一个暗访题材后, 应先向主管领导汇报、获得其批准后方能进行;记者领取和使用暗访设备, 应通过主管领导批准。
(二) 记者在暗访调查中, 应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及联络方式, 告知主管领导, 如有意外, 主管领导可及时获知, 以保证暗访记者的安全。
(三) 记者在采访中, 在方便的情况下, 应把自己的调查进展告诉主管领导, 在调查结束 (不管是否有调查结果) 回来前, 应向主管领导汇报, 待获得批准后, 方可回来, 如主管领导认为有再度采访或深入采访之必要, 记者应按其要求再度采访。
(四) 记者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 最好是只向一名主管领导汇报, 即单线联系, 以保证暗访调查的秘密性, 以保证其顺利进行。
(五)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三方见面的原则, 即暗访对象、被批评方和执法部门三方见面后, 做到调查深入扎实, 事实客观真实。
三、暗访调查的记者规范
(一)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 既不能帮着投诉方“整”被批评方, 也不能袒护被批评方。
(二) 记者在采访前后, 既不能接受投诉方的吃请和勾兑, 也不能接受被批评方的吃请和勾兑。
(三) 记者在调查现场或查处现场, 有对暗访对象和执法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利, 记者行使这些权利, 应在记者的权限范围内进行, 不能超越记者的权限, 更不能干预和影响职能部门或执法部门的正常执法和工作。
(四) 记者不能向报社隐瞒采访事实, 不能够明明采访到了新闻事实, 却向主管领导汇报没有采访到, 不能隐瞒重要的新闻事实, 只汇报不重要的新闻事实。记者在写稿中, 不能将重要事实隐匿不写。
(五) 记者在采访中, 不能有违纪、违规或违法行为。如不能通风报信, 不能借采访之机收受、索要或敲诈财物。
四、暗访报道应推行“阳光作业”
记者的暗访是隐性的、秘密的, 而对暗访报道的管理却应是阳光的;推行“阳光作业”, 意在使暗访调查过程及后期处理规范操作, 公开透明、监督有力。其内容和方式如下:
(一) 内容
1.线索来源及处理公开;2.稿件采写过程及处理公开;3.业务探讨公开。
(二) 方式
在报社的公开张贴栏上开设“阳光作业区”, 将线索、发稿等情况公开, “阳光作业区”可分线索公开区域、发稿公开区域、业务交流区等。
1.线索公开区。包括线索来源和线索处理的公开, 原则上一个月公布上墙一次, 张贴一个月。线索来源情况包括:来自新闻中心线索、栏目线索、记者自找线索、策划线索;线索处理情况:无效线索条数 (联系不上的、不愿意配合的、难于取证的、新闻价值不大的、明文规定不能采访的等) ;采访后没有结果不能成稿的线索;采访成稿的有效线索。此情况可设计一个表格, 一目了然。
2.发稿公开区。该区内主要就记者采写的稿件及编辑编发的稿件进行业务探讨和交流, 让记者更好地领会编辑思想和意图, 以获得提高 (让记者明白编辑为何要这样改, 为什么这样修改后稿件更好看) , 也让编辑了解记者及策划者的意图和思想;编辑对记者写稿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对编辑编稿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让采访和编辑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业务交流的氛围, 使新闻做得更好。
该区内, 每天将记者发的原稿张贴, 将登出的报道张贴, 以作对比, 如未发, 则留空白, 说明未发的原因;每月将记者交到部门的稿件数、部门交到编辑的稿件数及见报的稿件数列表;将每月提供稿件数、压稿数、发稿数列表, 未发的稿件在哪个环节未发, 原因是什么作特别说明。
3.业务交流区。该区内进行业务探讨, 包括题材发现及处理, 稿件写作及处理等, 报社采编人员参与探讨。
五、做暗访要会打“擦边球”
(一) 暗访和舆论监督的限制和空间不是绝对的, 有的题材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做舆论监督报道。比如, 涉及宗教问题不能做批评报道, 但如果是一个寺庙里, 有假和尚欺骗善男信女, 这个舆论监督的目的, 是帮助佛教清理门户, 在稿件送到民宗委审查通过的情况下, 也可以做。
这里面的一个大体原则是, 涉及宗教或军队等, 本身有问题的不能报道, 但涉及别人冒用宗教的名义或军队的名义进行欺诈活动的, 一般就能曝光, 因为, 这样曝光, 是有助于宗教或军队工作。比如, 假冒少林寺和尚在街头演出, 骗取钱财;比如, 假和尚在寺庙里算命骗钱;假冒部队军人招兵等。但要注意, 这样的批评稿件, 应送宗教或军队的相关部门审稿, 通过后才可见报。
(二) 有的批评对象, 明知道它有违法行为, 或是个骗局, 记者也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其违法行为, 但执法部门并未下结论, 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处理做客观报道。此报道, 最好先请律师把关。
这类报道的方法是, 只摆事实, 不下结论, 貌似客观中性 (表面上没有倾向性和观点, 实际上带有倾向性和观点) , 这样批评对象看到这样的报道也无可奈何。
比如, 记者曾采写的《拟黑多刺蚁悄悄爬进山城来》一文, 记者暗访了各方面, 明知是个骗局, 但执法部门没有结论。这时, 仍然通过客观的报道, 叙述事实, 不下结论, 报道仍然见了报, 促成了职能部门查处。
(三) 对有的报道禁区, 采取不提禁区回避禁区, 只做事实报道的方法, 也可以报道。如, 在部队区域里的地下黑工厂, 因涉及部队不能报道, 但在报道中, 媒体不提部队, 一般是可以报道的。
(四) 记者在采访中, 一些行业或职能部门, 向媒体提出该批评稿件不能见报时, 媒体是否采纳?是一概不采纳呢, 还是全部都采纳呢?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 有的采纳, 有的不采纳。其原则是, 看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或部门的总体工作。
因此, 打擦边球, 要把握好:第一, 最好能通过该事件的主管部门同意并通过;第二, 最好能通过律师把关;第三, 采取客观公允摆事实的方式来报道, 媒体不下结论。
判断一个题材能否做暗访和舆论监督的总原则, 是看其报道后的社会效果, 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 (是否会引发大的乱子) , 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和部门的总体工作, 是否有利于绝大多数市民的利益。
附:中国著名法学家张新宝对公民隐私范畴的划分
1. 公民有保有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 (尤其是性器官) 的秘密, 未经其许可, 不得加以刺探、公开或传播。
2. 公民的个人活动, 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监听、窥视、摄影、录像, 但依法监视居住的除外。
3. 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干扰。
4. 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
5. 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 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
6. 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被刺探或公开, 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7. 公民的社会关系, 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 公民的档案材料, 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
9. 公民不向社会公开的过去或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 如失恋、被强奸、患病等, 不得收集或公开。
10. 公民其他的纯属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 不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关于隐私权, 法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 张新宝对隐私权的定义是这样的: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住宅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参考文献
然而，对于记者卧底替考的调查手段，舆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焦点集中在“卧底替考是否涉嫌违法”“记者卧底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等问题。很多重大新闻事件的背后，离不开调查记者的努力甚至冒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排除其行为产生的法律风险。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如何认定？什么情况才可采取卧底方式？其造成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合法性如何认定
需对个案深入分析，暗含较大法律风险但不必然违法
凡是向采访对象隐瞒或未告知记者身份、采访目的或隐藏采访设备而进行的采访，都属于隐性采访。而卧底采访，无疑是隐性采访程度最深的方式。记者不仅仅是暗中记录和观察，很多时候直接参与了新闻事件。
事件参与者、新闻制造者，同时又是记录者，卧底采访中记者的多元身份，造成了其尴尬的处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记者隐性采访的规定几近空白。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也仅有如下的倡议：要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新闻采访要出示有效的新闻记者证。认真核实新闻信息来源，确保新闻要素及情节准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认为：“隐性采访的法律风险很大，虽然目前没有隐性采访的直接规定，但隐性采访中可能使用的偷拍、偷录器材，在法律中有严格的限制。我国刑法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记者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目前还没有明确授权，很可能触及法律红线。”2015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质检总局公布《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禁止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如何认定？“需要结合隐性采访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卧底替考组织的采访为例，虽然替考行为本身确实违反了有关规定，但评价一个行为的违法性，不仅要看其客观行为，还必须考量其主观目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认为，“如果记者替考的目的是揭露替考集团的利益链，该行为也没有产生危害，就不具有实质的违法性。”
“作为同行，应为敢于卧底的记者点赞。”媒体从业人员王真（化名）认为，调查记者卧底采访，承擔了很大的风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不采取这种特殊手段，很多事件的真相难以发现。
应遵循哪些原则
“不违法、没犯罪”仅是底线标准，新闻伦理也需谨守
谈及隐性采访，很多人都会不自然地联想到公安机关采取的卧底侦查方式。徐迅认为：“隐性采访与卧底侦查，是完全不能拿来作比较的。两种方式的主体及其背后的法律规制都完全不同。”
在我国，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行使。即便侦查人员进行隐匿身份等方式的侦查，也应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需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且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柳波提出：“在目前还没有隐性采访程序性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记者是否存在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从眼前和短期效应看，卧底的成功往往会带来案件的侦破和新闻的蹿红；但从长远看，以违法的手段揭示违法犯罪，不该是社会所提倡的。”
此外，在暗访过程中，记者需在多大限度内承担责任？柳波也提出疑问：“如果有机会能够将违法犯罪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记者是否有义务进行控制，使其悬崖勒马？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这种不透明的采访方式，很容易让公众对媒体产生质疑。”
“‘不违法、没犯罪’仅仅是一个底线衡量标准，我们更应关注其背后的伦理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阴卫芝认为，“传播行业作为社会信息的过滤者和生成者，对社会道德起建构或消解的作用。隐性采访，可能符合了‘真’层面的要求，但其背后传播的社会影响仍有待考量。”
公共利益咋权衡
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现实难题
“从近年的案例来看，媒体越来越重视风险控制，在采取隐性采访之前便制订了较为详细的预案，包括记者行动到哪一步截止，向公众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等。”徐迅认为，“隐性调查方式不宜作为常规的采访方式使用，其造成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一直备受争议。”
“不穷尽其他采访方式，便不采取隐性采访来获取信息。”已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据阴卫芝介绍，隐性采访应至少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记者正在调查的是暗中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正常采访途径无法收集到相关材料；事先依照媒体内部审批程序报经有关负责人同意；不以涉嫌犯罪的方式进行体验式调查。
公共利益应如何界定？据徐迅介绍，一般情况下，揭露犯罪、公众安全与健康、公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等情况，都应该视为与公共利益有关。她说：“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应当谨慎评估，不应任意扩大解释，需要对媒体的隐性采访进行必要的限制。”
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判断隐性采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阮齐林认为：“要遵循利益权衡原则，对行为带来的损害与揭露真相带来的正面效果进行比较，如不可避免地造成危害，需将危害比例控制在可接受的范畴内。然而，对记者而言，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一个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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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采访稿范文采访大学教师
三尺讲台上的阳光八零后;记经济与贸易学院青年教师徐雷博士;他，以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感染着身边的人;他，以;徐雷1982年出生，分别于XX年和XX年;时间都去哪儿了;“科研重在创新，创新有别于创造，但也都需要一个综;“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导师是川大的徐玖平教授;如何对待科研，怎样管理业余时间，徐雷有他自己的体;徐雷博士不断探索、追求学术的精神，也使他在三尺讲台上的阳光八零后
记经济与贸易学院青年教师徐雷博士
他，以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感染着身边的人;他，以自身充实的经历演绎了生活的色彩。他就是我校经济与贸易学院青年教师徐雷博士。
徐雷1982年出生，分别于XX年和XX年在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并于XX年获得四川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徐雷博士目前主要从事管理经济学、系统科学及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研究。勤奋与好学使他在来校工作的两年时间内，得到了学院领导和师生的各方面认可，成长为一名年轻的系主任。
时间都去哪儿了
“科研重在创新，创新有别于创造，但也都需要一个综合集成、持续循序探索的过程。”认真的眼神，诠释出徐雷对于科研工作的执着。
“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导师是川大的徐玖平教授。徐教授身为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在学术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教研室里还是长期留下他不倦的身影。”导师的言传身教，也使徐雷博士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课余时间交给了科研。“记得去年春节期间，在万家灯火的夜晚，徐教授仍坚守在教研室，与我们一同讨论学术问题。”回想当时的情形，徐雷至今印象深刻。
如何对待科研，怎样管理业余时间，徐雷有他自己的体会。“工作保持节奏，也需要感知生活的乐趣，不把科研当作一件枯燥的事务性工作来看待。钱学森曾说过，科学与艺术是共鸣的。在平日，我也喜欢画画素描，听听音乐，也坚持跑步健身。我真切体会到，身心的愉悦能使人心态平和、精力充沛，也是工作、生活、学习的有力保障。”
徐雷博士不断探索、追求学术的精神，也使他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他曾以主研身份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目前主持纵向科研课题四项，参与撰写学术专著两部，发表包括SCI检索论文在内学术论文十余篇。微信红包引发的思考
初登讲台时的徐雷，与其他年轻老师一样，紧张过，懵懂过。善于学习、时常反思的他，很快也找到了教学的感觉。
“我发现，教学能力突出、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们讲课都生动有趣，注重案例互动，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高。”在向前辈请教、学习总结之后，徐雷对教学也有了自身的感悟。他重视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分析和讨论。提出问题后并不简单地讲解答案，而是留给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空间。
“电子商务专业尤其注重创新。很多同学都知道XX年新春的微信红包活动，但却少有主动分析其零成本获取海量支付用户的优秀营销创新。我要做的就是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从一个用户的角色转换到客观的专业视角，逐渐培养专业化的理性思维。”在这样的教学启迪下，学生更多地开始主动去发现和探析与专业相关的问题。
又如，阿里巴巴即将推出的新支付业务“空付”。“此项业务将使支付宝从网络成功延伸至实体买卖，其中的商业模式如何，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徐老师提出这些问题后，让学生们课余收集资料，思考后展开讨论，再作点评。“点评时，我会分析其中的优缺点，补充问题，解答疑问。在这个头脑风暴的过程中，同学们的思索有时迸发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涌现出许多创新思考。”
逐渐地，学生们加深了专业兴趣，并积极参与多项比赛。XX年初的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
创新应用大赛中，徐雷老师指导的Stay Real学生团队，在与各高校团队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总决赛网络商务应用创新一等奖和邮储银行网银手拉手全国优秀团队称号。
在担任副系主任后，徐雷老师广泛征询意见，改革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大纲，根据专业面向的行业分工，从课程设计上划分专业方向。围绕必修的主干课程，设置不同方向的专业性辅助课程，并调配开课时间，引导学生选择方向。针对行业需求，适当增加了如营销学、商务统计分析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以优化学生专业知识结构，使课程建设更具针对性和方向感。师生眼中的“励志哥”
“要注重专业知识和通识才能的平衡，客观剖析自己，反思和改正，适应环境，而不是等待环境来适应自己。”除专业授课外，徐雷老师每年都要为全系新生与毕业生开设“谈谈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专题讲座，增进学生专业认知，端正态度，激发自信。
他常与学生分享自身体会：学习是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和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要锻炼身体，学会控制情绪，保持阳光的心态。他鼓励同学们多阅读，深思考，逐步做到自信、自立、自知、自省、自强。
徐雷老师传递的正能量也得到了学院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学院党委书记李雪玫说到：“徐雷老师阳光、积极，思想上进，给人一种正面的能量，这也对学生产生了很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在工作上，他从不推脱，主动参加各项组织活动，集体荣誉感很强，事情交给他都很放心。” “我们第一次成立团队参加全国专业比赛，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徐老师非常细致地指导我们，尽心帮助我们，不断鼓励大家。”经济与贸易学院Stay Real团队获奖学生代表黄婧月言语中饱含对徐老师的感激之情。
那天，当听到学校老师说赵一德市长要去朔门古街参观，而且还安排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去采访他时，心里就激动得不行。是呀，毕竟能亲眼见到市长已经很高兴了，更何况还要去采访他。
来到朔门古街后，我们就一边参观朔门古街，一边等待市长的到来。
来了，来了!终于看到市长了，我们都好兴奋。我更是万分紧张，因为我被安排第一个去采访。我猜测市长事先不知道有小记者要采访他，所以他不会专门停下来等待采访。如果你在半路拦住他问问题，万一他拒绝回答，那岂不是很尴尬?这时就需要你见缝插针，一有空隙就插进去问。第一个采访的人就有这个艰巨的任务。
只见市长叔叔一直在回答报社电视台大记者的提问，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这个小记者根本插不上话，怎么办呀?旁边的老师也在提醒我，“如果再不采访就没有机会了!”我心里真是越来越急，越来越紧张，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可就无法挽回了。
上吧!第一次采访，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我提醒着自己，瞄准一个空隙，我一步跨上前，先敬个队礼，然后略带紧张地问：“赵一德叔叔，请问您是第几次来到朔门古街?”市长把头转过来面向我，亲切地告诉我他这是第三次来朔门古街。我又微笑着说：“谢谢叔叔!”啊，我的“任务”终于顺利完成了。
但与此同时, 隐性采访却常常引发新闻侵权和新闻诉讼。一方面, 隐性采访可能对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造成侵害;另一方面, 记者不同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 在隐性采访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容易触犯法律。因此, 明确隐性采访的界限至关重要。
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 新闻权是由采访权与报道权构成的。在新闻隐性采访中, 有的是法律允许的, 有的却有禁止性规定。在隐性采访中, 首先, 在记者隐瞒身份以体验的方式, 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采访, 采访是公开进行的, 并且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 获取新闻素材, 这应当是合法的。其次, 记者在特殊情况下, 不公开身份, 通过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采访, 这时遇到的法律问题便是《国家安全法》的规定。隐性采访受到社会与公众的欢迎和肯定, 但在新闻摄影隐性采访中, 最容易造成新闻侵权的就是对人格的侵害。
侵权的类型主要有:新闻报道中内容失实;新闻报道评论不当;未经核实转载其他媒体报道, 事后证实报道不实, 构成侵权;在报道中采用与报道内容无关的照片, 或者未经同意采用照片, 构成侵权;过实报道或暴露他人隐私导致侵权。
造成对人格的侵害主要是:1.人格尊严的侵害。人格权的核心即人格尊严, 侵害了人格尊严就是侵害了一般人格权。如在采访过程中, 被采访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 这就构成了侵害一般人格权, 媒体及记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肖像权的侵害。在法律规定上, 肖像权的保护, 主要是未经本人允许不得非法使用他人的肖像。在采访报道中, 利用照相机、摄像机进行偷拍、偷录, 都涉及到肖像权的保护问题。在现实中, 未经他人允许, 偷拍、偷录他人的肖像, 也是不允许的, 除非具有合法的抗辩理由。
3.名誉权的侵害。名誉权是公民、法人最重要的人格权, 法律有严格的保护。在新闻摄影报道及隐性采访中, 如对公民、法人进行诽谤、侮辱等, 使其名誉权受到了损害, 则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侵害, 媒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隐私权的侵害。隐私是公民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和私人活动等。在新闻摄影报道及隐性采访中, 最常遇见的侵害人格权, 就是隐私权。隐性采访如侵害了隐私权就构成了侵权。
5.信用权的侵害。信用权是公民、法人维护社会对自己的经济方面客观评价的权利。如媒体对公民、法人发生经济上的困境等, 这种报道如对该民事主体的社会经济评价产生降低作用, 信用受到损害, 客观上构成了对信用权的侵害, 严重的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介入新闻道德的问题, 是否必要, 是否可能, 在何种程度下可能, 以及如何实现其运作。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从涉入式采访的特点来看, 采用这种手法的记者很难做到符合他们职业道德的标准。对此, “境遇决定行为论”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解释, 原则上遵守各种职业道德, 但遇到具体问题时会权衡利弊, 也许会违背一些道德规范。记者假冒身份是涉入式采访的第一重事实失实, 对于涉入式采访的两重方式而言, 如果是被动行为涉入式采访, 也就是说记者假冒身份涉入新闻事实后仅仅是客观体验和记录, 那么记者揭示出的新闻事件本质真实只受到第一重事实失实的影响, 副作用相对较轻, 是以牺牲一种小的真实去追求另一种更大的真实。
另外笔者对记者拥有和使用偷录偷拍设备器材合法性也存在质疑。对记者拥有的偷录偷拍设备器材合法性的质疑, 主要集中在此类设备器材的来源和使用两点上。窃听、窃照、偷拍、偷录这一类专用器材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是国家法律特别限制、专门机构严格管制的, 所以, 既然市场上并不公开销售此类设备和器材, 那么手头拥有此类设备和器材的记者, 是通过何种渠道和手段获得的呢, 这是第一重质疑。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除了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等允许使用此类设备和器材外, 其他使用者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和特别授权, 纵观众多暗访, 有这种意识的新闻工作者没有几个。在法律面前, 如果普通人购买和使用此类设备和器材是违法行为, 而新闻记者并不享有任何特权, 他们使用此类设备和器材难道就是合法的吗?这是笔者的第二重质疑。
总之, 新闻记者和采访工具的关系就像是战士和武器的关系,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新闻暗访中, 涉入式采访和偷拍偷录两种手法并非是相互孤立、毫不联系的, 相反, 二者相辅相成。由于暗访中得到的音像资料能够特别体现新闻的真实性, 这种音像资料抹不去、赖不掉, 铁证如山, 必要时还具有司法证据的意义, 所以涉入式采访一般情况下都会留下偷拍偷录的资料素材。正因为如此, 讨论偷拍偷录的设备器材拥有和使用上的合法性, 不仅仅是对涉入式采访, 也是对整个新闻暗访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
[参阅文献]
参考文献
[1]赵德全.新闻理论基础,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
【关键词】 隐性采访 诚信 新闻职业道德
隐性采访是指新闻记者以完全或部分不公开职业身份、不公开采访工具或设备、不公开采访意图的方式进行新闻采集的活动。
目前隐性采访在我国新闻实践中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捕捉新闻的真实性、鲜活性，深受公众的欢迎，但是，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隐性采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争议。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必须隐瞒身份，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方便地获取到有价值的新闻。但是，记者同时也要注意诚信问题，以免诚信危机的加深。
隐性采访存在欺骗
首先，它违反了最基本的诚信原则。采访是一种人际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和了解。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却伪装身份，根据采访的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结果，这种人际关系就不得不建立在谎言之上。这样的做法对被访者是一种伤害，热衷于隐性采访的记者容易形成思维定势，认为别人只是他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更重要的是，当撒谎成为习惯，受众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果他们用谎言来采访新闻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新闻本身不是谎言呢？”①
其次，它容易引发记者的诱导行为。大众媒介经营的是“吸引眼球”的经济，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受众的喜好看得高于一切。而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理和窥私心理为隐性采访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当记者以普通的社会角色介入采访的过程中时，这种获取独家新闻、制造“卖点”的心理必会影响记者正常的角色行使，从而产生诸如“诱导”被访者的行为。有的记者暗访“三陪”现象，一进娱乐场所就问，“有小姐吗？”这显然有违法犯罪之嫌。
最后，它容易造成记者策划新闻。所谓策划新闻，“是指新闻媒介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对新闻事件采取介入与干涉的方针，以促成新闻事件向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从而人为提升事件的新闻价值，达到轰动效应的一种行为。”②记者的任务本该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客观、真实地记录，而不是主动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当记者乔装改扮，以普通的社会角色介入事件发展过程中时，如果不行使与其角色相应的行为模式，就很难取得采访对象，尤其是一些不法分子的信任，也就难以实现采访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策划新闻往往不可避免。当记者操纵了事态的发展，新闻事件就成了记者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新闻失去了独立性，它的真实性又从何而来呢？
记者诚信缺失的危害
1、加深了社会诚信危机
如今，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正面临着“诚信危机”，诚信仿佛成为保守、吃亏的代名词。在传媒行业中，会运用隐性采访也已成为媒体记者的资本，很少有人去考虑隐性采访对于整个社会“诚信危机”的加剧和扩张。从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信息”中，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媒介本身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来，会对社会产生同样甚至更为深远的影响。”③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隐性采访时，我们就会发现，隐性采访在揭露一个个丑恶现象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由记者导演的一幕幕“隐瞒欺骗、无视诚信”的活剧。而记者这种“以恶治恶”的手段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社会。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更大范围地加剧了“诚信危机”的程度。
2、隐性采访降低了一部分记者的道德水准
一些记者为了让自己的隐性采访引起受众的最大关注，目光一味盯住“性”、“腥”之类的东西，或光顾黄色录像厅，或出入按摩房等不洁场所，自己的采访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2003年8月某日,南京某报用大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者卧底“富太太俱乐部”》的报道。文中的记者成功地获得一位富太太的青睐，彼此间有了零距离接触。文中的小标题用了《侍应生原是男妓》，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文中记者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人和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联系在一起。记者的目的是报道违法乱纪的事情，结果却成了其中的一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隐性采访不应成为记者不采用显性采访的借口，记者也不能因为隐性采访比较容易获得新闻素材而投机取巧，应尽可能地使用正规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固然有其优点，但是，正如徐迅女士所说：“记者的职业，就是要在不欺骗和不违背其他道德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采访到新闻。记者的专业主要不在于写稿子，新闻稿在某种形式上是最简单的文体之一(仅复杂于公文体)，记者的专业水平主要体现在获取新闻方面”。④
记者应尽量避免隐性采访中的非诚信行为
隐性采访绝不是一种可以随便、随意采用的方式，在决定采用之前，记者应当在道德、法律与事实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正常采访无法进行或达不到预期目标、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采用隐性采访的手法。
1、记者暗访不能丢弃社会伦理道德
社会伦理道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记者更应作出表率，不管扮装的身份何异，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不能丢弃，否则，即使写出生动翔实的独家新闻，也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某地晚报登载了一篇令人痛心的新闻：一辆货车撞伤一名少年后逃逸，众多围观者麻木不仁，无人施救，过往车辆也绕道而行，最终这名少年因贻误抢救时机不治身亡。文章以记者亲历所见贯穿全文，写得生动感人，评论义愤填膺，最后呼吁社会“良心回归”。可是消息见报后，有读者来电质询，记者是不是当时也在场呀？后经调查，该记者自始至终在现场围观暗访，其见死不救的动机竟是为了写出有深度的作品。记者见死不救不仅丢弃了社会公德，也丧失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当遭到大众唾弃。
2、记者要有职业道德
如果把职业义务看成是自觉意识到的职业责任，那么职业良心就是对职业责任的自我意识。新闻记者的职业良心就是将其责任感转化为一种约束自身行为的自觉行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应该有负于这一崇高职守。这是新闻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是新闻自律的原则和新闻伦理的要求。不论具体情况怎样，公共利益是衡量是否必须使用隐性采访方式的一个主要依据。可以“偷拍”不可“诱导”，记者的目的要出于善意并尽量减少主观介入。曝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是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方法。即便是批评，也应本着善意的原则，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记者在隐性采访时只有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甚至个人的报复欲望来进行的隐性采访才是可行的。如果少数不良记者为了自己和亲友的利益，而对一些单位、部门和个人滥用手中的采访权利进行所谓“暗访”，必定造成假公济私。还有些记者，参与到企业的正常竞争或者诉讼、纠纷中，进行指手划脚地隐性采访，实际是得了别人好处做了别人的帮凶，拼命为某一方的私利“鼓与呼”，这种不正当的“越位”将会从根本上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都可以演，尤其是不能扮演党、政、军、警和其他执法人员，因为这有损法纪、政纪的严肃性，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同时新闻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在隐性采访时，记者不能设圈套、布陷阱，“引诱”别人从事违法或犯罪的行为。有时记者假扮嫖客、吸毒者进行暗访，本身就有“诱导”采访对象犯罪之嫌，在某种程度上等于诱使那些有违法犯罪企图，但暂时没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人走上歧途。
3、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保护或者禁止隐性采访，由隐性采访引发的新闻诉讼以及相关的知情权、隐私权、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等争论也一直不断。隐性采访一方面由于容易触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而遭人诟病；另一方面又因为针贬时弊、直击社会阴暗面而受到观众喜爱。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和浙江卫视的《目击》栏目，都是经常使用隐性采访作为报道手段，一直有着良好的收视率和观众反馈。因此，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就关系到社会多方面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主张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把隐性采访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总结中外媒体关于隐性采访的规定，新闻记者决定使用这一非常规手段时，必须遵循以下4条原则：（1）只有在经过多方调查，确认将要获取的信息极其重要时，或掌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采访者的行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此外，经过多方调查，或者掌握有确凿的证据，也是隐性采访不可缺少的前提。（2）只有在获取该信息的其他手段都宣告无效时，在确定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并且，还要在报道中解释使用这种方式的理由。（3）经过慎重思考，多方权衡，确定利大于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由于隐性采访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当事人的各项基本权利，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新闻记者在决定使用隐性采访时，应慎重思考，多方权衡这种方式可能造成的伤害和可能带来的益处。并且，由于现代社会更加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在社会公正的天平上，少数当事人所承受的痛苦要远远重于社会多数人由此而获得的益处，因而，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和人格应成为权衡利弊时的优先选择。（4）即便每一次的隐性采访都有正当的理由，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权衡和慎重的选择，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必要控制隐性采访的总量。否则，将会导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社会将缺乏基本的诚信与公正。
今天，随着社会生活逐渐信息化，人民越来越依赖于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但是，目前我国的媒介市场还不成熟，仍存在无序竞争的现象。隐性采访泛滥就是其中的产物，它带来的是喜忧参半的结果。如果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能够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慎重并适度地把握其角色行为，那隐性采访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器；反之，如果带着针孔摄像机的记者不负责任地滥用其手中的权利，那么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全感，这将是新闻媒体的悲哀。■
注释
①蓝鸿文 新闻采访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46
②朱羽君,雷蔚真 电视采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0
③殷保文 隐性采访不应成为降低专业门槛的工具[J].传媒观察，2004，(3)
④徐迅 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