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通用8篇）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篇1

作者： 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5.03.16 刊发于总2101期《中国经营报》[评论]版

2015年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其实正是新常态的表现。那么，在新常态下，当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召开两会，共商国是，部署一年发展，人们能够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读出什么新变化？

经济仍是重中之重

经济是中国两会的主题。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去年经济增长7.4%，首次低于年初预定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定为7%，足以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困难有充分预估，两会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显示了这点。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告别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学界其实并不乐观，很多人忧虑经济的问题不是强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较长时间锁定在中低速增长的路径中。一些学者最近发文表示，中国去年较为平稳乐观的经济数据存在两个“看不懂”：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与实际经济增速背离。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假如这种看法是真实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不低，不经过努力很难达到。

当然，既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即使是保增长，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是大上项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必须在保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此，需要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力度更大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国企大扩张；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燃点；扎实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蔓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中国经济必须保增长和促改革同步推进，才能真正体现新常态之特质。

改革须向纵深挺进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啃了不少硬骨头，今年仍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用执政党的话说，很可能“亡党亡国”。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实施的重点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像公务员车改，十几年来屡次试点，但总是在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多年来无法突破，这两项改革均被认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进展。

2015年的改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将继续把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作为重头戏，在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金融、国企、户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让人民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分权和制衡机制；社会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解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三者合力，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治开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好不好，代表委员的履职情况如何，两会是一个检验。

两高报告不用说，政府工作报告也多处涉及到依法治国。即使是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看起来和依法治国关系不大，但其实大有关系。国家的规划和预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直接关乎依法治国的质量。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立法的质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今年的人代会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颁行的15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单单根据《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一条，就废除了严重损害公民权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

这次《立法法》修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二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将原来只对40多个城市的立法权扩大到全部280多个地级市，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作了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明确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引人关注的还有，无法律依据，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之规定。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会前，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改革65条，提出要设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实，它们着眼于提高法院特别是审判的独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长过程，在2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中央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提法。“关键少数”一般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其法治意识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带头遵守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对依法治国，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非常关键。然而，这“关键少数”能不能包括非官员代表委员，大体说来，这上千名的非官员代表委员是社会精英，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比起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来，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其影响力，真正行使法律赋予代表委员的职责，中国的法治状况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届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执政党最得民心的举措。3月2日，军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的腐败情况。紧接着，3月4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对反腐，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指出的：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第五代领导人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从目前来看，腐败状况还非常严峻，反腐要深入面临着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领域的腐败黑幕没有揭开或者刚刚揭开一点，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视组对第一批央企巡视意见的反馈让外界看到，央企的腐败不亚于官场。包括央企在内，中国的国企有上万家，加上金融机构，这一大块的腐败还只是撕开一个小角。除此外，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领域的腐败尚未触及。可见，反腐任务还非常繁重。二是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能否建立一套与法治相衔接的预防腐败体系。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腐败存量，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反腐方式还不能退出，但客观而言，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规模反腐后，适时推进制度反腐。这当然不是说，目前的反腐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加强了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和统领。

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包括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就此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党委的独立性，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

当前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去年新修了预算法，规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大了对政府的预算约束。刑法修订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惩处力度，还建立了国际追逃网络，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另外，进一步规范了对裸官的管理，官员财产申报也强化了抽检环节。中央深改组会议最近还通过了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以遏制涉及官员亲属的裙带腐败行为。

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从一开始，这轮反腐就有着明确思路，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尽管如此，同腐败官员的较量还任重道远，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加强执政党内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外部多元主义去遏制政府权力腐败。

环境问题格外被关注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两会上，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代表委员的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要说政府不重视那是假的，五大建设中就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四段集中进行阐述，表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并未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还在加重，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该阶段客观上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可能是人类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规律，至少在当下人类尚没有找出一条没有污染的发展之路，不承认这点不行。二是保护环境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在环保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环保部门由以前的副部级升格为部级，成为内阁的一个机构，可在各政府部门中，一向是个弱势部门。当然，环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重滞后于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此，乃在于长期以来以GDP为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地区之间的竞争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不论富贵与贫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雾霾后，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环保法，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集中解决环保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对污染企业实行日罚。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制度和诉讼制度，允许环保组织对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开启公民环境参与之门。

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

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来看，要改善环境，一方面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另一方面是严格环境立法，启动公民环境参与，形成环境参与的强大公民行动。如此才能还公众一个美丽家园。

让权力不再任性

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对一个垄断社会关键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它有关。而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则是有权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定篇幅，从四个方面谈了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坚持依法用权，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勤政为民，把中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句话，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这就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政府要“大道至简，有权勿任性”；换言之，政府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权力就会任性，但这需要为权力划定清晰边界，精简政府职能。

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本质上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因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权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没有对权力的高度自觉，权大于法，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任性，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利怎么来，从而，公民的各项权利势必会遭到权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须按照治理现代化要求对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对政府应限权，把政府打造成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该管的事情基础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应的权力去支撑，否则，有责无权，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赋予政府过多过大权力，又必然会带来腐败后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目前，对政府限权，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制政府的权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去年中国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有力地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针对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指要减少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尚未改变的、对市场或社会过多介入的事项，让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命运。当权力在制度约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设好，中国也就不会犯大的颠覆性错误。一切重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实。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规划和设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空中楼阁而已。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是如何都不为过的。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没有设想，而在于执行不力，宏图早已画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虎头蛇尾。不只计划是这样，立法、制度、政策、规章甚至领导人的命令也难逃这个宿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中央一再强调，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担心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落实不了。特别是在当前反腐态势下，一些官员抱着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积极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对此，两会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让事情阻断在这“最后一公里”上，这说的仍是执行和落实问题。

两会一定程度上是贯彻落实的会议。大的规划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经明确，真正要两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会很多，两会只要把发展蓝图或者施政纲领，在代表委员讨论和审议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们落实下去。尤其是今年的两会，两个主要的决定在去年都已出台，今年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总之，要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这是基于过去历次的教训。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规划作出后，如何落实就成为攸关成败的大问题。改革和法治是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将两个决定的规划和部署一条条贯彻落实，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了。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保证国家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落实上。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篇2

经济新常态下的税收治理

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不仅仅是指一般所认为的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状态,还应是我国社会发展从传统的发展模式向新的发展模式的转换。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税法研究会秘书长周序中教授指出,新常态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法制建设的新常态。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是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法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完善法制建设是新常态中的应有之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研究员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的税收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税收增长速度将由两位数转变为一位数,由超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平稳增长。第二,宏观税负将趋于稳定。这不仅是政策的决定,现实中宏观税负实际上也是趋于稳定的状态。第三,税收政策将趋于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赤字绝对量的规模将趋于不断扩大,当前我国正在将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2%的水平;第二、减税趋势,以前所说的结构性减税,已经在事实上变为更大范围的减税。这些特点之间也存在着逻辑关系。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决定了税收增速的下降;税收增长率的平稳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税收增速的下降和平稳又必然带来宏观税负的稳定;所以税收的合理增速也取决于税收减税政策的合理把握。

中国财税法研究会会长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教授提出了税收立法为经济新常态护航这一命题。税收新常态要求改变这种片面追求税收增长的做法,在税收中自觉运用法律,要根据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有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等作为经济发展需求的要求。将“营改增”、消费税、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等多项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税收立法与税制改革协同的规律,特别是对有可能增加纳税人税负的改革,要在法律框架下出台。同时税收立法的内容应当在新常态、新形势下进行确立。具体来讲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发展转为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要在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的同时着眼,实现税负联动,有减有增,总体减负;二是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历史风俗,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重点是要落实目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要求,对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三是要平等创新,会议提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动力正在从传统增长转向新的增长点。所以税法应当通过合理设立税收优惠,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税收法制法律,积极发现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更进一步看,税收立法与税收新常态两者其实是内在高度契合的。有学者指出,新常态从本质上看是一个从传统的稳定增长向新的稳定增长迈进的一个转化,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是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税收新常态是迈向税收法治的转型阶段,而税收立法又得以成为税收新常态的护航者。税收新常态就是要让法治成为税收的常态。

周序中教授还谈到,税收法定原则最深刻的内涵在于限制政府征税权、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应该重视税收法定原则的崇高地位,它对一个国家的法治、人权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宪法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宪法的重要作用,对新形势下加强宪法宣传教育、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税收新常态,要求改变片面注重税收收入增长的做法,在税收中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稳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通过完善税收立法来营造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这正是新常态的题中之义。换句话说:税收新常态就是要让法治成为税收的常态。因而,改革要在依法治税的框架下进行。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表明“改革突破法律”的做法将告终结。法治将成为税收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常态。这启示我们,人民群众不再是依法治税的被动受体,而是权利主体和最终归宿。申言之,依法治税观念之“新”,就在于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管理到法治,从治民之法到治权之法。

强化法治理念,践行税收法定原则。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总经理宫滨先生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入手。第一,良法善治。确保税法是良法,充分听取民众(纳税人)意见,使其合理诉求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和保障。第二,提高税法的确定性和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增强民众对税收的认同感,使其更愿意自觉纳税。第三,在执法层面上,压缩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体现执法的刚性。第四,严格执法,对违法者严加惩处,包括按照《税收征管法》执行0.5到5倍的罚款,对没有如实履行扣缴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处以0.5到3倍的罚款。

税收筹划的观念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确切的说是近十年以前,政府、立法和执法层面对于税收筹划都持有一个不太赞赏的态度,好像把税收筹划与政府的征管视为猫和老鼠的关系。这一看法如果是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的税法实际上还不健全。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之后,即我国的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意味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意味着,我国的税收法律在趋于完善国家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我国的企业纳税人越来越成熟。作为一个国家,税收筹划应该进一步完善,作为税收法律法规制度与税收征管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应该是现代税收法律体系以及征管体系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提出目前大家对税收筹划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国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税收筹划对于内涵的理解,主要是节税和避税。节税是没有多大风险的,避税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但是逃税是违法的。所以,过去对税收筹划存在误解,是因为按照传统理解,税收筹划就是帮着纳税人逃税,那么现在从这个概念,已经逐步走向清晰了。随着我们国家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新常态,大家对税收筹划的理解也应该适应这个转机,来重新理解、定位税收筹划,用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去对待税收筹划。作为政府,税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筹集财政收入。企业在税收筹划当中,很显然会与政府在这个目标上不同程度的产生一定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矛盾。在税收筹划过程当中,一些案例在法律上的审判或者鉴定,实际上对完善我国税法与我国税收的征管体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国家税务总局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认为对税收筹划的认识是一个过程,税收筹划本身就是一个守法、执法、司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法律对立起来的。税收筹划并不是用来逃税,帮助企业逃避税收负担的。现在我们所说的税收筹划是一个规范税收行为的组成部分。

中国税收筹划研究会会长、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丁芸教授提出,对税收筹划要有正确的认识,不是偷税、少交税。市场经济下利润的最大化,同时风险的最小化是企业的目标,税收筹划的存在是合理的。其一,关于税收筹划的合理性,关键是坚持遵守税收法律的原则。其二,税收筹划也是实现依法治税的形式,现在筹划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筹划的规范性,企业应当依法纳税,规范纳税行为,符合税收法定的原则。同时,税收筹划也对税收法律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三,税收筹划还可以形成良好的纳税环境,使人们了解税收法律,遵守税收法律。

税收筹划是涉税服务的重要内容。国家为了规范政府职能,取消了注册税务师的资格,但是涉税服务依然是中介服务的重要内容。专业性强,更新快,综合性强是涉税服务的特点。现在许多人的税收风险意识不强,对税收掌握不全面,程序有问题,筹划失败。在这些问题中,涉税服务是需要和税务部门进行沟通的。同时也应考虑征管法,提高专业水平,熟悉法规。才能促进涉税服务这一朝阳产业的发展。

“营改增”效应与税制改革

当前,“营改增”改革已经到了相对攻坚的阶段。企业、政府与研究机构都相对比较焦灼,已有的“营改增”企业税负是增还是减,后续如何推进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北京鑫税广通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进分享了“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他介绍了北京鑫税广通税务事务所作为试点事务所之一对信息技术服务业进行调研的情况。调研结果表明,“营改增”确实不是一概而论的减税,对某些企业而言并不是减税,对企业某个时间段也不是减税,有的企业税负降低,有的税负确实升高,比如物流业、会展业。对已经纳入“营改增”范围的企业,“营改增”带来的影响确实很大,有的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范围。王进将“营改增”影响的范围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在营业税下,企业的处理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增值税下成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则必须按照增值税的规定来处理,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要求较高,尤其是增值税发票的管理非常重要。第二就是企业涉税风险加大,风险意识要提高。伴随着“营改增”,最深的体会就是企业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这可能会涉及到企业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增值税是销项税减去进项税,销项税额能掌控,而进项税则涉及到是否能取得正确合法的抵扣凭证,决定了进项额的抵扣和风险的大小,取得以及认定合法的增值税发票增加了风险管理成本。企业要建立专门的税务管理体系,来防范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税务风险。第三就是现有的“营改增”政策还有许多未完善的地方。对于明年有的行业还要纳入“营改增”范围的,王进认为确实有一定难度,比如对于建筑业的甲供料问题,建筑业可能比较愿意取得甲供料,一方面质量有保障,另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抵扣。同时土地财政导致地价高,地价取得不了进项抵扣对房地产的“营改增”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对于国家改革的推进以及征纳矛盾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樊勇分析了“营改增”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营改增”会对企业有什么影响,“营改增”后企业税负又会怎样变化,如果企业税负增加,那么增加原因是什么?他指出对这个问题实务界和政府界的认识不一。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追至本源,即增值税的概念是什么。增值税的概念有税法上的概念和理论上的概念之分,税法上说销售货物、进口货物、提供劳务要征增值税,那么“营改增”后增值税概念就要发生改变,应该怎样去定义,这是一个问题,概念与实际二者之间的差别或许能够解决上述问题。

同时,樊勇还提出为什么要“营改增”这一问题。如果说增值税是中性的,它的中性特点体现在哪里?针对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从增值税是中性的特点来看。增值税可以消除重复征税,从而达到减税的目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企业的税负还是会增加?他还提出了“营改增”的风险问题,第一个就是纳税风险,纳税风险就是税负提高了,第二个就是管理风险提高了,应该如何管理风险以及筹划里最经典的一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这在实际是否有效。增值税里面是否需要优惠,按照欧洲的经验,增值税不应该有优惠,也不应该有多档税率,优惠对企业不一定是好事。从这些的问题出发,其指出应该加强在税收的基础理论方面应该加强研究。

《中国税务报》记者张剀建议借着全国人大上收立法权的机会,应该在“营改增”试点全面结束后把暂行了二十多年的增值税暂行条例顺势上升为法律,将它的一些基本规范、前瞻性规定和改革的成果以及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突破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张剀还建议建立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修订机制、年鉴制度,实现立法前调研、立法中听证,立法后要追踪,出现问题要修订,形成这样一个闭环回路,这样的话法律才会朝着高质量的目标迈进。

年终汇算清缴与税负控制策略

汇算清缴是对于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进行汇总计算,提供证据和材料的一个过程。企业所得税比较复杂,不仅涉及到所得税制度,也涉及到会计制度和准则,会计和税法之间差异还是存在的。同时我国税法亟待完善,税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存在着极大空间。这些都使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面临一定的风险,从而需要进行创新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税务硕士教育中心副主任李为人提出了汇算清缴工作包括以下风险:风险之一是补税及税收滞纳金的问题。纳税人由于对税收政策理解不到位,所以纳税人可能会少缴税款,但是由于税法规定,所以必须按期缴纳税款。风险之二是行政管理和刑事处罚风险,由于纳税人在税收清缴过程中主观上的逃税行为,但是由于企业所得税政策,后果会造成实质上的破坏,所以会造成行政或者刑事上的处罚。风险之三是由于纳税人对于政策理解偏差,多以纳税人缴纳税款多于应该缴纳的税款,这样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所以在清缴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所以需要规避这些风险,需要管理创新,在企业进行汇算清缴前,需要对收入、成本、费用损失等全部因素进行一个预算分析,比照企业当年的财税指标,及时发现所得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来降低税负,目的是让纳税人对于企业汇算清缴业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行有效的控制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司副巡视员焦瑞进针对企业税负的控制策略,谈到:首先,税负控制需要了解税负水平。第一,从宏观上了解税负水平。了解新常态下税负水平处在什么水平,从而稳定税负。第二,还要了解企业的税负水平。税负不仅代表的是税负和税基之间精确的比例关系,更是税收与经济数据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税负的参考值就非常丰富,比如宏观税负是税收相对于GDP的比值,而企业的税负是税收和营业收入的比值。企业或咨询公司要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了解自己的企业处在什么产业,以及对应的税负水平。因为我国的三个产业的企业全部税负和营业收入比值都是不同的。其次,要充分利用税收筹划。再次,充分认识税收优惠的目的。进行税收筹划、降低税负的前提是对国家政策有透彻的了解,哪些行业、产品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才会有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筹划的目的不是套用税收优惠政策,如果直接套用政策,导致企业没有利润,那这个税收筹划就是失败的筹划。最后,要充分掌握市场机制。目前看到的企业税负高低可能都是表面的、暂时的。进行税收筹划的目标不是一定要追去当前的税负最低,利润空间最大。因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某个企业的筹划空间比较大时,就会引来更多的投资,增加企业利润,但在非垄断性行业,就会有新的企业加入进来稀释已有企业的高额利润。在开放性的市场,单个企业成功的筹划案例会很快引来其他企业效仿,不能指望通过税收筹划就可以让单个企业保持在某个领域长期的优势。所以说,税负的高低不是绝对的,做税收筹划和税负控制的工作不是简单地追求企业的税负高低,而是要在一个好的策略、经营模式下,追求理想的净资产投资回报率。

经济“新常态”下的职业教育改革 篇3

当前，“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根据高层的解读，“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上述特征表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发展将从传统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到在兼顾速度的基础上，更加追求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创新以及普惠性的经济发展成果分配。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使职业教育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求，并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紧密协调、互相促进的关系，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

从国际的视角看，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提出了从重视经济快速发展到重视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普遍把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作为整个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强调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建立以学习者和企业为核心，面向全民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公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技能成为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改革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基础，强调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灵活性；二是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强调体系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三是以提高质量和促进流动性为核心，强调各层次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间的衔接沟通。如国际劳工组织在《G20国培训战略》中提出，要确保使所有公民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在工作世界和培训机构间建立紧密联系，使公民成长为适应劳动力市场迅速变化的技能型劳动力。

从根本上说，我国所提出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追求更加理性、更加稳定、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适应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先规模扩张、后逐渐注重内涵的改革过程。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模和架构已经形成，但在体系融通、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特色、与劳动力市场对接、吸引力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关键问题。针对此，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要改变以往过度重视规模和速度的改革发展模式，更加重视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良性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并积极推进职业院校办学、人才培养过程等职业教育具体实施层面的改革，最终实现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水平、能力、结构适应并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间形成新的协调关系。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篇4

关键词：新常态;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策略

前言

农业是我国三大支柱型产业之一，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科学合理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除此之外，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还应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新常态理念的提出，为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有利条件，传统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已不能满足当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要深入对新常态理念的认识，掌握新常态理念的主要特点，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新常态下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策略的研究。

1 新常态理念及其主要特点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篇5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述评

作者：韩洁 王立彬 何雨欣 何欣荣 《光明日报》（2015年01月09日 01版）

2014年，注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年。这一年，“新常态”成为海内外观察中国经济的一大热词，为中国经济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逻辑。

这一年，中国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总书记亲自挂帅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八次会议，重大改革接连推出，势如破竹。全年中央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中，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占了46个，经济生态领域改革重点突出，推进有序，取得积极进展。

勇于“自我革命” 行政体制改革打响“开头炮” 继2014年国务院首次常务会议将简政放权作为“开头炮”，1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2015年第一次常务会议，再次将开年的“开头炮”轰向审批，直指“审批难”的沉疴，释放出继续简政放权的强烈信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014年，面对“三期叠加”的新机遇、新挑战，简政放权拉开了深改元年的大幕，成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截至2014年底，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9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

——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层面政府核准事项量减少约76％；

——全面摸清并公布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较上年压缩了三分之一； ——完全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低价药品、电信业务资费等26项商品或服务价格； ——大力度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为企业和个人减负约100亿元。

简政放权，让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自2014年3月全面实施注册资本登记认缴制以来，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004.71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16.65％，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由改革前的6900户上升至现在的1.04万户，对稳增长、促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在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激发了市场创新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统筹科技资源，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向社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体制保障有了良好开端。

当前也要清醒认识到，简政放权仍存在下放权限“含金量”不高、政策落地不够畅通、事中事后监管不力等问题。

“简政放权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认识这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改革。”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说。

敢啃“硬骨头” 关键领域经济改革驶入“快车道”

2015年1月1日，有“经济宪法”之称的《预算法》正式实施，开启了政府依法理财的新局面，也将财税体制改革引向纵深。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2014年迈出重要的第一步——党中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份酝酿许久的改革方案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一年来，从完成《预算法》大修，打响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先头炮”，到加强“修明渠、堵暗道”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10省市开展地方政府性债务自发自还试点，构建旨在亮出政府全部“家底”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开。

与此同时，铁路运输、邮政服务和电信业纳入全国营改增试点；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在全国实施；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起草；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税制改革也有序推进。

改革春潮竞相涌流。2014年，除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土地、国企、价格等一系列以往想改不能改、想动未动的关键领域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强力推进下取得重大突破。

让静态的土地“流”起来，使沉睡的资源“活”起来——2014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破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按照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全国多地不断推进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年初，为此项改革铺垫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登记已在全国全面启动，农业部宣布力争五年内完成全部确权颁证工作。

国企改革稳慎推进。继上海在去年底率先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之后，约三分之二省份也出台相关改革方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和关联性改革方案正在深入研究。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推动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调整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根除按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

一年来，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改革组合拳打出，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谈判，健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序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4年收官之际，广东、天津、福建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我国自贸试验区“家族”的新成员。同步扩大的，还有运行一年多的上海自贸区试验区域。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2014年5月，总书记考察上海自贸区时曾如此表示。如今，试验区的“扩围”，彰显我国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以前进口生物样品的审批时间至少1个月，如今压缩到了3至5天。”设在上海自贸区内的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公司药明康德充分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一年来，该企业已进口实验用生物材料超过900批次，98％的样品都能在预定时间到达实验室。

一年来，一系列着眼改善民生的改革推出，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就业创业的税收政策、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

一系列重大改革的背后，是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精密部署。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自成立以来，先后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以及3次联络员会议、19次专题会议、32次改革工作协调会议，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研究，特别是专项小组组织20多个部门、60多人组成五个调研组，开展国有企业改革调研，并牵头形成了调研总报告，确保一项项重大改革有序推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总书记此前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的话表明此番关键领域改革之艰。

筑梦“APEC蓝”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迎难而上 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市环保局通报，2014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85.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全年PM2.5一级优天数达93天，同比增加22天。2015年北京提出，更大力度治理努力使PM2.5年均浓度同比下降5％左右。

“APEC蓝”，成为2014年最能体现百姓心声的词语。总书记在北京APEC会议上承诺要实现“APEC蓝”；国家发展改革委说，到2030年会实现“APEC蓝”；广大国民更是期盼它能早日到来。

自2014年2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以来，围绕中央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部署，各地区积极行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迎难而上，积极试点，稳慎探路。

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处罚力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强化节水准入，开展水权试点，出台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和国有林场改革方案，推动市县“多规合一”试点，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一项项改革探索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日益清晰。

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密不可分。当前雾霾频发等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建设中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也要统筹考虑经济体制改革，这样才能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二者放在一起，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改革规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资源统一保护和修复的重要性，以及对自然资源实施统一管护的思路。

2014年12月22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将于2015年3月1日起施行。全国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动产统一登记，无疑将进一步扫清自然资源统一管护的产权管理障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国，依法治污，正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

2014年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已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环境领域的基本大法将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实施统一的防治措施，释放出更强有力的环保监控信号。

此外，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就我国国土环境承载力问题作出了明确判断，更令业界人士高度关注，强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向污染宣战，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污染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减少高能耗、高排放工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第三产业，优化能源结构——新常态下的发展，将不再只有枯燥的GDP数字，而是更加注重百姓的生命健康、生活品质与生存环境。

走过2014，迎来2015。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中央确定的经济生态领域8个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综合性改革方案，目前除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通过，其余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等7个方案仍在等待出台。新一年，更需要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落到实处。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们将逐渐转变对经济增速的敏感。可以预见，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将与人们自身的“心常态”相互融合，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为中国经济社会描绘一幅更加壮美的时代画卷。

经济新常态有感 篇6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服务业正变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大力发展，产业结构正不断优化；区域结构的调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以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力进行，都体现了我们进入经济新常态。

2017年航母001A出坞下水，这是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建造的航空母舰；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2号”即将迎来首航；在贵州有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天空二号”，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越来越多的世界第一被中国拿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站上科技制高点，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底气，拥抱未来。基础科学是研究之母，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大力发展创新。锐意创新，敢为人先。我们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和保障。

中国的发展已经是世界瞩目，而我们应该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理念变革以及战略性转变。经济新常态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认识和适应新常态，积极作为，加快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境界。

而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在要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并且做到灵活运用，大学生只有基础知识扎实，在以后的工作中才能够遇到问题不慌张，做到游刃有余；其次我们应该要锻炼自己的适应社会能力，适者生存，生存才能发展，大学生只有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我们毕业后才能尽可能缩短自己的适应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还应该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也就是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有效处理、协调好自己与同学以及未来的同事的关系，不仅影响到一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状况，而且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效能；当然我们还应该提升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随着社会发展，基本做什么时都涉及到管理和组织，纯“书生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新常态下的新经济 篇7

合理区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

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两会期间备受关注的焦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6.5%-7%。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目标20年来首次设区间。李克强总理强调, 之所以设置一个弹性更大的目标区间, 是考虑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 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惠民生, 有6.5%-7%的增速就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考虑了诸多因素的区间目标, 更有张力, 更有弹性, 也更具操作性, 为宏观经济腾出了更灵活的调控空间, 体现了创新政府调控的新思路。

新经济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关键时期, 必须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培育壮大新动能, 加快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 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建设共享平台, 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 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 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是“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经济既是指互联网、新能源等具体产业, 更是指一种形态, 即“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中, 制造业和服务业常常是混在一块的, 设计制造营销一条龙;众创空间则进一步打破了专业界限及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划分界限, 促进了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 其中也孕育着“新经济”样态。

供给侧改革既做“加法”又做“减法”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既做减法, 又做加法,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是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 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 再建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 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支持分享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 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 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 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 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三是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消费品品质, 促进制造业升级, 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一批光网城市, 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

三大战略建立横向纵向经济轴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 以“三大战略”为引领, 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 培育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城市群和增长极。“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 这三大战略奠定了我国未来若干年的区域结构发展大格局。其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在多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最明显的是交通一体化;“一带一路”逐步推进, 企业有了更宽的国际视野, 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新空间;长江经济带则引领“绿色发展”, 努力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导向。

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适度扩大财政赤字, 主要用于减税降费,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 赤字率提高到3%。安排地方专项债券4000亿元, 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同时将实施三项举措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一是全面实施“营改增”, 从5月1日起, 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 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 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三是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 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稳增长深挖需求潜力

2015年,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6.4%,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 开拓发展更大空间。适度扩大需求总量, 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 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投资消费有机结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 补齐我国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今年要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000亿元;探索基础设施等资产证券化, 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完善PPP模式, 用好1800亿元引导基金。

“互联网+”树立九大风向标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强调了“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绿色生态八大行动方向, 而“互联网+”政务服务则由“互联网+”益民服务大框架中剥离上升为相对独立的行动方向, 构成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九大风向标。

工匠精神助推中国走向制造强国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工匠精神”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社会各界均对“工匠精神”表示了认可与支持, 认为弘扬“工匠精神”将有助于带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 而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将带动产品及企业更加具备创新性更加追求极致化体验, 更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 并倡导整个社会尊重工匠尊重品牌, 形成良好的价值风尚。

国企改革实施股权多元化

2016年是国企改革大年,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 创新发展一批, 重组整合一批, 清理退出一批。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 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深化企业用人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与市场化选任方式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制度;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金融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发展民营银行, 启动投贷联动试点;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适时启动“深港通”;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绿色发展重拳治理雾霾和水污染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一是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增加天然气供应, 完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发展扶持政策, 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在重点区域实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 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 强化环境保护。二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三是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人地钱”挂钩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今年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城镇落户条件, 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二是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 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 适应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三是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篇8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改革

一、 新常态：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阶段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新特征、新态势，面临的根本任务和最大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1. 新常态的根本任务：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新常态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增速下降。从2011年起，中国经济结束了1978年以来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增速连续下降，2015年降至6.9%。事实上，高基数导致增速下降是客观规律。经济增长放缓背后是新旧发展动能正在转换。

在供给侧，一是以劳动力、资源、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为主的传统比较优势越来越弱，但以人口质量、科技创新为主的新兴比较优势仍在培育过程中，导致生产率提高遇到瓶颈；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中低端商品供给普遍过剩，供给体系效率下降，缺乏新经济增长点。在需求侧，一是经过三十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中国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投资需求下降；二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从主要追求数量向追求品质转变，国内市场难以充分满足，造成内需受到抑制；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海外市场需求不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新常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必经阶段。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供需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资源环境的约束，使中国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保持粗放型发展方式。新常态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

2. 新常态的最大挑战：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问题。当前的世情、国情较改革开放之初发生重大变化。长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过去促进了经济快速起飞，但也积累了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重大结构性问题，这是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大挑战。优化经济结构，把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以此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的必然选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的根本转变入手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制约政府“权力任性”，矫正以前过度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通过完善市场体系，理顺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以结构优化促进新一轮总量增长，提高发展质量。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的基本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大势所趋，其“三位一体”的基本逻辑是供给管理、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1. 强调供给管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刺激总需求，通过需求管理拉动经济增长。但总量刺激不能有效化解结构矛盾，过度使用会带来固化原有产业结构和扭曲市场需求的后果，产能过剩正是这一后果的表现。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在需求侧，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消费者需求更趋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过去以同质化、中低端商品为主的供给结构没有适应需求变化，进而导致了供需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严重，很多消费品积压滞销；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国内买不到价格合适的高品质商品，不惜重金全球“海淘”。2015年中国人境外消费达1.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试想，如果把超万亿的境外消费规模引导回流至国内，那将激发多少企业的活力，创造多少就业？因此，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心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升级，促进“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逐步让中国企业为国人提供更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2. 强调结构调整，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结构优化是总量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当重大结构性矛盾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即使通过总量刺激保证了一时增长，效果也难以持续，而且会使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增加未来“硬着陆”的风险。过去遇到经济下行风险时，我国的主要对策是通过扩大政府性投資和宽松货币政策全面刺激经济。实践证明，新常态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2015年，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80个，总投资达2.5万亿元，央行多次降息降准。但种种刺激措施依然难改经济下行态势。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总量刺激的路径依赖，强调结构调整，重点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重塑供给结构，促进供需适应。总量刺激主要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是主角。但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是资源重新配置的市场过程，要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企业比政府更了解市场需求，而且更尊重市场规律，会在价格机制的指引下改变生产要素投向，主观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客观上促进要素优化配置。通过无数次“试错”，成功的企业获利，失败的企业亏损，由此向市场传递信息，探索出结构调整的方向。市场机制是供给体系纠正资源错配成本最低的选择。

3. 强调深化改革，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是改革。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如“僵尸企业”出清困难、房地产库存难以消化、债务杠杆风险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济发展短板依然明显等，归根到底都是体制机制弊端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创新。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是政府主导、权力配置，由此造成官本经济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在心理上容易对威权产生依赖，往往主观地认为“没有政府办不成的事”。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使政府形成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政府常常在干预经济时表现出致命的自负。在不少地方，政府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发动者，也是产能过剩的始作俑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政府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在公共服务上多做“加法”，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通过限制“权力任性”激发市场活力。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虽然会带来一定社会“阵痛”，但如果不推进，经济社会的“病情”会越来越重。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會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具体实施路径上，至少要把握好以下四点：

1. 创造稳定惠民的宏观政策环境，防控经济波动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过程，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在全面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的情况下，更要避免短期刺激向市场发出错误信号，干扰调结构、转方式的市场过程。这就要求决策者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家发现过程，给予市场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完成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从政策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立足供给管理，从服务政府性投资向大力改善民生转型。需求管理主张扩大赤字，加强政府性投资；而供给管理主张放权减税，鼓励企业自发投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财政政策要积极适度，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新产生的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让利惠民，促进企业合理配置生产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在总体稳健的前提下根据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保持适度灵活，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避免通胀或通缩干扰价格机制，影响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要统筹运用各类工具提高精准度，促进金融业更有针对性地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短期小幅经济波动难以避免，我们要经得起结构调整的阵痛，不能为追求短期目标延缓改革和转型进程，不能通过再度全面刺激饮鸩止渴，否则将来可能陷入“衰退—刺激—再衰退”的恶性循环。但要明确的是，结构性改革之目的最终还是要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经济波动风险要在可控范围之内。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就必须果断采取综合性措施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过度失速影响社会稳定。

2. 让市场决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产业政策积极转型。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最大的区别是主体不同。尽管政府具有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供给质量的愿景，但政府不能事先预知最优产业结构，不会比企业更关注市场和尊重市场规律，也不具有有效的调节手段，因此不宜成为调结构主体。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过度干预、扭曲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造成的。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价格涨落激励企业家，促成竞争性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企业家对利润的“警觉”而非政府的“愿景”所启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用行政手段“调结构”，更不是搞所谓新的“计划经济”。恰恰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惯性思维，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让市场决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其中关键是市场决定价格，让价格相对准确地向企业传递市场信息，放手让企业调结构。一旦价格扭曲，则市场必然失效。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价格改革力度，尽快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全面取消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价格管制，逐步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价格。

在产业政策方面，政策取向要根据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进行重大调整，从干预、替代市场向维护、增进市场转型。过去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国家发改委以目录形式把鼓励、限制和淘汰的产业具体到某一型号的产品，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广泛而细致。未来产业政策要从理念到措施都积极转型，更加注重功能性特征，严格限定调控范围，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政策取向以促进竞争和扩展市场为目标，致力于增强市场机能、保护市场过程，而不是政府去确定具体项目，或用公共资源直接投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企业。

3. 以放权减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改革“明规则”同时消除“潜规则”。减税刺激生产是供给经济学的理论精髓。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调结构的主体，企业有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有动力。企业活力来自利润的刺激，虽然企业主观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客观上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使供需结构对接。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企业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的余额。保证利润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增加收入，二是降低成本。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企业增加收入面临很大困难，降低成本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中央正是基于这一点把“降成本”列为结构性改革的一大任务。

首先要从“明规则”入手，通过实施规模更大、受益更广、措施更精准的减税降费措施向企业让利，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腾挪出更多的资金创新产品供给。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定向减税政策，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明显降低，但总税负仍有下调空间。2016年营改增改革将全面完成，要加快制定特定行业采取过渡性措施，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在税制改革方面，研究完善有利于大众创新创业的税收政策体系。对初创期企业、高科技企业、节能环保企业等创新创业活动的投资进行税收减免优惠，帮助新企业、新业态迅速成长。

其次要消除“潜规则”对企业利益的侵蚀，明确政府权责，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净化创新创业环境。要加快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在全面梳理、调整清理现有行政职权的基础上，及时公布政府权力清单，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建立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职权与对应责任。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严惩政府工作人员设租、寻租以及慵懒怠政行为。让人民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少跑腿、不添堵，最大限度地减少居民创新创业的行政成本。

4. 在制度供给和公共产品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政府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創造适宜的制度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例如，要做好市场的“维护者”，而非“干预者”，特别是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自由流通，让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提高供给体系有效性。房地产去库存不能仅通过货币驱动和政策刺激，而要把握城镇化红利，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让常年在城镇居住、工作的人户分离人口逐步取得落户资格，享受市民权利，坚定其买房定居的信念。让这些“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成为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巨大力量，让人口城镇化追赶上土地城镇化的脚步。在需求侧，发挥收入政策的积极作用，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消费结构，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为适应消费结构而调整，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公共产品领域，要强化政府支出责任，通过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缓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社会阵痛，减少居民创业和消费的后顾之忧。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必然会对社会带来一定冲击，政府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稳妥实施配套政策，守住民生底线。一方面要发挥好社会保障制度的托底作用，保障去产能过程中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对个别产能过剩严重、地方财政困难的地区，中央财政应从统筹全国的角度出发，进行定向支援，帮助其渡过难关。另一方面要支持接续产业发展，加大对再就业培训的投入和补贴，把下岗人员再转化为接续产业新的人力资本。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要根据社会发展适时提高，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让居民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创新创业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转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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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珂.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论文，2014.

[3] 康珂.“新常态”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N].证券时报，2014-11-07（A8）.

[4] 康珂.供给侧改革要明确企业主体地位[N].证券时报，2015-12-10（A3）.

[5] 康珂，周幼曼.供给学派与中国经济转型[J].理论研究，2013，（6）：18-21，41.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环境约束视阈下的我国工业增长绩效、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问题研究”（项目号：15CJY042）。

作者简介：康珂（1987-），男，汉族，河南省伊川县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培养金融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货币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