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共7篇）
纵观中国历史，也不乏英雄人物。霍去病屡立战功，获得了高官厚禄，但他把个人的享受搁在一边，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河西战役胜利后，汉武帝为了奖励他的卓越战功，特意命人在长安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住宅，叫他去看看是否满意。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气概豪壮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传诵千古的名言就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霍去病在显贵的待遇和面对国家的责任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同样是面对两条路径的莫扎特，摆脱皇室音乐家的束缚与教条，选择了作自己喜欢的音乐的道路。在当时，成为皇室音乐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差啊！生活可以无忧无虑，一条路走下去畅通无阻。可在面对这条道路时，莫扎特不屑踏上去，而是开辟自己另一条崎岖小道。在他的音乐道路上，他一路受贫穷的困扰，可他毅然坚持，并写下无数动人的名曲。最终，他伴着未完成的《安魂曲》走完了这条小路。但他给世人带来的却是一首首欢快动人的伟大作品。
面对黑暗社会的麻木人民，鲁迅放弃了学医的路，选择从文这条路径；李白放弃了皇帝身边衣食无忧的生活，选择离开的路；卡夫卡放弃了与未婚妻白头偕老的美好生活，选择坚守自己写作风格的路径；面对残忍的宫刑与死亡这两条路，司马迁选择忍辱负重，写下流芳千古的史书……这许许多多伟大的人在面对两条不同的路径时，选择坚持自己的真理。尽管坚持真理的路径有时会泥泞、崎岖，但他们都一路走了下来。因为这是他们所信仰的，所坚持的。等到他们死后，留下无限辉煌的伟大成就！这些因坚持自己的真理而选择自己路径的人值得后人永远瞻仰与学习！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的财富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我国各行业普遍追求的目标。然而, 在我国水彩界, 视趋利仍为异出, 被视为阻碍水彩画发展的一大障碍。水彩艺术之趋利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促进水彩事业的发展, 提高水彩认知度, 也可以把它引向平庸化, 低俗化。怎样平衡这一态势, 使之成为促进水彩艺术发展的动力, 而又保持正确的艺术发展方向,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水彩画的现状及问题
水彩画在中国已有百余年历程, 期间取得成就有目共睹, 无论艺术水平、理论认识还是创作基数虽都有很大提升, 但仍属于发展形成时期。在这一百年的发展中, 我国的水彩画面貌现已趋形成,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表现为全国性和省市级水彩学术交流及展览层现, 各级水彩画学会林立, 学术研讨会也频繁举行, 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水彩画家和作品。尤其从第六届全国美展水彩画单列展区以来已历6届, 作品的题材、风格面貌和画幅尺寸限度逐渐拓宽, 水彩队伍不断壮大, 艺术水平显著提高。但是, 水彩画在我国的现状, 仍属底子较薄、阶层较低、创作题材较窄, 发展相对滞后, 为不少业内人士难以乐观。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重技轻意:水彩画因其技术性要求颇高, 掌握难度大, 效果丰富多彩, 琳琅满目, 很容易使画家陷入追求技法的泥沼, 成为一个个为技法而技法技艺超群的专家, 缺少的恰恰是绘画本身所应具有的艺术内涵;其二、得意忘“型”:水彩画的造型历来就有个“定论”, 即水彩善画光色而难具造型分量, 中国的水彩画造型艺术明显得力于东方水墨韵味观念的渗化, 一直倾向于抒情、随意、以意写形的手法, 但是, 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普遍的造型能力较弱, 基本功不扎实的问题;其三、意识落后:水彩画在我国的普及程度可以称得上大画种, 可是在当今中国画坛上, 其学术价值、艺术地位又由于观念意识的开拓性不足常常归于小画种之列;其四、趋同从众:中国人似乎具有趋同的性情, 当一个人稍微表现或探索一种好的形式或题材, 便会出现诸多趋之若鹜的“追随者”, 失去对水彩本体语言上的探索与深化发展, 继而失去表现更加丰富内容的激情, 造成题材、内容、审美感受的偏窄。
二、水彩现状的深层缺失
以上所描述的问题只是中国水彩画创作现状的表面, 挖掘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缺失,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才能更好的推动我国水彩画的发展。
首先是趋利。趋利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水彩作品意味的商业化, 画家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改变艺术追求目标。水彩画变成商品, 本身有利于水彩画的发展, 但是作品风格、意味的商品化就不是件好事了, 原因在于作者会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改变自己的风格样式, 从而失去对艺术本质的追求, 使作品流于庸俗化。另一种是功利之“利”, 画家出于参展、评奖、被认可等功利目的, 刻意迎合一些人和形势的口味, 忽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个性化审美体验。广州的干果橘子风貌, 湖北的青瓷细布风格, 展览中传承的“破铜烂铁”风气、少数民族风情等, 真犹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层出不穷。借鉴学习是必要的, 刻意效仿便有伤风化。当水彩画的特性成为一种准则时, 画家便失去对水彩本体语言上的探索与深化发展, 继而失去表现更加丰富内容的激情, 造成题材、内容、审美感受的偏窄。
其次是开拓性不足, 流于模仿。这种不足和模仿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问题四中说所的风格趋同和对优秀形式语言的模仿。另一种是重复其他画种的艺术发展道路, 尤其是西方油画。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朝夕能够解决的, 模仿和借鉴的界限也不明确, 但是中国水彩正在研究和解决的许多问题, 是西方美术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解决的问题这一现象是不争的事实。
再次是作品缺乏人文关怀、生命关怀和思想、情感的震撼。我国目前大部分水彩作品的题材面较狭窄, 乐津与逸笔草草的小品之中, 承载生活的含量不足。尽管这里面不乏好的因素, 但整体上分量太轻, 许多作品内容空乏, 表现柔弱, 感情苍白, 思想贫乏, 缺少社会容量, 感召力不强, 难以启开观念深层的审美意识, 画种自身的巨大文化表现功能也难以发挥。原因就在于画家缺乏深层次的情感关怀, 作品难以引起观众心灵上的共鸣。任何一副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的审美、修养、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完美体现, 如果偏离这一点就会削弱探索的意义, 表现在脱离对生活的观察, 敏锐感受的丧失以及对本体语言深化潜力的挖掘。
三、趋利与利的协调与平衡
当前, 很多院校都开设了水彩画系, 水彩专业, 但水彩专业学生的出路在哪里, 却使多数校方讳莫如深, 也是多数挚爱水彩的艺术家尽量规避的问题。把水彩作为主要专业谋生的除了一些学校的教师、水彩协会的专员外, 我还没见到另外的生存方式。多数是毕业就转行, 把水彩专业的知识作为美术基础来用, 这本身倒无可厚非, 但至少说明单靠水彩谋生是没有出路的。难道我们办学宗旨就是这样的吗?我们怎样才能把水彩培育成能为艺术家谋利、谋生的一种艺术形式, 成为喜闻乐见、趋之若鹜、广泛接受的艺术形式?我们常见到人们愿意花大价钱买工艺品做装饰, 也不愿收藏相同价钱的水彩画, 这种意识的差异又在哪里?
前面分析的趋利是其对艺术发展的弊端, 而从另一种角度来讲, 趋利也能给水彩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首先, 利益的回报可以调动艺术家积极性和主动性。艺术创造是一项美的劳动, 是社会分工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纯粹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没有生活物质保障的艺术, 也许会有璀璨的光芒, 但往往会以艺术主体的生命为代价, 那是一种布道者的精神, 却不是艺术大众的生命追求。作为多数的艺术前进道路上的基石, 或是基石中催生出来的佼佼者, 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艺术生活道路上的欣慰和满足, 是艺术与生活质量的协调和互动。当艺术家能从劳动中获得一定的功利回报和利益满足, 他们不但能从生活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也能有条件获得更好的创作资源, 将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和活力。
其次, 趋利可以提高水彩艺术的社会认知度。想得到某种利益的回报, 就必须走出尖塔, 宣传、推广使人认识它, 进而接受它, 就如品牌的推介, 商品的广告。这种推广的过程, 单靠组织几个展览是不够的, 也许每个有这种利益意识的都会参与期中。在这过程中, 人们不但能够深切地感受水彩作品的使用价值, 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到水彩的艺术魅力, 从而使水彩艺术的社会认知度得到提高。反过来, 当这种社会受众基础广时, 整体的审美层次也会逐步提高, 同时, 社会需求大也能通过竞争相互促进。这种状态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过程中显而易见, 历史上, 17世纪荷兰小画派的繁荣和兴盛也是一种趋利的见证。
再次, 趋利促进水彩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将形成水彩艺术发展的良性循环。水彩画作品本身既是传达感情、审美鉴赏的艺术品和收藏品, 也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当前两个条件完成的同时, 水彩艺术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也随之而来, 这种繁荣和发展也将催生出一批批新的水彩艺术家和从业者, 水彩艺术的形式也将会得到多样性拓展。
当然, 在艺术追求的过程中, 不能一味追求单纯的利益、迎合市场而放弃艺术发展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社会趋势中,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受众都应该思考我们的社会到底
探究“解构主义”
孙臣 (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景德镇333000)
摘要:解构主义建筑注重变化推理和随机的统一, 即对现有规划约定进行颠倒和反转, 它除了解除对象的隶属之外, 还强调对片段的组合突破原有限制, 使得新的体制具有解体与建构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解构主义;分解;德里达;屈米
一、解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解构主义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在19世纪末, 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尤其是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股质疑理性与颠覆传统的思潮, 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还有两股重要的思想运动深深地影响了解构主义, 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在这个影响下的1967年前后, 雅克德里达提出了解构主义的一系列理论, 在德里达看来, 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 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 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 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这里解释下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 即逻辑, 它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定律, 违背逻辑就意味着选择谬误。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 而是一种踪迹。它难以限定, 无形无踪, 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 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 或被确定为是什么, 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
其次, 解构主义的出现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并不是偶然的,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寻找新的艺术形式来寄寓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而又不为既定语言所接受的新的感觉。语言的突破必然带来感知方式的改变, 这也体现在创作过程从逻辑的必然性——强加于公众的预定秩序中挣脱出来, 以求在即兴的偶然机遇中找到与心理意识、机构对应的原型, 而就在这种对应的原型中, 建筑或绘画与人融为一体。
解构主义领袖雅克·德里达, 这个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 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 对自尼采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然而, 一直以来对它没有统一的见解。有人说它是反构成主义或反结构主义, 也有人说它是要唤醒一种新的审美意识, 对长期被排斥在正统观念之外的冲突, 破裂, 不平衡, 不稳定的组合形式给以肯定。
解构主义认为, 从古希腊的伊瑞克先神庙, 到哥特时期的巴黎圣母院教堂, 建筑的对比、张力、破裂的形象日益明显, 解构主义就是要将建筑创作中那隐匿的、潜在的或被迫从属的形式特征加以强化, 以正面的形式特征突出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解构主义的创作方法
解构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多样性, 例如用分解和组合的形式来表示时间非延续性, 把建筑物重新拆分后再重新组合, 即它通过一些层次变化、图像构成、增减等手法来表现分割、片段, 这种不完整的构图方式对现存规则进行颠覆。
解构主义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去看一个形式中的二元对立 (比需要怎样的艺术和怎样的审美, 怎样让我们的作品承载更多的人文关怀, 思想内涵, 从而具有人性化的“生命的温度”1?在个体之利与水彩发展之利的平衡中, 我们还有很多的课题, 如个人利益与个性创作原则的结合、艺术发展规律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等等需要深化。但总的来说, 趋利如同洪流, 不应去堵, 而应疏流, 引导到正常的渠道, 使之为我所用, 营造个人之利, 水彩发展之利。
如说, 男与女、美与丑等) , 并且呈现出这两个对立的面向, 然而事实上, 二元是不可能完全独立存在的, 并不能简单的把他们合二为一。根据这个理论, 我们知道这些分类实际上不是以任何固定或绝对的形式存在着的。解构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反中心, 反权威, 反二元对抗, 反非对即错的理论。
从而我们不难看出解构主义具有较强烈的开拓意识, 并以其激进, 甚至是破坏性的思想及理论, 尝试从根本上动摇或推翻传统文化体系, 因而, 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难以被人理解, 甚至人们的争议。从哲学上说这就是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关系吧。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形成是在80年代左右, 最初在法国掀起“解构主义”风潮。解构主义的创作活动, 主要面向对几何纯洁性的质疑, 对功能主义, 象征主义的质疑, 对传统文化漫不经心与玩世不恭, 企图创造一种目前还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新文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解构主义建筑更是以其“未来文化”独特魅力征服了无数的观众,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享誉世界的解构主义建筑设计名家及其作品。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屈米认为:“建筑师不仅仅是设计某种形式, 而是创造社会性的公共空间。建筑设计并不是一种有关形式的知识, 而是探索世界的知识形式。屈米设计的巴黎维莱特公园, 新卫城博物馆是其代表作。”
屈米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 在维莱特公园的规划设计中, 采用反中心、反统一的分离战略, 即让建筑的任何部位都不能成为自我完善的整体, 因而采用片断、叠置的手法, 去触发分离的力量, 从而使空间的整体感得以消失, 公园中的点、线、面系统和所谓的“红色块”, 就是反映他创作观念的重要作品。
三、结论
综上所属, 解构主义建筑师屈米提出的三项设计原则是:
(1) 把“综合”现象改为“分解”现象;
(2) 排斥传统的使用与形式间的对立, 转向两者的叠合或并列;
(3) 强调片段的叠合及组合, 使分解的力量突破原限制, 提出新的定义
总之, 反权威、反中心, 反二元对抗, 反非是即错的理论是解构主义的最大特色。这对我们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解构主义建筑来说, 由于它主要强调变化、推理与随机的统一, 这对现有的建筑规划具有一定的颠覆性, 不仅给观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更保持了建筑物的多样性, 创立了新的体制。故它不是虚无的破坏, 也不是片面的重组过程, 而是具有解体与建构的双重意义。在时下的中国, 都市建筑物正是需要这样一种解构创新。
孙臣 (1987-5) 男, 汉族, 江苏徐州人, 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 09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陶瓷历史与理论。
参考文献
[1].陈坚.在自省中成长——对当代中国水彩艺术的守望.《世界艺术》.2011年8月.
[1]陈坚:在自省中成长——对当代中国水彩艺术的守望, 《世界艺术》, 2011年8月。
[2]陈志平:“继承与发展——对中国水彩画现状的思考”, 《中国水彩》, 2005年第29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组织代表团到美国考察社保制度模式，到当下逐步走出符合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社保之路，周弘认为：“一味追求借鉴某一种模式已不重要，而且以中国复杂的社会业态，简单照搬哪个国家社保模式都不行，唯有脚踏实地研究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互助共济的社会保障模式。”
世界经济危机不是社保的错
“最近我们在做一件事，评估金融危机对社保的影响。”追根溯源，周弘从回顾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入手进行解析。英国《济贫法》的颁布，代表着世界社保业的萌芽，以德国俾斯麦政府的社会保险制度为标志，世界社保进入形成阶段。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国家开始更多干预经济，自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起，各种各样的保险制度出台，社保开启建制、传播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思想家也在反省资本主义制度。战争即止，饱受战争影响，伤、残、病、死、穷等问题特别突出的英国，率先于1948年全面完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性待遇首先被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得以确立。此后各国均宣布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社会保障进入全面发展和完善的黄金时期。周弘讲道：“在这一阶段，虽然每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太一样，从而形成形式各异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但社保业是伴随着经济同步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向上走的、国家化的。国家干预社会，在思想观念上得到了正确的证明。”
1973年10月16日，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爆发。上世纪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逆转社保业原本向上浮动的曲线。七十年代后期，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出现情愿失业不愿就业的现象，福利制度“养懒汉”的声音传出。1980年，里根接任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主导，世界银行进行结构调整和市场化，“社保业从那时开始就走下坡路”，各国政府开始着手对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改革与调整，政策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增加社会保障税收、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私营化等。
整个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使她认为死板的英国经济得以重现一点儿生机，撒切尔夫人将此都归功于新自由主义。改革趋势蔓延至整个大陆欧洲，但因欧洲各国体制结构不一样，进展缓慢。周弘进一步解释道：“当时《劳动法》严密的德国被嘲笑为‘欧洲病夫’，劳动者懈怠，改革又推进缓慢。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瑞典采取结构性改革，德国也紧随其后，基本方向是去国家化，引入更多市场机制，因此世界社保业呈现的是国家化—市场化的曲线。”
“社会保障的削减和市场化，并没有阻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周弘强调到，“现在很多人都讲，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欧洲发生欧债危机，全是福利国家的错，但我们看到福利国家对社保的削减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的，并不是从这场经济危机之后。但2008年后，西方多国还是痛定思痛，认为政府作用太大，严重超发，因此持续削减社保和公共财政支出。”
在《國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保障发展趋势》中，周弘写到，自2010年起，各福利国家普遍把削减财政赤字、确保财政稳健、实现预算平衡作为主要的政策措施，纷纷用紧缩取代了先前的扩张政策，减支增收、开源节流成为大势所趋；福利增加也相应地被持续的福利紧缩所代替。紧缩涉及到养老、医疗、失业、家庭政策（妇女和儿童福利）等社会保障的各领域。
“因此，虽然不是社保导致了金融危机，但社保业发展的曲线却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缓解不断下行。”在周弘认为，解读这一现象并非易事。这也就是说，社保再减下去是否会对经济有良性促进作用？当继续削减对经济仍旧不利时，是否要想其他办法？
“现在看来，社会保障是有上限的，否则社会就会失去活力。社保削减也有底限，这个底限不仅是百姓生活问题突出，社会失稳，而且减社保仍旧刺激不了经济增长，因此政策上也需要有新的调整。”据周弘观察，西方国家社保削减的底限初露端倪。“自去年以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不断提出欧洲央行搞量化宽松，均贫富；就在本月，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讲社保是社会支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是觉得继续削减社保不行，因此再量化宽松，往上托一托。我们应该关注这种调整。经济危机不是社保的错，但社保对经济是有影响的。在促进全民积极就业、促进产业调整、维持社会安定、刺激社会消费等方面，社保一直对经济有作用。社保的积极作用、消极作用都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
全球化思维下的复合型社保
“现在经济是全球化的，而我们的福利是国家化的，两者出现了错位。这就意味着边界之外我们管不到的事情，已经开始影响边界以内的生活。”这是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内容。在周弘看来，这正是世界社保业发展第二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即经济全球化对社保的影响。
周弘提出：“未来社保结构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保。”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本要素是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福特制”这种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以大厂房、重工业、工会制为特色的社会。周弘进一步讲道：“‘五险一金’就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化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在全球化进程中，有的国家速度快，有的速度慢，我们一天到晚说全球化，但是真正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并不多。”而当下全球化又逢信息化，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已经迈进后工业时代，就业灵活性极大增强，在家里利用个人电脑通过网络工作、到世界各国‘周游’就业越发普遍……当国民素质没有达到高度自觉时，要设计怎样的制度，才能更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复合型社保需求，将“置身社保圈之外”的人纳入其中，都是对世界社保制度设计提出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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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从前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所有业态全部共存，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大，目前各群体社保制度也各有不同，例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双轨制”、农村和城市居民养老待遇的差别、同在企业内部正式工与劳务派遣工的差别、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等等，社保制度设置更具复杂性。周弘曾在一次政协会议发言中提出，“在这样复杂社会结构下，想要做到真正的社会公平，令所有百姓公平享受到劳动所得，不让任何人掉到贫困线以下，需要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
如何以科学的思维、开放的视野，建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保制度？周弘坦言：“面对社保‘碎片化’的不争事实，我们应该真正脚踏实地研究中国就业状况，如果面对农村，那么就要搞清楚一个农民有多少时间在农地里，有多少时间是外出流动打工赚钱，其收入中多大比例从农业中获得……做到这些并没有技术上的难度，只有脚踏实地实地调研、计算，朝着一个方向而非强调同步，如此才能织出一张真正适合各个社会业态人群的社会保障网。”
突破观念、探求效率，建设中国社保模式
1986年4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追昔抚今，曾作为翻译随中国代表团赴美调研、学习社保经验，并由此结缘世界社保领域研究的周弘总结道：“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保制度没有间断地向外国学习，这一回顾其实应该是一篇学术大文章。其间也不断有讨论说学美国还是德国社保模式，现在看都已不重要，每个国家国情差别太大，因此简单地抄哪个国家模式都不行。眼下最被热议的供给侧改革同样需要被应用在社保领域，在社保领域里，供给侧改革有很多问题要讨论，要在理论层面上有极度反思，建设中国社保模式。”
周弘继续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任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李嵩带领大家写了一本《西欧社会保障制度》，周弘负责三章：理论、起源、和制度比较。但是真正懂得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际，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再分配，不是有效劳动、无效劳动，而是需要每个人承担责任，需要在进入竞争机制后国家托底。而后慢慢搞保险，涵盖的人群面越来越广，从小到大渐成规模。“但直到今天，我们在面对社保制度统筹的大课题时，仍旧有观念滞后问题。例如谈到工人，只要看是否定期缴费，是否面对工伤风险、是否需要退休等问题，只要答案是肯定的，就应该被纳入社保体系，而無需再看是他是国有企业工人还是集体企业工人，甚至农民如果长期从事劳动工人工作，也应该被一视同仁。所以就是我们研究时，一定要打破观念界限，根据事情本来的面目进行研究。”
同样在供给侧改革层面，周弘认为还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她另举一例：“关于社保费率问题，我在不止一个场合提出费率过高，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就容易导致企业逃避，逃不掉的企业背负负担过重，影响效率。按照我国现有社会发展水平，确实应该减费率，但如何减，减到什么程度，收入减少后支出是否相应减少，涉及的中间环节该怎样处理……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到社保效率的问题，一项政策出台的背后，是一连串严密的哲学思维，不能简单为之。面对供给侧改革，我们应该大量讨论效率问题，效率问题就是政府的能力。”
周弘分析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不再对社会保障大包大揽，加强各种力量的合作，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大势所趋。反观中国，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我国早已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但是发展比较缓慢。截至2014年末，在全国1500多万个企业中只有73300多个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覆盖的职工人数只有2200多万，积累的基金为7000多亿元。总体上看，企业年金在覆盖职工总量和企业的规模等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此外，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了一些面向公众的养老保险或年金产品，但是覆盖面以及资金的规模都还比较小。
“如果政府不能比市场做得好，那是不是可以转到市场？如果市场层面做不好，政府要再思考。从国外经验和中国现状可以看出，未来，应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形成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提出“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作为社会发展的兜底保障，打破观念的藩篱，建立健全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 李娜
地权与君权的一体化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土地所有权和君权很早就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诗背景虽是周代推行的分封制与井田制，但用来描述后世君主集权日益加强的皇帝时代也非常合适，因此成为被历代学者广泛称引的经典诗句。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而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周天子由此实现了由“诸侯之长”到“诸侯之君”的飞跃。后世更以郡县制加强君主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促进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可以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与土地分配制度的发展史，也就是历代帝王强化自己土地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历史。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面对空前辽阔的疆域，周人采取了适应形势需要的政治体制，实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史上的一次飞跃。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被后人评价为“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周天子权力衰微，列国内部权力下移，新兴势力开始夺取政权，中央集权体制开始确立，国家走向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由此可见，政治体制与土地制度在本质上密切关联，二者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土地问题诱发政治变革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可以获得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认识：政权更迭往往以土地问题为诱因，而几次比较重要的地方行政体制、土地分配与赋税制度改革都发生在政权更迭或统治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候。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哀帝时由师丹等人提出的限田限奴方案也因为外戚、宠臣的阻挠而流产。西汉政府对土地兼并反应迟缓，在一定程度上为王莽夺权埋下了伏笔。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采取改革措施，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并统一后，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延续了隋朝时期的改革，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开创了中国政区沿革史上道和府的建制，又设羁縻州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已经推行两百多年的均田制。唐代对土地行政权力和分配制度的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推进到更高的水平。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为依托的均田制度也随之走向消亡，继之而起的两税法由于没有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这一基础，因此并不能挽回唐王朝的发展颓势。此后，北宋政权在国家基本统一后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通过知州、转运使等的设置，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土地的绝对控制与支配是核心
由上可见，无论是战国秦汉还是唐宋时期的变革，关注的核心都是土地问题，强调的都是以帝王为首的中央政权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与支配权，由此而实行的地方权力机制、土地分配与赋役征发制度决定着这些王朝的政治走向。之后的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元代的行省、明代的三司都体现了这一点。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黄册和鱼鳞图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对国家政权、民族融合与交流都有影响。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二者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采取措施进行协调或局部调整，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高中政治文化生活易错点
49. 科学文化修养提高了，思想道德修养也就相应提高了。(×)
分析：良好的科学文化修养，有利于促进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但它不是促进思想道德修养提高的充分条件。
50. 文化是个人成长的催化剂。 (×)
分析：文化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之分，只有先进的、健康的文化才是个人成长的催化剂。
51. 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基础。 (×)
分析：在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物质力量是基础，具有重要地位，文化软实力不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52. 当前的国际竞争以文化竞争为主。 (×)
分析：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但是并不是以文化竞争为主，而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主。
53.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无法选择的。(×)
分析：人有主观能动性，人们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影响，往往是自觉学习、主动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
54. 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指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完全不同。(×)
分析：文化的多样性不是指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完全不同。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实践有其共性，有普遍的规律，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
55. 尊重文化多样性就是承认和保护一切文化。 (×)
分析：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但不等于说所有文化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一些腐朽的、庸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将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的进步。
56. 大众传媒的发展将促使旧的传媒的消失。 (×)
分析：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大众传媒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传媒的消失。旧的传媒在今天的文化传播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57. 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文化传播的手段是一致的。 (×)
分析：文化传播的途径有商业贸易、人口迁徙、教育等，文化传播的手段有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和网络，文化传播的途径要借助一定的文化传播手段。
58. 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 (×)
分析：文化的过时与否，取决于它能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的变化，传统文化如果能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能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那么它就不会过时。
59.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一样的。(×)
分析：传统文化落脚在文化，是相对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言的。文化传统落脚在传统，是指存在于一切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中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
60. 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继承，其次是发展。(×)
分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先后之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革除陈旧的、过时的旧文化，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
61. 各种新生的文化现象都是文化创新的结果。 (×)
分析：文化创新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适应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产品。某些新生的文化现象，如电脑算命，实质上是愚昧落后的旧文化在当今的新的表现形式，它不是文化创新的结果。
62. 中华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之和，各民族文化寓于中华文化之中，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
分析：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熔铸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但它并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相加。各民族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二者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华文化寓于各民族文化之中，通过各民族文化表现出来。
6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得益于汉字和史书典籍的延续。(×)
分析：(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得益于汉字和史书典籍，有其合理性。汉字为书写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作用。史书典籍的出现，能够使大量的历史经验、资料史实记载流传下来。
(2)但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还得益于它所特有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它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处，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成分。
64. 中华文化是中国这一古老土地上孕育的文明，因此各地区文化都是相同的。 (×)
分析：(1)中华文化是中国各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2)不同区域的文化，长期相互交流、借鉴、吸收，既渐趋融合，又保持着各自的特色。
65.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抵制外来文化。(×)
分析：民族精神与外来文化并不矛盾，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注意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又要警惕外来腐朽文化的侵蚀。
66.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关键在于与时俱进，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
分析：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发挥“主心骨”的作用，即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
67. 大众文化都应得到提倡。 (×)
分析：我们所倡导的大众文化要强调两方面：一是文化要面向广大人民，反映人民的利益与呼声，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二是文化的内容必须是先进的、健康有益的，而不能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并不是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我们所倡导的大众文化，都应得到提倡。
68. 流行文化是经典文化。 (×)
分析：流行文化不一定是经典文化。经典文化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经典文化可以流行，但流行的不一定是经典。
69. 传统习俗等于落后文化。 (×)
分析：落后文化常常以传统习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落后文化并非仅以传统习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通过传统习俗表现出来的也并非都是落后文化。我国传统习俗中既有前人积累的精华，也有糟粕。
7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我们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
71.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回事。(×)
分析：(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彼此相辅相成，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2)文化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文化建设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知识能力的条件，还是传播革命理想、道德和纪律观念的文化形式和手段。
(3)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紧紧抓住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文化建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且是全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还为文化建设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促进文化建设的发展。
72. 思想道德修养比科学文化修养更重要。 (×)
时空(time-interspace)，时间与空间的简略集合名词。
哲学上，空间和时间的依存关系表达着事物的演化秩序。涉及的发散性概念有周易里的“乾坤”，道家的“道”以及孔孟之道的大成智慧。
时、空都是绝对概念，是存在的基本属性。但其测量数值却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
“时间”是抽象概念，表达事物的生灭排列。其内涵是无尽永前，其外延是一切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无尽”指时间没有起始和终结，“永前”指时间的增量总是正数。
“空间”是抽象概念，表达事物的生灭范围。其内涵是无界永在，其外延是一切物件占位大小和相对位置的度量。“无界”指空间里任一点都居中，“永在”指空间永现于当前时刻。
明面上虽是如此，但古今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曾在诗中说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世间的人和事更替变化，暑往寒来，时间流逝，形成了从古到今的历史。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却又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感时伤怀是永远的遗憾不甘。
明代悟空《万空歌》中写道“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空中。”但细一想，这就未免过于消极了。其实天也不空，地也不空，人生也不空，天地孕育万物生命而我们也是天地宇宙的一分子，只不过我们太渺小罢了。人生所谓的旷达就是不去纠结无意义的事，这种旷达是也曾经纠结过而幡然醒悟、豁然开朗。人生在世不可能不被生计世俗所累，而不食人间烟火飘然出尘。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总会带来困扰，无非就是修心而已。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们继续不停的去求索。
古代人对时空的理解是渺小的，但当今却都想怎样穿越时空。
真正意义上的穿越时空是不可能不出现的!我们最多能在别的星球上看到我们的过去!而未来是无法看到的，根据爱因斯坦的现对论，我们想穿越时空就必须找到比光速更快的工具!你知道的，在其他星球上看到的地球是在发光的，如果我们能超光速的话就可以提前到达某个星球!并在那看到地球上的光到达那个星球之前的情况，用高倍望远镜望地球，就可以看到地球上你超过光速那个时间时候的地球上的事物!
说白了，古代人认为地球是平面的，现代人就是认为时空是连续的，均匀的。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崇尚美是人之天性，儿童亦然。整堂课以欣赏美为线索展开教学，本课就创设了这样一个情景动画：“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在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渲染中，两只小企鹅到北京旅游，介绍沿途参观的很多著名景物（这些景物都是对称的），带领学生一起畅游了一番，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开始观察优美的画面，仿佛身临其境，领略了对称物体之美，从学生熟知的生活情境出发，让学生初步感知对称的事物。这种赢造宽松愉悦、开放式的环境，学生纷纷自觉投入到学习活动中，观察这些实物的特点——它们的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从而引入对称，逐步将实物抽象成平面图形，通过操作实践发现其共同特征，导入教学新授，达到串连教材的效果，让学生在这种欣赏美的教学情景中快乐的学习，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开拓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引导学生感受美、鉴赏美、领悟美，达到情境（景）交融的教学效果。
（点评：以学生身边的事物为媒介，使教材内容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地指导学生认识生活中轴对称性质的事物，使学生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几何平面图形的本质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注意到图片的颜色，在教具和课件制作中采用色彩鲜明的颜色，使学生感受到颜色的美，物体的美丽，教师创设了一个这样美的情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真切感受到数学的美，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身边，体验到在数学中美的教育。）
二、实践操作、激活思维
叶澜教授曾在新基础教育课题实验中提出：“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学最终要落实到个体的学习行为上，学生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体验，才能真正对所学内容有所感悟，进而内化为己有，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学会学习。
本课为了让学生充分体验到轴对称图形的这一特征，安排了折一折，剪一剪，画一画，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教学活动。在新授教学时并没有采用传统的灌输手段，而是把学生看作是课堂的主角，让学生通过观察平面图形的特征，大胆地加以猜测，说出这些图形都是对称的，并通过小组动手操作来验证它们为什么是对称的，采用对折的方法来折一折，让每位学生都参与活动，从只重视知识的教学转变为注重学生活动的课堂生活，给学生多一点思维的空间和活动的余地；在对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观察图形的特点，通过操作发现图形的两边是完全相同的，这时教师就引入“完全重合”，让学生反复地操作体会，再配合课件的动画演示，初步感知什么是“完全重合”；最后教师在学生动手操作、形成初步感知的基础上配合课件动态出示“轴对称图形”的概念，让学生了解这些图形的基本特征，形成感性的认识。
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始终以学生动手操作实践为主导，在巩固练习中也安
排了一些学生操作的活动，让学生在操作过程中体会“完全重合”和“不完全重合”的区别，为辨别是否轴对称图形奠定了基础。在最后的制作轴对称图形时完全放手让学生去操作，活动的设计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主动探索，让学生在活动中感悟，在活动中体验，使学习知识和提高能力同时得到发展。
（点评：实践操作是学习数学的根本，课堂以学生为主体，活动为主线，教师的角色是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使学生在“经历，体验，探索”过程中体验轴对称图形的特征。一节课下来，老师说课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5分钟，剩下的时间都是学生的了，学生说的多了，动手操作多了，参与面广了，能很好地发挥学生的动手和想象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小组合作、发挥特效
每个学生在活动中的经验与收获不尽相同，为了使学生个体 的、群体的活动促进学生的整体的发展，教学中常发挥合作交流的功能，采用集体讨论和交流的形式，将个人的经验或成果展示出来，弥补一个教师难以面向众多有差异的学生的不足。在本课中，有很多活动都是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由于低年级学生作图能力不强，对于正确美观地制作出一个轴对称图形还有一定的难度，但由于学生学习发展的进程不同，针对一部分学生已会制作的实际情况，我组织学生展开分小组合作讨论活动：怎样剪一个轴对称图形，然后评一评小组成员中制作的轴对称图形，在动手操作时也把自己的想法在小组里交流。在引出轴对称图形时，也是通过小组合作，在操作、交流中感知，这样尽可能地将每个人的收获变成学生集体的共同精神财富，（点评：小组合作是新课程标准所提倡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本堂课采用的小组合作较多，学生在活动中养成合作、分享、积极进取等良好的个性品质。）
四、课外延伸、丰富情感
本堂课的结尾让学生欣赏古今中外著名的对称建筑，配上古典的轻音乐，拉近了生活与数学的距离。古建筑又是一种艺术，渗透在数学学科中,既是学习数学的好材料，又是渗透民族文化的好题材，选择切合教学符合儿童学习规律的素材，需要一些有民族特色的题材，如本课例中的背景音乐、古建筑、中国剪纸等就是在这方面作出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点评：古建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鲜活体现，让学生再次感受这些对称物体之美，设计别出心裁。）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导入虽很贴近学生生活，体现欣赏美，也很自然，但总觉有些平淡。在判断学过的几何平面图形是否轴对称图形，这是本节课的一个重点，在汇报时处理得过急没有注意到个别差异。
教材分析：
张高远 张殿恩
摘 要：追寻丹麦现代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学术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围绕他对“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学会”等概念的阐释，挖掘叶氏学术思想，指出其学术思想对当今中国外语学界仍然极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求学经历 治学经验 学术实践 学术思想
一、引言
叶斯柏森是丹麦国际级语言学大师，学术研究跨越语言学多个相关领域，一生著作等身。探究叶氏学术成长过程、学术思想及治学风格，对当今中国外语学界仍不失启迪意义。
叶斯柏森一生曾在多个国际性学术团体任职，其中有三个尤值一提：其一，1886年倡议法国语言学家保罗・帕西（Paul Passy）将法国语音教师协会扩大为“国际语音学会”，成为该协会创始人之一；其次，19应英国学术同仁邀请，担任“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Modern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会长，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体现了极富教益的学术思想；第三，1936年第四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于哥本哈根召开，叶斯柏森当选为大会主席。（Christophersen，1995：xix；Juul et al.，1995：238）
1925年5月，叶斯柏森年届65岁即将退休，母校哥本哈根大学为他举行教坛告别仪式。他在演讲中回顾了四十多年的漫长求索生涯――起初顺从亲人旨意选择了三代相传的法律学，课余迷恋象棋；为支撑学业，他在丹麦议会多年任兼职速记员；他博览群书，获取了法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游学欧洲邻国，进而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其间却着迷于丹麦方言；获得博士学位并留任母校，不久晋升为哥本哈根大学英语语言文学首位编内教授（Juul etal.，1995：88），直至退休。叶斯柏森的求学历程貌似起伏跌宕，实则畅通顺达（Jespersen，1933/1960：835）。
二、一代大师的成长历程
（一）生于法律世家，自幼书香相伴
叶斯柏森生于丹麦日德兰半岛兰泽斯郡（Randers）一个欢乐祥和的法律世家，成长于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其父为当地一位颇负盛名的法官兼法律顾问；除法律本行，叶父还喜爱外语和天文学（Juul et al.，1995：7-10）。外祖父是牧师，曾为安徒生启蒙拉丁语（Juul et al.，1995：7）。叶母擅长音乐，善弹钢琴，生性温良好客，常接待音乐及戏剧同好者。父辈关系友好经常相聚，交流读书体会，海侃神聊，话题大多涉及音乐、天文、戏剧等领域（Frederickson，1972：168-169）。朋友们也常结伴野游，以望远镜观察星空或演戏自娱。少年叶氏与兄长们①均喜爱丹麦作家兼诗人英格曼（Ingemann）的历史传奇。每遇书中拉丁词语，叶氏便随手抄录，译成丹麦语。其异母长兄读神学，次兄学音乐，三兄结缘法律，终成律师（Juul etal.，1995：12）。父母温良儒雅、兴趣广泛，家庭良好的文化氛围陶冶了孩子心灵，为其日后成长为一代语言学巨匠、杰出的英语语文学家和英语教育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二）年幼痛失双亲，转学幸遇良师
叶氏十岁，父亲不幸病逝。母亲望子成龙，举家迁往哥本哈根附近希勒勒（Hiller?d）镇，少年叶氏转入颇负声望的腓特烈斯堡文法学校（Frederiksborg school）。这所学校为中小学十年一贯制，为优秀生提供奖学金。少年叶氏在此喜遇校长卡尔・伯格（Carl Berg），接受学业引导和学术启蒙。伯格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颇有造诣，曾发表相关论文，并慷慨地将语言学书籍借给少年叶氏，使叶氏初步认识了缪勒（F.M.Müller）、惠特尼（W. D.Whitney）等语言学界前贤时哲。他学有余力，自学了拉姆斯・拉斯克（Ramus Rask）的语法书，并进一步自学冰岛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在中小学阶段就主动看了不少上述语言出版的书。
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1787-1832）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少年叶氏十分崇拜这位前贤，他获知该校教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奥斯特曼（J.A.Ostermann）曾是拉氏门生，更是惊羡不已（Juul et al.1995：19）。自此，叶氏叩开了语言学殿堂之门，怀着崇敬之情，孜孜研读拉氏论著及其传记。
父亲辞世仅隔四载，慈母重病亡故。他与弟弟连续三年寄居外语教师赫特尔（Hertel）之家（Frederickson，1972:169）。赫氏通晓多门语言，藏书丰富，对叶氏学习外语的热情起到催化作用。同时，舅父莫赫（M?hl）人文历史知识深厚，喜爱罗曼语文学，罗曼语族主要语种的藏书也颇丰富；叶氏借造访每遇兴趣之书，不管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总是手不释卷，读罢方休。
叶氏勤学苦练，除了学校开设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等课程，他先后自学了古北欧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钻研了语言理论，终没辜负慈母生前的殷切期望，于1877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开始十载寒窗求学生涯。
（三）四载法学垂成，一朝改弦易辙
家庭变故、迁居转学，这些异常变动无疑给少年叶氏精神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但他在书香浓郁的文化氛围中照常读完文法学校，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叶氏的曾、祖、父三代相继从事法律工作（Juul et al.，1995:25）。他在上大学前学了多门语言，初步了解了语言学，但在1877年文法学校毕业选报志愿时并未选择当时冷僻的“语文学”（语言学前身），而是顺从“祖业后继有人”这一以母亲为代表的家族愿望，选报了哥本哈根大学颇受青睐的法律专业。虽说后来不少人认为那段法学经历锻炼了其心智，提高了其逻辑思辨能力（Jespersen，1960：836），但当年法学专业流行长篇累牍背诵教科书和权威观点，学生很少有自由探讨与独立思考的空间，谈不上自主学习。这种修业方式与叶氏独立不羁、崇尚自由的个性格格不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更加坚信必须选择语言学为毕生探索领域，给精神寻找一个自由驰骋的疆场，而不是死记硬背现成观点。放弃法学之日，他如释重负，随即拜访了哥本哈根大学古典学暨拉丁语言文献学著名学者②马德维格（J.N.Madvig），叙述了自己的决定和计划。马氏劝他先读完法学获取学位，而语言研习则不妨当作一种业余爱好，况且语文学未必能提供生活保障。叶氏听从劝告，修完四年法学基础课，但却在毕业考来临之际（1881年5月）变卖法学课本，换来词典及语言类书籍。这一举动常人难以理解，需要何等的勇气！对其自身而言，这一决定却意味着精神解脱，令他无比欢欣（Juul et al.，1995：33）。当时他每月40克朗助学金仅够交寄宿费，日常三餐甚至还有困难。为此，他先后在市区多处作家教、为补习班上课。当时市区交通方式只有费时的马车。为就近兼职，他学会了速记，之后连续多年兼任议会速记员，挣钱补贴生活。他弃法从文，亲友困惑不解，多有抱怨，这也促使他自强自立，决心兼顾教课和速记，不再仰赖亲戚资助。虽说课酬逐步提高，但他业余速记工作却一直坚持到获取硕士学位、走上稳定教学岗位（Frederickson，1972：173）。速记使他练就了扑捉要点必须具备的灵敏性和概括能力，增强了手脑并用的协调性。这对他进行文献研究大有裨益，他为学生时代练就这一精湛技能感到欣幸。（Jespersen，1960：836）
（四）积极投身实践，广交学术同行
叶斯柏森放弃法学， 专攻心仪已久的语言学（Jespersen，1960：836-837）。他着手准备攻读罗曼语方向的硕士学位，主修法语（Juul et al.，1995：33）。他重视修业过程，广泛涉猎相关书刊文献，拓宽视野，而不单纯追求一纸文凭。诚如他所言，他选择法语专业并非只是爱好法语，更主要是为深入了解18世纪法国以伏尔泰、狄德罗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及其唯物主义文学（Jespersen，1960：838）。英语原本不属于他必修学位课程，但他读罢挪威学者斯多姆（John Storm）的《英语语文学》（挪威语版），意识到语音学对于语言研究之重要性，也了解了语音学领域的主要文献，进而研读了斯威特（Henry Sweet）等名家的语音学论著。他接触的这类书均特别论及英语，于是决心彻底掌握英语语音体系。他接连请教多位母语人士，将其实际发音方式与书本阐释进行细致比较和体会。（Jespersen，1960：837）
叶氏主动与志趣相投者建立学习互助小组，每周集会朗读法语文章，互为点评（Jespersen，1960：837）。不久，他加入“文史协会”，结交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学友，并利用协会平台，在本科阶段即对“音标方案”③“丹麦语重音”“国际人工辅助语”“通俗法语”等问题进行专题论述，其中闪耀的语言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为他日后学术生涯奠定了思想基调。（Jespersen，1960：837；Juul etal.，1995：46-47）
188 3年起，哥本哈根大学为培养文法学校师资开设了师范教育硕士学位课程（Juul et al.，1995：44），但拉丁语仍是人文学科学生硕士学位考试的规定科目。学院将早已丧失生机活力的古典语言列为必考科目，叶氏和不少同学对此颇为不满，向哲学院力陈反对意见。经反复呼吁、再三热议，这一主张时过多年终于实现。叶氏选择法语为学位课程主科，拉丁语和英语为副科。当时，威廉・汤姆森（Vilhelm Thomsen）讲授比较语言学，赫尔曼・穆勒（Herman M?ller）讲授德语语言史，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教俄语。晚年叶氏回忆往事，对那些在自己学术成长过程中给予赏识、鼓励和提携的业师满怀感激，其中对恩师汤姆森尤为崇敬――他学养深厚、循循善诱，适时鼓励叶氏撰文投刊，为他引见同行名家，为门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高兴，更为他的未来学术发展及时指明方向（Juul et al.，1995：69）。
叶氏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兼文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情有独钟。在攻读学位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其中许多日后成为丹麦科技领域或思想文化界的精英翘楚。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洲语言学界掀起语音学热潮，研究重点开始从书面语转向口语，强调研究鲜活言语。这一理念旋即引起叶氏共鸣，他开始关注同行对语音问题的宏观理论见解，重视研究生活中的语言细节，并注意从哲学角度探索语言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参看④Jespersen，1884；Jespersen，1886）。
叶氏通过书信主动联系国际语音学界同行，融入语音学界。他首先与德国青年才俊菲利克斯・弗兰克（FelixFranke）取得联系，两人均视斯威特为引路人，一致认同语音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主张采用音标标注课文作为外语教改的一大重要举措。弗兰克对科学满怀理想和热情，虽病魔缠身却求索不止。他的勤奋博学和顽强毅力深深感动了同龄人叶斯柏森。弗氏遗著《法语日常口语》（参看Jespersen，1886）和叶氏《英语口笔语简明语法》（Jespersen，1885）均采用音标编撰，这也见证了他们的志同道合。
叶氏日常重视收集研究第一手言语资料，包括自身言语表现（Jespersen，1960:839），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即留意丹麦语语音变化情况，将18世纪荷伊斯高尔德（H?ysgaard）方言的发音与后世实际发音情况进行对比研究。他深受瑞典语音学家及瑞典方言学杂志编辑伦德尔（J.A.Lundell）的启发，先后深入丹麦各地，接触访谈学生和农民，研究丹麦方言，从中结识了丹麦民俗方言学者菲尔伯格。（H. F. Feilberg）
1886年，斯德哥尔摩召开北欧第三届语文学研讨会，叶氏抓住这一契机，联合维斯顿和伦德尔，强烈抨击了当时保守低效的外语教学法，发起成立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外语教学协会”，推动外语教改。他为协会选取拉丁文名称“Quousque tandem”，意为“对落后的外语教学此时不痛下改革决心，更待何时”，用意明确、切中要害。同时他为协会起草了《语言教改纲要》，着重反对死记硬背语法规条，反对教学中采用不关联、甚至无意义的句子，强调限制翻译法和母语的运用，代之以行之有效的操练方式。这几点主张曾一度引起激烈争论，叶氏陆续在会刊上发表文章，论述外语教改理论与实践问题，日后扩展成为《外语教学法》（Jespersen，1904）。为贯彻上述理念，叶氏开始编撰法语和英语教材，推广教改理念，并不奢望经济回报。Jespersen，1960：841）
19世纪80年代外语改革运动中，叶氏结识了英国语言学家亨利・斯威特和挪威学者约翰・斯多姆等改革派领军人物，并终生视之为良师益友。他既与本国语言学界前辈时贤保持长期友谊，也与国外同行的俊杰精英长期保持联系，前者如菲尔伯格、尼罗普（K.Nyrop）等，后者如法国帕西兄弟（P.Passy & J.Passy）、德国舒哈特（H.Schuchardt）和费叶脱（W.Vi?tor）、挪威的维斯顿（A.Western）、瑞典的伦德尔等。总之，叶氏的成就除了靠自身勤奋，也有良师益友的点拨提携之功。
（五）游学欧洲邻国，开拓学术眼界
自1 8 7 7 年秋入学至1 8 8 7 年夏获硕士学位， 叶氏在哥本哈根大学历经十载寒窗， 始于法理学、止于语言学，本硕相衔接，却未曾设想毕业留教于母校。1887年暑假伊始，他即踏上旅程，游学欧洲邻国，以期提高外语技能（Jespersen，1960：841；Juul，et al.1995：6 1 ） 。在伦敦， 他拜见斯威特， 幸遇费叶脱， 认识了穆雷（ J . M u r r a y） 、基恩（ A . H . K e a n e ）、弗尼瓦尔（F.J.Furnivall）等语文学界知名人物。在牛津大学，他选听了斯威特的语音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讲座。他聆听演讲、观看戏剧、体验学术沙龙，尽量接触当地各种口音，更设法到大英博物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投入大量时间，准备撰写专著，编写音标标注的英语教材，推广其“不用字母的系统”这一主张（Jespersen，1889）。游历途中，他接受恩师汤姆森的敦促，准备致力于研究英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为日后在母校竞聘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创造条件。同时，他接受斯威特建议，赴德国莱比锡，聆听布鲁格曼（K.Brugmann）、雷斯琴（A.Leskien）等人的讲座，拜见了德国语言学界多位名流。他接着游学巴黎、会友观光；最后前往柏林，师从朱比查（E.Zupitza）和霍弗瑞（J.Hoffory），研究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当时叶氏并无固定收入，到国外游学这一决定需要何等的魄力，不难想象。他继承了父母一份菲薄的遗产，也获得哥本哈根大学一笔微薄的助学金，但依然入不敷出，因此只得向亲戚借贷。然而，他从未为游学花费而犹豫，更未因此而后悔。国外游学经历拓宽了学术视野，为他成为世界级语言学大师奠定了基石（参看Frederickson1972：173）。
尽管游学耗资欠债，但他次年回国却放弃了议会速记这一报酬不菲的兼差，专注于教学和科研。1891年春，其论文《英语格研究》（Jespersen，1891）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893年春，年仅33，他即受聘为哥本哈根大学首位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从此，叶氏安居乐业，在既定体制内为哥本哈根大学各项改革竭尽全力。
三、叶斯柏森的学术主张
（一）研究不厌其细，探索不厌其深
叶氏把大学课堂讲授与语言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重视语言鲜活的一面，也重视其演变过程。有些人认为语法研究是雕虫小技、舍本逐末，叶氏针锋相对予以驳斥：生活本身是由细枝末节构成的，重要的是以小见大。所有的科学探索都关注大量的细节――孑孓的研究是这样，彗星轨道的研究是这样，国别史上特定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这样，只不过细节的意义对未入门的人并不明显而已（Jespersen，1960：844）。这说明叶氏把他的研究建立在实际使用的语言之上。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个别到一般；不着眼于具体事实，不研究具体细节，怎能抽象出一般的规律？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搞研究的不应纠缠于研究能否产生直接利润或显性效益，因为成果效益的产生往往出人意外；何况人类具有探索未知的天性，哪怕最不起眼的发现，都会令人感到快乐。研究的回报在于研究的过程，在于探清前人所未知而伴随的快乐。这一鲜明观点曾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参看Jespersen，1960：848）。他矢志科研、赤诚奉献，由此可见一斑。
（二）把握语言本质，洞察人类灵魂
叶氏认为，语言研究首先应从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出发，准确理解文本内容，洞察人类精英的内心思想；其次，一旦结合文本了解了言语是什么，也就能够了解人的心灵是什么。言语是将人与人、思想与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最高尚的工具，完全值得重视和研究。除非了解言语，否则思想的本质无从可知。如果说书面语损害意义，那么口语则赋予生命（Jespersen，1960：844）。没有言语，则无逻辑可言，因此“言语逻辑”和“语法哲学”均应加以深入研究。他引用英国诗人丁尼生（A.Tennyson）的诗句：“宛如自然，词语将其内在的灵魂，一半显露，一半隐藏”（Jespersen，1905：16）。英语由于某种人文精神，处于目前的状态，虽若隐若现，却已表现出其“内在的灵魂”。叶氏引用丁尼生的诗句，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可见，叶斯柏森“远比沃尔夫学派的人们更加相信语言与操该语言者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影响”（Quirk，1905，参看Jespersen，1905：Preface），更强调语言体现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表现形式。
（三）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欣赏他族优秀文化
语言和文学是人类精神的衍生物，要了解一个民族，首先应当了解其语言文学。叶氏认为，无论你研究语言还是文学，都应关注现世种族间的文明程度，更应正确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爱本土、爱人民及其语言，同时对其他民族心怀善意与同情；狭隘民族主义者则抱着一种憎恶、蔑视甚至仇恨的态度对待一切陌生事物。这是一种“沉疴痼疾”，凡关注人类和谐生存的人们均应自觉加以抵制和讨伐。狭隘民族主义源于无知，因此从语言文学角度增进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必将有助于克服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欣赏和传播异族优秀文化，是当代外语人责无旁贷的崇高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尘埃甫定，和平主义者叶斯柏森认为必须尽快治愈人类创伤，恢复正常国际关系，增进友好往来。为此，叶氏把培养博爱情怀以及欣赏、传播别族他国优秀文化这一教育工作视为不可推卸之责任。本着这种热忱和不懈的追求，他毕生致力于外语研究与教学，与学生保持着深厚情谊，这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力量源泉。（Jespersen，1960：845）
（四）分工不必分家，文语应当兼修
专业分工趋势明显，文学和语言的研究分成两大学科。分科出于分工研究之必要，但不应彼此分家。如何做到分工而不分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拒绝回答学生关于古典诗文辞句的读音和训释之类问题，竟理直气壮地说：“这，你问古代汉语老师去！”不少文学教师只讲时代背景和作家生平，不屑“寻章摘句”。另一方面，语言教师也存在着文学素养差、文化底蕴不足之倾向，这在我国外语教师中尤为明显，盖因近几十年外语教学基本上抛弃了“文学道路”。殊不知，文学和语言学互相依存、紧密联系；文学教育为素质教育所不可或缺。文学专业的人要加强语言训练，语言专业的人也应提高文学素养。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应该互相沟通、互为补充（周流溪，：28）。早在1920年，叶氏即对学科间彼此隔绝现象提出批评，体现了远见卓识。
（Jespersen，1960：818-819）
语言与文学同属人文学科，浑似“连体婴儿”。诚然，多数人只能选择文学或语言加以专攻，以冀有所建树，但叶氏强调两者不可偏废。他更反对割裂语言文学，提议将两者整合为诸如“英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之类大学科（Jespersen，1960：819），相应地设立“联合教授职位”⑤。这就对有志追求教授职位的年轻学者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学术界庶几可望涌现兼顾文语、跨学科的通才，从而纠正分科过细、学科间藩篱林立之弊端。
不读外国文学经典原著，或许也能凑出一篇文学评论，但不通晓某一民族语言，则绝难了解该民族文学之本质，更无法采撷其文学精华，因为文学作品一经翻译，总会丧失原著风味。只有通过研究高雅的文学语言，才有望揭示语言学上某些重大问题，因为文学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演绎的结果，而文明国度中的伟大诗人对母语的造诣已是炉火纯青（Jespersen，1960：820）。读莎士比亚、雪莱等名家杰作，珠玑妙语随手可撷，真知灼见频仍闪耀。叶斯柏森兼通语言文学，对乔叟情有独钟，从乔叟诗歌教学中得到极大精神享受，并著有相关作品（参看Jespersen，1893），在学科兼容方面树立了典范。
另外，语言是音义相互依存的统一体，缺乏语音学基础，难以欣赏外文诗歌，甚至无法欣赏高雅的散文。为此，叶氏极其重视语音学的作用。
（五）打破学科壁垒，拓宽学术视野
192 0年，叶氏担任“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主席，在就职仪式上围绕“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协会”三大关键词发表演说，阐发学术理念（Jespersen，1960：817-833）。他开门见山，指出人文科学研究必然涉及历时性，“现代人文科学”则更突出时代性。正因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现代人文科学更彰显其特征和学术品位。他认为，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价值毫不逊色于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学研究，甚至更有研究价值，因为研究者能够直接体验和观察现实生活，而不仅仅基于年代久远、辗转流传的文本（Jespersen，1960：822）。他认为语言学界重古典而轻现代、重书面而轻口语的倾向颇为有害。
叶氏重视语音学研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提议将“国际语音协会”并入“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以推动语音学研究。他主张研究会既要鼓励学者专攻所长，又要推动各领域研究齐头并进，拓宽学术视野。个人的研究范围往往狭窄，因此要时时关注个人研究领域所属的大学科（Jespersen，1960：825），保持宽阔视野，否则很难卓有成效地开展研究。例如，不熟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革命文学，则无法研究雪莱；不研究哥特语及高地德语，也不熟悉20世纪现实言语中的双元音，则无法研究古英语的双元音。他强调：脱离文学，语言研究难成大器；不研究语言，文学研究难毕其功；专业化研究优势明显，但绝不应被过窄的专业遮蔽视野、束缚思想。“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旨在推动领域间通力合作，拓宽眼界，开阔思路。医疗部门倾向于将五官科分为耳科、鼻科、眼科、喉科，设若再将耳科分为左耳科和右耳科，鼻科分为左鼻科和右鼻科，那是何等褊狭的做法！他对这类琐屑的分工不以为然，提倡打通相邻学科，避免狭隘的分工。
（六）超越功利主义，加强横向合作
叶氏将“研究”定义为“超越个体功利，为全社会谋利益而致力探寻真理的行为”（Jes per sen，196 0：825）。他主张学者当勉力著书立说、奉献知识成果，反对一味汲取他人成果、不思奉献之慵懒倾向。地道的学者应当经常着想如何借发表论著吸引同行关注相关的问题，考虑自己的研究如何有益于人类。他乐于和读者分享优秀科研成果，更乐于借优秀成果消除根深蒂固的谬误（Jespersen，1960：826）。一切研究首先都应消除急功近利之心，古典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研究同样需要冷静扎实的工作。
叶氏强调学者之间需要开展横向合作，任何研究活动均无法脱离他人的研究而独立进行，而“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更应重视学者之间的个体合作以及国家之间的全局合作，尽量借鉴并且受益于他人的研究。从效能角度说，同行之间自觉合作、互通信息，可以取长补短，避免产生雷同作品，节约人力物力。他的上述主张实际为“学会（协会⑥）”一词下了一条明确的脚注。
叶氏认为，合作固然必要，但在各项研究中个人的智慧更为重要，毕竟科学研究并非纯依赖合作就能取得成果，而不少上乘佳作向来是由个人勉力而成。最能启迪心灵，给精神以最大快乐的，历来是那些体现作者个性、道他人所未曾道的传世力作。诗歌和其他艺术创作如此，学术研究亦不例外。这些观点极富见地。
四、结语
叶斯柏森是语言学界公认的泰斗，却未曾以名人自居，从不居高临下地说教，而是与同行分享求学经历和治学体会，包括积累语料、做笔记、记录文献资料、标明引语出处、使用工具书等细节。他指出：引语若不标出处，对于文章毫无价值（Jespersen，1960：832）。他认为文学欣赏与语言研究可以找到理想的契合点，建议随时留意要点、佳句、适例，随手圈点。几十年间，他从阅读文学作品中记录了数以万计的卡片，为《现代英语语法》等传世佳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叶氏是有史以来杰出的英语语文学家，鲜有人能出其右，但他对晚生后辈毫不故作神秘，相反坦承自己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虽长达数十年，却在实际运用中依然不如母语那样娴熟（Christophersen，1994：23）。这番平易近人的话语，却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学者真诚朴实的宝贵品质。
叶氏强调学者应善于借鉴他人经验，研究者应为社会谋利益，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在手册、索引、词典等工具书编著过程中尽量考虑方便使用者，避免耗时费力。这些细微之处尽显其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
在教学上，他兼顾语言和文学，精选马洛、莎士比亚、彭斯、雪莱、布朗宁等名家著作或如史诗《贝奥武甫》等经典作品，多方设计，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他强调理解文本细节，同时注意文学观点，力图将自己对文坛泰斗的崇敬之心移情于学生。他从乔叟描画人物的技巧中获得很大启示，每学期对课业形式和内容都加以精心调整，力戒翻炒冷饭，以便有利于引出学生的创见。
他为哥本哈根大学各项建设献计献策，在校务改革上发表远见卓识；在文史资料室的建立、教师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学生委员会的设立与健全、奖学金分配制度的改进、博士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的出版等诸多方面，均体现他的建设性意见，体现了学人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作为学者，他朴实执着；身为人师，他和蔼可亲。不论是同事间合作，还是课堂内讲授，叶氏均乐在其中。哥本哈根大学十载寒窗，叶斯柏森方获得硕士学位，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他畅游学海、徜徉书山，翱翔于语言世界，倾心倾情探索，随时注意积累。惟其不急功近利，力戒浮躁，苦练内功，才换来日后硕果累累。他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和丰富的治学经验，为晚生后学指出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也给世人留下许多反思和回味。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叶斯柏森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08JA740024]。）
注释：
①叶父前妻早逝，育有三男；另加同母哥哥，共有四位兄长。②“拉丁语言文献学学者”英语称为Latin philologist, 亦可译为“拉丁语文学家”。
③其“不用字母表的注音法”（analphabetic system） 即以此为蓝本扩展而成。
④Jespersen（1884）经威廉。汤姆森敦促， 以丹麦语在《北欧语文学杂志》述评维斯顿（Western1882）和拉森（Larsen1882,2ndrev.ed.）分别所著的英语语音学论著。Jespersen（1886） 以德语在《国际普通语言学杂志》上发表了论述语音定律的文章。⑤英语为“joint professorship”，不妨译为“联合教授职位”。⑥英语“association”一词可作“协会”“学会”“联合会”等意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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