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精选7篇）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 篇1

关键词：中国文化,武术,武术文化

1 关于中国文化特点综述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点概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总结和研究,梁漱凕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提出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韦政通概括为十大特征,最后张岱年先生从宏观上提出七大特征学说,他认为中国文化特点可以阐述为:(1)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2)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3)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5)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6)重人伦轻自然的道德主义特征;(7)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陈江风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追求和谐统一的特征以及延续性和凝聚力特征。一些学者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概括为:(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2)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重视人与人的和谐。邱丕相先生在《中国文化类型与传统武术》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化是和平内倾型的文化;是儒道伦理型的文化;是艺术审美型的文化。总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见解,但总的来说通过深刻学习中国文化我们从宏观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的特点理解为:天人合一,顺天应物;家族伦理本位;贵和尚中。

2 中国武术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中国武术萌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它不仅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形式,而且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意识形态,它涵盖了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学、美学,医学、兵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分和要素,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这里我们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解读武术文化中的道德、人伦与中庸的思想。中国文化是根,武术文化是其一个分支,从中国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武术文化的渊源。一些学者也曾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缩影,传统文化的烙印是武术文化具有生命力的保证。可以说中国文化和武术文化都是对人、事、物的生活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解释和规范指导。

2.1 以和为贵,道德至上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中国文化中贵和尚中思想使武术的发展层层递进,武术文化的道德至上是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体现。源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社会伦理之光,在对武术的人文化成中,将原本散发着残忍气息的技术,衍变改造为“仁者之艺”的“君子之争”,并通过武德体现出对武术后学的道德培养;在神态上,要求“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内宜鼓荡,外示安逸”等;在技术上,表现为比试的“点到即止”原则和“舍己从人”策略;在武术行为规范上,呈现出“中正安舒”、“不偏不倚”等。

我们从《中国武术史》的记载中也可以了解到武术中的独特的文化属性,从开始的”术”演变为”艺”,后来上升为”道”,这就赋予了武术层次递进,逐步成为一种道德而为人们所理解,即崇尚武德,上升为学习做人做事。目前在学校武术教育中也强调学生武德的修炼,这与中国文化的重人伦的文化特点是紧密联系的。中国文化注重人的道德的修养,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德性文化,所追求的是德与智的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十分注重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注重任何人关系的和谐,“仁义礼信勇”正是武术特点的概括。因此武术中的武德修身与中国文化中的人伦和道德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武术中有许多关于武德的规范和要求,武谚曾云“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武术礼节等都体现了一定社会对“武”的约束和要求。但在如何赋予这些传统礼仪以现代意义的方面,可能就要追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了。

2.2 百家争鸣,兼收并蓄

中国文化从古到今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说,文化的兼收并蓄赋予武术也有这样的文化特征。众所周知,在1983-1986年的传统武术挖掘整理的成果中,就套路而言,自成体系的拳种就多达129种,拳械套路近5000种。武术能够历久弥新,派别林立,多种技法流派并存,其奥秘就在于武术文化吸纳了中国文化中的兼收并蓄的特点。中国文化从孔孟显学并行天下到儒道佛三家并立,都造就和体现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蓄的气派。虽然武术在发展中也有派别之争,产生门户之见,但在大的走向上还表现出团体宗族派别之间的融合,这充分体现文化的兼收并蓄特点。

2.3 天人合一,顺应天物

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的特点凝炼了武术的追求中和的文化思想。中国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哲学本体论的一种表现,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给中国传统哲学带入了一系列的合一,如“形神合一、主客合一、理气合一”等,就为中国武术文化打下了思想基础。

首先,武术练功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同时把人放到自然中去,把人的运动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按照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并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从而达到练功的目的。其次,从“天人合一”思想引发出“圆”与“空”的观念,是人对天地自然特色的领悟,也是动功的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阻,又圆又空则做到活泼自如。所以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如峨嵋拳和太极拳等均以圆、空为技击特色。特别是太极拳更是吸取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经》)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周敦颐:《太极图说》)等太极哲理而产生的。总而言之,不论是武术的套路演练还是攻防技击,不论是内家拳还是外家拳都体现出中和中庸的文化思想特征。

2.4 以土为本,落叶归根

以土为本,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是直接从农业文明中发生出来的国民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人们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以人为本,靠天吃饭,种土地收粮食。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安土重迁是他们的固有观念。《周易》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这就很鲜明的告诉我们古代人所追求的是在自己土地上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定和稳定,这样一种特征使武术的发展中也具有以土为本,落叶归根的特点。

在武术的桩功练习中也有明确的体现。武术桩功要求习武者以大地为根,头顶天脚立地,正应验了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就不能成其身的中国文化特点。

在武术套路的创编中,武术中的运动路线起身、收势在一个点,面朝一个方向,体现了天人合一、落叶归根的文化特点和相辅相成的和谐统一的思想。

2.5 宗法制度,外姓不传

中国文化的宗法制度使武术技能形成以宗族为中心进行口传身授的文化特点。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中国人受“宗族中心”的文化特征的影响,使人们的家族观念浓厚,家族血缘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武术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观念中造就了区别于与西方体育的根本文化特征即宗族中心。例如:武术技能的传授历来就有“传内不传外,外姓者不传,有过习武经历者不传,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武术中的太极拳中也是按姓来分的,如陈、杨、吴、武、孙,南拳中的蔡李佛拳等,这些都充分体现武术受古代宗族观念的影响之深。从现代意义上来讲,宗法制度使武术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

2.6 内倾重道,玄妙神秘

既然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倾文化,武术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武术在此更体现了”道”的精神,修炼过程中讲究身心俱炼,求道求内劲内气内功。武术的运用技术主要以内外的整体和谐为特点,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使武术也成为一种“终身之艺而体悟不止”;这里要说明的是武术的内倾性具有难以划定、比较的特点。但是从发展意义上来讲,内倾性不利于武术的科学发展,有些拳术强调的内功内劲内气过于玄妙神秘。如:形无形,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又如愈老愈功夫深。若以这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所谓内涵来评判武术竞技水平的的高低既不可行也是不足取的。我们在解读武术文化时要辨证对待这一点。争取在竞技武术发展中改造这种玄妙的神秘。

3 结语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国通过奥运会这一平台加大了宣传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武术的魅力。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武术也应该在时代背景下,在保存其文化主脉的同时,以博大的气派,不断融汇和吸纳中国文化其他元素,承认并理解武术所涵盖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兼容并蓄高度融合的精神,消除“师道尊严”、“宗族中心”甚至“玄学”的负面文化。我们应该看到武术文化传承的两面性,扬长避短,使武术的发展道路更加规范更具特色,为武术进入奥运会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江风.中国文化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蔡仲林,周之华.武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康戈武.中国武术实用大全[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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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邱丕相.中国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中心编著,武术文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古道丝路武术文化特征 篇2

四、丝路漫漫寻武踪

（一）秦弓弩戈兵马锐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秦矛矛头扁直，宽短;青铜剑剑身窄薄，弯曲后能恢复平直;秦铍的铍头如短剑，前尖后宽，铍体扁平，上钻有孔，用于打钉固铍。坑中的长兵除了矛和铍，还有戈、戟、殳等，还有远射兵器和箭镞。专家对坑中发现的一件有较清晰弓弦的弩进行了研究，认为可借此复原出近似的秦弩，并推算其射程，由此证实秦军控弦锐士荡平六国的战斗力。

（二）关中西红入非遗

“东查西红”是指我国东部的查拳和西部的陕西红拳，它们都是享誉武坛的著名拳种，流传甚广。目前，古丝路起点上的红拳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2批），西安是该拳种盛行地之一。

（三）四方难敌京师剑

班固的《汉书》所载书目“剑道三十八篇”，是古剑术结晶。王充的《论衡》说：“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道出当时剑术最高水平之归属。两位鸿儒留下了时至东汉还立名天下的剑术信息。至汉末，曹丕说当时的剑术：“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此时是桓帝与灵帝间的三十几年，在洛阳有武士王越擅剑术，曹丕评的剑师史阿得其真传。后来，曹丕与邓展论剑，并下殿以蔗为杖比试，数度交手是“三中其臂”，又“截其颡”，可见这种剑术称善京师是实至名归，也是曹丕师承王越、史阿一脉的原因。

（四）牧马遗存鞭杆舞

秦州鞭杆舞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2批）。主要在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斜坡村一带流传，是由秦人牧马遗风演化而来的民间社火舞蹈表演。鞭杆取自放牧赶马用的鞭子和动作，俗成的套路糅合了打花棍和武术动作。此舞体现出古秦文化，反映了秦人亦牧亦兵，剽悍、刚烈和粗犷的风格。表演时伴有各种乐器助兴，常用《八度神仙》等传唱了数百年的曲子。

（五）古朴独门壳子棍

秦安壳子棍是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批），在秦安县西川镇高■村等乡镇流传。壳子棍传自清乾隆年间，由六十六个壳子、一百零八种棍法组成，简朴实用。又称撒手棍，“要入高家门，撒手第一层”是其精要。该棍主要在高家■由高家人代代相传。

（六）引马打熊寓武术

天水民间社火中有一种“跑纸马”表演，含武术内容，有飞脚、旋风脚、扫堂腿、鲤鱼打挺、手翻、空翻等动作，表演单练后由两人相对而练，故名“引马拳”。打熊舞也是源于天水等地的舞蹈，由打熊人和熊扮演者共同表演。打熊人身穿黑色对襟短褂，头戴英雄巾;熊扮演者用黑色羊皮做成熊头和熊皮，装扮成黑熊模样。出场时打熊人单练一套拳，熊扮演者则模仿熊的各种动作，打熊过程中则按人与熊搏斗的情节上演武术的对练。

（七）无头兵枪长亦沉

武威的大枪只系枪缨不装枪头，枪长而重，保持着马枪要求的马快枪沉、稳坐马背、持握长兵作战的技术特征，是清代绿营兵枪训练中的一种武艺。因枪长且重，近代以来多用于锻练功力，已无马上左右击刺的功用，其套路还沿袭着抬腿举步时勾脚的踩马镫习俗。民国时期为保张掖不受流窜土匪的袭扰，曾有上百勇士用大刀长矛与土匪展开过激战，其中马凤图手握一杆大枪，左右拦击，连续搠翻十几个敌人。这是大枪在实战中使用的真实事例。

（八）奔马汉简西凉王

铜奔马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这是一尊极具艺术价值和地域风采的文物，也是古丝路上重要的标志物。张骞第2次出使西域，归来带回乌孙马数十匹，汉武帝得之大喜。为了开拓丝路和稳定西域，汉武唐宗都动用过精锐步骑实施这一重大战略。汉武帝曾派霍去病率万骑击败匈奴，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郡。为了获得西域汗血马，汉武帝不惜以金马换宝马。唐太宗爱马尤甚，其陵园还置有“昭陵六骏”浮雕，这六骏均是跟随他征战的骏马。可见，马对于盛世汉唐的创建之功，可谓国之重器。

武威还出土过汉简，其中的《泰射》与汉代教民习射应敌的射术有关。类似的有，居延汉简的简文中所记下属按月上报各种兵器的状况，敦煌汉简中也有守御兵器簿内容的记载。从这些汉简上看，常用兵器和秋射等都反映汉代边塞屯戍与强弓硬弩有着密切关系。武威汉简中的《泰射》和雷台奔马都属国宝级文物，它们珠联璧合，将永远留在武术文化的记忆里。

武威源于武力扬威，后魏文帝因河西寒凉改为凉州。西凉指凉州西部地区，在酒泉、敦煌一带，盛时西抵葱岭。西凉李氏政权历两代三主，太祖李■被李世民、李白等尊为先祖。此人身高膀阔，魁梧伟岸，老虎眼豹子头，食粮斗升，豪饮如海，有拔山之力，舞二百斤剑钺似举鸿毛，且文武兼通，生性宽和，对武艺、兵法都有研究。

（九）高台捶棍申非遗

张掖的高台县将通背捶、八虎棍申报非遗，获省非遗项目（第3批）。张掖自汉以来为屯田驻军之

地，迁移戍边的军民及其后裔形成了浓厚的尚武之风。高台流传的通背捶、八虎棍皆源于中原，传入当地后得到发扬光大。通背捶的捶即为使拳，含捶打之意。其技法都力由背发，动作无滞，贯通顺达。相传清初八虎棍和通背捶由山西一道人所授，故有捶亦有棍。八虎棍以杨家将“七狼八虎保宋朝”为基调，棍诀中的各式从大郎到八郎均凸显出各自的特点，如六郎是边关将领，因此棍诀写“镇守坐三关”，五郎在五台山出家，故有“举手把佛念”之句。八虎棍是流行在河西地区之棍，说明西棍中蕴含着中原文化的影响，映射出古丝路上武术文化西渐的历史印迹。

（十）二鬼打架演争交

“二鬼打架”是甘肃省地方社火表演中的独角戏，不是两人相跤真竞技，而是由一个人独自与仿制的连体假人互摔的表演节目。表演时伴随鼓声，表演者使出勾脚、推搡、扭摔、勾连脚、踏脚跟、扫■ 腿、左揽右缠、翻跃、跌下、撕扯、绊翻、挣扎等动作，逼真地演出两人摔跤时的各种技巧和情景，极富吸引观众娱乐观赏。酒泉市肃州区将其申报为省级非遗项目（第3批），这是一份民间文化遗存中表现武术“四击”摔法的瑰宝。

（十一）汉简墨迹留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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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嘉峪关北上内蒙古的居延地区和甘肃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都曾发现汉简，简文中载有“相错畜、相散手”、“秋射”、“利善相刀剑”等文字，从记载中还可以看到最常见的兵器弩。这些汉之遗墨是当时与武术的摔跤、散手、射箭、刀剑等有关的内容，是这一地区武术文化的历史见证。此间汉简中的武术内容均为中国武术史上标志性的实物及文化符号，有力地说明在古丝路沿途存有武术的重要遗珍。

（十二）岩画石刻演武图

黑山岩画中除了持械格斗的演武图，还有类似今天的徒手单练和对练内容：画中的左上方两人，前者做左弓步抱拳右推掌，后者也做相同动作，前者回看后者做得如何，像在教，后者似在跟学;下方是两人对练，右者左抱拳右冲拳，左者用左掌格挡来拳，并提起左膝将踢击对方。

（十三）千年壁画呈武姿

敦煌壁画闻名于世，其中就有手持刀、盾、矛的步兵舞乐图、步兵战斗图、回身步射图、抓脚摁头的角抵图、女子双人舞剑图，以及藏经洞中的白描相扑图、佛幡绢画上的力士扭抱相搏的白描画。这些遗迹中不仅有相扑图，还有“相扑”的文字出处，证明相扑在当时与乐舞有关，文献将其归属“音乐部”，是乐舞的一种形式。敦煌文献中还发现许多“敦煌曲子词”，其中一首《剑器词》写道：“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唐代公孙大娘善舞“西河剑器浑脱”与此有关，它是一种配有曲词音律的剑舞，极具西域风情。另从各种敦煌壁画上还可以看到步骑对战、刀盾互劈、拉弓射靶、二人徒搏等武术内容跃然画中。

（十四）湟中明珠八门拳

湟中申报的“西宁八门拳”获青海省第3批非遗项目。八门拳源于清嘉庆年间燕山武术家常巴巴首传，后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北地区流行。西宁所辖湟中县申报的“西宁八门拳”是具有八门拳普遍特点和本地特色的传统拳术。八门拳包括单拳、捶拳和封手，代表性技术有以掌背、掌指击打对方的展法，有里跤、外跤、撒跤、拉跤等跤法，还有运用各种招法进行对抗性练习的跑拳。相传八卦是其拳理，宋元遗技是其蓝本，经历代武术家淬炼而成，而且又是出现在丝路古道之地，反映出该拳由东向西，由兰州、西宁到新疆的传播轨迹。

（十五）大圣形似棍术俑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棍术俑，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颇有相似之处：一、使的器械都是棍，二、斜首目视的眼神，三、脚尖点地的姿态。可见，前人“东枪西棍”的总结是早有缘由的，此为一例。第二例是与孙大圣武艺相当的牛魔王也使一条棍，名曰“混铁棍”，小说中的牛魔王恰恰是火焰山的主人。第三例就是镇守疏勒的中唐名将李嗣业“常为先锋，以巨■笞斗”。这些棍棒事例，无论是实物、小说还是历史，都表明中国的西部地区尚棍是一种习俗，而这一习俗已渗透到文化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十六）手梃鏖击立威名

史籍记载，李嗣业曾任疏勒镇使（今喀什地区），当大食国联军击败唐军，撤军退路又被溃兵阻塞，情形十分危急时，李嗣业手执大棒，鏖击数十百堵路人马，为唐军打开了通道。随后，李嗣业又率陌刀队留拒追兵，勇猛向前，杀得敌人胆寒怯阵而不敢继续追击。征讨安史之乱时，李嗣业带领勤王之师做平叛先锋，常持大棒奋命冲杀，“为诸军冠”。他不仅以善用陌刀著称，而且其手梃前驱大敌也是八面威风，可谓铸就“西棍”的渊源。唐代提供了“棍术俑”文物，又提供了李嗣业使用棍棒的史料，由此可知，西域之棍由来已久，而喀什正是李嗣业首建西棍之威的战斗舞台。

五、圆梦武术新丝路

（一）特征理念作归结

有人说“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本文的研究印证了这个说法：西域的历史酿造了浓郁的丝路武术文化。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抚定西域，派使者远赴罗马，将丝路延伸到欧洲。他们的起点是长安和洛阳，方向都往西。古丝路武术文化中的人与事也都是沿着这条西行之路发生的，“西行交往”是其显著特征之一。

丝路沿途聚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锡伯族、满族等数十个之多，许多至今仍生活在西域丝路周边的民族，早先就与欧亚其他人种有着关联，古丝路的历史不仅反映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人文现象，也体现了古丝路上各民族迁徙、融合的武术文化。其中有东归英雄渥巴锡、龟兹的白孝德、安西的哥舒翰、于阗的尉迟氏、身着洋海马裤的武士、维吾尔族的刀郎舞、锡伯族的射箭、蒙古族的搏克、哈萨克族的库热斯，甚至永登的硬狮子舞也与古印度的驯狮人来到西域有关。自开辟丝路起，中国与域外丝路周边的国家、民族有了更多的交往，这是古丝路武术文化之所以蕴含多民族文化因子的重要原因，“共同积淀”是其显著特征之二。

古丝路武术文化是多民族在生存生活中共同积淀形成的，这种积淀尤其体现在历次为消除侵扰、巩固丝路畅通、捍卫祖国统一和边疆安宁的武力斗争中。中央政权与各民族维护统一的力量是开通和拓展古丝路的强大柱石，是古丝路武术文化凸显武功武技的根本原因。“坚持统一”是其显著特征之三。

西域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定了在此生息繁衍的古代各民族以游牧为主的生存方式，“马背上的民族”从狩猎到战斗都与马有关，与骑射有关，除了射箭、赛马体现出“弓马利”之外，这些民族的粗犷剽悍的性格和勇力，又形成了他们具有优势的各式摔跤和激烈对抗竞争的叼羊习俗。这些遗存有力地昭告世人：这就是解读生活在丝路沿途的各民族自古而来的武术密码。

古丝路武术文化不是荒僻、凋零的文化，而是令人骄傲的辉煌的文化。从源头西安的“兵马俑”到新疆喀什的“手梃鏖击”，我们可以历数诸如秦剑弓弩、壁画武姿、洋海马裤、马超龙雀、残简遗墨等在世界上都能掷地有声的丝路武术文化遗珍，同时关中西红、秦安壳子、武威大枪、酒泉舞剑、乌孙佩刀、吐鲁棍俑、白氏短矛、尉迟绝技、大棒开路等武术本体文化，以及骨镞铜刀、飞将射法、延寿诛敌、哥舒刺喉、楼兰古诗、东归英雄、汉城岳台等文物史料和遗址，还有民俗活动中的肃州戏跤、永登硬狮、刀郎舞乡、飞马叼羊、竞跤赛勇等都体现或蕴含着西部武技的丰富内容。纵观古丝路沿途星星点点的武术文化，我们发现：中国武术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繁衍，其中既有骑马、射箭、摔跤等沿途各民族擅长的武技，也有搏斗、相扑、剑术、长矛、大枪、刀盾、棍棒、陌刀、鞭杆、红拳、八门拳、通背捶等等由东向西传入的武术，它们就像繁星镶嵌在祖国西部辽阔的天幕上，星光璀璨。因此，“一路武踪”是其显著特征之四。

综上所述，我们从古丝路武术文化特征中领悟到的核心理念就是：西行交往，共融合力，坚持统一，一路播种。这是古丝路留给我们的武术继续走向世界的有益启示。

（二）伴行丝路求发展

探究古丝路武术文化，使我们深入其中看到了那些鲜活的事例，其实大多是战争的选择。时至今日，时代不同了，但汉唐开通和拓展丝路、扩大对外交往的远谋深虑仍可作为“武术走向世界”战略的一个重要选项。让我们借助丝路申遗成功之东风，惠及武术的发展;紧随“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国策，引领武术西行发展。古代丝路武术是战斗的武术，而现代武术之西行，应是体育武术、文化武术之西行。让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了解武术、接受武术、分享武术，让奥林匹克运动深入了解武术、接纳武术。总之，要像接受丝绸、瓷器那样让世界欢迎中国武术，使“武术”进一步深入人心，这才是武术文化高境界的“文明”之到来。

丝绸之路“向西发展”是古代盛世中国八方来朝的原动力，古丝路中国段的武术文化也由东向西延伸，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无论是张骞从长安到西亚诸国，还是班超“东洛阳西罗马”，都是西行之旅，两者都有具体的目的地。张骞第一次苦熬十三年为的是去大月氏，第二次是赴乌孙国;班超不仅派出随从分赴西亚诸国，还遣甘英出使罗马，战略目标十分清晰。现代武术走向世界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以古长安今西安为策源地，于1985年会聚十七国举办第一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商议筹备成立国际武术联合会，自此中国武术雄赳赳地走向世界。但是，这个以体育竞赛促使武术推向世界的战略，目标未将其设定为奥林匹克运动发祥地的西方，更没有清晰地锁定以高水平竞技为显著特征的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我们尚未圆梦的“国术”较之经久不衰的“国球”，历届世乒赛举办地就有3/4在欧洲国家，而武术的世锦赛多在亚洲。当今开启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正是中国武术实施东西再平衡，由东向转为西行战略之契机，愿在构筑西行纽带的实践中唤起更多人给力、加油！倘若有人试问，古代“丝绸之路”是由西方的一位德国人事后命名的，并获得高度的举世认同，而今能否也使现任奥委会主席的德国人巴赫在武术西行过程中不失际遇为武术冠名呢？这正是本文所述核心理念下做的思考和有待不断实践的问题。

（编辑/张 震）

中国传统文化武术作文 篇3

我从12岁起进入专业队训练，直到进大学之前。在这期间我每天的任务只有游泳，我的世界也几乎全被游泳所填满。对任何其余的任何事情都略知甚少，当然其中也包括武术。只是听教练说过如果我们能将武术中力发于足，枢与腰，达与肩，催与臂的力量带到我们游泳中的话，我们的游泳成绩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当时也只是记住了这句话，并没有悟出其中的道理。

第一次接触武术是在大二的上学期，刚开始学习武术觉得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武术也没有太好的印象。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觉得武术只是花拳绣腿，耍刀弄枪的空把式，在竞技体育中也只是表演项目，没有跆拳道、散打这样的项目来的精彩，学的实在。但通过老师慢慢的讲解自己才悟出中华武术其中的一点点精髓，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是来自于不了解。实际上武术中每一招每一式中都暗藏了进攻与防守。与其他项目硬碰硬的较量不同，武术更注重于化力及借力，这不仅大大的减少了硬碰硬的所带来的伤害，还极大的增加了进攻的力量。让我彻底的改变了武术只是花拳绣腿，耍刀弄枪的空把式的看法。

[中国传统文化武术作文]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共） 篇4

141014115 张宏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目前，虽然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典型的伦理型特征。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表现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2.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3.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4.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5.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表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 篇5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ISSN1548-6591,USA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 洪威雷* 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 万燕花** 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 朱娇妮*** 葛高枫****

摘要：行政文化是客观的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淀，是人们学习和从政得来的关于行政心理、态度、行为、思想、信念、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本文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现代行政文化的九大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发现两者既相互渗透影响，又彼此在法治与人治、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主义、平等观与等级观、开放与封闭、竞争与中庸等五个方面的冲突。

关键词：行政文化；传统；现代；特征；冲突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行政文化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的行政思想、行政价值观、行政心理和行政行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有许多可以继承利用的现代资源，但也有许多与时代不相适应的方面。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行政文化逐渐占主导地位，但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产生的影响仍一时难以消除，而且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彼此冲突。为了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合理的解决，有必要对我国的行政文化进行动态的考察、梳理，并对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进行深入的比较，发现其冲突，为继承优秀的行政文化，剔除陈腐的行政文化，提供可选择的基础。

*洪威雷（1949-），男，湖北新洲人，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C.No.CMAS-ACA-05411 B.No.XZ-016-0018·AC），主要从事纪实文学和应用写作学等方面的研究；通讯地址：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邮编：430062；电话：***；E-mail:newtorrent@sina.com.**万燕花（1978-），女，湖北咸宁人，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讲师。

朱娇妮（1982-），女，浙江宁波人，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葛高枫（1980-），男，浙江宁海人，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有着丰富的资源，其中既有对现代行政产生积极影响的方面，又有不利于现代行政发展的消极方面。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消极方面的特点 1.“吸收同化”的排异性民族特征

在世界文化史上几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排异性，只不过中国传统行政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封闭性的文化并不等同于不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其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改变，被吸收的外来文化反而被完全同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固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固有形态。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中国行政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的系统内，任何属于其它范式的文化都无法在中国本土扎根。古代的援佛入儒形成了宋明理学，其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行政文化更加封闭，即使是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也没有触动这一封闭系统的稳固性。

2.“经学方法”的封闭性思维特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经学又是传统儒学的至高点，人们在主观上认定儒家经典是一切科学与知识之源，因此任何革新都不能超出经学的范围。经学的方法，简言之，就是注解、阐发经传的方法。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经学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把自己的思维视野囿于儒家经典之内；第二，把圣人之言、经传所云视为人的行政行为的规范和政府管理的准则。在思想上，儒家经传是甄别正误的唯一检尺，后人的思想只能作为圣人之言的诠注。在实践中，历代改革家若想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几乎都从经典中寻求根据，像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都是如此。经学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的传统行政文化来说，一方面使传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但另一方面却使传统行政文化缺少文化变革的机制，从而丧失变革的动力。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3.“人治主义”的贤人政治特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治主义。人治主义并不排斥法制，但它强调一切法律都由人来制订、执行和遵守，以证明人高于法律。这个“人”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帝王和贤人，所谓“君权神授”是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行政组织是以君主为至高无上顶点的人治的金字塔。虽然历代王朝均有无数刑律条款和诉讼程序，但却一直处在人治主义的总体制约之中，法制仅仅是君主统治的工具和手段，而社会则一直是一个人治的法制社会。人治依靠的是圣人、帝王，圣人、帝王是理想的人格、理性的象征、真理的化身、情感和信仰的寄托。由于行政组织中君主是最高首长，所以君主也就是最大的圣人，他所依赖的官僚集团则是由一批贤人组成的，贤人担负着治理国家和教化民众的职责，这就是人治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的“贤人政治”。在圣王权威之下，人们形成了普遍的臣民意识，主观上自觉认同君主专制制度，学理上主动追求圣人理想，心理上期待圣王明君专制制度，崇圣观念和臣民意识导致了民众独立人格和民主意识的沦丧，从而导致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贤人政治，最终使人治主义成为整个民族的心理定势和文化传统。

4.“君主专制”与“大一统”的独裁思想

古代天人合一理论与崇圣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导致了君主专制理论和大一统理论的产生。人自然化和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把一切个体都视为恢恢天网中的一个结。个体在关系网中只有相对的地位，君主是人间最尊贵的独一无二的。但君主也只是关系网中的一环，他只有顺天、从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尊贵。在天、地、人大一统中，君主具有承上启下、圆通万物的作用。这种思想的导向处处是君主专制。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各家学说几乎一致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法家以君为圣的倾向，在后世成为一条行政铁律。围绕着君主专制，诸子百家从行政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了君主一人独裁和拥有天下论，内圣外王强化君权论等理论，从而在理论上不断巩固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君主专制理论的构造，首先是大一统与集权理论。传统行政文化认为一个国家，15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慎子说：“两则争，杂则相伤。”2荀子进一步涉及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3

法家着眼于君主权力的极端强化，提出君主法、术、势兼用和驾驭臣下、统治民众的设想。他们对于专制君主应该享有无上的政治权力这一点与儒家是相同的。在大一统的理论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重点，传统行政文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行牢固控制对于稳定统治秩序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提出了本大末小，强干弱枝的思想。《左传》桓公二年载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4所谓本大末小，即君主直接管辖的地区应该具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由此实现对国家所辖各地的牢固统治。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始终是循着这一理论发展的。这种理论设计是小农经济基础的反映，其本质是高度膨胀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行政权力必须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必须干预思想文化领域。墨子首倡“一同天下之义”，5必须规范社会道德。大一统的集权理论产生的后果，就是使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府的终极权力归属于君主，政府模式集立法、行政、司法为一体，国家的统一稳定必须建立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上。这种基础上形成的行政文化，当然是君主专制文化。

5.“求官”、“保官”、“以官牟利”的官本位特征

“官本位”观念以不择手段地求官、保官为目的，以官牟利、以官构名为归宿。“官本位”观念衍化出丑陋的“等级”观念，所谓“官有九品、人有九等”，官贵而民贱，内生出丑恶的“特权”观念，认为官吏可以享有特权，可以得到一般人不能得到的特殊利益。这些观念阻碍了行政人员的分流：一旦某些行 12345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慎子·德立。

荀子·王霸。

左传·桓公二年。

墨子·尚同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政人员被划入分流的范围，在本人和他人看来，就必然是权力、利益和地位的丧失。这样，他们就会通过种种手段，运用种种关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腐败问题极易产生。这也是传统行政文化的丑陋之一。

（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积极方面的特点

1．“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民本思想

中国的传统行政文化中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早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随着民众地位的提高，孔子较早提出了重民富民的思想。《论语》记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所重：民、食、丧、祭。”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荀子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7

道家的老子认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8“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9法家的韩非从提防民的威胁这一方面，论述了他的民本思想：“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 利之所在民归之”

1“徭役多则民苦”，“徭役少则民安”，12他们这些思想为后世统治者及思想家所继承并发展，汉初的统治者制订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贞观群臣以君舟民水论为基础把治理民众、安定民生列为君主政治的首要任务；朱熹认为“生民之本，足食为先……盖俗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藏富于民” 6789

3王夫之提出

4等思想。

孟子·尽心下。

荀子·富国。

老子：四十九章。

老子：七十五章。

韩非子·用人。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韩非子·留内。

朱子大金：文一。

读通鉴论：卷五。1011121314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总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认为，任何统治都要以民为基础，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对这个问题认识和解决得如何，将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治乱，顺民心、养民力，则国泰民安；逆民心、竭民力，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可以说，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非常需要的，对现代行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功利观念

儒、墨、法三家都讲功利，在义利之辩方面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因素。义利之辩由儒家开其端，孔子最初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罕言利”。15孟子提出：“何必曰利，而有仁义而已矣。”但同时，孔子又提倡“惠民”、“利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16，“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8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尽量做到黎民能暖饱，老者衣帛食肉。由于在二者之间，他们倾向于义而罕言利，他们的功利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阶段竟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对整个中华民族影响极深。

墨子是最早讲功利的人，他提倡兼爱，但以交相利为条件。兼爱是仁，仁必须与利结合，“仁之求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他认为义利是统一的。后来的陈亮、叶适等人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论点。陈亮说：“正人心以立国本，活民命以寿国脉”，“人心无所一，民命无所措，而欲论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财出入之数，以求尽治乱安危之变，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20他主张适用和事功。叶适修正了重农思想，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认为“四民”，即农、工、商、学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应该本末并兴，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制造舆论。法家和道家杨朱一派在义利之间，坚定地站在了利这一边。如韩非子认为，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利用 1516 论语·里仁。

孟子·梁惠王上。17 论语·颜渊。18 论语·尧曰。19 墨子·兼爱中。20 策。21习学记言序目·史记一。18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人们的好利之心，激发整个社会的竞争心理。他说：“利之所在民归之”，“以利之为心”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

2，“以肠胃为根本，2

4，“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但是，由于他的理论是从性恶出发，以利来剖析社会关系，强调以利来治国治人，否定义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作用，所以导致这样的结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讲信义。这种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也影响极大。

总之，传统行政文化的功利性强调的是，在治理国家时，行政决策者应该具有务实、革新和进取精神，应该注重物质利益，并相应地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这一点对现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文化的塑造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3．“过犹不及”，“与时皆行”的变易思想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变易思想内容比较丰富，本文略归为五点：

第一，天地革。《周易下经·圭》中说：“日中则仄，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周易·革》中说：“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地革而四时成”，告诉人们只有认识和尊重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确保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法与时转。商鞅认为：治国“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依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非在此基础上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2韩

世间没有万世不变的制度，它必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法令为时代服务，国家才能治理得好；制度与时代相适宜，治国也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过犹不及。《论语》、《中庸》等提出的“适中”、“无过无不及”、“中正”要求人们做事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管仲在行政管理实践中提出了三条原则，即贫富有度、取民有度、赏罚有度。2223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韩非子·解老。24 韩非子·显学。25 商君书·更法。26 韩非子·五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第四，因地制宜。赵日华认为“走筑城廓，立仓库，因地制宜”。27孟子也说过：“为事必因丘陵，为2829下必因川泽”。孙膑提出“水无常形，因地而制流”。因地制宜才能取胜。与因地制宜内涵一致的还有“因事制宜”，30都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五，与时皆行。《易传》提出“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皆行”。31“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32。“时中”之说主张人们主动去认识和适应自然与社会的变动，在变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地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

4．“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反专制性

中国传统反专制思想一直存在，在宋元明清时期，以邓牧、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他们发挥了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吸收了魏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和隋唐时期《无能子》的非君观念，在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发展了反专制思想。

邓牧在批判元朝封建专制时指出：“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食之美者，非尧舜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非尧舜也……今夺人之好，聚人之所夺，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一样成为人民的大害。

李贽反对权威和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禾康。” 2728

3揭露了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和官吏像盗贼禽兽

4“致一之理，庶人非下，吴越春秋·阖宫内传。

孟子·离娄上。29 孙膑兵法·虚实。

3031323334 淮南子·汜论训。

损卦·篆传。

良卦·篆传。

伯牙琴·君道。

答周二鲁。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贼。”

3黄宗曦关注民众的忧乐安危，痛斥封建君主的腐败，他说：

36“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治理天下不能靠君主一人独裁，应该“分治之以群工”。其目的是削弱君主的权力。

他还认为，顾炎武力陈封建君主个人专权的危害，提出了分权众治，保天下匹夫有责的思想。他说：“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37，“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8他针对道学空谈心性，不顾国家安危的恶习，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出“引古筹今”39，“拨乱涤污，法古用夏”，40用古代有益的东西，来拨正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混乱，解决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各种弊端。他们的思想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产生，因而成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一大亮色。

二、现代行政文化的特点

随着WTO的加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封闭到现在的开放，从国内到国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完善，还很不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文化也必然还留有诸多传统行政文化的残余，且对现代行政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现阶段行政文化的主流是积极的，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的“规则秩序”表征了行政文化的法制性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对法制的需求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市场经济内在地需要规则和秩序，没有规则，便没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使这些规则和经济规律获得相应的法律形式，通 353637383940 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明夷待访录·原臣。

日知录（卷九）：守令。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文集卷四与人书八。

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过法律的语言表达出来，并规范市场行为，正是法制经济的基本要求。作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法制代表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要求确立法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严格依法办事。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文化是具有法制性的行政文化。

（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赋予了行政文化的竞争性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法则，41亦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竞争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竞争，竞争的目标就是获得利益。竞争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竞争培育了人们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时也催人上进。竞争的结果是高效率，高效益。竞争使企业不断创新，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相应地，我们的行政文化在如此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也必然具有竞争性。

（三）“等价交换”的原则倡导了行政文化的自由平等性

市场经济要求人的自由平等。市场经济是以等价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人们之间发生联系的纽带，而商品和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所谓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价值高低表现在货币数量的多少。在市场经济中，超经济的统治和奴役关系不再是经济的主导形式，传统文化中人的等级身份、血统背景等差别都被打破。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一种身份，即物（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等）的所有者的身份起作用，人们只能在契约关系中实现交换，在等价关系中进行竞争。虽然在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运作中，可能一些不平等思想、不平等竞争的观念还大有市场，但总的趋势是向着平等的方向发展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真正平等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一点会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四）“一体化”进程促进了行政文化的开放性

行政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现象，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社会存在决定并渗透其中，41 冯玉忠：市场·体制与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184。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投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文化也随之向着开放性迈进。现代行政文化摈弃传统文化封闭性和排他性带来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一种开放的、兼容的文化。它是行政体系与其他体系交流，进行“玻璃屋”式的透明管理的文化，它可使行政主客体之间保持平等地位和正常对话。通过政务公开，确保公众对公共行政具有知情权与监督权。在瑞典，公开性的原则早在1766年就已被载入法律，后来又由宪法做出规定。为了促进自由意见交换，扩大信息来源，法律规定每个瑞典公民都可自由调阅各种官方文件，发表自己见解。法国所确定的“自由查阅行政资料的原则”使公众可以自由接触行政资料，获取行政信息。美国传统的民主精神与氛围使得行政过程具有极大的公开性，自1967年7月实施了《信息自由法》后，明确规定凡与公众有关的行政生活的各种文件，人人都可以接触，都可以查阅和复制，行政机构应当按照公开性的原则编制全部资料的索引。公开性原则的贯彻实施，为行政决策过程注入了必要的活力，对完善行政决策体制，体现行政决策的“公共性”与实现公共行政决策科学化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三、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冲突

动态地考察当今中国的行政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同时并存，二者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彼此冲突。主要的冲突有以下几方面。

（一）民主法治与传统人治的冲突

法治和人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法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它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行政则是人治。“普天之下，为皇帝一人之治”，并以皇帝为至高无上的顶点，形成了一个人治的金字塔。虽然历代社会均有无数刑律条款和诉讼程序，但却是在“君权神授”的宗法专制主义的总体制约之中，加上“刑不上大夫”，42“君子口出法随”，因此，中国传统法治并 42 礼记·曲礼。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未超出人治的巢臼，人治传统起着绝对权威作用。迄今，“人治”的残余影响仍然阻碍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与民主法治同传统人治的冲突相联系，现代民主制度与家长宗法观念之间也存在冲突。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专制主义的宗法家长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障碍。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清除这一障碍。

（二）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主义的冲突

虽然儒、墨、法三家都讲功利，且在义利之辩方面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因素，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行政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至上色彩，推行伦理至上主义，“重义轻利”，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成是“纵欲”，是“小人”之所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激发着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的实现又是通过各市场经济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因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便无可厚非。这使安贫乐道、重义轻利、重德轻才等传统观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对传统伦理至上主义的否定，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无疑是历史的必然。

（三）平等观念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有着浓厚“平均”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

43。但传统社会实行着普遍的等级身份制度。每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着相当固定的社会身份，其权利、义务、荣誉和社会地位，均完全取决于这种身份。这种等级身份制度，意味着社会权利分配、资格分配的一系列等级差别，当与宗法、家族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一种在现代被称作“血统论”的社会身份和权利世袭继承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行政文化的平等观念强调按照个人能力及对社会贡献大小，来确立每个人的价值和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它要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等级观念、特权 43 孔子：季氏篇第十六。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思想、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这种平等观念，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们价值尺度的变化。

（四）开放要求与封闭传统的冲突

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传统行政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行政体系之间相互交流，行政活动缺乏透明度，从而导致行政毫无生机和活力，这种封闭传统不适应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的要求。

现代行政文化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它客观地要求任何行政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增加行政管理的透明度，调动国家公务员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五）竞争意识与“中庸”信条的冲突

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没有竞争便没有发展，这是事物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市场经济提倡竞争，就是鼓励人们要有积极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稳怕乱、中庸之道等观念发生冲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提倡“执两用中”，强调“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以此作为自己的忠实信条，它排斥竞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种中庸之道严重降低了经济活动、行政活动的效率，阻碍了社会发展。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时代行政文化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和对立，但是也存在着一致性和共通性。如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自律性、人本主义、集体主义等是与现代行政文化相一致的，是现代行政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从略）

土家族传统武术及其文化特征探析 篇6

就武术文化体系的构成而言,拳种属于其中的本体文化部分,在整个武术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土家族的拳术俗称“土拳”,土家族自称为“打哈”(土家语)。土家族武术拳种种类繁多、特色鲜明,拥有较为完备的技术体系与文化内涵。据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与土家族相关的武术拳械套路共计近120来种,其中拳术套路51种,器械套路36种,稀有器械套路32种。土家族的某些拳种其本身内容较为宏富,且自成体系,例如土家族余门拳就包含功力拳和各种器械套路共计40余套。

2 土家族传统武术的文化特征

2.1 内涵深邃——浓郁的民族性

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判定某种文化是否具有民族性,其根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这种文化的主体是否是土生土长的,即是否产生于本民族并在本民族内部长期流传;其二是此种文化形态作为其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是否具有其民族的某些特性,即能否通过它折射出其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核心。

首先,从起源角度来看,土家族武术拳械大多都产生于本民族,又流传于本民族,是在其民族文化土壤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例如土家族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天门五行拳便是由清代土家族武术大师余世万所创,在土家山寨流传已逾200年的历史。而土家族象形武术鸡形拳则是由土家族拳师张海泉所创,流传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深受广大土家族武人的喜爱。另外,土家族的某些稀有武术器械套路诸如烟斗杆子、蛮刀藤牌、宫天梳、八角拐等,大都来源于土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是土家族特有的武术拳械内容。与此同时,土家族拳术套路多喜欢冠以“手”或“门”的称谓,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

其次,土家族武术文化作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与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丧文化、巫傩文化以及歌舞艺术等文化事象一样,本身即拥有其民族文化的若干特性,即土家族武术文化携带着土家族文化基因的印迹,能够体现出土家族文化的基本内涵。从民族的信仰层面来看,土家族人有着较为浓厚的白虎信仰情结,他们视白虎为图腾,故而白虎信仰渗透到其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土家族的武术文化亦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白虎信仰的印痕,体现出较强的白虎信仰情结。例如,土家族拳师大多喜欢在其兵械的柄上刻上虎形纹饰或镶嵌出虎头形状,以借虎威。而土家族武术拳种中也有许多以“虎”命名的拳术和招式,聪明的土家族拳师还创编出了独具特色的土家族白虎拳。由此可见,其民族的武术文化与民族的信仰文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土家族人崇拜英雄,往往将自己民族的英雄当成神一样敬重,例如他们将武功高强的八个部落的首领敬之为“八部大王”,并在各村设“土王庙”,建摆手堂,每年一小敬,二至三年集中摆手时一大敬,集中摆手实际上也就是土家族所举行的一场盛大的比武盛会,在此期间,土家族人们要进行各种武术内容的展演与比赛,以比武的形式来纪念民族英雄。又如土家族为了纪念反明起义的土家族英雄覃垕,于是将每年的6月6日,即覃垕牺牲的日子定为“晒龙袍日”,届时家家户户都要晒棉衣,同时还要进行各种武艺比试,以示怀念,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土家族武术浓郁的民族特色。

2.2 环境依附——鲜明的地域性

《礼记》中提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1]指出了人和地域环境的密不可分。土家族武术是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地域自然人文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土家族武术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首先,土家族武术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特定地域自然环境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拳打卧牛之地”是山地武术创造的理论依据,由于土家族长期聚居于湘鄂渝黔边的武陵山区,其间沟壑纵横、草茂林密,野草、杂石等处处掣肘。为适应特定地理环境的需要,土家族武术突出地表现出山地民族以短打近攻和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土家族武术不可能表现出大开大合,放长击远的风格。相反,贴身短打、动作紧凑、灵巧快速是其特点,充分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技术特色。与此同时,为适应土家族地区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土家族武师们还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发明了诸多适应山地自然生存环境的稀有武术器械,诸如燕尾斧、宫天梳、烟斗杆子、鸡爪棍、鸡公铲、板楯枪、杵棒、竹马鞭等。

其次,土家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受到了特定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人文特征。例如早在周朝时期,狩猎在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中就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狩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却一直延续至今,土家族作为一个半耕半猎的山地民族,狩猎成为其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狩猎也对土家族的武术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渗透作用。“把狩猎作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是族人们素以表彰其尚武精神的所在。”[2]现今土家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即是由土家族地区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3]又如土家族居住地区多有“畏鬼神、喜淫祀”的风俗,故而其武术又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亦武亦巫,巫武结合是其特色,表现出一定的附魁性。土家族巫师梯玛做法事时“踩八卦”,与武术拳种八卦掌相似,在运动中进行掌法的变换与行步走转。其“跳五方”又与武术拳种五行拳如出一辙。此外,土家族的武术还与土家族人的生活习惯关系密切,例如土家族人多有缠头帕的生活习惯,头帕一般为一根长约2至3米的青丝帕,土家族武人据此又发明了“头帕”这种软兵器,即在头帕的一端裹上石球、铁球等坚硬器物,从而变成了类似于中原地区的流星锤和链子锤一类的软兵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人文特色。

2.3 糅合改造——文化的交融性

由于文化具有流动性与传播性的特点,在土家族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武术流派的影响,从而使其与某些外来武术存在着某种交融性的特点。长期以来,土家族武术大师们在本民族武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武术文化的营养与精华,经过民族化、本土化的改造,从而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糅合到自己民族的武术之中,以适应土家族聚居地区独特地理人文环境的需要。因此,土家族武术与武当、峨眉、少林以及邻近之湖南巫家拳和湖北岳家拳等流派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或者说从中可以窥见这些拳派的踪影。

总体来说,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进行交融的途径主要有四种:其一是外出求经,即土家族青年武术爱好者外出寻师访友,学成之后主动将外来武术引入土家山寨。例如创编“鸡形拳”的土家族武术大师张海泉,年轻时期就曾参加过义和团运动,学习过山东、河南等北方武术技艺。精通峨眉派武术的秀山土家族拳师蒋友发,在15岁时便拜峨眉派拳师朱邻芳为师,学成后返回秀山传播武艺。土家拳吉首支的传人韩顶臣也曾习练过少林功夫;其二是地方政府部门开馆培养武术人才,积极引入外来武术拳种,例如民国时期土家族聚居地较有影响的国术馆校就有秀山武馆、永顺县国术馆、大庸县国术馆等,对加强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三是某些江湖艺人、云游僧道漂泊土家山寨教徒授艺。例如武当真人张松溪晚年就曾在川、鄂、湘、黔一带收徒传艺,秀山人何氏得其武功真传,并于当地设馆教习,从而使得武当武术得以在土家族地区流传。[4]其四是由于湘鄂渝黔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一些绿林好汉逃避官方缉捕或仇人追杀的理想之地,是武林人士躲避“江湖”是非的乐土。明清以来,历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一些义军中的武林高手被迫逃往湘、鄂、渝、黔边的武陵山区避难,并隐居于土家族聚居地区收徒授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土家族武术表现出文化交融性的特色。

2.4 尤重实战——独特的技击性

就技击层面而言,土家族武术注重实战,讲究实用,较少虚化动作,其独特的技击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区分部位,攻防有方:土家族武术技击时要求严格区分身体部位,并依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进攻与防守方法。土家族武人一般约定俗成地将人体分为上、中、下三路,其中头部为上三路、躯干为中三路、躯干以下为下三路。同时又有洪门与边门之分,身体正前方为洪门,左右两侧为边门。另外,土家族武术在实战中还特别强调攻防方法应用的针对性与目的性,要求针对身体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进攻与防守策略。

其二,摆桩择手,审时度势:摆桩择手是土家族武人较为特别的比武形式,土家族拳师在与人交手或比武之时,按照规定首先应摆桩,即摆好各种招式。桩摆好之后,道声“请”,让对方来解,即所谓的“择手”。土家拳谚云:“择手择手,先择敌手,若不择手,莫乱动手。”意为应根据对手的桩式采取相应的化解之法,而不能贸然莽撞行事。择手解桩的方法又分为文解和武解两种,其中文解一般多用于朋友之间的比武较技,相互之间点到为止或者仅仅是以口头的形式来阐述相应的破桩之法。而武解大多数情况下则用于常规的比武较技,其目的是使对手倒地或受损伤,进行真正的实战对决。摆桩的桩式较多,一般可分为“门板势”“侧身势”“高势”和“低势”四种桩式。其中门板势又称为败势,即摆桩时将身体正对对手,并故意将身体的弱点暴露给对手以使其轻敌,待其进攻之时突然变换招式反败为胜。侧身势为稳势,主要是侧身对敌,为实战中常用之桩势。高势指站桩的姿势较高,以便于起腿,一般善于用腿之人常以此势对敌,而低势则指站立的桩式较矮,一般善于进攻对手下三路或抢边门之人常青睐于此桩式。与此同时,土家族武术在技击实战时还要讲究审时度势,认真观察对手的招式,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地选择各种桩式和相应的择手方法。

其三,小鸟过林,三杀一收:此为土家族武术技击之精华,是对土家族武术技击精髓的浓缩与提炼。所谓“小鸟过林”是指习武者拳脚迅捷、身法轻灵,与人交手时要象小鸟在树林里穿梭一样敏捷,灵活自如。而“三杀一收”则是针对防守反击而言的,其攻击部位主要是对手的要害部位或身体的薄弱环节,是指在防守反击中暗藏三招毒手——绝招,招招致命,要求做到一防二攻三带回,待到最后一招收回来时,对手非死即伤。但现实中土家族武师与人交手时往往讲究先礼后兵,除非是性命相搏,一般与人交手时是严禁使用如此毒辣招式的。

其四,抢边占先,赢取先机:由于土家族地区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以及土家族人普遍具有身材矮小但同时又灵巧快速的特点。为了抢占先机,造成居高临下的态势,土家族武人在与人交手时往往喜欢抢边,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而土家族武术中亦有许多专门抢边占先的招式。具体而言,临敌时步法要求进低退高、前轻后重、轻灵稳固。同时要站高看远,眼观四方,以便适应复杂的地形,不至于为山间乱石杂草所羁绊,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2.5 先礼后兵——武德的制约性

“武德,即尚武崇德的精神,它是武术界共同信仰的一种言行准则,习武者按它来修养身心,规范举止,品评善恶。”[5]相比之下,汉族的武术,由于长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与影响,从而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众多武术礼仪规范。与人交手时大多主张“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点到为止”,讲究先礼后兵。相对于汉族而言,土家族作为偏隅一方的少数民族,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前其武术文化较少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因而没有诸多礼仪规范的制约。然而清代的改土归流,打破了长期以来“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封闭状态,从而使得汉族文化得以进入土家族地区,并对土家族本土文化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洗礼。由于受到汉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土家族拳师们在长期的习武行拳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武德行为规范,并以此来约束着土家族武人的道德行为。例如土家族铁木拳即要求其弟子恪守“尊师重道”“谦虚恭敬”“讲礼守信”“忠义纯笃”的行为准则,一言一行都要合符道德行为准绳。要求其门下弟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分美丑、辨善恶,具备良好的武德观念。“一惩恶来二扬善,益寿又延年”成为铁木拳弟子毕生的追求。

总体而论,土家族武人主要遵循着“四授四不授,四打四不打”的武德门规。首先,“淡玄授道,贵乎择人。”[6]谨慎择徒是严格武德的第一关口,土家族武术大师们一般不轻易授徒传艺,其徒弟往往需要通过层层考验才能获得真传,他们在选择徒弟时严格遵循着“四授四不授”的规定,所谓“四授”,即忠诚老实者授、谦虚谨慎者授、讲仁义重礼节者授、重武艺勤奋好学者授;“四不授”则指天资愚钝者不授、心险手毒者不授、狂妄喜露者不授、不讲礼义者不授。与此同时,还以“四打四不打”来约束习武者的道德行径。所谓“四打”,即取我性命者打、故意惹我者打、欺人太甚者打、侮辱人格与民族者打;而“四不打”则指实力弱小者不打、败阵逃命者不打、满面笑容者不打、妇女儿童不能打。

摘要：以土家族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以及田野考察等方法,对土家族所拥有的传统武术拳械进行了归类汇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土家族武术所具有的文化特色,即浓郁的民族性、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的交融性和独特的技击性等特征。

关键词：土家族,武术文化,拳种,特征

参考文献

[1]谭国清.四书五经.礼记[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234.

[2]韩玉斌.少数民族狩猎文化保护区的制度设计[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

[3]刘尧峰,蔡仲林,倪东业.土家族民俗民风中武术文化探微[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5):99.

[4]秦可国,傅冠群.中国土家族武术[M].北京:国际展望出版社,1992:47.

[5]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武术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181.

中国武术电影中的武侠文化 篇7

一、武侠文化的内涵

武侠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平民的一种伦理文化。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游侠”形象，“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过去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人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保护，自然将获得公平正义的希望放在了抱打不平、为民请命的侠客身上。

侠义精神是武侠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平民百姓在现实生活中理想化的产物。人们在观看武侠电影的时候，心中自然也产生一个心灵的参照，即现实社会中的情态，反映在武侠社会中，观众随着剧中人物在人格上的逐层升华获得心理满足。正如在文学中陶渊明所代表的形象是古往今来无数士子心灵的家园，武侠世界也成了普通中国人短暂逃离现实的一个精神乐园。

二、侠义观念

在当代社会，武侠片是大众娱乐的中坚力量，然而，“武侠梦”并不仅仅是让人忘却现实的一个白日梦。较严肃的武侠作品中所传达的正义、气节、除暴安良、舍己为人等美德，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导演徐克说：“武侠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色彩，它贴近民间生活，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可以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没有“侠”的武侠只是一个空壳，可以说侠义观念是武侠电影的灵魂。

三、武侠电影中的儒学基础

1 侠与儒

“侠”的思想最初主要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墨家思想，然而，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被奉为正统。儒学是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启蒙，武侠文化在不断发展中，自然与儒家文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侠与儒具有天然的共通性，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崇尚重义轻利，勇于牺牲自我，从而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在武侠电影中，侠士也多以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与侠义精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忠、勇等思想，更是侠义的直接体现。

2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的最高标准，是“为国为民”，在历史进程中，“侠”早已超出了最开始的范畴，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给出了侠士的最高准则，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正与儒家思想的“为国为民，兼济天下”不谋而合。侠义之道，也正在于勇敢用世，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儒即大侠，在儒家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带有侠气。岳飞、文天祥、袁崇焕、梁启超，这些人都心怀报国之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大无畏的勇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家危难之际，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除了少数孤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武林”，武侠电影中的江湖，从来都是与国家、江山息息相关的。侠客们的爱恨情仇，多半与国仇家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以武功扶危济困，而且还要在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维护民族大义。为国为民，救民水火，已经被侠士们自觉地视为自身的义务和职责。

四、武侠电影中的佛教伦理

1 佛教文化对武侠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时期由印度传入我国以来，与中原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形式。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发生了“汉化”。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哲学，是古代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千百年来世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要素。

佛学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兼容了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这一过程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武侠文化，也深受这种中国式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主张因果报应、普度众生，通过个人力量来实现对个人信念的解救和升华，这是中国武侠电影中普遍的一类题材。

2 武侠电影中的佛教典型

侠与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是其本质上有着相似之处。侠士们抱打不平、为普通大众争取利益的社会理想与佛门的“普度众生”不谋而合。武侠电影中塑造的侠客形象，他们无私忘我、义无反顾的精神，也是一种佛性。侠士们胸怀世人的崇高境界，暗合了佛教伦理。

行侠仗义的根本在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没有佛性，则没有抱打不平的侠士。侠义的忘我，与佛经教义不谋而合。在武侠电影中的侠客们往往妙悟佛法，慈悲为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武侠电影中，佛学一般承担着化解世间仇恨恩怨，劝恶从善、启发良知的作用。在黄飞鸿系列影片中，黄飞鸿是一个爱抱打不平的形象，他克己忍让，主张和平地解决问题，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会动用武力出手伤人，对坏人也尽量地不去杀伤，而是尽力劝其改过向善，这些都暗合了佛教伦理。

五、武侠电影中的道家渊源

1 “万象为宾客”

武侠电影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武侠片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在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之后，往往不是封王拜相，而是急流勇退，飘然远隐，潇洒地离开。正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带着一股超凡脱俗、漠然出世的意味，这正是道家的境界。

道家提倡清净无为，而武侠文化则突出了道家所特有的“万象为宾客”的境界。跟儒家的“兼济天下”不同，道家的人生目标是“独善其身”。虽然儒家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但不同的是，儒家讲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道家提倡“清净无为”，是对人生理想的曲线救助。

武侠电影中的侠士形象，多是重义轻利，重视道义而轻视钱财名利，他们蔑视世俗的荣华富贵，从不追名逐利，这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真正的大侠，他们一般不轻易显露武功，施恩于人却不求回报，行侠仗义也不为扬名天下，只为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保全自己的真性情，与道家的“贵真”如出一辙。

2 归隐情结

古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千古文人隐士梦”之辞，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即“隐士”。中国人歌颂岳飞、文天祥、诸葛亮这样的儒家的典型人物，同时却也推崇许由、伯夷、叔齐、陶渊明这样的隐者。在武侠电影中，这样的“隐士”形象则更为普遍。他们清虚自守，圆融无碍，由于种种原因而隐迹风尘，深藏不露，表面上放浪形骸，而实际上内心却有着深刻的痛苦与悲愁。

侠士们大多向往自由，不喜欢被束缚。在影片《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心地善良，却生性洒脱，豪放不羁，疾恶如仇，从不会墨守成规，他判断人物和事件的好坏完全从自己的本心出发，而不是以武林中的正邪与门派等世俗观念出发。他打动观众的正是这份“真”，正是他具有能够坚守自己的本真，不被世俗所侵染的情怀，最后才能笑傲江湖。而迷失自己本真的左冷禅、岳不群之流，最终结果只能是毁灭。这是道家清虚圆融、抱守本真的思想的深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