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精选7篇）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1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经济纠纷处理。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构成刑法上的欺骗必须以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般来说，行为人在表述某种事实上有虚假成分，但实际上未影响其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未逃避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按合同诈骗罪处理。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合同诈骗罪通常表现为合同的履行。因此，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直接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诚意，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都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财物一到手，即逃跑、挥霍

或挪作他用，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形，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情况。一般说来，行为人一旦取得标的物或预付款、定金后，都会把它们投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为在合同期内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努力。如果行为人在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资金或财物后，根本不用于履约，即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行为人不履约的原因和事后的态度。并非未履约便一定是合同诈骗罪，还要看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履约。行为人签约时本有合同履行能力，但签约后却不积极为履约创造条件，致使履约期限届满时因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行。如果事后他又表现出种种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无疑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为人签约后积极努力地去为履行合同作准备而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或意外事件等主客观原因致使其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约，同时在事后又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的，应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据上述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之外，还应当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事实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据某一己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推论与之相关的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另一事实是否存在。”事实推定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并以反证的成立与否确认推定的成立与否。由于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处于行为人内心，而司法机关在实际办案时要全面掌握作为判断依据的行为人外部表现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地惩治合同诈骗罪，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判决的正确性，防止罪及无辜，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陈兴良教授在论及金融诈骗犯罪时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从而认定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使对方陷于错误，故意向对方示以不真实的事实，从而使对方陷于错误，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与之签订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如下主要的法律特征：（1）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民事欺诈行为中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即欺诈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真实的，能够导致对方陷于错误，上当受骗，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但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们财物，而是为了使合同得以签订，在骗得货物或钱财后，并未，占为己有，而是用于经营，获得后再履行合同义务。（2）客观方面必须有欺诈行为。如欺诈人本无货源或货源不足，却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把他在取得对方货款以后，并未将该货款用于履行合同义务，而是用于其他经营，试图获利后再履行合同义务。（3）侵犯的客体是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处于动态之中的债权。行为人依其骗签的合同所取得的“借款”、“货款”、“货物”、“定金”、“预付款”等，均成为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是合同之债的表现物。（4）主体包括个人和法人。民事欺诈行为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践中多为法人或单位。

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在于：（1）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民事欺诈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上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用于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条件，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欺诈的程度不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即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来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其次，欺诈的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行为人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等经济活动取得一定的利益。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则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再次，欺诈的手段不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3）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4）法律后果不同。行为人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民事欺诈行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只要得到相对人的认可，当事人之间争议，引起诉讼，则由民事欺诈行为人对欺诈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合同诈骗罪触犯刑事法律，行为人对诈骗的后果要负担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民事责任，返还受害人的财产和赔偿损失。

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1）主观方面两者都是故意，都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2）客观方面，都采用了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3）在法定刑方面，基本相同。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1）主观方面，诈骗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里，无意履行合同的意念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是并存的，而与二者关系密切，由其一可以知其二。

（2）客观方面。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行为；而诈骗罪则是采用除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等中所采用的欺骗方法或手段以外的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3）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通常认为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它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

3、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界限

金融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法定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集资、贷款、金融票据、金融凭证、信用卡保险、有价证券诈骗，数额较大或者进行信用证诈骗的行为。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

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一些共同点：（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的财物；（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1）从客观方面来说：合同诈骗罪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金融诈骗罪则是在金融活动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金融机构或他人的财物或数额较大的财物；（2）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金融诈骗罪则侵犯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

三、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合同诈骗罪中，涉及到的数额种类较多，如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数额、受骗人直接损失数额或间接损失数额等。在共同合同诈骗罪中，还涉及到分赃数额等。那么，到底应以什么样的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所得的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也有学者主张，在合同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中，犯罪数额应依合同标的额来确定；在合同诈骗罪的完成形态中，则应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

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笔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首先要区分既遂与未遂，对于未遂犯，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定罪依据，而被害人交付的财产数额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而对于既遂犯的数额标准认定，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合同标的额不能作为统一的定罪数额。合同标的额，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所确定的标的数额，它在某些情况下，是合同诈骗行为人意欲诈骗的数额，也是他实际骗取的数额。但在相当情形下，合同诈骗人骗取的是对方当事人交付的定金、预付款、担保金等，其数额小于合同标的额。若以合同标的额作为定罪数额则会轻纵合同诈骗行为人。

犯罪所得额也不应作为统一的定罪数额。犯罪所得额是合同诈骗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实际上得到的财物数额。若以此数额为定罪数额，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交付的财物到达行为人之前，因某种原因毁损、灭失，行为人实际上得到的财物小于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使其中的损失部分无人承担责任，从而轻纵行为人，使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被害人的直接损失额也不能作为定罪数额，因为在一些合同诈骗犯罪中，有一些行为人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后，还未来得及挥霍、销赃等处置，即已抓获，被害人的财物得以返还，被害人未存在损失额。在这种情况下，依被害人的直接损失额作为定罪数额，则使诈骗分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以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产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较为妥当。因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行为人骗取他人的财产，而骗取是在对方因相信行为人，陷入错误而“自愿”地把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的基础上实现的。被害人将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标志着合同诈骗的完成。被欺骗人将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如盗窃罪、抢劫罪的本质区别。被欺骗人基于对行为人的信任而陷入错误而“自愿”将财物交付给行为人，其实质上是转移了对财物的占有，而合同诈骗行为人则同时取得了对此财物的“非法占有”。将被欺骗人（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行为的完成当作合同诈骗行为的既遂顺理成章。把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作为定数额可以克服前面几种作法的不足。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旨在保护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对所有人财物的占有状态，使之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在合同交易中，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合法有效的合同交易，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外，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卖方失去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买方则取得了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且，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交易，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外，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是以标的物交付为准。标的物未交付前，由己占有标的物者（即要交付者）承担；标的物完成交付后，由后取得、占有标的物者承担。在合同诈骗中，合同诈骗行为人从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时起取得了对财物的占有，受害人暂时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但财物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依然归原所有人。然而，财物的毁损、灭失风险承担依然应以交付为准。不然，则会导致合法取得财物所有权的人要依法承担标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风险，而合同诈骗行为人却对标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风险无须承担，这等于惩罚合法交易人，纵容诈骗犯，太不公平。既然如此，财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在合同诈骗中，自受害人实际交付后由诈骗人承担合情合理；而且交付后造成的毁损、灭失，也因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据此，把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作为定罪数额可以避免由于在交付完成后因各种原因造成毁损、灭失部分无人负责的境况，从而轻纵诈骗行为人。同时，也可避免因为案发，诈骗行为人返还受害人的财物，受害人并未或少遭受直接损失时，不对诈骗行为人定罪处理的现象发生。不仅如此，以此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还可以包容合同标的额标准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即当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等于合同标的额时，依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定罪与依合同标的额定罪，结果是一样，不会轻纵合同诈骗行为人；当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数额小于或大于合同标的额时，依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定罪可做到恰如其分，不轻纵犯罪。

在司法解释方面，1987年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数额作了解释，但只规定诈骗既遂的情况：“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解释》只规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犯罪，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对其他的未完成形态也没有规定。97年刑法公布后，尚未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问题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上，目前对数额的认定仍然依照1996年的《解释》的规定，即以实际骗取的数额来认定。

四、合同诈骗罪中的罪数

1、合同诈骗罪中的连续犯

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数次实施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特征是：（1）主观方面，行为人都是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实施犯罪。所谓同一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实施数个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的预定计划；所谓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整体的犯罪意向。如果行为人不是在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支配下，而是基于不同的犯罪故意或者另起他意实施犯罪，则不构成连续犯。（2）行为人实施多次犯罪行为，即行为人实施了多次行为，每次独立行为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犯罪。若行为人只是实施一次违法或犯罪行为，或实施了数次独立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或数次行为中只有一次独立构成犯罪的，都不成为连续犯。行为人连续实施数次犯罪行为，所谓的连续实施数次犯罪行为，不是指行为人数次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在时间、空间上无一点间隔，而是指行为人在时间、空间较为接近的情形下实施一连串的数次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每次都是分别起意、而且每次犯罪之间不具有连续性则不构成连续犯。以行为人连续实施的数次犯罪，触犯同一罪名，所谓触犯同一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是指触犯性质完全相同的罪名。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同时符合上述四个要件才能构成连续犯。连续犯是裁判上的一罪，不实行并罚，而是从一重论处。对于经济性的连续犯，一般应以连续作案的经济总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合同诈骗罪的连续犯，是行为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诈骗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连续多次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且每次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诈骗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合同诈骗，都是在同一合同诈骗故意或概括的合同诈骗故意的指导下实施的。同一的合同诈骗故意是诈骗行为人具有实施数个合同诈骗行为的预定计划；概括的合同诈骗故意，是诈骗行为人具有整体的合同诈骗犯罪的意向。（2）行为人实施了整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3）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4）数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分别具备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根据上述原则，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连续犯不实行数罪并罚，应以其连续诈骗致使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总额作为定罪量刑数额，从重处罚。

2、合同诈骗罪中的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是：（1）须有两个以上的行为。两个以上的行为，指可以独立成罪的行为。（2）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须有牵连关系。（3）两个以上的行为须触犯不同的罪名。有牵连关系的数个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才能成立牵连犯。

牵连犯的形式有如下三种：（1）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即以犯一罪的意思而实施犯罪，其使用的手段行为触犯他项罪名。（2）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即以犯一罪的主观意思实施犯罪，采取的结果行为触犯他项罪名。（3）目的行为、手段行为、结果行为的牵

连。即一个行为同时与手段行为、结果行为并存，该行为相对手段行为时，是目的行为，相对结果行为时是原因行为。

合同诈骗罪的牵连犯，是以实施合同诈骗罪为目的，而合同诈骗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具体分为：（1）手段牵连，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作为目的行为的合同诈骗罪的关系。例如行为人为了进行合同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且紧接着冒充该机关的名义实施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手段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目的行为）的牵连犯；（2）结果牵连。即行为人实施的两个行为之间具有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诈骗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诈骗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行为人通过合同诈骗犯罪行为，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枪支、弹药的行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原因行为）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牵连；（3）三重牵连。即行为人实施了三个犯罪行为，一个是作为本罪的合同诈骗罪，另外两个是他种犯罪。如行为人实施伪造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并以其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枪支、弹药。行为人犯有合同诈骗罪（本罪）和伪造公司、企事业单位印章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两个他罪）。就合同诈骗罪而言，上述三种情形，刑法未规定数罪并罚，根据理论上的通说，按“择一重罪从重处断原则”论处。

3、合同诈骗罪中的竞合犯

竞合犯有法条竞合犯和想象竞合犯之分。法条竞合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因法律错杂规定，致使有数法条（或法规）同时可以适用，但只在数法条中适用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成立单纯一罪的情况。它的构成要件是：（1）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法条，它们可以是同一刑事法律的不同法条，也可以是相异刑事法律之间的不同条款。（2）数法条之间有重合关系。（3）在适用法律时只能选择其中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法条，成立单纯一罪。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有四个，即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整体法优于部分法、重法优于轻法和基本法优于补充法。

想象竞合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是：（1）须实施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是指一个犯罪行为。想象竞合犯的一个行为，可以是一个故意行为，也可以是一个过失行为。想象竞合犯只能是一个行为触犯数罪名，如果是数行为触犯数罪名，则是实际的数罪，不发生想象竞合犯问题。（2）行为人的一行为必须触犯数罪名。数罪名，指具备刑法分则上数个犯罪构成，所谓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指行为在形式上或外观上构成刑法分则规定的数个犯罪。其适用原则是，从一重论处。

第一，合同诈骗罪中的法条竞合。合同诈骗罪中的法条竞合，是合同诈骗行为人在实施合同诈骗罪的同时又触犯了其他法条规定之罪，而这些法条存在竞合，只能适用其中之一定罪论处的情形。例如：诈骗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保险合同、借贷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保险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达到数额较大的，就构成了保险诈骗罪或货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规竞合。按照法条竞合中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分别以保险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论处。本文讨论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竞合、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法条竞合中的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按上述原则，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二，合同诈骗中的想象竞合犯。合同诈骗中的想象竞合犯，是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名。例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论处：（1）当上述行为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又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既遂一般构成要件的，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因为，根据刑法第279条规定，此时招摇撞骗罪的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与合同诈骗罪相同，而主刑最低是管制，合同诈骗罪主刑最低是拘役。（2）当上述行为人骗取的财物数额达到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以

上的，无论其冒充行为情节多么严重，均按合同诈骗罪论处。因为，此种情况下招摇撞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合同诈骗罪法定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但须并处罚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3）若上述行为人的骗取的财物数额只是较大，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骗的情节严重，则以招摇撞骗罪论处。因为，在此情形下，合同诈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而招摇撞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若属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想象竞合，则可另当别论。

综上所述，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标准，我们才能做到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准确打击合同诈骗犯罪。

参考文献资料：

1、肖扬著：《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高铭暄著：《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2

一、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司法认定

关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性质, 尽管刑法第196条第3款明确将其规定为盗窃罪, 但学理界对该行为的性质仍存在激烈的争论。目前对于这一行为的定性主要有三种观点:认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认为构成盗窃罪和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一种观点主张应定信用卡诈骗罪。信用卡本身并没有实际价值, 行为人只有实施积极骗取行为, 才能现实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 决定整个行为构成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使用行为, 即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 故定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主张应定盗窃罪。主张该学说的学者主要立足于信用卡的使用行为是盗窃行为的继续, 是实现盗窃目的的结果行为, 它能在盗窃罪范围内得到定性, 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还有学者认为盗窃行为与使用行为存在牵连关系, 行为人盗窃信用卡之后只有实施使用行为才能取得他人财物的控制权。更有甚者认为信用卡本身就是货币的体现形式, 信用卡就相当于现金, 使用信用卡就和使用现金一样,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与盗窃钱财并无差别, 因此, 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说认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应当根据使用行为针对的对象来判断。利用信用卡在银行柜台取款或者在特约商户购物消费的, 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在自动取款机上提金或利用电话银行、网络银行使用信用卡的, 应定性为盗窃罪。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96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 但是考虑到机器不能被骗, 所以针对人使用以信用卡诈骗罪定性, 对机器使用只能以盗窃罪定性。

以上三种主张代表了我国理论界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定性的分歧, 笔者认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196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 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性, 在此基础上, 笔者拟对前面提到的定性争议阐述一己之见:

1、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以盗窃罪论处不合理

首先, 使用行为不属于盗窃行为的“事后不可罚行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已经合并在前行为加以处罚的后行为, 大多发生在行为人必须实行后行为, 其前行为才有犯罪实益, 但仅限于后行为并没有扩大前行为造成的损害范围, 否则, 后行为则不能被前行为吸收, 应合并处罚。也就是说后行为与前行为必须侵害同一个法益, 使用信用卡的行为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金融管理秩序, 而盗窃信用卡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 也无从谈起侵害法益。

其次, 有学者认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中盗窃行为是主行为, 是目的;使用行为是从行为, 是手段。这种思维颠倒了盗窃和使用的逻辑关系, 盗窃之后持有信用卡不等同于获得了卡上的现金, 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没有使用根本就不会造成合法持卡人的财产损失。而且合法持卡人也可以通过补救措施, 例如挂失止付, 使被盗的信用卡失效, 此时财物的所有者对卡上的现金仍有可控制力, 合法持卡人的财产并不会因为行为人的盗窃行为而流失。基于这个角度, 盗窃行为的作用远远不及使用行为, 它只是为后者提供了条件。

再次, 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会带来诸多实践“硬伤”。一方面, 行为人在盗窃信用卡后的使用行为中, 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 按刑法理论应定未遂。如果依盗窃罪说, 则是盗窃罪的未遂, 但是行为人的盗窃行为已经完成, 未遂的只是后面的使用行为, 这是有悖于常理的。另外, 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定性为盗窃罪会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指向:拾得信用卡并使用的, 由于刑法没有规定拾得罪而不能定罪处罚。诈骗、抢夺、抢劫信用卡并使用的, 应分别以诈骗罪、抢夺罪和抢劫罪定罪处罚, 这显然是不妥的。

2、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采区分说不可取

首先, 该说有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之虞。主张区分说的学者也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符合信用卡诈骗罪中“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方式, 但是, 基于“机器不能被骗”的观念, 变通地定性为盗窃罪。但是这种观点带有很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 在该说论者看来, 为了方便操作, 可以虚置法律的普适性, 这是值得考量的。而且, 区分说割裂了行为的整体特征, 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例如, 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分别在自动柜员机和银行柜台使用, 依据区分说将被处于数罪, 这显然不合适。

二、使用拾得的信用卡于ATM机取现行为的司法认定

拾得他人信用卡于ATM机取现指行为人捡拾他人由于遗忘、丢失等原因而失控的真实有效的信用卡于ATM机上使用取现的行为。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中对于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争议颇大。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该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再有一种认为应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还有观点认为应以侵占罪追究。同一行为在定性上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2008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 (ATM机) 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 (ATM机) 上使用的行为, 属于《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构成犯罪的, 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批复的出台为司法实践的法律使用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下面笔者通过对学理界不同学说的分析研究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

笔者认为, 将该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有失行为的整体性。因为拾得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是一个使用非法手段占有他人财产的过程。具体而言, 是由拾得他人的信用卡和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两部分行为构成。将该行为定性为盗窃只反映了行为人对他人财产的占有, 无法反映行为人取得财产的冒用行为的特征, 违背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再者, 盗窃罪中行为人是自己直接经非法手段占有他人财产, 而拾得他人信用卡于ATM机取现的行为存在一个一方把物品交与另一方的过程, 这是“盗窃”与“诈骗”的重要区别之所在。因此, 盗窃罪的认定不能成立。

有部分学者将该行为定性为侵占罪, 笔者反对该论者的观点, 拾得他人信用卡的, 与拾得现金不同, 无论密码是以何种途径获取的, 拾得人对卡内资金都没有占有权。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有: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或者将他人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使用拾得信用卡于ATM机取现中行为人与利益损失者之间不存在财务保管关系, 所以构成要件一不成立。而信用卡上的资金为持卡人存入银行, 持卡人将卡丢失后, 资金的占有权还是归银行所有, 所以信用卡上的资金也不能所做构成要件二中的他人遗忘物。因此, 侵占罪的认定不能成立。

笔者认为, 将拾得的信用卡于ATM机上使用的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有如下理论依据:首先, 该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所列举的四种信用卡诈骗行为之一“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拾得人虽然获得了信用卡密码但是其人却是名不符实、虚假的。这事际上是在合法持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冒用其名义私自取走其钱财的“冒用”行为。而此时, 银行无从查询顶替冒用者的真实情况, 因而无从追回冒用者非法取走或非法消费甚至恶意透支的欠款, 从而陷入被骗的僵局, 使银行的潜在财产危险极大增加。其次, 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精神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浙江省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 (ATM机) 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ATM机上使用的行为, 构成犯罪的, 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完善立法的建议

对于信用卡诈骗罪的改善, 建议从主体上加以规制, 对于单位犯罪的, 也应该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就发卡对象而言, 信用卡对此是有区分的, 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单位可以申领信用卡, 且单位的透支额度都比个人要大。既然单位可以成为信用卡的合法使用人, 司法实践中必然会有单位恶意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的案件发生, 而按照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 追究单位犯信用卡诈骗罪的责任于法无据。其次, 从我国立法体例看, 根据刑法第200条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金融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的犯罪主体。且《刑法》第177条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主体, 因此单位为实施信用卡诈骗而伪造信用卡是存在可能性的。最后, 刑事立法应具有协调性, 刑法第195条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信用证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而与之性质相类似的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而将单位抛除在外, 在立法上明显不协调。由此而言, 笔者建议将单位包含在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之中, 并单独规定单位犯罪的内容。

四、结语

利用信用卡实施犯罪的现象在近几年司法实践中频繁发生, 但是, 对此行为该如何定性, 实务界和理论界是剪不断理还乱。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信用卡也会迅速的得到普及, 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信用卡诈骗形式的推陈出新, 为了确保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 保障持卡人、发卡机构以及商户的合法权益, 仅仅提高信用卡犯罪的防范意识同时加大对信用卡犯罪的打击力度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立法机关不断完善信用卡犯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 给予犯罪分子最强大的心理震慑。

参考文献

[1]阮梦玥.信用卡诈骗罪研究[J].湖南农机, 2010, (7) .

[2]任飞.浅析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J].金卡工程, 2010, (8) .

简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3

关键词：合同；非法占有；司法认定；合同欺诈

合同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近年来合同诈骗罪案例的频发，却严重限制了合同的作用，扰乱了市场的秩序。实践中，对于利用合同犯罪的案例，更是存在认定不清的难题，让部分不法分子逃脱法律制裁。本文着重论述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以及主观“非法占有”的目的，希望能对实践操作提供理论指导。

一、合同诈骗罪概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在生活中越加普遍和重要，但合同诈骗罪案件数量激增、危害后果日趋严重。同时随着网络和现代技术的发展，合同形式多样化以及电子合同的普及，更是带来取证难、定性难、处理难等实务难题。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因此，行为必须利用合同这一形式，且发生在合同的签订或者履行过程中。同时，行为的表现形式具有欺骗性，让受害者产生错误的认识。而纵观刑法体系，本罪是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下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故只有合同的诈骗达到了足以危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的状态时才能成立犯罪。

二、“合同”的司法认定

1.“合同”性质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尤其是普通诈骗罪的区别，主要或者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所有合同都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手段，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必须侵害公私财产权以及扰乱市场经济，所以对“合同”的性质的判定影响到某些诈骗犯罪的定性。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议，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是指经济合同，这一观点与《刑法》中将合同诈骗罪规定在第三章第八节中关于扰乱市场秩序罪的结构安排是吻合。第二种观点认为，从较为微观的角度来说，合同诈骗罪中对于“合同”范围的规定应当包含合同法所规定十五种有名合同中的买卖合同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所签订的某些民事合同。

2.“合同”形式的认定

合同的形式即合同的方式是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观表现和载体。合同法规定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由于刑法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并未明确规定，因此刑法学界对“合同”的形式存在着争议。对于书面合同，大家都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涵盖口头合同，我国刑法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采取肯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包括任何合同，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只要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的构成要件，其中当然包括以口头形式订立的合同。这一观点的理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的订立可以采用书面合同、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

第二种观点采取否定说，认为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在罪行认定中，要证明犯罪人犯罪证据的可认定性是最基本的条件，由此界定“合同”的概念应当考察定罪证据是否客观可见性。尽管在民法上，合同具有各种形式包括书面、口头以及其他形式，但是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第三种观点则采取折衷说，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但其作为《合同法》确认的一种合法形式，如果在具体情况下，比如犯罪人的诈骗行为发生在一系列的经济往来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符合合同诈骗罪之构成要件，且通过签订、履行口头合同过程而骗取财物的，也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在定罪时应从严把握。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合同”应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合同，首先无论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两者所体现的法益相同，所具有的功能也完全相同，其区别仅是合同内容的载体不同而已。其次从字面上看，《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虽然这里的“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签订”、“履行”是两个行为，处于并列位置，对履行行为所依据的合同的形式究竟如何法律并未作出规定，因此可以认为被履行的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最后，口头合同增加了举证难度，但是这不能作为排除口头合同的根据。相反地，由于其举证难度大，隐蔽性强，更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口头合同”更应该纳入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同时加强对“口头合同”的举证引导。

三、结语

隨合同诈骗罪案件的频发，合同诈骗罪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显得愈加重要。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清晰的概念分析，来加强本罪的预防，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培根说：“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贝卡利亚将其作为他的经典著作《论犯罪与刑罚》的卷首语，这也值得我们深思：刑罚体系的完善就是一个艰难的事物，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这一过程也需要我们每个法律人尽自己的一份力。

参考文献：

[1]李伟，胡永生.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8年32期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4

【裁判要旨】商业合作中，一方代为收取货款后不及时支付给合作方，违背协议约定用于其它投资并造成亏损，合作方催讨债务时隐匿、转移部分货款故意不还付给合作方的，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号】（2007）乌中刑初字第09号二审：（2008）新刑二终字第7号再审：（2010）刑提字第1号

【案情】

2002年11月至2005年间，再审被告人栾某某作为上海森晟世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与新疆北疆铁路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北铁公司）分签订了销售电解铜贸易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世洋公司代理北铁公司进口电解铜，世洋公司负责订货和销售，北铁公司负责开立与合同匹配的远期信用证并收取固定利润。栾某某自2003年开始，销售北铁公司的电解铜后不及时支付货款给北铁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利用北铁公司所开信用证89天的解付期，采取用后单货款补前单信用证款项的方式循环占用部分售铜款用于房地产等商业投资。2005年8月11日，北铁公司发现此情况后随即报案，同年8月14日栾某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监视居住。2005年9月9日，栾某某及栾所控制的世洋公司等五家公司和北铁公司及其上级主管单位共九方签订核查债务和还款协议，确认世洋公司欠北铁公司货款约6.3亿元，栾某某自愿将其价值为101197284元的资产抵偿给北铁公司，并承诺将尽一切办法偿付其余所欠债务。2005年9月10日，栾某某被取保候审，其为避免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查扣所剩部分货款，安排他人将其控制的上海久升劢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账上的1730万元售铜款和上海森晟世洋物资有限公司账上的1250万元转入其他公司账户。2005年11月，栾某某从中支出135万元以栾某某母亲名义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苗某某218弄25号购买住房一套；2005年12月12日至2006年1月，栾某某又授意他人将其隐匿在其他公司账户中的500万元经三家公司转至其朋友个人账户，由栾某某派人提出现金后用栾某某朋友、亲属名字存入青岛、常州和上海等地银行，其余的2390万元于2005年12月12日开出本票保管。后公安机关将藏匿在其他公司账上的2390万元、所购价值135万元的住房一套和存款存折扣押。2006年4月27日，北铁公司与世洋公司核查债务，最终确定世洋公司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共欠北铁公司货款和其他应付款合计5.22亿余元，其中货款为4.9亿余元。经查，栾某某所欠北铁公司货款主要部分系其炒期货、投资房地产和企业以及借给他人使用等所造成的损失。

【审判】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栾某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北铁公司财物，价值4.9亿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栾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因栾某某另犯有虚假出资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扣押用赃款购买的价值135万元的住房一套予以追缴，发还北铁公司。

原审被告人栾某某对一审认定合同诈骗罪不服，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自己既没有诈骗他人财物的故意，也没有诈骗的行为，双方是优势互补的合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栾某某虚假出资罪和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栾某某在北铁公司追偿欠款493569585.1元过程中，其非法占有欠款中2980万元且拒不返还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认定栾某某诈骗2980万元欠款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但原判认定栾某某合同诈骗463769585.1元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以栾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十万元，与虚假出资罪、行贿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赃款2890万元予以追缴，返还北铁公司。

二审终审后，栾某某不服，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称：1.二审判决引用了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因本案发生在1997年后，1997年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已取代该解释的规定，该解释已失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第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申诉人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世洋公司与北铁公司双方在2005年签订有债务核查协议书，双方确定至2005年10月31日世洋公司拖欠北铁公司4.9亿余元货款，世洋公司同意承担损失，不存在诈骗的故意。第二审将民事纠纷认定为合同诈骗，定性错误。申诉人怠于还款的行为仅属于民事违约行为，不应当定为合同诈骗。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再审被告人栾某某代表世洋公司在与北铁公司的电解铜贸易合作中，栾某某违反合同约定，销售电解铜后不及时支付货款给北铁公司，将部分货款挪用于其他商业活动，在因不能及时还款给北铁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后，将其中的2980万元货款藏匿，拒不还付给北铁公司，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栾某某所犯合同诈骗罪和虚假出资罪、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再审被告人栾某某提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2条第（1）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新刑二终字第7号刑事判决。

【评析】

依照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合作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事实清楚，关键点在于怎样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以及对具体法律、司法解释适用的理解。

一、对合同诈骗罪主观犯意的理解和把握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历来是审理该罪的一个难点。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被归入诈骗罪中予以定罪处罚，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如何认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列举了六类行为方式，凡是有列举的六类行为之一的，一般都可以认定为具有主观诈骗的目的。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了合同诈骗罪，并具体规定了五类情形，作为在审理合同诈骗罪中具体适用法律的根据。不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关于合同诈骗罪具体情形的规定，不仅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同时一般也是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犯意的根据。在本案中，确定栾某某具有合同诈骗故意的关键点在于，栾某某代表其公司在与北铁公司合作过程中，不按协议约定的方式经营，在销售电解铜货款后，不按协议及时还款给北铁公司，却要求北铁公司继续开立远期信用证，用后单货款支付前单信用证款项，将销售款挪用于房地产、借用给他人以及投资其他企业。为保证自己项目的运转和投资规模扩大，其不断要求北铁公司加大信用证的开证额度以便获取巨额资金的使用，以至于北铁公司银行欠款额逐步增大至数亿元，将信用证开证方北铁公司置于到期不能还款的风险下，其前提行为就具有无视北铁公司资金安全，欺骗合作方并且占用对方资金为自己牟利的故意。北铁公司在被蒙蔽的情况下造成4.9亿余元的巨额亏损，北铁公司发现该情况后要求中止合作，此时栾某某个人和公司资产仅价值1亿余元，其财产价值远不能偿付债务。在此前提下，栾某某却在北铁公司追要货款时多次隐匿、转移货款，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至此，其占有北铁公司货款拒不返还的故意已完全明确，依照解释第2条第（5）项的规定，其行为属于隐匿合同货款，拒不返还的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二、关于本案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的问题

本案中，申诉人提出原终审判决适用解释作为判决的根据有误，认为该解释是对1979年刑法具体条文的解释，案件发生在2005年，应适用1997年刑法，所以原终审判决引用该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效力问题，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关于合同诈骗的条款已经被新刑法所代替，故不宜在法律文书中引用该解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解释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并未废止，而且1997年刑法的合同诈骗罪条文是从1979年刑法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且吸收了原诈骗罪中就合同诈骗所涉及司法解释的一些规定，两者间有着立法上的承继关系，而非排斥或扬弃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原来所适用的罪名由诈骗罪变为合同诈骗罪，解释中的经济合同变为合同，在解释仍有效力的情况下，仍可以在具体案件中对该解释予以参照适用。但是由于解释针对的是1979年刑法的具体条文，所以对该解释的引用仅应限于判决的说理部分，可以在文书中引用该解释作为说明其行为具有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原终审判决引用该条文是确定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行为方式和主观犯意，并非是作为量刑依据。所以原终审判决并无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

文/李剑弢（再审主审法官）

谈合同诈骗犯罪的四个正确认定 篇5

合同诈骗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笔者认为目前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存在下面几点疑难点：

一、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含义

由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尤其是普通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形式，所以“合同”的判定会影响到某些诈骗罪的定性，故对“合同”的内涵外延的界定，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本罪的“合同”似应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办理诈骗罪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经济合同”一语。那么修改后的刑法仅用了“合同”一词，是否有意扩大其范围，使之更具有包容性呢？答案应是肯定的。理论上一般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一词，应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

1．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经济关系的。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抚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合同”之列；

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基于控制犯罪而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该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具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3．从合同的形式方面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应把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界定为书面合同，不包括口头形式与其他形式。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的合同的存在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在总体上，合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看，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2）避免出现法条竞合，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现象。《合同法》的相关立法解释已使有关财产流转的协议（包括口头的）都归于“市场交易”中的合同。而在普通诈骗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大量存在这种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并且多以口头形式出现，如果按《合同法》的精神，则这些协议都属于口头形式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若把口头合同也视为合同诈骗之合同的一种形式，则会导致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相互冲突，导致前者架空后者,出现法律适用的混乱。而这显然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故应把口头合同排除出本罪之合同之列；（3）将口头合同诈骗排除出合同诈骗之外有利于对此行为的打击。如将口头合同定性为合同诈骗，意味着将其作为经济诈骗对待，而经济诈骗数额的起点一般高于普通诈骗。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普通诈骗的构罪数额起点为2000元，利用票据，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数额起点为5000元，贷款诈骗的数额起点则高达l万元。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时，应在参照普通诈骗犯罪起点的前提下，使合同诈骗数额起点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起点。”若如此，由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对应于各个数额档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反而有放纵这一行为之嫌。

二、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正确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一般来说应对行为人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以及违约后行为人的态度等一系列情况综合分析。例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考察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货款到手便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无欺骗手段。犯罪的目的与手段是相互统一的，手段从属于目的，目的又依赖于手段，行为人通过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犯罪手段是行为人目的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本罪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整个过程就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人在该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诈骗罪。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人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注册资金、支票、汇票等凭证，或者虚构事实上不存在的标的物，或者冒充“外商”、“高干子弟”等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由于这些货单、支票、标的物等本身就不存在，是虚假的，因而合同自然就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考察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及其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履行，也不为履行合同积极创造条件，货物或钱款到手后挪作他用或用于私人挥霍或抵偿个人债务或携款物潜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

4、考察行为人在违约后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在违约后，一般都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善意原则减少相对人的损失，相反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到之合同无法履行，采取潜逃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当事人无法找到自己，则可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考察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因客观方面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是主观方面的原因致合同未能履行，即合同签订后，行为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的相对义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当然，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只能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主观目的的推定内含未知因素，如果行为人可以反证推翻对其“非法占有”之推定，应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如何认定刑法第224条第（5）项规定的“其他方法”

由于在现实中用以诈骗的方法多种多样，故刑法第224条在第（1）至第(4)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5）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做出了弹性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也许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保持法律的稳定，但这在另一个方面也给该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不便。对这些方法该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足以扰乱市场秩序，骗取公私财物”这一客观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实践中常见的其他方法大致有下面几种：

1．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

2．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

3．骗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图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 4．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

5．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6．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7．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违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在实践中还要注意一点，即这些诈骗方法、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的才成立合同诈骗罪，若在这之前或这之后则不成立本罪。成立普通诈骗罪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按合同纠纷处理。本罪如与金融诈骗犯罪发生法条竞合，则按金融诈骗的有关犯罪论处。

四．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相近行为的界限

（一）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的认定

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间接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然后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

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

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的认定

一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

1.主观方面。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

无履行能力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

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2.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对该目的的认定则可以参照上述二的内容进行判断。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6

【发布部门】公安部

【发文字号】公通字[1997]6号

【发布日期】1997.01.09

【实施日期】1997.01.09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部门规范性文件

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公通字〔199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近几年来，各种严重的经济诈骗犯罪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和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危害。各地公安机关依法加强对经济诈骗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过程中，由于诈骗罪和经济合同纠纷的区分比较复杂，同时还往往因合同双方分属不同地区，致使公安机关在办理这类案件时，经常出现认识上的不一致。特别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有的以追赃为名，扣押、冻结或者划扣合同双方以外的第三者正常经营的货物或款项；有的出于部门利益以各种借口向受害人索要办案费用；有的在办案中违反规定随意到外地抓人；甚至还有个别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为了追款而非法抓人；更有甚者，因追不回款项而将无辜者长期关押。同时，也有把被害人控告的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当作经济合同纠纷而不予受理；把外地公安机关办理的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当作经济合同纠纷而不予协助。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败坏人民警察形象，而且影响社会经济正常活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为解决上述问题，维护国家正常经济活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纠正一些地方、部门插手经济纠纷的违法行为，现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和实际情况，对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关于案件性质的认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经济合同的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对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案件的认定，应当严格依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办理。

二、关于案件的立案程序

公安机关接到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的报案后，应当先进行初步调查以查明是否确有本规定第一条所规定的情形。对确有本规定第一条所规定之情形的，应当予以立案侦查。对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并告知其依照经济合同法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三、关于案件的管辖

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更为适宜，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负责办理。几个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上一级的公安机关办理。管辖权有争议的或者管辖不明的案件，由争议双方的上级公安机关办理。

四、关于采取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在尚未立案前，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在办案中需要到外地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关于到外地对案犯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几个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3〕40号)等有关规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不得自行执行拘留、逮捕，更不得以传唤、拘传为名将被传唤人或者被拘传人带离当地。凡没有法律手续擅自到外地抓人或者虽有法律手续但未通知当地公安机关的，当地公安机关一经发现，应当立即予以扣留，通知其所属的公安厅、局派人带回予以处理。没有法律手续，擅自到外地抓人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地公安机关接到外地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的通知后应当无条件地积极予以配合，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刁难或阻挠。故意刁难或阻挠的，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执行中遇到问题可请上级公安机关协调解决。

五、关于追缴赃款赃物

公安机关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在尚未立案前，不得扣押物品或者冻结款项。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

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债务、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被害人因此遭受损失的，可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决。

六、关于对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的监督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坚决制止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上级公安机关如果发现下级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只注重追款而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互相推诿扯皮，或者违反规定抓人等错误时，应当依照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执行人民警察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及时予以纠正。

刍议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司法认定 篇7

一、关于修订后《保险法》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与修订前的《保险法》第十七条相比, 修订后的《保险法》第十六条在条文表述有了新的变化, 体现在:

一是明确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 为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对于修订前《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理解, 实践中, 就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是否亦应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条件, 才能允许保险人解除合同, 存在较大争议。通常认为, 该款就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情形下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规定了不同的条件, 与过失情形相比, 投保人只要是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不论是否存在“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条件, 保险人即可享有合同解除权。而从修订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表述看, 不论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过错是故意还是重大过失, 必须存在“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条件, 保险人方可享有合同解除权。

二是将投保人因过失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条件, 限定为重大过失。在传统民法理论上, 以当事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的不同程度, 而将过失分为重大过失、具体轻过失和抽象轻过失。我国司法实务中, 一般将过失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根据修订后的《保险法》, 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一般过失的, 保险人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 从而限定了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范围。

三是引入无争议条款, 限定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修订前的《保险法》未规定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 保险人可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 由此使保险人滥用合同解除权的可能大大增加。在保险实务中, 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 对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已经知道, 但为占据保险费, 并不行使解除权, 保持沉默, 等到保险事故一旦发生后, 立即提出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 从而拒绝给付保险金, 这种做法使保险人永久掌握解除权, 有损于公平原则。无争议条款又称为不可抗辩条款, 要求保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 否则在保险合同生效后一定时期, 就成为不可争议的文件, 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在投保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 否定保险合同的有效性, 该条款已成为国际保险业的通行惯例。随着该条款的引入, 对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保险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都有积极的意义。

从上述修订后《保险法》条文中的变化, 可以看出立法对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加强了限制, 注重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立法指导思想更加明显。因此, 在司法实务中, 应当深刻理解立法条文修订背后的指导理念, 并以此作为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理念。

二、关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认定

关于足以影响的主体。是否承保、以何种费率承保是特定保险人考虑的问题, 从该条款的表述看, 足以影响的似乎是作为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特定保险人。但若以特定保险人的主观心态作为判断标准, 可能使告知义务的范围被无限扩大, 对于一些明显无关的事实的不如实告知, 特定保险人也可能行使合同解除权, 其弊端显而易见。笔者认为, 对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估计的事项进行判断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不同主体的主观判断标准必然存在差异。实务中进行裁量时, 需要注重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之平衡, 一方面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风险的重要情况, 另一方面要防止保险人利用如实告知作技巧性抗辩, 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之利益。因此, 对于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估计的事项进行判断, 应当依据事实的性质综合各种情况进行客观、全面的考察, 而不能依投保人或保险人的主观意思决定。那么, 如何确定一个客观的标准呢?这方面, 保险业发展成熟国家的立法例可以作为参照。所谓谨慎的保险人, 即以一个客观的标准来代替合同中真实的保险人。谨慎保险人的判断构成了一个合理的限制:仅仅证明自己认为是重要的还不够, 保险人还必须证明大多数保险人在同样情况下也会认为是重要的。这一客观抽象的谨慎保险人的标准具有客观化、确定化的优点, 已被大多数国家立法所沿袭。笔者认为, 我国《保险法》上述条款中“足以影响”的“保险人”也应当依据这个客观标准进行判断, 即根据有关保险行业从整体上一般的知识水平、习惯做法、经验等, 如投保人告知了该事项, 一般保险人都会拒绝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 则可认定为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保险人可行使合同解除权。

关于足以影响的事项。从文义上说, “足以”是形容受影响程度的副词。那么, 这种影响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构成“足以”呢?我国保险行业起步晚, 相关配套制度尚不成熟, 投保人、保险人均存在较强的投机心理。因此, 在现阶段, 宜将足以影响的认定标准严格化, 即限定为对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起决定性影响的事项, 要求保险人证明若非存在未告知, 保险人会收取更高的保险费, 甚至拒绝承保。笔者认为, 可以在司法实务中作为参照。例如, 投保人明知投保的机动车为运营性车辆却投保了较低费率家庭自用车险, 保险人据此可行使合同解除权。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我国采取询问告知主义的立法例, 因此投保人的告知内容与保险人的询问内容和方式息息相关。实践中, 保险人一般以书面形式将询问内容格式化, 而其中不乏含义模糊的条款或兜底条款, 极易对投保人产生误导。例如,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 以“是否有饮酒习惯”“是否有其他疾病”等作为询问事项, 缺乏明确标准, 容易出现多种解释而导致争议。笔者认为, 对于无明确判断标准的询问事项, 保险人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 有义务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以便于投保人准确回答, 否则不应认定投保人隐瞒或故意隐瞒。

三、关于“严重影响”的认定

如果未告知事项为保险事故发生的唯一原因, 毫无疑问, 该事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着严重影响。但在实践中, 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往往不是唯一的, 而是各种原因交错混杂。在此情况下, 如何判断何为“严重影响”的原因呢?在保险法理论上, 对发生保险事故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 被称为近因。近因, 即最近原因, 是指引起保险标的的损失有多种原因, 且各个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中断的情况下, 对标的损失的发生起支配作用的直接促成结果的或一直有效的原因。近因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即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保险标的损失必须是由保险人承保责任范围内的风险为近因引起的损失。

四、关于“重大过失”的认定

所谓过失, 是指怠于注意之一种心理状态。由于投保人并非富于保险技术和经验的专业人, 对其注意程度的要求不能过高, 修订后的《保险法》将投保人因过失而未告知的主观心态限定为“重大过失”。那么, 在司法实务中, 如何去把握这一认定标准呢?过失是一种主观心态, 主体情况不同, 应有的注意义务程度也不同。在司法实务中, 对投保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 主要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主体知识水平。包括职业、受教育程度、认知水平、经验等。如作为医生相对于普通人而言, 对疾病的了解程度显然应更高。二是主体从事的活动。活动内容不同, 对主体的要求也不同。如同为运输业的从业者, 从事特种物品运输较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的注意义务应较高些。

摘要：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 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文探讨因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司法认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