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的赠与人

赠与合同的赠与人（精选7篇）

赠与合同的赠与人 篇1

求直所/潘以强

刘某与赵某因夫妻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协议约定，夫妻共有房屋一处双方自愿赠与当时三岁的女儿刘小丽。孩子由赵某抚养，该房屋暂由赵某与女儿居住，但未变更房产登记。2009年，刘小丽结婚拥有了自己的“安落窝”，赵某也改嫁他人搬出这处老屋子。刘小丽考虑腾空的房屋不能闲置，便决定将父母赠与的这处房屋出租他人。这时的刘某已经是个下岗职工，经济困难，离婚后一直独身未在婚娶。他考虑自己女儿和前妻都有了好的归宿，而自己却靠政府发放低保艰难度日，便找前妻商量将赠与女儿的房屋收回，遭拒。这时，刘某是否可以要求撤销赠与合同？

依照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赠与合同订立后，赠与人撤销赠与是有条件限制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撤销赠与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对于动产而言，在赠与物交付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不动产而言，在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于财产权利而言，根据法律规定转移权利是否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在财产权利交付或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但是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可任意撤销。

第二，撤销赠与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全部转移，则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若赠与财产的权利部分转移，则赠与人仅能就未转移部分撤销，对已经转移部分不得撤销。

当然上述两种情况也有例外，即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合同的赠与人 篇2

(一)赠与合同撤销权的内涵

撤销权对其行使权力时的撤销行为,有法律性和非法律性的行为。它是消极的一种权力,它撤销法律行为,有包含瑕疵的和无瑕疵两种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是在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的作成无瑕疵。有瑕疵撤销时在法律原则上溯及既往的,这样的效力失去,是在法律行为作成时就有瑕疵。撤销的传统民法理论中,撤销是使瑕疵法律行为的效力,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效力消亡。这种撤回权是对于将要赠与人的物权享有的取消,而做出的赠与意思表示权利。

(二)赠与合同撤销权的种类

赠与合同里的合同撤销权有任意的和法定的,法定撤销权里有赠与本人做出的和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做出这个权力的执行。诺成合同是一种对当事人的任意撤销权不允许行使的方式,在赠与人是不能享有这种权利随意撤销的权利的,在我国的赠与合同,就是使用诺成合同这种形式。赠与合同是无偿的,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必须履行的合同,它所承载的是纯获益者为受赠人。赠与人仅在财产转移前,可以取消合同。当赠与人在自我经济遭受变故时,才可以酌情撤销这种赠与人的法定关系。

二、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不足与改善

(一)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不足

1. 撤销权存在滥用的危险性

在我国的对于赠与人在财产转移前,享有撤销权,但是我国的合同法中,规定我国的赠与人是不享有这种任意行使合同放弃赠与的事实,这种情况是为了预防有人通过赠与合同,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签订合同,当拿到所需要的利益后,就通过任意撤销,从而使得合同失效。赠与合同的订立过程,是需要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的同意才能进行的。签订的过程包括要约和承诺,合同的解除也必须是双方都统一意见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存在赠与人的任意撤销的行为,将会带来受赠人的损伤,为履行合同做出的各种程序,都失效了。赠与人任意撤销的行为是缺乏信用的一种表现。同时对于其他合同的赠与合同撤销权的设置,规定还是不够详细。

2. 在赠与合同内部,撤销权与相关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没有充分注意到相关制度之间的契合与衔接、客观上影响了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

赠与合同中规定了,当赠与人故意做出使得赠与财产价值有损的行为时,就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出相应价值的补偿行为。这条制度规定,是不够完善的,这样的责任赔付,必须从财产转移交付的时间点,来分析具体情况。在赠与物转移交付前,如果赠与物损坏或者灭失的情况,是赠与人故意的行为,是不应给予责任追究的,而是应该允许任意撤销,因为此时物权归赠与人所有。但是当赠与合同履行后,赠与物交付完毕了,此时物权归属受赠人所有,赠与人如果发生故意损坏的行为,则应该赔偿,同时不具有任意撤销行使权。但是对于赠与人还是有贫困的抗辩权,当赠与人的经济情况受到严重影响时,经营不善或者家庭经济水平困难时,可以选择赠与义务的终止行为。但是遇到道德相关的公益赠与时,此条规定方可生效。

(二)对我国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改善建议

1. 引入缔约过失责任

撤销权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实施的,这个原则是要求合同的双方,对合同的相关条款给予信守的要求,而不是能够随意撤销自己履行合同的义务从我国相关条款中,给出了当被确认无效撤销的裁决时,就该对受赠方给予损失补偿。但是当受赠方与赠与方都是该承担过失的情况下,那就各自承担相应的损伤。当订立时发生借合同之名,谋取其他利益,或者合同订立的相关情况,并不属实等其他诚信条件,这时就该负担缔约责任。

2. 撤销权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撤销权中如果赠与人签订了赠与合同,就该履行其责任。但是当赠与人故意行使任意撤销权时,但是对赠与财产移交后,是不被应允的。赠与人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变化时,家庭收入窘迫,此时应该被应允不参加任何赠与活动,包括其他公益性质的,这就与法律要求相悖。法律应该对于赠与人同样给予保护,这样才符合道德观要求。

摘要：赠与合同是基于无偿性的合同,立法中对于这种无偿性的规定,是非常特殊的,合同的生效要件,大概分为要务、要式与不要式和不要物与赠与人任意撤销三种模式展现形式。本文中通过对赠与合同的简要介绍出发,包含赠与合同的内涵和种类,同时讨论了各种我国赠与合同的各种不足,包括滥用的危险性,还有贫困抗辩权与撤销权等制度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存在问题的矛盾点。通过这些简要的讨论之后,才得出最后的处理问题的措施,引入相关的责任条款,并且进行制度的改善。

关键词：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宁红丽.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3]韩世远.我国合同法中的缔约过失问题研究[J].法学家,2004(3).

[4]王文军.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J].法学论坛,2010(6).

赠与合同的赠与人 篇3

您好!我的弟弟和弟媳从老家来到本市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一家5口的生活比较清苦。我父母心疼弟弟，也苦于平时没人专门照顾年迈的自己，就和弟弟弟媳达成协议，把父母名下的房子赠与弟弟一家，而父母的养老送终由他们一家负责。签订协议后我父母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弟弟和弟媳，我对此也没有意见。可是不承想，弟弟和弟媳照顾了父母两年后，弟弟在一次事故中死亡。如今，弟媳想要改嫁，她想带走这处房子，并且也不愿意承担二位老人养老送终的义务。我父母知道弟媳再婚是在所难免，可是当初房子过户到弟弟弟媳名下的时候，是要求他们夫妻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的，现在房子已经给了，可是弟媳却不愿意履行义务，我们能否主张撤销赠与合同，要回房子呢?

临沂张纯芳

张纯芳：

您好!您父母与儿子儿媳签订的协议属于附义务的赠与协议。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老人将房子产权过户到他们名下，视为对儿子和儿媳两个人的赠与。儿子和儿媳作为受赠人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承担老人的赡养义务。虽然您弟弟已经去世了，但是您弟媳也不能因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您可以让父母把这个道理告诉您的弟媳，如果她还是执意不愿意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您父母可以撤销赠与合同，要求您弟媳返还房产。

好友仗义借款如今反目是否可以讨要利息

律师：

您好!我和好友小赵是从小的邻居，关系一直很好。前几年，我结婚时非常缺钱，小赵非常义气地借给我5万元钱。我当时主动给他写了借条，但是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更没有约定给利息。现在，我和小赵因为一些误会把关系搞僵了，我的解释他也听不进去，还要求我立即偿还欠他的钱并支付利息。虽然，我现在也比较困难，但是欠的钱我还是打算立即偿还的。我想请问，按照法律规定我是否需要向小赵支付借款利息呢?

济南杨明

杨明

您好!对于您的情况，我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您与小赵的借款并没有约定支付利息，所以您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但是，当小赵向您要求还款并给出合理的期限后，如果您不能如期还钱，那么拖欠的这段时间是需要向小赵支付利息的。所以，您应该尽快完成还款，避免加深朋友之间的误会，还要支付借款利息。

(案例由山东李晓明律师事务所刘洪涛律师提供)

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 篇4

《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不同于赠与行为，因为赠与是赠与人的单方法律行为，而赠与合同是以赠与为内容的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

如果仅有赠与人的意思表示，而没有受赠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合同就无法成立。

与其他合同相比，赠与合同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从而使受赠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

第二，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

无偿性是赠与合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受赠人在取得赠与物所有权的同时，不需要向赠与人给付任何对价，即受赠人纯获利益。

房屋赠与合同 篇5

甲方(赠与人)：住所：有效证件号码：乙方(受赠人)：住所：有效证件号码：甲乙双方为父子关系，甲方自愿将其名下的不动产房产赠与自己的儿子乙方。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赠与房产协议如下：

第一条：甲方自愿将其房产赠与给乙方，乙方自愿接受该房屋。该房屋具体状况如下：

(一)座落于，建筑面积平方米;

(二)赠与房屋的所有权证证号为;国有土地证号为;

(三)房屋平面图及其四至范围见附件一

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

第二条：经协商一致甲方愿将该房屋赠与乙方，并在乙方能办理过户手续时积极协助办理。

第三条：甲方保证房屋在此赠与合同签订前以及合同签订后一直到过户完毕期间该房屋权属状况完整和其他具体状况完整，并保证房屋不受他人合法追索。

第四条：甲方没经乙方同意不得将此房产抵押、转卖或出租给他人，否则抵押、转卖或出租行为无效。如因上述行为造成乙方不能取得赠与房产的，甲方应如数补偿或退还乙方代为支付的所有房款和代交的其他等所有税费。

第五条：甲方赠与乙方房产，本合同在双方签订经公证处公正后不可撤销。

第六条：在乙方能办理该房屋过户手续时，甲方应按约定积极协助乙方转移办理过户手续。

第七条：甲、乙双方定于时正式办理过户该房屋,双方定于前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附属设施和相关权益的更名手续。在乙方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后，按有关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该房屋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

第八条：甲、乙双方确认，虽然房屋所有权证未作记载，但依法对该房屋享有共有权的权利人均已书面同意将该房屋赠与给乙方。

第九条：本契约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订立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以及本契约的附件均为本契约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十条：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到公证处公证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若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临湘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十二条：本合同一式 肆 份。其中甲方留执 壹 份，乙方留执壹份，为公正留执公证处壹份，为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壹份。

第十三条：甲、乙双方约定补充条款如下：

附件：

1、房屋产权证

2、国有土地使用证 甲方(签章)：乙方(签章)：

浅谈我国赠与合同及其任意撤销权 篇6

(一) 赠与合同的定义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按照意思自治理论, 一项合同, 经过要约、承诺, 法律进行效力检验这三个层次而生效后, 双方自愿设立的合同义务因包含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被法律所尊重, 双方均应受到合同效力的约束。赠与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所有权流转方式, 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 是一种无偿的利他行为, 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的典型代表。

(二) 赠与合同的特点

1. 单务合同

赠与人并不因为赠与而享受相应的收益, 受赠人不需要因为接受赠与物而付出相应的对价。故赠与人不享有双务合同当事人可享有的合同抗辩权, 受赠人也不要求具备给付对价的能力, 因此受赠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样可以成为赠与合同的受赠人, 赠与人不能以受赠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虽然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并不排斥受赠人可能负担一些义务, 但是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所附加的义务目的是为了对受赠人加以一定的限制, 使赠与人不会因为受赠而另外受益。因此虽然受赠人所为不是赠与的对价, 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

2. 不要式合同

法律不要求赠与合同的成立不需具备书面或经公证等其他特殊形式, 只要经双方当事人合意, 合同即可成立。

3. 诺成合同

诺成性是指只要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合同即可成立, 不需要赠与物的交付。赠与合同为诺成性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 必须意图诚实、行为守信, 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 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 不得滥用权力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赠与合同采纳的诺成性规定, 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合理。

4. 无偿合同

赠与具有强烈的社会伦理性和道德性, 有一定的人身性质, 赠与合同缔结和存在的基础, 是双方之间良好朴素的情感关系的延续。因此, 笔者认为, 无偿性是设计赠与合同各项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 是其最典型的特点。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合同中, 其无偿性依然存在。

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内涵

综上所述, 通过对赠与合同的概述, 我们知道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诺成性。正是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和特征, 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和受赠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成立, 赠与人在无利益回报的情况下为给付, 受赠人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收获利益。如果该合同一经成立,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撤销, 那么对赠与人未免过于苛刻, 从而也会对赠与行为本身产生不良影响。法律应当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 尽力平衡当事人的利益。这就为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法律基础。

(一)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含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利益, 第186条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条件进行了限制, 主要是时间限制和范围限制。《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时间加以了限制, 即只能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体而言, 对于动产, 需在交付之前撤销;对于不动产和需要登记的动产, 需在登记之前撤销。第186条第2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 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 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 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 完成道德义务, 本条款明确规定赠与是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

(二)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意义

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 笔者认为有平衡利益的功能。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之前, 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具有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功能。任意撤销权的例外是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这两类合同赠与人不能行使撤销权, 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具有平衡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功能。

三、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各国规定简述

目前规定有任意撤销权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民法典》第549条规定:“赠与, 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 相对方接受, 而发生效力。”第550条规定:“非依书面的赠与, 各当事人可以撤回。但已履行完毕的部分, 不在此限。”可见, 只要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 不需要交付或完成其他给付, 也不需要公证等特定形式, 赠与合同就发生效力, 是典型的诺成合同。同时, 除以书面形式达成的赠与不能撤销外, 赠与双方均可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 从而在立法上首次确认了任意撤销权。

四、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评价

(一) 与合同法总则中的撤销权规定不同

合同效力状态具有多样性,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中存在撤销其人的撤销权, 主要存在于合同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 这种撤销权体现了合同的特殊效力状态, 即合同法总则中规定的撤销权。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那么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则合同成立, 如果不存在无效、效力瑕疵情形或附条件、附期限情形, 则合同在成立之时也就立即产生效力。而其中效力瑕疵包括了可撤销的情形。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 如果法律行为的作出是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即受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事由, 则行为虽己成立但不能生效, 而是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 因此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只要合法成立便应当有效, 如果不存在前述可撤销事由, 当事人不可能有所谓的“撤销权”。

(二) 任意撤销权与信赖利益保护的矛盾

合同法既然规定了赠与人有任意的撤销权, 那么赠与人在将赠与财产交付给受赠人之前, 受赠人是无权强制赠与人交付财产的。然而, 《合同法》却在第189条规定了“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此条内容针对的是所有的赠与合同而言, 那么, 此条款所反映的内容就与合同法条的规定相矛盾。由于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所以在赠与人将赠与财产交付给受赠人之前, 受赠人既没有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 也无要求赠与人交付赠与物的债权, 那么, 因为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受赠人有什么权利要求赔偿呢?妄图在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保护受赠人的信赖利益, 达到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 任意撤销权与赠与人履行不能责任制度契合的矛盾

在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 为适当保护受赠人, 我国《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 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文规定的是赠与人履行不能的合同责任。笔者认为这与《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任意撤销权存在矛盾。如果赠与人撤销赠与, 使赠与合同失效, 那赠与人可以说是毫无利益损失的。而受赠人因赠与被撤销而无利益可得, 相反, 为了接受赠与所发生的行为及损失, 为自己增加了负担, 而这种负担对其来说原本是毫无必要去承担的。这种结果对受赠人来说, 显然是不公平的。

五、进一步完善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立法构想

鉴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 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 法律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但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弊端甚多, 不仅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而且造成了赠与合同内在体系的矛盾。通过解读, 笔者认识到, 立法不仅应当考虑价值取向问题, 更应该关注该制度在其体系内的协调关系以及与既有制度的契合关系。为更好地保护赠与人, 在赠与的立法规定上, 主要有两张规范思路。一是事后补救型, 即放宽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承认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 并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来补救;二是事前规范型, 即严格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必须履行特定的形式, 赠与合同才能生效。经过分析, 笔者认识到, 我国任意撤销权立法模式下所导致的赠与合同体系的紊乱以及与其他既有制度的矛盾冲突, 根源在于对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的效力认定上, 正是由于赠与合同成立即生效, 才引发了任意撤销权立法所导致的种种弊端。表面上看是任意撤销权的问题, 实质上却是对赠与合同生效要件的反思。因此, 要解决任意撤销权的弊病, 就要在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上下功夫。而要打破一种既有的立法模式, 成本太大且不大可能变为现实。如果能通过法律解释, 重新认定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 使立法趋于完善, 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此, 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建议结合《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 重新认定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具有特殊目的的 (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 自合同成立时起生效;其他性质的赠与合同, 须经公证形式才生效;即时交付的, 因履行而生效;仅有一般合意的, 赠与合同仅仅成立并未生效, 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此时赠与合同的效力非常的薄弱。这样, 不但体现了保护赠与人的价值取向, 也解决了理论困惑。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方绍坤, 王轶.合同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赠与合同的赠与人 篇7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缔约过失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116-03

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对于非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非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为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即只要是在一般赠与合同而非上述列出的三类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可无任何理由行使任意撤销权，受赠人无法要求赠与人履行交付义务，而在我国法律中却没有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约束或限制以及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所应承担责任的规定。倘若在实践过程中，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受赠人已经为受领赠与财产做了准备工作并支出了相关费用，此时赠与人突然行使任意撤销权，受赠人将因此蒙受损失，且由于任意撤销权的合法性，受赠人无法向赠与人追求赔偿责任，这显然对受赠人是不公平的，也突出了任意撤销权行使与合同法法理基础存在的冲突。

一、赠与合同的性质

对于赠与合同性质的研究与认定，是明确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存在的理论基础。

首先，与其他合同相比，赠与合同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偿性，赠与人愿意向受赠人支付一定利益，而不要求受赠人提供相应的对价，并且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这实际上造成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从社会道德和法律双重角度考虑，对于赠与人的行为，法律没有过多苛求，反而有意减轻了赠与人的主观恶意程度，从《合同法》189条即可看出，只有在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责任；而赠与人赠与财产时可能因一时冲动未为周全，或其他原因使其对赠与财产心起悔意，此时法律理应从保护赠与人利益的角度，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否则将会显失公平。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律设立任意撤销权奠定了道德和法理基础。

其次，对于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的问题，学界争论不断，我国《合同法》的颁布也未能平息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诺成说，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根据《合同法》185条的规定，并未要求赠与人以交付赠与财产作为赠与合同成立的要件，故应将赠与合同理解为“一诺即成”；其二，若将赠与合同认定为实践合同，则当赠与人未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合同并未成立，赠与人不负有任何给付义务，双方当事人也不受合同约束。在此情况下，只要赠与人无恶意，其完全可为自身合理考虑而随时放弃赠与想法，不再订立赠与合同，则《合同法》规定任意撤销权便是多此一举。可见，赠与合同性质的认定和任意撤销权的存在息息相关，申言之，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是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行使的前提。笔者赞同诺成说，从各国立法例来看，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在法律中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制度[1]，可见，立法者正是基于本国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和诺成性，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而制定的。

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价值判断和质疑

（一）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价值判断

法律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在生活、交易过程中应具有明确的价值取舍和行为指向性。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也时刻平衡着社会价值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价值。正如前述，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和单务性，使得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权利义务上存在不对等性；而赠与合同的诺成性也让赠与人负有更多的负担，赠与人一旦做出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受赠人予以接受，赠与合同即视为成立，按照法律规定，赠与人必须履行合同义务。相比于将赠与合同定性为实践合同的国家，将赠与人财产权利的转移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实际上是给赠与人第二次慎重考虑是否愿意承担赠与后果的机会，倘若赠与人确有不愿再实施赠与的原因，其不交付或权利转移的行为即明确了赠与人的态度，合同也因此不成立，这就保护了赠与人的权利不受损害。而在我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因将赠与合同认定为诺成性合同，一旦合同成立，赠与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义务，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赠与人来说不仅显失公平，更不利于社会道德以及善良风气的树立与发展。此时，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出现不仅是法律对保护赠与人利益的弥补，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以及明确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举措，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二）对任意撤销权的质疑

然而，法律在规定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对其进行限制，该权利无相对应的义务，也未规定滥用任意撤销权的赠与人是否要承担责任。首先，在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问题上，赠与人与受赠人相互信赖订立赠与合同，受赠人会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为接受受赠财产做积极准备，受赠人的合法信赖利益会因为任意撤销权毫无规制的行使而受到了损害，同样是显失公平的，这与设立任意撤销权的初衷——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相违背，这种无义务的权利似乎有矫枉过正的趋势。其次，在赔偿责任的认定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对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受赠人是无权向赠与人追究赔偿责任。因为任意撤销权一旦行使，赠与合同溯及既往的消失，受赠人无法就该赠与合同而追究赠与人的违约责任。而受赠人的信赖利益的确因为赠与人权利无规制的行使而遭受了损失，这实际上违反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说，赠与人往往碍于情面，明知受赠人已经着手为受赠做准备却采取消极态度不向赠与人主动告知赠与撤销的行为，也不符合《合同法》所要求的诚实信用原则。任意撤销权是依法规定的，通常认为排除了行为的违法性，这便出现了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的冲突，同时也是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与保障受赠人信赖利益的冲突。

三、缔约过失责任约束任意撤销权滥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

在缔约过失责任出现之前，当事人之间出现纠纷，若存在有效的合同，则守约方可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若当事人之间无任何已经成立生效的合同，则受害方只能追究加害方的侵权责任，这就是严格的“无契约则无责任”的理念，也造成一定的责任缺口。1861年，耶林在《缔约上过失、合同无效与不成立时之损害赔偿》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缔约过失理论，给民法理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2]。现今，我国学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不难从学者的观点中总结出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的几个要件：其一，缔约一方违反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先合同义务；其二，缔约另一方因对对方的信任而为一定行为，使得其信赖利益受到了损害；其三，一方的侵害行为与另一方的侵害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其四，缔约过失责任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其违法先合同义务一方存在过错。只要满足了这四个构成要件，即可认定侵害方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3]。缔约过失责任的存在是防止缔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遭受损失而无法得到赔偿，所以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对象是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区别于合同违约责任所保护的履行利益。但随着合同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应突破传统缔约过失理论的局限，逐步扩大缔约过失责任调整的范围，缔约过失责任应当始于缔约信赖关系的实际形成，止于合同生效之时。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基于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回归缔约过失责任的设立初衷。

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信赖利益的范围除因信赖合同成立所支出合理费用这一直接损失外是否包括间接损失，即受侵害方丧失和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学界还存在争论。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信赖利益应当包括间接损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机会损失虽很难确认，但确实逐步成为受侵害方损失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保护受侵害方利益的角度，应当充分发挥缔约过失责任的作用。

（二）对于引入缔约过失责任的质疑

既然要对受赠人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要求赠与人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必须明确该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显然，因为赠与合同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时已消灭，故不能援引违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但根据据此对受赠人信赖利益进行保护仍存在矛盾，首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无过错可言；其次，赠与合同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之前已成立，而非处在缔约过程中；再次，合同经撤销，虽可以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但这里的撤销权不同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赠与人在行使时也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则是合同缔结时有瑕疵的撤销权，两者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三）从构成要件角度分析引入缔约过失责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笔者并非完全否认上述对于引入缔约过失责任保护受赠人信赖利益的质疑，但这些质疑的基础则是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相关理论的不同争论而得出的不同结果。笔者在上文已详细阐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相关问题的立场，在此便结合上述质疑做进一步分析。

我国《合同法》已在第42条、43条、48条和58条全面肯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并在42条的兜底条款“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规定中，给引用缔约过失责任制约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留有了余地。

首先，缔约过失责任与防止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所要保护的对象和所基于的法理基础相一致。上文已明确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对象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均是源自于相对方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合同义务的违反。申言之，诚实信用原则是信赖利益保护的实质理由，在赠与合同中也不例外，赠与人同样需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而履行先合同义务，在实践过程中，赠与人常常碍于颜面，不积极告知有反悔之意，而待受赠人做出受赠的准备工作，向赠与人询问赠与事宜时，才予以告知，或者因为订立赠与合同时自身不成熟的决定，例如因赠与人自身原因未将赠与合同原本用途如实告知受赠人，事后反悔，这种出尔反尔甚至消极不告知的行为已经足以构成对先合同义务的违反。

其次，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是具有过错的。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包括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中行使民事权利不得损害同样受到保护的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否则即构成权利滥用。现行法律规范中，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已没有相关约束制度，如果赠与人在行使其权利时一味只以维护自身权利的自由行使为中心而不顾受赠人权利的损益，必然是有违民法基本原则，行为人是存在过错的。同时，赠与人是存在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无过错一说显然站不住脚。

再次，对于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方面，并不存在争议。只要受赠人的信赖利益确实遭到损害，且这种损害结果是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所导致的，即符合这个构成要件。

最后，上述质疑的其他问题，笔者在此也逐一予以反驳。第一，赠与合同虽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之前已成立，但这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不冲突。笔者在前文已阐明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终止时间定为合同生效之时而非成立之时更为合理，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则合同溯及既往的消灭，自然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要求。第二，无论是何种合同中的撤销权，以及其行使需要何种理由，只要其行使符合法律的规定，则法律效力是一致的，给相对方造成损害均是信赖利益的损害。

从上述分析来看，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给受赠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的情况完全可以满足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对其进行约束是存在可行性的，既然我国《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将其适用于此，仍是在《合同法》和民法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的，并未引入新的制度而造成不同法律体系的混乱和冲突，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四、赠与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引入缔约过失责任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进行约束虽可行，但仍需要根据赠与合同的特殊性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做相应的完善，甚至在有些问题上，建议法律应给予特殊的规定，从而更好地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赠与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问题。

首先，合同是平等主体自由意志的合意，基于人格平等的私法理念，人的意志应当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赠与合同虽为单务性的合同，受赠人不具有相对应的义务，双方的经济地位显然不平等，但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并不能导致双方意思表示在效力上的差别，在赠与合同中实际包含着独立而且平等的两个意志[4]。所以对于受赠人信赖利益损失的保护，要与保护赠与人利益的保护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受赠人因信赖赠与人会实施赠与行为而放弃接受其他赠与行为的机会，从而影响到其之后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等，如果只保护受赠人的直接损失而排除间接损失，事实上并没有给予受赠人平等的利益保护，这也是笔者强调赠与合同中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必须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原因。

其次，对于受赠人的赔偿也并非是没有限制的。随着法制的发展，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转变，即法律不再仅仅寻求对扰乱了的事物现状的恢复原状，还要缔造新的情形，它不再防御性地或恢复性地作为，而是充当了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5]。在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的讨论中，信赖利益是否应以履行利益为限的争论也从未停息。传统的德国民法上，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并认为保护信赖利益超过了履行利益则易使一方当事人不当得利；但笔者并不赞成此种观点：其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赋予法律更多的期许和更高的要求，缔约受侵害一方对于损害赔偿的期许也不仅仅限于回复到合同未订立的利益关系状态，而是做了一个长远的延伸，更有利于保障受赠人之后经济行为的开展，这也是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一味保守地维护交易安全已不可行。其二，信赖利益无法排除缔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赔偿的范围，而安全保障义务则涵盖了相对人人身或财产权利，而损害的人身利益的赔偿很难低于履行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以履行利益为限的观点存在冲突。故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所赔偿的信赖利益不应以履行利益为限。

但因为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原本受赠人即是无任何对价便可获得利益，在道义上其因对此怀有感恩之情，在要求赠与人对受赠人信赖利益进行赔偿时已经包含了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此时还要求不以履行利益为限，会赋予赠与人过重的负担，从而削弱社会互帮互助，勇于奉献的积极性，从而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从合同本身来说，若合同有效成立并履行，受赠人至多也只能得到赠与财产的全部，即为履行利益的全部，若要求在损害赔偿时承担超过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则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便失去了价值，反而使得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极其不明智，有可能支付比原本赠与财产更多的数额，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故笔者认为，法律应当给予赠与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上限以特殊规定，要求其一履行利益即赠与财产的全部数额为上限，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传统理论的规定。

参考文献：

[1]苏号朋.合同法教程：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4.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l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9.

[3]杨立新.民商法判解研究：第三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71-173.

[4]房绍坤，郭明瑞.合同法要义和案例析解分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