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事件的感想

小悦悦事件的感想（共5篇）

小悦悦事件的感想 篇1

那是一段令人揪心的视频。广东佛山一个五金城里，两岁女孩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碾轧，接下来的几分钟，还有呼吸的悦悦孤零零地躺在路边，18个路人先后经过，但都当没看见，而其间悦悦又被一辆货车碾轧。这令人心寒的一幕，直到拾荒阿姨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搬离街心、在高喊中惊动了悦悦妈妈，才得以终止。终于，濒临脑死亡的小悦悦，躺在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2011年10月21日，多次越过死亡线的小悦悦绝望地撒手人寰，她才来到这个世界两年，还不曾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繁华和美好，而这个冰冷的世界和冷漠的国人就已经将她无情地抛弃……

逝者小悦悦，一个两岁的小女孩。这个秋天小悦悦见识了人性最冷漠的一面。也许直到离开的那一刻，她都不会想到国人的冷漠竟至于此！且不说坐视一个两岁生命自生自灭，是否过于冷血和残忍，就算不敢去扶、去拉，不能打电话报个警、叫个急救，让女童早点得到救治吗？如果每一个“我”都多一份热诚，多一点关心，那么即使社会风气不能就此得到根本扭转，至少也会让遗憾和悲剧少一点。

18∶1，多么让人遍体生寒的数字！

或许有些人想去救人，但又害怕“狗咬吕洞宾”，当这两种心理占据主导地位时，其实更多的是在想救人之后被诬陷怎么办？被索赔怎么办？

公交司机救人反被诬告，因为一个小小摄像头还其清白。“彭宇”效应，已经根植在每个人的心底。好事，做？不做？两难！很大一部分人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想我不去救人，后边的人会去救的。尽管有人曾因见义勇为被冤，尽管救人常不免带来某些“麻烦”，但是，见死不救甚至用冷漠来助纣为虐，是在撕裂社会的良知底线，消解公众灵魂深处的仁义善念。行侠仗义的黄飞鸿早已成为佛山历史与民风的一种代表，佛山 因此“城市名片”而在中国家喻户晓。不幸的是，近日佛山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黄飞鸿大师，而是因为一名两岁多的小女孩遭两辆车碾过身体、18名路人经过却无人问津。他们的冷漠，是让文明蒙羞的道德灾难。而这样的冷漠，绝非特例，却有日渐弥漫的趋势：比如频频发生的老人跌倒无人扶助，面对歹徒行凶无人挺身而出……”

让人诧异的是，在道德环境因各种冷漠渐显不堪之时，弱势者却义务反顾地表现出他们的仗义，比如这一事件中救助女童的拾荒阿姨陈贤妹，还比如那些扶起摔跤老人的青少年……社会道德要靠底层和弱者来维系脸面，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小悦悦事件的感想 篇2

但是今天我们回头审视这一媒体事件, 不难发现, 人们对“小悦悦事件”本身的关注掩盖了新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的诸多失范之处, 不管是在新闻报道层面、舆论引导层面还是把握新闻传播的平衡方面, 一些媒体都没有把握好新闻传播的理性维度。

新闻报道的取向:故事性原则还是事件性原则?

新媒体时代, “人们更愿意从无数的碎片中去拼接对世界的理解, 或者干脆放任这种拼接的存在而不去进行整合, 完全理解全文和语境的动机在逐渐没落”[1], 正是受众特征的变化, 使得新闻报道对新闻事件整体的解读和片段的截取上更需要客观公正, 在“重构情境”上要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貌保持高度一致。新闻报道事件性原则的核心在于把握事实的真实并展开客观、平衡的播报, 故事性原则的核心是重视情节结构和叙事张力, 强调传播冲击力。近年来, 在学界业界注重新闻报道的可看性并大力倡导故事化叙事之后, 很多新闻报道舍本逐末, 在新闻报道中, 过度追求新闻的戏剧性和轰动性效应。南方电视台《第一时间》对“小悦悦事件”的首家报道就偏向故事性原则:两辆汽车先后碾压小悦悦并逃逸, 18个路人先后经过小悦悦身旁“见死不救”, 拾废品的陈阿婆热心相救。2个司机和18个路人的“冷血”和陈阿婆的挺身而出之间构成了数字、身份、人性三组强烈的对比张力, 因此具有一般故事化叙事策略所具有的叙事冲击力。但是这则报道在客观、平衡方面存在如下瑕疵:

新闻素材的画面客观真实问题。新闻素材全部来自事发地一家商户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录制的一段长达7分钟左右的视频。这个监控摄像头的光学性能如何?许多摄像头具有很高的灵敏度, 有没有可能因为摄像头的性能导致拍摄到画面与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环境有差异?记者必须实地考察事发地的光照环境和当时下大雨的气候环境, 才能合理推断18个路人是否看清了受伤倒地的小悦悦, 当然还要适当考虑小悦悦深色上衣和红色裤子的着装以及受伤流血的情况。但是这些实证工作, 南方电视台记者都没有做, 就直接以监控画面报道, 难免有失客观。

新闻采访的平衡问题。所谓“新闻平衡”, 就是“尽可能给每一方, 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从《第一时间》新闻视频我们看到, 路人大多为商城的经营户和员工, 在新闻报道中, 这些路人被称为新闻当事人, 在新闻播出之前, 去寻访这些新闻当事人难度不大, 但是记者却没有给这些新闻当事人说话的机会。只有依靠监控录像的视频画面来认定的事实, 没有多元声音的表达, 没有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交锋, 我们很难相信, 这样的新闻能避免主观倾向对事件还原的影响, 能揭开事件的真相。即使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也存在对新闻当事人的不尊重, 违背了新闻的平衡性原则。

传达严肃意义需要严肃的内容。新闻报道不同于故事叙事, 要坚守忠于事件真相的审慎态度, 必须从新闻事件的人、事、物、细节等诸多方面还原真实、靠近真相, 靠理性把握新闻的平衡, 不能如同监控摄像头一样站在一个高高的点上, 远距离俯视事件, 再抽象出故事元素, 进行夸张叙事和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

舆论导向的重点:个体诛伐还是社会引导?

大众传媒具有环境监视功能, 可以表达自己的言论, 但是这种选择和传播、这种表达必须超越社会舆论的高度。“小悦悦事件”的社会舆论迅速掀起了一场针对“18个路人冷漠”的社会大批判, 社会各界包括广东地方政治层面都卷入到了这一舆论激荡中。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许多媒体在18个路人已被贴上冷漠标签以后还到处人肉搜索他们并上门质询他们, 将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曝光, 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个体诛伐, 比如对主动站出来说明自己没看到小悦悦的“绿衣男”反复上门采访和怀疑, 对那对母女路人的上门采访及道德诘问, 都明显伤害了当事人的尊严, 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秩序, 试想媒体采访行为让路人中的小女孩置于舆论聚光灯下, 她不会受到身心伤害并因此留下阴影吗?媒体舆论不能将批判对象———人格中道德属性这一抽象概念置换成具体的路人本身, 尤其是他们的人格尊严。而“小悦悦事件”中媒体所表现出的这种个体诛伐, 对私人领域过度逼视和肆无忌惮的僭越, 缺乏对普通生命的尊重, 造成道德名义下的伤害。

回顾近年来的许多媒体热点事件, 舆论导向对个体诛伐的例子很多, 药家鑫案中新闻媒体给药添上富二代的身份标签, 进而对药家鑫家庭背景这一私人空间进行无根据的猜测, “药家鑫案件”变成了“药家鑫事件”, 让这个涉及大学生道德教育和社会认知等舆论议题的案件异化为社会贫富差距的拉锯式讨论, 难免会伤害到新闻当事人。酒后驾车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时喊出的一句“我爸是李刚”, 便把李刚搅进了舆论漩涡, 众多媒体把李刚符号化, 有没有思量这种个体诛伐对那个现实生活中的李刚造成的伤害?新闻报道要严格界定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区别, 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首先要从规避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开始。

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协调功能, 其舆论导向必须在事实讨论而非传闻猜测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社会引导效应, 让社会舆论良性发展, 让舆论指涉的各方获得心悦诚服的教育并不受到无端伤害, 社会情绪才会得到正确疏导, 因此产生的社会行为选择才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新闻传播的平衡:情绪共鸣还是理性共鸣?

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传播特征, 才能确立准确的新闻传播范式。今天我们处在图像新兴的媒介融合时代, 图像阅读的形象性让我们日益习惯形象思维而缺乏严密的抽象思考, 受众有“眼见为实”的习惯定式却没有对图像片段性、瞬间性特征的审慎态度;网络及其他新兴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的汪洋大海更让我们受制于浅层文字阅读, 又无法阻止自由观点的肆意表达, “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 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2], 新闻媒介作为一种话语结构, 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事物, 因此, 确立一种理性的传播范式能更好地完成这种指导, 要在新闻传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理性共鸣。

慎情。新闻的情感必须以理性为前提, 是在理性共鸣基础上形成情感共鸣, 非理性的情感表达, 甚至咆哮式的情绪倾泻都是一种不恰当的修辞。“小悦悦事件”发生后, 全国各地的媒体一片批判之声, 湖南经视《钟山说事》栏目的主持人钟山竟然说出了“冬天来了, 觉得凉了, 钟山我始终陷入一种悲伤痛楚的情绪”, 小标题打着《为良心招魂》、《会疼吗, 会痛吗, 会哭吗, 会流泪吗, 会伤心吗, 会绝望吗?》, 整个节目充满了个人情绪的宣泄和爆发, 《钟山说事》作为一档新闻评论节目, 以其犀利的点评、敢爱敢恨的特色让观众拍手叫好, 钟山也被赞为“最有血性的民生时政主持人”。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是个人非理性情绪的“大喇叭”, 不得体的宣泄就会造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破坏。

慎疑。“小悦悦事件”没有现场从头至尾的亲历者, 事后也无法收集权威证据证明18个路人都“冷漠”, 因此对媒体下的论断“18个路人冷漠和冷血”, 缺乏有效依据。与18个路人相比, 我们更不能忘记有那么多爱心人士热心捐款关心帮助小悦悦父母。脚踏实地的批判精神已经被庸俗的猜疑替代, 我们常常陷入非理性报道的泥潭怪圈, 点滴的新闻表象不能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 不要把民意观点中的噪音送进观众的耳朵, 更不要助长极端的个人主义观点进入公众视野, 毕竟, 社会进步需要建设的批判而不是破坏的批判, 所以在新闻报道上一定要谨慎怀疑。

在民众越来越参与社会管理的新媒体时代, 培养严肃而专注的受众, 为受众营造理性共鸣的信息传播场, 勿将暴戾、怨气、冷漠和伤害施于他人, 只有培养严肃理性的社会批判氛围, 推崇正常理性和良知, 树立新闻传播的理性范式, 坚守自己的理性维度, 才能让新闻传媒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向前的动力。

摘要：新媒体时代, 人人都有麦克风, 人人都是传播者, 面对公共意识空前提高的大众, 新媒体为他们构建了一个表达观点、宣泄情绪的传播平台。但信息传播方便快捷的同时, 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情绪表达失控等问题。浩如烟海的信息如果不能经过理性沉淀, 势必影响事实的真实与客观。本文重提“小悦悦事件”, 从新闻报道、舆论导向和新闻传播三方面来探讨如何把握新闻传播行为的理性维度。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理性,“小悦悦事件”

参考文献

[1]孟伟.新媒体时代社会理性精神的重建——以广播声音传播为例[J].现代传播, 2011 (8) .[1]孟伟.新媒体时代社会理性精神的重建——以广播声音传播为例[J].现代传播, 2011 (8) .

小悦悦事件的感想 篇3

【事件回放】2011年lO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尉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独自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她又被一辆小型货柜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她身边经过的18名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她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但小悦悦已重伤难治，于10月21日零时32分离世，

【问题一】10月21日。南海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向南海区检察院呈请对面包车司机胡军逮捕。请问，为何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批捕而非故意杀人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

通过监控视频可见，胡军所开的汽车前轮压过小悦悦后曾出现两三秒的停顿。这两三秒内他是否看到了被压的小悦悦、有没有考虑少赔偿等原因故意再次碾过小悦悦，成为判定案件性质的关键，如果胡军故意碾过小悦悦，那么他就涉嫌故意杀人罪：如果胡军只是以为自己压过物品，那么他再次碾过小悦悦的行为就只能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故意杀人主要表现是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从对涉案车辆的关键部位和影像资料所做的详细技术分析以及胡军自己的口供中可知，胡军并没有积极追求小悦悦的死亡结果，而是能预见自已的行为可能致人死亡但仍放任自己的行为。因此，警方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请批捕。不过，检察机关批捕罪名并不一定就是法院判决罪名，法院最终会以后续调查的结果和证据来判决胡军所应承担的罪名，

【问题=】在小悦悦身边经过的18名路人对她不闻不问，是否应因此而担责?

由于我国没有对见死不救进行立法，因此难以追究18名路人的法律责任。18名路人之所以见死不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担心被诬陷。那么，应如何保证好心人行善的“零风险”呢?我国一方面不妨通过立法规定惩罚机制：被救者或其家人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向施救者赔礼道歉和进行经济赔偿，比如，深圳市政府正在起草的《助人行为保护条例》中规定：“如果被救助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反咬一口，并最终证实他诬赖救助人。则应受到一定惩罚，”另一方面不妨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为施救者规避可能遭受的法律风险。比如，除非有重大明显过错或明显故意，施救者对帮助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在判决“救人反被诬”之类的案件时，法院应坚守公平正义，做到有法必依。“谁主张，谁举证，是法律的基本原则，被救者若反告施救者伤害他，则被救者应该举出相应的证据。若被救者举不出，则法院不应支持其诉求，

【问题三】小悦悦是独自在巷子里行走而遭遇车祸的，她自始至终都处在脱离监护的状态之下。请问，小悦悦父母是否应承担责任?

小悦悦父母在孩子离开他们视线那么长时间也没发现，而且在小悦悦被车撞倒碾轧后十多分钟了都不知道。显然，小悦悦父母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笔者认为小悦悦父母应网他们的失职和过错而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小悦悦父母的监护责任和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不能等同，不能由小悦悦父母分担部分责任，或因其疏忽而减轻肇事司机的责任。

小悦悦事件演讲稿 篇4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2011年10月29日，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小悦悦遗体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其骨灰将被带回山东老家。

一条鲜活的生命的逝去，带给我们的是对道德观念的思考，无法掩饰的事实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已经不如从前了！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脚步也随着加快，以至于出现现今社会上的很多不道德的事情。那么小悦悦的惨剧到底该怎样看待？见死不救的路人自然是让人气愤，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只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代表，有没有想过换作是你会像拾荒阿姨那样吗？

小悦悦事件的感想 篇5

连日来，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没有施予援手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

记者今天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了解到，上午11时医院宣布，小悦悦的病情从18日晚上开始出现恶化，医生目前正在进行全力抢救。

今天下午2时许，记者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看到重症监护房大门紧闭，不时有护士进进出出。虽然还没到探视时间，但门外的通道上已经挤满了前来探望小悦悦的社会各界人士。3时整，记者获准进入探视通道，透过窗口看到，小悦悦带着呼吸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医生说，目前小悦悦仍未脱离危险期，拒绝了记者近距离探视。

小悦悦的遭遇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无数的好心人或前往看望或捐献爱心。目前所捐善款已逾27万元。

18日下午，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前往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看望小悦悦，**沉重地说，小悦悦的遭遇令人痛心和惋惜。医院一定要竭尽所能、全力救治，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争取创造生命的奇迹，把孩子救活救好。

**特意拉着救助小悦悦的拾荒阿婆陈贤妹的手，称赞她的义举，并指出，“小悦悦事件”折射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要深刻反思如何在社会建设中注重重塑道德规范等问题。

18日，以广东省政法委、省社工委为主，团委、妇联、社科院、社科联等十多个部门参加，针对小悦悦事件进行讨论。讨论话题集中在：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引导见义勇为、扶助弱者的社会风尚？如何唤起社会良知？如何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与此同时，广东省政法委官方微博上发出信息，“请停止冷漠，广东将开展‘ 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问计于民，您在这里的建议将可能成为广东政策法规！”

据了解，大讨论中的一些观点，将可能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条例的依据。讨论中有人建议加大奖励见义勇为的行为，为见义勇为立法。

广东知名律师朱永平认为，“小悦悦事件”可以让全国各地都来反思，“广州市可以先行一步，形成地方法规。”但同时他也坦言，对“见死不救”追责，的确涉及一个道德法律化的问题，扩大了公民的义务。他表示，将于11月成立的广东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会把“对见死不救的行为进行研究和立法推动”作为律师学研究会成立的第一个项目，推动“见死不救”立法。

不过，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王仲兴则认为，针对中国目前的状况，“见死不救”不宜入罪。他认为，“小悦悦事件”反映出的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事情，法律是把“双刃剑”，设立“见死不救罪”更应慎之又慎。本报实习生 郭晓琼 郭翔宇 苏卓图 本报记者 叶小钟

小悦悦事件引发全民反思

2011年10月22日 02:47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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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零时32分，遭两车碾压的广东佛山女孩小悦悦离开人世，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提前凋谢。

网络上充满悼念小悦悦的声音。截至记者发稿，仅新浪微博已有几千条相关留言：“天堂没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愿天堂没有人心冷漠”„„

一个年幼生命的离去，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心灵震撼，她引发了一场关于道德危机的全社会的大讨论。

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才能让社会停止冷漠？如何才能让类似的惨剧不再发生？如何才能让见义勇为者越来越多？

对此，部分律师、学者建议将见死不救、见危不助等行为入罪，也有很多学者表示，与其立法惩处“见死不救”，不如立法鼓励和保障“见义勇为”。

见死不救罪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各界开展了“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的大讨论。

“为了鼓励见义勇为，惩治见危不救，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对见危不救的行为，尤其是对社会特殊人群，作出明确的‘惩恶’规定。”律师朱列玉认为，特殊人群应负担见危施救的义务，比如规定公务人员见危不救，必须受诸如开除公职的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先进人士见危不救，取消各类荣誉称号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费汉定认为，“18个路人见死不救，是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缺乏信任的一个缩影，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司法裁判的负面影响。”费汉定觉得，这不纯粹是司法问题，司法应该为改变这种社会现象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事实上，早在2001年全国两会上，就有32名人大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罪”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溺亡，船老板“见死不救、挟尸要价”，再次引发社会对见死不救的立法讨论。

反对将“见死不救”轻易入罪的理由主要是，法与道德的关系不能随意模糊。对于小悦悦事件中18名路人的行为，我们可以谴责他们道德缺失，但不能说他们是“犯了罪”，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们有必须救人的义务。

现实生活中的确发生过公民因为救人而惹上麻烦的事，比如被诬赖为肇事者；或是因为救助不当，扩大了损害；或是救助时自己受到伤害，使许多人在伸出援手之前有了顾虑。这种正常顾虑，如果被定位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显然是对刑法的滥用，刑法作为惩处手段，必须恪守“最后的”、“必须的”、“万不得已”的底限。

可以想象，如果见死不救或见危不助成为一项罪名，很多人为此可以一遇事就躲着走，以免牵扯太多麻烦。

真要有什么人出意外了，都躲得远远的，连看看情况再做打算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这就违背了立法初衷。

各地立法不同，同样见义勇为行为待遇不一

目前，我国规范和保障见义勇为行为的法规包括：31个省（区、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中的19个条例、8个规定、4个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地方五花八门的立法必然造成同一种见义勇为行为所受到的待遇不一致，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确立褒奖见义勇为行为的制度，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好制度。他建议：“如果制定专门的见义勇为法律还需要一定时间和条件的话，可以考虑先由国务院制定见义勇为行政法规，待实施一段时期后再上升为法律。”

这31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初步构建起了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障体系框架，但在这个体系框架内，很多规定仍不完善，各地分歧较多。

哪些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有的地方规定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有的地方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归为见义勇为。

重庆市曾经有一个案例，青年何某为救落水儿童献身，然而，根据当时《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不在此列。

另外，很多省份相关条例都规定，“见义勇为一定要事迹突出”。有人指出，“事迹是否突出”只能作为奖励大小的标准，不能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标准，况且事迹是否突出并没有硬性的评判标准，如果把事迹突出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标准，实践中恐怕难以公平操作。

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需要证据来支持。受助者，以及见义勇为行为发生时在场的公民，都是见义勇为行为的目击证人，他们的证言是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重要证据，但现实中，有些受助者害怕支付见义勇为受伤、死亡者的补偿费用，一跑了之，或者干脆不承认被救的事实，见义勇为者受伤以后，很多群众不打电话报警。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袁古洁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在场的其他公民应有的义务，一旦发生见义勇为行为，在场公民应产生一种特定的法律援助义务，如作证、将受伤者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协助报警等。

广东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朱占同认为，要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障，“对于见义勇为的人诉讼的案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证据规则要对见义勇为的人有利。社会建设是要花钱的，要为见义勇为者埋单。”

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应是政府责任 综观各地法规，大多操作性不强，主要缘于政府保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江西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保障办法》共有14条，却无一条明确其保障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此外，缺乏强制性也是这类法规的问题所在。《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对行为确认、医疗救治、诬陷报复、工作人员操守、贪污挪用经费等环节作出了“给予行政处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笼统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现行的地方法规中，保障的对象多为见义勇为者本人，偶有提及“牺牲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见义勇为人员”的家人，以及“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住房、入学、入伍、土地承包等优先权”。有关专家指出，见义勇为的保障对象不能局限于见义勇为者本人，无论其是否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要影响了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其家属都应同时被列入保障对象的范围。

《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在“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部分称，“应当给予下列奖励：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金、其他奖励。”然而，条例全文并未提及明确的保障标准，其他地方法规中大多如此。

“中国好人网”发起人谈方教授表示，应追踪保障见义勇为者，网站将救小悦悦的陈阿婆一家列为网站长期跟踪帮扶的对象，以后他们一家遇到有病治不起，就业、上学等问题，都会给予帮助。

1993年6月，公安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随后，各地方也相继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

然而，基金会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多年来救助的多是涉及公安的见义勇为行为，比如协助公安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每年救助的对象也很有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基金会只是见义勇为奖励和救助资金的来源渠道之一，“基金会只负责见义勇为奖励和救助资金的募集和发放。只有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才是负有全面责任的主体，除了资金保障外，见义勇为公民的安全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和其他救济，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宣传等，都应当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

情义并未走远 行善需要保障

小悦悦虽然离我们去了。但对小悦悦事件的反思没有停止。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全民的思想、道德和法纪的再教育。除了痛斥肇事司机、谴责冷漠路人，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如何用制度保障？见危不救的行为，该不该入刑？昨日，省市的大讨论继续展开，立法与机制保障见义勇为再次成为焦点。

见危不救，该不该立法惩处？

省社工委组织法律工作者座谈，探讨法律保障作用

昨日上午，省社工委以“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为主题召开第三场座谈会，邀请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工作者代表，就“严格执法，维护公平正义”展开讨论。与会者认为，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应该让法律保障好人有好报，也应以人为本，唤醒人性。

●观点PK

见危不救，该不该立法惩处？

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刺痛了大家的心。除了谴责路人冷漠，大力表彰陈贤妹见义勇为的美德，法律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去维护正义呢？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当道德规范已经无法有效调整某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又亟待解决时，法律就有必要及时介入。“小悦悦事件”传递出，见危不救已经对社会造成危害，为了鼓励见义勇为，惩治见危不救，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对见危不救的行为，尤其是对社会特殊人群（比如公务人员、先进人士、医生等），做出明确的“惩恶”规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蔡镇顺教授对此持反对意见。“我不赞成对普通公众规定见死不救罪。公众的救助属于道德范畴，不是法律问题。”蔡镇顺认为，道德滑坡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实际上即使立法也无法执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也认为，小悦悦事件中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可以通过舆论谴责、社会倡导解决，而且已经有道德规范，如果立了法，如何定罪量刑？因此，对法律和道德需要进行必要的区分，该法律管的归法律，该道德约束的，还是交给道德来解决。

依靠法律，还是唤醒人性？

既然对见危不救进行立法惩处不可行，那么，法律在类似事件中究竟该发挥什么作用？

朱列玉就认为，可以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好心人免责”，让“好人能够有好报”，免除善良救助者的后顾之忧。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门的见义勇为经费，给予见义勇为者物质、精神上的双重奖励，在医疗、就业、子女教育、证照办理以及税费方面给予优待，鼓励民众见义勇为。

在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朱占同看来，改变当前这种局面，法律保障必不可少。对于见义勇为者的诉讼案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证据规则要对见义勇为的人有利。而对于肇事司机的惩处、对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法律的作用都十分重要。“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和道德要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振洪认为，“见死不救”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诚信的缺失，有赖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重建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教育要提到人性的高度，从教育上唤醒人性。

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人大代表吴青也认为，小悦悦事件是极端事件，不能说明社会冷漠，大部分人是好心人，应该以好人好事激发民众的光明之心。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加强，让文化唤醒良知，温暖人心。

●建议

用经济杠杆鼓励见义勇为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而利用经济杠杆来鼓励见义勇为行为，也是促进社会善良风气形成的良策。

朱列玉举例说，孔子的学生子路看到一个小孩掉进河里，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把他救起，这个小孩的父亲为表示感谢，用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当时一头牛的价格相当昂贵，大家认为子路太贪心，这让子路很苦恼。孔子听说此事后，对这个子路说，你做得对，因为你的行为向社会宣告，只要冒着危险救了人，无论多大的奖赏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救人。

孔子教育学生的经典故事，很清晰明了地表达了经济杠杆对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以经济利益的形式鼓励社会民众见义勇为，也将有助于社会善良风气的形成。

把见义勇为列入法律

“现在道德滑坡的问题出在哪里，是法律的问题。”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唤醒道德。第一，修改广东省见义勇为条例。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的见义勇为概念是与犯罪行为做斗争。修改中对危险的人的控制和保护义务也应该包括在内。建议增加几个行为，一是他人遇险的时候应该报告，二是保护现场，三是减少危险等行为。要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国家立法保护。第二，建议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提交议案，把见义勇为的行为列入法律，把见死不救纳入法律的规范。要惩罚诬陷和讹诈救助人的行为。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主任詹礼愿希望建立“社会救援基金”，为见义勇为者提供经济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社会救援基金包括垫付见义勇为救援对象的抢救费用；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基金；见义勇为者自身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救助、补偿或抚恤费用。

让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佛山传媒集团举行专题研讨会 购买专业服务共保救助

昨日上午，“‘守住底线·给爱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好心人’救助专题研讨会”在佛山传媒集团举行。研讨会邀请了社会学家、法律人事、人大代表和社会组织代表等专业人士，一起探讨调动民间力量支持的可行性。在小悦悦事件的沉痛教训面前，“情义佛山”如何坐言起行？

与会者在讨论中表示，“情义”二字于佛山并不陌生，更未走远，10月19日发生在顺德容桂海尾新市场的小杰被撞伤、肇事司机及周围群众积极施救的事件，三水老人冒生命危险救助触电女生等实例,都是明证。

观点1

政府购买专业社会服务

“事实上许多市民对社会救助是万丈豪情，却缺乏专业技能。在救助过程中，社会团体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佛科院社会学教授张喜平认为，政府和社会机构应合作保障社会救助。政府可通过购买专业的社会服务，来保障社会救助。广东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小菁直言，救助机构应当灵活，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可以通过向社会购买专业服务，丰富救助的服务内容，并借助媒体将日常的救助技能向社会推广普及。

佛山12355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邓赞明也认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进行救助是当前比较好的一种方式。他介绍，过去的救助服务一直以政府为主，民间组织为辅，各自开展工作，很少联系，从而导致两者服务的延续性、恒久性难以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的优越性体现在，一方面有监督机制，政府可以监督中标机构，并提供专业性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服务评估机制的形成，帮谁、怎么帮、给多少钱„„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进行参考。

观点2

见义勇为应享豁免权

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蔺存宝直言，小悦悦事件反映出公众在法律认识上有误区，害怕给自己找麻烦，其实不然。他说，法律的作用在于事前预防，事后救济。公众如何做到既救人，又能自我保护？在这方面，法律的参与很重要。他坦言，作为律师很愿意参与法律援助，但缺少参与的渠道。“要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要大力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市政协委员、市委党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建丽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援助，确保义士出现麻烦后，有法可依，不会造成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失，其二要提高对漠视、反污蔑的成本，最好能够从法律层面上严惩这些人。”

市法律援助处律师谢斌认为，欠缺专业知识、技能，救援者在施救中有可能会再次伤害伤者，加重伤情。对此，他建议见义勇为者应当拥有法律豁免权，免于因这样的伤害而被起诉。

观点3

救助体系要更加完善

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认为，救助体系要更加完善，见义勇为免责条款更加细致，赏罚分明，才能扩大民众对救助行为的动力；救助程序也要细化，比如救助者打了110或120到了现场会不会不交押金就不救呢？他认为，救助资金的管理、运行、预防流失也是问题。彭澎表示，应大力发展社会力量，“NGO（非政府组织）不一定是政府的对立面，也有可能是政府的左膀右臂。”

社会上有人提议建立小悦悦纪念碑，但彭澎直言：“还不如建立小悦悦基金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佛山日报记者杨丽东 见习记者黎志惠、张少鹏）

相关律师提出十大疑问 撞人司机为何不下车？

佛山日报讯 记者朱伟良报道：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宣告小悦悦离世后，小悦悦家人一直未有现身。在医院外，小悦悦父亲的代理律师罗德旭向媒体出示了代理本案件的意见，里面提出十点质疑。

罗德旭律师表示，自己通过媒体报道得知小悦悦离世的消息，感到悲伤。他说，自己为小悦悦父母提供法律帮助，双方有通电话联系。但在小悦悦离世后，未能联系到父母二人。他现场再次拨打电话，显示未能接通。他认为，鉴于该案存在一些法律上的特殊，是故意还是过失，定义为故意杀人还是交通肇事，如果故意杀人如何量刑，如果交通肇事是三年以下，还是三年到七年，还是七年以上，都与案件存在关联。所以他提出相关意见，并称相信办案机关的能力。罗律师向媒体记者出示关于小悦悦案件的十点疑问以及建议。他表示，作为小悦悦案的代理律师，相信小悦悦一定希望凶手得到严惩，但同时也不要冤枉任何人，这也是法律精神所在。

小悦悦被碾压的那件事，首先是司机本就有责任。在知道前方有小孩的况下，继续前

况下，他行，因为小悦悦个子矮，司机视线受到了阻隔，在不明确小孩是否离开车前的凭直觉以为小孩走开了，所以一直往前开去，才酿了被压的悲剧。当他明知道被压的况下，为了逃离责任，他不惜第二次碾压逃跑，他害怕被小孩的家赔偿，难道他就忍心那么斗胆那么冷

发现，害怕被打，害怕的再次碾压小生命吗，如果当时他下车救助的话，小悦悦也不会死亡。他当时肯定是怀有侥幸心里逃跑的，不过他那种丧失良心的罪证被记录了下来。

再其次，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十八个冷漠路声讨路的问题。然后大家就展开讨论，简单的归结于社会道德，没有综合考虑每一个的冷漠，认为是社会的集体冷漠。一些专家则把这件事觉得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仅仅停留在表面层面的问题。我个相关的因素，事

网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的。

有一个调查，问题是如果是你在马路看到小悦悦被碾伤后躺在泊中，你会相助吗？ 当我写这篇观点的时候，总投票数是543397 票，选择“前去把她移到路边，并帮助”的占24.3%，“不移动她，打电话帮助 ”的占66.9%，“直接离开”的占3.2%，“不好说的”占5.6%。如果是19个的话，那么结果是会有4.6

次前去把她移到路边；12.7次。事实

19个

次不移

把动她，打电话帮助；直接离开和不好说的会有1.7当中只有1个她移到路边，并帮助。那段视频中也没有显示出18个们当中有

从这个调查中我不是去质疑网友们的真实

和诚恳在摄像以外的地方有过拨打120。

当中有打电话救的场景，或许他，因为调查毕竟不是现场，当我们真正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我们则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考虑到底该去怎样选择。模拟投票的思考显然和亲眼看到时的思考不会一样。当时那十八个

不去救助小女孩肯定有他们的想法，没看如我没办法去找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去做调查。但是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原因。如果说有到，我想那么第二个货车司机或许没有看到。但当他压果不是因为冷，无非就是害怕惹祸

本

时，他会感觉的到。其他的会把事

。他们会担心小女孩的家是一件正义的事，推到自己，纠缠不清。这样的话，救倒有被受害者诬陷的可能，那么更让自己接受不了的是自己的品质还要遭到别体伤害更接受不了的伤害。这并不是空的质疑，这是我们因救助别而受到

来风，已经有很多实例证明这种说法，虽然那

过马路，搀些实例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比如以前报道过很多这样的事件，因为扶老扶摔倒在地

所以们通过这样的事件，总结出经验，不能再掺乎这样的事的们造的心里的负面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我在的老而被对方赖

了，而且在法庭，居然得到的是自己被冤枉的裁决。

了。而且这样的事对那

中的时候，就经历

前些想帮助别过这样的事。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士被飞车拉到了，摔得很惨，我当时和我表哥就去扶她，结果等她缓过神来，就问我们要她的包，还好当时有围观的告诉她是怎么个事我在路

心群众帮忙作见证，要不然我们真会被冤枉的。所以，从那时起，我的心也冷了。以后的，我心里肯定会有所掂量的。所以说不能一味埋怨

们的冷漠，见到有倒在地而应该充分考虑到冷漠之后的根源。

在汶川地震中有大批的有救落

去汶川地震救援，而且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见义勇为的新闻，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这样的帮助

诬陷要荣耀的多。但是者的十余名大学生，还有抡车至少不会让被救者赖自己，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总比被如果大家遇到有摔倒在地的，心里就会有掂量了，大家会想，如果自己去扶了，会不会赖自己。十八个路一方面可能会想我不帮助，会有别

帮助；一方面也会想，大家都不在场，我帮助了，谁给我作证；也有的不想惹事从我们来想的话，这件事怎么也不会赖到她

。而那个老妪就不会考虑这么多，因为，她一个老妪怎么可能是肇事者呢？

说到这不得不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是个如果，如果当时有小悦悦的家不在场，如果那个

拨打120，如果

又没有钱，那么医院会不会能及时抢救呢，我想我况，由于钱的问题医院也会见死不救。关于医院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出现过这样的见死不救，我们家是有法律规定的。《中华民共和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置。《中华

民共和

执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的，由县级以动；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

其执业证书；构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一年以下执业活

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节严重的，吊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严重后果的。可是新闻报道的那些公立医院却掉钱眼子里边去了，可见我们的社会已经让金钱充斥了太多太多了，公立医院尚如此，更何况平民百姓呢。家这样的行为，还如何树立

民的信心，这样会严重导致

民对政府对社会的，这是一个很普

有什么抱怨和失望。所以伴随着产生的问题也是政府失信的问题，在如今的中遍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有

会说，这和这件事关系呢。一些专家在归结小悦悦事件是社会道德问题，并提倡树立社会道德。假如纯粹是道德问题的话，那么政府已经在道德

一些专家教授归结于社会道德问题，这种看法事实要法律的维护和保障。我们比任何一个

是比较单一的，再好的道德也得需

家的道德问

失败了很多次，怎么再引导民众走出好的道德路线呢。

家都要提倡道德的建设，可是别的题似乎不比我们更差，但也似乎不比我们更好。大家会觉得见义勇为的问题不就是道德的问题吗。但是大家忽略了见义勇为所引发的其他问题。所发生的一些事实已经证明，紧靠道德是维持不了的，无论对于被救者还是救法律问题。救者得不到保护，帮助别

者来说。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最后还是会，被别

赖

升到

了，而且法律又出现了对自己不公就是一个的东西，没有硬的审判。这样的道德的存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道德本的东西作保障，谁敢以

据我所了解，的，我们度了。

试法呢？

外对于这方面的法律是很完善的。所以我们的法律体系还是非常不完善

这个社会的发展的速度和

们思想的变化程家所能想到的东西已经远远赶不外的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不仅会对放弃救助的给予法律惩罚，同时也会对救的给予法律的保护，防止救，能够个

被诬陷。《法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

或第三

对均无危于危险中的他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

前款同样之刑罚”。据了解，根据美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个发现陌生

某些州法律规定，一

有两个法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有可能构们助

轻微的疏忽罪。美律是要求和鼓励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为了能使帮助他

或被告

法庭，美

有一条法律的美德和行为得到保护，做了好事不至于惹麻烦专门用来保护好心，这条法律

做《好撒玛利亚

法》。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

咬一，则须亲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自我门向救助者赔

。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

医

费1至3倍的道歉，并施以其本罚。关于见义勇为是否在者立法，专家教授各有几见，大家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应当保护救

者没有后顾之忧。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这样才能让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