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的整理--生活的变迁

民俗的整理--生活的变迁（精选8篇）

民俗的整理--生活的变迁 篇1

1、年夜饭

六十年来“年夜饭”习俗的文化

除夕之夜，家人团圆，守岁围炉，温情四溢。图为1953年春节，天津市汉沽区芦台王德铸（左一）一家人吃团圆饭。

1954年中国一户陈姓人家的除夕夜

“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百姓每天吃的内容，足以表明这个国家物质丰富的程度。春节作为中国最隆重的节日，年夜饭更能突显出人们的生活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年夜饭的变化也可谓翻天覆地。环球网历史频道特别选摘了一批老照片，让我们重新回味一下几十年来年夜饭的变化，感受人们生活的变化。

1962年，包饺子过春节的京郊农民。

六七十年代年夜饭-物资凭券供应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夜饭是一年中最好的一顿饭。“我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只有过年才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大米饭，还有饺子、猪肉。”1958年出生的刘女士说，“六七十年代，年夜饭的最大好处就是解馋。”

六七十年代吃上的消费，占国人收入大部分。为有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人们必须为鸡鸭鱼肉而奔走。那时，物资供应比较匮乏，大多数副食品是凭票供应的。因为供应有限，一定要手快才买到好质量的东西。所以，临近春节，家家都让几个孩子起早贪黑排队去买。平时家庭主妇手紧得很，不肯多用一滴油，过年时，似乎一下子大方起来，年夜饭有炸丸子、猪肉炖粉条、红烧鲤鱼，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这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这时候的年夜饭上见不到绿色，过年能用冻芹菜包顿饺子就不错了。

1979年，鱼和肉开始出现在芜湖人家的年夜饭上。

1959年燕子矶公社食堂年夜饭

八九十年代年夜饭-鸡鸭鱼肉唱主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鸡鸭鱼肉年夜饭上唱主角进入八九十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市场经济的引入，集贸市场的恢复，使年夜饭菜肴的种类由贫乏走向丰富，人们的胃口也随之大开。鸡鸭鱼肉成了年夜饭的主角。

1982年，北京一家人共享丰盛的年夜饭。

这是1988年拍摄的成都居民喜购年货迎新春的菜篮子，里面不仅盛有鲜鱼、鲜菜，还增加了一束美丽的鲜花。

1993年上海一个普通人家的除夕团圆夜

9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传统年俗有了新的想法，特别是年轻人。从腊八开始，经过扫尘、祭祖、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拜年、逛庙会，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赏花灯。而如今的年俗活动被简化，有些内容正在消失。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裕，新鲜蔬菜无论冬夏都能买到，且生猛海鲜、南方菜、北方菜应有尽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一家老小下馆子去饭店吃年夜饭，既可以美餐一顿，而且可以省下洗碗刷盘的麻烦，何乐而不为呢？市区内一些上档次的饭店近几年预订年夜饭要提前一两个月，一桌年夜饭千八百的也很常见。

大鱼大肉等家庭普通菜肴吃腻了，年夜饭“前天”讲求吃饱，“昨天”讲求吃好，“今天”则讲求吃得健康，蔬菜要吃无污染的，鸡鸭要吃“绿色”的，鱼虾要吃活蹦乱跳的，连豆油都要专找非转基因的。

1999年，杭州一饭店厨师被请到家里做年夜饭。

2008年春节前夕，北京电视台的热播电视剧“大过年”，剧情里的主角家屋外的红灯笼，三代人的老式晚宴，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寻找到在城市中逐渐远去的“年味”。

暂时脱离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节奏，“旅游团聚”“异地团聚”，城市人到农村过年，农村人到城里过年等，逐渐成为传统节日里的新时尚。也有不少人开始订购年夜饭半成品，在家简单操作，既可以吃到美味年夜饭；不少饭店也推出年夜饭上门服务，人们可以在家里“订制”年夜饭，请酒店大厨做好后送货上门，既方便，又享受了安坐家中迎接新年的那种温馨氛围。

有人总结说，年夜饭昔日是重吃，今日是重情。当丰盛的饭菜摆满一桌，家人团聚，共吃团圆饭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那种充实的幸福感真是难以言喻。平日很多家庭成员为生活各奔东西，难得团圆，一起吃顿年夜饭，酒肴相对，倾诉感情、生活感悟，年夜饭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年夜饭的变迁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生活状况的巨大变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年不同”，如今，年夜饭已经不再是满满一桌子的菜了，它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象征，象征着团圆、美满，和对新年的期待

2、婚礼与婚俗混搭：六十年婚礼习俗变化

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有一套体系繁复的婚礼习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为古代中国人的婚恋观，也成为中国最传统的婚礼形式；聘礼嫁妆、定情结发、凤冠霞帔、启轿拜堂、洞房花烛„„是老祖宗的婚礼形式。看看中国解放60年来的的婚礼婚俗都有什么变化吧。

民国肇始，西风东渐，传统婚俗与新式婚俗并行发展，互相融合。1949年开始，结婚与革命挂钩，不仅仅是家庭之间，个人之间的事，更重要的还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事。改革开放后，婚俗再次向着传统回归，与组织脱钩。60年来，中国人的婚礼奏出了一首响亮的“解放进行曲”，如今我们正迎来一个婚俗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

五十年代：婚礼简朴，政治挂帅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这是建国后颁布的首部法律，可见婚姻在社会生活中之重要。从此以后，“组织”开始影响中国人的婚姻，结婚要打申请，领证需要单位证明和领导签字；婚姻的主导力量是政治，婚礼的突出特征是简朴。

五十年代，一切要体现出“新”，革掉很多***俗。干部显然是这一时期“新”的主要代表，与干部联姻，是很多人的梦想。至少在汉族社会，传统和中西合壁婚礼消失了，一种新的婚礼取而代之。打点打点老岳丈，孝敬孝敬丈母娘，算了；吹吹打打迎新娘，旗袍西装结婚照，免了。然而再“新”的婚礼也有三个“旧”的元素清晰可见：结婚――男女可以在一起合法生活；婚礼――告诉大家能在一起合法生活了；结婚证――合法共同生活的法律凭证。

新人讲讲“革命婚史”、唱两支“革命歌曲”，表明今后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互促进步的打算，是婚礼上常见的节目。五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增添了向毛主席像鞠躬的内容。五十年代后期，婚礼形式颇有一波两折的意味。随着社会秩序稳定，生产逐渐恢复，有些职工条件改善，分了房，买了自行车，大跃进时盛行结婚不误生产，下班骑车接回新娘，亲朋好友喝喝小酒、闹闹洞房，但无非是搞几个小菜，包顿饺子„„这种略有抬头的“小康婚礼”却因“三年困难”到来，很快消亡。

六十年代：婚礼变成誓师大会

物质匮乏虽然贯穿着改革开放前30年，但从未像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样严峻。因为“三年困难”，食物、物资有关部门工作的职工，突然在择偶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个年代，有至亲在这种部门工作的人，都可以向你讲述物资匮乏时期的“幸福生活”。

这个时侯，婚礼已不单纯是简朴，而是困难。中国人热情好客，终生大事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能不讲点面子。很多人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粮票、烟票、糖票，办一场简朴婚礼，结果欠下一屁股巨债。这一时期婚姻的另一个负面产品，就是诞生了大量身材矮小，体质羸弱的孩子。但是随着困难时期逐渐熬过，文化大革命却从天而降。家庭出身、职业成份完全主导了婚姻。总体而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打地洞，红五类最好找红五类，黑五类最好找黑五类；但是一些条件优秀、长相出众的女子往往会嫁给综合条件远不如自己，家庭出身好的男子，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

婚礼的喜庆仍不可少，整体过程却像誓师大会，政治压倒一切。结婚证写上毛主席语录，明确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唱罢《东方红》，再来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结婚现场到处是标语口号，新郎新娘痛说革命家史，对着毛主席像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全人类„„”

七十年代：政治婚姻从高潮走向衰落

建国初出生的一代逐渐进入适婚年龄，比起老一辈，他们所受的教育致使他们更为“根红苗正”，经过文革头几年的洗礼，战斗激情更加汹涌澎湃。政治仍然在婚姻中占据绝对优势，婚礼的革命意味空前浓烈。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肇始于五十年代，大规模知青下乡插队运动，则出现在1968年之后。这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1600余万没读上大学，也无法就业的青年陆续散布在全国农村。恋爱，结婚自然是难以逃避的问题，知青的婚礼颇具特色，为此时婚俗史上的标志性事物。

恋爱常常以“探讨革命工作，交流革命思想”的名义悄悄进行，经历了破四旧，立新风，革命婚礼革命办。这时期结婚照开始流行，组织批准后，拍张手握红宝书，心向红太阳的结婚照。婚礼上，散些水果糖，请领导和贫下中农宣读革命誓言，算作证婚；《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毕，来个宾朋新人合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痛说革命家史，倾诉战天斗地的豪情，忆苦思甜之后，一拜毛主席，二拜领导(父母不在身边)，三夫妻对拜。

历次运动，军人是最少被波及的群体，随着军管的实施，对军人宣传的强化，军人无疑是这个时期民间择偶的首选。七十年代末，“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改革的春雷在中国上空响动，婚礼逐渐恢复了往昔气象。家中摆上几桌酒席，鸡鸭鱼肉猛吃一番，五魁手哥俩好大喝一顿，这样的婚礼已不罕见。

八十年代：三大件开启崭新生活

政治在婚姻中压倒一切的优势开始衰落，人品、外貌、家境、学识在婚姻考虑中所占比重逐步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大踏步地朝着金钱婚姻的时代迈进。个体户找对象时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

结婚仍然不很奢华，但一般得有“三大件”或者“三转一响”，才算具备了结婚的基础。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为三转，录音机，为一响。并非有了这三样才能结婚，但结婚有这三样，可称得上最体面的婚礼。那个年代，买到这些东西不容易，除经济原因外，往往需要通过关系才能备齐。八十年代末，三转一响也不好使了，逐渐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所替代。

原汁原味的传统婚礼虽未出现，但传统婚礼的因子顽强地“死灰复燃”，更多地体现出土洋合壁，今古融合，地方自创的特色。订婚、迎亲、哭嫁、拜堂、揭盖头„„已不少见；西装、旗袍、婚纱比比皆是。

可能送钱更加省事，结婚贺礼逐渐从脸盆、床单、被褥变成了票子，贺婚的票子五毛、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不断水涨船高，每涨一次，人们的血压就会升高一截。对于那些不再有至亲结婚的人来说，每月接到几个“结婚请柬”，恐怕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摸摸干瘪钱袋，心里骂几句娘，走，吃酒席去。靠工资吃饭的家庭，这个月又得勒紧肚皮了！

75年的结婚照：

83年的结婚照：

九十年代：票子＋车子＋房子 93年的结婚照：

结婚变成一件能赚票子的事儿，它就有了商机，可以变成一个产业。结婚能赚钱，帮你搞婚庆能否也分一杯羹，可以！1990年，首个婚庆公司――“紫房子”在北京正式营业。最初，它还是国营的婚庆公司，但却不是新生事物，只不过重操旧业。民国年间，紫房子就为很多政要名人操办过婚礼，五十年代被公司合营，随着这个行当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从此之后，婚庆公司像雨后春笋般诞生。中国人婚礼的排场越来壮观，自行车队、摩托车队迎亲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豪华轿车排成长龙迎娶新娘也不算稀罕。亲朋友好友中酒量大、能言善辩、幽默风趣的人，常被选为婚礼总管；这个时代，他们因为“不专业”，被更加高水平的专职司仪所替代。

礼金继续疯涨的同时，酒席就像不搞“计划生育”的磨菇群般疯狂繁殖，几百桌、甚至数千桌的婚宴只是“毛毛雨”。反正酒席越多，票子越多，吃完了再付饭钱。人们似乎“人情味”更“浓郁”了，曾经一面之缘，居然也接到请柬。大款老板在择偶中成为强势群体，世纪之交，没有“票子＋车子＋房子”，最好莫考虑一场“体面”的婚礼。

二十一世纪：婚俗还在继续“解放”中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总体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乏，在较富足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也该结婚了。对于这个群体，婚姻虽然离不开物质基础，似乎个性更加张扬，思想比较开放，“感觉”有逐渐战胜物质的趋势。

如今个性化时代，政治因素在婚姻中已降到忽略不计的程度，金钱和排场也可能变得不是首要追求，简约浪漫更大家青睐。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姐弟恋、“翁杨恋”早就提不起人们的好奇心。个性化恋情，个性化婚礼已得到充分的尊重理解。很难说，什么人适合当配偶，什么婚礼最受欢迎，一切皆凭自己的味口。

海底婚礼正方兴未艾，“草地婚礼、沙滩婚礼、烛光婚礼、水上婚礼、鲜花婚礼”开始萌芽，目前虽未成为主流，但婚庆公司看准了这个市场，为迎合城市白领的口味，为他们量身打造各类个性化婚礼。

如果法律许可，思想开放的新人类不乏有敢偿试“裸体婚礼”的先驱，实质上这些婚礼在港澳台地区，早已稀松平常。这方面，个性化婚纱照先走一步，总是西装白纱，多么老土，像亚当夏娃一样，拍组裸体婚纱照已有很多新人尝试。

我们的婚俗观经历了革命训练、个性启蒙、价值回归的艰辛旅程，现在正朝着多元化、人性化方向迈进。想必，80后以及90后，也必将成为中国婚俗继续“解放”的主力

3、儿童游戏

50至70年代

有跳房子,荡秋千,踢毽子 滚铁环,打弹子 打陀螺 手枪 斗鸡,打弹弓

拍香烟纸

丢豆包 跳绳 抓筛子,打水飘、编花篮,跳皮筋、踢毽子扔包,跳格子，捉迷藏、抓人（比如老鹰抓小鸡、丢手绢等

70至90年代：

民俗的整理--生活的变迁 篇2

关键词：江西,体育,民俗,文化,遗产

当前, 体育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体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江西是体育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矿区”,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看, 民俗体育是一种生活文化, 既体现社会民众的生活需求;又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1 体育民俗文化

体育民俗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 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 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 (如节日、礼仪、休闲等) 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传统性、生活化、程式化的体育活动, 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 也是一种生活文化。体育民俗是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民俗又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 民俗体育也是民间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民俗的主要特点:

1) 体育民俗具有集体性, 它存在于一定的民众群体之中, 民众既是体育民俗的创造者和享用者, 又是民俗体育的传承者。

2) 体育民俗具有生活性, 它是一种生活文化, 依托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 (如节日、礼仪、休闲、运动等) 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 体育民俗是现代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3) 体育民俗是一种模式化、程式化的体育活动, 体育民俗的结构、程式在一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 并被他们所共同遵循。如龙舟竞渡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民俗体育事项。

4) 体育民俗是一种传统性的体育文化, 它在时间上是可以世代延续的一种社会文化, 在空间上也可以传播和扩布的。

2 江西体育民俗文化的研究概况

体育民俗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应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在理论的研究中, 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体育民俗的有关概念、分析了体育民俗的特征与功能, 探讨了体育民俗的发展规律, 并努力构建体育民俗的学科理论体系;而在实践层面上主要是体育民俗的现状、制约因素和发展对策的研究。研究的不足和缺陷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地域之间研究成果差异较大、方法比较单一、缺乏总体的分析性研究。尤其是从“非遗”角度, 对民俗体育文化历史、发展现状、当代转型研究的则是凤毛麟角。

1)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探讨江西民俗体育的形成, 从中可以看到江西民俗体育的形成主要与农耕文化、赣文化关系密切, 表现出世代相袭的传承性特征, 并在历史进程中糅和了多元文化,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2) 为了深入研究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宗教文化因素, 主要查阅了江西四十余部县志、府志, 结合民俗体育的相关史料, 运用体育史学、社会学, 对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宗教文化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 江西民俗体育中的舞龙、赛龙舟和傩舞与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 中秋迎龙神求雨, 秋醮演地戏踩高跷, 重阳登高与道教又有丝连关系。

3) 无论哪个民族的民俗体育, 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无一不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为进一步了解江西民俗体育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 对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地理环境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江西封闭、边缘的地理环境, 造成了江西民俗体育文化自我意识、缺少开放性;另一方面, 江西历史上与三苗、荆楚、吴越有紧密关系, 则又使江西民俗体育文化表现出固守正统的向心性和主流性, 并朝向多元融合方向发展。

3 江西体育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中国民间体育民俗文化是现代体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江西体育民俗文化资源丰富、独特, 对我省民间民俗体育文化特征和不可取代的现实作用进行梳理、剖析, 说明发展中华民间民俗体育运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民众增强体质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一种可以充分满足历史要求的新兴伦理精神和现实价值, 为中国民间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依据。

1) 江西体育民俗的开展现状:体育民俗参与人群中女性远远多于男性, 且呈现老年化;参与目的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为最主要的目的;参与时间以十年以上的参与者为最多;体育民俗的组织管理以政府为主导, 民间组织为纽带;参与者参与比赛多于商业性演出;参与者对于比赛的举办情况比较满意, 对于竞技表演化的民俗体育的发展评价良好。

2) 江西体育民俗的发展, 虽然在竞技表演化的民俗体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民俗体育的发展路径过于单一, 除政府主导下的竞技表演化的民俗体育发展路径以外, 还应该开拓更加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自在发展的体育民俗和在学校教育中开展民俗体育是民俗体育发展必不可少的, 而当前江西体育民俗的发展在这两方面还很欠缺。

3) 江西体育民俗的发展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政府应做好规划和引导工作, 为江西省民俗体育的发展制定出具有战略性的规划, 并要积极调动民间组织和企业的力量。当前, 江西省民俗体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壮大民间发展力量, 形成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互相支撑的发展模式。

4) 当前江西体育民俗的发展呈现竞技表演化的发展态势, 在现代性条件下, 民俗体育的发展表现出非地域化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另外, 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换, 体育民俗传统的文化空间逐渐缩小和消逝, 新的文化空间得以开拓和发展。生活世界是人本来的世界和基本的世界, 民俗事实上构成了人的基本体育生活和群体的基本体育文化。任何人、任何群体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充分的体育民俗。有生活的时方就有丰富的体育民俗。

4 江西体育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对江西体育民俗的研究, 选取舞龙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 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视角下, 以舞龙的传承与变迁为主线, 探析舞龙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情况, 舞龙在现代社会传承中遇到的困境, 以及舞龙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发展对策。通过调查发现、江西境内舞龙源于宋代, 明清走向成熟与兴盛, 历经数百年经久不衰。江西舞龙种类主要有板龙、草龙、竹龙、纸龙和布龙, 其中以草龙、板龙起源最早。从江西舞龙的文化特征看, 表现的是:农耕文化;儒家“中和”思想;以及追求娱乐、祈求幸福的文化心理。江西龙舟文化既传承了吴越、荆楚的传统文化, 又表现了赣文化的特色。从史料记载来看, 江西端午节竞龙舟约出现于晚唐时期, 到明清两朝, 江西竞龙舟十分盛行, 花样百出, 并开始趋于向娱人性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江西龙舟文化表现了健康向上、节日庆典和竞技项目的文化特点。

近年, 在江西快速崛起中, 江西东部大部分城镇经济保持飞速发展,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相应也得到快速发展。近年随着小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民俗体育活动 (如武术、太极拳、舞龙、赛龙舟、放风筝、傩舞、扭秧歌、打腰鼓、太极扇……) 等成为小城镇居民文化活动和健身活动的一种需求, 并有蓬勃发展的势头。通过对江西东部城镇有过参加民俗体育活动居民的人口学、行为决策特征进行重点分析, 认为虽然影响居民开展民俗体育行为的因素很多, 但总体上, 开展民俗体育行为还是比较集中的, 与全国城镇居民参与体育活动行为大多类似, 但也构成江西东部城镇居民开展民俗体育行为的特点。

总之, 民俗体育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行为民俗无论是在各种民族体育运动会中, 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都展现了巨大的魅力, 目前随着各种民俗体育活动日益增加, 民俗体育正走向一条越发宽广道路;体育民俗的传承式微、功利化倾向是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挖掘整理、提高民众的认识、鼓励并引导良性变异将能够使民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存活并彰显活力。民俗体育学是民俗学和体育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尝试, 它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和现实意义。民俗体育学将以体育与民俗相互交融的关系和民俗体育史实为客观依据, 以体育学为基础理论, 以民俗体育为主要研究对象, 挖掘体育的民俗精神, 丰富体育和民俗学的学科内涵。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民间体育进行梳理, 对中国民间体育的深层文化意蕴、中国民间体育的文化特性、中国民间体育和现代竞技体育的关系以及当前民间体育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 为中国民间体育文化的研究做一些文化思索。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学科的研究范围看, 民俗学的视角深化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认识, 民俗学与民族传统体育学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关系十分密切;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整理和保护也对保存和延续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俊奇.江西民俗体育文化[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04) .

[2]付玉坤.民俗体育研究[M].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 (02) .

乡情浓郁的河南民俗生活画卷 篇3

刘庆邦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他的短篇小说大都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情节跌宕，语言生动、有趣。作家根植于自己生存的土壤，在作品中描绘了一幅幅充满温情的河南民俗生活画卷，读来像在品一壶陈年老酒，让人回味悠长。

关键词：刘庆邦；民间风俗；人情美

庆邦是生活在豫东平原上的作家，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厚，传统文化一代代沿袭下来，形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他的小说根植于这块土地，描写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的生活。作家热爱家乡的风物美，人情美，小说描绘了一幅幅家乡的风景画，讴歌了那些具有美好心灵，向往和希望美好生活的人群。小说的故事在这里展开，人物在这里生活，民间风俗也在这里呈现。

在农村，农民自古一辈子两件大事：盖房子，娶媳妇，而娶媳妇是重中之重，围绕结婚娶媳妇的一系列工作都那么重要，程序是：相家，见面，定亲，下定亲礼金，三大节走亲戚，逢季节男方给女方添置衣服，结婚，结婚后第一年的年初二去丈人家走新客，回门等，每一样都是那么的隆重，那样引人关注。相家是女方的家人到男方家，详细考察了解男方人怎么样，家里的情况如何，再来决定是否走下一步。在农村的传统观念中，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同意了，孩子也不会有意见。《相家》中的女孩染到了定亲的年龄，一家有女百家问，有人及时给介绍了亲事。即便媒人是染的表叔，即使表叔把男方家夸成了一朵花，染的母亲还是不放心，决定到男方家走一趟。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而介绍对象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愿意给人介绍，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入介绍人的眼，给谁介绍是看人的。《姐妹》中的福梅出嫁了，由娘家陈庄嫁到了卞庄，福梅的漂亮能干贤惠成为娘家陈庄姑娘的代表，有人自然就想托福梅把她娘家的姑娘介绍过来。而福梅开始是不愿意把娘家姑娘介绍到一个庄，但禁不住卞玉春对她买好，便把“自己一个嫁到卞庄挺好的，把陈庄别的闺女再拉扯过去，不见得就好”这个念头压下去了，还是做了娘家姐妹福兰和婆家小伙卞玉春的媒人，促成了这件好事。在这篇小说中，作家把农村媒人介绍对象的风俗，媒人的心理，媒人促成好事的技巧写得细致入微，让人觉得，媒人的巧嘴一张，想让谁和谁一家，躲都躲不过。

此外，女孩定亲后，应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而且必须全部自己一针一线的做，谁也不能替代（《鞋》）。刚结婚的新女婿必须在第一年的大年初二去丈人家，要带着红尾巴鲤鱼，鞭炮，猪肉，点心等礼品；新女婿到了丈人家都要被人闹一闹；新郎的家族长辈爱在背后“骂”新郎的老丈人（《走新客》）。嫂子可以和小叔子乱，调戏小叔子，怎样都不为过（《嫂子和处子》）。红白喜事要请吹响的，吹响的年轻姑娘小伙子请到村后会受到那个村的年轻姑娘小伙子的注意（《响器》）。

农村众多的风俗礼仪，都寄托着家人亲朋的关爱和祝福，使得小说在描写风俗时注入了浓浓的乡亲和亲情，主人公身上都散发着真善美的光辉，读来让人温暖不已。小说的主人公或许不那么完美高大，甚至由于生活环境和个人的原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她们的感情是纯真的，在中国的传统礼仪下固守着他们认为的幸福和追求幸福的方式。在现代的今天，在传统礼仪越来越淡化的广大农村，固守风俗成为落后的一种表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挣脱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传统的美好也没有了。快餐式的爱情，现代的婚姻，没有了父母之命，也就更自我，分分合合的悲喜剧一幕幕上演，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们追求现代，反而没有传统美好呢？父母辈们的感情是那样稳固，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让现代的年轻人为之汗颜。

在传统风俗礼仪中，父母为孩子着想，孩子领会老人的用心，爱人之间的一个小礼物，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流露出无限的爱意，邻里乡亲善意的关爱，这些在小说中都表现了出来。小说表现的有小我，也有大爱。《鞋》中，姑娘守明要给心上人做鞋了，从买鞋布到准备袼褙和垫底的碎步，到纳鞋底选择花型，守明都是那样的认真严肃，尤其是选花型的心理描写，“是梅花型好？枣花型好？还是对针子好呢？”，姑娘都要思忖半天，当守明把枣花印到鞋底，一朵一朵的绽开时，姑娘那种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对心上人的爱意，都在这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了。作家用大量的心理描写含蓄的表现了人物的纯真、专注、娇嗔。《走新客》中，新女婿长星害怕在年初二那天去走新客，因为担心妻子大银的娘家人跟他瞎胡乱，并且给大银说如果村人闹得不像话回来就跟大银算账，直到大银答应如果村人闹得厉害她就搬救兵。那天在大银的娘家，长星对他们的“刁难”百般容忍，可到后来他感到自尊心彻底被伤害了，坚决不点烟了，这时大银叫来大奶奶，闹新客才算结束。小说以晚上回到家，大银和长星拥在一起，按原来的约定“算大账”来结束。作家不仅把农村“闹新客”的风俗写出来了，而在闹新客中出场人物表现出的善意的捉弄，展示了这一习俗下的人的淳朴美，尤其表现了小两口的恩爱，两人虽爱面子，自尊心强，但都为对方着想。

刘庆邦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这是一种对家乡风俗人情情有独钟的乡土情结，在传统民俗文化生活下的人们，是那么的淳朴，善良，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展示了对亲人的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家笔下醇厚的民风，闪烁着美的光辉的人们，读来像在品一壶陈年老酒，让人回味悠长。

【参考文献】

[1]张翠平.浅析刘庆邦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体现[J].山东文学,2010(12)

[2]刘庆邦.响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民俗的整理--生活的变迁 篇4

摘要：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里面包含着诸多的文化艺术，傩舞音乐文化艺术正如这其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傩舞音乐文化表现了古代人对神秘力量的一种征服，株潭镇的傩舞音乐文化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巧妙的把艺术的特点和文化底蕴结合在一起。这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同时为我国民俗艺术的发展又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

关键词：民俗视野；株潭镇傩舞音乐；变迁

随着现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重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对傩舞音乐文化这种音乐艺术也越来越重视。本文在民俗学的独特视野下，结合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背景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其传承和演变进行了讨论，从而为民俗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同时进一步宣传和促进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发展。

一、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变迁

（一）乐器的变迁

在傩舞音乐的发展中，其伴奏的乐器大都是从民间而来，只要能发出声响的乐器它都可以拿来使用。在我国音乐文化的变迁中，如从先秦的土鼓到唐朝的锣鼓等，这样乐器的变化和传承也带来了傩舞音乐文化结构的传承和变化，并且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傩舞的伴奏乐器越来越丰富。比如在各地的傩舞音乐中，有的里面包含有笛子和唢呐，有的则含有丝弦乐器和海螺等。人民在对傩舞音乐文化和伴奏乐器有效融合的同时，不仅很好的保持了傩舞音乐那种古朴粗狂的表现形象，而且增加了傩舞音乐更多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演变中，随着乐器的丰富，其音乐伴奏更加的完善，并且很好的控制了傩舞音乐的表演节奏，为傩舞的表演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隋唐时期，因为跟西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傩舞伴奏乐器种类增多。尤其是鼓类乐器，@是由于歌舞音乐的发展所导致的。傩舞的打击乐器有铜钹、节鼓、杖鼓、腰鼓、羽葆鼓、桴鼓、齐鼓、担鼓、羯鼓、风首箜篌、都昙鼓、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等三十多种；傩舞的弦乐器有独弦琴、三弦、鼓、匏琴、轧筝、五弦琵琶、奚琴等二十多种；傩舞的吹管乐器有幢箫、义嘴笛、叉手笛、拍板、太平管、桃皮荜篥等二十多种。这段时期在傩舞伴奏乐器上有着重要变化是出现奚琴和拉弦乐器轧筝，开辟了傩舞乐器演奏的一个新时代。而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中主要的伴奏乐器也由笛、方响变成了鼓、腰锣和大鼓等。班鼓主要是有木头或者竹子制成的，它的长度一般是三十厘米，高度一般是六十厘米。其声音的特点是清脆干净，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腰锣的材质是铜，其直径一般是五十厘米，厚度一般是二、三厘米。它的声音特点是浑厚低沉，尾音有力，并且会随着演奏者敲击的力度和位置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声响效果。大鼓的使用频率最频发，它的直径一般是五十厘米，厚度一般在三十厘米左右，在演奏的时候需要用到鼓锤，它声音的特点是比较低沉，但是其中却充满力量，其伴奏的声线会跟着傩舞表演的情节和气氛而发生改变。

（二）唱腔的变迁

傩舞的演唱方法是来自于东汉，在当时是宫廷音乐的一种，它不仅包含有音乐的唱词，而且也有说词，这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其唱腔特点为锣、鼓跟一些打击乐器。表演傩仪傩舞的组织称为“傩班”，组织人员一般有十人左右，有着非常严格的班规。傩舞出现的场合一般是傩仪仪式过程中常的高潮部分和节目开始阶段出现，全国各个地方的傩舞节目内容丰富，一般都带有祭祀和娱乐的几重功效，在民间傩舞音乐文化的表演集中体现在祭祀活动的中，祭祀主要分成八小坛和四大坛，同时结合傩舞的音乐又设计了二十四戏。后来到唐朝与山歌、小调、戏曲等民间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傩舞音乐文化的唱腔形式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现在株潭镇的傩舞音乐中，其唱腔的特点主要取决于配乐的方式，在实际的表演中，纯唱腔的歌曲相对较少，大多数都需要有伴奏结合进行表演。而且在傩舞表演者，非常注重开口傩的唱腔结构，因为歌词的内容大都是以叙事为主、所以在表演形式上是有唱词也有说话。它的唱词是有高有低，错落有致，婉转动听。而说话口语式的表达方式则使整个唱腔结构的旋律似有若无，给人一种跌宕起伏、意境深远的感觉。并且唱词和曲调很好的结合，不仅是增加了其表现形式和感染力，同时也是对音乐语言表达的一种升华。比如《鲍三娘与花关索》的唱词就有这样突出的特点。傩舞音乐的唱腔有这很特别的地方，它的音域比较窄，而旋律有一种即兴发挥的特点，其音乐的旋律大都是下行线条居多，这样也更体现了唱词的原始感和沧桑感，同时因为这样的唱腔结构很符合当地人民的审美，所以能得到广泛的传承和传播。

二、民俗文化对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影响

（一）民俗在傩舞音乐文化的体现

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许多的节目都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的，其中主要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体现了人们祈求自己的生活可以吉祥安康等，所以株潭镇的傩舞表演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比如《拜年》这一傩舞表演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因为就节目名字便可以看出，这其中包含了人们对新年的向往，以及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对新的一年的祝福和期盼，这样符合民意，顺应民景的节目肯定受大家的欢迎。而傩舞中的《绿品》这个节目则是借助歌词来表达一种希望丰收的情感，全给人们带来财富，保证丰收季节可以顺顺利利的进行。在《土地》傩舞表演中，表演者通过表演土地公的形象来表现出人们对土地的尊重之情，而且这也不仅仅代表了人们对新年的祝福，而且也表现了人民祈求明年可以风调雨顺，工作顺利，走上致富小康的道路。在最开始的傩舞表演中，主要是以人为蓝本来构建故事情节，从而促进表演者和观众的互动。比如在《小鬼钻圈》的节目中，演员扮演两只小鬼在人群中互相追逐大闹，不时的还会拉扯周围群众的衣服，在这期间还可以邀请一些观众也参加到表演中来，这样不仅仅是提高了节目的观赏效果，而且也很好的让观众们了解了节目的内容。

（二）民俗文化对乐器的影响

在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和变迁中，傩舞音乐的伴奏乐器在其表演的时候非常的常见，而且这些乐器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想前文提到过的腰锣和班鼓等，因为这些乐器的使用方法和艺术表现形式更加的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其最后的成型的表演方法很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有傩舞音乐艺术的不断发展中，人们可以很快的将新的东西融入到其乐器的节拍和旋律中，而且当地的傩舞艺人也可以很快的学习和掌握傩舞发展的新形式，在其进行表演的时候，观众们也常常可以跟着一起唱上两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与其乐器的民俗性，使得傩舞音乐艺术在发展中有着坚实的人民基础。

（三）民俗文化对傩舞音乐唱腔的影响

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非常具有地方的`特色。在傩舞音乐表演的时候，艺人们通过运用简单易懂的演唱方法来表达出人民最朴素的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观众们产生共鸣，而且也很容易把观众带到表演的情节中，让观众有最好的观赏体验。而且在傩舞表演中的说唱阶段，通过利用地方的方言进行表演，这更能拉近傩舞艺术和观众的距离、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同时还突出了其地方的特色。傩舞在传播和发展中，都能形成自己地域独特且鲜明的表演框架。比如在《土地》这个傩舞节目中，它的唱词大都是用口头语言来表达，而且其唱腔也相对的简单，整个表演通俗易懂，确实很好的把民俗和音乐文化融合到了一起，确保了人民在欣赏艺术的时候，也懂得了其中的内容和艺术其实都是源自于生活。

三、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

傩舞音乐和纯音乐也影响到了现在的音乐，这更加充分的体现了其社会价值和功能性。这既反映出了文化上的不同，同时也提升了现代音乐的创作水准。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和传统的音乐文化相比，株潭镇傩舞音乐带有更加民族和民俗的特色，以及和社会融合的价值，这对于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提升。而且在傩舞音乐艺术的不断发展当中，传统的音乐艺术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音乐的发展涉及到了祭祀和艺术的结合，从而促进了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很好的传承。在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的体系中，其包含着许多丰富的社会价值，人们利用傩舞音乐这样的方法和神明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为自己的将来的生活做出美好的祝愿。在株潭镇傩舞音乐的发展中，不但实现了民俗民风的传播，也体现传统劳动人民朴素的生产愿望。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株潭镇傩舞音乐艺术文化在时间的变迁中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人们对这样的传统傩舞音乐文化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识，人们不但看是研究它的艺术性和历史性、同时也注重思考了这种艺术存在的方式，从而挖掘出它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后构架起更加完善的文化艺术体系。从民俗学视野下来对其分析，是为了让株潭镇傩舞音乐更好的发展，同时深化这门艺术的传承和演变。

[参考文献]

[1] 聂萌慧.民俗学视野下的株潭镇傩舞音乐文化研究[J].大众文艺， ，18：48-49.

[2] 王龙生.赣南宁都中村傩舞文化研究[D].云南艺术学院，.

社会生活的变迁历史教案 篇5

导课：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反抗侵略，挽救中国，从各个途径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请同学们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上仁人志士们探索尝试过的几次重大实践活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这些尝试和努力，我们有时候说他们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但是毋庸置疑，这些努力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和政治遗产。具体表现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出课题。

一、照相与电影的出现

1、照相术

学生读书，找到照相技术的诞生以及传入中国的时间年代。

回答：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西方(法国)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

教师设问：请同学们考虑照相术问什么会在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许多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游历，带来了很多西方科技产品。)请同学们在教科书中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实例。

生：“1844年，一位法国海关官员到中国参加中法通商条约谈判时，在广州澳门等地拍摄了不少照片……”

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年这位官员拍摄的照片之一(投影)，这位官员是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兼摄影家埃及尔来到澳门，耆英刚好在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等官员谈判，埃及尔为耆英拍下了这张照片。

师：照相术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真实证据，锁定了很多历史瞬间，这些成为我们研究历史、观察当时社会的最有力依据。(投影照片)

2、电影的出现

教师解说：随着中西方交流机会的增多，电影传入中国。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皮辛大街首次放映电影，人们将这一天定为电影的诞生日。18，电影传入中国，最早来中国放映电影的是一位美国商人。早在电影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中国就有一种古老的通过光学原理表演的戏曲——“皮影戏”。早期的无声电影与皮影戏非常相似，所以人们把无声电影又称之为“西洋影戏”。

设问：无声电影在中国首映的时间地点?

民俗的整理--生活的变迁 篇6

院系：经济学院 年级：10级研

姓名：张宇（I201002121）李倩（I201002115）叶凤仙（I201002110）马

改革开放30年人民生活变迁的探讨

----读《论粮食税》、《南方谈话》

摘 要： 在《论粮食税》、《南方谈话》此类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大胆的坚持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跟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一起前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弊端。现阶段，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包容性增长为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关 键 词：改革开放；生活水平；城乡差距

综述

《论粮食税》发表距今已超过80年,现今中国的情况和当时俄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是列宁在文中闪烁出的思想,仍能使人读来大受教益。南方谈话的国际背景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风云多变，世界动荡不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改变了颜色。接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剧变，列宁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解散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了。这一严重结果，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倾斜，给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前途蒙上阴影。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如春风吹遍中华大地，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本文主要是从《论粮食税》，《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的开拓精神及其后续效力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大部分主要是张宇同学的理论分析，二、三部分是叶凤仙同学相关数据和理论的结合分析，李倩同学则整理了一下综述和结束语，找出了一个相关视频。

一、《论粮食税》《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的开拓精神

（一）《论粮食税》的理论思想和借鉴意义

1918-1920年，俄国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策在保证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保障国内战争胜利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而 2 其中的余粮收集制由于工农业产品的非等价交换而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此，列宁于1921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和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提议，并于1921年4月21日发表了《论粮食税》，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意义以及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由余粮收集制向粮食税政策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

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启动点，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恢复了工业生产，巩固了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基础。贸易自由和租让制是实行粮食税之后的必然结果。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它与现代生产相联系，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学会向资本家学习管理经验，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来促进社会主义。《论粮食税》作为关于集中反映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不仅为苏维埃俄国人民提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依据，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开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南方谈话》和中国改革开放

《论粮食税》发表距今已超过 80年，列宁所阐述的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对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来说具有可以借鉴的作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 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即南方谈话，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拓精神，是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第二个解放思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引进利用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来发展社会主义。他以开拓创新的魄力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南方谈话一锤定音，邓小平指出：1“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立场和方法在结合我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它们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 义可以有计划。邓小平的讲话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以往关于社会主义一系列认识的新思考、新概括，历史上第一次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在《论粮食税》、《南方谈话》此类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大胆的坚持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跟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一起前进，更加深刻的认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会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好的把握两者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我国迈出成功正确一步的最好证明。解放前，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贫苦，被民谣传为：“人无三分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获得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

二、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镇和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有了较快发展，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到2009年的17174.7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到2009年的5153.2元。城乡居民的吃、穿、用、住、行等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

（一）衣：人们的衣着，基本上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现代化的程度。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灰）色的海洋”，当时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服装样式也逐渐多样化。展示新颖款式的时装表 2 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演会接连不断，日新月异的时装令人目不暇接。2 0 0 9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衣着支出为1284.20元，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衣着支出为325.85 元。

（二）食：饮食习惯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也受着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由贫困型向温饱型再向小康型发展。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 0 ％以上为贫困；5 0 ％ —60 ％为温饱；4 0 ％—5 0 ％为小康；4 0 ％以下为富裕。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为67.7，而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5，农村为41.0，达到了小康和富裕的水平。

（三）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简陋、拥挤向现在的宽敞、明亮以及高质量住房转变。从 1 9 9 2年开始，城镇几代人共居一室的现象已消失，取之的是宽敞、明亮的小康之家。管道煤气、液化石油气及电热等现代化燃料已经取代长期使用的原煤燃料。据抽样调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 1 9 7 9 年的6.3平方米扩大为2 0 0 9年末的49.2平方米。

（四）行：进入 2 O世纪9 O年代以来，随着投资不断加大，交通通讯状况大为改善，带动了城乡居民在此方面的消费支出。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从自行车、摩托车，发展到今天的家用汽车； 公共交通工具由汽车、火车发展到飞机。通讯工具从昔日的电报，信函发展到如今的电话、手机，以及现今先进的互联网。2 0 0 9年末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81.04部，固定电话81.86部，家用电脑 65.74台，家用汽车10.89辆，摩托车22.40辆。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15.24部，固定电话62.68部，家用电脑7.46台，摩托车55.64辆。

三、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不断丰富

（一）、医疗保健意识增强

随着物质不断改善，人们更加注重身体素质的提高，各种健身器材、保健用品和保健药品纷纷进入城镇居民家庭。2009年末城镇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786.20元，农村家庭人均448.75元。

（二）、娱乐、文教支出增加

随着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娱乐场所得扩充，舞厅、舞会的恢复 和发展等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创制了条件。2009年末城镇家庭人均娱乐、文教支出达到1358.26元，农村家庭也达到了人均443.97元。

（三）、社会保障的水平大幅提高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继续增加，覆盖面进一步扩大。2009年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2715.5万人，全年失业保险金145.8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6410.5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14895.5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10875.7万人，而在1994年这些人数才分别是7968万、374.6万、1822万、915.9万。

四、面向未来：挑战依然严峻

经过 30年的发展，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巨大提高，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但是，当前在城乡居民的生活方面也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一）、贫富分化

在概念上，我们可以把中国分成“海之中国”和“山之中国”。在海之中国，经济逐步实现资本主义化，外资被大量引入，投资和出口活跃，是中国经济的牵引车。另一方面，山之中国则是依靠海之中国缴纳的税金和该地区企业的投资以及外出打工者的汇款作为支撑促迸经济发展的。东部向西部提供资金，西部向东部提供劳动力。按照中国人的想法，东部地区先富起来，随后通过收人再分配带动西部地区也富起来。

1、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1978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 2.57:1；到2005年收入比率上升为 3.22：1； 2006年为 3.28：1； 2007年为3.33：1；2009年3.34:1。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差别，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率会进一步扩大到 5-6倍。而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 ：1这一比率超过 2的极为罕见。

2、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相比中部和西部，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虽然近几年对西部加大了力度，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国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2008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达到26674 元，最低的甘肃只有10969 元，最高的与最低的居民收入之比为2.43：1，即由1978 年的 1.6：1扩大到 2008年的 2.43：1；据统计，2009年达到3.33 ：1。以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3.15∶1,2007年扩大为4.44:1。

3、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

2008年，国家统计局划分的16个大行业中，职工平均工资收入最高的“金融保险业” 与收入最低行业“农林牧渔业”之比已扩大为4.77∶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

4、不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

我国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2，2000年达0.417，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08年高达0.496，接近0.5的高压线。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多在0.24到0.36之间。

（二）居高不下的房价

不可否认，我国的住房改革是促进中国GDP大幅度增长的极大因素。正是福利分房的取消，才造成了商品房市场的井喷，从而带来了相关很多行业的黄金发展期，并最终成就了中国GDP连续大幅度增长的神话。但是这一切是需要代价的，代价就是几代人的艰辛。引用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卫平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凡是靠房地产拉动的国家，结果没有不崩盘的，世界老大美国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结局是崩盘；世界老二日本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结局也是崩盘；世界经济早已把中国的房地产列为崩盘之列。在世界上，大概只有德国逃过这一劫。总之，这个地球上凡是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结局都是崩盘，尤其当房地产和金融紧密结合成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时，不崩盘那简直就不是经济。”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四次房地产泡沫（1926年／美国、2008年／美国、1991年／日本、1997年／东南亚、香港），正是这一观点最真实的写照。

在历史上的四次房地产泡沫中，住房总价值与一个国家的GDP的比例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2010年10月份，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媒体报道称，国内住房总价值可能超过90万亿元，超出GDP近2倍。而做出这样估算的数据基础，还是在2009年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中国房地产正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如果房价持 7 续上涨，重复美国式或日本式房地产泡沫的事实毋庸置疑，而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高度重视和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对于城乡关系而言，要加大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 对于区域差距而言，要加大对于贫困地区支持的力度和对于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 对于行业差距而言，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分配中的利益关。总之，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统筹兼顾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富民兴黔的宏伟事业，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四．结束语

当然，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生活实践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改革开放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烙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社会自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和充满幸福感的，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时要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相融合。

参考文献

民俗的整理--生活的变迁 篇7

作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云南大理,1984年正式向外国人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理大力实施“以旅活市”战略,从一般“接待型”到“支柱产业型”转变升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旅游高潮。伴随着大理旅游的深度开发,双廊镇的旅游产业也迎来了发展契机。大理双廊镇是一个正在更新演变中的村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光资源,在大量个体投资者涌入的同时,也给民族地区妇女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冲击,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观念、家庭结构和社会地位都带来了改变。少数民族妇女是民俗旅游业,特别是民俗客栈服务的重要参与者,是民俗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少数民族妇女角色变迁及其发展问题已成为民俗旅游业开发中日益突出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民俗客栈发展中少数民族妇女角色变迁及发展问题是自然且是必要的,这不仅关系着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更关系着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研究综述

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女性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史密斯(Smith)在其1977年的著作《东道主和游客:旅游人类学》中,描述了旅游目的地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其他较多的研究集中于妇女的就业和妇女传统角色的变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深入和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我国掀起了女性和性别研究的热潮。国内也有不少关于少数民族旅游地女性的研究,但多为女性旅游参与和女性角色变迁的简单阐述。杨丽琼(2011)探讨了云南旅游业发展中,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角色变迁;金少萍(2003)探究了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模式。但是,探讨民俗客栈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角色变迁的影响是一个尚未涉及的新课题。在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的影响是深刻、多样而又复杂的大背景下,我们将更加细化,着眼于民俗客栈发展中,探究少数民族妇女角色变迁的规律。

二、双廊民俗客栈发展现状

双廊民俗客栈是大理旅游文化的延伸,毗邻洱海使其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沿海而建的双廊客栈既有和海岛酒店媲美的住宿环境,又有纯朴渔村风情的独特感受。双廊镇的客栈数量已达499家、餐饮店72家,还有一些开在旅游旺季的白族民居,民俗客栈高度发达。大理双廊客栈类型繁多,有最美海景视线海景别墅,如杨丽萍的太阳宫、青庐;有交通便利、风格兼具白族与现代的粉四酒店;也有海地生活、半岛63、云渡洱海等网络名气很大的客栈;还有风格清新小资或文艺复古的各色青年旅社,如海地生活、暖暖、春暖花开等。

近年来,随着民俗旅游的升温,民俗客栈的蓬勃发展,吸引着外来投资者和本地居民在双廊修建客栈,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经营模式:当地人自建,当地人自己出资,使用自己的宅基地修建具有白族传统建筑特色的客栈或民居,为旅游者提供住宿、餐饮以及交通等服务,员工多为本地人;外地人租赁,外来投资者租赁当地农民宅基地,签署合同约定期限;当地人和外地人共同经营,当地人出宅基地,外地人出资建设,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大量客栈的兴建不仅为双廊带来了经济发展,也带来很多问题和纠纷。原本幽静的双廊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带来很多环境问题,噪音和垃圾影响游客的旅游质量;双廊的建筑风格受到了外来游客的喜好影响,逐渐失去了传统白居风格,弱化了双廊民俗文化。

三、双廊白族妇女社会角色变迁调查与分析

少数民族妇女是民俗旅游业,特别是民俗客栈服务的重要参与者,是民俗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研究民俗客栈发展中少数民族妇女角色变迁及发展问题是自然且是必要的,这不仅关系着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更关系着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基于人类学视角,以大理双廊古镇白族妇女为研究对象,从她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地位,家庭分工等方面入手,全面系统地分析民俗客栈发展对白族妇女社会角色变迁规律。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共访谈了当地旅游经营者10户,在调查中,针对当地居民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80份,有效率达80%。

(一)家庭观念

在80份有效问卷中在发展旅游前从事渔业的白族妇女有67人,占全部从事工作的83.75%,,年经济收入3000元以下占全部收入的37.5%,3000-5000元占11.25%,5000-10000元占8.75%,10000元-30000元占20%,30000元以上占22.5%年经济纯收入较低。民俗客栈发展后,年经济收入10000以下31人,10000-30000元28人,30000-50000元11人,50000元以上10人。民俗客栈的发展,使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经济发展的进程,增加白族妇女的经济收入甚至超过了其丈夫的收入。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下,使少数民族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了相对的独立。改变了传统白族妇女家庭地位低下,在家中没有话语权,只是男人的附庸物的局面。同时家庭中“男外女内”的角色悄然发生互换和转向,在一些家庭由于女性在外工作较忙,男性也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开始呈现“女主外,男主内”的趋向。

(二)教育观念

旅游开发前,家庭经济条件差、重男轻女思想观念的束缚导致大多数白族女孩从小就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长大结婚后又忙于操持家务,没有机会和时间接受学校教育。所以,对于大多数的白族女性而言,学校教育是比较缺失的。目前双廊镇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完全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变了妇女目不识丁的文盲半文盲的局面。从参与旅游业的双廊镇白族妇女访谈得知,她们已有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其中,初中毕业者占70%~80%,高中毕业者占10%~20%,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参与开发旅游的能力。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民俗客栈的发展,双廊镇白族妇女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83.33%的受访者近几年来参加过培训或进修。没有参加培训的妇女中的56.25%愿意接受第二次教育。

(三)婚姻观念

过去,由于受时代、传统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婚姻、家庭等诸因素的制约,白族妇女的交往极其狭窄,平时多限于邻里及亲属之间,偶尔到附近乡村赶集或到附近邻村走亲访友。因此,缔结婚姻的圈子也极其狭小,多为父母包办。民俗旅游的发展让白族妇女走出家门,接触外部世界,接受外来文化,从而得以走出传统生活的狭小天地。她们与外村、外地、甚至外国人打起了交道,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增强了婚姻的自主性。56.25%的白族妇女因自由恋爱而缔结婚姻;30%的白族妇女因朋友介绍缔结婚姻,13.75%的白族妇女由父母包办。

(四)价值观念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白族妇女对民俗客栈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是对于民俗客栈工作带来的工资及福利11%的白族妇女认为非常满意,8%的白族妇女认为比较满意,77%的白族妇女认为一般满意,认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分别为6%。因为大多数的白族妇女参与民俗客栈是以后勤、保洁等服务业为主,并没有上升到管理层的高度。30%的妇女认为客栈工作并没有发挥她们的特长及能力。这样的局面还有待改变,发掘民俗旅游的内涵,促进妇女自我价值的实现,

综上所述,民俗旅游的发展为少数民族妇女改变传统角色、提升自身素质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促进白族妇女朝着新新时代女性转变,对实现男女平等有着重要意义。

四、影响结论及发展建议

民俗客栈发展给云南大理世居白族妇女提供了许多接触外界,发挥自己特长和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通过参与民俗客栈的运营和相关工作,少数民族妇女经济收入明显提高,获得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家庭决策权力明显提高。民俗旅游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民俗客栈地发展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很多工作机会,使少数民族妇女增强了就业能力,开阔了视野,体现了价值。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活动,旅游者以其自身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介入旅游目的地的居民生活中,会对当地居民产生作用,这些作用会改善当地少数民族妇女的卫生条件、增强其生存意识及提高其文化水平,从而改良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改善。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好丈夫”等诸如此类的性别规范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少数民族妇女在民俗旅游业中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人们“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女性的“自我发展意识”得到提升。

北京人20年生活方式的变迁 篇8

与20年前相比，每年少工作两个半月，休闲时间增加4%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北京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休闲时间不断增加，而工作时间不断减少。

每日休闲时间增加43分钟，劳动时间减少2小时20分钟

2006年调查显示，北京市居民日平均休闲时间为4小时42分。与1986年的3小时59分相比，增加43分钟。生理时间增加1小时37分钟。而总劳动时间减少2小时20分钟。其中社会劳动时间减少1小时40分钟，家务劳动时间减少40分钟。社会劳动时间周平均减少11小时40分钟。相当于按照1.5个工作日。按此推算年平均减少两个半月。

1986年日平均生理活动时间、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分别占总时间的比重为41%、32%、16%、10%。2006年日平均生理活动时间、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分别占总时间的47%、25%、20%、8%。

时间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制度（如在1995年由周休一日改为周休两日）的变革。

从主要休闲活动看，交往时间、教育子女时间、学习研究（正规学习除外）时间、休息时间等均有不同程度减少。而看电视听广播和看报纸杂志的时间增加了39分钟，体育锻炼时间增加了4分钟，游园散步时间增加5分钟。上网一项活动在1986年尚没有，而在2006年日平均上网时间为22分钟。另外其他时间增加近1小时。这些多是过去没有的项目。说明2006年与1986年相比，人们的休闲活动项目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休闲时间女性比男性增加的多

调查结果显示，休闲时间都是男性多于女性。2006年男性为5小时5分，女性为4小时26分。1986年，男性为4小时23分，女性为3小时27分。男性增加42分钟，而女性增加59分钟，近一小时。另外，休闲时间与在业状况有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有职业者的休闲时间少于无职业者。2006年北京市无业者的休闲时间比有业者的休闲时间多一倍。

男女休闲协同度大幅度提高

休闲协同度指标是用休闲时间反映男女休闲活动的趋同性或差异性指标。它是以男性某项休闲活动时间为分母，女性该项休闲活动时间为分子计算的。100%为完全协同。即男女在该项活动上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低于或高于100%，都说明协同性降低。低于100%说明男性在该项休闲活动上，多于女性，相反，超过100%，女性多于男性。也反映男女在休闲活动上的平等程度。

从调查数据看，2006年北京市居民平均的休闲协同度值为97.9%，1986年为78%。提高了9.1个百分点。说明北京的男女共同参与休闲活动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另外，在2006年在教育子女、公益活动和就医保健以及休息等项目上都为或接近100%。但是学习研究活动、探亲访友即交往时间的协同度与1986年相比，有所降低。但是可以看到，女性的学习研究活动比男性活动时间长。

男女分工日趋明显

资料表明，与1986年相比，男女之间的分工日趋明显，可以看成为“男主外，女主内”生活模式的回归。

做饭时间男女同时减少，男性减少更多

调查结果表明，周每日平均做饭时间减少20分钟。其中工作日减少20分钟，休息日减少更多，为33分钟。这主要是因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在外用餐次数增加以及炊事用具改良等原因引起的。

与1986年相比，2006年男女做饭时间同时减少。男性减少23分钟，即减少了52%，而女性减少20分钟，即减少29%。1986年男性做饭时间44分钟，占女性1小时8分钟的65%。而2006年男性做饭时间只有21分钟，只相当于女性做饭时间的43%。可以看出，男性逐渐从烦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

工作时间男女同时减少，但女性比男性减少更多

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在工作时间上，是同时减少的，但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减少更多。男性居民与1986年相比，减少1小时22分钟。即减少18%。而女性相应减少1小时50分钟。即减少25%。1986年女性工作时间为7小时22分钟，为男性工作时间7小时41分钟的96%。而到2006年女性工作时间减少为5小时33分钟，为男性工作时间6小时19分钟的88%。这一比例下降，说明北京市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减少。

加班加点时间有所增加

从上述分析看，平均工作时间有减少的趋势。但是，调查资料表明，平均加班加点的时间有所增加。从总体上看与20年相比，增加了4分钟。工作日增加了8分钟，而休息日减少了5分钟。这说明工作日的加点时间增加，而休息日加班时间减少。分男女看，男性居民与1986年相比，加班加点时间增加7分钟。而女性居民加班加点时间只增加了2分钟。

睡眠时间大幅度增加

调查资料表明，20年间北京市民的睡眠时间日增加49分钟。工作日增加37分钟，休息日增加1小时20分钟。可以看出，睡眠时间的增加，主要是休息日大幅增加睡眠时间引起的。在1986年和2006年两个时点，都是女性睡眠时间多于男性。但是从增加的幅度看，男性比女性多一分钟。男性增加49分钟，女性增加48分钟。引起睡眠时间的增加主要是北京市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即从退休到正常死亡之间的人口比例的增加，会使得平均睡眠时间增加。另外女性不在业人口的增加也是平均睡眠时间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数据表明无业者的睡眠时间多于在业者的睡眠时间。

上下班路途时间有所增加

北京市居民20年间，上下班路途时间增加9分钟。工作日增加21分钟，休息日增加5分钟。增加9分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上一方面伴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住宅郊区化，上下班路途的距离延长，因此，上下班会时间延长。但另一方面，道路的整备，交通状况的改善，使得上下班时间又相对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