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改革成效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精选7篇）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 篇1

王东明

2012-10-16 9:53:54 来源：《求是》2012年20期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农村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各地的共同努力下，乡镇机构改革由点到面扎实推进，目前改革任务已顺利完成，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认真回顾总结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镇机构改革在农村改革发展总体布局中深入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分析农村形势，大力推进农村各方面改革，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配套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下进行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落实这一部署，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乡镇是城市和农村的联结点，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营造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良好体制环境，才能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作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加强“三农”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行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问题从此就解决了。如果相关方面的改革不及时跟进，不从根本上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将无从谈起。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使其保持合理的规模，才能切实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把更多的财力用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上。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为农服务水平的迫切需要下进行的。乡镇政权是我国政权结构中的基础层级，乡镇政权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农村工作形势任务的变化，乡镇政权建设中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对农民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干预过多，另一方面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管理手段和办法不足，该管的没有管好，难以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只有通过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认真解决乡镇在职能定位、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和人员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新形势下乡镇党委、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提高为农服务效率和水平，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二、乡镇机构改革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近几年来，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坚持在试点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在执行中完善，改革范围逐步扩大，改革内容不断深化。2000年中央在安徽等地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同步配套推进，其侧重在于精简和控制机构编制与人员，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进入到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范围扩展到了全国，试点内容更加注重明确乡镇定位，转变乡镇职能，全面推进乡镇体制机制创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2009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09］4号），改革从试点转向全面推开，着力建立健全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乡镇机构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组织结构、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完善事业站所管理体制、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明确乡镇职能定位，提升乡镇治理能力，强化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明确将新形势下的乡镇职能定位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四个方面。围绕这一总体定位，各地积极探索创新，进一步转变乡镇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将乡镇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普遍转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扶持典型进行示范引导上；切实加强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利益协调和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加快发展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农村事务管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乡镇行政管理和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改革，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到实处，农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满意度明显上升，探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新路子。

优化组织结构，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各地积极探索符合乡镇工作特点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对党政机构进行综合设置，一般设3至5个综合办公室，有些地方只设工作岗位，推行一岗多职。根据人口面积、经济发展水平、财力保障状况等因素，分类确定乡镇编制限额。严格按规定核定乡镇领导职数，适当扩大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在大力整合乡镇机构编制的同时，积极推行机构编制公开、实名制管理、离任审计、“一支笔”审批等制度和办法，严把进人关口，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经过努力，乡镇机构和领导职数进一步精简，组织结构得到优化，人员编制膨胀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守住了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只减不增”的底线。

推进事业站所改革，完善事业站所管理体制，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各地着眼于更好地服务“三农”，积极推进乡镇事业站所改革。合理区分事业站所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活动，对从事公益性的加强财政保障，对从事经营活动的推行改制转轨，促进了农村公益服务事业发展。多数地方将原来分散的七站八所整合设置为3至5个综合服务中心，统筹资源、规范制度、加强管理，提高了为农服务的综合能力。一些地方将部分事业站所改为县直部门的派出机构，实行跨乡镇设置，扩大了服务半径和覆盖范围。一些地方将乡镇事业站所逐步转制为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实行“政府购买、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探索了政府提供公益服务的新方式。还有一些地方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公共服务领域，鼓励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初步构建了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农村公益服务体系框架。通过改革，乡镇事业站所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农村公益服务事业加快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提高行政效率，推进了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各地着力推行乡镇政务公开，把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项作为公开重点，不断提高基层行政运行透明度。坚持把服务作为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切实转变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办事代理制”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服务措施。进一步强化乡镇干部的依法行政观念，规范乡镇政府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依法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规范和加强对乡镇工作考核，严格控制对乡镇党政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切实清理各种评比表彰活动。这些做法，保证了乡镇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农服务上，切实提高了乡镇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三、乡镇机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方向明确，思路清晰，措施有效。认真总结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为今后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改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服务于农村改革发展的全局。我们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改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改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各项重大措施都是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确定的，改革的实践探索始终朝着中央明确的方向不断深化，充分发挥了党委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主导作用。同时，顺应农村税费改革给农村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改革着力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使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突出强调提高乡镇服务水平，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改革成果惠及农民群众。这是乡镇机构改革能够不断深化、得到农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

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乡镇实际，始终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政府职能规定着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不断适应形势任务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贯穿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从农村工作的现实状况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出发，明确了现阶段乡镇的主要职能。实践中各地乡镇结合实际确定工作重点，着力转变管理思路和方式，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正是由于紧紧抓住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改革有力推动了乡镇政权从以管理为主向以服务为主的转变。

改革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汲取以往改革经验，注重处理好乡镇机构改革与农村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乡镇机构改革内部各项具体举措的关系，做到有机衔接，协调配套。注重既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又兼顾地区差异，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注重区分改革步骤的轻重缓急，先易后难，梯次推进，逐步到位。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强调统筹协调，把握节奏，调动多方面积极因素，确保了改革平稳推进、顺利完成。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 篇2

1 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基本概况

扬州市下辖6个县(市、区)、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人口约460万人。全市现有105所政府办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乡基层医疗机构覆盖率为100.00%。共核定编制6 394人,现有工作人员7 061人,其中卫技人员5 832人,占82.60%,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2 465人,占37.50%。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平均房屋面积约5 200m2,平均医疗用房面积约3 500 m2,辅助用房面积约1 700 m2。2012年门急诊为541.1万人次,门急诊次均费用77.70元,比当地三级医疗机构的门急诊次均费用低68.70%;出院7.1万人次,住院次均费用2 377.00元,比当地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次均费用低77.13%(表1)。2012年全市基层医疗机构总收入为9.83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收入3.79亿元,占38.10%;医疗收入2.87亿元,占28.90%;药品收入2.99亿元,占30.10%;其他收入0.18亿元,占1.90%。

2 研究方法

我们对全市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将105家基层医疗机构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会计报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报表和新农合报表中的有关数据录入Excel2003软件,以年度为单位对有关指标进行纵向对比分析。

3 调查结果

3.1 基层医疗机构设置趋于合理

根据基层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和每个乡镇(街道)都有一个政府办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改要求,扬州市基层医疗机构由原来118个整合为67家乡镇卫生院和3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优化了基层医疗机构布局,医疗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三年来的医改过程中,61家改制卫生院通过深化医改已有48家转型为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

3.2 基层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

全市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全面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基层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比明显下降。2010年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50.19%,2011年占41.97%,2012年占30.12%,降幅达39.99%(图1)。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有力地促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工作的发展,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药品收入中中药饮片占比逐步增加,2010年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药饮片收入占药品总收入3.42%,2011年占5.11%,2012年占9.76%(图2)。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明显减轻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缓解了群众“看病贵”问题,同时也降低了新农合基金的风险。

3.3 基层医疗机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机制,改变“以药养医、以医补防”的运行保障机制。此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据统计,2010年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财政补助占总收入14.43%,2011年占27.10%,2012年占38.13%。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有效地保证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图3)。

3.4 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增加,出院人次下降

一是门急诊人次数不断增加。据统计,2010年基层医疗机构每职工平均门急诊901.86人次,2011年为911.56人次,2012年为1159.33人次,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每职工平均门急诊人次比2010年增加了28.60%。二是出院人次呈下降趋势。2010年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出院为9.5万人次,2011年为8.7万人次,2012年为7.1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出院人次比2010年下降了25.00%。

3.5基层医疗机构由重医轻防向医防并重转变

近年来,随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进程的加快,各级财政加大了投入,2012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提高到了25.00元,同时,各地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不断增加。2012年,全市共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371.78万份,建档率达85.00%;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健康体检53.8万人次,体检率达98.60%;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33.1万人,规范管理率达96.80%;规范管理糖尿病患者8.96万人,规范化管理率达93.20%;登记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9 612人。

4 讨论

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促使基层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减轻了广大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我市新的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机制已初步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医务人员队伍素质得到提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人民群众普遍得到实惠。

4.1 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医药费用明显降低,惠及百姓

三年来的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实现了把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人民群众免费或低价提供的目标,回归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强化了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功能定位,降低了药品价格。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项崭新的制度,它是政府为满足人们重点卫生保健的需要,合理利用有限医药卫生资源,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和合理而推行的国家药物制度,也是药品监督管理的基础[4]。近三年来,我市认真贯彻执行基本药物制度,全市基层医疗机构采购基本药物约5亿元(表2),按照过去60.00%的加成率计算,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向广大群众让利约3亿元。

4.2 综合改革初步建立了新的运行保障机制

基层以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为突破口,彻底破除“以药养医,以医补防”机制,基本建立了体现公益性、调动积极性和保障可持续性的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机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基本药物目录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应受到高度关注。

4.3 综合改革对公立医院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具有公立医院的基本特征,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在总体目标和用人机制、分配激励机制及补偿机制建立等方面,与公立医院的改革方向和要求是一致的,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的成功不仅能够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借鉴,还有利于基层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形成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机制。

4.4 综合改革需要政府财政补助方式不断完善

县级财政主要按照定额补助和“兜底”补助两种方式对基层医疗机构实施补助,具体在实施过程中,有的地区将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设施和设备补助等本该单列的补助项目全部打包纳入经常性收入范围,造成基层医疗机构多劳少补、少劳多补和不劳全补的状况,影响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4.5 部分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弱化

由于绩效工资分配差距较小,基层医疗机构骨干职工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住院医疗服务能力明显弱化,近三年来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出院人次下降25.00%。

4.6 基层人才严重不足

一是编制核定偏紧。本次医改中全市各地按照11～16/万人标准共核定编制6 394人,明显低于省编办规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达到18/万人的要求,造成全市基层医疗机构编制偏紧。近年来,我市仅87人报考“农村定向协议培养”大专生。二是人才招聘困难。2012年全市基层卫生单位计划招录444人,实际招录136人,招录比例为31.00%。主要原因是招录限制多、招录门槛高和招录程序繁琐。三是基层卫生人才留不住。主要原因是薪资待遇低和职业价值难以体现。

摘要：目的 了解扬州市近三年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综合改革后在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运行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成效。方法 对全市城乡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根据政府办105家基层医疗机构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会计报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报表和新农合报表中的有关数据,以年度为单位进行纵向对比分析。结果 扬州市统筹推进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全面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改变了以药养医、以医补防的局面。结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机构设置更加合理,医疗服务收费明显降低,基层医疗机构公益性逐步显现,综合改革成果惠及百姓。

关键词：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1]尹洪阳,郭增波,孙淑云.乡镇卫生院改革问题探讨[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29(4):67-69.

[2]张燕,明娟,朱劲,等.四川省不同经济水平地区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现况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28(3):230-233.

[3]黄文杰,方小衡,黄嘉殷,等.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状调查分析[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1,31(11):1115-1116.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 篇3

关键词：社工；志愿者；联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35-02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社工+志愿者”联动（又称社义联动，以下简称社义联动）在促进社会稳定、加快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全国社义联动的先行试点省份，广东省于2013年10月在《关于推进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联动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首次提出社义联动，并“鼓励通过登记注册的形式，成立促进社工与志愿者合作发展、合作服务的社会组织”。经梳理文献发现，国外地区的社义联动是建立在其成熟的志愿者服务体系上，有“60%社工指导志愿者开展服务，40%社工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说法，而在我国，现有3种社义工联动模式，一种是以政府和民间机构为主体、社会工作者为主导的香港模式；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工召集义工，联动共同服务的广州、深圳、上海、东莞模式，一种是以部门或机构为主导的，社工、义工各自为政的中山模式。本文正是以广州X社工机构为例，对广州社义联动模式的研究，此种模式顺应意见精神，为依托于政府购买的社工服务项目，社工带动引领义工参与服务，从而形成社义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工作新格局。

一、社工机构中社义联动模式成效分析

X社工机构为广州市某高校校办社工机构，于2012年6月注册成立，现有专职人员23人，其中社工15人，所在的镇辖区位于广州某区城乡结合地带，辖区总面积达95.59平方公里，辖区内设有45个村居，社区情况复杂，社会弱势群体也较多。自2013年11月，X社工机构陆续了承接该镇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家综）、社区矫正、残疾人公益项目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现了该镇专业社工机构和专业社工零的突破，X社工机构开展社义联动模式的有效探索，为其服务地区带来较多改变。

（一）初步构建社义联动模式，搭建社义联动服务平台

根据《意见》提出的指导思想，结合所在服务区域特点，X社工机构以“社工项目+服务站点”的指导原则，建立了社义联动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于家综服务项目和家综服务站点，通过服务需求收集、需求输出、服务资源投放、服务效果反馈等服务流程，实现社义有效联动。该服务平台具体运作为在有效收集志愿者服务需求和其他服务对象服务需求基础上，依托于家综服务项目+家综服务站点，以家综项目中设置的义工部来进行义工服务的整体统筹，融入到家综的长者、家庭、青少年、特色社区文化建设、社区矫正等领域提供社义联动服务。义工部由社工管理和引领，提供义工开发、义工管理、义工培训、义工服务（图1）。

（二）深入挖掘服务需求，确立联动服务内容

通过深入了解该镇居民义工服务需求、其他弱势群体对于社会服务需求状况，X社工机构依托于社义联动服务平台中的家综项目、家综服务站等负责收集需求，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网络终端、手机终端方式多方位的收集服务需求资源，进行服务需求资源的输出，掌握了居民对于义工服务看法、曾经参加义工服务类型、义工培训内容、义工服务组织形式等需求信息，从而为社工更好的引领和联动义工服务奠定基础。

（三）设置义工部，统筹义工资源

在X社工机构进驻之前，存在义工服务资源过于零散、服务内容无序、内容单调、重复投放等状况。X社工机构在进驻后，在家综服务项目中设立义工部，在社区建立义工服务站等实体平台，建立了微信、Q群、微博等网络平台，多方挖掘和整合该镇志愿服务资源。截止到2015年8月，X社工机构共整合社区退休长者、社区中青年女性居民、附近高校和中学师生、附近企业员工、专业义工（社工专业背景的义工）、特殊义工（社区矫正人员）在内的共计520名注册义工，成立了4支义工队伍。

（四）针对多元需求，开展有效社义联动服务

X社工机构运用服务资源和服务供给系统，将义工服务领域工作与社区居民服务相结合，针对义工开展了“星心相连”“星心之关”“星心成长”的系列社义服务，针对于服务对象开展社义联动的“星洒X镇”服务。

“星心相连”为志愿者队伍培育和开发服务，社工按照地域和服务领域分类，建立了4支常态义工队伍。“星心之关”——志愿者管理和价值激励服务，社工通过开展团队建设、义工服务培训、义工表彰等方式，鼓励义工积极参与服务，通过每半年1次的义工奖励大会，对优秀义工个人或团体、积极义工个人或团体予以嘉许和肯定，同时制作义工风采展宣传栏，肯定义工的付出，从而鼓励社区居民更加积极参与服务。“星心成长”——志愿者培训服务。社工通过对义工开展包括服务素质、安全的通识培训，开展居家探访、小组活动、问卷调查、社区宣传等服务技巧培训，每年共计20次，培训达到300人次。

目前X社工机构以义工部社工为统筹，引领义工队伍，组织现有的义工队伍，与家综中长者、家庭、青少年、特色社区文化建设、社区矫正等领域社工配合，开展“星洒X镇”服务，根据义工能力和特长，开展了一系列的快乐家庭服务、情暖夕阳助老服务、祖国的花朵成长服务、特色文化培训服务、公益星期六服务等，义工每年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次，以社区活动、小组活动等专业手法形式开设，社义联动成效较好。

二、问题分析

X社工机构虽然在社义联动方面有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社义联动模式仍需整合

虽然X社工机构已经是社工联动模式，但出现义工、其他服务对象需求较多、较繁杂情况，以致服务需求无法有效被收集和整理，现有的服务资源无法得到满足，服务成效受影响。

（二）社工认知度不高、志愿者队伍稳定性欠缺

X社工机构处于城郊地区，其服务领域的居民对于社会工作的认同度不高，往往把社工等同义工，社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平均工作经验为2年左右，容易受到资深志愿者、基层居委会工作人员质疑，影响社工引领志愿者效果；社区义工服务时间和地点难以集中，队伍稳定性欠缺，服务技巧欠缺，使得义工协助社工的服务有效度降低，联动不紧密。

（三）宣传渠道过窄，影响服务宣传

因该镇面积大，社区分散，有45个村居，且人员组成复杂，各类人群对信息的接受方式和渠道不一样。原有的社区宣传、网络宣传、微信宣传方式针对于较为年轻化的义工能够接收到，但是年长者接收信息渠道有限，影响了服务宣传，进而影响社义联动效果。

（四）相关制度不甚健全

X社工机构虽然已经有了义工行为守则及工作指南、评估体系和义工档案管理，但是由于义工服务的特殊性和不稳定性，有时候难以从制度方面对义工违规的服务行为进行处理。

四、促进社义联动的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社义联动模式

X社工机构需要在现有的社义联动模式基础上，整合服务资源，强化联动机制，特别是如何以“项目+站点”原则，可以借助X社工机构高校背景，拓宽宣传渠道，创建X社工机构的联动服务资源库，逐步实现覆盖该镇的社工、义工信息服务网络库，实现社工服务提供信息、义工服务需求信息的实时共享。

（二）加强多样化宣传力度，提升社工认知度和义工服务推广度

通过网络信息库、手机终端、网络终端、服务站点的宣传等手段，先通过兴趣性的活动吸引居民到中心场地，进而对社工工作了解，了解义工服务内容，从而提升社工认知度和义工服务推广度，多维度的开发和挖掘服务资源，为社义联动奠定群众基础。

（三）加强社工、义工管理和能力提升工作

X社工机构要加强对于社工人才的管理和专业能力提升，加强督导支持力度，使其在联动中真正承担“骨干”角色，作为联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协调者。X社工机构要加强已有的义工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对于义工骨干培育，要进一步从招募、培训、评估等方面联动学校、企业单位、社区居委会资源，进行统一和直接招募、培训和服务开展。

（四）健全相关制度

X社工机构要加强对于社工职业规范和职业行为，义工行为守则及工作指南、评估体系、档案管理、服务记录、奖励等制度工作。对于协助开展社工服务的义工，做好服务职责培训、服务评估和服务记录工作，为义工表彰奠定基础。此外，X社工机构要加强对于义工权益保障制度，志愿者作为特殊的服务对象，也应该享有相应的权益保障，当义工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社工要帮助其申诉，提供相应的援助。

通过以上制度化的措施，鼓励社工专业化、志愿服务全民化，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义工服务工作，从而促进更为有效的社义联动。

参考文献：

〔1〕广东共青团网站.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关于推进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联动工作的实施意义》的通知.[EB/OL].http：//www.gdcyl.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5498，2015-08-20.

〔2〕广州志愿者学院.志愿服务岗位能力培训教材[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13.32-38.

〔3〕谭建光.做好的志愿者[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6-62.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 篇4

新华社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了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考核。

第三条 考核工作围绕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立足实际、突出重点，针对主要目标任务设置考核指标，注重考核工作成效；坚持客观公正、群众认可，规范考核方式和程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坚持结果导向、奖罚分明，实行正向激励，落实责任追究，促使省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职尽责，改进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第四条 考核工作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进行，具体工作由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组织部牵头，会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织实施。

第五条 考核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减贫成效。考核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贫困县退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二）精准识别。考核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识别、退出精准度。

（三）精准帮扶。考核对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帮扶工作的满意度。

（四）扶贫资金。依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办法，重点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资金安排、使用、监管和成效等。

第六条 考核工作于每年年底开始实施，次年2月底前完成，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省级总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对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的减贫计划，就工作进展情况和取得成效形成总结报告，报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二）第三方评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有关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相关考核指标进行评估。

（三）数据汇总。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对建档立卡动态监测数据、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第三方评估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情况等进行汇总整理。

（四）综合评价。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对汇总整理的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结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考核报告。考核报告应当反映基本情况、指标分析、存在问题等，作出综合评价，提出处理建议，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议后，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

（五）沟通反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题反馈考核结果，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第七条 考核中发现下列问题的，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处理意见：

（一）未完成减贫计划任务的；

（二）违反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规定的；

（三）违反贫困县约束规定，发生禁止作为事项的；

（四）违反贫困退出规定，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的；

（五）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较低的；

（六）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监督发现违纪违规问题的。

第八条

考核结果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予以通报。对完成计划减贫成效显著的省份，给予一定奖励。对出现本办法第七条所列问题的，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实行责任追究。考核结果作为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参与考核工作的中央部门应当严守考核工作纪律，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担当，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及时、准确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和情况，主动配合开展相关工作，确保考核顺利进行。对不负责任、造成考核结果失真失实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参照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相关办法，加强对本地区各级扶贫开发工作的考核。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扶贫办商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广阔的范围、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人民币成为法定本位币。中国人民银行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国家银行的特殊地位，承担着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业的重要职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吸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经验并参照其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并成为财政和计划的“记账和出纳”。l969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l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年l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但人民银行仍然是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作用于一身。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l984年1月1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经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储蓄和工商信贷等商业银行业务，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改革和完善组织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历来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体制，同计划经济中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制度有关。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按照当时的现实条件，中央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立机构的设想一时难以实现，因此仍然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1984年机构分设时，在县以上按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级分行，地(市)设二级分行，但许多县没有设县支行。1985年信贷失控后，为协调专业银行间的竞争，人民银行大量恢复县支行，到l986年，全国2017个县共设立县支行1863个；在省会城市，不但设省分行，还设市分行；同时，在地区所在地的县城，不仅设二级分行，还设县支行。

从1984年到l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并且在几次克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距离真正的中央银行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还办理一些政策性贷款业务，承担着相当数量的对非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监管工作比较薄弱，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还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行的职能划分不清，授权关系不明，许多分支行被认为是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个职能部门，向总行争信贷规模、争机构批设指标的现象相当普遍。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经济过热和金融秩序混乱，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原有体制缺陷明显暴露出来，明确中央银行职能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把监管证券市场业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并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这次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范围从原来的无所不包缩减到仅对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进行监管，这对于中央银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有益的。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利润留成制度，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并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加强自身的内部管理和约束；取消了省分行的再贷款权和7%的信贷规模调剂权，使金融宏观调控的权力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这些改革措施消除了人民银行追逐利润的动机，集中了总行的调控权，保证了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和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均明确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要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l994年4月15日至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派专人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运作情况及联邦储备银行的职能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其主要任务是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保持货币稳定，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保证健康的金融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995年初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要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设置分支机构。l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并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决定，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行政区划的分行。这一改革，突出了中央银行组织体系的垂直领导，强化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l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专门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保留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l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由证监会统一管理证券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行使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1998年11月l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将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中国保监会。这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中央银行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对银行业以及除证券和保险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此外，党中央还专门设立金融工委，对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我国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兼顾制定货币政策与监管银行有一定便利之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和互相促进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以上两个目标又不尽统一，甚至在短期内有所冲突；中央银行统管两者，不仅分散了精力，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为了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2003年4月设立了中国银监会，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2003年l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厘清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职责。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一个强化”就是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责；“一个转换”指由过去主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监管的职能，转换为防范与化解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职能，也就是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两个增加”是指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中国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后，更加专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2005年8月，为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成立上海总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作为总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行的领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启动直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强化了直属单位对中央银行履行职责的支持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初期，人民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管理两大重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l994年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构成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l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积极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实现了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2003年4月，央行票据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式，人民银行采取市场化发行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从2007年1月4日开始正式运行，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到较为广泛运用。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有序开展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简化利率管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改革再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出现了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物价上涨等值得重视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金融宏观政策，从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和2007年7月提出的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一是牢牢把握住货币信贷“闸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货币信贷总量控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收回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共发行央行票据15.5万亿元。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力对冲流动性，抑制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能力。2003年1月l5日至2008年6月25日，先后l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8.5个百分点，达到17.5%。从2004年起创新性地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旨在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严格控制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及时停止为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重组提供再贷款的融资安排。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增加支农再贷款，加强支农再贷款限额的地区调剂，将90%以上支农再贷款用于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同时，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二是适时微调各层次存贷款利率水平，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倍；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灵活运用利率杠杆，2004年至2007年，7次上调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8次上调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加强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从2004年ll月18日起，6次小幅上调境内美元、港币小额存款利率，缩小本外币利差，减轻了结汇压力。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从2003年开始及时出台政策调控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购房贷款，要求商业银行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2005年取消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对房价上涨过快地区的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提高到30%。2007年出台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的差别政策，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督促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政策，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对过热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就业、助学、农民工和非公经济等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引导农村信用社扩大支农信贷投放。

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有所缓解，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趋缓。

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2003年开始，国务院先后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向四家银行注入资本金。四家银行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原则，稳步推进农业银行改革工作。根据“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2006年底，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人民银行负责设计和实施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机制，即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对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l656亿元，发放专项借款12亿元；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3%和11.2%，与2002年改革之初相比，分别下降28个百分点和提高20个百分点。积极推动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到2007年年末，五个省区已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2003年，人民银行对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进行改革，调低邮政储蓄新增转存款利率，要求邮政储蓄机构将在中央银行老的转存款分五年逐步转出。2007年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家省级分行、315家地市分行、2万余家支行以及1.6万家营业所，服务网络2／3以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

二是推进外汇体制改革顺利实施。从1994年1月1日起，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l996年l2月1日，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005年7月21日，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为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制度支持，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 篇6

从1982年至今, 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始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在经历了简政放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 政府职能转变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 政府摸索出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使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跳出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1]。政府职能的转变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城市拆迁改建作为城市发展的趋势, 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 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够缓解拆迁矛盾, 实现和谐发展目标。

1 城市拆迁与政府职能转变

1.1 城市拆迁中政府的职能

城市房屋拆迁是指为了城市发展和建设项目的实施, 由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 拆除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物, 并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的行为[2]。政府在拆迁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制定拆迁法律法规。涉及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另外还有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3]。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是拆迁的依据, 能够更好地规范拆迁活动。

第二, 整体规划拆迁。作为拆迁的规划者, 政府依据城市整体发展需求, 从实际情况出发, 既要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又要保护生态, 既要实现现代化, 又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保护, 因此, 需要全面统筹、统一规划, 制定改建方案。

第三, 拆迁审批和裁决。城市拆迁必须取得拆迁许可证, 经过一定的程序方能进行, 政府因其行政权力而对拆迁事项进行审批, 拆迁必须获得主管部门的同意。同时对拆迁中所引发的争议, 采取行政裁决的手段进行协调。

这三个方面是政府在拆迁中的重要的职能, 同时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职能, 如对拆迁安置补偿;处罚违法行为;被拆迁人在规定期限内不搬离的采取强制拆迁等等。

1.2 拆迁中政府职能存在问题

虽然对城市拆迁有基本法律规范, 但在拆迁过程中还存在拆迁主体不依法行事, 造成拆迁纠纷频发的现象。政府作为拆迁的主体,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职能越位。在城市拆迁中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解决拆迁双方之间的纠纷, 对一些本该由市场解决的事情全权包揽, 从规则的指定到规则的实施, 政府始终亲力亲为。第二, 职能错位。政府在城市拆迁中职能错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以行政许可的方式直接介入商业性拆迁, 以行政裁决的方式介入拆迁纠纷、以行政裁决的方式介入强制拆迁[4]。政府充当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对拆迁纠纷采取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等手段。第三, 职能缺位。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谈判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政府应该积极发挥仲裁者和调解者的作用[5]。但这样的情况下, 很少见到政府的有效作为。拆迁裁决程序不公开、不公正, 裁决内容不具体, 随意性较大, 政府该有的监管职责没有完全发挥。

2 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意义

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 是拆迁纠纷的协调者, 作为拆迁中的重要主体, 政府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拆迁工作。针对政府职能存在的不足, 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保证拆迁的顺利进行, 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同实现。

2.1 政府职能的转变

2.1.1 界定政府职能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 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政府职能首先从界定政府职能入手。政府职能界定不清, 会导致政府管理过度或无效。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 政府的职能应该从微观经济管理转向宏观经济管理, 从经济活动的主角向监管者转变。同时, 社会管理功能应进一步强化。

2.1.2 定位政府角色

政府角色是指政府在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文明进步中的功能与定位。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态势, 拥有共同利益需求的利益团体日益成熟, 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唯一权威。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各类非营利性组织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6]。针对政府角色混乱的问题, 应通过三个方面重新定位政府角色:一是要完善拆迁评估补偿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二要区分公共拆迁和商业拆迁;三要转变观念, 扩展维权途径[7]。

2.1.3 转变政府观念

在我国, 农业文明长期占统治地位, 封闭自守、唯我独尊的文化观念深入人心。作为这种文化观念的积淀, 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验管理模式和经验的行政价值观念[8]。受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 等级观念在我国普遍盛行, 这样的观念下政府倾向传统行政方式, 习惯动用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 动辄采用罚款、拘留等行政强制手段。城市拆迁中, 政府动用各方的力量, 对拆迁中不配合的人, 采取断水、断电等极端的手段。

2.2 转变政府职能的意义

2.2.1 缓解拆迁矛盾

拆迁中涉及的人口多, 情况复杂, 稍不注意就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近年来, 城市拆迁中的纠纷增多, 矛盾也日益尖锐。在此情况下, 转变政府的职能, 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 加强对拆迁过程中的评估和监督, 能够有效的缓解拆迁矛盾, 平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 实现双方利益需求。

2.2.2 遏制权力膨胀

政治权力的核心是政府的权力, 在现代社会里, 经济和政治系统借助法律实现对生活世界的宰制[9]。政府因其手中握有的权力而成为拆迁的主导者, 人民作为拆迁中的弱势群体, 无法与之抗衡。转变政府的职能, 保障公民“在场”, , 使相关者参与其中, 表达诉求, 实行监督, 这不仅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同时也能有效的遏制一些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

2.2.3 促进法制化进程

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切实将政府管理纳入依法运转的轨道, 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权限,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等[10]。政府职能的转变, 可以减少行政过程中的人治现象, 使政府依法行政, 培养法制意识, 进一步推进我国法制化进程。

2.2.4 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府要更多体现和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 强化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11]。政府职能的转变, 能够使之从微观的经济领域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同时也能从经济领域的单一维度转向社会的多元领域。政府的管理最终要服务于市场、服务于人民, 只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才能打破体制性障碍,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动力。

3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和途径

3.1 完善立法, 建设法治型政府

法治型政府, 即依法行政的政府。长期以来, 我国的法律意识淡薄, 法制化基础薄弱, 要建设法治型政府首先要保证有法可依。现行国家及地方拆迁规范存在诸多问题, 如拆迁主体不明确、手段难以界定和责任不明确等[12]。因此, 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其次要有法必依。政府行使权力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减少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人治现象, 保整行政公开、公正、规范。

3.2 构建程序, 建设科学型政府

政府应当充分尊重被拆迁人的个体价值, 切实赋予其主体地位, 为其提供表达看法的场合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因此, 商谈前置应该成为解决强制拆迁的一项必经程序。首先, 拆迁评估、制定方案。可以通过专家会谈评估是否应该拆迁, 拆迁后怎样规划, 拆迁赔偿标准的确定以及拆迁过程中被拆迁者的安置工作。其次, 各抒己见、平等商谈。可以举行听证会、讨论会等, 拆迁相关者参与其中, 通过平等的沟通辩论, 解决双方的争议。最后, 多次磋商、达成一致。对于有争议的地方可以进行轮番商谈, 符合一致诉求。

3.3 转变观念, 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拆迁的事件中, 政府作为法律的创制者, 考虑的是政府的目标的实现, 而作为法律承受者的公民, 并不能保证对此可以与政府达成共识。因此需要转政府观念, 让公民参与双方正常言语行为下的协作、商谈、沟通和交流。任何一种行为总有长久以来观念的影响, 转变政府的行为方式, 需要观念转变先行。要树立真正的服务意识和群众观念, 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于服务型政府, 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民福祉。转变政府职能, 使它既不做家长式政府, 亦不做保姆式政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要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建设新型政府管理模式, 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考虑人民诉求, 继续深我们的和谐社会之路才会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摘要：城市拆迁改建过程中, 政府作为主导者,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传统的行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城市拆迁中政府的职能入手, 分析了政府职能转变对城市拆迁工作的重大作用, 提出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途径。

国有林场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篇7

一、改革前的基本情况

改革前，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不活、政策支持不到位等原因，江西省大部分国有林场发展陷入困境，并呈现出“五个多”的特点：

一是林场数量多。共有国有林场425个，约占全国的1/10，但平均经营面积仅为全国的1/4。

二是职工人数多。职工总数达到10.28万人（其中在职5.66万人），约占全国的1/6。

三是单位类型多。既有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也有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还有企业，后两类约占85%。

四是负担负债多。负债总额高达47.95亿元（人均负债4.7万元），其中拖欠社保资金5.8亿元。

五是遗留问题多。未参加养老保险职工2.11万人，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职工1.47万人。

二、主要做法

改革试点推进过程中，江西省坚持公益性为主、商品性为辅的改革方向，紧紧围绕森林资源增长、林场职工增收、发展后劲增强、确保和谐稳定的“三增一保”改革目标，重点抓好了八项工作：

一是抓重组。主要按照“精简效能、规模经营、管理科学”的原则，科学调整国有林场布局，因地制宜推进国有林场整合重组，原则上改革后每个县林场个数不超过3个。全省国有林场由改革前的425个整合为216个，减少 209个，精简率达到49.2%。

二是抓定性。主要按照“将国有林场主要功能明确定位于保护培育森林资源，为社会提供优质生态服務”的要求，将绝大多数国有林场界定为生态公益型林场，重新核定编制，并按公益性事业单位管理。同时，将以商品林为主、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林场定性为商品经营型林场，按市场机制运作。共界定为生态公益型182个，占84.3%；商品经营型34个，占15.7%。

三是抓保障。重点解决林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实现全覆盖，确保林场职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同时，结合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解决林场职工住房困难问题。截止目前，改革前拖欠的5亿多元社保费用基本偿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达到99%。

四是抓减人。主要以转换用人机制和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通过提前退休、离岗退养、竞争上岗、自主择业等方式妥善分流安置在职职工，建立新型的劳动（聘用）关系。对解除劳动（聘用）关系的职工，采取现金补偿、林权补偿、社保补偿等方式给予补偿。截止目前，共分流安置在职职工4.56万名，占改革前在职职工的81%。

五是抓剥离。重点将原由国有林场所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医疗单位等社会管理职能全部分离，实行属地管理。离休干部移交林场主管部门管理，实行财政供养。林场代管村组根据村民意愿剥离。截止目前，场办的83所义务教育学校、62所医疗单位和代管的村组63个已全部实现剥离。

六是抓转换。重点推进国有林场事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活力。生态公益型林场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绩效挂钩”的人事收入分配制度。商品经营型林场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截止目前，生态公益型林场全部重新进行了定岗定员定责，编制内人员经费和机构经费也全部纳入了同级财政预算。

七是抓安全。重点解决好联营山场的问题，保持国有山林经营权属稳定，不以变卖林场资源的方式筹集改革资金。加强国有林场改革专项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八是抓稳定。重点落实社会综合治理责任制，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和山林纠纷，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维护林场合法权益，创造和谐稳定的林区社会秩序。改革期间，全省没有出现一起群访等社会不稳定事件。

三、改革的主要成效

总体上看，江西省国有林场改革任务基本完成，99个县（市、区）已全部通过了省级评估验收，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营机制得到创新。一些林场立足实际，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林下经济及特色产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经营发展模式。贵溪市建立了职工承包经营、参股经营的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了资源增长、职工增收、林场发展后劲增强的“三增”目标；崇义、大余、全南等县，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开展股份合作经营，林场产业链条得到延伸，林场发展后劲得到增强；永丰县官山林场依靠科技大力培育大径材等森林资源，大力引进非林业资源型工业企业，财税收入连年实现翻番，林场亩平蓄积达7立方米，全面解决了职工“五险一金”；星子县充分利用东牯山林场风光旖旎、森林植被茂盛、历史文化遗存众多等特点，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森林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二是职工生活得到保障。在中央改革补助资金19.73亿元的基础上，省财政还配套安排补助资金4.8613亿元，市县财政安排改革资金约8亿元，较好地解决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和职工分流经济补偿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同时，市县政府按照事权，采取资源折抵经济补偿、代缴社保费折抵经济补偿等方式，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承担改革资金兜底责任。比如，上高、铜鼓等县除预留足额养老保险资金外，还采取财政贴息贷款助保的方式，解决困难职工和改制职工缴费困难问题。

三是森林资源得到保护。每年对10个以上的县（市、区）林政资源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管理不力的采取“一约谈、四暂停”措施。开展严厉打击“三乱一非”、绿盾和天网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破坏国有森林资源等涉林违法犯罪行为。全省林区和谐稳定，没有出现变卖森林资源搞改革的现象，没有发生违法侵占国有林场林地林木和破坏森林资源的案件。

四是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全省累计安排林场危旧房改造任务61576户，安排林区公路建设任务523.5公里，下拨卫星直播设备12762套。此外，通过国有贫困林场扶贫项目资金实施林区公路新建、改造458.8公里，通过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工程搬迁进城等方式，基本解决了国有林场“水电路气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