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

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精选8篇）

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 篇1

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个人调查问卷

1.您的性别：

□男 □女 2.您的年龄是：

□18—29岁 □30-45岁 □46—60岁 □60岁以上 3.您的文化程度是：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职业技校)□大专及以上 4.您的政治面貌是：

□群众 □共青团员 □共产党员 □民主党派 5.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务农 □做工 □个体经营 □养殖业 □其他______ 6.您的家庭年总收入大约为：

□5000元以下 □5001-20000元 □20001-35000元 □35001-50000元 □50001-100000元 □10万以上7．您家2011年在哪方面的消费占的比重最大？

□基本生活消（吃穿住等）□享受性消费（如旅游）□发展性消费（教育投入）8.您家2011年文化消费(书报、文具、体育、文化娱乐、旅游等)大约为: □100元及以下 □101-300元 □301-500元 □501-800元

□801-1200元

□1200元以上

9.您平时在文化方面的爱好主要有哪些？[多选题] □看电视/电影 □棋牌活动 □阅读书报 □上网 □看戏(文艺演出)□跳舞等健身活动 □听广播

□串门聊天

□念经拜佛

□其他_______________ 10.您了解信息的渠道和途径主要是? [多选题] □电视

□广播 □书报 □与亲友邻居聊天 □村里的公告

□网络

□其他__________ 11.您的信仰是什么?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马克思主义 □无 □其他______ 12.您更倾向于生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女孩 □都一样

13.您认为您所在地加强文化建设投入是否有必要？

□是 □否 □不清楚

14.您所在村已有(或在建)哪些文化设施？(可多项选择)□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 □戏台或戏楼 □体育场地或体育器材 □电影放映队 □阅报栏 □老年活动室 □网吧 □祠堂 □寺庙 □教堂

□广播

□其他______ 15.您对您所在地区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满意吗？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16.请问贵村的文化建设主要是由哪方主建？ 2012年5月

江西农业大学

□当地政府 □村委会 □大宗族 □村民自发筹建 □其他_______ 17.您是否了解现在的组织筹办活动的方式吗？

□了解 □一般 □不清楚

18.您对现在的组织筹办活动的方式是否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19.当地政府举办的文艺活动有哪些形式? [多选题] □乡村文艺汇演 □文化工作者下乡服务

□送戏/电影下乡 □其他_________

□送图书、科普知识下乡

20.贵村多久举办一次大中型的文娱活动？

□1-3个月 □4-6个月 □半年以上 □其他______ 21.请问您认为在组织管理文化活动中存在哪些问题（可多选）？

□参与者不配合 □资金不足 □方案少 □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 □压力大 □不清楚 □其他______ 22.贵村对于开展文化活动机制是否完善？

□完善 □不完善 □不清楚

23.如果条件不允许，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因素妨碍了您参加业余文化活动？

□没时间 □没兴趣 □没有人陪 □没有钱 □活动办得太差 □根本就不知道 24.您认为当地的教育现状如何？

□比较先进 □一般 □落后 □不清楚 25.您认为贵村有下列哪些现象比较严重（排序）？

___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___村民暴力解决纠纷 ___封建思想 □治安状况好 □尊老爱幼 □管理民主

___赌博 ___盗窃 ___重男轻女 □家庭和睦 □没有黄赌毒 □村容整洁

___不尊敬老人 ___黄色文化 ___（其它）______ □邻里友好 □遵守公共秩序 □其他________

26.您认为“乡风文明”最重要因素的是什么？[多选题] 27.在文化建设方面，您迫切期待政府解决的问题有哪些（限选三项）？

□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指导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发展农村特色 □增添村级文化活动器材

□增加文化建设经费投入 □制定、完善相关文化政策 □其他_____________ 28.您认为您所在地区的社会风气如何？

□好 □一般 □差

29.您认为您所在地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如何？

□大 □一般 □小

30.您认为现行的文化建设模式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 □无影响 31.您所在地区解决纠纷的方式一般是什么？

□武力解决 □中间人出面调解 □法律手段 □不了了之 □其他_______ 32.您认为本次调查是否较能全面反应了现今农村的文化建设状况？

□是 □否 □体现了一部分

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 篇2

关键词：专利联盟,法律环境,完善建议

1.我国专利联盟发展现状

1.1专利联盟的内涵

专利联盟 (Patent Pool) 指由多个专利拥有者, 为了彼此之间能够分享专利技术或统一对外进行专利许可而形成的一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联盟组织[1]。专利联盟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开放联盟, 指两个或更多企业组成联盟许可专利给第三方:一种是封闭联盟, 即由三个或更多企业组成联盟, 相互之间共享专利。专利联盟可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种类型。

1.2专利联盟在我国的发展

专利联盟最早发源于欧美等技术市场发达的国家, 专利联盟在我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直到发达国家频繁运用“3C”、“6C”专利联盟对我国DVD行业进行强势打压 , 我国DVD行业几近破产, 专利联盟这一新型知识产权组织才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6年10月诞生了我国首个专利联盟———电压力锅专利联盟。2007年, 由长虹、TCL等13家中国彩电企业共同组建了专利联盟———深圳中彩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此外, 我国还组建了e家佳、闪联、AVS、清洁能源汽车等知识产权战略联盟。这些专利联盟为保护产业国内市场、开辟海外市场提供了知识产权保障。

2.我国专利联盟发展的现有法律环境

我国缺乏专利联盟运行的统一法律规定, 相关规定散见于《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当中。

2.1《反垄断法》

我国《反垄断法》虽然没有明确对专利联盟垄断性问题进行规定, 但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政垄断等常见的垄断形式进行了详细规制。《反垄断法》是专利联盟运行必须遵守的 法律。

2.2《专利法》及实施条例

《专利法》第48条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 ;第50条交叉许可的规定;《专利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4款强制许可仅限于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等规定。这些规定虽然不直接针对专利联盟, 但内容均可适用于专利联盟。

2.3《合同法》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专利联盟, 仅对技术合同垄断性进行了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329条、343条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均对技术合同反垄断问题进行了规定, 可应用于专利联盟具体运行。

2.4《反不正当竞争法》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 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不合理的条件。”虽然该条并没有明确针对专利联盟, 但该条关于规制搭售等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可视为专利联盟运行的法律规制。

3.我国专利联盟发展法律环境存在的不足

3.1相关规定零散而无明确统一规定

专利联盟发展运行的法律分散于《反垄断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法律。这些规定较为分散, 缺乏统一的法律对专利联盟运行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规定, 不利于我国企业适应未来联盟式竞争。

3.2相关规定不完善而存在较多法律漏洞

专利联盟发展涉及专利联盟的成立、专利许可、标准制定、垄断性等多方面内容。 我国现有专利联盟的法律规定主要涉及专利联盟的反垄断性问题。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交叉许可;《合同法》对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合同的规定等, 这些规定均涉及专利联盟的垄断性问题。

3.3法律规定适用范围有限而无相关配套程序

一方面, 我国专利联盟发展现有的法律规定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例如, 《技术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关于“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的6种情形的解释, 是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专利法》做出的, 不能超越民事法律保护权利、维护合同自由等原则。另一方面, 《反垄断法》存在管理机构多元化、管理权限相互交叉、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等问题, 在实践中的具体可操作性和执行性较差。

4.完善我国专利联盟发展法律环境的建议

4.1制定统一的专利联盟法律规范

我国应该在专利联盟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统一的专利联盟法律规范。通过统一的法律规范, 对专利联盟设立程序、反垄断审查及专利相互许可、标准制定、利益分配等运行机制进行专门规定。为专利联盟在我国各行业建立, 增强企业知识产权应诉能力, 提升企业专业技术水平, 充分利用专利联盟开展国际竞争奠定坚实基础。

4.2完善专利联盟运行配套程序

我国应制定专利联盟运行的配套程序, 增强现有法律环境的可适用性。具体来说, 应当针对专利联盟运行的设立程序、专利许可程序、标准制定程序、利益分配程序等内容[3]制定专门的实施程序。以标准制定程序为例, 完善专利联盟标准制定法律程序, 应当建立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专利披露制度, 必将专利纳入标准制度、标准中专利许可制度等进行规定, 防止专利联盟通过将专利纳入标准而形成专利垄断。

4.3制定反垄断审查的指南

我国应制定反垄断指南, 增强《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专利联盟具有促进创新与垄断性的双重属性。[4]如何有效防止专利联盟垄断性, 充分发挥专利联盟促进创新作用, 应以专利联盟反垄断调查为前提。《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垄断性调查还缺乏相应规定, 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制定反垄断调查指南。

4.4明确相关机构的职责范围

我国应当明确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反垄断调查机构等部门在专利联盟构建和运行过程中的职责权限。[5]政府行政机构是审批机关, 对专利联盟的反垄断性、促进创新性、成员是否核心等方面进行考察。行业协会是具体执行者, 负责协调组织专利联盟成员的组成和运行机制。企业是主体, 负责参与和监督专利联盟的运行。反垄断调查机构是专利联盟运行的监督机关, 负责调查垄断性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1]Carl S.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setting[C].Adam Jaffe, Joshua Lerner, Scott Stern.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USA:MIT Press, 2001.

[2]谢科范, 刘介明.湖北省产学研战略联盟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湖北发展研究报告2010.武汉大学版社, 2010 (5) :176-188.

[3]赵湜, 刘介明.专利联盟运作中的利益关系与约束条件研究.科技创业月刊, 2009, 3.

[4]岳贤平, 顾海英.专利联盟的微观机理研究[J].情报科学, 2006 (5) :653-657.

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 篇3

（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来由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时形成的。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在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使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为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开展经济外交的主要话题之一。

（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内容

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界定标准，一般有如下六方面：

1、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

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

3、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设立的自由程度；

4、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

5、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程度；

6、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

以上六条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条。在一种经济模式中，只有货币可自由兑换、劳资双方自由开展工资谈判、自由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基本不施加影响、政府对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基本不加干预、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不加控制，这样的经济模式才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模式。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与货币自由兑换尚有一定差距，另外我国在一些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管制，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的状况，造成劳动力成本偏低等，都成为其他国家在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障碍。

（三）相关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价

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组织中国市场经济首轮“听证会”，21个企业和行业协会70多位代表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2004年6月底，欧盟出台了一个技术层面的对华市场经济状况的“初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称：首先，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其次，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比如焦炭出口；第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第四，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该报告指出的四个方面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解决。

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

在WTO规则体系中，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是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保障措施则是允许缔约方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可以兼顾各自国家眼前的或急迫的局部利益，在二者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可以暂时放弃规则，进行自我调整，这就难免引起种种新的矛盾与冲突。

在当前，国际贸易倾销已成为世界贸易中损害国际社会成员的主要方式。根据GATT1994第六条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这里的正常价值是指，相同产品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时的国内销售价格。根据WTO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使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

由于我国存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外国在确定正常价值时，大多使用替代国的价格。在过去的的10年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和最终反倾销措施制裁最多、受到反倾销损害最大的国家。

国外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增多，究其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外，就是我国出口市场单一，主要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出口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企业出口秩序混乱，低价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引起反倾销诉讼。另外，部分出口企业还存在经营行为不规范、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会计账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一旦被反倾销，没有具体明了的证据材料，这些都是我国出口企业易引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因所在。

（二）间接影响

事实上，“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至少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商品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造成我国近年来在反倾销案件中败诉率高居不下；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讼，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国际形象。

三、几点法律思考

（一）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立法工作，积极推进国内改革，促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围绕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立法工作，使我国在会计信息披露、破产强制程序、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金融监管等方面，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在考虑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稳步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货币制度等国内的相关改革，积极发展投融资市场，促进国内市场统一。再者，全面建立以市场配置为主要方式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支持体系，明确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运用法律手段整顿外贸秩序

现在，我国外贸企业出口产品单一，低价竞争现象严重，出口秩序极为混乱，甚至出现有的国家注册“非中国造”商标的现象。为改变上述状况，政府应建立外贸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从金融、保险、法律援助、物流等方面，对外贸企业提供支持和引导。所有政策和措施，应该以维护外贸企业公平竞争为前提，否则将成为反倾销的把柄。

具体来说，有三方面：一是政府运用财税、金融等措施，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对出口总量和产品结构进行宏观调控，鼓励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互补型产业，在巩固原有市场基础上，开拓新市场，逐步实现市场结构多元化，提高外贸行业抵抗外来风险能力。二是及时修改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改进目前以创汇额为主要指标的外贸企业绩效考核体系，禁止低价倾销，对扰乱外贸秩序情节严重者，实行法律制裁；在法律层面上，规定单位工时最低工资强制保障制度，提高我国工人工资整体水平；完善我国资源控制方式，对于一些需要采取非市场化控制的资源，作出明确规定，提高有关信息的透明度。三是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合理的咨询和审议，对外传递我国制定、采用和实施的有关贸易政策信息，全面建立国家反倾销咨询机构和信息网络服务体系，及时公开各国反倾销的法律、法规、政策，各“替代国”的价格、计算数据、成本资料等，及时向国内企业发布预警信息。

（三）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优势，建立外贸行业的信用记录公告机制

首先，必须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大力开发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其次，企业要认真研究各种重要的国际标准，如ISO9000，ISO14000族系等，保证出口产品在技术、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标准；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大力开拓绿色环保市场，应对外国采用苛刻技术标准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实现我国外贸的高效、持续和健康发展。第三，要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突出产品非价格方面特征，培养消费者群体，建立国际品牌形象，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四）利用好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为处理国际间贸易争端，WTO设计了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DSB），隶属于部长会议。DSB有权“设立专家组，采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以及授权暂停适用有关协定项下的关税减让和其他义务”。尤为重要的是，DSB彻底改变了GATT实行的“协商一致”程序，代之以“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即“一致反对，才能否决”。由于其高效率和公正，赢得了广大成员信任。有数据显示，自WTO成立十年以来，已经受理了超过300件贸易争端，涉及好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而GATT在长达48年时间里却只承接了300多件。

客观地说，上述机制在处理大多数贸易争端时，能够凭借机制较GATT争端解决机制强硬的特性，来保证裁决的公正性，并及时得以执行。所以，在应对争端过程中，我们应当认真研究这一机制，积极利用规则允许的各种条件，为我国国内经济健康、有序、高效发展，赢取宝贵的缓冲时间，达到我们加入WTO所期望的目的。

为此，我国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应做到以下两方面：一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还要能熟悉地运用，并学会用国际贸易法规来保护自身权益；二是面对国际贸易官司，要勇于应诉，积极向中外律师、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咨询，取得有关部门理解和支持，主动与外国商务主管部门沟通，完全掌握对方国家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拒理力争，才会有胜诉可能。

（五）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之初，发达国家作为规则的主要制定者，WTO规则主要体现了美国等大国的利益和要求。但是，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再过于偏向某一方，能够反映不同主体的合理要求。目前，许多欠发达成员已经从消极接受规则发展到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使新规则尽可能反映自己利益。在WTO框架内，我们认为要重视规则的作用，因为出现任何贸易争端，首选的解决方式，是法律而不是政治和外交。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制定规则，只是一味接受，必定会处处受人摆布，丧失自主权。

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 篇4

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市场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我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5种解决途径， 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相对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而言是最强有力的。

(一)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定

《消法》中没有明确地规定诉讼制度， 但是消费者权益争议是一种民事权益争议，消费者因权益纠纷所进行的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制度。例如消费纠纷诉讼程序要遵循《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同时，还要坚持《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消费的活动中，消费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就必须举出足够关于产品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消法》第49 条中明确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被称之为“1 + 1”惩罚性赔偿制度， 基本含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 首先应退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此费用也就是引号中的第一个1;其次还要增加赔偿，金额同样是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1 。一般而言该制度的惩罚性功能也就体现在这里。以上这两条法规已经明确地将诉权赋予了那些权利受侵害的消费者，并同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惩罚， 鼓励消费者积极行使诉权， 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但是这两条法规却存在着缺陷，制约着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实现。因为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无疑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 。但是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往往使得一些小额侵权纠纷的消费者对法院大门望而却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由于它给予违法经营者的惩罚过轻， 给予消费者的补偿过少，不能对违法的经营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大量的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获得赔偿的权利，它的激励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由于我国颁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着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处。

第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法律责任明确，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其他受制约的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法律体系。而这恰恰是政策性立法模式的优点。由于政策式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国家、地方团体和企业应当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综合性地推进消费者保护及促进消费者利益政策的执行，这样，如配套法律跟不上或行政执法不力，则只能是满纸空言。所以政策式立法模式就必然要求在基本立法的指导下，迅速制定出符合其要求的许多单项消费者保护法律。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适用范围的不确定，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争议。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这个定义首先“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限定似乎过窄，如某商人为其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他是不是消费者呢?以索取双倍赔偿为目的知假买假的“王海们”是不是消费者呢? 尤其是后者引发了有关“王海现象”的争议。如果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王海们”买假并非为生活消费，应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如果按当前现实，为调动广大消费者打假积极性，“王海们”又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这显然是立法宗旨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其次该定义未明确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所以有人建议将其改为“任何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直接和他的贸易、商业、生产和职业有关的自然人”，笔者认为不无道理。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经营者这一概念界定不清，因为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但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 销售者的范围又包括哪些? 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消费者依法索赔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要经过诸多环节，涉及很多主体，到底谁应该对消费者负责，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向谁提出索赔。因而，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生产者、供应者、销售者的概念，并对此分别作出明确的界定。

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 篇5

与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思考

黄小红

随着我国当代法官司法理念的提升，法官作为司法者在审判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时，现实对其职业性思维方式的培养提出高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机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同时受到限制的法官思维方式又不断冲击着审判机制。

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涵义及其特点

“思维”一般是指人脑依照逻辑推理观察、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过程。法官作为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也应是独特的。对此，前不久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郑成良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指出：“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以法律思维作为基准思维方式。”并且他对法律思维的诠释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应当是指法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为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按照法律逻辑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法官藉以发挥出职业天性的手段，笔者认为它的独特性至少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合法性

假使法官作出裁判前，需要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作出抉择，那么他首先考虑到的应是裁判的合法性。原因首先从宏观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均代表着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因此，法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它必须以合法性作为裁决的第一要素考虑，这是立法的原则所决定。这一立法本意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更是明确地体现出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可以判决变更”。言外之意即是法官对行政处罚之外的具体行政行为只审查合法性，对行政处罚如非显失公平，一般也是不会变更。其实也正如郑成良教授指出的“如果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那么，他就会在一般情况下，把政治上的利弊、经济上的效益、道德上是否高尚视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而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从微观上讲法官的职责是按法律标准去裁判是非，“法官在开始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法律说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权”。[1]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是合法性的思维方式。

(二)强调逻辑性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其始终是诉讼中的主角，法官在审判中引导诉讼顺利进行，居中听取对立当事人之间的意见，并通过对现有证据的仔细分析，构造一个法律上的事实，最后据以作出理性裁决，这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法官在处理这个大逻辑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对当事人阐述诉讼各阶段处理结果的逻辑性理由，如果法官没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性头脑，就有可能导致诉讼引导失败，继而产生事实真伪难辩、证据难以取舍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当事人质疑裁决公正性，既使裁决是公正的。

(三)强调中立性

浅析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现状 篇6

一、股权众筹的概念与法律性质

《韦氏大辞典》对股权众筹的定义是: 从大众, 尤其是线上群体筹集资金的行为。从操作层面而言, 股权众筹通常通过融资门户发起———众筹发起者发布投资项目, 投资者通过投资门户向发起者提供投资。从法律层面而言, 作为股权投资的一种形式, 股权众筹通过增发股份从投资者中募集资金, 考虑到众筹的筹资对象没有特定的群体, 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公开发行证券的行为。而该定义也从我国的相关政策中得到印证———中国证监会在15 年8 月发布的《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 下称“通知”) 中明确指出, 股权众筹融资是创新创业者或小微企业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公开募集股本的活动, 其具有“公开、小额、大众”的特征。

二、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由于新《证券法》迟迟未推出, 在旧《证券法》发行股票要经过严格批准的规定之下, 以集资快速高效著称的股权众筹难逃非法发行证券的命运。但可喜的是, 我国政府一直对股权众筹持开放态度———15 年7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官方层面提出“股权众筹融资”的概念, 并决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然而考虑到股权众筹的“公开发行”等特点对国家金融安全带来的影响, 监管层一直谨慎推进股权众筹的合法化, 其中证监会在15 年8 月对股权融资活动开展专项检查中发布的《通知》强调, 任何从事都必须得到证监会批准发放的股权众筹的牌照方可营业, 但目前看来, 并无任何一家企业获得牌照。而纵观国内现存的所谓“股权众筹平台”, 无一不是属于互谅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的范畴, 通俗来说就是私募基金的互联网化。然而《通知》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监管层正式将笼统概念上的股权众筹分为互联网公开股权众筹、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 ( 即私募股权众筹) 、股权融资三大类, 并实行分类监管的制度。而其中只有互联网公开股权众筹符合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的定义。

总体而言, 无论是现有的, 真正的股权众筹仍然未能在中国落地。个中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两个: 监管股权众筹的上位法一系列法律如证券法迟迟未得修改以及与实现股权众筹有关的众筹核准豁免、投资门槛等细节也远远没落实。

三、美国股权众筹的法律环境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传统银行贷款意愿下降, 新创企业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重重困难, 众筹作为一种资本筹集的新方式应运而生。不到10 年时间里, 股权众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得到蓬勃发展。2012 年,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初创企业融资促进法案》, 正式为股权众筹松绑在公开发行证券方面的限制。该法案实际上对大量法律法规作出了修改, 从而减少公司上市的难度, 使其更易筹集股本, 其中最受瞩目的修改内容如下:

1. 允许初创企业线上筹集不超过100 万美元的资金; 2.允许对上述企业对线上募资进行公开宣传; 3. 松绑初创公司披露责任: 初创公司以股权众筹方式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无需提交两年以上的审计金融报告和其他注册报告; 4.开放大众投资者参与股权众筹, 但对个人的投资者额度有相应的规定。

上述一系列措施实质上构建一套完整的“小微企业股权众筹注册豁免”制度, 令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进行小额的资本筹集时避免像一般上市公司那样经历严格且漫长的审核程序和募集成本。

四、我国股权众筹立法建议

显然, 无论是现行的上位法还是具体监管股权众筹的细则都未能满足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在中国的真正落地。因此, 在股权众筹立法方面, 需要以证券法和细则为突破口制定相关规则。

( 一) 建立适合小微企业的小型公开发行系统。当前的《证券法》仅允许两种证券发行模式: 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 ( 即私募) 。其中, 非公开发行的的目标群体不得超过200人, 并禁止任何形式的宣传、公众诱导或变相公开发行。尽管从事此类私募活动满足了部分创业公司筹集资金的需求, 但是其有效性却远低于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而与私募方式相比, 公开发行仅限于大中型企业, 其门槛也更高。此外, 公开发行证券还应经证监会核准审批。总而言之, 当前的法律框架缺少适合小企业的小型公开发行系统。因此, 应当参照美国的做法, 对《证券法》作出修改———设立小规模公开发行以及取消对提交详细样书和审计报告的规定, 以简化注册程序, 降低成本, 减少发行公司 ( 即创业公司) 所承担的其他负担; 取消对股权众筹投资者的投资人数的上限规定, 使股权众筹不再受200 人上限的规定。考虑到投资者的保护, 法律还应限制每家小微企业的股权众筹的年度总额上限和单一总额上线以及单一发行商面向投资者的发行总量。法律还应要求投资者在股权众筹方面的投资总额不能超过一定额度, 具体的原则就是: 大众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必须是少量, 并且不能超过自身资产的一定比例 ( 美国为5% - 10% ) 和一定的投资总额。此类规定也需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信息管理系统, 便与监管层对投资者的投资额进行即时监控, 防止投资者盲目投资, 引发金融风险。

( 二) 细化股权众筹的信息披露规定。由于股权众筹对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豁免核准或者注册, 但这并非意味着企业在进行资金募集时可以不披露任何信息, 其仍要根据需要和规定的标准披露简化的信息, 并会加大提供中介服务的股权众筹平台的法律责任, 要求其披露每个股权众筹项目的基本信息, 让投资者能够充分理解其中的风险。

( 三) 建立股权众筹平台监督机制。目前, 尽管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众筹还没正式在中国实现, 但股权众筹的雏形———私募股权众筹已经成遍地开花之势。然而, 由于前期监管配套难以跟上, 导致目前私募股权众筹平台运营混乱, 有些甚至从事非法活动, 这破坏了投资者的利益, 使众筹未来的发展面临风险。因此, 法律应对众筹平台的活动进行管理。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将众筹平台分为两类: 包括经纪人在内的传统证券公司与专业的众筹公司。由于传统证券公司受全面监管体系的管理, 所以只需对其条款进行修改, 而不需重制定条款。法律应对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进行监督管理。具体而言, 法律应要求众筹公司在开办业务前, 向中国证监会或中国证券业协会等注册机构进行注册。同时, 政策机构要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 对平台的运营进行监督, 对雇员的资质、交易记录的保存、内部管理、披露责任、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众筹平台发行商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要求, 从而使得众筹平台在未来发挥关键性作用。

综上所述, 我国在引进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仍面临许多法律问题和政策障碍。但由于我国正值“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的历史机遇发展期, 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有着强大的需求, 因此股权众筹肯定会拥有美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应该致力通过立法手段消除消除股权众筹所面临的所有障碍, 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摘要：当下“股权众筹”在我国正值火热, 但碍于目前的法律与政策环境, 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众筹仍未实现, 小微企业在筹集资金方面仍面临很大障碍。因此, 应该对照美国的经验, 建立小型公开发行系统, 细化股权众筹的信息披露规定以及建立股权众筹平台监督机制, 以便在大力推进股权众筹解决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 防范投资者利益受损和国家金融安全。

关键词：股权众筹,法律,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杨东, 苏伦嘎.股权众筹平台的运营模式及风险防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4 (04) .

我国现代物流法律现状与对策 篇7

[关键词] 现代物流 法律 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物流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现代物流的优点开始越来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国物流业发展瓶颈问题也日益凸显。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完善的物流法律制度进行规制和引导，现代物流业的持续发展必然以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为依托和动力，因此研究、完善和健全物流法规已经迫在眉睫。

一、现代物流的特点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把制造、运输、销售等市场情况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这与传统物流把它仅看作是”后勤保障系统”和”销售活动中起桥梁作用”的概念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

综合社会各界对现代物流的阐述，归纳出现代物流系统有四个特点：(1)大跨度性。现代物流是一个大跨度系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跨度大，二是时间跨度大。系统管理难度大，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也高。(2)动态性强。物流系统稳定性差而动态性强。物流系统连接多个生产企业或用户，随着需求、供应、渠道、价格的变化，系统内的要素及系统的运行经常发生变化，难于长期稳定。(3)可分性。现代物流系统属于中间层次范畴，本身具有可分性，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子系统。(4)复杂性。物流系统的要素十分复杂，它的运行对象(物)遍及全部社会物资资源，将全部国民经济的复杂性最后集于一身，带来物流系统的复杂性。

二、国外物流立法现状

在物流业相对发达的国家，政府普遍对物流产业发展的政策指引、合理规划和法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1990年，日本颁布了《物流法》,对日本物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也非常重视物流法律制度的建设，都通过适时制定符合各自国情的物流产业政策和法律制度，对物流产业进行合理规划、积极引导、严格规范，从而使物流业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现代物流国内法律现状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的主要物流法律法规从效力层次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法律, 如全国人大修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是行政法规, 如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运条例》; 三是各部委颁布的规章, 如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中国民航总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 交通部发布的《关于促进运输企业发展综合物流的若干意见》等。但是总体来说还存在以下问题：

1.物流法律法规滞后

我国目前大多数的物流法律法规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制定并被沿用下来的。我国已经加入WTO，物流业作为一个主要的服务业将逐步开放，物流业也逐渐变得国际化，尤其是现代物流业呈现出更多有别以往的新特点，在这种情形下，原有的物流法律法规更是相形见绌。物流法律制度的这一现状已经不能再适应物流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甚至还阻碍了其快速发展。

2.物流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不能形成统一的体系

由于物流业涉及领域和环节众多，致使物流法律规范分散于各种原生的与物流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而这些原生的法律法规又多体现为由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根据各自的行业特殊情况和部门利益制定和颁布的部门法规。这些立法涉及众多部门，如交通、铁道、航空、内贸、外贸、工商等，而这些部门又总是协调不够，在制定相关法规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因而导致各法规缺乏统一性，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现行物流法的这种缺陷，其导致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个:一是物流业者难以认识和掌握物流法律规范，从而使物流法律规范的指导性、规范性作用难以落到实处;二是不利干整合物流各环节和各功能之间的关系，更不利于形成行业优势从而推动我国物流业的发展。

3.物流法律法规的层次较低，效力不强，价值目标难以协调

我国现行的不少物流法规均由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人大或政府制定颁布，在形式上表现为“办法”、“条例”、“通知”，甚至是内部规定等。这些法规和规章层级低，加之立法技术和水平的欠缺，导致其可操作性不强，甚至与一些基本法相冲突。立法层次低的另一结果是导致这些法律规范的透明度差，物流业者在参照或适用物流法律规范时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阅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资料，并且对于颁布已久的规范，尚存在难以辨别其是否仍有效力等问题。

4.我国物流业仍存在不少法律“真空地带”

不少物流关系没有法律法规加以调整与规范。现代物流业经过长足的发展，已经与最初状况大为不同了，我国原始的物流业主要表现为原来的各种仓储运输业。然而现代物流的含义与业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仓储运输这一狭小范围。对现代物流带来的新业务、新问题，原有的物流法律规范均没有对其进行规范。譬如，物流标准化问题，我国目前只是颁布了《国家物流术语标准化规定》，对于物流计量标准、技术标准，数据传输标准、物流设施和装备标准，物流作业和服务标准等都还没有制定法定标准。再如，对于物流市场的准入法律制度，物流企业的资质等问题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一问题的存在，将直接导致物流业在许多领域无法可依，可能出现一定的混乱局面，不利于物流业的健康发展。

5.体系开放性难以保持

随着物流产品、物流技术、物流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新型物流行为客体不断涌现，单行法之间泾渭分明、条块分割的传统界限已被突破，交叉综合保护日益重要。而中国的现行立法在这些领域颇为薄弱，缺乏协调性和前瞻性。

物流法律的体系化，就是要使现行的和未来的物流法律规范构成一个有机的内在和谐统一的整体。当前，物流法律的体系化，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我国现代物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对策

1.建立物流法律制度的基本体系

建立物流法律制度的基本体系，并依此对各种物流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补充、整合，以提高物流法律规范的层级效力和立法水平，增强其可操作性和透明度，完善现有的物流法律规范。理清脉络，物流法律法规体系应涵盖与物流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文件，物流法律法规体系应界定为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与物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疏通各单行法律规范之间的承接与递进关系，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物流法律法规框架。

2.加强地方物流立法

我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市场状况不同，物流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些符合本地区的物流法规。这样有利于各地区的物流企业加快发展，也能够在制定全国性的宏观物流法律时提供经验和依据。

3.制定《物流法》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也可以制定《物流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物流法律制度。在《物流法》中，应确立物流主体资格、明确物流主体权利义务和物流产业进入与退出规制。物流企业必须具有法律所规定的主体资格。物流主体可以是从事物流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物流活动的承担者。作为物流主体，必须符合法律对主体的资格要求，包括作为物流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经济组织，必须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具有完全的意识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承担责任。物流主体必须具各一定的注册资本和经营条件，经过合法注册才能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还应规范物流企业的经营行为，明确物流主体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当然还应当明确物流企业的法律责任，为了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必须明确法律主体违背该法律应当承担的责任。

目前，制定和出台专门的《物流法》恐怕条件尚未成熟，因为物流立法的许多基础工作尚未展开或完成。但制定专门的物流单行法是大势所趋，也是物流业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我们应抓紧酝酿制定《物流法》，以便在条件成熟时使其出台和实施。

4.针对物流领域的“法律真空地带”，制定新的物流法律规范，使物流业有法可依

对于目前尚没有法律规范的物流领域，应及时制定新的物流法律规范。特别要制定和完善适应物流国际化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物流业的标准化程度还很低，在很多流通环节，特别是包装、运输和装卸等环节中，都没有制定必要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严重影响了物流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加入WTO后，这个问题日益明显。因此，我们应制定和完善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通用国家标准，以实现物流活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而适应国际物流发展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物流联盟.中国物流联盟网站[EB/OL].http://cn56w.com

[2]秦成德:论我国现代物流法律体系的构建[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4年4月

我国的法律现状毛概 篇8

[关键词]环境资源保护；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工业排放污染

引言

在市场经济的拉动下，我国工、农业蓬勃发展，但这一社会效益得到提升的背后，也带来了不少环境问题。工业废水、废气超标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肆意堆放，农业过肥、过药等，污染源头遍布每一区域，尽管现行法律法规对土壤污染有所规制，但所涉范围狭窄，操作性不强，执行力缺失，导致土壤污染无法有效遏制。

一、我国农用地土壤受污染情况概述

调查结果显示[1]，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从污染类型看，以无机型为主，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主要为重金属超标；六六六等农药点位超标率为3.8%。土壤的环境构成中无时无刻都是在和其他的环境要素进行能量、物质交替，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污染物会不断在土壤中累积，使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浓度越来越高、污染面积越来越大，从而危害人畜的健康和安全。[2]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先生在2011年10月份召开的广东科协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有数千万公顷耕地正不断遭遇各类工业排放的重金属污染，并有逐步上升趋势。同时，近年《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报告》中亦显示境内受到工业排放或其他途径产生的重金属渗入的耕地高达20%。[3]

二、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源成因分析

造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的主要源头可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源于工业生产。我国实际上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尤其是作为我国农村建设中独特经济模式的乡镇企业，大多为作坊式，生产方式粗放，污染治理技术落后，截污纳管率低，先期基本为直排的方式生存。其二，受到城市工业污染转移的“迫害”。部分地方政府“顶风作案”，将国家三令五申强制关闭的重污染工业企业，如化工厂、造纸厂、电镀厂等转移至农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偷排、超标排放等现象；同时，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形成了拆解村、电镀村等等，废水直排农地；废渣无任何防护措施，堆放于农地；废气直排，并以降雨降雪的形式，渗入土壤，酸雨率达到80%左右，便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些城市的建筑垃圾、工业废渣，偷倒农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类源于农业生产。即受到农业耕作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化肥、农药的大量滥施所致。[4]我国每年因肥料不合理使用，导致超过以吨计的氮素流失到农田外，氮肥的挥发对临近地表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规制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建议

（一）设置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

我国目前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专门性法律仅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尚无《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仅在部分如《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一些零散的规定，与其自身急迫、严峻的污染形势来看，这些附属性质的法律法规根本无法规制污染态势，土壤污染防治及修复几乎是盲区。为此，组织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迫在眉睫，建议在周全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基础上，增设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5]

（二）组建土壤污染监测体系与预警制度，并出台农用地土壤标准

农用地土壤在遭受污染初期症状及危害性并不明显，污染物进入土壤之中，直至其爆发危害尚需一定周期，是一个链式累积的过程。但是，只要环境恶化便会呈现井喷式的蔓延危害。由此，应建立一套完整的土壤监测体系，并制定农用地土壤标准，对农用地土壤及其生态环境实行长期跟踪监测，建立相关土壤环境的信息数据库，对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以及土壤质量、污染状况等作出详尽分析，设立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同时，依据监测结果，有序开展农用土壤修复工作。此外，应加强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各部门各地区的统一协作，实行长效管理。

（三）制定农业清洁生产法，配以科学合理的技术守则

农业清洁生产虽已推广很久，但始终浮于表面，不能纵深展开。主要原因，一是鼓励措施不够且没有制度保障，农民积极性不高；二是宣傳力度不够，农民意识尚未觉醒。我国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贯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对于科学的灌溉、施肥、给药等技术，不会也不屑；三是对过肥过药行为基本处于放任状态，根本没有措施加以规制。因此，建议出台农业清洁生产法，并配以科学合理的技术守则，以制度保障农业清洁生产的深度推进；大力宣传，以技术守则为指导，以点带面，同时配套鼓励性强的政策，对积极实行清洁生产者，予以重奖，对于依然故我、屡教不改者，采用实名制供给农药化肥，源头控制其使用量，彻底改变农民的陈旧观念，还我们一个安全、清洁的种植环境。

结语

基于上述可知，构建健全、完备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是当前法学界及地方政府亟待商榷与解决的议题，亟待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共同于实践中反复探索与研究，发挥合力一齐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2]毛春梅，吴东娟.我国土壤污染预防机制建立构想[J].湖南农业科学，2012（21）.

[3]蒋裕平.国外工业和农业聚集地农业环境管理研究——以美国和日本为例[J]，世界农业，2013（05）.

[4]李蔷薇.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07.

[5]卿漪.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研究[D].湖南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