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

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精选7篇）

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 篇1

忧患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忧患意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理性地认识自已，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他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写着“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他们有无强烈的忧患意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高校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的忧患意识教育。

一、古典诗词中的忧患意识

著名翻译家严复说：“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天演沦》)。从根子上说，黄河流域那并不裕如的生存环境与“靠天吃饭”的农业活动，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的民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儒家价值观念所起的整合作用。孟子在《孟子·告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将人生忧患与社会忧患，个体忧患与群体忧患结合起来，从而将忧患意识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规律这一层面来认识。孟子认为人要忧患一生，自强不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地接受磨炼。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存亡、事业成败和国家的盛衰强弱都与是否有忧患意识休戚相关。他所倡导的忧患精神绝不是个人荣辱得失的计较，而是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博大关怀，是对“礼崩乐坏”、“大道不行”的深沉忧虑，所以孔子说：“士忧道不忧贫”，陈子昂说“圣人不利己”。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忧患意识被视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由此将忧患意识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历史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自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自觉肩负起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传统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天下意识。

从内容上看，中国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可以分为三类：忧国、忧民、忧人生。前两种忧患意识常常是联结在一起，成为古诗词中忧患意识的主流，也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继承的部分。

(一)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古诗词忧患情结中十分重要的一类，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黍离》篇，据传说是周人东迁后一位大夫重游故都，见昔日繁华的宗庙宫室，已夷为平地，且遍种黍稷，不禁伤心落泪，吟唱成篇。《黍离》篇开创了中国古代忧患诗词的先河，后来，人们往往把亡国之痛、兴亡之感，称作“黍离之悲”。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末年，我国文学史上

涌现了无数爱国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激励诗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抗争，写下了众多充满忧患意识，激荡着爱国情感的不朽诗词。屈原、杜甫、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龚自珍、秋瑾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对民生疾苦的悲悯

忧患意识的另一类重要表现是对民生疾苦的悲悯。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民本论”所以忧患意识是一种天下意识，诗人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对民生之苦也多有关切，充满同情。这一类诗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怨刺和批判，二是对民生疾苦的的悲悯。二者往往表现在同一篇诗词中，密不可分。《诗经》中的《十月之交》：“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蹲沓背憎，职竞由人。”其精神实质是忧患意识和忧生之情。屈原曾“哀民生之多艰”，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感叹“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还有自居易、杜牧、陆游、张养浩等等。可以说，这一传统从未中断过。这其中，忧民意识最突出的是杜甫和自居易。

(三)对人生苦痛的感·既

忧患诗歌的另外一类是对生存之痛的感慨。相对永恒的大自然来说，人的生命是短促的；相对于强大的政治社会来说，个体的存在是脆弱的。生存的焦虑、生命的追问是一个千古话题。从古诗十九首到元曲，对生存之痛的忧患之情随处可见。

二、忧患教育的实施

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 篇2

基于以上认识, 我认为政治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忧患意识教育, 中学阶段是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 中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江泽民曾经指出:“赢得了青年便赢得了未来”。在今天, 我国中学生的总体思想趋向和价值观念是积极进取的, 但是也表现出忧患意识淡薄:在政治方向上, 部分中学生对社会政治冷淡, 对意识形态不关心, 对政治理论学习不重视;在价值观念上, 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盛行, 文科同学学习政治只为高考分数, 理科同学学习政治只为能通过学业水平测试;生活消费观念上, 没有节约意识, 铺张浪费, 超前消费;在人生理想上, 不少学生不知为何而读书, 责任意识淡漠, 民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集体责任感不强, 艰苦奋斗精神减弱, 不刻苦学习, 沉溺游戏, 精神萎靡。因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渗透“忧患意识”的教育, 不仅能使学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欢欣鼓舞, 也能让学生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问题, 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 从而培养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树立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努力学习的决心和意志, 为自身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结合高中政治教学实践,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成就展示。

通过多媒体资料结合教材内容向学生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一系列的成就。这一方面只要平时注意收集相关资料就可以完成得很好, 展示的成果学生虽然能信服, 但由于没有改革开放前和开放后的生活亲历, 所以情感上的触动并不大, 设计意图是让学生认识到当今中国历史发展成果的来之不易。

2.“忧患”的集中, 即与“忧患”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当前我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 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差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 经济、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人口基数大, 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和社会保障压力大;社会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许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等。这些是“内忧”。“外患”则表现为我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有所恶化, 国际敌对势力为遏制中国的崛起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事端, 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等。这一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 而且有些是当今学生亲身经历难以忘怀的事件, 如2008年“西藏3.14”和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各种“表演”等, 通过视频图片的播放对学生情感上的触动很大, 有利于老师进行“忧患意识”的教育。

3.在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从经济、政治、文化和信仰4个角度进行“忧患意识”教育。

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 篇3

关键词：直击灾难 忧患意识 生存危机 民族文化

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间接反映和表达，對文字背后隐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内涵的展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在作品中通过表层叙述和深层叙述的方式，使“人们通过感觉（地震、火山喷发等）就可以直接了解”的“现象外部联系（自然灾害）”的同时，通过借助“只有作者设定的写作模式（日本会沉没）”才能够认识“现象的内部联系（忧患、集团意识、生死无常等）”[1]（18）。小说以日本一个无名小岛竟然“无缘无故就突然下沉了”为开端，地球物理学权威田所雄介博士带领主人公潜水艇驾驶员小野寺俊夫等人借助多方面的系统分析得出日本列岛将会在一年之内沉没的事实，引出小说中描写的平民、精英、官僚三个主要阶层出于不同的忧患意识而引发的不同层面的救援措施。三者为全书主线，相互交叉铺陈。借此涵盖日本社会阶层的绝大部分，达到主流社会对灾难与危机意识进行全民族、全社会思考的期望[2]（2）。

目前关于《日本沉没》的研究，大多是对其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精神的稍作分析，或是从客观层面分析“日本沉没”这个命题假设的真实性，少有渗入解读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心里特征，基于此，笔者将通过解读《日本沉没》中的灾难文化，结合作品生成的时代背景，剖析该文化产生的根源—忧患意识，并结合小说中灾难场景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语言描述进一步探寻。以此为契机，解读其文学作品的社会性、文学性、理论性的深刻内涵，并进而引申至日本文化的理论研究，探讨日本文化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从而在理论层面上探寻日本文化对其国民的影响力，对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一.海洋背景下作品生成的语境分析

1.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大众文学1的兴盛，大众文学已经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优雅地步，高水平的艺术欣赏和礼节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现实的底层”[3]（216），而在战后高扬的民主思潮下应运而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规模传播媒介的推动作为大众文学发展的基础又直接影响了《日本沉没》的所属范畴。小说中比比皆是的官场外交、媒体交流、科技进步、及日常生活片段均通过当时社会媒体的披露显示大胆暴露社会黑暗、政治内幕以及人物内心[4]（9）。小说中日本民众对现实（地震、火山、列岛下沉）的抗争、未来的迷茫和执着皆与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相契合，使得这部硬科幻小说2用灾难临摹现实的方式，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大众生活，适时引领了大众的审美走向。

2.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发展为科幻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提供素材，高速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不平衡隐射了日本即将要发生的忧患苗头（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石油危机等）。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接踵而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促使原本就随时感到像“坐在板块交接边缘的火山口”上担心“日本在沉没”、“东京在陷落”[5]（60）的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瞬间达到至高点。《日本沉没》的创作时期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小松左京在文学中结合地质学和地震知识，融入先进的测量仪器并大胆展开想象，努力寻找社会中的新鲜“血液”，摄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活素材”，不仅将自然灾难作为描写对象，还抓住人们逃难时的混乱场面，政府阶层及普通民众面对国家末日的反应进行细致刻画，真实渲染了日本国民在高速科技时代感受到的忧患和失落、清醒和执着的复杂情感。

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必然后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日本民族抱有强烈的生存意识，无疑与其置身的社会存在相关甚密[6]（130）。狭小的岛群国家、匮乏的矿产资源、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自身的生存需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相互作用促成日本人形成一种以忧患、不安为表征的“神经质”的心态；源自印度的佛教使日本人接受“生命无常”的思想加剧了忧患意识；民治维新导致外来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加速了日本民族忧患意识的形成。经过历史的长久积淀，最终成为该民族文化的心理特征。

二.“灾难文化”与“忧患意识”在作品中的分析

所谓“灾难文化”也称灾害观，是指长期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一个地区、国家和民族所积累形成的知识、观念（包括道德观、价值观等）和习俗等[7]（144）。由此可知，“灾难文化”主要涵盖了应对措施和以灾害观为中心的灾难观念两个方面。随着灾难的出现—发展—高潮，社会结构构成的所有维度及其与环境的总体关系，均被涉及、受到影响、体现焦虑。灾难中，继承与矛盾、合力与冲突、权利与反抗得到表达[8]（2）。笔者将结合《日本沉没》中灾难场面及人物描写，进一步探究日本“灾难文化”的实质。

1.场景刻画下的“灾难文化”

伊豆地震、天成山火山喷发、相模湾海啸等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作者借助大量的笔墨描述灾难的恐怖场面，以文字为载体将断壁残垣、生灵涂炭的恐怖与哀嚎呈现在读者面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大量借助传媒学效果，通过新闻、广播等“接近真实”场景的“视觉形象性”的片段提升文字的直观性和逼真性效果，书中在描述灾难场面的一个场景：“收音机里正在播送NHK3节目，播音员高亢的声音划过天空向四周散开—东海道新干线停运、中央线、信越线、东北本线停运……海啸还波及到了神奈川县相模湾沿岸和伊豆半岛东部沿岸一带……”[9]（239）。

（2）很多场景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相结合来渲染天灾的悲情元素、增加悲哀和绝望的情绪，小说中在描述由于粮食不足，一个壮年出门为家中妻儿寻找食物中沉重的心理语言：“我都五十岁了……他一边垂头丧气的往家里走，一边在心理这样想到……我真是很累了……反正至今为止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不曾有过什么像样的生人”[10]（434）。

（3）借助主人公的激励话语将危机、忧患意识变成凝聚力，突出团结奋斗、同州共患的民族精神：“打起精神来。”小野寺说，“直升机马上就要来救你们了。收拾一下，和大家一起等着。帮着大家抬送病人”[11]（495）。在危机意识作用下，自然会产生自我保护意识，进而采取行动，这是作为生命体的一种本能反应[12]（1）。

与视觉媒介的“直观性”刻画场景相比，文学创作的本质是通过创造出“虚拟的现实空间”，使得处于不同地域的“生物”和“物质”通过一根纽带（灾难）紧紧联系在一起，着力表现灾难背后的文化内涵。《日本沉沒》通过刻画日本列岛在地球上即将沉没并永远消失的灾难，将爱国主义文学永恒的主题—忧患意识表现得淋漓精致。这种意识虽不同于强烈民族意识、炽热爱国激情的抒发，但是由于它更多的立足于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在国难当头、民族灭亡之际，这种绵长凝重的情感心态对于权利建构、文化传承、国民意识等方面有着厚重而深远的影响[13]（77）。

2.人物设定的“灾难文化”

自然和文化交接处显露的现实是以人为中心的构建，《日本沉没》在描述自然灾害场恐怖的同时，很大程度强调了作品人物形象、心理刻画。该作品着力塑造了三个阶层：小野寺为代表的平民阶层；田所博士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绪形首相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三个阶层的人物既有共性、又充满个性。

（1）平民世界的“生存危机”

平民阶层的危机意识贯穿整部作品。文章开篇写道：“咖啡厅里就像火锅店一般，拥挤不堪，小野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擦肩而过的人个个都像是通红的烤火炉—有身着短袖衬衣的公司职员……圆圆的鼻头冒着汗珠的花季少女……小野寺暗自思忖，自己也大概同这帮人一样，浑身热的黏糊糊的，散发着寒酸味……”[14]（2-3）。我们首先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平民阶层是社会的底层，即使一个无名小岛已经沉没，日本民众仍然处于“麻木”状态，悠然去火锅店和咖啡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松左京曾说：“日本人自古以来的危机意识渐渐被都市生活的安逸所腐蚀掉，一年一度的地震防灾训练也不能够起到多大作”[15]。但是，这种孤傲冷漠、自私狭隘的“麻木”只是暂时的，民族意识源于“公共的想象”，对灾难文化感受最深的是本民族群众—平民阶层。所以在“必然”的灾难“偶然”来袭时[16]（12），同“风度翩翩、真诚坦率”的“有品位的人”相比，在救灾过程中平民阶层英雄代表——小野寺的举动、话语更直接反应了大众的想法，起到了“引领”和“唤醒”民众的作用。

作品中，小野寺体现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耻”意识、责任感。例如书中小野寺在听说哥哥马上就要动身离开日本，逃离灾难时，心理想大声喊叫：“逃走吧。越快越好……带上家人……日本即将沉没……”[17]（358）因为在日本，首先是“公”的社会，其次才是私，社会的责任感大于血缘与亲情。所以对“那件事”，即使是血脉相通的兄弟姐妹，也要缄默其言。在个人利益与国家责任发生冲突时，“耻”意识支撑的日本人会毫无顾忌地告别“私”，转而拥抱责任，恪守传统道德。

（2）精英阶层的“民族情怀”

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真正”的学者、一个根本不懂“现实”的“狂热的科学家”——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幼稚无知的学者”[18]（342）凭借敏锐的“直觉”预测到日本即将沉没。为了提升社会对于这一灭顶之灾的重视，虽不愿与故步自封的“学院派”同台，但仍参加了首相组织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中不惜自毁形象的和政府官员激烈争论，同时在电视直播中，主动请缨，说出“日本列岛即将沉没！”[19]（338）这一爆炸性的结论，即使最后收到学术界的冷嘲热讽，被认为是“喝了酒，稀里糊涂地把话漏了出去”[20]（339）。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研究是不能偏信的”[21]（339）、“一个喜欢哗众取宠”[22]（339）“想借最近发生的大地震和伊豆群岛火山喷发而引起的社会不安之机，沽名钓誉、出风头”[23]（339）的学者，“他的心比那些象牙塔庇护之下的学院派大教授们更宽厚豁达，更懂得‘自然’‘人类’、一切的一切……”[24]（342）。田所博士“凭着他丰富的阅历”[25]（343）拼命地收集资料、努力地传播真相，义无反顾地迷恋日本，在最后一刻深切表白：“走过了千山万水之后，我陷入了对日本列岛的恋情……这样的岛屿恐怕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对日本列岛的迷恋，和迷恋最具有最具有日本韵味的日本女性没区别……这个岛屿灭亡时……如果我不一直陪伴到最后……还有谁会守护他呢？还有谁呢……”[26]（537）

日本即将沉没，失去“恋人”的田所“孤独地抱着双臂”[27]（539），和“猛烈摇晃的大地”、“向海底移动的大陆斜坡”一起“殉情”。

田所雄介具有的品质正是小松左京所倡导的：比自我热爱更重要的是对民族的情怀。作者通过小说执着地进行灵魂的叩问，力图探索人类灵魂救赎的模式，虽然他的探索式模糊的、零散的，但救赎的意义却始终存在[28]（135-136），借助文学语言抒发忧患意识以及对海洋、民族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既通向自救之门，也驶向求救之路。

（3）官僚阶层的“政治危机”

作为国家政治领域的代表，与平民阶层的生存危机的责任不同，官僚阶层更多考虑的是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存亡问题。小说中官僚阶层的代表——绪形首相和渡老头。

小说中绪形首相“怎么看都是属于平凡而没有个性的人物”[29]（170）。他“是属于对任何事物都不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和办法，而是顺应复杂而急剧的社会变动，善于和稀泥的政治家的类型”[30]（170）。这种政治家是“60年代后日本社会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首相之一”[31]（170）。但是国难当前，这种“不露声色”的政治措施缺乏凝聚力，在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渡老头就成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聚集号召力的“神一般”的存在。“在幕后操纵者政界财界”[32]（152），是一个“重量级人物”[33]（152）。这位百岁老头“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面对这位不显一丝衰老地百岁老人间断扼要的提问中所反映出来的敏捷才思，幸长被彻底震惊住了”[34]（152）。不仅如此“老人还是一个外表柔和、气质文雅的好好先生”[35]（152）。这个“隐士般的百岁老人把首相叫到他的家中，三言两语就使首相下定决心采纳了这个计划”[36]（152）。

在渡老头的感召之下，绪形首相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发扬了日本人在危机刚露端倪就能秀出灾难气息的忧患意识：“在客观事实变得严峻之前，走在形式的前面，主动出击”[37]（169）。

三.结语

20世纪70年代开始风靡日本的《日本沉没》一书，从文化角度上来看，是其作为日本“灾难文化”的其中表现，浓厚的忧患意识在日本社会得到了普遍认可。小说使真实的日本“浮出海面”。“灾难文化”所扩充的是“人的普遍的存在意义与境遇”[38]（233）。而忧患意识作为灾难文化的“加工型”反映，是日本人认识、约束自我思维方式的展现，同时也是日本国民意识及价值观的外在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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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

注 释

1.现代文学中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或通俗性的文学的总称。

2.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医学等科学为基础的、以描写新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科幻作品称为硬科幻。

3.日本广播协会。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小松左京作品的日本文化意义”（项目批准号：2014SJB804）。

《诗经》 忧患意识 篇4

《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 发展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 政治 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 历史 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

论《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诗经》 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 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 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日“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 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 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二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 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 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 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 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 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 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 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洪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 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 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 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 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话,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 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 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 《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潆。我东日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建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4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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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职岗位,强化忧患意识 篇5

学习了“络支撑中心转型期工作总结及思考”的文章后，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整个公司的运作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篇文章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公司对员工的关心、关爱，让员工越来越感觉到公司提供的平台变得更宽广。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对自己的岗位价值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让员工能够正视自己的工作，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其实也不难看出还是有部分员工对自己所从事的岗位、对自己的工作价值没有全面的认识。俗话说“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木桶原理”也好，“螺丝钉的作用”也罢，都足矣说明每一名员工、每一个岗位的重要性和设立的价值。事实上，也只有自己对自己工作价值肯定了，才可能调动工作的激情、迸发出工作的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以满足本岗位在整个体制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和要求。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努力提高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自己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目标，要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善于发现自身的不足，坚持对照岗位职责的要求在自己的工作中上全面找差，点检自己日常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找出自身的能力素质与岗位职责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通过借鉴、学习，有针对性地加以弥补，在充实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己实践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标准，从而不断优化流程、减少截点，充实自己的职责内容，以适应新的岗位要求。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不断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心。其实说责任心似乎是一句看不到、摸不着的空话，但其表现形式往往反映在我们的执行力上和学习力。“再完美的方案，也会死在滞后的执行部门手中”这说明执行力已经成为管理成败的关键。当企业的战略方向和规章制度基本确立以后，这个时候的执行力变得尤为重要。要想提高工作的效能，学习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做了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学习了工艺文件以后我们才可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个享受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向理论学习、向实践学习。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新产品的研发试制、新设备的配备的使用，新工艺的流程运行将接踵而至，缺乏了学习力，将会被岗位淘汰，自己的能力将停滞不前、甚至后退，久而久之将制约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权，执行力也将无从谈起，很多“文件”、内容，只要学习了、遵守了，执行力自然也就上升了。

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就是要学会谋求工作的主动权。一个人除了会做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是要有工作意愿，在领受任务后要有超出想象的意愿和点子、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一切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作为联系上下级的管理者，要想抓住工作的主动权就是要能密切关注组织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将上情下达，能正确领会领导的意图。平时要学会多交流沟通，多请示汇报，平衡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遇到问题后要能从自身找原因，学会换位思考、能经常反思自己，剖析自我，要能正确认识到：一贯坚持的未必就是对的„„作为执行者，把握工作主动权的最好体现则是将自己的工作计划尽量做到科学、详细、周密，以减少因等待或重复劳动所造成的浪费。在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技能的前提下，无论领导怎样安排都能及时、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在保持高度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同时而又不能滋生太多太大的思想压力，我想，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正确地认识、合理地灌输这种思想理念，不折不扣地将手头的工作出色地完成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关系，“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将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追求。

家人卦忧患意识探析 篇6

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形成与《周易》当有直接的联系, 经传中蕴涵着浓厚的忧患思想自古以来给予了人们深刻的启示。

易传对《周易》忧患意识作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系辞下传曰:“《易》之兴也, 其于中古乎?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又云:“易之兴也, 其当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平, 易者使倾, 其道甚大, 百物不废。惧以终始, 其要无咎, 此之谓易之道也。”朱熹一言以明旨:“危惧故得平安, 慢易则必倾覆, 《易》之道也。”

曾有学生向朱子提问:“易〈系〉云:‘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朱熹答曰:“圣人论处忧患, 偶然说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圣人口头, 开口便是道理, 偶说此九卦, 意思自足……且《易》中尽有处忧患底卦, 非谓九卦之外皆非所以处忧患也。”[1]这正如孔颖达所说的“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 《周易》实以忧患兴德为本。

然而, 学术界过往对于《周易》忧患意识的阐发多集中于“忧患九卦” (即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 , 对家人卦的叙述则多强调古代家庭伦理的构建, 其忧患意识则相对为人所忽略, 愚以为家人卦亦体现出强烈且成体系的忧患意识可供讨论, 故以此角度切入进行探析。

二

徐复观先生认为“忧患”与“恐怖、绝望”的相异之处, 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 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 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 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2]简而言之, 忧患意识即为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 源于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 这在家人卦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一) 以忧患意识处世之态度

1.初曰闲———防患未然

初九, 闲有家, 悔亡。

“闲”, 《说文》曰:“阑也, 从门中有木。”《释文》曰:“马云, 阑也、防也。”《文言》释乾卦九二云:“阑邪存其诚。”“闲”即为防意, 谓防闲法度也。伊川云:“治其有家之始, 能以法度为之防闲, 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 茍不闲之以法度, 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 失长幼之序, 乱男女之别, 伤恩义, 害伦理, 无所不至, 能以法度闲之于始, 则无是矣, 故悔亡也。”

治家之始便要实施严格正规的家庭教育, 防患于未然, 这个家庭才不会有后悔之事发生。《颜氏家训》的“教子婴孩, 教妇初来”大概正是由这一爻辞演绎而来。若“家渎而后严之, 志变而后治之, 则悔矣。”因此, 即使未出现任何不好的征兆, 也必须防微杜渐, 防范家庭成员可能出现的任何邪恶不正的思想和行为, 以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防患未然。

《文言》释坤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 子弑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来者渐矣, 由辨之不早辨也。”易经强调变化既是绝对性的, 亦是渐进性的, 凡事皆有由微至显的发展过程, 履霜而知坚冰至, 治家当如是, 家长应多加重视子女的细微变化, 有豫防先见之明, 即时刻保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2.三曰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九三, 家人嗃嗃, 悔厉, 吉。妇子嘻嘻, 终吝。

胡炳文曰:“嗃嗃, 以义胜情, 虽悔厉而吉;嘻嘻, 以情胜义, 终吝。”治家过于严厉, 于人情不能无伤, 家人整天战战兢兢唯恐有失, 但家道齐肃, 人心祇畏, 故渐趋于吉, 若整天嘻嘻戏笑无所畏惧, 恣意无节, 终至败家。这种宁严毋宽的治家态度亦是《周易》忧患意识的体现之一。身处逆境时更应心存戒惧, 若“惕号”, 那么即使“莫夜有戎”, 仍然“勿恤”。但若贪图安逸享乐, 对潜在的危险缺乏警惕之心, 虽“亢龙”而“有悔”, 泰极而否。

易经强调对立面相互转化、物极必反, “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 艰贞, 无咎”, 喻示凡事要掌握适度原则, 过犹不及。节卦上六“苦节, 贞凶, 悔亡。”朱子曰:“既处过极, 故虽得正, 而不免于凶。然礼奢宁俭, 故虽有悔, 而终亡之也。”节制过苦、人所不堪, 过极难免于凶, 正如治家过严亦有悔厉, 然宁俭毋奢、宁严毋宽, 终将趋吉而无咎。可见《周易》之中道思想亦受到忧患意识之影响而互相融合。

后来孟子将其发展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当为十分贴切的诠释。因恶劣的环境可以激起人的忧患意识, 使之为改变现状积极奋发, 最终得以强大起来;而安逸的环境容易消磨人的意志、使人堕落, 最终在安乐的环境中灭亡。但是, 这并不代表要一味地推崇苦难, 重在时刻保持清醒, 虽遇险而无咎、虽居安而不迷。

(二) 以忧患意识安身之方法

1.二、四曰顺———各得其道

六二, 无攸遂, 在中馈, 贞吉。

六四, 富家, 大吉。

象曰:“六二之‘吉’, 顺以巽也”, “‘富家, 大吉’, 顺在位也。”中国传统社会中, 男主外、女主内, 妇女处于家内事务的核心地位, 因此治家、齐家之重任便落与女方身上。二、四顺在位也, 主管家庭内部各项事务, 各得其道以齐家而富家,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 若家中的父子、兄弟、夫妇, 每个人都能明白各自的地位与责任并积极配合主妇的管理, 那么家庭关系就能合乎正道而趋吉避凶。

《彖》曰:“家人有严君焉, 父母之谓也。”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中, “母”以柔顺中正之德为美, 同时亦是“严君”, 与“父”一体, 须知忧患而严以治家, 家庭成员则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推而广之, 家人卦所体现的以忧患意识立身之方法便是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 各得其道则为治家治国之正道。

2.上曰威———修德为本

上九, 有孚威如, 终吉。

象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谓也。”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 惟严于律己, 方能用威而服众, 否则家人必然生恐而不服。正如《论语·子路》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孟子·尽心下》云:“身不行道, 不能行于妻子。”

可见《周易》的忧患意识与修德密切相关, 吉凶占断和道德直接联系。如益卦九五爻辞曰:“有孚惠心, 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意即只要怀着真诚的惠人之心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以真诚之心惠及于我, 这样不用卜筮便知道结果为大吉。反之, “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 贞吝。”源于所谓吉凶, 是根据行为是否符合仁义道德来定夺, 趋吉避凶的关键在于反身自省以提高道德修养, 朝乾夕惕而无咎。

《易经》强调变化的条件性与变化中主体的能动性, 吉凶会随着具体条件的改动而发生变化, 发挥主体能动性改过迁善、防微杜渐、正身律己, 以修德为本当为立身处世之方。

(三) 以忧患意识立命之原则

1.推己及人

九五, 王假有家, 勿恤, 吉。

《象》曰:“‘王假有家’, 交相爱也。”伊川云:“夫爱其内助, 妇爱其刑家。”家长在家庭中处于权威地位, 应言传身教,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温和的方式感化家人、导人于正, 使家人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方能六亲和睦而家道正。

相较于墨家无等差的兼爱思想, 儒家强调亲疏等级的差别, 点滴关爱从家人、身边的人做起, 是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似乎更显务实。

2.言有物而行有恒

《象》曰:风自火出, 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下卦为火, 上卦为风, 风自火出, 火亦赖风, 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由此推延, “言有物”犹风自火出, 旺火致热气蒸腾而成风, 无物之言不可说、不可信;“行有恒”犹火之持续燃烧凭借风力支撑,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知“恒”之可贵。来之德举例释为“言孝则实施孝, 孝则终身孝”颇中肯綮。若家人能领悟到说话要有根据、有道理, 行事要有常规、不半途而废, 修身而后能齐家治国。

《易经》忧患意识远远超越狭隘的“患得患失”可由此窥见一斑, 它是以“‘身’‘家’‘国’同为忧患之指向, 以‘道’与‘德’、‘义’与‘理’为忧患之统帅, 并把‘国’作为忧患的制高点, 把‘道’与‘德’、‘义’与‘理’作为克服忧患的途径。”[3]

三

《易经》的忧患意识达到了非常理性及辩证的哲学高度, 家人卦所蕴涵的忧患意识集中体现了“矛盾”“转化”“渐变”“条件”“能动”等意识, 在于警示人们身处顺境时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切不可沉溺安乐以招致灾祸;身处逆境时则努力改过迁善以摆脱困境, 修德进业以转危为安。以明晓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处世, 以各得其道、修德进业而安身, 以推己及人、言有物行有恒而立命, 时刻保持警惕之心, 不断反省自身, 防微杜渐以趋吉避凶, 坚持操守以转危为安。

“作《易》者既有忧患矣, 读《易》者其无忧患乎?”

参考文献

[1] (宋)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台湾:文津出版社, 1986:1952.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三联书店, 2001:18-19.

危机意识和忧患教育 篇7

关键词：地震；战争；危机；忧患；警钟长鸣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09)03—146—001

“5.12”汶川大地震，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几十秒时间，几万个生命没有了，数以万亿的财产消失了，十几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土地遍地狼藉……地震给我国带来了灾难，让国民们看到了很多感人的场面，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我们的民族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了团结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年代，人们似乎天天都处在忧患之中。人类为了生存及利益瓜分不断地挑起战争，人类在战争中成长，在战争中进步、成熟。大规模的军事意义上的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最近的也已过去三十年。

其实，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完全有可能为保卫领土完整而展开南海战争、台海战争、保卫钓鱼岛的战争，也有可能进行反对分裂以及反恐怖的战争。

更重要的是，对于战争的理解绝不仅仅于军事意义上。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战争”中，包括与别国进行的经济战、文化战以及与大自然进行的救灾战等等。人类最大的战争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这个战争伴随人类存在的始终。在人类通向大同的路上，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战争都会消亡，唯有与自然的战争将是永续的。1998年的洪灾、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冰雪灾害、“5.12”大地震……还有由于人类无休止的过度对自然的攫取，正在遭受自然界日益强烈的反抗，由此引起的全球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正在对人类的生存能力进行考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应随时准备着开展“战争”。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经过太多的苦难才走到今天。我们怀着美好的向往走向未来，但我们不能忘怀过去而试图在宁静的晴空下走向明天。先哲圣人，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忧患意识”。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往往都具有深刻“忧患意识”。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发生之前，面对当时唐皇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感喟“永怀汉廷哭，遥怜湘水魂”(“汉廷”指贾谊，“湘水”指屈原)。

但是，具有危机意识的只局限于有限的几个有识之士，我们的民族也有“乐不思蜀”的帝王，也有“不知亡国恨”的商女，特别是要指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团体危机意识的民族。

我们东邻日本却是一个具有团体危机意识的民族。二战结束时，日本国土上满目疮痍，与中国相比，战争对日本造成的伤害更甚，但过了短短二十年时间，这个小小的国家，竟然走到了全世界的前列。而我们中国却全民陶醉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自我满足中，并在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游戏中把国民经济玩到了全线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日本这么快就“发迹”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进行了全民忧患教育，通过全民忧患教育，日本全民培养了团体危机意识。日本的书籍、影视，以至学校教育都有相关的内容，在日本普通职员的身边都有预防地震的救生包，他们都接受过相关的训练。在日本人看来，拍摄《日本沉没》这样的电影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我们或许不能预测未来将会有什么灾难发生，但是，灾难不会因为你不想它来就不来。不要忘记，在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或许灾难就在明天。我们不能在灾难来临时才被迫成熟。在和平发展、经济繁荣的情形之下的“战争意识”即是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要树立全民危机意识，就得进行全民忧息教育，我们的教育要贯穿“战争”的理念。掌握对付灾难的本领，只有通过忧患教育的普及，才能换取全民的危机意识，这全民的危机意识正是我们的民族走向持久繁荣的可靠保证。

安縣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是值得我们全国人民颂扬的，在平日，面对“烂污”(叶校长语。指建筑质量很差的教学楼)，他叶校长在固楼上就耗资40万元(要知道，叶校长只要花17万就可以造一幢教学楼以显现“政绩”)，每学期都要组织一次全校师生紧急疏散演练，这些工作中融入了众人缺失而他却具备的一腔爱心和难能可贵的危机意识。安县汶川大地震伤亡最为惨烈的北川县毗邻，在这次大地震中桑枣中学全校2200余名学生、百余名老师无一伤亡。叶校长的苦心在这次地震中创造了奇迹。

就全国范围而言，我们对灾难的来临所作的准备真是太少了，哪怕在思想上有多少防灾的意识?在笔者的家乡，几年前造了一个“人防工程”。可现在是一个地下家私大卖场。我们重视灾难过后才“亡羊补牢”，有了大兴安岭的大火，才有了全国的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有了98洪灾，我们有了抗灾救灾预案……当然，我们是在不断的灾难中觉悟、成熟。在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中完善。我们的管理要不断“制造”危机的实践。我们曾经难以理解西方青年为什么那么热衷冒险、极限运动，为什么日本的幼儿园要小朋友在大雪天里光着身子挨冻?而我们中国的孩子，不少家庭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捏在手里怕疼了，放在地上怕跑了”。我们拿什么打赢未来的“战争”呢?

灾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类可以通过科学防范，不让灾害演化成灾难，就像让全民感动的叶校长，他没有能力阻止地震，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死亡。我们不希望有“战争”。但是“战争”真的要打。我们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化尽量少的代价，去把“战争”打赢，把“战争”的损失降到最少。

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的警报声，在此前，我已记不清有多久没听见了。“9.18”的沈阳上空是有长鸣的警报声的，12月13日的南京是有警报声的。今年的“5.12”还会有全国哀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