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发展简史

中国通信发展简史（共8篇）

中国通信发展简史 篇1

★1980年7月1日，邮电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邮政编码。

★1983年9月16日，上海使用150MHz频段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模拟寻呼系统。★1984年10月16日，财政部决定对邮电部所属企业的利润实行倒一九分成，扶持邮电事业发展。

★1985年，广州与香港、深圳、珠海开通电子邮件。

★1986年4月1日起正式恢复开办邮政储蓄业务。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颁布，自1987年1月1日起实行。

★1987年11月，广州开通了我国第一个移动电话局。

★1989年6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首先实现了移动电话自动漫游。★1991年11月15日，上海首先在150MHz频段上开通汉字寻呼系统。

★1993年9月19日，我国第一个数字移动电话通信网在浙江省嘉兴市首先开通。★1994年4月20日，首次开通了接入因特网的第一条64kb／s国际专线。中国公用计算机网（CHINANET）的建设开始启动。

10月，我国第一个省级数字移动通信网在广东省开通。★1994年，邮电部成立移动通信局和数据通信局。

3月，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改革优点管理体制，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

7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中国联通的成立，开始打破电信业垄断。★1995年4月，邮电部电信总局正式进行企业法人注册登记。9月，世界上第一个商用CDMA移动通信网在香港开通。★1997年1月，邮电部决定在全国实施邮电分营。

★1998年3月，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国务院开始组建新的信息产业部。4月，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下发《邮电分营指导意见》。国家邮政局正式挂牌，邮电开始分离。

9月，寻呼业务的剥离基本完成，组建国信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后被整体划归中国联通。★1999年2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组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集团公司。4月，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立。

7月，中国电信基本完成移动通信业务的剥离。

★2000年4月20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通信业在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的基础上实现了战略重组。

9月25日，国务院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12月，铁道通信信息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12月，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挂牌。

模拟移动通信停止运营，中国移动通信行业全面进入数字时代。

★2002年4月8日，中国联通CDMA网大规模放号，中国移动通信竞争走向宽频领域。5月16日，中国电信最终南北分拆方案确定，新中国电信集团及中国网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

5月17日，中国移动GPRS正式商用，吹响了2.5G市场竞争的号角。

★2003年6月，依据国务院36号令，吉通并入网通集团；11月，网通国际公司挂牌，网通重组加速。

★2004年1月10日，中国卫通与国信寻呼签订协议，联通开始退出寻呼业。★2004年1月29日，铁通公司由铁道部移交国资委，更名为“中国铁通”，作为国有独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运作。

1987年（11月18日），中国的移动通信元年，中国第一个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1G）在广东商用。沟通在移动中改变：

1987年11月21日，中国有了“大哥大”，样子就是“半块砖”。旅行在移动中改变：

1989年6月，珠三角开通漫游，旅行出差不用愁。

1995年（中国2G元年），GSM数字电话网（2G）正式开通。1996年，移动电话实现全国漫游，并开始提供国际漫游服务。网络在移动中改变：

2000年5月，中国移动移动梦网开通，手机WAP能上网。商务在移动中改变：

2000年12月，移动梦网开通移动证券业务，掌上炒股不是梦。2001年7月9日，中国移动GPRS（2.5G）投入试商用。

2001年12月31日，中国移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停止经营模拟移动电话业务。2002年5月17日，中国移动GPRS业务正式投入商用。娱乐在移动中改变：

2002年10月1日，中国移动彩信（MMS）业务正式商用，铃声图片游戏随时下，WAP娱乐一网抓。

音乐在移动中改变：

2003年5月，中国移动彩铃业务试商用，打电话变成听音乐。未来在移动中改变：

2008年4月1日，中国移动3G（TD-SCDMA）试商用，可视电话开通，随时随地当面沟通。2009年（中国3G元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国内3家电信运营商颁发了3张3G运营牌照：中国移动获得TD-SCDMA（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牌照、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

2.三种主流技术的关键技术及标准三种主流技术的比较 正交码是多个数据流在同一载频上发射的前提 保证数据流之间的完全

3.gsm: 全球移动通讯系统Global System of Mobile communication就是众所周知的GSM，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移动电话标准。

GPRS:是Gerneral Packer Radio Service的英文缩写，中文译为通用无线分组业务，具体来讲，GPRS是一项高速数据处理的科技，即以分组的“形式”把数据传送到用户手上。因此，GPRS技术可以令手机上网省时、省力、省花费。打个比方，GPRS就好比移动通信设备的ADSL，而GSM就是普通固定电话线。

CDMA:CDMA是码分多址的英文缩写(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它是在数字技术的分支--扩频通信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而成熟的无线通信技术。CDMA技术的原理是基于扩频技术，即将需传送的具有一定信号带宽信息数据，用一个带宽远大于信号带宽的高速伪随机码进行调制，使原数据信号的带宽被扩展，再经载波调制并发送出去。接收端使用完全相同的伪随机码，与接收的带宽信号作相关处理，把宽带信号换成原信息数据的窄带信号即解扩，以实现信息通信。

TDMA: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时分多址

时分多址是把时间分割成周期性的帧(Frame)每一个帧再分割成若干个时隙向基站发送信号，在满足定时和同步的条件下，基站可以分别在各时隙中接收到各移动终端的信号而不混扰。同时，基站发向多个移动终端的信号都按顺序安排在予定的时隙中传输，各移动终端只要在指定的时隙内接收，就能在合路的信号中把发给它的信号区分并接收下来。

fdma: FDMA是数据通信中的一种技术，即不同的用户分配在时隙相同而频率不同的信道上。按照这种技术，把在频分多路传输系统中集中控制的频段根据要求分配给用户。同固定分配系统相比，频分多址使通道容量可根据要求动态地进行交换。

在FDMA系统中，分配给用户一个信道，即一对频谱，一个频谱用作前向信道即基站向移动台方向的信道，另一个则用作反向信道即移动台向基站方向的信道。这种通信系统的基站必须同时发射和接收多个不同频率的信号，任意两个移动用户之间进行通信都必须经过基站的中转，因而必须同时占用2个信道(2对频谱)才能实现双工通信。1G（first generation）表示第一代移动通讯技术。如现在以淘汰的模拟移动网。2G（second generation）表示第二代移动通讯技术。代表为GSM。以数字语音传输技术为核心。

2.5G是基于2G与3G之间的过渡类型。代表为GPRS。比2G在速度、带宽上有所提高。可使现有GSM网络轻易地实现与高速数据分组的简便接入。

3G（third generation）表示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面向高速、宽带数据传输。国际电信联盟（ITU）称其为IMT-2000（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最高可提供2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主流技术为CDMA技术代表有WCDMA（欧，日）、CDMA2000（美）和TD－SCDMA（中）。

4.CDMA源自于人类对更高质量无线通信的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的需要而研究开发出CDMA技术,其思想初衷是防止敌方对己方通讯的干扰,在战争期间广泛应用于军事抗干扰通信

中国通信发展简史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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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钨矿的发展简史 篇3

从1783年西班牙首次用炭从黑钨矿中提取了金属钨至今有200余年的钨矿开发、冶炼、加工历史。

中国对世界钨业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我国钨矿于1907年发现于江西省大余县西华山,钨矿开采始于1915~1916年(据《中国矿床发现史·江西卷》,1996年)。此后在南岭地区相继发现不少钨矿区,生产不断扩大,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钨精矿产量达到万吨,跃居世界钨精矿产量首位,至今仍居世界第1位。

我国钨矿资源丰富。开发钨矿地质调查工作,由翁文灏先生创始于1916年,尔后在河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分别做了一些探测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赣、湘、粤、桂、滇等省(区)的一些钨矿床进行了较系统的地质调查,特别是对赣南地区的钨矿,先后有燕春台、查宗禄、周道隆、徐克勤、丁毅、张兆瑾、马振图等地质学家做了颇有成就的地质调查研究。其中,徐克勤、丁毅所著《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1943),对赣南几十年钨矿床分别作了系统的论述,堪称我国第一部钨矿地质专著。这些地质前辈的工作成果,不仅为后来地质勘探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当时开采赣南钨矿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5年江西省成立了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处,统一价格,收购钨砂。1938年西华山建立矿场,投资经营东西大巷,进行坑采。抗战胜利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第一特种矿产管理处西华山工程处。据不完全统计,西华山钨矿至新中国成立前,共采出钨砂近5万吨。1937年成立大吉山钨矿工程处,收回民窿开凿第九中段,开始国营生产。

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发现了大量黑钨矿,而且白钨矿也有陆续发现。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金耀华、杨博泉于1943年对云南省文山县老君山地区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时,首次发现接触交代型白钨矿床(夕卡岩型白钨矿床),著有《云南文山老君山白钨矿床之成因及其意义》论文(地质论评,1943,№.Ⅷ)。1947年徐克勤又在湖南省宜章瑶岗仙和尚滩发现了白钨矿床,并写专文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为振兴钨业,在五六十年代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钨矿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由原重工业部、冶金部、地质部所属地质勘探部门,迅速地对赣、湘、粤以及闽、桂、滇等省区的钨矿开展全面普查勘探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为赣南西华山、大吉山、岿美山、盘古山等“四大名山”黑钨矿床作为重点矿山建设项目以及在湘南、粤北、桂东北等地区的钨矿建设矿山,提供了可靠的地质成果,作为采选设计的依据。60~80年代,为保矿山、保建设和钨业持续发展,继续进行了大量地质勘查工作,在华南和西北甘肃等地又发现并探明了一批大型、超大型钨矿,为中国钨业可持续发展准备了充足的矿产资源。

在大量地质勘探工作基础上,从20世纪50~70年代建成了原中央直属企业的矿山有20多座和一大批地方国营的中小型矿山,到80年代以来,国营钨矿山形成生产矿石总能力达870万吨，年产钨精矿4~5万吨。

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正文 篇4

而中国官办银行的历史则应从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算起。户部银行是经清朝军机大臣王奕劻奏请，慈溪太后批准成立的。清政府授予了其铸造银元、发行纸币和经管国库的权利，成为清末实质上的中央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历史驶入中华民国时代，大清银行也更名为中国银行，并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直至1928年。

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跟中国银行一起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还有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历史同样可以上翻到清朝末年。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牵头组建，为官商合股，初期目的是借款赎回被列强控制的铁路，故名交通银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其地位进一步上升，与中国银行一起承担共同承担发行货币、调节币制、兑换外币和代理国库收支的中央银行职责。

二、第一个繁荣时代

1927年至1928年，北伐军革了北洋军阀的命，历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受江浙财团资助的蒋介石政府，也十分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组建中央银行，授予其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外汇兑换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辅助工农商矿的专职银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组建中国农民银行，作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的专职银行。至此，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基本骨架的银行体系。国民党统治后期，形成了宋子文家族控制中国银行，孔祥熙家族控制交通银行，陈果夫家族控制农民银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国有金融业的局面。

在清末和北洋军阀时代，除了官立银行之外，众多私营银行也百花齐放，并在1920-1930年代进入快速成长期，成就了中国金融业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私营银行以“北四行”和“南三行”为代表，官商合办银行以“小四行”为代表。

“北四行”是指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1915年成立的盐业银行、1921年成立的中南银行和1919年成立的大陆银行，与北洋军阀均有一定的渊源，均以华北为业务重心，并曾一度开展广泛的协作，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1927年之前，盐业银行实力最强，存款额曾一度位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1930年代之后金城银行实力飙升，成为北四行的支柱，其存款额也一度跃居全国首位。

“南三行”是指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1909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后两家均为清末浙江地方金融力量组建。民国后三家银行均以上海为业务经营重心与发展基地，并多方面开展合作。1927年之前，浙江兴业银行与盐业银行并驾齐驱分列南北银行之首。1930年之后，则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金城银行后来居上，成为南北银行的老大。浙江实业银行则专注于外汇业务。

“小四行”为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成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19年成立的中国实业银行和1929年成立的中国国货银行，前三家原来均为民族资本经营，后被国民党政府改组和控股，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则为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组建的官商合办银行。

1930年代前期，中国金融业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史称“黄金十年”（1928-1937年）。但繁荣的背后是极度的混乱。当时，市场上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多家金融机构都发行自己的纸币。1935年，国民党政府着手实行金融改革，首先是通过增资和颁布《中央银行法》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随后实行“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称“法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一笔，中国至此才第一次进入了纸币为主的时代。

抗战和内战时期，金融系统濒于崩溃，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信用难以维持，银行的命运也同样如风中的飞絮。抗战时期，部分银行随国民党内迁，部分则留在沦陷区惨淡经营。内战时期，金融领域严重失序，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国民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但维持了不到一年金圆券体系也因急剧贬值而崩溃。到了新中国成立，存留下来的金融业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最后，“北四行”、“南三行”、“小四行”及一些私人钱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于1952年被组合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随后在1955-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这些曾经历过辉煌时代的民营银行品牌，至此消亡。它们所代表的那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也已烟消云散，只给后人留下一连串的概叹。

三、大一统时代。

交通银行是清政府邮传部为了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四个单位的款项收付,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的资金发展交通事业的目的,于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不久津,沪,汉,粤四分行亦开业.该行成立时资本金库平银为500万两,其中官股纯由邮传部拨款,投资200万两,商股(大都来自官僚企业界人士)300万两.以后金城,大陆,盐业,浙江实业等银行因抵偿欠款也持有大量交通银行股票.而交通银行初即于天津,汉口,上海,广州,张家口,营口,开封,香港等八地设立分行.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在北京继续营业.从1922年到1926年间,张謇,钱新之主持整顿交通银行,业务有所发展.1927年以后,与中国银行一起经过两次改组,并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11月迁至上海,北京分行继续营业.1912年2月5日,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新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袁世凯夺取政权后中国银行于8月1日在北京正式开业,上海的中国银行改为分行.1913年《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6,000万元,分60万股.政府认购30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认购总额超过30万股时,政府酌情售股于民;并规定由政府简任总裁,副总裁.后于1917年11月修正,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简任,而董事和监事则由股东会选任.1917年底,在总裁王克敏,副总裁张嘉璈的策划下,促使行务向着商业银行轨道运行.随着商股的招集和增加,股本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到1923年12月底,官股仅剩5万元.中行驻京董事早于同年11月16日声明,财政部与中行各有职责,不容牵混.中国银行从此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将经营重点转向同工商业的合作.中国银行成立后,除利用原有大清银行分支机构外,还添设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坝,镇江,大通,正阳等处派出机构,形成统一全国国库之势.盐业银行是北洋政府本着以盐款为财政收入大宗,为维持盐业,调剂金融,而由国务卿徐世昌,财政部参政张镇芳筹办.于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办,总管理处设于北京,下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北京分行经理为宋乾斋,副理朱虞生.该行创立时为官商合办,资本额500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开幕时总额实收64万元,而官股只有1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遂改该行为商办.1923年改定资本额为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原址改为北平分行.其分支机构除京,津,沪,汉外,还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都有设立.金城银行由王郅隆,倪嗣冲,徐树铮,任振采,吴鼎昌,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于1917年在天津创办.王郅隆担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天津分行一度称总行).因领导人的关系,金城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由于北京分行和总管理处同在一地,经常在总管理处直接指挥下办理具体业务,有时代表总处与政府机关联系,因此金城银行总行的沿革对北京分行影响很大.该行的股本资金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和官僚,开办时原定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至1919年收足.旋即增资到50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两家入股共约1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股份共110余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共约260余万元.1923年再次增资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后来再次增收.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于是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药界的存款,以及社会中立阶级的闲散资金.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银行重心南移.大陆银行由谈荔孙,张公权联合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8年9月开始筹建,1919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资本初定200万元,实收100万元.1926年扩充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该行自开办以来以中国银行为蓝本,各项业务以稳健发展为主旨.1919年秋大陆银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沪三分行设立保管,信托专部,为市民保管贵重物品,开展买卖股票和有价证券等业务.1922年夏又于各分行内部设立储蓄专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学设立支行外,还在城内外工商业繁盛地区及靠近居民集中点设立支行.1930年增资收足1,000万股本.这个时期为大陆银行鼎盛时期,开办了许多附属机构.1933年谈丹崖病逝,由许福昞升任总经理.1935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正式迁往上海,一切行务由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叶薰主持.抗战开始后,大陆银行业务一蹶不振,北京分行业务也受严重影响.中南银行为南洋侨商黄奕柱于1921年6月在上海创办,7月5日正式开张.总行设在上海,1922年7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后改设支行,归天津分行管辖.初建时银行资本额定为2,000万银元,先收500万银元.其中以黄奕柱占股最多.该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第一任董监事有黄奕柱等9人.董事长一直由黄奕柱担任,他去世后由黄浴沂继任.董事会下设经理部,总经理胡笔江全权处理一切业务,并向董事会负责.北洋期间,胡笔江在北京有各种关系,故该行早期特别重视北方业务,胡派亲信王孟钟任天津分行经理兼管北京办事处.1921年相继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组成四行联营.1922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并发行钞票.四行准备库成立一年后,为了吸收社会上的游资,扩大其业务,1923年6月又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北京四行准备库和储蓄会成立于1923年,经理为张季光,地址在东郊民巷,后建新址在西郊民巷.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中南银行钞票,四行准备库遂告结束.1936年成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因此该部营业不多.7

在北洋时期,中国,交通两行都有国家银行的性质.1914年3月,中国银行“向海关交涉存款”,并提出“国家关,盐两大税收,依法自应存入中行”.同时积极筹设各省分支机关,并委托未设地区的其它行号代其接收管理各省区之国库业务.至1915年,接管省金库有直隶,江苏,浙江,山东,福建,贵州等十五个省市,经收款项计达银13,000万元,占当时税收50%以上.清政府时期,交通银行吸收官款主要是邮传部系统各局款项.1908年3月邮传部规定所有各处电局每日收入款项应就近存放各交通银行,同年的铁路总局拨用亦存放于交通银行.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银行亦取得部分代理国库的权利.1913年取得“分理金库”的特权,由此其存款也随之上升,1912年时为2,160万元,到1914年增长到6,553万元.金城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存款,充实营运资金.它在早期,主要依靠北洋军阀官僚的关系,收揽政府机关存款.当时陆军部,交通部以及京汉,京绥等铁路局,都在金城存款.北京分行任用一些外勤人员,经常分头联系各自熟悉的政府机关.为了吸收铁路存款,金城一方面承做铁路放款以引进存款,一方面应酬拉拢铁路局的有关首脑人物,有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利息回扣.在军阀官僚和富商大贾中,有不少人是金城的大存户.例如,安慰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清末担任过汉冶萍煤矿和招商局督办的巨富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瑷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约100余万元.政府南迁后,金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遂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务界的存款,并开展储蓄业务,吸收社会上中产阶级的闲散资金.当时各银行竞争甚烈.例如,大陆银行在清华,燕京等大学设立办事处.中孚银行独揽协和医院存款;金城则由全绍文,吴延清等人,广泛联系吸收教会,团体,学校,医院以及一些教授,医生的存款.金城为了吸收个人储蓄,对于一些工作较忙的教授,医生,一度采取了上门收款送款的做法,以便利储户存取.金城在创办初期,全行存款总额大约仅有400余余万元.抗日战争前夕,存款增达1.5亿多元.在存款结构方面,由于当时北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银行业的存款来源主要不是民族工商业的闲置资本,而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剥削阶级的个人存款和来自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而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则是不多的.以金城银行为例:在它的存款中,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1917年占存款的12.49%,1921年占16.23%;相对的,来自军阀,官僚,地主等个人存款及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则相应为38.15%,46.25%和49.38%,37.52%.这些数据虽不是北京分行的,但由于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以这种情形来估计,北京各家华资银行的情况大体类似.注:资料来源,《民国七年中国银行之营业成绩》,《银行周报》第106号,民国8年7月8日.说明:原载各放款细数与总数不合,不多及少.各方款单位细数,定期放款少853元,活期放款多3001元.现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借款数维持原数.(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第132页.)由上表可知中国银行该年放款的45.81%是借给北洋政府财政部和各省财政厅的,而财政部借款又占政府机关借款的71.86%以上,可见中国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加强”,已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支柱.同样作为国家银行的交通银行,其放款对象也以政府借款为主.据统计, 1923年到1926年,交通银行的政府欠款每年都达4,000万元以上,均占各该年放款总额的50%以上.见下

注:资料来源,根据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此仅以中国,交通两行为例,抗战前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如金城银行,新华银行等,在放款方面,政府放款几乎都居首位.1925年6月,财政部致电金城,盐业两行:“接准京师警察厅来函,以警饷需款孔急,爰向金城,盐业两行各筹借十万元”.当然银行为政府垫款,获利不浅.政府每借入一笔巨款,不但付巨额利息,而且经手双方还可从中得到大笔回扣.原新华储蓄银行,由于业务关系且受储蓄条例限制,不能参与政府放款,而于1917年下半年改组为商业银行,以商业银行的名义来分享对中央政府放款的巨大利益,就是很好的证明.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在对政府放款中获利甚丰.2,投资工农商业

据以上分析,北京近代新式银行自成立以来,其业务发展不以产业发展为主要基础,这是很明显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银行对工农商业的放款,就其绝对数而言,还是不小的 ,而且这种放款呈增长趋势.以下就几家银行的相关业务加以论述:交通银行早期的放款业务,就其对象而言,与存款相反,对私放款大大超过对官方的放款.如1911年放款总额为1,798万两,其中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为458万两,占25.5%,而对私放款却达1,340万两,占74.5%,后者比前者大两倍.而这其中的对私放款,主要是投资于工商业.后来经过1916年和1921年两次停兑风潮后,交行规定军政借款一概婉言拒绝,于是对于工商业的放款比重更有增加.注: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由上表可见,金城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逐年增加,而且占到放款总额的50%左右.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的放款,主要以北京电灯公司为对象.放款时间持续12年之久,总数达400万元.而且针对该公司负责人不善经营,经理岳乾斋派他的私人代表对公司经济进行监督,坐地收费.该行的另一笔押款是关于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这些古物由英商汇丰银行押款和溥仪结婚抵押两部分组成,先后计60万元.因清室无力赎回而被该行没收.其中处理变卖古物所得款项,除清算清室押款的本息外,剩下的就成为该行的帐外财产.大宛农工银行以“融通资财,辅助农工业”为建行宗旨,因此该行的各种放款业务多为较长期的低利农工抵押放款.各种抵押品大多是房产,田亩,农作物,渔业权,栈单等,最有的特色的是其初期办理的留置旗地放款业务.改组为中国农工银行后,其业务经营依然以农业贷款为主,该行章程规定,“办理各种抵押放款并下列各种放款1)5年以内分期摊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作抵押者;(2)3年内定期归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为抵押者;(3)1年内定期或分期以农工业动产物品为抵押者”.扶助工农商业的发展,金城银行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1918年12月在金城银行的董事会议上,提出“银行业与工商业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欧战既平,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我国工商业似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本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授资本亦未可知”.基于此,金城银行对于工农商业的投资在近代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一是其经营某些放款不是单纯地为了取息,而是比较有远见,有魄力地扶植一些企业,事业的举办和发展.如在永利塘沽制碱厂初创时期,该行就放给透支10余万元,后来逐渐增加贷款达百余万元.其中一部分是由周作民直接指挥北京分行投放的.其对工业的放款比较集中于与本行投资有关的企业,主要在四个行业,即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面粉工业.如下表: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60页表编制.由上表可以看出,金城银行在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面粉工业这四个领域的放款总额在其对工矿业的放款总额中的比例常高达80%以上.3,投资交通运输业

北京地区近代华资银行对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主要是交通和金城两行.交行早期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中即以铁路放款为最高.比较大的有:1910年对福建铁路公司的放款50万两,1911年对江汉铁路公司放款80万两等.民国时期尤其是交行改组后,交通建设事业放款成为该行的特许业务,故此项放款历年均有增加.北京分行在总行迁入上海后,对交通事业的放款每年虽有所增加,但占总放款额的比例不大.金城银行认为,铁路放款业务“大率息重期短”,有比一般银行业务高的多的利息.以京汉铁路为例,“放款利率经常在月息1.2-1.7%之间”.其次通过铁路放款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存款和放款业务.再者铁路为国家交通命脉,且路局在外国债权人的严密控制下,路款收入比较正常,这样还款就较有把握,放款风险则相对较少.所以金城银行较多的参与铁路放款:1921年9月签订的京汉铁路借款是金城银行较早参与承担的一笔放款,款额共200万元.当时金城与中南,大陆等银行合作,仅承担其中的20万元.此后随着该行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发展,加上通过利息回扣等方式结交了有关人员,故与铁路部门各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便开始直接承做铁路放款,并且数额逐年增大.1919年,金城铁路放款只有22万元,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3.96%,运用资金总额的2.95%.1923年其铁路放款总额已达80万元,增加了2.6倍,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6.00%,运用资金总额的4.47%.到1927年,其铁路放款额达401万元,比1919年增加17.2倍,比重也占到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14.65%,运用资金总额的11.66%,“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承购的铁路债券等69万元在内”.而且铁路放款对象已包括交通部及陇海,京绥,京汉,津浦等多条铁路.另外金城银行还大量参与交通部购车公债垫款,这亦属于其铁路放款的范围.(三)发行,领用钞券

清政府时期,通商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华资商业银行,被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1898年北京分行发行钞券,是为北京华资银行最早发行的银行券.大清银行成立后,发行钞票为其主要业务之一.还在1910年拟定《兑换纸币则列》,企图对已经十分紊乱的币制局面加以整顿.从成立到停业清理,六年间该行共发行银两票1,688万两,银元票2,865万元.北洋时期,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滥发纸币的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政府特许发行纸币的银行有中国,交通,通商等六家,同时各省官办银行,银钱局号也大量发行各种纸币.1919年8月当时《银行周报》统计,各省官办银行另发行纸币折合银元122,937,475元,占当时全国各类银行总发行额的56.65%.在这种形式下,得政府之协助,中国银行担负起统一各省纸币的大任.于是在广东,江苏等省内设立分行,发行本行纸币,兑回省号所发旧币.然就广东,江苏,吉林三省收回之贬值纸币不下4,000万元,中行所垫之款亦达6,653,500元.且因为中央财力不及,统一各省纸币计划遂告破产.另一方面,当时中央财政竭厥,银行必需为政府垫款,尤其是中国银行,银行没有这么多现款可垫,于是便拼命发行钞票.1916年中国银行为北洋政府垫款2,200余万元,同期发行钞票达4,600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额连年增加.如1914年为16,398,178元,1924年则为89,978,582元,1927年则增至159,001,103元.另外,北洋政府为了财政的需要,修改交通银行章程,委托其分理金库,并授予发行兑换券的特权.交通银行的发行额也是连年有增无减.1914年为5,957,627元;1927年则增至65,096,889元.北京当时有权发行钞券的还有北平农工银行与中南银行.在北伐战争期间,农工银行试发行辅币券,总额为100万元.其中京行备用券40万元,计1角券8万元,2角券24万元,5角券8万元.各地分行的发行业务中,尤以北平分行最佳.于是1928年5月董事会决议发行北平地名银元钞票,京津通用,此票极受信赖.华北事变后,平行停止发行该钞.而中南银行主要与金城,盐业,大陆联合经营,设立四行准备库发行兑换券.1923年该行也在北京成立联合分会且发行钞券.那些未被特许发钞的银行,则以领用钞券开展银行业务.同业领券始于1923年,兑换券领用办法,变更频仍,以交通银行为例,有长期领用与短期领用之分.撮其要点为:①领用数额,以所缴纳准备金为准,长期者于总额外每次领用为五千至二万不等,短期者,则对每周,月领用之数有规定;②领券准备, 长期者有四六制,十足制,八二制等;至于短期者,以迟期之本票或支票缴纳准备,迟期日数及给息另定;③领券期限,长期者无定,短期者有周,月及迟期日数之限;④各领券户与发行库不同,领券暗记也不一,由此兑换办法也随之不同.当时北京地区华资银行领用钞券获利甚丰.但发行兑换券也曾引起停兑风潮.1916年,中,交两行京钞贬值,导致全国各分支机构发生停兑风潮.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给予银行业发行兑换券的权利发放不严,加上各行对政府垫款过多,一时难以收回,库存现银不足等原因,造成1916年中交两行的停兑风潮,1920年的中法实业银行停兑事件,1921年中交两行京钞停兑**等金融风潮.北京金融市场因此也潜伏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四)经营有价证券

近代的中央政权一方面为了统一控制全国的金融而设立国家银行,进而通过特许发行纸币来充实财政,另一方面又发行大量公债以解决财政困难.因此银行主要以发行或领用钞券及投资公债来经营有价证券业务.北洋政府筹款的办法就是加税和发行公债.而且政府往往将这种公债向银行抵押来换取现款.这就造成了银行投资公债业务的兴盛.这种投资公债的方式相对于直接垫款而言,银行获利不可谓不盛:其一,高折扣.如北洋政府的公债最低折扣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月息为3分左右.民国六七年间,市场利率为月息七八厘,银行成本平均为四厘,故有五厘银行即有利可图.而购买公债利达3分,可见银行从中获利甚厚.连当时对公债投资极为谨慎的大陆银行,在“五年公债”和“七年公债”的买卖中,也赚取了300余万元.1926年,北京银行业曾承购政府为筹付政费所发内债春节特种库券.另外,公债还可以作为发行,领用钞券的准备金,或者在市场上直接进行投机买卖,无怪乎当时银行对此积极经营,并成为首要业务.北京金城银行成立丰大证券号,专门经营公债,从事公债投机,即为一例.据统计,至1927年末金城银行账列有价证券中,北洋政府各种债券即占74.56%.盐业银行在吴鼎昌的主持下也曾经营公债投机买卖.北京部分华资银行进行证券倒卖,在20年代中期曾引起债权人的不满,甚至对银行信用及其同业组织的作用等产生质疑.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长期的严重的.据初步统计, 1912年至1926年,总共发行了27种内债,1917年以前实际发行83,182,640元,占13.59%;1918年以后,实际发行528,880,068元,占8**1%.同时,1918年以后,全国银行增设103家,占总行数142家的72.54%,两个同步增加,一脉相称.再看北京地区,据1925年统计,北京商业银行为23家,占全国性所有商业银行的16.3%.其实,北京产业并不很发达,新设商业银行资力又不雄厚,靠近中央政府,经营公债乃“近水楼台”.由此可见,投资公债是北京地区华资银行最重要的业务.据记载,北京华资银行业在买卖证券方面也曾获得丰厚利润.但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所大量发行公债,举借外债,政府垫款的担保,归还难以落实,因而银行业所经营公债,给予政府垫款还本付息大成问题.这曾引起银行业及其利益代表银行公会的强烈反应.如1921年北京银行公会等为反对烟酒续借款致函北洋政府.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64页.叶世昌,潘连贵主编:《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张孝谋,胡景权:《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史料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67,268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4页.朱锡祚:《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20页.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前言》,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第308页.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65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张伯驹:《盐业银行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当时北京附近大兴等县农民可凭借旗地得到借款,以事农作.大宛农工银行则分别记入各县清理上报之地价.(见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42页.1932年,中国农工银行北京分行在西郊温家村设立寄庄,主要办理田亩,房舍及其它农产物抵押放款,除支持传统农业耕作外,还鼓励农民改良农产物品,栽桑养蚕,种棉,兴修水利,垦林开荒.在该行协助下,温家村还成立了保证责任北平西郊温泉村信用合作社,为当地社员储金并贷放生产上所必需之资金.同年在西直门车站附近借合顺公司建筑物设立仓库,为农民储粮,并派员常驻办理储粮押款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页.《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参见《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页.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42页.按当时的规定,银行发行的钞票是可以兑换现银的,即1元钞票兑1枚银元.但是中国,交通两行共发行钞票7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2千万元.(见《关于上海中国银行1916年抗令兑现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第102页).一有风吹草动,持票人都向银行兑现,银行即有停业和倒闭的危险.为了不使中,交两行倒台合并能在财政和金融上继续支持自己,北洋政府就运用国家干预的办法,以政权的力量强行压制人民暂时不准向银行兑现.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此令发布后,交行上海分行遵令停兑,中行上海分行在以“南三行”为核心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下,抗令兑现,且度过这场挤兑风潮.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第4卷第4期,1955年.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抄送各银行呈购春节库券额数致财政部函》,1926年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984-98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1,206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摧残，民族工业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而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亦非常缓慢。到1897年才出现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终清朝一世，中国银行业尚处在幼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华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给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银行业在与政府结缘、投机公债的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本世纪20—30年代，在中华民族工商业衰败之中，近代银行业则仍然靠投资公债、地产而畸形发展，投资工矿事业者实微不足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银行业逐步向商业银行发展，力图摆脱政府的控制。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控制全国金融体系，并施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震荡。本文试就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寻求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

银行业的发展是推动近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之一。筹集巨额资本以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办新式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银行业建立伊始便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它同产业的关系不密切，却和政府财政结下不解之缘，银行业资本不是用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促进投机业务的盛行。中国近代银业始终未能完成动员和组织全国资金以供工业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起飞的任务。为什么中国近代银行业未能积极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完成？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

1.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中国银行业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银行业的资本积累的缓慢和不充分，使得银行界没有雄厚的资力去扶植近代产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金融业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有所发展，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张，原来经营汇兑和融通商业资金的票号和钱庄也扩大了营业范围，它们通过为封建官府服务或为外国在华洋行推销、采购商品，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外国银行在华经营多年，更获取了高额利润，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但票号、钱庄、外国银行的历史代替不了中国新式银行的历史。由于其内在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中国的前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票号和钱庄始终没能发展为新式银行。它们所积累的资金也未能转化为银行资本去为产业发展服务，而是转为消费资金挥霍掉了。这就是说，票号和钱庄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获取许多社会财富，却没有为中国新式银行的建立奠定任何基础，中国新式银行业建立之初，仍然面临着资金不足，需要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问题。

在建立新式银行的问题上，清政府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亦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发育缓慢，原始积累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后期，中国传统的金融信用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外国银行纷纷来华设立分行，很快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吸收国人大量存款，非法在中国发行纸币；通过对钱庄的信贷，控制中国的主要信用机构。面对金融制度的危机，许多人建议学习西方，建立近代银行，以改造传统信用制度。清政府却置若罔闻，听任外国银行自由发展，在华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对外国商人和一些政府官员自办银行的意见则一压再压，甚至对盛宣怀准备办银行一事亦满腹疑虑（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页。），致使中国人自办银行的事业长期议而不行。在1897年以前，中国在建立近代银行制度方面几乎一事无成，丢失了整整半个世纪资本积累的时间，使1845—1897年这段时间反成为外国在华银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时期。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幼稚，亦限制了中国银行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中国的产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中，没有经过自发的产业革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内客观地刺激了中国新式工业的初步发展，一方面却又以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形态阻挠中华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国内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更是压迫备至，极力摧残。到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候，中国产业的发展仍极为落后，能够投资银行的当时只有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家官督商办企业，这两家企业名为官督商办实际是官僚投资居多；通商银行的商股中亦有亦官亦商的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投资10万两和5 万两（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页。），纯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极其稀少。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阶段，银行能够吸收民族工商业存款的数量亦很少，许多企业很少赢利，几无游资存入银行。由于没有得到近代企业资本的强有力挹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十分缓慢。

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资力薄弱，有限的资金又转投于政府，新式银行业也就无力对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近代银行业资金的运用，大致分为放款与投资两途，而抗战前银行业所谓证券投资，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公债投资和地产投资，于近代工业发展有害无利；只有放款一项，银行业资金才可能转到工业建设上。以抗战前的1934年、1935年和1936年为例，这三年全国银行业放款总额平均每年约为31亿元，而银行平均资产总额为57亿元（注：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黎明书局1947年出版，第116—117页。），放款占银行全部资产的54％，放款的最大主顾仍是政府，工业放款仅占放款总额的12％左右，银行业对于工业投资额还不及资产总额的7％（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3页。）。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新式工厂仍然依赖钱庄的贷款。

2、中国近代银行业起步较晚和近代产业发展的幼稚，导致了中国新式银行业从兴起到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银行业需要同产业挂钩，扶植近代企业的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然而中国近代企业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赢利微弱，银行向企业投资需要承担风险，一时很难获得收益，银行业在向企业贷款上自然裹足不前，其自身也就无从取得大的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业要谋求发展，只好结缘于政府，为政府财政服务，通过投资公债而获取巨大的利润。结果，银行业非但没有扶助近代产业的发展，反而把社会上大量原可供工业投资的资本转给政府用于军事，破坏了近代产业赖以发展的环境基础，这样银行业的发展非但无裨于近代产业的发展，反而有碍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到本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国内战乱频仍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市场丧失，市面萧条，产品无法脱售。民族工业内困于资本人才的匮乏，外遭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非但没有比从前发扬光大，而是日趋衰微。如资本薄弱的火柴、卷烟等工业部门，固已不胜外资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而日趋危殆，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纺织、缫丝业，亦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出口锐减，内销迟滞，以致亏损倒闭。（注：《中国银行二十一营业报告书》，《二十一之工业》，第49—52页。）银行家为自身利益所限制，实不愿冒风险将宝贵的资金断送在脆弱的民族工业之手。

从总的情况看，在中华民族工业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得到中国银行业帮助的很少。中国银行自1928年改组后，以“增加工商业放款，以辅助生产事业不发达”为己任，但到1932年，在中国银行的放款总额中，政府机关放款仍占42.6％，商业放款占22.38％，工业放款只占11.46％。（注：《中国银行二十一报告书》。）在放款总额中，工业放款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交通银行是政府特许的一个实业银行，但1932年它对“货物抵押及其它工商业投资”的数额，亦仅“约占总额百分之九”（注：《交通银行二十一报告书》，第10页。）。这两家业务范围最广的全国性大银行的工业放款竟如此稀少。

为求自身资本扩充，中国银行业对工商业放款的取息亦十分高昂，这使民族工商业常感到难以忍受。192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在其宣言中有这样的话：“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注：陈铭勋：《经济改造中之中国工业问题》，第30页。）1933年4 月华商纱厂减工时，穆藕初先生也以“银行利息过昂”为纱业衰败之一大“远因”（注：天津《庸报》，1933年4月30日，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9页。）。据日本东亚研究所在太平洋战争后的调查，1936年在华的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放款占47％，外汇占11％，有价证券占28％，动产及不动产占7％，现金及准备金占7％。（注：见《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在放款中，绝大多数放给在华的外资企业，利率较中国银行业放给华商企业的为低，这就使外国企业大大增强了与华资企业竞争的力量。由于中国银行业要谋求自身的发展，它的资金也就偏重投放于通商口岸，以赢利为目的，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资本，大部分用于推销洋货，便利洋布、洋米等外国商品的输入，而不便于丝茶等土产的经营。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自身赢得厚利，却是在助长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的膨胀，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害无利。

3.本世纪20—30年代，尽管一些有远见的银行家开始注意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开始对中华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危机中受困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但这种扶助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金城银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以工业放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1937年金城银行的全部放款中工矿企业和铁路放款占42.2％，这样大的比重，在当时的银行中是少见的。该行指出：“银行在社会事业之立场，必须兼顾公共之利益。故本行授信（放款）业务除注意收益性外，其公益性也素所重视，凡能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否则，纵能博得厚利，不取也。”（注：金城档案：《金城纪念刊》。）并要求各行：“于承做放款时„„遇有某种事业对于国家社会确有贡献或于本行职责及声誉确应承做时，应随时商请总处办理。”（注：金城档案：《行务会议议决案》，1935年1月23日。）金城银行在北方时期大力支持发展纺织、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生产，简称“三白一黑”。浙江兴业银行十分强调该行创办本旨在振兴实业，并在以后历年的营业报告中多次重申，因而在日常业务中，放出款项往往压低利率，优先照顾信誉较著的企业、商店，与民族工商业的关系建立较早。如近代企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时，因资金不足未能开工，张謇来沪与浙兴商议，浙兴在本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贷款25万两，对大生厂的开工起了决定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得到浙兴放款的民族工商企业先后有600余家，其中20余家临危得到解救（注：《旧上海的金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10—111页。）。1932年，为了扶助民族工商业企业，中国银行发起组织了国货厂商星五聚餐会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促进国货产销渠道的畅通；在资金融通上，利用多种贷放方式向国货企业投放资金，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

许多史实证明：本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业在逐渐完成了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有了一定的资力的情况下，开始走出兴起和发展初期那种两难境地，开始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一定的放款和投资。这虽谈不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大的促进作用，却可以说对困难中的民族工业进行了扶持。

纵观中国近代银行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完成它所应该担负的筹集巨额资本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尽管在抗战以前，中国银行业已经把目光转向扶植民族工商业，但这距离以巨额资本投放民族工业、促进中国经济的起飞还相距甚远。银行业未能完成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原因固有多端，而政府未能负起动员资金以供投资的任务，反而把银行业从社会筹集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耗费于非生产的用途上，使本来就有限的资金未能用在工业化这一正确目标上，实为重要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认为，抗战前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全社会未能提供可供投资的巨额剩余资金以供工业发展，而在于未能最终建立将全社会剩余资金导入投资民族工商业的运行机制。

二、近代银行业与社会发展

中国银行业伴随着近代社会的进步而产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结果。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它开始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本应成为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社会建设资金的最主要供应者。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制约，中国银行业最终未能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梦想，却在战争、国家高度垄断、政府施行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作用下，银行正常功能丧失殆尽，最终同政府财政一起走向崩溃的边缘。

如前所述，中国银行业不是直接从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和产业关系不密切，却同政府财政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近代的银行大都以向政府垫借巨款、承销政府公债起家，许多银行都把政府借款“视为投机事业，巧立回扣、手续、汇水各项名目，层层盘剥，与利息一并计算，恒有至五分以上者，殊属骇人听闻”（注：《银行杂志》3卷6号。）。从中国银行兴起到本世纪20—30年代银行业的发展时期，同政府财政挂钩的垫款和公债业务都是银行业的最主要业务。

经营公债和对政府放款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北洋政府时期，政府更替频繁，后任政府往往不承认前任政府的债务，放款的银行也就无法把借款收回，许多银行因此破产倒闭。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仍然以向银行业借款和发行公债来筹集财政开支，银行业对政府公债仍然是趋之若鹜，以战前的1933年为例，1933年底全国公债余额的9亿多元中，至少有4～4.5亿元的数额是握在国内银行界之手。（注：据浙江兴业调查处统计数字统计，见《中国的银行》，第74页。）这种各大银行将大部分资金投资政府公债的现象，实为银行业最危险的举动。吴承禧在1934年曾指出：“银行的资金，大都来自社会，本非银行自有，今银行以社会付托之资金，贪图厚利，提供政府，如一朝政局骤变，篮坠卵碎，两手皆空，危险岂不太大！且银行界对于内债的投资，昔之眩于厚利者，今则以欲保持以往投资的利益起见，势成骑虎，有愈陷愈深之慨。此种情形，岂能任其长久继续！我们很怕中国银行业的全体，将来或许有一天，会随着财政崩溃以俱亡哩！”（注：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81页。）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多地掠夺财富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法币贬值的手段来解决偿还政府借款和公债问题。战前各大银行曾大量购买公债和借款给国民党政府，但战后国民党政府归还时却只按当时的数额和利率归还，在数十万倍数的通货膨胀下，实际上等于赖账不还却又赚回了有借有还的面子。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加足马力，内迁的中国银行界还基本上保持着正常或比较正常的银行功能，各大银行大都设计了一套支持工矿、商业的信贷计划，希望促进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以金城银行为例，抗战初它曾制定了一个“基本事业”设想，筹设嘉陵纱厂，从事食盐运销和棉花、纱布的经营，加强与迁入四川工厂的业务往来，走一条信贷—工贸综合发展的战时金融路线。在这种战略指导下，金城银行在钢铁、机器、煤矿、化工等行业中，至少投资7000万元。（注：据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使银行投资和放款很不合算（通货膨胀率与债权人的收益率成反比）。因而金城银行很快改变经营战略，制定了以外汇、黄金、物资、证券、地产为主的战时业务方针，把资金大量用于自己的附属商业企业和外汇上，仅购入美元一项就达200多万美元，走上了套购黄金外汇、搜购物资、囤积居奇的道路。

1940年底，26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96％；1941年底，36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89％；1942年3月底，60 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80％。这些银行都是从事商业投机和外汇投机，进行商业囤积以保存实力，这更导致了经济产出水平急剧下降，物资短缺，物价暴涨不止。这时，银行业已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迅速退化，几乎沦为流通领域的商业企业。由于国民政府高速通货膨胀政策，破坏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和信用制度，使银行业正常的存、放、贷业务无从开展，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已陷入绝境。

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用了8年的时间，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四行二局一库”国家垄断金融体系。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一金融垄断体系，高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或吞并全国各家商业银行，操纵全国的金融市场，推行其搜刮人民财富的金融政策。抗日战争胜利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增发指数为394倍，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额达6636946亿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行指数竟膨胀了47万倍，使同期物价水平暴涨了571万倍。（注：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在如此狂奔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甚至连资本家都倍受痛苦，使国家银行丧失了正常的金融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变成了反动政府的搜刮工具。这样，国家银行非但不能稳定金融局势，反而造成了全国的金融混乱和金融震荡，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

中央银行是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体系的中心，1928年成立时，曾标榜：“代为国家做事，非以营利为目标，与普通银行性质固异，即与他种国有营业机关性质也不相同。今国家银行的业务，当以全民之利益为目标，不当以银行自身之利益为目标。”（注：《银行月刊》，第8 卷第11号，载银行近闻《中央银行开幕志要》。）而实际上，中央银行却是凭借其垄断地位，与普通银行竞争营业，进行投机事业，攫取巨额利润。如1933年经济危机年代，上海各银行的决算盈余报告，无论大小银行，少则获利数万元，最多不过百万元，而中央银行则独获盈余1200万元。（注：孙怀仁：《中国经济之畸形发展》，《申报月刊》2卷2期。）正是由于中央银行实际上奉行与商业银行争利的政策，又有政权作保证，经营起来一帆风顺，成立仅8年间，存款增加41倍，纯益增加61倍，到1936年，资产总额达到1928年的23倍。

中央银行连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中国、交通、农民银行高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了全国工矿、交通、农林企业的贷款、投资权。国民党政府利用四行，将全国商业银行及其他半官半商的银行吞并或控制起来。如具有悠久历史的三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曾于1935年发生挤兑危机，政府借名“救济”，以500万元资金加入三行，对三家银行进行兼并，使其成为支属银行。此外，其他重要的商业银行，比如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新华等银行，都因渗入了官僚资本的股份而受到控制。（注：许涤新：《官僚资本论》，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53—58、99、103页； 《银行周报》第991号。）还有许多银行如金城、大陆等，虽未被直接控制，但无论在业务上、资金上都没有独立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非但未能向商业银行提供有关服务，以助其应付金融危机，反面乘商业银行危机之时，对其进行打击和兼并，这时的国家银行已完全丧失了应具有的服务性职能，走向了反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幼稚，银行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建立伊始就被迫同政府财政结缘，其发展是同政府公债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中国银行业也就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而且银行业自身也受到政府财政的影响，时时受政局变化的牵制。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政府逐步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对银行业进行多方限制和统制，使得本应成为社会经济“百业之首”的中国银行业逐步丧失了银行的特殊功能。其国家银行非但不能承担稳定金融秩序、推进全社会进步、为社会提供建设资金的任务，却成了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搜刮工具，成为全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制造者。而商业银行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业务经营日见萎缩，逐渐失去了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被迫从事投机事业以自保，陷入了严重困境。到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各商业银行被胁迫交出全部外汇资产，蒋介石密令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200 余万两从上海运往台湾。在一片慌乱中，宣告了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统治的破产。而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浙江兴业银行强调振兴实业，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浙兴银行一直列为重点放款户。浙兴银行尤其关注国计民生急需的事业。1934年，浙兴向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建议，尽快修筑钱塘江大桥。建议被采纳后，浙兴积极筹措款项，邀请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在浙兴银行发展的中后期，它还注重经营房地产业务。在旧上海的金融界中，浙兴的房地产业务做得最大，到

40年代末，拥有近1000幢房屋。

金城银行

1921年，北京的中国、交通银行发生两次挤兑风潮，金城的存款户数虽多，但“大致未经提动”。为便利客户，金城设置了多种多样的存款方式，有定期、活期、特种等，每一类又分若干种。为提高服务效率，金城非常注意对行员的基本技能培训。1924年至1928年，专门开办会计训练班培训行员。在接待客户上，讲究礼貌待客，“顾客至上”。在放款上，以对工矿企业放款和投资较多而闻名。据统计，从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矿企业有一百多家，重点是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经营得法，业务发展迅速，1936年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成立于1921年6月，总行设于上海。创办时实收资本即达500万元，这行首位。在旧中国私营银行中是罕见的。主要发起人和最大投资人为南洋华侨黄奕柱。因系侨资为主，很快被批准获得钞票发行权。总经理为胡笔江，他为中南银行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南银行是侨资银行，为便于华侨汇款和进一步参加国际金融市场，胡笔江力主中南创立国外汇兑业务。中南香港分行、厦门分行成为侨汇枢纽。由于中南银行外汇业务经营时间长，国民政府历次统制外汇都指定该行为经营外汇银行。中南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到30年代初，存款总额跃居私营银行的第三、四位，它也有较多的工业放款和投

资。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是在大清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1917年起，经当时副总裁张嘉璈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日益商股化。

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修改了中国银行条例，改组中国银行。规定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总管理处也由北平迁至上海。张嘉璈即聘任总经理主持行务。

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增加了官股，但是中国银行的实际经营管理权仍

掌握在江浙资产阶级之手。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再次修改中国银行条例。条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至此，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了中国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机构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蒋介石为对红军围追堵截，需要大量军费。他认为四省农民银行太小，无济于事，便决定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策划，1935年6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在原四省农民银行基础上改组而成为的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了。资本总额仍为1000万元，总行仍设在汉口，1937年迁至南京。根据《条例》规定，该行办理农业放款，票据贴现，买卖证券，经营储蓄存款和汇兑，享有兑换券发行权、农业债券发行权和土地债券发

行权。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行业，银行一经出现便显示出勃勃生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深陷于欧战，中华民族工商业趁机获得迅速发展，极需银行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一向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国在华银行，由于失去本国经济力量的支援，不得不放松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压力，有些甚至转而向中国银钱业拆借款项。这一切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据统计，1915年～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1911年华资银行存款总计1亿元左右，1921年达5亿元。

经过早期银行家们的励精图治、艰难创业，近代中国自办银行仅以二、三十年的时间，便走完了西方银行家们200多年行走的路程。尤其是在1920、1930年代，一方面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为代表的政府银行体系得以形成；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私营银行（即由华商投资创办的私人资本银行，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华商银行或华资银行）努力应对政府监管，积极开拓市场，迎来了中国银行业、特别是私营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统一币制与国库、调剂全国金融，即开始筹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中央银行设有理事会、监事会、总裁，首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其后长期由财政部长兼任。根据条例和章程，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和发行国币、经募国内外公债等特权。虽然拥有多项特权，中央银行初期实力远不及中国银行，甚至比不上交通银行。1935年起，国民政府对中央银行增资，使其资本总额达一亿元，居当时国内各银行之冠，并颁布《中央银行法》巩固其地位。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地位的加强，中央银行资力得以迅速增加，至1936年，其资产增加约25倍，存款增加约48倍，纯利增加70倍，为国民党政权实施金融统制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业务也得到较大发展。北洋后期，中国银行2000万元资本总额中商股曾达到1971万元，交通银行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基本摆脱了政府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中国银行被改组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交通银行被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官股增加到20％。待到1935年第二次增资改组，中行官股达50％，交行更高达60％，另通过修改条例、增派官董、撤换主要负责人等手段，国民政府最终把中、交两行纳入政府银行体系。与此同时，中交两行加速了近代化建设，业务规模与日俱增，到1934年底，中行资产总额达97565万元，其存款、放款、发行分别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各项合计数的50.5%、59.2%和50.7%，占全国银行业的15.3%、23.3%和34.6%，成为全国资历最雄厚、业务最发达的华资银行。同样，交通银行的存款、放款等各项业务均增长数倍。

1933年4月，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下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被改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正式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额定资本1000万元，分别来自财政部拨款和各省市政府的认股，但该行实际受国民党军方的控制，主要业务为发行纸币、垫付军政费，存款、汇款中80％是军费、军饷。另办理农村救济贷款，1933年为30万元，1937年便达1859万元。

以上中中交农政府银行体系的确立和对全国金融统制的实施，一方面是国民党政权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抑止在华外国经济与金融势力，稳定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促进货币制度、银行制度的改革和现代化。

私营银行的经营理念与实践

推动近代中国银行业繁荣的核心力量，是那些吸收了近代银行经营理念、制度、经验，勇于打破成规、大胆创新的华商银行。

“服务社会”是当时华商银行的普遍信条。许多银行家在服务社会的理念之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灵活方便的经营方式开展业务：如信成银行曾首创“一元开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采用“零存整取”，客户每月存入一元，十五年后可支取本息504.66元；大陆银行推行“特种定期存款”，客户一次存入171.51元，十五年后可得本息1000元；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开办存取两便储金、整存零取储金、存本付息储金，并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的主张，力主银行建筑要平民化，以消除普通存户自惭之心理。这些因时因地开拓业务的理念和进取精神，成为银行经营的宝贵财富。

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则是私营银行业的重要经营理念。如陈光甫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方针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该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总额，在抗战前最高曾达14 000余万元，户数达2000多个，对工业放款的比重一直占全部放款的1/3左右。又如，周作民在创办金城银行时提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始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金城银行在1927年对棉纺织、化学、煤炭、面粉等工业放款与铁路放款，合计占放款总额的40.19%，1937年该比例增至42.2%。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时即强调“以发展工商为原则”，其上海分行的工业放款，1928年占全部放款比重为36.8%，1936年上升到61.8%。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兴业银行先后为600余家民族工商企业提供过贷款，并解救了20余家濒危企业。中国第一位实业大王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一度因缺乏营运资金而一筹莫展，幸得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而摆脱困境，从此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每逢张謇告急求援，浙江兴业银行都给予及时的帮助。著名的民族企业家“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厂，1935年受日货冲击濒临倒闭，刘鸿生希望能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商请宋子文给予贷款支持，却被其挖苦股票已连草纸都不如，最后也因得到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才挽救了危机。此后，刘鸿生不止一次地感慨：浙江兴业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在“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号召下，银行不仅为民族工业提供资金融通，还在经营方向与方式上进行调整，以期对民族工业有所促进，如举办小额工业贷款，用信用放款办法扶植小工业发展；举办国货工厂定期聚会，促进经验交流；组建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在各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等。金城银行还曾参预研究改良植棉事业，组建华北农业研究改进社，向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棉农发放优良棉种，指导种植，提供多开创了商业银行经营农业贷款的先例。

华商银行业曾组成银团，以庞大的资金支持国家重大经济建设。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联合投资兴建浙赣铁路，贷款数占全路总工程费用的60%。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中国银行等还另组银团，投资兴建钱塘江大桥。这两项工程在支持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三行”等银行还是最早一批经营外汇业务的华商银行。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在外汇经营方面一直存在激烈竞争。外商银行当然不甘其世袭领地被步步蚕食。1932年，英商麦加利银行公然发难，宣布拒绝接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之签订的外汇合同，企图凭借资金优势限制华商银行经营外汇。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其他华商银行支持下，也拒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动。最终两家银行恢复交换合同，华商银行外汇业务得以继续开展，进一步打破了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外商银行包办的局面。

银行家的合作与互动

伴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成长，一批著名银行家迅速崛起于金融界，如中国银行的宋汉章与张嘉璈、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与胡孟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与徐新

六、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盐业银行的吴鼎昌、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大陆银行的谈荔孙、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王志莘，以及徐寄庼、陈朵如、孙瑞璜、杨粲三等。

由于熟知近代银行经营知识，遵奉银行运行基本原则，制定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讲求办事效率，注重服务质量，重视银行营业设施的近代化，这些银行家大都在金融领域中成就显著，并因此获得种种赞誉。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曾被称为金融界的“四大名旦”。此外，张嘉璈与宋汉章为维护银行信誉，拒不遵行北洋政府“停兑令”而享誉社会；陈光甫因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个“第一”和“之最”，还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朝野颇具人望；周作民则因在历届政府中都能够逢源立足，善借机缘，被人称为金融界的“不倒翁”；徐寄庼在抗日战争时期身处沦陷区，面对日伪多次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洁身自好，被后人赞誉为“金融界之莲花”。

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日本的经历，或专攻货币、银行学，或精通财政、经济学，徐新六更是当时少有的兼攻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人才。由于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相仿，这些银行家往来密切，联系广泛，形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力，甚至参与政事，对不少重大问题发表过主见。

在银行业内部，由这批新式银行家领导的银行往往在业务上相互扶持，互通有无，合力对外。如“南三行”虽然是独立经营，没有设立联营或集团式的统一组织机构，但业务上相互支持，互兼董监，实际上收到了联营互助的效益。

“

1918年，上海银行业头面人物发起成立银行公会，1931年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到1936年7月，会员由最初的12家发展为43家。银行公会的负责人都是银行业的核心人物，会长一职则长期由宋汉章、陈光甫、盛炳纪、李铭等交替担任。在他们的倡导和主持下，银行业加强了自身的联合，建立和健全了各项金融措施。如在银行公会成立初期便设立了上海公栈，以利货物流通；又设立公共准备金，12家银行共集现银30万两，由中国银行特设金库保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凡会员银行因市面发生意外风潮而需维持并藉资周转时，都可以相当抵押品向公会抵押借用；主办《银行周报》，沟通信息，宣传新式银行知识等。1932年2月，还发起设立了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通过集中各会员银行缴存的资产，解决各行资金调配问题，起到了调剂虚盈、实现同业互助、应付紧急状况的作用；1933年1月，又在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之下成立中国第一个正规化的票据交换所，对转变传统的资金清算方式、加速资金周转具有积极意义。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上海银行家们在近代化经营活动和银行制度建设方面，都迈出了新的步伐。

纵观1920、1930年代的中国银行业，繁荣时期银行数量曾达到100多家。据统计，1928年～1936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8家，且各大银行的资本额与业务量都获得显著增长。以当时全国25家主要私营银行为例，1927年存款总额为48731万元，1936年增加到136370万元，增长了1.8倍；1927年放款总额为45963万元，1936年增加到109999万元，增长了1.4倍，这种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期间，虽然也有为一时之目的如投机公债、房地产、金银外汇等而设立的银行，但更多的华商银行则为振兴民族工商业、促进近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银行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前十年的继续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一方面，自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爱国运动，打击了外国在华银行的扩张势力与霸权地位，外商银行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经理巨额外债、吸收国人存款、发行银行兑换券等特权性业务被削弱，为华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以银行家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财政支持，因此银行业也凭借承销公债、买卖证券等业务获得巨额利润。此外，钱庄的逐渐衰落、沿海地区资金的集中、随着经济发展各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增长等，这些客观上都为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简史 篇5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列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逐步加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多少仁人志士为寻求革命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中国大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得到有机结合，中国工人阶级逐步成长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成长壮大及其斗争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志的精心组织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相继在上海、北京、长沙、广州等地成立了地方共产党组织，并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7个地方的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决议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历史时期的重要会议和重要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7、—1949、10、1、）

1、北伐战争时期(1921、7、—1927、8、1、)北伐战争时期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会议和主要工作是：

（1）、1922年7月，召开了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

（2）、组织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广州、香港大罢工等工人和农民运动。

（3）、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a、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b、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c、与国民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d、讨伐北洋军阀（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大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加之党内陈独秀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大革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它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中的政治威望，为日后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土地革命时期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

八、一”南昌起义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看到与国民党合作无望，于是于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

（2）、“

八、七”会议

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3）、秋收起义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到井冈山，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4）、五次反围剿

1930年12月—1933年9月，蒋介石为彻底消灭共产党，五次调集兵力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5）、红军长征（1934、10、—1936、10、）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付出巨大伤亡后，被迫于1934年10月由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途中经历了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历程。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6）、遵义会议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政治局常委，后又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处理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关系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越过大草地，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会师的胜利。

（7）、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实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不抵抗主义，激起民愤。张学良、杨虎诚苦谏无望，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3、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1）

七、七芦沟桥事变

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北全境沦陷，3000万同胞惨遭日军蹂躏，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县芦沟桥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2）、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在平型关与日军的战斗，歼敌1000余人，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战，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抗日的民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3）、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全城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30余万人被杀害。

（4）、台儿庄大捷

1938年3月—4月，国民党军队与日寇在台儿庄的战争，歼灭日军1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5）、百团大战（1940、8、20、—12、5、）

八路军对日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参战部队达105个团约20余万人。百团大战历经108天，进行大小战役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00多人，俘虏大批日伪军，破坏铁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

（6）、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美国设于太平洋珍珠港海军所在地，同时轰炸英、美军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与美、英配合，牵制敌人，使日寇遭到狠狠打击。

（7）、整风运动

1942年2月，针对遵义会议后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为纯洁党风，开展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打破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普遍提高了全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

（8）、党的七大

党的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9）、抗日战争的胜利

自抗日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肆意烧杀抢劫，中国人民惨遭蹂躏，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用毛主席论持久战等重要战略思想，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至1945年8月15日，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八年的抗日战争。

4、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10、）（1）、和谈时期（1945、8、——1946、6、）

a、重庆谈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妄图利用和谈假像争取时间做好军事部署，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1945年8月28日，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最后两党于10月10日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签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争取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对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孤立蒋介石起了重大作用。

b、停战协议：1946年1月10日，公布国共两党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双方规定停战令的同时，又秘密下达“尽速抢占战略要点”的作战令。

（2）、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以30万大军围攻中共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3）、刘胡兰英勇就义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阎锡山用锄刀杀害，年仅15岁，毛泽东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4）、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27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越过黄泛区，渡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开辟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5）、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1948年5月25日，在攻打热河隆化城时，敌人碉堡挡住解放军部队的进攻之路，董存瑞挺身而出承担炸毁桥头堡的任务，他机智地到达暗堡下面，发现无放炸药包处，于是手擎炸药包，舍身炸碉堡，年仅19岁。（6）、三大战役

a、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在林彪、罗荣恒指挥下，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此战役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

b、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整个战役由邓小平、陈毅指挥，此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

c、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在林彪、罗荣恒、聂荣臻指挥下，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发动平津战役，此战役历时64天，歼敌52万余人。

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

（7）、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6月2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举行渡江战役，强渡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结束国民党22年的统治，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相继解放。

解放战争共歼敌744.5万余人。

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中国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28年的斗争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旧制度，建立新政权。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叫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0、——1956、8、）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从而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清匪反霸：人民解放军继续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匪帮，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3）、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民经济。（4）、土改运动（1950年6月—1952年底）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法规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通过土改，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使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得到彻底消灭。（5）、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29日）1950年6月，美国武装介入朝鲜内战，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为保家卫国，中共中央作出战略决策，由总司令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历时3年1个月，朝中部队共毙伤俘敌军1093839名，击伤击落和缴获敌机12224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坦克3064辆，击沉击伤敌舰船257艘，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轮流参战130万人，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载入史册。

（6）、镇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残留着大批政治土匪和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颠覆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为了打击反革命，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此，全国范围内的镇反运动开始。镇反运动至51年10月的一年时间内，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余人，在大陆上彻底摧毁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全局面，有力地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7）、“三反”、“五反”运动（51年12月—52年6月）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后又向违法的资本家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三反”、“五反”中，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因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现200万）元左右被枪毙。

“三反”运动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两个运动增强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8）、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 一化：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化三改造期间，出现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等运动。

在社会主义过渡（改造）时期，人民军队继续清匪反霸，农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城市进行“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知识分子等实行改造，使社会主义改造初见成效，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使中国顺利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9月—1966年4月）（1）、党的八大：党的八大于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大是在新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

和社会转型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党代会。它提出解决了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八大精神并未得到贯彻执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左”的错误，如反右斗争扩大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等，由于忽视了客观规律，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

（2）、大跃进：1958年——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出现了虚报浮夸风，为了超英赶美，砸锅炼铁，大炼钢铁，粮食亩产报到130435斤/亩，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3）、人民公社：搞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大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等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

（4）、庐山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后被毛泽东确定为右倾错误进行批判，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

（5）、中、苏两党关系破裂：1960年6月至7月，中、苏两党因政治观点分歧，导致关系破裂。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60年至62年为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6）、“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针对58年以来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了八届九次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58年“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

（7）、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就1958年以来党在工作上的失误，承认了错误，这次大会纠正了左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3年至65年，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工农业生产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又进行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调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迅猛发展。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2、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极端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因而导致了一场严重混淆敌我的政治大**。

3、文化大革命所做工作（1）、中心工作：抓阶级斗争。

（2）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迫害一大批领导干部，刘少奇、贺龙、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受迫害，其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同志被迫害致死。

（3）、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由此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天下大乱，组织机构被冲垮、政府机构被解散、司法机关被砸烂、科学文化被扰乱、国民经济被阻滞。学生不读书，搞全国大串联、工人不做工，停工闹革命，由此造成物质严重匮乏（一切物品皆用票证供应。），经济停滞不前。

4、粉碎林彪反党集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阴谋败露后，带老婆、儿子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随后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清查。

5、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败露，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

6、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导致国家一片混乱的十年内乱、十年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学生不读书，全力抓阶级斗争，导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停滞不前，物质供不应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构遭到严重削弱；民主与法制遭到粗暴践踏；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社会思想和社会风气遭受严重损害。

（四）、文革后徘徊时期（1976年10月—1978年11月）

1、进行国家组织的整顿，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2、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3、调整充实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

4、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扭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局面。

5、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为了真正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5月，在全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延安整风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推进了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为新的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的干部条件和群众基础。

（五）、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12月— 今）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2）、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3）、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4）、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5）、对“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进行认真清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表明了自1976年10月以来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2、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1）、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不断发展，逐步解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2）、综合国力得到日益增强

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国民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日益增强，香港、澳门的胜利回归；加入世贸组织、申奥的成功并成功举办，充分体现我国正日益富强，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

（3）、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日益提高

经过农村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已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现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4）、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科技体制改革，使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工业科技的发展，使我国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科技的发展，使我国人民基本消灭了贫困、解决了温饱、达到了小康；国防科技的发展，使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高。神

五、神

六、载人航天飞船的成功飞行，标志着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3、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12日—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邓小平同志理论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4、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11月1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党的建设得到不断加深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不断发展。

中国商业银行简史 篇6

20世纪30年代，统治旧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包括省、市、县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迁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即银行不划分专业系统，各个银行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既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央银行。从1979年初开始，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相继恢复了主管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了主管外贸信贷和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从财政部中分设出了主管长期投资和贷款业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1年底又成立了负责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及其他资金转贷给国内企业的中国投资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文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驶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接办中国人民银行原有的信贷和储蓄等商业银行业务。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为骨干所组成的银行体系。

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发展。在交通银行重组成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全国性综合银行后，相继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13家股份制银行。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3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外，数量更庞大的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经过30年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基本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十多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一百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更多的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所构成的现代银行业体系。

中国通信发展简史 篇7

8月28日, 由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中心筹办的“中国可见光通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暨可见光通信技术及产业发展论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此次活动以“绿色通信融合发展”为主题, 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中美日可见光通信领域资深专家、通信领域专家、投融资领域精英以及LED界企业代表近300名汇聚一堂, 共享LED数字化时代的新思维与新模式, 共议可见光通信技术发展的新方向与新趋势, 共谋可见光通信产业的融合发展之路。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可见光通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推进可见光通信的产业化进程。此外, 中国产学研投融资联盟与粤科金融集团签署了可见光通信发展基金协议、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签署授信协议, 有望解决可见光通信产业化运营中的资金难题。

吹响产业发展冲锋号, 政产学研合力共赢

会上, 广东省科技厅黄宁生厅长发表致辞, 他指出:“可见光通信作为面向LED照明、通信、物联网等多领域交叉融合的高新技术, 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今年6月, 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 提出要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抢占高新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制高点, ‘可见光通信技术及标准光组件’作为首批启动的8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近日,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总体实施方案》已经广东省科教领导小组审议原则通过, 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接下来, 广东省科技厅将大力支持中国可见光通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工作, 加快突破可见光通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推动可见光通信产业加快发展, 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中心眭世荣主任表示:“中国可见光通信产业发展的冲锋号已在广东吹响, 我们一定不辜负各界领导的期望和寄托, 做好相应的工作职责, 担负起桥梁作用, 衔接好技术团队与产业的对接, 尽快实现可见光通信技术在广东产业化, 助力中国可见光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

集聚多方资源, 实现跨界融合

会上,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陈小娅, 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常委、科研部部长朱智强分别作了重要发言。陈小娅副会长提出, 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 建立统筹结合技术创新和发展需求的可见光通信产业联盟, 确实推动可见光通信的规模化集约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的目标。朱智强部长指出, 可见光通信是产值可达万亿元的新兴产业, 希望科研院校能够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方合作, 实现可见光通信产业化, 走技术与产业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道路, 提升中国可见光通信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王建华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中国可见光通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批复和理事长任命。他表示, 根据科技部等六部门关于推动产业战略联盟的指导意见, 经研究决定同意成立中国可见光通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并经多次会议决议, 采用双理事长制, 任命信息工程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邬江兴院士以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产学研投融资联盟执行会长惠小兵为理事长。随后, 作为新任理事长, 邬江兴院士、惠小兵理事长先后发表讲话, 两位新任理事长表示希望带领可见光通信产业技术联盟, 充分集聚科研院校、生产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 实现跨区域跨部委跨行业的跨界融合模式, 共同推动可见光通信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美日资深专家, 论道技术发展方向

在下午举行的“中国可见光通信技术及产业发展论坛”上,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Thomas Little,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Haruyama Shinichiro分别解读了美、日可见光通信技术发展及应用现状。作为最早进行可见光通信研究国家之一, 目前日本在可见光通信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Haruyama Shinichiro教授表示:“可见光通信技术在日本的运用主要包括室内定位系统, 重点是协助视觉障碍人群的室内导航、进行超市人流统计以及精确位置测量等, 通过可见光图像传感器实现定位, 精度可达到1毫米。”

Thomas Little表示, 美国也积极开展可见光通信领域的研究。目前, 已成功研发出四色多通道可见光传输系统及室内可见光定位系统, 且即将应用于沃尔玛超市。同时, 他指出, 当前可见光通信技术发展上还存在诸如LED产品传输速率有限、集成化微型化、摄像头并非接收器、可见光会伤害眼睛、单应用与双应用等问题需要解决。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宋健教授结合研究的课题成果, 详细讲解了“可见光通信与电力线通信融合技术”, 他表示, 可见光通信技术与电力线通信的深度融合为可见光推广应用提供了更高效便捷的手段。但可见光通信的产业化迫切需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中科院无线光电通信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光通信与网络研究中心主任徐正元则向与会嘉宾阐述了“照明约束下的可见光通信技术”。在他看来, 较完整的LED照明产业链为可见光通信奠定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并为照明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短期内可应用于定位与低速通信领域, 未来市场将主要是基于位置的大容量服务方面。不过, 他同样表示, 可见光通信也面临着技术点多、涉及面广, 可参考方案少, 需要形成完备的“生态系统”, 探索可行化的商业模式还尚有一段路要走。

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陈明教授重点介绍了“移动通信与可见光通信的融合”, 他指出, “可见光通信可以作为移动通信系统的一种重要补充接入手段, 可缓解无线频谱的紧张, 减少对人体的电磁损害, 尤其在一些电磁受限环境下, 可极大弥补电磁覆盖的不足。但是, 可见光通信要真正在移动通信系统中得到应用, 尚需解决如数据线与电力线的融合、反向链路干扰消除、多用户接入、接入点切换等问题。”

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州立大学博士后邓鹏则详细解读了“可见光通信、光定位与智能照明的技术融合及应用”。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杨涛则以“LED光联网”为话题, 介绍了可见光通信技术的应用及发展难点, 他指出, 宽带接入是可见光通信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 而低速短距通信和定位是可见光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切入点。

随后,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胡薇薇教授, 中科院半导体所段靖远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元秀华教授,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田辉教授, 暨南大学理工学光电工程系陈长缨教授, 中山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刘立林副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姚日晖副教授等人在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中心眭世荣主任的主持下就“面向产业化的可见光通信关键技术与瓶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要大力推动可见光通信的产业化, 解决可见光通信技术发展瓶颈, 需跨区域跨行业展开深度融合, 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 完善可见光通信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运营化机制。

众行业跨界深度对话, 明晰产金融合之路

可见光通信具有高速的数据通信、安全性高、频率资源丰富等特点, 在照明与通信、视觉信号与数据传输、显示与数据通信、室内定位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此次会议上, 深圳光启智能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刘京京博士、华策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CTO郭成就分别从智能与跨界角度, 探讨可见光通信技术所带来的革新。

刘京京博士重点阐述了“智能光子时代”。据他预测, 低速和中速可见光通信产品会逐渐成熟并迅速占领市场, 而高速可见光通信需要在技术和成本都有较大突破的情况下, 才会被市场接受。尤其是在双向通信的情况下, 下行信号采用可见光通信, 上行信号可采用红外、射频等其他技术来实现。华策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CTO郭成则指出, 可见光通信技术将带来可穿戴设备、显示屏对手机发送广告、移动支付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中国通信发展简史 篇8

【关键词】《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翻译活动 重要性

一、主要内容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是一部系统介绍我国自夏商至“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著作，共包括五个章节。

第一章：从夏商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我国原始社会的翻译活动已无文献可考，夏商两代现存史料也极少。周朝时，异族杂居，语言不通，译者应运而生。秦汉时，设置专门的机构从事礼仪及对外活动。在《史记.匈奴传》和《东观汉记》中记载有当时匈奴的民歌，极其珍贵。

第二章：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对从佛教的创立及至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进行概述，然后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全盛时期（唐代），基本结束时期（北宋）。作者围绕着四个时期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翻译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等进行充分论述。第二部分中，作者介绍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北宋的外事活动及翻译情况，医学历数等书籍及其他宗教如景教和摩尼教经典的翻译活动。第三部分介绍了主要少数民族如西藏、辽、金、西夏及高昌回鹘的文字创立史以及翻译活动。

第三章：元代的翻译活动。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蒙古族文字的创制历史、元代的翻译机构和配备人数、译员的培养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元朝对皇帝诏书及官方文书的翻译、汉文典籍的翻译、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和国史的翻译;第三部分对蒙古文与其他文字之间的互译，以及汉文与蒙文以外其他文字的互译情况进行梳理。

第四章：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明代初中期历书，史书，外事翻译活动以及外事机构四夷馆;同时期回、蒙、傣、彝各族宗教典籍的翻译情况;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代表人物，如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南怀仁等和他们的主要译作，包括涉及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等九个种类。这些译作对促进明末清初的社会发展和增长各个阶层的视野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介绍了清初、中期满、汉、蒙、藏各族文字的互译及外事机构和翻译活动。

第五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翻译的代表人物林则徐的重要影响，其次介绍了当时的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及其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前后的西学翻译和代表人物和翻译机构，如李善兰、华蘅芳、马建忠、严复、梁启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然后介绍了同时期我国一些译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包括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代表人物有林纾，杨念慈等，作者着重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最后作者对鸦片战争后的译名统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的翻译活动与政治背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译者出于爱国情怀，对译作进行选择，并试图寻求一种强国，救国的方法。

二、整体特点

1.资料翔实，真实可信。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虽然资料丰富但是分散零落，收集极其困难。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史料，不仅贯穿古今，而且来源多样。其中有的资料来自史书，如《史记》、《新唐书》、《宋史》、《辽史》、《清史稿》等等;有的来自名家名作，如梁启超、任继愈、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

2.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正因为作者积累了大量资料，涵盖了古今中外各时期，并非作者一家之言，所以在论证具体问题时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如207页在介绍蒙语公文汉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作者列举分析了大量语料，令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晰地了解。

3.列举细致，全面详尽。作者对每一时期翻译的代表人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列举，而且在介绍非常重要的译经僧，如道安和鸠摩罗什时，作者将二人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了他们各自翻译的优缺点，言之有理，公平客观。作者引用的资料中还包括许多统计数据，例如作者对各时期佛经翻译的种类和数量都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罗列。

4.描述生动，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于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介绍，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从介绍他在印度的伟大事迹到译经时勤恳认真的态度：“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以及玄奘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都十分详细，读后令人动容，心生敬佩。

三、不足之处

因为资料的庞杂，工作量的繁复，本书中也存在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245页，介绍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翻译《朝觐途记》以及他对马德新的评价，最后对马安礼进行简要介绍。此处对马安礼的简介有点突兀和多余，可以把这部分提前至他对马德新的评价之前，使文字更加流畅，逻辑更加清晰。238页，作者对《烟土披里纯》的原文意译与梁启超的译文比较进行转抄，但是两个译本的顺序有差别，并且内容有很大的出入，那么作者在这里进行引用的目的又是什么？

四、结语

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详细梳理了从中国古代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翻译历史，不仅包括具体的翻译事件，还涉及到历代翻译机构、作品、理论及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对研究中国的翻译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