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

和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

和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1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男，汉族，*年*月*日生,户籍地及现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码******。

乙方：***，男，汉族，*年*月*月生,户籍地及现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码******。

简要案情：

*年*月*日*时左右，在*地因琐事甲方与乙方发生争执和厮打，乙方将甲方打伤，经法医鉴定甲方身上伤已构成轻伤。

因双方当事人请求和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安

机关认真听取了甲、乙双方的意见，对双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证明和解系双方自愿并合法，公安机关依法主持了和解。

甲、乙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经充分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乙方深感歉意，向甲方赔礼道歉，请求甲方予以谅解。

二、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一次性赔偿甲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大写***元整。

三、乙方向甲方切实履行本协议一次性支付上述全部赔偿费用以后，甲方不再追究乙方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甲方希望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对乙方从宽处理。

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盖章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主持调解公安机关一份，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持调解公安机关

年 月 日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

乙方：张xx。代理人：

年 月 日，吴仲才因交通事故死亡，乙方被永定区公安局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现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和解协议

由于乙方的过错行为，已经给甲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和财产损失，对此，乙方深有悔意。同时，甲方在咨询律师，充分了解法律规定及赔偿金额后，自愿就本案的赔偿相关事宜与乙方协商，订立如下协议：

1、乙方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并致以诚恳的道歉，请求甲方予以宽恕。

2、乙方一次性包干赔偿甲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全部财产损失合计人民

币万元。

3、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当日付清上述赔偿款项。乙方付清上述赔偿款项后，双方因本案纠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止，甲方自愿放弃追究乙方其他民事责任的要求，不再要求乙方给予任何赔偿。

4、甲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乙方的交通肇事行为给予谅解，并同意并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作调解处理，不再请求检察机关追究乙方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呈交永定区检察院一份存档一份。

甲方： 乙方：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

住址：xxx

乙方：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

现关押于xxx

乙方代理人：x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住址：xxx

见证人：xxxxxxxxx律师事务所 律师 xxx，执业证号：xxxx，地址：xx

纠纷事实与主要责任：

2016年3月2日，乙方与甲方发生争执并在争执过程中造成甲方受伤。2016年3月3日，乙方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深xxxxxx公安局刑事拘留。

由于乙方的过错行为，给甲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对此，乙方深有悔意。现双方就本案的赔偿等相关事宜，经过诚恳、友好的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和解协议：

1、乙方对自己的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请求甲方予以宽恕。

2、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各项赔偿金人民币xxxxx万元。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号之赔偿项目等所有一切与双方伤害有

关的诸如今后的后遗症、并发症等全部损害赔偿费用。即此赔偿数额为现在或将来、直接或间接与该次伤害纠纷有关的索赔的最终和全部赔偿数额。

和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2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协议,性质,效力

刑事和解是刑事诉讼法重要的制度内容。传统刑事诉讼中, 刑事和解一般局限于自诉案件范围, 而随着恢复性司法的发展, 和解逐步进入公诉案件的领域之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两种刑事和解均进行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06条规定, “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 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第277条到第279条则对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进行了规范。在这两种刑事和解的类型中, 和解协议均是其中至为重要的关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可以认为, 刑事和解的整个程序架构几乎就是围绕着和解协议而展开的。和解协议的主体、刑事和解的性质、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等构成了刑事和解程序的核心问题。然而, 对于上述核心问题, 现有立法中除了对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有所规定外, 对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等问题则语焉不详。即使是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 同样也没有详细的规定。对这两个问题加以分析就具有了一定理论价值。考虑到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建立在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上, 此处首先对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加以论述, 然后再讨论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一直有着诸多争论。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将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归结为“非典型的公法契约”。认为刑事和解过程是公权力处理的私权利化, 属刑事犯罪民事侵权化的意识流, 但从本质上说刑事和解仍属公法之列, 刑事和解协议是处在公法视野下的契约。刑事和解协议的结果影响被告人的刑罚, 这涉及了传统契约不得约定的“人身关系”内容。但在辩诉交易制度下, 辩方律师和公诉机关也是以刑罚作为协议约定内容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具有同质性, 因此, 在“辩诉交易”的契约性质已经被学者们认同的情况下承认刑事和解协议的契约性质已不再是一种障碍。事实上, 刑事和解协议的“契约”性质也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 (1) 二是将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归结为民事合同。认为“刑事和解协议本质上为民事契约而非公法契约, 对其透视应突破程序法与实体法、公法与私法之壁垒。”“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办案机关对协议的审查程序可以视为该类合同的特殊生效要件。合同相对性原理决定了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能对办案机关产生实质上的约束力”。 (2) 三是认为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具有两重性。“刑事和解协议首先是一种刑事契约, 以刑事责任的归属为标的。同时, 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 通过契约形式使侵权行为责任转化为一种契约责任, 并以经济赔偿为其主要内容。” (3) 综合上述三种代表性观点, 可以看出, 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似乎游离于公法和司法之间而模糊不定。

笔者认为, 对于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 应综合加以分析。首先, 刑事和解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契约。上述观点对此均是予以承认的。然而, 刑事和解的主体究竟包括哪些?如果刑事和解的主体主要是加害人和被害人, 那么这种和解协议就具有较为明显的私法性。反之, 如果刑事和解协议对公权力主体同样产生了约束, 那么这一协议就具有一定的公法属性。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 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 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从前一条文来看, 公安、检察和法院等公权力机关无疑是刑事和解的重要参与者, 但从后一条文来看, 刑事和解协议似乎对公检法机关并不具有明确的约束力。公安、检察机关以及法院是“可以”如何行为而不是“应当”如何行为。这就使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处于公法和私法的中间地带。而从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关于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来看, 大体也可证明这一点。最高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规定, “双方当事人可以就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事项进行和解, 并且可以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是否要求或者同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进行协商, 但不得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等依法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职权范围的事宜进行协商。”第516条规定, “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签字, 可以写明和解协议书系在人民检察院主持下制作。检察人员不在当事人和解协议书上签字, 也不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与此类似, 最高法院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501条规定, “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签名, 但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但是, 同样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其中第505条则规定, “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 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 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这里的用语和表述, 实际已经将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部分约束至法院审判行为之上, 刑事和解协议不仅对当事人产生影响, 而且也对法院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

根据上文的分析, 大体可以认为上述关于刑事和解协议性质的观点中, “双重属性说”更切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实际情况。刑事和解协议既具有私法属性,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法属性。将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完全归属于公法契约的观点, 忽视了刑事和解协议订立过程中加害人和被害人的主体地位, 公安司法机关虽然参加到刑事和解的程序之中, 但主要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而加害人和被害人协商内容不能涉及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 也说明刑事和解协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经济赔偿以及精神抚慰等私法问题。另外, 这一观点将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相提并论, 也有着一定的不足。事实上, 辩诉交易发生在公诉人和被告人之间, 公诉人作为公权力的代表者参与到辩诉交易过程中, 本身就赋予了辩诉交易典型的公法属性。然而, 刑事和解中, 公检法等公权力机关作用的实际远远不能和辩诉交易中的作用相提并论。而将刑事和解的性质归属于民事合同的观点, 则忽略了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权力机关所具有的约束力。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刑事和解协议似乎对公安司法机关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 但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之所以寻求刑事和解的目的, 就不难发现, 通过刑事和解而达到刑罚减免正是加害人热心于和解的动机所在。而假若刑事和解不能带来刑罚上的变化, 加害人一般也不会主动地进行刑事和解。这种事实上的动机驱动必然对公安司法机关的行为产生影响, 使其不得不重视刑事和解对自身刑事诉讼法律行为的约束。这也是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要适度承认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原因所在。于是, 综合这两个方面, 可以认为, 采用双重属性说来界定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是比较合适的。

一旦理清了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 那么其法律效力也可自然而然地加以分析。具体来说, 刑事和解协议的约束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事法律效力。刑事和解协议中对赔偿、补偿、赔礼道歉等的约定, 不需要经过司法实质裁决, 而只需形式上的确认即可。从理论上讲, 如一方反悔, 另一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只不过, 在实践中, 从顺利解决纠纷的角度出发, 一般会要求刑事和解协议要即时履行。最高法院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 被告人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 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二是刑事法律效力。即刑事和解协议达成以后, 其对司法机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原则上, 加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应当交由司法机关裁决。刑事和解协议中即使双方达成了对加害人行为刑事责任的处理意见, 也并不具有对司法机关法律上的约束力。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个, 刑事责任的追究是国家的司法公权力, 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处置。 (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安司法机关就不需要考虑刑事和解协议已经达成的事实。公安司法机关仍需要考虑当事人订立刑事和解协议的事实, 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加以综合衡量确定。

注释

1张希平, 付爱敏, 于海锋, 王静然, 舒志青, 王抗.刑事和解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1.09.

2于锐.民法视阈中的刑事和解协议[J].理论与改革, 2012, 06:142-144.

3向朝阳, 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J].中国法学, 2003, 06:112-123.

我家的“无条件和解协议” 篇3

“据调查，大多数夫妻平均每年吵架不少于135次……”一大早，微信朋友圈有人分享了这样一条链接。对这个统计数据我深信不疑，至少，我和老公周恒一年就不止吵135次。

我和周恒结婚4年，儿子天天2岁10个月。自打结婚，我俩就一直小吵不断，为房子如何装修，为儿子应该待在我们身边还是送回老家让婆婆带，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

这不，周末的早上我俩又怄上了，导火索同样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家里洗手池的水龙头出水太小。让我生气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水龙头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出了问题，我至少跟周恒提过三次，他都一直当没听见。

吃罢早餐，我看窗外阳光明媚，就清理出一堆床单、被套想清洗。按我的习惯，衣服扔进洗衣机之前要先放在盆里搓一搓。但一盆水接了半天也没接满，我忍不住冲周恒嚷嚷：“这个家里还有男人吗？水龙头坏了个把月都没人修，是不是逼我去做女汉子学修理啊？”

周恒还坐在餐桌旁，毫不示弱地反击：“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一大早没事找事是吧？出水小点不是正好节约用水吗？”

“谁找事了？好好好，节约用水，那你来洗呀……”

周恒立即钻进书房关上了房门。跟过去一样，争吵的结束便意味着冷战的开始。

婚前，比我大4岁、硕士毕业的周恒脾气好得不得了，处处让着我，时时呵护着我。不料一结婚，我就失望地发现，他“好好先生”的形象全是伪装，金牛座的他，脾气大，清高，还小心眼儿。

我俩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我们婚后的第二个月，同样是因为家务事，吵完后，周恒竟整整一天没理我。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小样，看你能撑多久！直到当天晚上，他撇下我独自跑到书房睡小床的时候，我才傻了眼。但以我的倔强，是决不会主动跟他求和的。

婚后短短一个多月就“被分居”，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半个多小时后假装起来喝水，想看看周恒什么情况。没想到，他房门紧闭，已发出隐隐约约的鼾声。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冷战让我备受煎熬，他却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睡睡，太没天理了！

“你难道不明白，有时候退一步其实就是胜利吗？婚姻中的小天使，就是退一步的那个人。”我在一本两性书籍上看到这样的话，“小天使”这个称呼吸引了我，既然如此，那我就做一次这个“小天使”吧！

第二天，我什么也没说，在周恒起床后主动为他调了一杯蜂蜜水。他心领神会，跑上来拉住我的手向我道谢，我们和好如初。

万没想到，这件事却为我们日后的相处定下了主基调——一旦发生争吵，冷战功力超强的周恒都会等着我主动示好、求和。

冷战中两败俱伤

知道周恒又在等我先低头，这一次我下定了决心要打破“常规”。“小天使”固然可爱，但也应该礼尚往来轮流做啊，每次都让我低头求他，凭什么？！

冷战到第三天，我妈给我打来电话。平时我一般每个周末都会主动往家里打个电话问候父母，这次因为跟周恒冷战，居然忘了打，我妈不放心，便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我妈便意识到有情况。经不住她再三追问，我把跟周恒吵架、冷战的事说了出来，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我妈心疼得不行，对我好一番安慰后说：“我打电话骂他几句，男子汉应当能屈能伸，在媳妇面前低个头算啥，哪有老叫媳妇去哄他的道理！”

哪知，我妈介入后，非但没有中止我们的冷战局面，反而让周恒产生了逆反心理，间接地延长了冷战时间。当晚，我做好周恒爱吃的锅贴，发短信让他下班后早些回家，他过了好久才冷冷地回复：“先让你妈骂我一通，你再来哄我，有意思吗？我吃过饭了！”

给他台阶他还不下，和解成了我的一厢情愿，我没料到事态会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看来，冷战时间越长，参与的人越多，和好的难度就越大。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再考虑和解，决心坚持到底，每天早出晚归，一日三餐都在公司的食堂解决，下班后在办公室耗着。家里本来就只有早餐、晚餐才派上用场的厨房，如今完全没了用武之地。周恒的单位虽然没食堂，但他也不进厨房，早餐、午餐都在外面吃，晚餐基本都是方便面。

就这样过了一周。

周五晚上8点多，我回到家，刚打开防盗门便闻到一股浓烈的泡面味。周恒正在书房的电脑前专注地玩游戏，厮杀声震天。“伙食比我差多了！叫你冷战，天天泡面。”我不由得愤愤地想。

为了引起周恒的注意，我踩着脚上的高跟鞋在屋里走了一圈，故意制造出响亮的声音，但周恒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

“哼，不理就不理，谁稀罕！”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洗脸时，我气急败坏地自言自语。

把身体扔在宽大的双人床上，黑暗中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刚刚伪装的那么坚强。那天在公司，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我挨了顶头上司的吵，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我特别想找周恒说说，即便他不能安慰我，单单跟他倾诉一下，我也会觉得好一些。刚刚我进门时，周恒哪怕能正眼看我一下，我就会放下之前的所有不快与他和解，可他竟满不在乎地摆出一副要打持久战的姿态。

我忽然特别想念儿子，可我知道，这个时间，跟着婆婆在老家的他一定早就睡着了。

和他签个“无条件和解协议”

第二天是周六，我醒来时已9点多钟，打开手机微信，一眼看到表妹的留言：“姐，今天陪我去买东西好吗？”婚期在即的表妹，最近正忙着筹备婚礼，想让我做参谋，购置婚宴当日的礼服。抱着誓不主动低头的想法，我洗漱一番后拎包出了门。边往外走我边给表妹打电话。电话接通后，表妹央求：“姐，你来我这儿一趟吧！”

十多分钟后，我坐在了表妹家的客厅里。我一来，一向鬼点子多的表妹便拿出一式两份的“婚前协议”，要男友在我的见证下签字。“你们还签婚前协议？”我有些惊讶。和周恒结婚时，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签这个。

“当然啦！姐，现在的新式婚姻，都兴签这个。事先把预防针打好了，才能起到警示作用，杜绝男人婚后不良行为习惯的发生。总之，婚前协议是婚后和谐的保障……”表妹振振有词。我草草瞄了一眼，协议一共6条，内容无非是男人要大度、要包容，吵架之后要主动向老婆道歉，不能打冷战之类。看着那些明显偏向表妹的条款，我不禁暗自感慨自己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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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表妹逛了一天，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儿子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妈妈，明天奶奶带我回家。”儿子有些兴奋。我先是惊讶，继而惊喜。婆婆要带天天回来这样的大事，事先肯定通知过周恒，他却没告诉我，我心里对他的怨气又深了一层。

可怨归怨，因为婆婆带着天天回来了，在冷战了9天之后，我和周恒在未分胜负的情况下和解了。

但婆婆这次来，并不是要在我们家长住，而是建议我们送天天进幼儿园，因为周恒的弟媳怀孕了，她要去伺候二儿媳妇。

把儿子留在身边还是送回老家的问题，曾经让我和周恒吵翻了天，但如今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只是随着儿子的归来，我和周恒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小争小吵将更加频繁。假如每一次争吵后都像这一次一样冷战9天，那日子还怎么过？我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接下来的周末，我安排了一次郊游，一家四口去了郊区的海棠花园。感受着春花烂漫的美丽景致，盘踞在我心头多日的阴霾顿时消弭。在一棵大海棠树下铺开宽大的防潮垫，儿子坐了一会儿就去不远处的沙坑堆城堡了，婆婆也跟了过去，就剩下我和周恒。

或许是眼前明媚的春色让人忍不住想要直抒胸臆，我直接对周恒说：“每次吵完架，我都特别希望能迅速跟你和好，但碍于面子又不想先低头。”周恒也打开了话匣子，说冷战时他其实也很难受，虽然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内心有种我不再爱他的感觉，我不再给他做饭，任由他天天吃泡面……

或许有很多夫妻跟我们一样，并不是没有了爱，而是在争吵之后都不愿主动充当“婚姻里的小天使”。蓦然间，我想起了表妹和她未婚夫的那份婚前协议，不由计上心来：“老公，要不，咱签个协议吧。”

“协议？哪方面的？”周恒一脸讶异。

“关于家庭和睦的呀！”我说。

“行。既然是为了家庭和睦，我肯定签。”

当晚，我将一份白天已打好腹稿的《夫妻无条件和解协议》打印后递给周恒。协议一共三条：1.吵架后必须于当天无条件和解，绝不过夜，不可以闹分居；2.连续三次自觉遵守协议并主动和解的一方，将被评为“家庭和谐之星”；3.本着节约用水的环保原则，连续三次被动和解的一方将负责为家人手洗衣物一周，不可以用洗衣机。周恒一字一句地读完，呵呵一笑，爽快地签了字。

就在签完协议后的第11天，我们又吵架了——因为儿子的穿衣问题。当晚，儿子睡着后，周恒犹豫着又要进书房，我拦住了他，把那份协议举到了他面前。周恒一看，无奈地停下脚步，默然片刻后转身进了卧室。看着他的背影，我心中不禁暗自得意。

作为夫妻，吵架总是难免的，但很多时候，争吵后双方互不退让，并不是因为有多大矛盾，只是因为碍于面子，不愿放下架子，结果双方都备受煎熬，甚至因为都找不到台阶下而发展成为冷战、持久战，最终损耗感情，伤害婚姻。签一个“无条件和解协议”，是避免这一切不良后果的不错选择。

〔编辑：冯士军〕

实用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4

甲方：，男，身份证号码：

乙方：），男，身份证号码：

事件：2014年2月25日，在娄底市娄星区一克拉酒店附近电玩城内，（男，身份证号码：）因打电游与电玩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致使右膝盖受伤，导致二级轻伤。现经甲、乙双方充分洽商，一致同意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由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元）;

二、双方于2014年5月12日12时前一同前往娄底市娄星区检察院，乙方在检察院人员的见证下，向甲方交付一次性赔偿甲方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元）;

三、甲方承诺不再追究的一切刑事和民事责任，并向检察机关出具对刘光华从宽处理的书面请求。

四、本协议生效后，在乙方履行了就本协议所承担的义务的前提下，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乙方以及检察机关、法院提出任何其他要求;

五、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得反悔。

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由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捺印)：乙方：(签字捺印)

和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5

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

近年来，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作为解决一般轻微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日益受到各法律部门和理论界的重视，一般称为“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是一个三方结构，包括被害人、加害人和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就是刑事和解的过程。刑事和解不同于简单的“私了”，其间存在着公权力的参与和确认，然而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却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协商和谅解，和解协议即为此种协商和谅解的现实表现方式。

一、和解协议的效力

犯罪始终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对追究犯罪有着垄断性的权力。和解协议在确定加害人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被害方促使办案机关放弃对案件的刑事追究，显然与国家权力冲突。自诉案件中，和解协议的效力与实现不取决于国家的态度，而是建立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在公诉案件中，适用于轻微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国家一般会加以确认，因此也可以理解为被害人享有不完全的刑事处分权。而除此之外的案件，被害人既没有刑事处分权，也没有刑事处分的请求权。

宣齐惠律师认为，犯罪客体所代表的法益，谁的法益，法益的最终指向是个人还是社会、国家，决定了被害人能否向司法机关请求适用刑事和解。仅仅在犯罪直接侵害个人的法益，而与社会、国家的整体法益无涉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具有刑事实体处分权，但仍需要司法机关进行形式和实质上的审查才能决定与否;在犯罪侵害社会、国家的法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由于现实的被害人总是具体而有限的，无法完全代表被侵害的国家、社会，因而即便被害人谅解了加害人，其也不得请求适用刑事和解。

二、未经确认的和解协议能否获得法律救济

国家对于和解协议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的予以确认。和解协议是一种特殊的契约之债，其特殊之处就在于被害人处分了其自身无权处分的权力。这种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经过西安惠律师 免费咨询电话：***咨询QQ857786178邮箱***@126.com

权利人(国家)的追认，合同即自始有效。如果权利人(国家)不予以追认，则自始无效。在和解协议达成后，国家未能依据和解协议，按照双方当事人意愿终止刑事诉讼的情况下，和解协议当然成为自始无效的合同。合同无效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被害方应返还加害人依据和解协议支付的赔偿金。对于因此遭受的损失，因双方均有过错，应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

宣齐惠律师解法：依无效合同处理，由被害方返还加害人财产在感情上似乎不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实际上，刑事诉讼从来都是利益平衡的产物，既要兼顾被害人的利益，也要兼顾加害人的利益。实践中，加害人为了避免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免予刑事追诉，往往给被害人支付高额的赔偿金，通过明显高于被害人实际损失，也明显高于在诉讼中法庭所能支持的赔偿金额换取被害人的谅解，而被害人也常借机夸大自己的损失。显然，如果加害方不能实际获得其所期待的终止刑事诉讼的目的，那么其所付出的高于正常赔偿金额的部分，于其就是极其不公正的。和解协议归于无效，并不能免除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责任，加害人对于被害人的侵权之债依然存在，被害人有权依据侵权之债对加害人索要赔偿。

二、和解协议经国家确认后能否翻悔的问题

案例回放：

失主常某的一辆摩托车被邻居靳某盗走，后在一修理铺找回破烂不堪的被窃摩托。常某恼怒之下不停地催促警方破案。靳某因为害怕，主动找到常某承认盗窃，并托人说情，后二人达成一份协议：靳某向常某支付3000元，常某同意不再追究和告发此事。数月后，警方偶然破获此案。靳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靳某出狱后，气恼常某的“不仁义”，向他索还3000元。常某不愿返还，认为3000元是自己应得的赔偿，坚持警方办案与己无关，靳某为此起诉常某。和解协议一经国家追认立即发生合同效力，因而对于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即双方有义务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非因重大情势变更，不得随意推翻。一方不履行协议义务，另外

一方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这是在民事部分，和解协议一经国家追认即发生效力，非因重大情势，不得变更的基本原则。但是在重大情势变更情况下，比如故意伤害案件中，当事人和解时认为仅仅是轻微伤，后经确诊鉴定为重伤，被害人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宣齐律师认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可以就新情况继续和解，如果达成和解则不必重启刑事诉讼。如果不能达成，则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和解的基础已经丧失，国家经过审查确认该变化的真实性后，应当撤销原决定重新启动刑事诉讼。但是国家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在确认和解协议效力之前，应当尽到慎重审查的职责，应包括督促被害人对所受损伤进行全面的检查和鉴定，防止日后损伤变化引起和解破裂，另外还应当尽量督促加害人一次性支付赔偿金等等。类似于上述偷车贼状告失主这样，因和解协议未能获得确认而要求返还财产的案件，被害人可以依侵权之债提起反诉，法院合并审理，仅判令被害人返还其所获得的明显高于有证据支持的损失金额。而实际上这部分“差价”，才是加害人为了避免被刑事追究愿意为被害人支付的额外费用，加害人未能获得额外利益，当然也没有理由支付这个费用。

宣齐惠律师温馨提示：

签订和解协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签订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应具有理性表达意志的自由，对和解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具有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2．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自愿。在主观方面，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应当是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

和解协议书 篇6

甲方：***** 乙方：********* 男，****年***月***日，汉族，********，身份证号码3*********，电话********* 上列乙方于

****年**月**日在时，不慎摔伤，经鉴定构成级伤残。经双方协商，就该起工伤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起算时间为

****年**月**日。

二、双方确认乙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陪护费均已由甲方支付

元，甲方不再予以赔偿。

三、甲方赔偿乙方以下损失

1、伤残就业补助金

元

2、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由县医保中心进行赔偿之后金额补偿给乙方。

3、医疗费用由县医保中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进行赔付，差额部分由乙方全额补偿。

四、双方确认，甲方给付的上列赔偿款已经满足乙方依法可以获得的全部赔偿项目和相应的金额，如果尚有未满足的赔偿项目或金额，则视为乙方放弃相应的权利主张。

五、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放弃通过任何途径就本起争议向对方主张除本协议约定外的任何权利。

六、双方确认本协议系经过双方充分协商而自愿签订，无任何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胁迫、欺诈等违法及不公平之情节。

七、双方约定本协议不可撤销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通过诉讼、仲裁等相关途径申请撤销本协议。

八、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交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备案一份。

甲方：

乙方：

二O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申请徐成林同志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报告

怀宁县人社局：

兹有本公司员工徐成林，身份证号码为***018，系安庆市怀宁县雷埠乡白桥村芦屋组人。于2013年12月18日在承建怀宁雷埠中心学校三新幼儿园时，不慎摔伤，经鉴定构成工伤七级伤残，现无法从事瓦工工作，特要求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及协商赔付工伤经济补助协议。因此，特申请贵局依据国家规定给予徐成林同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谢谢！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怀宁金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和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7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以专章增设了一个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即理论与实务界通常说的刑事和解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从无法可依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当然一个法律制度的落实并不是增设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在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唯有如此,这个法律制度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僵死的法条。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各个刑事诉讼阶段,本文以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为视角,即下文中所涉刑事和解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仅指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法律进行司法实践已一年有余,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状态如何,是否能发挥出制度创设时所预期的制度功效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二、一个案例所展现的刑事和解实践

王某与陈某系多年的邻居,因琐事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拉扯过程中致使陈某受轻伤。案件公诉至法院后,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组织了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村委、双方的律师及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法官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加害方当众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害人据此出具谅解书,对加害方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且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当地司法所同时出具了具备对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建议法院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的函。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件,从各方面看都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处理结果等也基本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但是就该案件的处理过程看,如果严格对照刑事和解程序的实体与程序要求,就会发现这个案件并不完全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该案件虽具有刑事和解的实质内容,但在形式上只是进行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并在调解的过程中以刑事责任的追究为筹码,促成了双方的和解。最终的判决中虽言明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是仅以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为由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换言之,最终以一个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取代了法定的从宽处罚,也即《刑事诉讼法》所架构出来的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所自觉适用。

三、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刑事和解适用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出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在法院审理阶段仍然具备较大的适用空间,但目前适用仍显不足。虽然《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但是通过对某基层法院审结案件的抽样调查显示,其符合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案件仍然占所审理案件的1/3左右,而最终具备刑事和解核心要件的案件占抽样总数的1/10左右,但是真正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的实体与程序要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却几乎没有。笔者对某基层法院随机抽取的100个刑事案件进行统计,在这100个案件中,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且至少具有达成赔偿协议或取得被害人谅解之一的案件,共有34件,也即34%的案件具备刑事和解的基本条件。其中具备达成赔偿协议且取得被害人或者其家属谅解这一刑事和解核心要件的案件共计10件,占总数的10%。令人遗憾的是,这10件案件,无一例外的都是按照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通常处于被羁押状态,其自身无法积极主动地与被害人协商,以及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其唯有通过家人或者辩护律师才能与被害人沟通,当其家人能力不足或无辩护律师时,其就缺乏与被害人进行和解的渠道。司法实践操作中,法院一般只有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才会就双方之间的民事赔偿组织调解,此种情况下法院通常也仅会以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被告人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而对于被告人未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通常秉持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地推进双方的和解。在被告人被羁押且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被告人几乎不可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导致了刑事和解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并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功效。

第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缺位。当纠纷的一方因被羁押而无法主动积极联系开展刑事和解时,如果纠纷的另一方能够相对主动地推动和解,那么双方进行和解的可能性也将会大大提高。但是,实践中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除了那些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案件被害人法院会通知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他刑事被害人法院并不会主动告知其案件进展情况。且此时如果被告人处于羁押状态,被害人也很难与被告人取得联系,以协商和解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其既不可能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也缺乏与被告人直接协商以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第三、法院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角色错位。人民法院作为对被告人行使审判权的机构,如主动主持刑事和解,则有违反法院中立原则的嫌疑,因此在制度设计之时,也仅仅赋予了法院依申请主持和解的权力。且对具体案件承办法官而言,主持或推动和解,通常需要与双方多次沟通,有时还需要借助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这需要承办法官做大量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其间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比直接依据法律判决显然要多不少。在当前案多人少的司法大环境下,具体案件承办法官只能是选择少数特殊案件主持和解或者说是只有在需要通过和解,尽可能化解矛盾,解除案件审判的潜在麻烦时,承办法官才会相对积极主动地去推进刑事和解工作。

(二)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在实践中被弱化

如上文提到的实践中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往往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混和在一起,或者说具体办案法官并未有推进刑事和解的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双方民事部分的调解,其关注的仅仅是被害人经济赔偿能否到位,至于是以对被告人是依据积极赔偿被害人而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还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而对其从宽处罚不作区分。刑事和解所允许的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协商成为了推动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的手段,但是刑事和解又湮没于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之中,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告人享受刑事和解所带来程序权利,不利于发挥出刑事和解程序所应具有的制度价值,以致于刑事和解功能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民事诉讼,其调解必然不涉及刑事问题,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与刑事和解主要区别就在于此,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仅针对民事责任,其与刑事责任的处理是分开的,而刑事和解会导致刑事责任的减少或不追究。

(三)实践中刑事和解方式单一,过于关注经济赔偿

由于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混同,这导致和解过程中过于关注经济赔偿问题,甚至经济赔偿问题成为和解的唯一关注点,容易给一般社会公众造成“花钱买刑”的印象,一定程度上也会进一步束缚法院的手脚,使案件承办法官产生规避刑事和解的想法。诚然,填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使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的最重要的方式,物质赔偿一定程度上也是抚慰被害人所受心灵创伤、化解复杂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是把经济赔偿与刑事处罚挂钩,容易损害刑法的公平原则。经济能力强,对被害人赔偿情况好的就能够得到从轻处罚,适用非监禁刑的概率就高;经济能力不强,无法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的,就不对其适用非监禁刑,这显然不是公众所乐见的,也不应是刑法所追求的。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还是存在一定量的案件,双方虽然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但是被害人仍然是给予了谅解。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进一步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刑事和解制度所追求的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价值显然能够更好地得到体现。

(四)刑事和解的程序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

《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相对规范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刑事和解程序,但是实践中,一些案件承办法官还是抱着传统的工作习惯,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双方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时附带的对刑事部分进行处理。即便在已经促成双方和解,整个案件基本满足了刑事和解的各项要求时,最终也只是把这种“和解”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予以从轻处罚情节。此外,双方自行和解的,法院通常也只是在审查合法性与自愿性的基础上把其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处理,而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要求重新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又侵犯了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当其事实上具备了刑事和解的各项要件,那么其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对其从宽处罚的权利,而实践中其通常只是以酌定量刑情节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四、刑事和解程序实践功能完善之进路

(一)完善刑事审判流程,确保刑事和解程序的落地

《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和解程序进行制度创设时,赋予了法院告知义务和依申请组织双方进行和解的权利。在实践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个告知义务,这就导致了很多当事人对刑事和解程序的认知不足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法律中还有这样一个对其相对有利的程序,进而导致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偏少。鉴于此,法院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在受理刑事案件后要切实履行好对被告人的这一告知义务,使符合刑事和解范畴的当事人,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被告人都能切实明晰地了解到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以及刑事和解后所能达成的效果及其所能采取的相关措施。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仅是缺乏一些刑事和解的形式要件的案件,法院更是应该确保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能够明了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结合法院一般的办案流程,笔者认为应当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即一并告知其可以进行和解,因为这个时候刑事诉讼刚进入审判阶段,当事人具有相对充足的时间进行刑事和解。

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各种酌定量刑情节能得到准确适用。刑事和解的要求相较于一般量刑情节较高,因此在达成刑事和解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几个酌定量刑情节,这些酌定量刑情节往往是传统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情节。法官在面对这些量刑情节与刑事和解时,要审慎选择确定到底应该适用哪些情节。对于符合刑事和解基本条件仅缺乏一些形式要件的,法院应主动促成形式要件的完备,以最大程度发挥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

保障诉权,提升被告人的抗辩能力。依据相关统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概率相比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被告人要高,取保候审的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概率相较于羁押的被告人要高。从中不难得出,被告人诉权得到保证程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被告人本身是其自身利益最好的维护者,是化解矛盾最有力的参与者,只有其诉权得到充分的保证,才能更相对主动参与到刑事和解中,也只有如此,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发挥。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提升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率

完善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现行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赋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被告人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且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如果只能被动地参与刑事和解程序,那么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中的适用将变得很艰难。为了更好地实现刑事和解程序的制度价值,在具备刑事和解的条件下可以赋予法院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当然这种主动启动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且各方当事人都有选择是否接受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

完善刑事和解的方式。刑事和解的最终目标是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减少乃至消灭犯罪行为对社会的破坏。虽然经济赔偿是目前最便宜操作和衡量的方式,但不应该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方式。应该创新刑事和解的方式,回归刑事和解的本源,以加害方与受害方真正的和解为考量。对于那些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但是已经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刑事被告人也可尝试推进进行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刑事诉讼法》并在实践中运行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实践中,暴露出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被弱化,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同时应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解决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

和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8

难产的、被催生的协议

韩日慰安妇问题由来已久。如果从1991年韩国首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给予经济赔偿算起，韩日在这一问题上的争端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1993年时任日本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河野谈话”，表达“歉意和反省”。1995年日本民间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向慰安妇支付慰问金。但是，在此过程中，日本官方始终坚持两点：第一，强调慰安妇的非政府性、非强迫性，故而日本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强调按照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日韩两国间的财产及赔偿权问题“已完全并最终得到解决”，故而韩方无权要求对慰安妇进行赔偿。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亚洲妇女基金会”要求接受援助者答应“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

日本的上述态度和做法，自然招致韩国朝野的反对。自1992年1月起，二十多年来，每逢周三韩国民间团体即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会抗议。绝大多数慰安妇也拒绝领取慰问金，坚持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提供国家赔偿。2005年韩国政府首次宣布，1965年的建交条约只是解决两国之间的经济索赔和责任，日本仍要对殖民统治时期对慰安妇等犯下的非人道罪行负法律责任。2011年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在韩日两国围绕慰安妇的赔偿请求权问题仍存在纠纷的情况下，韩国政府未努力解决问题，属违宪行为。2013年朴槿惠上台执政后，将解决慰安妇问题作为韩日首脑会谈的前提条件，韩日关系陷入僵局。

自2014年4月起，韩日两国开始就慰安妇等问题进行局长级会谈。2015年11月初，中日韩首脑峰会在首尔举行，作为东道主的朴槿惠也与安倍晋三实现了首次正式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同意抓住201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历史机遇，加快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谈判步伐。在这种“政治决断”的背景下，韩日慰安妇问题谈判出现转机，其结果就是2015年12月28日韩日两国外长公开宣布的慰安妇问题协议。

在共同记者见面会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表示，慰安妇问题是当时日本军方参与的、损害了众多女性名誉和尊严的问题，日本政府认识到对此负有责任，安倍晋三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慰安妇受害人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双方商定，韩方将发起成立慰安妇受害人援助基金，日方将利用财政预算向该基金出资10亿日元。韩国外长尹炳世对此表示，若日方切实负起责任，韩方将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虽然上述内容由两位外长口头发布，并未签署正式的书面协议，但一时间，“韩日谈妥慰安妇问题”仍成为爆炸性新闻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

“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

协议公布后，韩国舆论旋即出现分裂。肯定方认为，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慰安妇问题上承认负有责任，也是安倍首次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表示道歉。质疑方则表示，此次协议韩方虽设定了前提条件，但实际上是同意为慰安妇问题画上句号。此外，由于日方依然没有明确“责任”为法律上的责任，预计协议将很难得到慰安妇受害者和国民的认可。此后几天，这些疑虑连同媒体曝出的一些内幕，在韩国舆论场中连生波澜。

首先，曝光的日方谈判“价码”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抗议。媒体曝出，日本答应的10亿日元“支持资金”直接与其驻韩大使馆前象征受害慰安妇的“和平少女塑像”挂钩，不把塑像搬走就不给钱。韩国民间立即炸了锅，纷纷抗议这笔钱本是日本早就该承担的赔罪义务，现在却成了让受害国民众缄口不语的“封口费”，是可忍孰不可忍。压力之下，韩国官方被迫出面澄清，协议中不涉及“和平少女塑像”的移除问题。

其次，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之下，此次协议中加入了“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条款。安倍本人在与朴槿惠通电话表示道歉后，也强调道歉只此一次、到此为止。这种态度使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意识到，此次协议及安倍道歉并不具有什么“历史里程碑意义”。日本依然拒绝明确慰安妇问题上的法律责任，依然坚持赔偿权问题已经解决的立场，首相道歉也不过是回到22年前“河野谈话”的内容。协议和安倍道歉，也不过是一个顽固的右翼代表转变了调门。于是韩国媒体质疑，面对日本右翼这样降格以求，不是自欺欺人吗！

再次，韩国人发现这件事的背后始终有美国压力的影子，更加心生反感。对于韩日此次的协议，美国的态度显得分外热情和积极，白宫及国务卿均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祝贺。媒体分析，为了应对朝核威胁，特别是为了牵制在经济和政治上不断崛起的中国，美国比以往更加看重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但由于慰安妇问题妨碍了日韩合作，损害了美国的布局和利益，所以美国一直施加压力，敦促双方相互让步，解决该问题。此次协议达成，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当韩国民众看透幕后这些“非自主”、“美国控”的种种玄机后，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旧思路难启新时代

鉴于韩日美三方仍在就落实协议继续磋商，目前尚难以断言最终的解决方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此次韩日的慰安妇问题协议将很难在更大范围，尤其是韩国社会落地生根，更难以一揽子地解决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双方还要为此陷入漫长的博弈，期待中的“最终且不可逆”或将酿成极不确定的“新逆转”。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局面，主要是此次外交中的旧思维、老套路所致。

一是秘密外交和今天的公民社会格格不入。大多数韩国人直到揭牌都还蒙在鼓里，很多韩国媒体和民众大声质问：为什么慰安妇受害人对谈判毫不知情，她们的权利何在？那么多的慰安妇相关支持团体多年来奔走呼号，掌握了大量历史证据，谈判中却被排除在外，这究竟是为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争取权利，还是要向日本妥协？所以，当韩国媒体感慨“时光仿佛在倒流，又回到了50年前的秘密外交”时，实际上却是时光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

二是过去金钱主导的外交套路与韩国社会的现实格格不入。1965年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韩国放弃了对日索赔权。在这一条款上落笔，对当时经济起飞前夕的韩国来说，是在急需经济援助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那时候的韩国也确实得到了日本的几个“经援大单”，但也因此成了以后日本右翼不承认、不承担慰安妇问题罪责的主要依据。此次日本再次把本应体现反省诚意的一笔资金矮化为实际上的“封口费”，不仅令人重新想起过去“金钱主导”的时代，而且给人一种区区小钱就“打发”了韩国的印象，这自然令韩国民众感到屈辱。

三是美国的外部干预、日本的左右算计，同韩国的民族自尊心格格不入。“盟主指挥，两个仆从各让一步”，有韩国媒体这样形容此次韩日的外交之举，典型反映了韩国民众的情绪。自己受害，却始终不能得到伸张，最后是由于美国人施压，才要来日本一个不清不楚的“道歉”，形成了一个不明不白的“说法”，还要“最终且不可逆”。对历史罪责进行道歉意味着永远铭记历史教训，承担一份永久责任。日本不真诚的态度令韩国人难以接受。

和解协议书 篇9

乙方：___________

经过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就以下具体条款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一、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_______日内，撤销已递交给_______仲裁委员会的关于______________公司的劳动仲裁;

二、乙方应当积极主动配合______________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变更手续，甲方未及时进行变更，乙方不承担责任;

三、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生效后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前，必须遵守以下条款：

1、对本协议的内容进行保密;

2、除为了履行其职责而确有必要阅读本协议内容的律师外，不得向其他任何人披露本协议的内容，如甲方违约，则一次性赔偿乙方人民币_____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元整)，如乙方违约，则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3、如甲乙双方其中某一方违约，除承担违约责任外本协议保密条款无效。

四、若______________公司未在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支付乙方在_______公司工作期间拖欠乙方的工资共计人民币_____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元整)，则由甲方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进行支付人民币_____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五、甲方未按约定上述期限向乙方支付拖欠乙方的工资共计人民币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元整)，则甲方须承担本协议的违约责任，赔偿违约金人民币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元整);

六、甲乙双方之间应当遵守本协议的约定，由于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在发生争议的30日之内，经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并共同遵守。

七、本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乙方(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

和解协议书 篇10

乙方：李xx

鉴于患者李xx曾于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在甲方处住院治疗，甲、乙双方因患者医疗问题发生争议。经x市医学会鉴定，本病例构成x级x等医疗事故，双方均愿通过协商解决有关赔偿问题;

故，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经充分协商，达成本协议如下，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本协议中相关数据如下：

(l)重庆市20xx年度职工月均工资：元。

(2)重庆市20xx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元。

(3)重庆市20xx年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元。

第二条赔偿项目及计算方法(略)。

第三条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七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或分期)支付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款项。

第四条在甲方依本协议约定支付全部款项后，甲、乙双方因患者医疗问题引起的所有争议即告终结，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否则乙方应无条件返还甲方己支付的全部款项，且不得以本协议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

第五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并公证)之日起生效。

甲方：重庆市xx医院乙方：

代表：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篇11

关键词：刑事和解；性质；必要性

一、刑事和解的文化内涵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刑事和解是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和“私了”的区别在于，有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保证了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刑事和解也有别于辩诉交易，辩诉交易中公诉人一般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并不征求被害人意见，也不以赔偿、道歉作为条件，被害人被边缘化，交易的结果很有可能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刑事和解则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

二、刑事和解的性质

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将“和解”引入刑事案件，让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以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来解决纠纷，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提供了一种刑事纠纷解决途径，和解的诉讼行为具有契约性，其契约精神又与典型的公法契约辩诉交易截然不同。

1.刑事和解是一种刑事纠纷解决途径

人类社会冲突与纠纷的解决方式经历了从暴力复仇的私力解决到法律诉讼的公力救济，整个过程建立在文明理性的人性基础之上。通常对于刑事纠纷主要有审判与和解两种解决途径，刑事审判作为公力救济方式，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审判，科处刑罚以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事实上以法庭审判的方式使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行为的伤害及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这点可以从刑事纠纷所造成的矛盾状态的不同来分析，刑事纠纷的矛盾可以分解为国家和被告人之间、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两对矛盾。国家刑罚权的适用体现了国家对危害刑法保护的法益的惩罚，也是对侵害法益的危害行为的报应，同时国家刑罚权也起到了威慑的效果，国家和社会利益因刑罚的实现得到了维护和恢复，然而这只解决了第一对矛盾。

而对于第二对矛盾，认为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纠纷也因刑罚的实现而获得解决的观点就显得理由不够充分。因为刑罚权的实现只是解决了被害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欲望，而对受害人的损失和心理创伤及双方冤仇的化解并不能从刑罚权的实现中一并得到化解。

在刑事案件中如果被害人因宽恕和谅解而不愿意惩处被告人而只希望获得物质赔偿，那么对于刑事糾纷解决方式之一的刑事审判而言，审判的作用至多只是为冲突主体提供了对冲突事实及法律后果的预期和评价，或者说为国家运用暴力手段强制消除冲突提供了一种直接依据。而实践更多地证明了，在被害人和加害人这一特定的主体之间，社会冲突的化解和消除并没有因裁判的作出而消除。相反裁判未能消除冲突主体在心理上的相互敌视，裁判与消除冲突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必然的逻辑联系。

和解是不同于审判的另一种冲突解决方式，不再是由公权力直接解决，而是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商谈自行解决为特征的解纷方式。双方自行和解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弥补了以刑事审判为主流的解决模式中忽视被害人权利和意愿的不足。和解同样可以解决冲突，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很好地获得了赔偿，损害得到了及时的弥补，加害人就可被从轻处罚，获得改过从新的机会，从本质上说，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途径是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分割，是个人以放弃追究权来换得对国家刑罚权的分割，是公权对私权的合理让渡。

2.刑事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

刑事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不同于民间广泛存在的解决刑事争端的“私了”。私了是纠纷双方私自协商解决纠纷，不经过国家公权力机关监管的私下了结，这种方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一般很难保证，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诉讼行为是指“在诉讼程序中能按意愿达到所期望之法律效果，并促使诉讼程序继续进行之意思表示”，刑事诉讼行为就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意识实施的能够产生刑事诉讼法上效力的行为。刑事和解正是刑事纠纷中加害人和被害人根据意愿达成合意以解决纷争，这种经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完全是在公权力机关监督和审查后被获准而产生刑事诉讼法上效力的行为，因此刑事和解是不同于私了的一种诉讼行为。

3.刑事和解是一种公法契约

刑事和解协议属于契约，体现了与民事契约相同的契约精神。通常认为契约更多存在于私法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契约方“意思自治达成合意”的思想观念也逐渐渗透到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契约观念也随之从单纯的市民社会私法领域走出来，“契约不仅是私法的法律形态，而且也是公法的法律形态”这种观点已为我国法学界所接受。实质上“并非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均具有强行性质，只要当事人的诉讼契约不危及程序安定，不违背诉讼公平正义原则，不影响公共利益，诉讼主体间的自由合意应该得到法律保护”。

刑事和解协议与民事契约二者的契约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意思自治；民事契约的意思自治强调双方当事人意志完全自由；刑事和解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自愿是和解的前提，任何一方不同意和解，就会转而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而且不会对加害人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对契约双方来讲都体现了意思自治而不受任何强制，是一种可根据意愿自由选择的程序。第二，追求利益最大化：不管是刑事和解协议还是民事契约，订立契约的双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衡量利弊得失、权衡风险以达到各自利益最大化。

4.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分析 篇12

一、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和基本概念

(一) 刑事和解概念

对于刑事和解概念的认识, 我国理论学界主要分为两类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犯罪发生以后, 在调解人的作用下, 被害人经过与加害人进行协商后对其形成谅解, 谅解结果对刑事处分手段产生影响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刑事犯罪中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权益损害并有利于加害人主动改过、重新复归社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是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通过调解人调解, 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 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协议, 国家司法机关对双方协商结果予以确认并对加害人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刑罚或从轻处罚决定的一种新的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一种和解的协议, 使得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的诉讼制度。

(二) 产生背景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 源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 可以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 探索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多种结案方式。由于刑事和解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宽严相济政策中的“宽”, 加之其有利于解决附带民事诉讼偏低的执行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因此,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成为刑事司法领域贯彻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体现, 刑事和解也成了我国刑事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论证

(一)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各种矛盾频发、不同价值观念激烈碰撞, 导致各类刑事案件也相应层出不穷, 据统计,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每年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约达数百万, 这其中不乏大量的轻刑事案件。这些轻刑事案件的审理大量占用了本就十分匮乏的刑事司法资源, 从而使得部分急需司法机关介入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因为司法资源的不足而未得到妥善处理。而刑事和解制度则为优化刑事司法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流渠道。刑事和解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从繁琐的刑事司法步骤中剥离出来, 这样有助于刑事司法机关集中精力处理更严重的犯罪案件, 使得不同危害程度的罪案得到合理的分流并进行适当及时的处理。其次, 刑事和解有利于节约刑事司法资源。由于刑事和解中犯罪人主动承认罪行, 因此检察机关不再进行对相关犯罪行为的举证, 法院也不再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判, 从而降低了刑事司法的成本。因此, 刑事和解能降低案件在各个环节的司法资源支出, 节约司法资源, 降低司法成本。

(二) 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法治社会的建立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相反,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又给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和理论基础。作为一种处理刑事案件合理有效的方法, 刑事和解制度保护了刑事案件中受害方的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 顺应了和谐社会关于恢复被刑事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这一发展的需要, 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寻求一条崭新的实践思路。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刑事和解制度, 在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稳定与平衡。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 刑事和解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 更加强调了现代的法治精神、人权保障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有效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 刑事和解能够促进受到刑事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除了惩罚、劝解犯罪人的所犯罪行之外, 还需要一种能够平衡、修复和消弭受到犯罪破坏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手段。而在刑事和解制度中, 犯罪加害方通过财物赔偿或公开的赔礼道歉弥补被害方的物质损害、修复被害人的精神创伤;犯罪人通过出自内心的忏悔, 承担应付的责任, 避免或者减轻了自己的罪过感和内疚感, 从而实现心理上的某种平衡;通过加害方与被害方的关系修复将受损的社会公共秩序恢复到原有状态。

由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对刑事被害人经济利益的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很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 因为经济赔偿迟迟不能到位而遭受到二次侵害, 对其正常的工作、生活造成重大影响。通过刑事和解, 犯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因此渴望尽力弥补这么错误, 就会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 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将使得犯罪人免于被起诉, 免于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 能够减少来自其他人的歧视与偏见, 减轻再社会化的阻力。

(四) 刑事和解能够对犯罪具有一定的预防功能

犯罪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犯罪人能够公然藐视法律, 不顾后果的去实施犯罪行为,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失败造成的结果, 是整个社会对它的一部分成员缺乏应有的关怀所造成的。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 犯罪人也是。如果犯罪人不能够有效地获得社会认同, 顺利融入社会, 极易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根据犯罪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 任何人的犯罪行为都是受犯罪心理支配的, 而犯罪心理的形成原于环境中的不良因素与主体的相互作用。一项行之有效的刑事司法制度不光要处理案件本身的刑事犯罪关系, 更重要的是能过综合层面预防犯罪的过程。刑事和解为犯罪人提供了一个情感自主、相对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和谐的环境下, 通过与被害人面对面的情感互动, 犯罪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换位思考, 恢复其正常的社会感受, 产生对社会、被害人的良性负罪心理, 从而积极融入社会, 减少或消除其再次犯罪的意愿。所以, 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犯罪心理的再次形成, 从而有利于实现犯罪预防。

摘要：刑事和解的出现, 挑战了以往报应性的刑法理念, 它不以刑罚和罪责为中心, 而是注重保护刑事犯罪中受害者的利益、积极寻求加害人恢复社会关系和回归社会, 以得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最大限度的实现三方权益之均衡。刑事和解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部分让渡, 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达成的和解。

民事和解协议书 篇13

甲方：黄xx 乙方：张xx 甲乙双方本着真实守信的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就2016年3月发生的公共居民区受益使用问题，经双方协商，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确认黄的自行车和助动车影响了张的出行方便，于是张在未与任何人商量下，在楼道门旁的公用部位装了一扇铁门，这下自行车和助动车就放不进去了。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居民的不满，黄某受居民之托与张交涉，双方很快发生争吵并打了起来。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二、甲方对此向其所在的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法律帮助，各方予以确认。

三、甲方在楼下存放数十辆自行车和助动车的行为对乙和其他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乙方在未与任何人交涉下私自在楼道公用部位装了一扇铁门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此外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对此甲乙均应停止侵害行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各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相互之间不再有任何侵权纠纷。

五、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方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本协议书附件。

甲方：

乙方：

见证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签约地点：

日

赔偿和解协议书 篇14

甲方（赔偿义务人）：

身份证编号：

地址：

乙方（赔偿权利人）：

身份证编号：

地址：

乙方于年月日过街时被甲方骑自行车撞倒，甲方造成乙方腰椎压缩性骨折，报警后，成都交警三分局调节为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为妥善解决乙方受伤事宜，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乙方因甲乙双方过错造成乙方腰椎压缩性骨折，自乙方受 伤之日起截止乙方康复之日由此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甲乙双方各负50%的责任。如造成乙方残疾，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负伤残费，需进一步协商解决。

2、经医院检查，治疗方案为：保守疗法，目前经华西附一院急诊科诊断需治疗三个月，需要一个人全天护理，期间护理费：70元/天*90天=630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

3、因甲方造成乙方骨折，尝失劳动能力，退休返聘为蓬安县城东路小学任课教师为：每月工资：1500元/月*3月=450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

4、营养费经甲乙双方协商每天费用为：

5、乙方因甲、乙双方过错造成乙方腰椎压缩性骨折，需复查，由此产生的费用（医疗检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各负责费用的50%。

6、经医院诊断一个月后需复查，如果乙方没有康复迹象，需要进一步治疗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由此产生的医疗检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各负责全部费用的50%。

7、乙方康复事故纠纷就此结束，此协议本协议一式三份，经成都市交警三分局公正，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交警三分局一份。

甲方签字：乙方签字： 时间：时间：

见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