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通用10篇)
马克思早就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页。)这本来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但是受资本支配的西方经济学却无法接受,于是,为什么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同样简单的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他西方学者的重要问题。(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先生终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
一、关于历史逻辑的问题
这个答案“由三个主要步骤组成。第一步,证明为什么企业的委托人资格要安排给经营成员,从而解释了从经营者到企业家的逻辑演变;第二步,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的优先权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力给予资本家,从而阐述了为什么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即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第三步,分析职业经理的出现及企业内不同成员之间均衡关系的变化,证明这种变化是人口中个人财产及经营能力(和风险态度)分布变化的结果。”(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其中,第一步的“证明”与第二步的“证明”关系不大,而第三步的“证明”则依赖于前两步的“证明”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前两步的“证明”不成功,则第三步的“证明”也就自然地无法成立。因此,这里的分析就只是针对这前两步的“证明”。
这个所谓的答案首先是建立在几个假设前提下的。这里只列举几个我们感兴趣的假设,另有一些假设在有关现实逻辑的内容中再给出。这些假设不仅在编号上与原文有所差别,而且在具体的文字上也可能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而经过整理,但在含义上不会与原文有差异,读者自能对照原文感受到这一点:
假设1:个人被假定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有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以θ表示;(2)个人资产,以W[,0]表示;(3)风险态度,以R表示。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着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第3至4页。)
假设2:相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不仅仅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而且其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们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因此,他们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这个假设不过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另一种说法或阐释。因而,张维迎先生可以与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一样,“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假设3: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因此我们把前者叫做委托人而后者则为代理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所谓科技异化, “就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改变过、塑造过和实践过的对象物, 或者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物, 不但不是对实践主体和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 而是反过来成了压抑、束缚、报复和否定主体的本质力量, 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异己性力量, 它不但不是‘为我’的, 而是‘反我’的。”[1]科技异化在当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科技异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
近代科技的发展, 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这突出表现在生产工具的革新上。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带来了生产工具的极大变革, 主要表现为各种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型机器的出现。以后又随着内燃机的出现, 人类开始大规模的开采煤矿石油等自然资源, 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那种小规模的工厂手工业开始被大机器生产所代替, 人们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发展了征服自然的能力, 可是发展到今天, 人们并没有生活得比以前更幸福。工业废气造成的大气污染, 使人类各种呼吸器官疾病的发病率提高, 甚至出现危害性极大的酸雨现象, 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 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工业排放的废水使水源受到污染, 直接影响到人类的饮食安全, 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癌症村为水污染敲响了警钟。生态的破环, 造成了森林的快速减少和生物物种的灭绝, 沙漠化和旱涝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们在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丰厚的物质财富的时候, 早已忘记了科技也在一步步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另外, 人类面临的饥饿贫困等现象并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消除, 反而资本家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剥夺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却造成工人的相对贫困。
(二) 科技异化在人类生活方面的表现
科技在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功不可没, 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 化肥农药提高了粮食产量, 科学配置的饲料缩短了肉类动物的生长周期, 转基因食品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 但这却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汽车火车的发明提高了人们交往的速度, 但另一方面却污染着城市的空气。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说, 电视机电脑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活动, 但是电视机和电脑的辐射造成人们身体的伤害, 而且人们沉迷于电视和网络, 长期生活在虚幻的世界, 是人们出现与现实的不适应心理的原因, 更有甚者, 很多青少年因沉迷于网络而荒废了学业。人们对于现代高科技的依赖, 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单调和僵化, 通信越方便, 人们的内心反而感到越孤独。但是人们又离不开这些高科技产品,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手机和电脑的日子我们将如何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成了高科技的奴隶, 按照它给我们设计好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三) 科技异化在国际安全中的表现
战争自古就有, 但战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残酷和具有毁灭性, 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今天,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但是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并没有根除, 这突出表现在世界各国愈演愈烈的高科技军备竞赛中。各种高科技武器具有更强的毁灭性和隐蔽性, 并把战场扩大到整个人类的活动场所, 造成了更多的无辜贫民的伤亡。尤其是随着生物化学科学的发展, 各种无形的生化武器更是具有空前的杀伤性, 更恐怖的是人类将发明出基因武器来毁灭某一个种族。更何况世界上还存储着可以把地球毁灭几次的核武器, 它们将决定人类自己的世界末日。科技不但没有使人类摆脱战争的困扰和威胁, 反而使这种威胁更有恐怖性。
二、科技异化的资本逻辑分析
(一) 对利润的追求是近代科技产生的原动力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宗教时代, 人们主要关注神圣世界, 注重精神的幸福。但是文艺复兴以后, 人性开始从神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开始注重世俗世界的幸福, 主张享受生活, 追逐财富。从15世纪开始努力开辟新航路, 寻找财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源源不断的财富开始流入欧洲, 促进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产生。第一次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纺织领域, 当时英国棉纺织业比较发达, 而且英国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 当然也就有庞大的商品销售市场, 为了增加布的产量, 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得不变革纺织机器, 提高生产效率。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动力问题, 瓦特改良型的蒸汽机就这样应运而生了。随后便引起了系列的技术革命, 汽船火车也被发明出来, 各种大型的采矿机器也运用于生产。可见, 近代科技的原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 而这正是资本的本性, 正如马克思引用了托·约·登宁的一段精彩论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
(二) 资本的逻辑支配着科技发展的领域
从自然科学本身来说, “自然科学是以对知识和技术的探索为目标, 它在本质上是超越功利的, 是与追求功利不相容的。”[4]但是掌握着科技的人有功利性的、特别是在资本来到世间以后, 人们把对资本的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动机。科技在人的支配下也成了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工具, 由于资本自身具有盲目的扩张性和贪婪性, 就是作为人类理性产物的科技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在各个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领域驰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资本逻辑支配着科技在工业方面的发展领域。
大工业从产生开始, 除了给人类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科技在能创造出更多财富的工业方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在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环保技术方面却发展迟缓, 因为环保科技投资大而收效慢, 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缺乏动力。
2. 资本逻辑也支配着科技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发展方向。
现在在青少年中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便是网瘾问题, 网络游戏便是元凶。而网络游戏则是商家的摇钱树, 不断有新的更刺激的游戏推出。一方面造成了一大批科技致富英雄, 另一方面却是大批青少年病态的发展, 成为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另外, 各种黑客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事件屡见不鲜, 人们的信息安全也受到威胁。
3. 资本逻辑是各国军备竞赛的根源。
现在各国拼命发展军事科技, 提高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 力求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获胜。究其原因, 无非是资本的逻辑在军事上的体现。这是因为在当代世界资源能源是非常有限的, 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有限的, 而资本追求利润的欲望却是无穷的。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 寻找最大利润。所以西方国家大力发展高科技军事武器, 以此为基础威胁他国, 从而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贸易规则, 为资本开辟道路。
(三) 资本的逻辑支配着科技发展成果的分配
人类发展到今天, 特别是在科技发展推动的情况下, 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丰富。但是科技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资本家通过高科技的利用, 剥夺更多的剩余价值, 而工人却仍然处于贫困的状态。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高科技产品与原材料的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更加贫困。
三、科技异化下人性的复归探究
科技本来是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的工具, 现在却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使人类的福祉受到了威胁, 要从根本上使科技异化的现象得到逆转和控制,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 公共权力要加强对资本的约束
资本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存在, 它的内在逻辑还在继续支配着科技的发展, 因为在现在我们找不到一种更好的激励方式。但是对于资本逻辑的这种力量, 我们可以利用公共权力加强对它的约束。
1. 在生产领域要利用公共权力去克服科技异化的趋势。
国家要制定相关的生产法律法规, 对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坚决关闭。国家采取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等手段支持环保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 对于那些投资大风险高收益慢但有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大环保项目, 用国营的方式来发展。
2. 在生活领域积极引导高科技文化产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加强立法, 制定高科技文化产业的游戏规则。坚决打击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传播淫秽色情暴力文化, 建立绿色网吧,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让高科技文化产业朝着有利于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国民素质的方向发展, 约束它的趋利本性。
(二) 在思想文化领域重塑人们的价值观
资本的逻辑已经深入到人们的价值观体系,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受物质利益价值观的影响, 对于在科技的利用方面更是如此。所以重塑人们的价值观成为当务之急。而人文社会科学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就需要一批公共知识分子, 利用媒体, 通过理论探讨, 文学影视等形式对人们进行新的思想启蒙, 对人们的旧有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判, 让人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对人类的幸福有益的事情。这样才能够纠正人们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价值的扭曲, 让人类重新成为科技的主人。
摘要:科技异化是威胁到人类长远利益的一种现象, 它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安全感的削弱, 而资本逻辑则是科技异化的根本原因, 要克服科技异化, 一方面要用公共权力加强对资本的约束, 另一方面要重塑人类的价值观。
关键词:科技异化,资本逻辑,公共权力,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李桂花.“科技异化”释义[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17.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张兴军
最近,万科王石拜佛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图片中的王石身形消瘦,据说近期王石减掉了10公斤。媒体解读这张照片时,难以避免地会联想到已经博弈了一年之久的——国内最大地产公司控股权之争。
当野蛮人敲门之时,阻击野蛮人的战争也就不宣而战。只是万科和以往那些“门口野蛮人”的故事还略有不同。作为创始人的王石,并不是万科的大股东,恰恰相反,王石在万科所占的股权与权益,如果在二级市场变卖或许都及不上他数年的年薪。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职业经理人“阻击”大股东的战役,或者用媒体常用的比喻,是管家和主人之间的战争。
如果说此前万科管理者在面对钜盛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时,还有引进深铁稀释其股份、通过种种消息抑制股价来迫使后者爆仓和退却,那么如今似乎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事实上,就在姚胜华的九个资管计划濒临爆仓之时,中国的另一个地产大鳄许家印成了博弈中的X因素,这家2016年预期销售3000亿元的地产公司暴力举牌,截至日前已经耗资逾百亿元抢了万科6.82%的筹码。这个新闻和王石暴瘦和拜佛的新闻相对照,可以解读的内容着实让人浮想联翩。抛开多年前许家印求助王石被拒的坊间传闻不谈,此番许家印强势入局,其目的绝非是学雷锋的。
另一家被许家印推上风口浪尖的是廊坊发展。这家市值股本仅有3.8亿股的上市公司,因为恒大集团的举牌而使股价坐上了火箭。截至8月16日,廊坊发展的股价已经创造了自1999年上市以来的新高,就在恒大举牌之后,廊坊发展大股东廊坊投资控股集团仓促增持,以1.75亿元的代价使用自身的股份比例勉强达到了15%的比例和恒大持平。与此同时,恒大增持的步伐并未放缓。不出意外,廊坊发展大股东易主指日可待。
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为门口的野蛮人创造了诸多的便利条件。一方面,频率较快的牛熊转换,让一些优质的公司股价萎靡不振;另一方面,以保险资金为代表的资金雄厚的金主则不断寻找着保值增值的猎物。不管是万科的管理者还是廊坊发展的大股东,面对野蛮人举牌时的惊慌失措,都源于自身治理的欠科学性。万科长期迷恋于不控股的科学性,最终将控制权假手于人。而廊坊发展在恒大举牌之前,前十大股东的占股之和尚不足总股本的三分之一,这也就难怪恒大染指了。
关键词:人力资本;范式;马克思经济学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置人力资本理论特定的范式规定和内在缺陷于不顾,将其植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给理论研究增添许多混乱。人力资本在其创立者舒尔茨的理论中体现为,“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工人因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了资本家”。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在“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已蕴含了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所说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在内涵范畴、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基础上都有本质区别。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关系的分析及对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动因与内在缺陷的剖析,廓清二者之间的范式差异,从而合理定位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中的地位。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人力与资本”的关系
“人力”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并不必然是资本。虽然马克思把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但可变资本只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的资本。
(一)劳动者的“人力”不能自行增值。资本的本质规定是增值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劳动力——引者注)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从劳动者的立场看,将劳动力称为资本意味着让增值的源泉补给源泉,这在逻辑上是一种谬误。因为是资本就要增值,要增值就要吸收劳动者的活劳动,劳动力若是资本,只有在它吸收了活劳动后,资本的增值部分即剩余价值才会产生。但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劳动只有同劳动者以外的物质资料结合并被物质资料吸收,才能实现物质资料价值的增值。劳动力不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吸收自己在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的东西——活劳动,来使自己增值。正如吴宣恭教授所说:“劳动力出卖以后,它已变成资本家所有的资本的一个部分,不归劳动者支配,也不能为劳动者带来任何剩余,对劳动者而言,毫无资本的功能”,“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可能购买自己,剥削自己。这就是说,‘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资本家,‘人力’不可能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它是一个消极地被决定了的价值。
现实中,劳动者将自己的某些知识和技能折合成一定的股份,并获得相应剩余分享的情况,仍不能说明“人力”具有增值性。因为知识、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与劳动者身体无法分开的;一种是可与劳动者相分离,能获得独立存在形式的知识和技术。具有第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人力”不具资本属性。当第二种知识和技术以专利的形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折资入股进行投资时,它们便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参股的专利所有者是以资本所有者而非人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依靠专利股份分享企业剩余,同依靠货币投资或设备投资得到剩余,在经济关系的性质上没有差别。而且,这种虽然源于劳动却已物化的专利,已与劳动者身体发生分离,转化成为一种与劳动正好相对的力量,参与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在此,“人力”与资本的界线是泾渭分明的。
(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尽管马克思也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可变资本并不等同于劳动力。虽然资本所有者用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但劳动力在卖者即雇佣工人那里只是商品,而只有在买者手中,即暂时握在其使用权的资本所有者手中,才成为资本。可变资本只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而不是归属于劳动者的资本。同样,劳动力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资本化。当劳动者还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时,它只是等待出售的商品,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不能成为资本。一旦劳动力被出卖并进入生产过程,它就并入买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力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从资本家的角度看,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和使用使自己的货币资本化。虽然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但因其所有者已将它出卖,并仅仅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使用权不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全部归劳动力的购买者。可见,劳动力在其所有者那里只是他的资产或商品,而不是资本。有时,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会对一些“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进行激励,但这是同复杂的、熟练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价值相联系的,以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把变为劳动力或体现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称作可变资本,但决不能将此误解为马克思将劳动者的“人力”也当作劳动者的“资本”。
二、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概念的创立
西方经济学家将劳动者的“人力”称作劳动者的资本完全是出于技术分析的需要。人力资本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阐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个人收入、经济增长等的巨大作用,同时证明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投资的重要意义。但舒尔茨等人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称为“资本”主要是技术分析的需要。
舒尔茨等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投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要突出知识、技能等投资的高收益性特点,必须有一个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相比较的平台。而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转化为价值化的资本,既可很方便地将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运用于长期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劳动者能力的分析,又可在生产中实现劳动者技能贡献与物质资本贡献之间的相通约。显然,充当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中介恐怕就是“资本”被嵌入“人力”的初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人力资本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在生产函数中又增加一种原本不为人知的生产要素。如马克·布劳格所说:“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表面看来,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嫁接和过渡完成的比较平滑顺畅,但其内部被粉饰起来的许多矛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三、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一范式固有的缺陷,加之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招来批判不断。
(一)理论框架缺陷。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路径进行的:把人力资本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研究人力资本的生成机制,进而以人力资本概念为核心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企业组织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把既有的研究物质资本的框架转向人力资本的研究。但这种理论框架的移用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人力”能成为“资本”,而且“人力”是“资本”。然而,从舒尔茨等人的话语背景和话语体系来看,这一前提让人置疑。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劳动者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获得需要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和训练,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但人的需求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及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个人的目标函数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人的支出总额中也无法划清投资和消费的边界,许多支出根本无法归为具有资本意义的投资。因而,舒尔茨所言的“人力资本”无法简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显然这与资本所规定的货币收益最大化要求相左。况且,知识、技能等的生产性及其对提高个人收入的贡献度还与教育体制、市场供求状况及人自身的能力、天赋、态度等因索相关,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这些都不是资本所能涵盖的。
(二)方法论与前提假定缺陷。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自然将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其建构理论的指导。这一方法论基础也不可避免地使它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的预设前提,它在信息完全、个体理性和偏好稳定的内涵约束下,直接指向了未来收益的“最大化原则”。这些苛刻的脱离实际的假定与个人对自身人力进行投资的复杂心理动机很难相适应。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指向任何可识别的目标,许多行为是由习惯来协调的。显然,人力资本理论对那些由习惯来协调的个人支出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四、结语
传统逻辑在引用数理逻辑知识时应注意的问题
数理逻辑是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对思维逻辑形式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适当地吸收数理逻辑的有关成果,对于丰富和发展传统逻辑,促进传统逻辑的.改革和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现在传统逻辑教科书中大都引进了数理逻辑的知识.
作 者:何新军 作者单位:刊 名:决策探索英文刊名: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年,卷(期):“”(11)分类号:关键词:
自从资本来到人间, 特别是当它成为以现代性为基本内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以后, 它对人类社会包括自然界逐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作用的性质正是由其社会性则是由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基本属性所支配的。要研究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对资本的定义和特征作出准确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曾对资本作出过明确的论述:“资本不是物, 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里说的“资本不是物”, 是指资本不是一般的物, 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物, 强调的是资本具有社会的性质, 即资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方式, 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因而资本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发掘一切物的价值, 实现其效用。此外, 资本的另一个特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生产、消费、技术领域, 资本总是不断地通过竞争、流动和扩张, 使其在运动中不断增殖。
二、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有一个奇怪的逻辑, 它有一个天生固有的规律, 即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2]因此, 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不断扩张的逻辑, 资本总是不断地通过竞争流动扩张, 使其在运动中增殖。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物的一种, 必然会成为资本增殖的对象和手段。
(一) 只要保护生态有利于资本积累, 资本运转就可以改善、保护生态
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到加强宏观调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 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黄金时代。因而在前工业时代, 西方社会的生态环境也曾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煤炭、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废弃物对大气和水源以及土地均产生了重大的污染, 对人类的基本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 民众的反抗日益激烈。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限制, 为环保设施及产业保驾护航, 对重污染企业实施严格控制, 加大成本投入。因此, 由于资本在重污染领域无利可图, 就开始不断流向政策支持性的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 西方社会的生态环境就得到了恢复的空间和余地。
(二) 只要破坏生态有利于资本积累, 资本运转就理所当然去破坏生态
由于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使用价值, 可以产生巨大效益;而资本又具有效用性和增殖性。所以, 在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落后的情况下, 通过实现生态环的效用最大化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GDP主义的绩效考核方式下, 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 买地卖地;出卖矿产资源、自然林地开发使用权;引进重污染的化工企业成为地方官员“创收增收”最粗略, 最不计代价的粗放方式。资本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下, 实现了增殖和积累, 但同时也对落后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三、反思西方与中国生态环境发展的内在因素
(一) 西方具有实力, 经济发展的支撑高端化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不单单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西方政治逻辑对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众所周知, 西方实行直接选举制, 选民的利益诉求通过直接选举制度等到了一定程度的传达。面对传统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 谁能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发展, 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因此, 资本逻辑在实现增殖的过程中, 收到了政策逻辑的重要影响。国家通过对科技环保产业实施政策和技术支持, 对重污染产能进行淘汰, 使得原来停留在重污染领域的资本无法存活, 资本就只能流转到利润更加丰厚的第三产业或者将重污染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 最终实现了西方社会的生态保护。
(二) 中国发展程度有限, 经济发展的粗放结构模式使然
纵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 经济发展模式粗放、效率低、质量差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但就目前中国的发展程度而言, 我们既不能采取停止经济发展, 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模式, 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总量虽大, 但人均占有量却远不足以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所需;又不能在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导向下取得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如果目光短浅只被眼前利益迷惑, 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因此, 如何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就成为我们国家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仍然存在资本逻辑, 这是中国当下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对资本逻辑加以政治逻辑的限制, 减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这是全球化资本时代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
摘要:近年以来, 全球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的异常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纵观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重影响因素均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 归根结底资本逻辑才是导致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 只要有利于自身的增殖, 它就既能保护生态, 也能当然的破坏生态环境。
关键词:资本逻辑,生态环境,效用性,增殖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9-390.
[2]资本论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447.
综合类电子竞技赛事的源起与式微
综合性游戏赛事集大成的年代,在十年前。世界传统三大赛有ESWC、WCG和CPL。国内有CEG,CIG和PGL等等。标准比赛项目设立是:War3、Starcraft、CS。有一些比赛会加入FIFA或者NFS,因为这些项目更靠近“传统体育项目”。
把这些项目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对传统体育中锦标赛的模仿。另一方面则是彼时的游戏开发商话语权并不高——所有这些项目在当时都可以离线比赛,一旦赛事组织者采购了正版软件之后,开发商除了表示“强烈不满”之外并没有更多实际办法。还有一些比赛项目是来自于MOD版本,比如CS和DotA,归属和管辖的权限就更模糊了。
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当时的中国市场环境下,开发商没法挣钱(彼时游戏都是单机销售),自然没有动机去做赛事管控。因此当年一个赛事能聚齐Valve、暴雪和EA等大厂的作品。
随着电子竞技项目的更新换代,主流竞技项目都已全面网游化,买正版离线比赛模式从游戏设计上就已经行不通,厂商获利能力大幅度提升。为保证用户体验,加上赛事质量以及竞争等原因,厂商倾向于自己办比赛,自然也对综合类赛事抱有不甚开放的态度。
近年来主流电子竞技赛事都是以开发商赛事为核心的,综合类电子竞技赛事偏于式微,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2014年,WCA的出现。到2015年,曾经的CIG也“See you Again”。
当电子竞技成为“文化创意产业”
WCA是一个足够吸引人眼球的比赛,从第一天开始,就用大量的娱乐明星来获取广泛的社会关注,而在赛事执行上一直颇受争议。但这并不妨碍WCA在2015年把盘子做得更大,声音喊得更响。
大规模的赛事执行和推广,以及大量的娱乐明星使用,都是不菲的花费。尽管有一些游戏厂商和硬件厂商的赞助和支持,但从营收的角度上看,WCA过去两年收支打平的可能性很低。
资本天性逐利,烧钱的背后,是银川市政府要打造“东方的拉斯维加斯”的宏图,以及金风科技“电子竞技第一股”的大概念。而这一切的源起,都因为电子竞技在过去三年间,从一个玩物丧志的毒品,变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
2015年冬季,北京经历了多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但即使在没有污染预警的日子,空气监测软件依然把空气质量标为“有毒害”,而官方媒体也把这个冬天称为“过去四年间最严重的污染”。环保部终于承认了汽车尾气并不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燃煤和重工业才是。
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是这届政府在经济上最大的任务。告别资源型和污染型工业,发展三产和文化创意产业,是顺理成章的国策。电子竞技行业的风口便这么来了。
风口和退潮
曾经的滴滴快的烧钱大战,一线城市的用户恨不得每天不花钱坐车。似乎先有规模(用户),再挣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人们总是忘记千团大战、汽车O2O、视频网站那些似乎有了规模,但最后依然被潮水卷走的失败者们。人们也总不会去探究,现在滴滴司机们都要交份子钱,那些月入两万的故事早就成了传说。
当前电子竞技行业中,存有游戏开发商、俱乐部、选手(主播)、直播平台、赛事、媒体、投资方等各种角色。模式只有两种,要么向用户(C)挣钱,要么向企业(B)挣钱。开发商能C能B,选手(主播)也能C能B,直播平台也能C能B,因为它们都有粘着用户。而大部分媒体只能B,因为他们的C粘度不高,中国人没有消费资讯的习惯。大部分俱乐部还在赔钱,尽管俱乐部也能B,但选手的工资都太高了。
在这个行业里,有粘度的C是最重要的。有了C之后B顺理成章。主播和选手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高粘度C。直播平台之所以高价签主播和选手,是因为平台希望把这些人的C变成自己的C。
对综合类赛事来说,并不拥有能带来C的资源(选手、主播、游戏)。走内容变现的道路,就需要具有独特性和独占性。笔者曾是PGL主创团队一员,当年Grubby和Sky在三大赛上碰到一次,能被渲染成为“世纪大战”。而在PGL一个赛季当中,Grubby vs Sky,Sky vs Moon,Moon vs Grubby能打十几盘,且这些内容都进行了高质量的视频包装。因此PGL能把自己的内容向渠道方变现。
同样的项目,同样的选手,不同的只是比赛场地和奖金。内容高度同质化,包装和播出渠道又归于主播和直播平台,走内容变现的道路,对综合类赛事来说,似乎也很艰难。
向企业收钱是综合类赛事看得比较清楚的商业模式,但ToB收入是否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开销,也极有挑战。2014年,WCA主舞台上出现了各种“非传统”的电子竞技项目,也一直饱受争议。
雷军讲过,风来了猪都会飞。巴菲特讲过,只有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任何商业模式,归根到底都要落到挣钱上,这也是数百年来颠扑不破的真理。
【关键词】再生产;资本逻辑;精神空间
一、资本控制的社会下人的“异化”
物的丰盛刺激着我们的眼球,掀起我们心底潜藏着的无尽的物欲:从香车豪宅到服装化妆品,从家居装修到快餐服务一物如汹涌的波涛,从四面八方涌来,令人眩晕。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欲的时代。消费的扩张,对于符号的追逐,(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已经打上了文化的标签,吃的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喝的是星巴克,用的是耐克和纽巴伦,还有奢侈品古奇、兰蔻、蔻驰、LV等等)奢侈品这些东西不是必须的。但是他们附上了文化的符号,他们不再用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成为一种精神的需要,似乎占有他们才能满足自我,因为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活在了其他人的眼光之下,人的私人空间逐渐被公共空间入侵,以至于人需要去占有这些以满足自我的精神生活,然而越是拥有就越去占有,越是占有就越贪婪,越是贪婪就越是空虚,占有并不能满足反而导致更大的空虚,以至于人需要渴望拥有更多,欲求更多,这成为一个悖论,一个死循环。人的精神世界空虚。精神空间不断受到资本的侵蚀和挤压,以至于人属于本心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自我,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活,资本已经入侵私人的领域,无限制地吸收个人的时间和占有个体的空间。所谓的“资本逻辑”主要是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的发展规律。“资本的逻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题。资本既具有破坏性创造,又有创造性破坏。
资本的贪婪如血蛭般地,无限制地吸收和占据你的时间和空间,人们越来受到消费的制约、技术的控制,主要是表现在当前对于符号的消费、文化的消费越来越显异化,人越发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控制着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各种时尚或流行的符号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的最高物神。我们在符号的世界里,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超现实满足感与虚荣心,迷雾繚绕下我们看不到前方的阴暗底色。列斐伏尔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消费和生产关系的错位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引发了人之存在的价值危机和意义失落所导致的人与自身价值的疏远,影响到了当代人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生命存在的意义。
向资本夺回属于我们的心灵和精神的空间已经迫在眉睫,摆脱资本的奴役和控制,回归属于自我的本源和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像黑格尔所说的“人成为真正的人”,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对自己的精神空间进行再生产,占据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休憩所,避免在漫漫长途的人生中无边无际的盲目的漫游着和行走着。精神空间的再生产意味着夺回日渐被资本占领的空间,意味着打破资本对各个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以及对个体微观领域的日渐张狂的入侵。
二、资本的空间占领趋势
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它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是解放人的正效应;另一方面是奴役人的负效应。这种“双重效应”也给当代中国提出了“双重任务”既要承认资本、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又要驾驭资本、规范资本、超越资本,尽力让资本促进中国社会和谐与中国人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借助资本的力量,现代性才得以彰显,现代化才能够实现,现代人格才能养成。但是资本存在的它的另一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奴役劳动的本性”:“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资本就像具有独立的生命,形成独立的个体一样,它影响和控制着人的行为和思想。于是,整个社会被资本逻辑控制和主导,导致了“拜物教”,“资本的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2]资本激发了人对于物质的占有欲,也使人的精神物质化,精神的空间充斥着物质,真正的灵魂深处确实虚无的和空虚的存在,人的本性被资本所控制,人渐渐地不属于自己,精神无所依托。
(一)资本入侵社会发展的宏观领域
资本入侵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发展,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秘密,指出资本的生产方式不仅调动一切条件生产出物质产品,而且也不断地创造着生产力本身。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追逐利益,生产者和劳动者都极尽地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固定资本、生产资料本身的生产逐渐成为社会总产品的主要部分,它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一方面,积极扩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品质,因此资本尽力发展科学以便发现新物体和旧物体的新使用属性。另一方面,资本不断扩大需要,发现并创造新的需要。生产与需求的相互作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统治的短短时间中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超过了之前一切时代的总和。
资本不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资本培养了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成为人自由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包括人的需要、享受、能力和交往的丰富的体系。资本想要获得增长,就要努力刺激并满足在社会化生产中形成的社会人的各种需要。资本增殖的本性促使资本不断幵辟广阔的世界市场,创造出普遍社会交往。资本创造的不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现象,它创造的是社会关系的全部文明。资本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这两个普遍占有,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交换关系、普遍的联系和交往体系、培养了人的一切属性。资本在其增值的过程中满足了人的需要,发展了人的社会属性,也造成了人们之间的隔离,社会的冷漠和文明的倒退和价值的沦丧。资本具有腐化人心的消极存在,欲望的无限性,社会资源的相对不足,最终的结果是社会成为一个战场,发展到极端是社会上的人为了争夺而针锋相对,造成一定的情况下的社会解体。
资本还不断扩张入侵社会的文化领域,一切的文化活动、文化产业和文化创造都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这一过程一方面大大繁荣和发展了社会文化的产业,提高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也扩大了文化在世界的国际影响力。然而由于文化的产业化,当前的文学、艺术和影视都越来越成为资本占领的阵地,金钱似乎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所在,审美和艺术、欣赏和享受越来越被以资本占有的多寡为其体现的标准。特别是当前的中国电视和电影等影视媒体,俨然已经成为了资本的标榜,多数的娱乐产业公司关注的电视和电影的质量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递,社会共有美的追求,而是将大多数的资金投入到所谓的“大牌”和“进口”的引入,借此博人眼球,导致了社会大众追逐的单纯尽是符号化或象征化的个人,对于社会整体道德和价值的传播毫无益处。
(二)资本渗透个体生活的微观领域
微观领域:资本入侵个体的生活、娱乐、工作等等,甚至私人精神空间也遭到入侵。人的主体性还未彻底完全建构的时候,即遭受到资本的入侵和占领,以至于人失去了自我,受资本奴役,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资本挪用了盗走了人的主体性力量,把自身建构成支配人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似乎金钱已经能满足一切的需要,包括精神需要,其实上是自我丧失的一种标志。“欲求取代了需求”,需求是自然主义的,生理的,有限的能够满足的。而欲求是功利主义的,心理的,无限的无法满足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展示出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可能性空间。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正是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才能获得高速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使人的欲望空间不管扩张,而人的欲望的扩张又不断推动着资本的积累,”[4]资本逻辑下使得资本成为自身的目的。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立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5]资本控制下人丧失了自我批判和批判事物的能力,以心甘情愿的方式附庸于资本,去追求人们所梦寐以求的金钱和财富,为了享受世间一切华贵,成为资本的高贵的奴隶。然而,最高贵富有的奴隶,毕竟也只是奴隶。随着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消费的扩充,资本蒙蔽人们的双眼,资本已经悄然以另一种方式去占据人类的心灵和控制人民的精神。
人们的衣食住行本来是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活动,由此产生物质生活的经济空间,但是由于物质空间的有限性,很快地资本便占据填充完了,而文化本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人们精神空间存在的载体,但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性,资本不会也不可能满足于此,于是它向人的精神生活扩张,开始占据人的精神和人的心灵。它悄然将自身融入文化中,通过对于物质产品的符号化和人文化,企图掩盖它自身的本质,将物质产品打上文化和精神的价值印记,将它们与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挂钩,以入侵人的精神领域,比如现代人喝星巴克咖啡,追求的就是一种小资的生活方式,人们消费的并不是这美味的食物,而是一种向往已久的
西方生活方式,它满足了人们对这种符号意义的需求和欲望。购买的奢侈品被打上了爱情和高贵的标志,使得本来的物质产品成为文化的消费品,抽象的观念主导人的消费,资本入侵人的精神领域,控制人的思想和心灵。观念领域的抽象在宰割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个人现在受到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6]
三、争夺空间—与资本的殊死较量
解决方法—争夺空间,与资本争夺空间,向资本夺回精神家园,摆脱控制,成为自我。
(一)国家控管:斩断资本的触角
主要是国家强制力量的作用,避免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保证公有制的地位,防止贪婪的资本越过雷池,防止和控制市场经济的弊端。同时在思想话语领域掌握主导权,传播正确的财富和消费观,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人性的关照和对人的精神的关怀。“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唯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7]个体始终生活在社会中在国家里,个体的精神和心灵始终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人的精神空间夺取的过程中,外在的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特别是资本在产生和扩张中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国家在这个程度上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能够驾驭与导控社会资本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力量,能够创造这些条件来防止资本的过分扩张而造成的对整个社会经济、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入侵。防止资本主义的落后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文化透过包装以经济的面貌对中国人的内心和精神进行占据和扩张。
国家行政按照市场经济合理性的要求协调经济矛盾,会陷入更深的合理化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危机是“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市场经济会不断地发出指令和要求,比如良好的投资环境、安全的社区保障、便捷的基础设施等等。在理性化的意义上,今天中国各级政府衡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为市场经济的指令服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合理性危机会表现为一种转嫁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本来是市场经济自发的矛盾,如果国家行政决策仍然按照市场经济的理性要求来解决矛盾,市场领域的矛盾就会变成行政指令之间的矛盾。比如,政府通过法律、税收等政策保护经济领域产生的不平衡,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参加到社会化大生产中,结果却只是少数人获益。这无异于将市场经济的缺陷带到了政治和人民生活领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可以保证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公平。西方一些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极力推崇公有制的好处:公有制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与不拥有资本的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他们认为公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不公平现象就会随之消失。当然,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有很大的不同。我国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权威来保证公有制的存在和运行,而不只是作为收入公平的手段。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各种模式重视的是收入平等,没有国家经济制度的保证,这样很难让平等得到保障。
(二)社会监管—防止资本的越位
以社会公共力量去对抗强大的资本,是防止资本越位的有效手段。群体利益的公共诉求在未来社会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领域,如何让经济走上正轨也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分析能力。市场经济关系只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社会中不仅有经济关系,还有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等。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经济方面的需求,却无法满足人与人之间其他各种关系的需求。这就需要国家发挥维持社会各种关系的有序发展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保持经济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在于不是任由资本剥夺社会资源,而是对社会资源有留置权。在判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奉行共同体比个人优先的价值观对社会资源建立起最低的限度,让个人可以过一种有自尊的生活,成为集体的一分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发挥了市场的优势的同时又能有效地控制市场缺陷和不足的一种有效方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效的把握了资本特性,利用了资本的同时也在控制资本的。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其他社会有机体的基础,把握住这一基础和主体,那么其他的部分就能有效得到管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规律同时在其作用,市场多一些还是计划多一些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符合,因此在资本过度发展,过度膨胀的过程中,在资本逐渐渗人政治和公共领域中,此时要多发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规律,牢牢把握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社会公共力量去监督市场,去监督公共政治和市民社会。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的市民社会是摆脱国家而存在的,其基础是市场经济,所以这里的市民社会成为了监管市场的国家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8]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制约,同时对于市场经济和资本扩张也是一种制约。
(三)个人自管:摆脱资本的控制
精神空间的再生产,意味着夺取之前已经被资本入侵的私人领域的同时,还要防止个体生活的资本化,保持本心,主体性建构、独立性张扬,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充实,防止资本符号化的方式迷惑个体,造成假象,建构具有神圣性的和超越性的精神生活内容,摆脱物质性的控制,使人的本质真正得以回归人自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的逻辑在影响中国社会,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生活,“资本逻辑这一强制原则和主导机制的泛化和流行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信念和思想体系,逼迫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最终导致现代虚无主义的出现。”[9]“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容。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10]马尔库塞的陈述揭示了当代的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消解和丧失,而这个意义上就是个人需要得以满足造成的后果,似乎前后矛盾,但却意外地贴切,这个程度上来看,资本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在剥夺人的自由,所以警惕资本的华丽的一面。必须开拓属于自我的精神空间,“私人领域”是个体精神得以休憩的场所,如若被资本所入侵和渗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连最私密的领域也肆无忌惮,那么这也将意味着个人的解构,家庭解体。因此,个人向资本夺回空间在这场争夺战中的意义非凡,同时也是困难的所在,个体性的丧失,自我空间的沦丧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资本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个人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控制资本的扩张和过分渗透,以防止资本对于个体的控制,人应当并且首先应当保证自我的存在,这样个体在茫茫人生中才有可寄托之处。虽然,资本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扮演不可缺少而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个体如果盲目随波逐流,让自我的精神和心灵的空间受制于资本,让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的手段,成为一切行为的目的,那么个体的价值将无所归属。私人的领域和个体的精神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受到自我意识的控制和影响,自我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自我的建构的结果,所以自我应该抛开被他人和环境的过分影响,回归于本心,感受真实的自我和发现真正的美,而非去盲目追逐资本的“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2]张艳涛:哲学范式转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4]王庆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隐喻》,《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期。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后记。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7]吕士荣、周宏:《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9]张有奎:《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的批判》,《哲学动态》2011年第8期。
一、经济学与经济哲学概述
1.经济学概述
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规律, 资本主义不发达时期, 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人们在谈论经济时往往将其与政治联系起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经济有了深入认识, 发现经济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了剩余价值的含义, 为人们展示了社会经济的本质。现代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其一是宏观角度, 主要分析各国经济形势以及产生这种形势的原因, 对市场中的货币体系进行定量分析;其二是微观角度, 主要分析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以及该行为带来的后果。对经济进行量化和理性的分析, 说明人们对经济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或者说社会经济理论开始趋于成熟。
2.经济哲学概述
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哲学, 人们在思考自身生存原因和发展规律时, 产生了哲学这门学科, 而经济又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哲学的视野中必然有经济学这项内容, 并且是重点内容, 但是, 哲学的研究路径却与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别, 其研究核心并不是经济规律, 而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经济有怎样的关系。因此, 我们可以将经济哲学理解为对经济和人的辩证思考,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 首先, 经济不是抽象的, 因为它属于人类的基本行为, 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其次, 经济也不是独立的, 因为它会受到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最后, 经济发展处在变化之中, 并且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 没有永恒的经济现象, 也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1]。
二、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
1.经济学与经济哲学之间存在互补性
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存在互补性,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反复对话的原因。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描述, 它所反映的东西是抽象和独立的, 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 而经济哲学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需要使用经济学中总结出来的规律, 弥补了自己思考中遗漏的问题, 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 将经济学描述的规律放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思考, 因此说二者之间是互补的[2]。
2.资本与经济哲学之间的联系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和人进行辩证思考, 其目标就是认清资本的本质, 深入理解人类的发展与资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说, 资本是生产要素中的一种, 就是简单的物, 但是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来看, 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或者是简单的物, 它代表了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这种关系, 商品与货币都不是市场经济的起点, 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才是。可以说, 市场发展和竞争的主体就是资本, 所有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也是资本, 经济哲学就是要对资本的运作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它侧重的不是物质过程, 而是人和人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分析资本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关系[3]。
经济哲学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融合了经济学与哲学的核心理论, 虽然自身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 但是只要认识到资本的本质, 就抓住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经济哲学将经济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 将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条件联系起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独立的, 人的存在也不是独立的, 人民、资本和国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人不完全是经济人, 社会也不完全是市民社会, 人的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因此, 如何满足人的全面需求是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国家一方面要有效利用资本, 实现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要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国家可以克服资本的局限, 帮助人民实现幸福,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三、总结
离开了哲学的经济学, 思考问题就会变得片面, 有形而上学的发展趋势, 混淆经济原则社会原则的概念, 成为服务资本主义的工具, 离开了经济学的哲学, 对社会的思考就会缺乏理性, 不能理解经济活动的意义, 也就认识不到社会的本质, 经济哲学的出现突破了二者的界限, 对人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 对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D].海南师范大学, 2013.
[2]杨金洲, 张繇曦.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困境及出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0 (12) :60-65.
一、“从抽象到具体”逻辑方法的形成过程
《资本论》中的逻辑方法是将哲学方法具体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中, 实现了普遍方法与特殊问题的结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指出, 其所用的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1]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 (逻辑学) 的纲要》中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 (大写字母的) , 但他留下的《资本论》的逻辑,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2]
1. 古典的“从抽象到具体”
“从抽象到具体”既是一种逻辑方法, 又是一种思维方法, 它的产生与自然科学具有紧密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 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自然界微观领域的深入探究, 人们开始探究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 探索各门学科间的深层关系, 在这种情境下, “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脱颖而出。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第一次明确提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 而且他的《小逻辑》完全秉承了这样的思维方法, 并且建立了《逻辑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但他仅仅将“从抽象到具体”停留在思维方法的萌芽状态, 并没有大胆地将其认定为一种逻辑思想。而且, 在黑格尔看来, “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客观具体事物被创造和被生产的过程, 明显带有唯心主义的颠倒与歪曲。[3]
2. 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
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逻辑方法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马克思客观分析了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思维方法的合理性, 在摒弃唯心主义杂质的基础上, 利用唯物主义观点揭示认识运动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再到思维具体的过程规律, 并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逻辑方法。
马克思在谈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时, 主张“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他的经典著作中还提到所谓的“具体”是指“思维具体”, 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和外在表现的具体历史的统一, 是综合的过程和多样性的统一。[4]与此同时, “抽象”是抛开无关于具体事物本质属性的东西, 形成能够概括具体事物关键特征的抽象概念, 对具体事物进行高度的特征提炼。
二、“从抽象到具体”逻辑方法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所创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两条路径和三个环节的基本特征, 这些基本特征可以客观揭示各阶段的现实意义和实施过程。
1.“从抽象到具体”的两条路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两条道路。其一是以现实的直观和表象为起点的思维, 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它要求科学的研究方法要从有机联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从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实际出发, 由具体到思维的抽象, 由个别和特殊的具体到一般和普遍的抽象。其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但是这里的“具体”与第一条中的不同, 是指“精神上的具体”, 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这种具体包含各种具体规定性思维抽象的具体。
这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认为思维的逻辑运动存在以上两条方向截然相反的路径, 而这两条路径可以首位相连, 构成“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 它也反映了人对事物本质认识的完整过程。
2.“从抽象到具体”的三个环节
从马克思指出的“从抽象到具体”两条路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 “从抽象到具体”存在着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它包括三个环节, 即逻辑的起点、逻辑的中介和逻辑的终点。
“感性的具体”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起点, 它是对感觉、直觉和表象的感性认识;“理性的具体”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终点, 它是对事物全体的、本质性内部联系的理性认识。这种对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转变, 就需要将表象提升为概念的逻辑中介作为连接器, 低级阶段的认识将感性材料加工为抽象范畴的概念, 抽象的感念在经过理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对真理的高级认知。因此, 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再到理性具体, 这三个逻辑环节不断链接运动, 从而使人们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层了解。
三、“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逻辑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演绎
1. 比较教育的新趋势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断言的一样:“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时间与空间的压缩造成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多层次、多维度变革。比较教育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都需要伴随世界舞台上各种事件的作用与影响, 产生一致性的或趋同性的发展变化。21世纪, 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 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不同教育发展轨迹中探究影响教育发展的根本要素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如何重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所需面对的核心问题。
虽然萨德勒 (M.Sadler) 、康德尔 (Issac Kandel) 、汉斯 (Nicholas Hans) 等比较教育研究的先辈们所提出的探究教育制度“背后”的因素仍然是当代比较教育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但是随着全球扁平化的发展, 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都逐渐扩散, 细化分层。贝磊 (Mark Bray) 和托马斯 (Thomas, R.Marray) 提供了一个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立方体图, 改变了比较教育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做法, 得到了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共同认可。研究单位从宏观到微观排列为世界→地区→国家→省/州→学校→课堂→个体;从非本土人口统计群体排列为种族→年龄→宗教→性别→整个人口;从不同教育领域类型排列为课程→教学方法→教育财政→管理结构→政治变化→劳动力市场→其他等。[6]
2.“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逻辑方法的演绎
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结构为比较教育洞见研究对象之间共性与异性提出新的挑战。然而, 这些更多元复杂的研究单位分化并非是无序而为之的, 每一层结构之间都包含最基本的认识论路径。在不同比较单元的镶嵌结构中探寻教育现象的本质时, 作为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思维可以提供切实的指导与支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从具体到抽象, 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在任何一个学科理论体系中都要得以运用的。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时指出:“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 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 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 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7]
在社会运动实践中, 从感性具体出发, 抽象到概念思维的过程, 再从概念思维的逻辑起点出发, 经过对概念思维的具体化, 最后达到理性具体的逻辑终点, 进而完成一个辩证思维运动的周期,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有规律的、不可或缺的循环过程。乔治·斯宾德勒 (George D.Spindler) 曾指出, 比较探究具有“让陌生变为熟悉, 再让熟悉变为陌生”的功能。[8]这一过程正与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思维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 为了应对日益膨胀的教育挑战, 比较教育研究者采取了多元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如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 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微观课堂案例研究并存, 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渗入等。但是, 不论是何种研究情景、哪类研究主体和哪些研究对象, 比较教育研究始终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论体系。在比较研究过程中, 首先对客观的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精密分析和细化描写;其次通过分析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教育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 如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人口流动等, 探寻教育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缘由, 进而总结和归纳现象发生的规律;最后将这种规律性的发展模式或理论建构, 使其有效地应用于其他教育现场。
可以说, 如果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 就是其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 不断探寻不同文化场景中教育规律, 以及不断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论循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8.
[2]刘长庚.抽象上升到具体在《资本论》叙述方法中的运用[J].山东社会科学, 2010 (10) :15.
[3]孙计根.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D].山东师范大学, 2011:1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3.
[5][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夏光, 戴盛中译.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第二卷) :古典思想中的矛盾:马克思和涂尔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231.
[6]贝磊, 鲍勃, 梅森.李梅主译.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7]张守民.社会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J].高校理论战线, 2005 (1) :43-48.
【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推荐阅读:
我国民间资本的现状、问题、建议05-27
我国资本市场问题09-21
人力资本投资于劳动力供给10-03
资本的游戏读书笔记06-06
论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本06-08
读《教师的幸福资本》有感06-24
大学生的社会资本09-19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10-20
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分析11-16
论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