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文化论文

明清小说文化论文（共8篇）

明清小说文化论文 篇1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垅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小说、公案、灵怪等不同家数，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文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1、史传色彩--世俗文学的历史依傍

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源出于“纪实”的传统小说，与史官文化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烙印，史传性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尽管明清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无论从衍说故事之形式还是从讽寓教化之动机出发，都深深地受到了史传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题材的史传性 观念的史传性 小说艺术的史传性

2、惩劝教化--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久深远，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笼罩了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创作。

重视小说的教化作用 惩劝模式牢笼创作

3、神妖仙道--佛道思想的濡染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一直在文化形态上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创作。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本土上产生发展成长的宗教，它与古代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尤其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对古代小说影响深刻。佛道所创造的神

仙境界，仙、道、妖、鬼等意象，奇谲变幻的仙道法术，因果业报的结构，以及由此孕育的小说母题，无疑为小说世界带来了奇观异彩。

小说描写空间的拓展 小说人物画廊的丰富 小说情节的奇谲变幻

二、明清小说的内容拓展

就题材而言，明清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空前丰富。明清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表达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特点，使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表现，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和深入。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凸起，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社会理想又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1、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

题材丰富，内容多样是明清小说的突出特点。除了在民间流传蕴育多年而经文人加工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用魔幻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神魔小说外，小说作者的笔触更是切近了现实生活。直接描写社会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的出现，是小说题材开拓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世情小说 历史演义 英雄传奇 神魔小说 讽刺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

2、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

明清文学观念的演进，使世俗现实生活日渐成为小说关注的焦点，以现实生活为描摹对象，通过家庭、爱情、婚姻的纠葛变化、盛衰兴亡，来反映社会人际关系，展现时代风尚面貌，提供生动完整细腻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是明清小说的突出贡献。

爱情婚姻，家庭盛衰 官场黑幕，社会丑态

科举礼教，人生百态 日常生活，世情风貌

3、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

中国古代小说素有理想探索的传统，在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往往通过幻想浪漫的手法，表现理想。明清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力求真实地描摹世态，批判社会；一方面则探索社会出路，塑造理想人物，展现理想境界。两者相辅相成，表现出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热忱关注。

社会政治理想 爱情婚姻理想 人伦关系理想

三、明清小说的艺术成就

到了明清小说，叙事艺术已趋向成熟和完美。先前那种故事式的作品已衍化为繁富的鸿篇巨制，其间有宏大精致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丰富多彩的语言，无微不至的描绘。文学的表现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完备，《红楼梦》的问世，更是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走到了它的巅峰。

1、完备精湛的叙事结构

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作品，明清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情节结构上的成就不同凡响。无论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还是精巧绵密的短篇作品，都各有优长。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结构宏伟，能在尺幅之间，舒展历史风云，饱览英雄人物，追寻历史进程。世情小说则脉络清晰，精巧细密，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展示生活样貌。

从事件结构到人物命运结构 从平铺直叙到立体交错

从单线纵深到全方位铺展 从主线突出到一线两描写

2、性格丰满的形象塑造

从历史传奇中人物刻画的类型化、平面化，到英雄传奇的个性凸现，直至世情小说注重平常人的典型性格的塑造，明清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成就非凡。将情节事件发展与人物性格密切相连，细腻委曲地传递人物的情绪心声，在对比映衬中凸现性格，描绘出人物的心灵成长史……明清小说中风韵独具、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叙事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突飞猛进。

因人设事 曲尽人情 相依相存 发展变化

3、曲描细叙的艺术刻划

由叙事为主，转向以描写为主，明清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渐趋细腻逼真，无论形象塑造、环境描写、细节刻划，还是人物心理情感的揭示，都力图描摹生活，笔参造化。追求洞察深微、见微知著的概括作用和艺术感染力。

丝丝入扣的心理描写 逼真细致的环境描写 丰富具体的细节描绘

明代和清代的小说。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小说 明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可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长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①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②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明中叶以后，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小说，较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此外，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也是明后期影响较大的英雄传奇作品。③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也流传较广。④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开始摆脱了历史故事、历史传说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开始对日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瓶梅》之后，世情

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⑤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拟话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明人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写法上模仿唐宋传奇，缺乏创作新意，因而成就不高，其影响远不及白话短篇小说。

清代小说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予小说深刻的影响。从清初到乾隆时期，是小说的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乾隆时期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即嘉庆、道光时期，脱离现实、宣扬名教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出现，小说创作呈现萎顿、沉闷的景象。清初至乾隆末年(1644～1795)，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等方面，比前代均有较大发展。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清初格外突出。重要的作品有《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写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的是当时社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意识。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汲取了古代文学中讽刺艺术的营养，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长篇小说《红楼梦》，描写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封建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此

外长篇小说《绿野仙踪》，话本小说《照世杯》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嘉庆至道光二十年(1796～1840），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有《说唐演义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等，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及前期同类作品。续《红楼梦》成风，这类作品都是想改变《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让贾林大团圆，反映了封建传统文艺思潮对《红楼梦》的反拨，是一种倒退。《荡寇志》以续《水浒传》为招牌，而立意与《水浒传》正相反，表现了作者痛恨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这时期较好或有新意的作品，有《绿牡丹》、《雷峰塔传奇》、《粉妆楼全传》、《双凤奇缘》和《镜花缘》等。清代小说的面貌和明代小说有显著的不同。明代小说大都有一个从民间传说、戏剧、话本到文人编定的演化过程。清代小说则不同，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选材、构思和描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作者个人的意愿和理想。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都臻于成熟。一般的作品都有独创之处。《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这时期小说的最杰出的代表。

清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明代《金瓶梅》开辟的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着重写市井间世俗情态的新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发扬。《儒林外史》、《歧路灯》、《绿野仙踪》、《红楼梦》都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充分显示出长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巨大能力和容量。在清代，小说在文学领域成为主流，其成就超过了传统诗文和其他文学样式。

明清时期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导致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这些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三位思想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早年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都隐居著书立说。但由于治学方法和所学内容不同，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又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炎武脚踏实地的学风，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优秀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一部具有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神话小说；《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优秀的讽刺小说；《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短篇小说集。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

明清小说文化论文 篇2

一、《痴婆子传》中的“痴婆子”与众“痴婆子”

《痴婆子传》, 无名氏作, 现存版本有四种:乾隆刊本, 吴晓铃藏, 书前有序, 署乾隆甲申 (1764) 挑浪月书于自治书院;日本木活字本, 为日本京都山田茂助之圣华房刊本, 以乾隆中刊本为底本;写春园本, 1943年刊于北京。明末清初的《肉蒲团》和三徐堂复明本《东西晋演义》无名氏序以及康熙间刘廷玑《在园杂志》引及此书, 故为明人作品;李梦生先生的《中国禁毁小说百话》断定至少作于明中叶。《思无邪汇宝》题芙蓉主人辑, 情痴子批较。此书有多种日文译本, 近年又有法文译本。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法, 由70岁白发脱齿但却风韵犹存的老妪上官阿娜, 叙说一生经历的风流韵事。阿娜出生在一个严守儒教的家庭, 因七八岁时吟咏“不从雪后争娇态, 还向月中含丽情”的诗句, 被父责骂“他日必为不端妇”。至十二三岁时, 春心萌动。于是偷读《诗经》, 但不解“男女相悦之辞”, 便向善弄风情的北邻少妇求问, 少妇实告她男女交合之乐。自此阿娜情不可耐, 跃跃欲试。先与表弟共寝行欢, 后挑逗家仆人俊于夜暮在曲廊作乐。不久, 阿娜出嫁为人妻, 先后又与年轻奴仆、家仆、和尚以及公公、小叔子、妹婿、戏旦等乱伦和偷情。年轻的阿娜, 已与13个男子贪享了肉欲。39岁时, 痴婆子又与私塾先生谷德音纵情泄欲, 终被其夫察知, 遭毒打后遣送母家。小说结尾是痴婆子的忏悔。痴婆子之痴非情痴之痴, 是沉溺于本能享受中的古代女子形象之典型。

“痴婆子”形象并非是个别案例, 在明清艳情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痴婆子”:《昭阳趣史》之飞燕先破瓜于射鸟儿, 初尝云雨, 后一发不可收拾, 进入宫中之后宠幸于成帝, 仍与燕赤凤、射鸟儿肆意淫媾, 为求子百计求方, 引进十余名少年与之交合, 令人咋舌。《浪史》中的寡妇赵大娘不仅主动勾引浪子与之交合, 竟然劝说其女妙娘与浪子合体, 并大言不惭地声称:“有甚羞处, 做了女子, 便有这节, 你娘先与他干了, 我也爱他, 把做心肝来叫。你却不爱这个标致书生, 却不错过。” (2) 《肉蒲团》中的艳芳为了和未央生长厢云雨, 主动写信未央生提出要与之私奔:

“自你不来之后, 我终日对了饮食吞咽不下, 就勉强吃下去, 也不过三分之一, 可见心肝五脏都瘦了一大半, 不但身上面上瘦得不像人也。……你若虑祸, 踌躇不敢做此险事, 就是薄幸之人, 可写书来回我, 从此绝交, 以后不得再见。若还再见, 我的牙齿利害;要咬下负心人的肉来, 当做猪肉狗内吃也。其余一切誓死的话.总是寡情妇女骗人的套子;我不会说, 只此寄知。” (3)

除了以上所举例子之外, 其它明清艳情小说还刻画了许多的“痴婆子”, 构成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明清艳情小说“痴婆子”形象群。那么我们不仅要问, 产生这么多“痴婆子”形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理解“痴婆子”们的“痴”呢?

二、“好色”与“好货”———文化消费者与文化传播者

明清王朝是中央集权制的高峰, 皇帝集大权于一身, 所以统治者的清明与否及个人好恶也深深影响帝国的各个方面。明清艳情小说的滥觞与明中后期的最高统治者之荒淫有重要的关联。正如《万历野获编》“士人无赖”云:

国朝士风之敝, 浸淫于正统, 而糜溃于成化。当王振势张, 太师英国公张辅辈尚膝行白事而不免身膏草野。至宪宗朝万安居外, 万妃居内, 士习遂大坏, 万以媚药进御, 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万, 至都御史李实, 给事中张善, 俱献房中秘方, 得从废籍复官。以谏诤风纪之臣, 争谈秽喋, 一时风尚可知矣。 (4)

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仅因为献房中秘方, 就得以废籍复官, 更为夸张的是明光宗竟然因服春药至死, 年仅三十六岁, 是为明末三大谜案之一的“红丸案”。正所谓“上梁不正, 下梁歪”以致“国朝士风之敝”, 于是帝国的子民们上至王公下至黎民百姓, 不再对“色”遮遮掩掩而是甚为公开地对待“色”了, 书肆可以公开贩售此类书籍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之事了:“奚僮不知, 偶市《绣榻野史》进余, 始谓当出古之脱簪珥。待永巷, 有裨声教者类, 可以赏心娱目, 不意其为谬戾, 亦既屏置之矣。逾年间, 适书肆中, 见冠冕人物, 与夫学士少年行, 往往诹咨不绝。”

《绣榻野史》 (5) 是一部明清的艳情小说, 从该书的序中我们可以得知, 艳情小说的贩售是公开的, 且生意似乎很红火, 但这种“诹咨不绝”的场景在明前期及清中期以后是难以想象的, 似乎沉睡许久的火山突然喷发一样, 人们对此孜孜不倦, “好色”的社会风气带动了艳情小说的阅读需求, 这种商机明清“好货”人们即刊刻商们怎会放过呢?且从现有的一些关于小说售价资料来看, 艳情小说确实也有较高的商业利润。日本内阁文库藏《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 明万历乙卯 (1615) 姑苏龚绍山刊行, 靡页正中戳, 上写“每部纹银壹两”。本书虽云陈继儒评点, 实为余邵鱼本的翻刻闭。 (6) 内阁文库藏《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 (百回本) , 孙楷第先生云“此亦万历末年所刊, 或竟在昌启时”, 封面书名下方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由金阁书坊舒冲甫刻印。半叶十行, 行二十字, 字体扁而端好悦目, 开板亦阔。图五十叶百面, 尤精彩如绘, 写刻俱出名手无疑。 (7)

据北京大学黄卉所撰的《明代通俗小说的书价与读者群》 (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04年) 一文分析, 这些书在当时售价还算挺高的, 所以从艳情小说的内容和人们的喜好来看, 艳情小说的价格应当也是不低的。艳情小说有如此广大的阅读需求和较高售价, 可说商机无限, 能不令刊刻商们动心吗?

明清两代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宽松的出版政策, 涌现了许多出版商, 到了万历年间, 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成为出版中心。著名的书坊有福建建阳的“忠正堂”、“双峰堂”, 金陵书坊世德堂等。其中有些书坊就刊刻了艳情小说, 较为著名的是啸花轩。啸花轩是明末清初一家很著名的书坊, 之所以著名, 是因为刊刻了一大批艳情小说。目前尚存的有《浓情快史》、《一片情》、《玉楼春》、《人中画》、《巫山艳史》、《情梦柝》、《杏花天》、《巫梦缘》、《醉春风》、《梧桐影》、《灯月缘奇遇小说》等十多种。

刊刻商要刻艳情小说, 就必然要有小说作品, 所以刊刻商出钱请人创作、评论艳情小说也是很自然的事, 文人与书商的合作不乏其例, 如清代陈继儒, 他工诗文, 兼善书画, 与董其昌齐名, 此君上交官宦名流, 下接文人寒士, 名噪一时, 曾辑校丛书《宝颜堂秘笈》六集数百种, 晚明数十年间该书挟陈继儒之名风动一时。在艳情小说方面同样以啸花轩为例, 为这家书坊创作、评论艳情小说的有“龙邱白云道人”、“颖水无缘居士” (《玉楼春》) , “蕙水安阳酒民”, “西山灌菊散人“ (《情梦柝》) , “古棠天放道人”, “曲水白云山人” (《杏花天》) , “江左谁庵” (《醉春风》) , “檇李烟水散人”, “东海幻庵居士” (《灯月缘奇遇小说》) 这些文人。

这股“好货”力量, 适应了“好色”的社会的需求, 同时“好货”力量的参与刊刻、组织创作, 使艳情小说作品大量产生, 而艳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为“痴婆子”类型, 所以“好色”与“好货”的相互助长是“痴婆子”形象大量产生的原因。

三、小说创作的“商品化”———文化传播者对小说创作的介入

书商与文人合作的直接结果就是小说创作的“商品化”, 创作的“商品化”是指小说创作没有较高的艺术追求, 只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带有浓重的“铜臭味”。艳情小说是一种艺术商品, 同样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载体, 所以提高使用价值能更好地实现其价值, 艳情小说的使用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满足人们的性幻想、提高性欲, 这在古代小说某些

章节均有体现《唇楼志》第三回:“素卑自幼识字, 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来打动他。不但《西厢记》一部, 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素粤视为至宝, 无人处独自观玩。今日因葱若偷看《酬简》, 提起崔、张会合一段私情, 又灯下看了一本《灯月缘》真连城到处奇逢故事, 看得心摇神荡, 春上眉梢, 方才睡下”。

《金石缘》第七、八回载苏州林员外之女爱珠, “做诗写字之外, 将些淫词艳曲, 私藏舰看”, 一日, “将一本《浓情快史》一看, 不觉两朵桃花上脸, 满身欲火如焚, 口中枯渴难当”, 又“拿了 (快史》一本, 睡在床上看, 看一回难过一会, 不觉沉沉睡去”, 恰在此时, 游玩经过的利公子误入爱珠闺房, 见她“枕边一本《快史》, 反折绣像在外, 像上全是春宫”, 便断定“此女必是风流人物”, 遂大胆上前, 将其诱奸。

《肉蒲团》第三回, 写未央生欲引发其妻的风情, 就到书铺中买了许多风月之书, 有《绣榻野史》、《如意传》、《痴婆子传》之类, 共一二十种, “放在案头, 任他翻阅”。

(二) 消遣解闷

如《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载茗烟见贾宝玉终日不快, “因想与他开心, 左思右想, 皆是宝玉顽烦了的, 不能开心, 帷有这件, 宝玉不曾看见过。想毕, 便走去到书仿内, 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纪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 引宝玉看, 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 一看见了便如得了”。

(三) 获取有关性技巧的知识

如明代署名邺华生撰的《素娥篇》中附有各种性交姿势的春宫画, 显然供人学习、模仿之用。

所以为了提高小说的“使用价值”, 小说的作者们都无不着墨于描写女性之“痴”:写《昭阳趣史》飞燕之“痴”, 竟与十余少年连续交合, 严重脱离了人的生理正常承受能力;写《浪史》中的寡妇赵大娘之“痴”, 竟劝其女妙娘从与浪子, 严重违背人的道德伦理;写《痴婆子传》阿娜之痴, 与十几个男人苟合, 其情节变换, 不过是各种不同性交体位的变化而已, 说白了就是一部性交姿势集合真人版。诸如此类, 大多是作者基于促进男性读者的文化消费的一种想象或者说是一种“情节设定”, 如果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这些强加于明清女性身上, 认为这些“痴婆子”和她们的“痴”是以明清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原型的话, 笔者认为似乎有待商榷。如《明清小说研究》所载的《扭曲的人性畸形的形象———略论明清艳情小说的女性形象》一文。该文作者认为, 明清艳情小说中这些“痴婆子”类型的女性形象是明清女性性心理和个性的反映。

综上所述, “痴婆子”形象的大量产生与“痴婆子”之“痴”的刻画是古代文化传播对小说创作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 “痴婆子”与她们的“痴”并非真正以明清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女性为原型, 它大部分只是披着女性形象的外衣, 其实质还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文化消费, 是小说创作者从男性视角出发的一种创作想象。从这些女性形象来研究古代女性的性心理或者其它方面, 应当要甚为谨慎。

摘要：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来审视明清艳清小说中的“痴婆子”形象。“痴婆子”形象的大量产生是明清文化传播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结果, 文化传播者即明清书坊商的介入使小说创作商品化, 所以“痴婆子”们的“痴”是小说创作“商品化”的产物, 并非真正地以明清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原型, 因此从这些“痴婆子”类型的女性形象来研究明清女性性心理或者个性等方面应当要甚为谨慎。

关键词：明清艳情小说,痴婆子,文化传播者,创作商品化

参考文献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155

②[明]风月轩又玄子著:《浪史》, [M].钞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

③陈庆浩、王秋桂主编:《思无邪汇宝第十五册;肉蒲团》, [M].台湾: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1994～1997:313

④[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 [M].北京:中华书局, 1959:541

⑤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1340

⑥王古鲁:《日本访书记》, [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56～57

明清小说中五通神形象 篇3

在江南，五通神形象流传甚早，南宋洪迈在《夷坚中对之就有记载。洪迈描述五通神道：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机鬼。其神怪甚傀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日“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考之传记，所谓木石之怪夔罔两及山魈是也……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迎。致奉事，以祈无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则又移夺而之他……尤喜淫，或为士大夫美男子，或随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见本形，至者如猴猱、如龙、如虾蟆，体相不一，皆矫捷劲健，冷若冰铁。阳道壮伟，妇女遭之者，率厌苦不堪，赢悴无色，精神奄然。

根据洪迈的记载，南方的五通神和北方的狐仙类似，虽名为神，其实是妖怪之属。五通神的特点有两点：第一，能使人乍贫乍富，所以小人很喜欢它；第二，好淫，妇女如碰到它，身体会遭到很大的伤害。换言之，五通神是典型的色鬼兼财神。

但明代小说家对五通神似乎并无恶感，他们笔下的五通神通常很有人情味。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了一则五通神的故事《五通摄人》：

余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妇，过旬日适值元旦，其妇妆饰出堂，欲拜公姑，行至灶口倏然不见，举家四野寻觅不得，后五日闻半死于山间，家人往救，问之但曰：“被二三人施扶而去，只从屋檐上过，至则相合如醉梦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视其鞋纨裳裥皆已碎坏，后或看守不严则又摄去矣，不得已卖入于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圣也。

此则故事中的五通神喜欢强抢民女，玩弄之后又弃之不顾，似乎是个邪神的形象，但郎瑛并未坐实此确为五通神所为。《七修续稿》中郎瑛记载了一件奇事：

嘉靖壬寅七月，医侄庆家偶尔西檐火起，随扑灭之，明日移东或南，续发者五日，人以为五通神之为也，予祭即息。

郎瑛笔下的五通神并不为害人间，但喜欢恶作剧，而且通情达理，祭祀后即停息。郎瑛还特意把自己当时的《祭五通文》附在后面：

自某甲子至今某日，火凡七发，毁瓦燎檐，邻里惊忧，人皆日五通神之为也。予以神乃五行正气，以生为心，岂有悖常害民，反神之所为耶？或者邪魅狂鬼，假神之名，是神之耻，神当为民诛逐之可也。人又日鬼神无栖，狂背求祀，予今申祭于神，择日庙祀，神亦体民之心，从正而息邪可也。否则忠言不省，必将告之城隍，奏之上帝，罪必有归，亦岂神之利也哉？惟神鉴之，尚飨！

由祭文可知，五通神地位低微，一听说要“告之城隍，奏之上帝”，马上害怕，不再捣乱。

其他明人记载的五通神无一例外的都是此类形象，陆粲《庚巳编》中的《神丹》一则中的五通神也并不可怕：

江阴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为神物所凭。尝见一美丈夫入房与交合，自称为五圣。父母为延师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后无可奈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须，虽远方非时之物，一指顾间可致。时出金银珠贝之类充轫于室，然一玩即复摄去，不肯与女。女尝见金数千锭积屋隅，试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纸所为者，返之则又成金矣。一日，以块物遗女，其质类石，谓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即时复活，宜宝之。止以济汝一身，虽父母不得与也。”女收藏之。会其伯母猝病死，女欲验其物，即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身，即蹶然复生。神来怒责女日：“语汝云何？安得轻用吾丹！”索而观之，即夺去，从此遂绝不来。

此则中的五通神神通广大，但比较自私，他所赠送的财物在现实间没有任何用处，把神丹赠给自己所宠爱的女性，但不知何故，坚决不允许给她的长辈使用。

到了冯梦龙笔下，五通神形象更有所改变，他在《情史》中写道：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日五圣，姓氏原委，俱无可考。相传其神好矮屋，高广不逾三四尺，而五神共处之，或配以五妇。凡委巷，若空围及大树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桥尤盛。或云其神能奸淫妇女，运输财帛，力能祸福，见形人间，争相崇奉，至不敢启齿。

又记载了五则女子与五通神私通的故事。其中三则是五通神私通人妇，给予其夫颇多钱财；一则是私通人女，赠与其父母不少的财帛；还有一则是私通寡妇并令其富贵。在冯梦龙的笔下，五通神多情而且颇讲信用，对于情人的要求有求必应，只不过钱财来路不明，往往是偷盗所得。五通神不畏官府，能将官府夷为平地，但惧怕钟馗。在最后一则故事中，五通神情人之子“买大匹纸三幅，从画工图写一钟馗、两金甲神，雄毅非常，到家揭之于门。五郎见之凛然，遂不敢入……与妇呜咽而别。自此杏然”。这个五通神显得多情而善良，很令人同情。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如五通神勾引人妻，破坏家庭，自然被古人指责，但此五通神是和寡妇谈情说爱，又经常给以经济资助，就无任何可指责之处。

冯梦龙认为五通神应该是正派之神，之所以有人对他印象不好，“非五通神之不正也，假之者众也”。妖怪假冒五通神胡作非为才导致五通神形象不佳。

清代和明代相比，五通神形象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赵翼考证了五通神的起源：“按《夷坚志》，林刘举将赴解，祷于钱塘门外九里西五圣行祠，遂登科为德兴尉。到任奠五显庙，知为五圣之祖祠也……《七修类稿》又谓：五通神即五圣也。然则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可见，五通神又名五圣、五显，是江南非常重要的祭祀对象。赵翼不断强调：“五圣之祠，宋已有之。”“五圣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根据郎瑛的记载，五通神常用火灾游戏人间，类似北方的狐仙形象，所以清代文人经常把两者相提并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介绍五通神道：“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计驱遣之；至于江浙五通，民家优美妇，辄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为害尤烈。”是一个很明显的邪神形象。接着他又记载五通神的故事道：五通神是五个邪神，强奸妇女，为害人间，最终被人所杀，化为马、猪之类，五通被杀四通后，“自是吴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为害矣”。

袁枚在《子不语》记载的五通神似乎则是欺软怕硬之徒，在《五通神因人而施》中记载：

江宁陈瑶芬之子某，素不良。游普济寺，见寺供五通神，坐关帝之上，怒其无礼，呼僧责之，命移五通于关帝之下。游人观者，俱以为是。陈傲然自得。夕归，见五通神当门而立，遂仆地狂叫，日：“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间血食久矣，偶然运气不好，撞着江苏巡抚老汤、两江总督小尹，将我诛逐。他两个都是贵人，又是正人，我无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饶汝矣！”其家环拜，具三牲纸锞，延僧祷祀，竟不能救而死。

褚人获认为五通神不是神仙，而是鬼魂之类，而且互相争权夺利，他在《坚瓠集》中的《东库五通神》记载一事：

《武林闻见录》：宋嘉泰中，大理寺断一大辟，决数日矣。一日，有叩狱吏门者，出视之，即所决囚也。惊问日：“尔为何得至此？”囚曰：“某死无憾，但有一事相冼：泰和楼五通神皆某等辈，近一他适，见虚其位，某欲充之，因无执凭，求一差檄明言差某充某位，神得此为据可矣。”吏不得已许之。囚又出银一笏，烦制靴帽袍带之属。言讫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为书牒一道，制靴帽袍带，候中夜焚之。次日，梦有驺从若王者下车致谢。经数月，邂逅东库中人，谓楼上五通神日夜喧闹，知库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饮，例课甚亏，无可奈何。狱吏遂以向所遇密告之，吏日：“此必前所云他适鬼已归耳。”乃相与增塑一像，夜遂安妥如初。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小说中的五通神形象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明代小说中的五通神喜好以财富引诱妇女，而清代小说中的五通神经常强暴妇女。两者形象之所以如此截然不同，和朝廷的政策密切相关。

古代把列入朝廷祀典而祭祀的叫作正神，不合礼制而祭祀的鬼神则称为邪神，钮弱在《觚剩》中的《奏毁淫祠》一则中提到五通神的来历：“旧传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殿前，曰：‘我辈从陛下四方征讨，虽没于行阵，夫岂无功，请加恩恤。高皇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姓氏，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庙祀之，俗称‘五圣祠。”根据这种说法，五通神属于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自然应当依时致祭。

虽然赵翼等认为五通神并不是朱元璋手下的烈士，不在国家祀典行列，但明代对民间信仰的态度相对比较宽容，朱元璋曾下谕旨：“凡祀典神祗，有司依时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尝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毁。”正如有学者所说：“明初所定的宗教信仰管理体制对待民间信仰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将民间信仰纳入国家祀典；二是允许其作为民间信仰继续存在；三是宣布为淫祠加以禁止。”“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而观察明代的屡次禁毁淫祠事件，五通神并不在内。

正因朝廷允许甚至提倡民间对五通神加以祭祀，所以明代小说中的五通神除了淫人妻女又能使人迅速致富，而且从来不会强迫民女，是多情的神仙形象。

到了清代，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提出“上谕十六条”，颁布全国，其中第七条就是“黜异端以崇正学”，要求大家推崇理学，把其他的学说都称为歪门邪道。朝廷如此提倡，大臣自然心领神会，清初理学名家汤斌召集百姓讲解“上谕十六条”，又在苏州开展了一场捣毁五通祠的活动。“斌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明周顺昌祠，禁妇女游观，胥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词小说，革火葬。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鹜。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瘵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饬诸州县有类此者悉毁之，撤其材修学宫。”

其他地方的官员也纷纷效仿，《清朝野史大观》“郭尚书檄毁淫祠”条记载：“郭尚书世隆督浙闽时，闽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敛钱民间，辄数十万，尚书檄诸州县毁之。离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显神，庙貌壮丽甲闽中。一日野火自起，烬无寸椽，火熄而檄适至。”

雍正、道光年间朝廷又不断下谕旨，道光帝下谕旨道：“国家祀典，自有常经，邪说诬民，本干例禁。……苏州府城西十里楞伽山，土人立五通祠，前于康熙年间，毁祠踣象。日久禁弛，赛飨如故。及女巫假托神语，按簿还愿，陋习相沿，不独苏州一府为然。不可不严行饬禁。著孙玉庭、韩文绮即饬所属州县，将境内五通等淫祠概行撤毁，毋任愚民赛飨结会。其女巫等，并著地方官出示晓谕，责令该家长等，严加管束。其一切创立邪说，哄诱愚民，烧香敛钱等事，随时访拿，严加惩治，以维风俗而正人心。”

官员承奉朝廷旨意，罢黜邪说，作为饱读诗书的文人自然对官员行为赞颂有加，所以纪昀评价道：“余谓汤文正公驱五通神，除民害也。”而其他文人也一并将五通神描写成邪神形象。

总之，明代政策对五通神祭祀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而清代，朝廷不断明令禁止，文学作品中也把五通神描写成邪神。

虽然如此，清代民间对五通神的祭祀仍然不断发生，因为老百姓有淳朴的消灾求福、逢凶化吉心理，正神不会为害人间，而邪神往往惩罚众人，百姓抱着“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心理。而且，政府主导的祀典并不关心人们的疾苦，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中国，国家祭祀同样不关心个人的贫穷”，所以“巫术最初是为个人的贫穷与苦难提供的唯一的避难所”。另外，长期贫困的人们对财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渴望，正如凌漾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一卷中所说：“世上人贪心起处，便是十万个金刚也降不住”，商品经济发达的苏杭人民对财神的崇拜也是任何行政手段都无法消除的。

杭州北高峰的灵顺庙因供奉五显财神，被称为“天下第一财神庙”，至今祭祀、求拜者络绎不绝，香火极盛，由此可见一端。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篇4

楚辞

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汉赋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

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被称为“赋圣”。他和卓文君的故事。民间广为流传。一曲《凤求凰》，千古传佳话。

《凤求凰》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唐诗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王安石曾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唐诗作者众多：李白、杜甫、“小李杜”（杜牧、李商隐）等。

唐诗的基本形式就是绝句和律诗，绝句共4句，律诗要8句，都可以分为五言和七言（即每句5个字或7个字）。

宋词

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故名“宋词”。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光辉夺目的巨钻，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宋代最著名的词人有苏东坡、柳永、李清照等人。

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为两段，称双调；有的分成三段或四段，称三迭或四迭。宋词句式不像唐诗那样整齐划一，而是长短错落参差。

词牌

如《点绛唇》、《曲江月》、《念奴娇》等，有的是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有的是取诗词中的几个字，有的是根据某一历史典故，还有的则是名家自制。

元曲

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形成的另一种文学形式，元曲大致分为两种，一为元杂剧，一为元散曲。杂剧是一种把歌曲、说白和舞蹈结合起来的形式。散曲是诗歌。关汉卿的《窦娥冤》代表了元杂剧艺术的发展颠峰。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明清小说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三国演义》罗贯中

此书生动描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三国鼎立﹐最后司马氏统一天下的复杂历史。它是我国的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战争（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描写最成功的一部。

主要人物形象：曹操、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

《水浒传》施耐庵（罗贯中）

此书描述北宋宣和年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的雄壮故事。它是我国最著名的一部英雄传奇小说。

梁山英雄形象：林冲、鲁达、李逵、武松、杨志等。

《西游记》吴承恩

取材於唐代僧人玄奘去天竺(印度)取经的事迹。它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

书中塑造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胆小自私的猪八戒两个受人喜爱的文学形象。

“三言二拍”

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

《聊斋志异》蒲松龄

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作者借神鬼狐怪的故事抒发自己的孤愤。

《红楼梦》曹雪芹

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曹家曾三代居江宁织造任，后因事被抄而家道衰落。该书以曹家生活为原型﹐描写了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

艺术形像：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等

晚清的谴责小说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构成了一幅官场“百丑图”，发人深省。此外有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此四书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范进中举）》并称为明清时期五大奇书，它们提供了一幅鲜活的社会众生相。

明清小说文化论文 篇5

文人起家之道莫过“从举”。科举制度荼毒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千年，其弊远大于利。禁锢了文人思想的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对于科举制度的讽刺与抨击，我们不得不想起那极尽讽刺之能事，书尽社会之丑态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这一问题历来看法较为一致，但同中有异。鲁迅先生认为，它是一部指摘时弊、讥讽士林的“讽刺之书”。【1】现代的各种文学史和发表的很多研究文章都沿用此说。但对其主题思想说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把其把它归结为“讽刺小说”，不如把它定义为“具有鲜明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小说”更为准确。在这本“具有鲜明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小说”中，作者将他的经历、感受和理想，结合艺术虚构，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有关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则是画中主角。他们或以科举为手段，攫取功名；或以科举为招牌，欺压纯朴乡民；或淡泊名利，傲然独立于浊流之中。作者以客观的白描笔法，深入到他们灵魂的深处，生动地展现了他们生活和精神的方方面面，揭示了科举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儒林外史》中刻画了许多科举人物的形象，“二进”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由社会的最低层爬到了统治的高端。透过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小说开篇介绍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了，可还是一个老童生，由于没有考取秀才的资格，因此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当他到薛家集去教村塾时，刚进学的新秀才梅玖知道他不是秀才，于是尽奚落之能事。而偶遇的王举人更是在周进的面前飞扬跋扈，自吹自擂，大显排场。晚饭时，王举人面前堆满鸡、鱼、鸭、肉，周进面前仅是 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第二天，王举人傲慢而去，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尽管作者没有一句评论，但鲜明的对比将周进的尴尬和无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是否拥有功名决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功名者可以高人一等，无功名者只能逆来顺受。可悲的还在后面，呆头呆脑的周进由于不知道人情世故，连糊口的教书饭碗也丢了，只好放下读书人的斯文，跟着一伙商人去记账。在省城，当他走进乡试的地方贡院，看见考场专用的号板时，终于将求取功名的悲剧推向了高潮。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周进也不听，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场泣鬼神的悲恸，任谁看了都会动容。半生的坎坷科举，连最低的功名都没有取到，各种辛酸与委屈突然涌上心头，终于痛哭昏厥，竟至哭出鲜血。周进究竟因科举受了多少屈辱，我们无法想象，只有当事人自己才可以真实地体会个中滋味；但这漫长的科举之路究竟是富贵之路，还是穷途末路？

不得不令人掩卷深思幸运的是，周进的悲情感动了豪爽的生意人，他们出钱为周进捐了一个监生，使他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 从此，周进的命运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他先中了举人，于是，不是亲的也来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送钱的，送物的络绎不绝，继而他又中了进士，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穷酸潦倒的周进终于平步青云，并成为可以主宰他人命运的操纵者。所以当他看见，穿

着麻布直襟，冻得乞缩缩的范进时，同情心油然而生，那就是当年的他啊！后来，周进升做京师国子监司业，好不辉煌腾达！那个曾经嘲弄过他的梅玖冒充是他的学生，他曾经办学馆的观音庵里被人供奉了长生牌，而他写的对联也将被人裱好收藏。如此种种都证明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难怪众多学子面对艰难而漫长的科举之路，总会表现出飞蛾扑灯火般的勇敢和壮烈，因为这是他们求取功名的唯一出路，一旦中举，便会成为人上人 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无奈的唯一选择。周进是幸运的，不管年龄多大，毕竟还中了进士，当上了官；可还有无数皓首穷经者，一生连个秀才都没有弄上，富贵的边都没有沾上，充溢心中的只有辛酸、屈辱和贫穷，成为科举的牺牲品。

小说还刻画了那些打着科举功名的旗子，在乡里压榨百姓的土豪劣绅。严贡生就是一个典型。严贡生先是将邻人之猪诈为己有，致人腿折；接着又为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索要利钱 为了逃脱知县的传讯，他将纠纷扔给兄弟，自己逃到省城躲避去了。他还精心设计圈套，居然赖掉了娶儿媳的船费。其弟严监生家产颇丰，却不幸早逝。严贡生为了霸占其家产，将自己的二儿子强迫过继给严监生临死前扶正的妾赵氏；又将家私三七分开，赵氏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 如此一个跳梁小丑，居然总是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欺霸乡邻，让人不得不感叹官场的黑暗，社会的腐败。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盖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终乃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2】这段文字高度概括的写儒林人的穷形尽相,表明作者憎爱分明的情感:全书戏谑那些“媚人”骄人”“下人”和“傲人”;歌其“地上一层”为社会中坚。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应为一体,“功名富贵”致使诸人相去甚远、千差万别。作者笔锋直指科举制度,用娓娓道来的深沉加以讽刺。在科举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文人读书人跋涉在科举的漫漫征途上,人格受到扭曲,形成卑劣、猥琐、虚伪、变态、迂腐、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范进、周进等受害者只是个案,他代表着许许多多文人共同的命运,造成的原因为社会。“秉持公心,指擿时弊。”【3】其讽刺不再是针砭某个人,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揭露。《儒林外史》就是通过描写那些追逐名利,丧失天良,道德沦丧的人物,折射一个时代的罪恶,抨击物欲横流导致道德失范,精神虚无的社会现实。这种讽刺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清代后期问世的四大谴责小说,就是例证。讽刺笔法遂成为针砭社会的武器。

在《儒林外史》中，作家描写了数以百计的封建文人的形象，在这形形色色的封建文人当中，除了极少数人确是一无可取的丑类之外，大多数人原来基本上也还是老实本分的人。后来他们虽然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思想被禁固了，道德被腐蚀了，成为思想庸俗，言谈迂腐，举止鄙陋的喜剧人物，但在他们身上也仍然保留着某些令人同情的，甚至是美好的品性。他们给读者的感受是悲剧性的哀怜叹惋。对批判性人物并非无情的讽刺和嘲笑，而是“笑中含泪“，而这一点通过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表现出来。

吴敬梓出自于一个科举世家。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族祖父吴晟是康熙十五年进士，吴晟是康熙三十年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但到了父辈逐步中落。这个科举之家，到敬梓父辈，已开始凋败。他生蓬其时，经历了自己的家族衰败的过程。父亲死后，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侵夺祖遗财产。这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

伪。之后，他也想起科举荣身之路，29岁参加科考却落第。沉重的打击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加深了。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常靠典当度日，由富贵到贫穷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更清醒，冷峻的观察和认识。家世变迁，自身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世态炎凉，越来越看清了社会的腐败，士大夫阶层的堕落。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广泛接触了民众，看到了社会的真相。因此，整部《儒林外史》充满了人间大悲剧的气氛，是作者人生经历的浓缩和对人生的深切感受，也充分讽刺与鞭笞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为世人看清科举的腐朽与不公提供了证据。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社,1915

【2】 清〃闲齐老人〃《儒林外史序》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篇6

（内容提要）

[南京大学] 范 金 民

社会各个阶层共同谱写了灿烂的江南城市文化，构筑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宏伟大厦，也为江南城市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本文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客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城市文化的关系，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一、经营文化商品

明清时期的江南，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而南京、苏州等刻书中心汗牛充栋的书籍，不少就是由外地商人刻印的。商人自己编写商业书，绝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流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识的商业文化经营活动。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更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

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喜欢凭借雄厚的财力收购积蓄书画册籍。以往论者多将商人的这种行为认定为附庸风雅，装装门面。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识和经营能力。商人购买书画文物，自有假充风雅者，但保值增值，作为文化投资者恐不乏其人。经营书画文物，具眼力者，利润极为丰厚。徽商之法眼看来不能以等闲视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驰鸟鹜，十分活跃，书画市场也极为红火。艺术品价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吴人滥觞而徽人导引。徽人导引，看好的是赏鉴之风兴起后的潜在市场。赏鉴工艺品，本是雅事，江南缙绅群相效仿，附弄风雅，新安大估看准市场，开辟投资新途径，在收购贩卖工艺品过程中，与生产者特别是鼓吹者江南缙绅一起，哄抬价格，多方炒作，操纵控制着艺术品市场。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形成，工艺品行情的不断看涨，江南缙绅与新安大贾都是有力的推动者。在工艺品行市中，最为活跃的是徽州商人，获利最丰的可能也正是徽州商人。

二、推进戏曲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先是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独秀，清中期后各种地方戏更争奇斗艳，各地的戏曲班子在江南十分活跃。嘉靖年间南京两大戏班的前后两次竞争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江南戏曲班子还应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国各地，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这与各地商人的种种活动大有关系。可见，江南昆曲在全国各地演出，商人是出了大力的。

据说苏州的戏园，也是因为商家会馆利用来宴客才产生的。清代苏州戏曲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转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戏园平常演戏的出资者是商人。金、阊一带是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戏馆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戏馆是因商人的需要开设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戏馆因为商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增加，而兴盛。江南戏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变扩充为戏馆戏园，商人是这一转移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商人不但聘请、资助剧团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会馆内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戏。外地商人在会馆中演家乡戏，江南市人千百聚观，撇开对于江南市民的生活文化影响，单是各地戏剧文化对江南戏曲的冲击影响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间，江南文化市场上的上演戏曲，几乎清一色是昆曲，而且影响及于全国。清中期起，原来广泛流行演唱于华北、华中、江淮大地的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弦索这些称为乱弹的花部，抢占了传统昆曲戏的江南市场。外地戏曲能够在交流范围并不广的吴语区内站稳脚跟，并日益兴盛，与传统的昆曲争夺演出市场，得力于各地商人的赞助推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城市戏班林立，各种剧本精彩纷陈，各地戏曲交流汇演，争奇斗艳，戏曲文化光彩夺目，正是由外地商人在会馆内外大力赞助持久演出推动的。

三、营造地域文化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美，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有清一代江南各地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极为醒目，又融为一体。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总的各地建筑特色，徽派造形、浙东风格、闽粤式样，在江南城市中都有所展示。

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本身就是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会馆这些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的数量更加繁夥，指不胜屈，也使得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各地地域商帮的会馆，大多座落在江南城市的繁华市肆区，其分布空间就富有特色。江南城市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动的同时，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浓重喧闹的商业文化气息。

明清地域商帮的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作为了崇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帮的多方面企求。各地商帮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各种神灵，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各地的民俗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为众多，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更为普遍。各地的地方神，形象不同，寓意不一，但在江南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江南的神祗崇拜，兼容并蓄，全国各地的地方神均有相应的位置，商人的活动无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举办灯会的习俗，徽商特别是徽州木商承办的灯会最有气派。江南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有不少就是有赖各地商帮的活动得以传承发扬的。

江南各地，凡节令时序，神灵诞辰，民间庆典，迎神赛会不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迎神赛会之风到清中期尤盛。江南迎神赛会演戏活动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商贾丛集，资

金易措大有关系。迎神赛会，本是社区居民春秋祈报的祷神禳灾活动，商人热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经济发达之区，就使得功利色彩更为浓厚。商人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诚然，迎神赛会由于商人的参与，次数更频，形式更多，声势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地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也更为深远。商人以儒家的仁义为标榜，企图树立良贾义贾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庙宇寺观等宗教文化设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观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维持，就是由商人出资或赞助的。江南的地方慈善公益设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赞助而建立的。这些慈善公益设施的维持也要靠商人的资助。

各地地域商人建造会馆、祀神祈福、推动迎神赛会、襄助地方公益善举等种种营造地域文化的活动，既使得江南城市的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江南城市的文化内涵更加意韵深刻，也使得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互相交融互相砥砺中不断增强着再生机制，在江南城市中流布繁荣。地域商人的活动，是地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途经。

四、交结文化名士

繁华的明清江南城市，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文士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些文化中心，商人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趋之若鹜。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动机复杂。附弄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片言只语，珍若拱璧，以抬身价。不少人则企图借名士这些人望之口广播舆论，博取美好声誉，造成良贾廉贾义贾形象。最为普遍的也许旨在培养子弟。商人与大夫名士诗酒往还，也有的是为了获得奥援靠山，无论竞争商务还是涉讼公庭，都能获胜。徽商雅有儒风者多，培养子弟科举入仕最为成功，与人诉讼常操胜券，与其擅长交结当道结纳广大名士不无关系。与大夫名士的关系客观上也影响到商帮的实力。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赞助对象。士人主动交好商人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商人出资，从文人处获得应景诗作、谀墓文字，夸耀闾里，见重同行；文人以应酬篇什，涂鸦画作，或以为结纳资本，或直接收取润笔费，卖得越多，名声越大，价格越高，收入越丰。文人交好商人，有着具体实在的利益。各地商人在江南长袖善舞，江南城市集中了大批知识精英，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很容易形成对商人较为客观的看法，视与商人往来为平常事，从而与商人频繁往来，收取润笔，置酒高会，文思泉涌而钱财日进。

明清通俗小说出版热现象探析 篇7

1. 开明的文化政策。

(1) 免税政策推动通俗小说的出版。明清时期, “洪武元年八月, 诏除书籍税”。这一政策直接刺激了明代编辑出版业, 使之持久沸腾。南方诸省一时间兴起广泛的图书商业活动, 形成众多的图书销售中心, 很多小说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都一版再版, 销量相当可观。对于刊行来说, 刊刻什么样的内容都是为了赚钱, 通俗小说的出版转瞬成为一种谋利活动。政府的支持成为间接推动通俗小说出版热最有效的动力。 (2) 有利的教育环境给通俗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可生长的肥沃土壤。明清两代政府对教育事业都给予大力支持。明代不仅有中央官学, 还有很健全的地方教育制度, 分儒学、专科学校和社学三种, 学习的知识不尽相同, 但教育对象已经普及到包括民间子弟在内的所有人。清代江南将教育对象进行了细分, 一部分主要训练八股文的写作能力, 另一部分则注重推行大众教育, 即追求其实用价值, 使受教育者获得起码的读、写和计算的能力。教育的普及, 不仅火爆了教育类读物的市场, 也使人们的读书热情空前高涨, 给通俗小说的出版活动提供了可生长的肥沃土壤。

2. 新兴的商品经济。

新的经济形式无疑会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商品经济对通俗小说的出版影响很大。首先, 小说的装帧日益美观, 符合大众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的装帧设计, 不断出现。明代中期开始出现了线装书, “讲究的线装, 有时用绫、绢之类包起上下两角, 这主要是为了美观, 也有护书作用。线装书的优点是书本破旧了可以重装。在修整旧书的时候, 还可以衬纸、接边”[1]116。另外, 明清时期的小说充分利用了插图的作用, 几乎“无书不图”。不仅如此, 经过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 此时的书籍设计艺术已经走向了繁荣的新时期,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风格, 在世界书籍装帧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次, 城市化发展迅速, 直接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出版。商业中心为小说的制作提供了技术、人力、资金等各方面的条件, 印刷技术、生产成本、交通、市场都是通俗小说出版过程中直接的制约因素, 江南是明清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是刊刻与传播的中心地区, 所以大量的小说刊行于此。既有阅读能力和购买力, 又有阅读的兴趣和时间的商人无疑是通俗小说的忠实拥护者, 所以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对小说进行消费, 这些人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3. 科技的进步。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的造纸术的成熟时期, 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石印术, 为通俗小说的出版和传播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明永乐、宣德年间及清康熙、乾隆年间掀起了两次造纸技术的高潮, 纸张品种很多, 并新发明了宣德纸。铅石印刷术在通俗小说出版领域的使用, 对于明清通俗小说的印刷和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出版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另辟了通俗小说出版的途径, 给世人以全新的视觉感受。这两项新技术的应用, 让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出版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二、明清通俗小说出版活动的特色

经过宋元两代长期的酝酿, 市民文学最终站在了社会文化的前台, 通俗小说, 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独特分子存在着, 并有其鲜明的特征为市民所喜爱。

1. 文化的通俗化。

明代中叶, 众多落榜文人、书生及文化水平较高的没落贵族参与到小说的创作、传播当中来, 思想没有成文的规定, 形成宽松的创作环境, 各种文学形式并起。小说的创作开始通俗化, 市井文学愈演愈烈。另一方面, 明清时期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欲望迅速膨胀, 市民的审美趣味成为引领文化市场的重要因素, 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 多数的阅读功能仅限于娱乐消遣。读者不仅决定了小说的内容, 而且决定了小说的出版方式、经营手法、宣传策略等相关环节。这样, 不论是创作者还是市场, 明清时期的小说都有明显的通俗化倾向。

2. 长篇巨著大量涌现, 现实主义特征明显。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 是中国古代长篇巨著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 不仅数量上如宇宙大爆发一般空前膨胀, 更呈现出各种流派、各种风格, 更打破了传统小说对逝去英雄人物的崇拜, 将目光转向了普通群体和市井小民。这些小说不仅具备娱乐性, 更充分反映出明清两代的现实生活, 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同时, 刊刻人士在刊刻的过程中, 融入了时代的气息, 更增加了读者对此类小说的青睐。

3. 作者及外沿人员的专业化。

明清时期已经有专门从事小说创作的群体, 出现了受雇于书坊主的高层次小说创作者, 他们以此扬名, 成为众多读者竞相追捧的对象。如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写道:“肆中人见其 (指‘三言’) 行世颇捷, 意余当别有秘本, 图出而衡之, 不知一二遗者, 皆其沟中之断芜, 略不足陈已。”[2]1052专业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出现, 成为通俗小说发展的有力推手, 并提升了该时期小说的写作水平, 使明清时期成为小说的多产期, 许多旷世奇书都成于明清, 如四大名著、《金瓶梅》和《封神演义》等。

4. 神魔、艳情小说具有广阔的市场。

万历之后, 这两类小说便泛滥开来, 它们的兴起, 是宗教影响社会化、通俗化的结果。《西游记》《封神演义》之后, 神魔小说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就其中的内容而言, 侧重于斩妖除魔、去祸避邪, 幻中有理、有真、有趣。而就目的而言, 也不外乎娱乐消遣;《金瓶梅》则是一系列艳情小说的起点, 物质文明的富足, 文学艺术的兴盛, 使这类小说不断受到读者的追捧。它以文学形式为表现, 以商品获利为目的, 虽被后世众多的研究者们贬低, 但它作为当时的一种文学形式并占据着重要的市场份额, 从复杂的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孕育而来, 掺杂着对世态、人欲和私利的感悟, 是通俗小说从故事性向人性化的飞跃式发展, 必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5. 女性在明清小说出版活动中作用增加。

明清小说出版活动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有大量女性人群加入。首先从创作角度来看, 明清小说的创作中, 有大量围绕女性人群的著作, 如我们所熟知的《聊斋志异》《红楼梦》两部著作中, 创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成百上千的女性形象, 或无拘无束, 或天真烂漫, 或才貌双全, 从思想到性格都极大限度地在挑战封建礼教的束缚。其次,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 此时的女性由于社会地位的提高, 很多人已经不再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标准, 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学习知识的活动中来, 这样, 就为她们阅读小说提供了可能。但不得不说的是, 此时的小说被相当一部分经过正统文学洗礼的大家“向来看作邪宗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 此时女性对于创作和出版小说的活动还是很少涉及。

三、明清通俗小说出版活动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 盗版猖獗, 质量低劣。

明清时期的出版业处处充斥着商业气息, 古代书坊为了书籍的大卖也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盗版在所难免。另外, 由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消费群体经济水平有限, 要生产出价格低的小说版本, 就要一定量地减少生产成本, 这势必要影响产品质量。还有当时众多的书坊加入了通俗小说的出版活动, 由于太注重生产速度, 质量问题亦频出。

2. 宣传过度, 不切合实际。

通俗小说在明清时期能够占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与当时铺天盖地宣传密不可分, 当时有很多卖家为了吸引消费者, 做了大量广告, 但有些广告是不切合实际的, 更有甚者, 如明代天许斋为《古今小说》写的序中这样说:“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 其有一人一事可资谈笑者, 犹杂剧之于传奇, 不可偏废也。”这是一则传播意味很浓的广告, 使《古今小说》和《三国志》《水浒传》相提并论, 借势造势, 是激起读者购买欲望的良策, 但不得不说, 他的宣传过于夸张, 没有达到经典的水平而肆意抬高自己的身价, 最后只能落得个“作得欢死得快”的下场。

3. 内容低俗, 结构不严密。

明清时期, 众多的专业写手在书坊主的要求下撰写淫邪小说招徕读者, 小说内容低俗, 胡编乱造, 里面存在很多纰漏, 这直接影响了社会风气, 败坏了舆论风尚。“近来文字之祸, 百怪俱兴, 往往创为荒唐诡僻之事, 附以淫乱秽亵之词, 谓为艺苑雄谈, 风流佳话;甚之曲笔写生, 规模逼肖, 俾观者魂摇色夺, 毁性易心, 其意不过取蝇头耳……以暨黄童红女, 幼弱无知, 血气未定, 一读此等词说, 必致凿破混沌, 邪欲横生, 抛弃躯命, 小则灭身, 大且灭家, 兴言至此, 稍有人心者, 能无不寒而栗哉!”[3]291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出版活动, 在众多学者的探索中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并在更多学者投入后, 将以更清晰更细致的面貌示人, 使我们能还原时间与空间, 切身体会到古代小说鼎盛时期的一片辉煌。更重要的是, 我们作为新时期的传媒者, 要从中洞悉深层的理论成果, 融入现代先进的传媒技术手段, 挖掘更多更好的作品, 缔造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说出版盛世。

摘要：本文重点阐释明清通俗小说的特色, 揭开古代通俗小说巅峰时期的神秘面纱, 为研究通俗小说出版活动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使我们更了解明清小说出版活动的是非曲直,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为当代出版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明清,通俗小说,出版,特色

参考文献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 (上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2]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 1989.

明清小说文化论文 篇8

内容摘要：《聊斋志异》是明清小说的代表之作，书中经常运用特别的讽刺手法来达到作者表现社会人生的效果。本文将从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和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三个方面来论述《聊斋志异》中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

关键词：聊斋志异 讽刺 对比 夸张 寓言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一生见闻的结晶。他出身于地主家庭，71岁才考得贡生，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明末清初。“生平之诧徐失志，落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①

《聊斋志异》一书所形成的格调与内容基础，来自两方面原因。

其一，社会方面。三十多年的教书先生与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涯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乡下做教书匠的三十年里，他在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修身养性，又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机会去搜集民间传说。幕僚生涯让他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社会人物，人物的万千姿态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其二，个人因素。多次应考使他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刻理解，他把自己的满腹抑郁之情揉入到自己的写作中，屡试不中客观上使蒲松龄有更多时间去民间搜集奇异故事，为蒲松龄写出独具特色的“传奇”②小说奠定了基础。

《聊斋志异》反映了封建末期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有些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面，具有极丰富且深刻的思想内涵，而用以表现思想内涵的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更是多样。

一.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

小说中经常把两类极为相反的人格、情感或行为糅杂在一起，只进行极为简洁明了的阐述与对比，却将一个人的善恶两面完全展露。

第六卷《考弊司》中讲述了故事主角闻人生与考弊司鬼王各自的人格与行为矛盾，并将其并列对比所阐述的一个荒诞的故事。原文中说：“闻人生，河南人。抱病经日，见一秀才入，伏谒床下，谦抑尽礼……生不归，潜入以观其变……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负义，愤不自持，大呼曰：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王召讯已，立命诸鬼绾绁提锤而去。”这段话开头表明闻人生极为谦虚有礼，即使抱病在床，见到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也要下床拜见。中段的“状告鬼王”表明闻人生虽胆小，但遇不平之事却能不惧权威、仗义直言。在铺垫了这些优点后，后段又说：“挽送过市，见一户，垂朱帘，帘内一女子，露半面，容妆绝美。生问：‘谁家？秀才曰：‘此曲巷也。……生望秀才去远，急趋入帘内……酒阑，入帷，欢爱殊浓……妪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赀，奈何！生顿念腰橐空虚，惶愧无声。”一个正人君子竟会因私会妓女没有钱而抵押掉自己的衣裳，这在前文对比之下是何等的讽刺，如此相左的行为做法又是何等的戏谑。此为其一。

其二是对于考弊司鬼王的描写。从原文可知鬼王乃是闻人生前世的孙子辈，所以鬼王对闻人生恭敬有加，看见他，竟忙从台阶上走下来，恭敬行礼，将闻人生请进大堂，问候他的日常起居。而当闻人生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断然拒绝推为“旧例”，似乎是一位 “好官模范”。但后来闻人生状告阎王才知，鬼王供职于阴间考弊司，对选拔人才毫不理会，只知巧立名目搜刮钱财，明明是监考机关，却滥施酷刑。因此阎王大怒：“怜尔夙世攻苦，暂委此任，候生贵家；今乃敢尔！其去若善筋，增若恶骨，罚今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考官是虚肚鬼王，下属是妖兽山精，对于秀才的身遭厄运，作者明显是以现实的监考机关为蓝本构造阴曹地府，又以幻想的阴曹地府映射，象征监考机关的黑暗与丑恶。所有的一切描写既映射考弊司的冷酷又都为突出一个“弊”字。题目曰“考弊司”，尤具讽刺意味。③

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聊斋》不似以往单纯使人唏嘘惊诧的“志异传奇”小说，而是更多地在讽刺中表现一些教育意义。闻人生仗义直言救下了秀才，却因色欲迷心导致抵押外服流落在外；因对秀才有恩，秀才知恩图报回头寻他，才把他带回人间。鬼王前生一生苦读攒下善缘，成为考弊司官员，却因贪图小利被剔去身上“善筋”，添上“恶骨”，被罚生生世世永不得做官。这些都在讽刺中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的教育意义。

二.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

现当代小说中习惯以一些极为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将要表达的重点或引人惊诧处夸大来加以渲染。早在《聊斋》中，这种手法便已登峰造极。

第八卷《司文郎》中，盲目僧人因闻到臭不可闻的文章对着墙壁大呕大吐且放屁如雷，带着这样夸张诙谐的手法，借盲目僧人之口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批评了“帘中人”不仅仅“盲于目”，而且“并鼻盲矣”。还在后文进一步解释说：“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说明了文章与命运根本就是两回事，能考上功名的不一定是好文章，而文章好的不一定就能考上，亦从侧面说明了余杭生行为的可笑可鄙。

第十卷《贾奉雉》中，继承了这样的观点，但其说法更加激进：“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俟其来而示之。”而郎生则对贾奉雉说：“得之矣”，这就好似告诉人们，真正的好文章是不可能考上科举的。凌厉而夸大的描写更突出了作者对当时科场污秽之风的唾弃与嘲讽。作者在《贾奉雉》中设置了两类人物：平常人贾奉雉与非凡人郎生。在整篇文章中，郎生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贾奉雉、让读者明白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个荒唐事。对于科举考试考中的文章的鄙陋，作者不断以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例如：郎生开始教导贾奉雉看的文章，贾奉雉只能“强读”，观后连续仿照写了两次都未能成功，到最后只能“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没有想到自己唾弃的文章居然符合郎生的要求。而贾奉雉通过郎生帮助考上经魁后再次读到自己的文章，“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认为“此文一出，何以见天下士矣”，着实是嘲讽之极。

类似于此类表现手法的还有《周克昌》中作者以“天上掉馅饼”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庸福人”被恶人拐卖至富商家，却有鬼怪顶替他考中举人的故事。蒲松龄本人在文章最后说：“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间具有少庸，而后福随之；其精光陆离者，鬼所弃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闱而通，佳丽可以不亲迎而致；而况少有凭借，益之以钻窥者乎！”看似客观论述了观点，实则是借此嘲讽那些不劳而获者，以此来暗喻科举中的舞弊现象。

蒲松龄大部分带有讽刺寓意的文章中都带有轻喜剧的特点。然而，尽管他用了那么多浪漫夸张的笔法，只要想到落榜的噩耗对蒲松龄的周期性沉重打击，想到蒲松龄一生的痛楚，就不能不透过这些充满笑声的文字来体会作者痛苦的灵魂。

三.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

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给读者启示的手法在文学中并不少见，这种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文学体裁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或诙谐幽默，或发人深省，亦或使人不寒而栗的寓言来讽刺人事。

在第三卷《五羖大夫》中畅体元做梦中被人称作“五羖大夫”④，他认为这是自己仕途显达的好兆头，而当流寇将他逮住关押时，恰巧找到五张羊皮裹住身体不至于冻死，他本人也认为是神灵在戏弄他。作者这样描述是想通过畅体元梦的内容、梦验经过和结果来讽刺畅体元热衷功名、希求显达的思想行为，表达出做官要勤勉踏实肯干，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只是做梦空想，图求功名的内涵。

同样在《崂山道士》中，作者对于异想天开的人那样露骨的耻笑更体现了浓重的讽刺意味。一个姓王的书生，身为一个“官二代”从小羡慕仙术而去寻仙坊道，当开始学习法术后又受不了修行的苦累，放弃修仙向师傅辞行时求师傅教他了穿墙的法术，临行前师傅曾嘱托施法不可存歪念，而他因回家滥用法术使自己“道心不稳”法术失灵，遭到妻子的讥笑，却反来气骂老道士没安好心。蒲松龄在文章结尾自己说道：“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既讽刺了那些投机取巧、不做实事的人，又提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人无法成事，只会惹人讥笑。

更有甚者如《司札吏》中某游击官“最讳某小字”，如有人犯了忌讳便要发怒，某司札吏在禀报公事时，误犯了忌讳，游击官大发雷霆，飞过石砚来，将他砸死。三日后醉酒，竟有鬼卒递上全是犯忌字眼的名帖来揶揄嘲讽他，“可笑甚已！”而当我们笑着看这篇寓言时，是否也感受到蒲松龄的嘲讽与鄙夷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猜想，《聊斋志异》既是对那残破的制度、黑白颠倒的科举的讽刺，更是蒲松龄深陷其中而无力改变的自讽。可能当他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迷茫，只能铸就这样的一把“剑”，希望后人能够斩断这“讽刺的微笑”。

参考文献

[1]蒲松龄（清）著，《聊斋志异》文言文版，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注 释

①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④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百里奚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