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党代会时间汇总（精选3篇）
(2012-09-30 15:06:54)
中共“一大”：1921年7月（上海）
中共“二大”：1922年7月（上海）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第十一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后来被长期沿用。
中共“三大”：1923年6月（广州）
中共“四大”：1925年1月（广州）
中共“四大”违背了中共“二大”通过《党章》关于党代会每年定期召开的规定，这是党代会首次没有按时召开，从而埋下了后来党代会是否召开取决于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领袖的祸根。
中共“五大”：1927年4月（武汉）
中共“五大”继续违背党章关于每年召开党代会的规定。
中共“六大”：1928年6-7月（莫斯科）
中共“七大”：1945年4-6月（延安）中共“七大”严重违背党章规定党代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规定，竟然间隔17年，史无前例。
中共“八大”： 1956年9月（北京）
中共“八大”严重违反中共“七大”通过党章关于党代会3年召开一次的规定，竟然间隔11年。
中共“九大”：1969年4月（北京）
中共“九大”严重违反了中共“八大”通过党章关于党代会5年召开一次的规定，前后间隔13年。
中共“十大”：1973年8月（北京）
中共“十大”提前1年召开，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属于首次。
中共“十一大”：1977年8月（北京）
中共“十一大”依旧提前1年召开，“文化大革命”后政治洗牌。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北京）
中共“十二大”按期举行，这是1928年以来第一次。
中共“十三大”：1987年10-11月（北京）
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北京）中共“十五大”：1997年9月（北京）
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北京）
第一次（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上海→南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１５条约７００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第二次（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１２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１９５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９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第三次（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广州）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３１号（现恤孤院路３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
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９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５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５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第四次（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上海）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
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
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第五次（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 武汉）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
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
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第六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苏联 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
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
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第七次（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延安 杨家岭）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第八次（1956年9月15日至27日 北京）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1021人，请假5人。列席代表107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九次（1969年4月1日至24日 北京）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大会选举了由170名
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第十次（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北京）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名党员。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第十一次（1977年8月12日至18日 北京）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应到大会的代表1510人，除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议外，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502名。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没有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01名委员和13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第十二次（1982年9月1日至11日 北京）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10名委员和13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7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13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第十三次（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 北京）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各项改革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75名委员和1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20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69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第十四次（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 北京）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大会选举了由189名委员和13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08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第十五次（1997年9月12日至18日 北京）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万名党员。江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划了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3名委员和15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15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第十六次（2002年11月8日至14日 北京）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8名委员和15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第十七次（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 北京）
吴邦国宣布，十七大应出席代表２２１３人，特邀代表５７人，共２２７０人，今天实到２２３７人。他对列席大会的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共分十二个部分：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十、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十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路克利
2012-4-11 8:45:0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将祖国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以后，台湾开始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台湾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党的一大到六大，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在政治报告中系统讨论过台湾问题，但提出了统一中国的主张。如在一大上，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在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首要任务，并且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前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没有具体论述台湾问题。到了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台湾问题作为政治报告的重要内容加以论述。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做了长篇口头报告。关于台湾问题，《论联合政府》明确指出：“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开罗会议是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所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这个宣言曾对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做了明确的规定。七大政治报告的这一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求中国政府坚决收复台湾的坚定立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刘少奇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其中9次提到“台湾”一词。在政治报告中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里，郑重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个重要决策，是1955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做出的。在修改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九大政治报告》4次提到“台湾”一词。主要内容有：“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九大政治报告通篇没有再提和平解决的方式，但仍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坚强决心。虽然中国内地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样重要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仍然坚定地表明了统一国家的强烈愿望。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表明了对台湾各族人民的关怀，重申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作《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公报（指中美联合公报，编者注）的精神，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断绝同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撤退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蒋帮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这次大会，是在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报告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谈到了台湾问题，字数不多，没有具体提解放台湾的方式，但明确强调了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多处论及台湾问题，12次提及“台湾”一词。主要内容有：“我们要同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爱国人民一道，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美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又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台湾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有5000年历史、10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不可分割的伟大祖国的怀抱，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任何党派和个人都无法抗拒。这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我们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督促国民党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执迷不悟，及早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明确提出及早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解决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报告在结尾指出：“长时期的历史经验，必然使我们的党心、军心、民心，集中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富强，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这个基本要求上来。”再次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自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十二大报告用了前所未有的字数谈论台湾问题，反映了党中央在台湾问题上有了更多具体的主张和措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7年10月25日至１１月１日在北京举行。十三大政治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两处论及台湾问题，第一处：“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第二处：“让我们党同全国各族人民，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大陆同胞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强调了与台湾同胞的团结。这次报告论述台湾的文字不多，“台湾”一词仅出现两次，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历史性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做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对台湾问题做了多处表述，“台湾”一词在报告中出现了6次。主要内容包括：“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国政府将继续加强与英国、葡萄牙两国政府的合作，使香港和澳门平稳过渡，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动。我们将继续促进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人民的往来和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大力发展两岸经济合作，共同振兴民族经济。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希望台湾当局顺应民心，消除阻挠祖国统一的人为障碍，使两岸关系有一个新的发展。”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是一次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中“台湾”一词出现13次。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十五大报告特别对“一国两制”内容做了说明，这是以前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没有的，将有助于台湾民众了解“一国两制”的真正内涵。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这次报告中，“台湾”一词出现27次，为历次党代会报告之最。报告专辟第八部分——《“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来论述台湾问题，字数达1251字。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我们愿与台湾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交换意见。”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灵活性和极大的诚意。在一个中国基础上，两岸什么都可以谈，第一步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等问题，有了第一步，自然有第二步、第三步。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将是一个分步走的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