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新农村建设内涵(精选8篇)
着眼新课题,把引导教育与服务农民结合起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推进,广大农村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如何结合新农村建设,创造性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为此,工作中,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容,坚持
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树立正确的远大的共同理想。二是要在引导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了解政策、热爱祖国的同时,着重在服务上下功夫,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题,切实提高广大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从而逐步转变社会风气,全面提升整个农村文明水平。
满足新要求,把道德建设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既要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又要围绕生产发展做好服务工作。为此,我们在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必须始终与物质文明建设紧紧结合起来,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口袋脑袋一起富。一是以推动科教兴农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农民群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为载体,大力加强农村科普宣传,营造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二是紧密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帮助农民切实提高发展致富的本领。做到技术人员到户、科技成果到田、技术要领到人。三是进一步搞好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职业技能,增强外出就业、稳定就业的能力,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把广大农民培育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拓展新领域,把农村内部创建与外部共建结合起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善于抓住契机,整合各种力量,做好内外共建文章。一是按照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切实发挥县城在示范和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加大城镇人才、智力资源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加大城镇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对农村群众的服务,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内动员城镇支援农村。二是进一步扩大城乡共建的参与面,组织城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文明单位支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工农共建、军民共建、警民共建、村企共建等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三是继续深入开展好“三下乡”活动和文明单位送文明活动,推进农村文明建设。
探索新载体,把机制创新与阵地建设结合起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也不再是简单划一。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必须适应新形势,敏锐捕捉不同人群的需求,及时满足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
一是在巩固过去好思路、好载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探索通过非权力影响力激活群众创造力的办法和措施,在把握政策、行政引导上下功夫,不断实现党和政府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创新,切实避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停留在喊口号、唱高调、一阵风、走过场,流于形式。
二是加强人才、阵地的建设和管理。不断完善农村文化站(室)、图书阅览室、党员活动室、民兵之家,建设好文化广场、篮球场、电影院等文体设施,利用各种节庆、传统节日、农闲时间和农村集市,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真正使各类宣传文化阵地成为农村多功能的培训基地。有重点地培养一批有专长的农村文艺人才和骨干,扶持一批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文艺团体,鼓励和支持他们传承民间艺术,传播先进文化。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的管理,坚持不懈地抓好扫黄打非,净化文化市场,取缔违法经营的录像放映厅、游戏厅、网吧、歌舞娱乐厅,杜绝各种格调低下、内容不健康的文艺演出,确保用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新农村建设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近年来, 各地农村信用社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 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 不断改进信贷服务, 增加支农投入, 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
农村信用社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特殊金融组织, 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村发展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农村信用社遍布各乡镇, 离农民最近, 服务最便利;信用社的服务对象就是农民, 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天然的联系;农村信用社在长期支农过程中, 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合农村经济特点的行业服务规范和管理经验, 最了解农业、熟悉农民, 农民的许多经济活动都需要农村信用社的支持, 已成为广大农民经济生活中难以割舍的部分, 这些决定了农村信用社是最适合为“三农”提供服务的金融组织, 在我国的各类金融形式中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信用社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围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等展开, 这些基础性设施建设包括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通讯、电信、水电等项目建设, 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必然会出现较大的资金缺口, 这些缺口的资金需要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导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予以解决。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调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加大经济建设力度的同时, 要求整合农村各种资源, 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 鼓励商贸企业、邮政系统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通过新建、兼并、联合、加盟等方式, 在农村发展现代流通业, 同时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强化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这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客观上要求农村信用社对传统信贷项目进行重新界定。
二、目前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农村信用社的实践定位与资金问题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 县及县以下的营业网点大量撤销, 农业发展银行由于政策的调整, 并没有承担起其相应的支农责任, 多数县以下地区只有农村信用社可以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无形当中农村信用社己承担起政策性银行的角色, 这不但违背了银行的商业取向, 也与农信社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改革方向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在边远的乡镇, 经济停滞不前, 存款上不去, 贷款没项目, 从企业的角度考虑, 已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实际上多一个网点, 并不能多一份存款, 多的只是一份投入和多一份费用, 农村信用社的实践定位问题急需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 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 农村信用社在支农工作中积极扩大新农村建设贷款的总量, 切实增加投入, 适当控制利率浮动的幅度, 尽可能给农民以利率优惠, 做到让利于农, 反哺于农。但是随着商业银行在农村区域存款市场的不断介入, 存款大量上调城市, 农村资金“抽水机”作用在不断加大, 农村信用社吸存空间已变得越来越狭小, 在县域资金大量流失的情况下, 与建设新农村旺盛的资金需求相比, 农村信用社将不得不面临支农资金“荒”的窘境。
(二)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是由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等机构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权责关系的制度表现。这种制度化表现, 通过对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职责权限制约等方面的界定, 形成一系列运行机制。我国农村信用社在由合作社转向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过程中, 现有的法人治理结构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还没有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 激励和约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匹配。具体表现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各自的职责分工尚未明确, 现有的许多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有效分离, 股东 (社员) 会和理事会很难对信用社法人代表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一长独大”的现象仍然严重。法人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使得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明显弱化, 对大多数风险没有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以及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 或者即使有相应程序也难以严格执行, 尤其是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的管理控制上。
(三) 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干预影响较大
我国尚未针对农村信用社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 取而代之的是银监会、人民银行制订并负责实施的一些条例、规定, 以及各地农村信用社制订的一些章程, 法律效力低下, 约束能力弱, 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由于农村信用社地位的特殊性, 行政干预不仅对其影响较大, 而且往往首当其冲。在各级政府、部门强力逼迫下, 农村信用社只能牺牲贷款制度, 以资金风险为代价支持地方经济目标的实现。然而, 政府行为往往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 造成许多项目从一上马就出现问题, 最终损失的是农村信用社的贷款。
(四) 缺乏先进经营理念、历史包袱重、员工素质差、核算水平低
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居守农村, 服务于农村经济, 因而受传统计划经济和小农生产思想的影响较深。同时, 由于农村信用社的组织管理体制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官办”色彩, 使员工在经营观念上养成了依赖性和简单化, 僵化和半僵化的思想严重, 经营上坐等观望, 缺乏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决策观念、风险观念、效益观念和开拓创新意识、管理意识, 很不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这是当前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益主观上的最大障碍。
为了明晰产权关系, 真正转换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机制, 国家对试点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发行了专项央行票据, 置换了部分不良资产, 弥补或部分弥补了历年亏损挂账, 减免了税收, 希望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的。但是, 农村信用社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风险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主要表现在:农村信用社票据兑付条件“门槛”较高, 即使票据兑付后历史包袱仍然较重, 不良贷款总量仍然很大, 而且还有许多潜在不良资产没有反映出来;人均利润、资产利润率等指标较小而亏损面、亏损额仍然较大;拨备严重不足, 抗风险能力尚未得到明显增强;农村信用社股金虽然增加很多, 但是不少股金在本质上仍然是存款化股金, 基础很不稳固;农村信用社在提足各项风险拨备后实际资本充足率仍然很低;内控制度很不健全, 案件时常发生, 潜在风险不容乐观。行社脱钩以来, 农村信用社投入大量资金意图完善服务功能, 但仍然是杯水车薪。农村信用社功能不全, 结算渠道不畅:一是网点服务功能落后较单一, 至今只能办理存、取款业务;二是对中间业务缺乏认识, 没有系统的学习和开拓中间业务, 经营思想上习惯于争夺传统的储蓄存款和对公存款;三是对深化金融改革后产生的投资多样化表现出僵化不适应, 对新兴的资本市场对农村信用社产生的服务需求无动于衷, 毫无创新意识。
由于农村信用社员工大部份来自农村, 员工队伍文化素质差, 经营核算水平低, 很不适应现代金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要。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差,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弱, 不讲核算, 不讲经营效益, 大部份农村信用社领导讲排场, 开支大手大脚, 亏损照样领报酬, 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信用社商业经营的需要。
三、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促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应当在新农村建设中提供多样化新产品、奉献高效率服务, 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绿色金融通道。
(一) 明确定位, 转变观念, 理清发展思路, 不断提高支农资金实力
深化农信社改革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所在, 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坚持商业化与服务新农村相结合, 以增强服务新农村建设功能为目标, 进一步提高综合经营管理水平和同业竞争能力, 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扶持, 用好用活支农再贷款等支农优惠性资金, 切实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力度。
多年来, 农民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购买一些必需的农用生产资料。但是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三农”政策的出台, 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资金需求也出现多元化特点, 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方向和方式必须适时而变, 跟上农村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因此, 农村信用社要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变化、新需求, 转变观念、创新思维, 适时调整信贷结构, 在信贷支持对象和贷款投向上, 要由数量型的低效传统农业向科技支撑型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由分散农户向产业化经营转变;由单纯农业生产领域向生产流通领域转变;要以信贷政策为导向, 大力支持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环保事业建设, 促进农村资源的综合利用, 发展节约型循环经济;对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立体种养业、庭院经济、生态农庄等优质高效的生态农业, 以及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的特色农业, 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二)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 规范股金投入, 改善股权结构, 积极引进具有较强管理能力和管理意愿的投资者, 建立健全不同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强化社员 (股东) 的股权意识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加强风险管理信息化建设, 建立信贷管理信息咨询系统, 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信息平台, 在信息采集、信息共享、业务处理、数据控制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实现全面优化;全面更新客户内部评级体系, 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导向, 引入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 设计开发客户违约概率模型, 提高信用风险计量的科学性;加快贷款五级分类步伐, 提高贷款定价和限额设定的精确度。农村信用社要倡导和强化全员风险意识, 树立包括各个部门、各项业务、各种产品的全方位风险管理理念, 推行涵盖事前监测、事中管理、事后处置的全过程风险管理行为, 形成系统的风险控制制度和奖惩制度, 引导全社员工树立对风险管理的认同感, 使风险意识突破传统的部门界限真正融入全社各个部门、每位员工的行为规范和工作习惯之中, 让每一位员工认识到自身岗位上存在的风险点, 形成防范风险的第一道屏障。
(三) 完善农村信用社立法,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农村信用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金融企业, 是经济力量弱小者的联合体, 它所服务的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农业, 它所服务的区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弱势地区—农村, 它所服务的对象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具有这种特殊性的农村信用社, 既要借助市场力量挖掘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潜能, 又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成长与壮大。完善农村信用社立法, 尽快制定《合作金融法》, 将实践证明有效的政策法律化、依法确定和巩固信用社的地位和发展方向, 确立合理的管理体制、管理程序及同地方党政之间的法律关系, 规范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范围, 同时保护信用社不良资产, 打击企业逃废债务的行为, 从根本上捍卫其合法权益。
国家要给予信用社相关政策扶持, 解决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亏损和不良贷款, 拨足保值贴补款项, 以减轻农村信用社经营困境及压力;各级党政要落实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责任制, 对地方政府干预信用社发放的不良乡镇企业贷款, 应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弥补或贴息, 分年度按比例消化;在未成立专门处置信用社不良资产公司的情况下帮助信用社消化不良资产包袱, 对不良贷款实行新老划断的办法, 对无法收回的呆滞贷款实行挂账停息, 欠款户经营形势好转后实行专项清收。对乡级财政所欠信用社贷款由县级财政偿还, 县级财政所欠贷款由地级财政偿还, 帮助信用社处理坏账。财政部门要给予政策支持, 提高信用社呆坏账准备金比例, 逐步降低呆账比重, 促进信用社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
实施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 快速消化历史包袱。对近年来不规范破产造成农村信用社资金损失的部分比照国有商业银行执行抵扣营业税的政策;凡允许在国有商业银行开立户头的单位同时允许在农村信用社开户。按照国际惯例, 农村信用社享有免交税赋的政策, 对农村信用社免征所得税;农业贷款免征或降低征收营业税;农村信用社处理土地、房地产等贷款抵押物时免收或降级标准收取税费。
(四) 转换农村信用社的营销理念, 积极探索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新方式
在新农村建设中, 随着农民贷款需求品种和方式的不断变化, 农村信用社要大力进行业务开拓, 创新信贷品种、完善服务手段、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一是要继续深入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创建活动, 改善信用环境。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应优先用于满足农民种养业的有效资金需求, 剩余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民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多种经营活动, 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二是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 采取不同的担保方式。对一些农民生产经营中形成的有组织的新型合作经营互助组织, 可以将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运用到其中, 帮助其发展;对农村中小企业贷款, 鼓励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协会, 通过协会的共同担保, 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生产资金的需要;对一些成规模、效益好、风险小、资金需求量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社区内的民营、私营企业, 尝试开办社团贷款。三是应根据经济变化的新需求, 强化服务功能。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积极探索服务业收费权贷款;对经营效益好、产品适销对路、信用记录良好, 但临时资金周转有困难的农村中小企业, 试办应收账款和存货抵押贷款;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可发放仓单质押贷款等。在业务品种上, 提供包括贷款、承兑、贴现、综合授信等信贷服务, 满足企业需求。四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开办信贷新产品。以信息技术手段为重点, 农村信用社实现了从“手操手算”到“电子化”、“网络化”的历史性跨越。尽快实现储蓄存款通存通兑, 积极改善支付结算服务环境, 快速有效提升农信社结算服务水平, 开展电子银行业务, 如: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业务, 开展为农民代缴水、电、保险、基金、股票等业务, 为农民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通道, 开办农村金融超市, 提供存款、贷款?、结算、投融资咨询等全方位服务。加快银行卡系统建设, 全力推进银行卡工作, 开展银联卡服务农民工问题。五是对贷款期限和利率进行合理规划。目前, 农村信用社贷款存在着期限过短、利率过高的现象, 与农民农业生产周期及利率心理承受能力有一定差距。因此, 农村信用社要对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周期进行调查了解, 合理调整贷款期限, 适当延长。同时完善利率定价机制, 根据农民生产发展项目的不同, 灵活运用利率杠杆, 制定切实可行的贷款利率浮动政策, 让利于农民, 只有农民富裕, 才能为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五) 加强员工培训, 引进创新型人才, 提高服务水平
随着新业务的广泛应用和金融科技产品的不断创新, 要求业务人员既要具备一定的科技知识, 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技能, 从而为客户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但目前农村信用社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 员工知识结构参差不齐。要改变目前状况必须加强农村信用社阶梯性队伍建设:一是建立激励机制。农村信用社要将科技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的测评列为达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并与日常工作绩效挂钩。采取持证上岗制, 能者上, 庸者下。二是内部培养。农村信用社将科技知识培训作为年度职工教育培训的工作重点之一, 采用脱产、半脱产、分期轮训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有重点、分层次地对辖内员工进行科技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三是引进创新型人才, 加大培训力度。金融业务是一家银行发展的基础, 只有你推出了新业务,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使用。新产品业务人才需要一大批知识面广、业务能力强、实际经验丰富、勇于开拓创新的人, 可以从国外引进具有创新业务能力强的人才来充实农村信用社员工队伍建设, 进行梯队能力培养, 从而使农村信用社更好的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成思危.对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的几点浅见[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 2006,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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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
按照目前颁布的《物权法》,农村宅基地只能在村集体内部流转,尚不允许城市居民或村庄以外的其他居民购买村庄的农民住房,也就是说,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还不能转让给城市居民。但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正在突破政策限制。最近有媒体披露,广东省决策机构正在酝酿一项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的政策。我以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按经济学的规律,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自由交易才能得到合理配置。宅基地的交易也是同样的道理。宅基地仅仅在村民之间交易,远谈不上自由交易,自然也谈不上资源合理配置。从经济学上说,可以交易而没有交易是一个浪费;是潜在的交易各方利益的损失。因为交易不被赋予合法性,使得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交易的合理价格不能形成。政府对已经发生的交易也难以监管和控制。
事实上,城市居民购买农民住房在很多地方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已经在突破既定秩序的限制。在北京郊区,有很多农民住房已经被城市居民购买。在北京的一些村落,20%以上的农民住房已经人去房空,如果有合适的价钱,房主人愿意将其出售。按照现行法律,农村住房的供应还在不断扩张。只要有新的农户产生,该户人家就有权得到一块宅基地。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产生,结婚成家的农户年年增加,宅基地也年年增加。法律没有要求子女能够继承父辈房产时不得另占有宅基地,于是,父辈的房产变成残垣颓壁也得不到修缮,子女们一定要申请新的宅基地。这样的制度不变化,农村土地总归有一天要被房屋全部占去。国家统计局数据告诉我们,近年来,农村居民的户数在不断增加,而农村居民的总量在减少。
假设全国有8000万农舍空置(这个数据有调查依据),每座农舍平均价值3万元,总价值也在2.4万亿元。假设每座农舍占地平均0.5亩,土地总面积也在4000万亩。这个供应是庞大的,如果不能被购买或继承,浪费也是巨大的。对应的是城市居民的巨大需求。粗略估计,全国可能有5000万户城市居民对于单价3万元以上的农舍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最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有相当一些农舍可以找到买主,各类农舍会产生一个合适的市场价格。
农舍交易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十分巨大的。遗憾的是,在禁止农舍买卖的情况下无法产生。
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还有利于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农民不能出售自己的宅基地影响他们在城市购置住房的能力,实际上把农民捆绑在了农村。农民在城市挣了钱,就不得不在自己家里盖房,盖了又可能不去住,形成很大的浪费。
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不是说可以不加以规范。法律可以规定城市居民能够购买的农舍的数量以及农舍的实际占地面积。为此,法律文本必须对“农舍”做出定义。立法的目的既要盘活农村的房产,又要防止出现私人大庄园。
农村宅基地的交易还应符合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应体现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耕地的原则。现在我国农村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已经超过了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其中主要是农民住房占地和村庄内的空闲地。要通过村庄整治、合并和搬迁,使农村建设用地总规模得以减少。宅基地的交易必须服从这一节约土地资源的要求。政府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要做出规划,只有符合规划的宅基地才可以交易。要解决杜绝把耕地转为宅基地再行出售的做法。可以征收宅基地流转税,用税收收入建立村庄整治基金,为农村建设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从加强规范和健全规划的要求来说,农村宅基地交易政策也不可以贸然出台。政策规范要加以仔细论证,在有了相对充分的把握以后,再慎重地出台农村宅基地交易的政策。
二、农用地流转的制度选择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正在加速流向城市,这为农地规模经营创造了初步条件,而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也要求不断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但是各地在探索土地规模经营路子的时候也存在一定偏差。近些年,很多地方政府热衷搞“股田制”,其具体形式则是让农民拿承包地入股合作社或农业公司,农民股东从中获得分红收入。有的学者还把“股田制”的推行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土地革命”。这是一个重要动向,值得有关决策部门重视。依据经济理论和我国各地的实践,我不赞成用“股田制”的办法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在我看来,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旨并不是要农民拿土地入股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适用于直接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应该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社自然要发展,而且要大力发展,但合作社主要应该在农业生产的市场环节上活动,而不应替代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农户家庭经营。
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产业类型,就是说它往往是用较少的劳动力和较多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生产单位。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一农户若生产粮食,就可以耕种几百公顷甚至更多的土地,形成规模经营,从而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效率。这样一个认识大概能为当今熟悉农业生产的许多人所接受。然而,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劳动力较多,而土地相对较少,规模经营遇到困难。
股份制是人们为了降低生产经营风险而建立的一种合作方式,并不适合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在农业发达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是以土地入股而建立的;农民与合作社的联系是以所谓农民的“惠顾”为纽带,就是说合作社是在市场活动中代理农民进行交易活动,而农民则依照自己与合作社的交易量(惠顾额)来获得由合作社创造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益。离开了市场交易,在直接生产环节上,农业生产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
在农业生产经营的全部过程中,市场风险主要发生在交易的环节上,农民通过建立合作社,可以集中采购生产资料,集中销售农产品,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把市场风险尽量化解到最小。没有哪个保险公司可以为市场风险提供担保,所以,组成合作社是农民降低市场风险的基本办法。除了市场活动,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一户农民就可以耕作大量土地,没有必要通过他们彼此间的“合作”来降低生产经营的风险。其实,不必要的“合作”反倒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生产的效率。
也许有人会问:只要能扩大经营规模,什么办法都可以用,土地入股为什么就不可以用呢?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为什么要用这个并不能很好保障农民权益的办法呢?农民之间可以通过土地承包权的租佃关系来实现土地的流转,从而扩大一个农户的经营规模。任何一户农民在有了完全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后,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租给种粮农户;农民自己会决定一个合理的租佃价格。比较而言,如果硬要农民搞股份制,建立起农业公司,反倒会增加农民的风险。如果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形怎么办?
实行“股田制”如果把握不好,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损害农民利益。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强烈的城市资本“下农村”的冲动,有的地方政府用行政干预的办法促动农民将承包地作为“股份”交给这些“大户”搞“设施农业”,而股份收益的不稳定是天经地义的现象,农民的收益就没有保障了。在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农业资本家经营不善而逃跑的现象,而农民的土地经过所谓“设施农业”的折腾以后,农民再要恢复大田耕作就很难了。这种现象要引起决策者的高度关注。中国农村的“人地比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三天两后晌就搞出像美国那样的“规模经营”来。规模经营的发展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实现逐步地去推动,而不要想着法子去驱赶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
三、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一)“半截子土地产权”的特征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粮食生产总量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制度还支持了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村实现了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还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过去的改革称得上是“半截子土地产权”改革。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农民在农业土地使用中的所谓承包权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极不确定。据了解,最近某中部大省正在全面调整土地,主要原因是种地比较利益提高以后,一部分原来“放弃”承包权的农民重新要求归还承包权,并形成了社会稳定的压力。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但根子是“半截子土地产权”。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第二,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力,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养肥了一些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因为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力,使得一些地方的土地交易成为一种黑箱操作,农民极度不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往往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结果使政策的执行总是被大打折扣。去年中央政府出台了新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但有效实行这个制度的成本仍然很高,因此很难真正消除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二)“半截子土地产权”的危害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如果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目前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还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据了解,引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原因是土地纠纷,特别是征地中发生的土地纠纷。
“半截子土地产权”还给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带来了不少危害。按现行法律,农民进入设区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所承包的土地必须交回村集体,不再享有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那种抽象的土地所有权。这个制度使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得不到放弃土地财产权的任何补偿,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于城市的生活。这个法律规定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不利于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这个由政策导向所产生的结果,造成了深刻的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极大地约束了国家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控制能力。
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及其关联作用的约束,劳资关系的某种可能的平衡受到破坏,给政府调节企业行为增加了困难。从资本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无疑会给城市工商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工商企业因此难以制定用工计划,也难以执行定货合同。从劳动方面看,目前的制度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来,决定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主要因素是地区间的平均收益水平,而目前的制度结构使得土地远期收益以及劳动者流动成本也成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后两个因素很难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区域布局的手段,这便增加了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难度。
现行土地制度给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的调节增加了困难。农民工进城就业,他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又在乡里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这种情形导致两方面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在宏观上,因为存在收入的转移,城市经济部门的总量均衡状态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农村经济部门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事后均衡”的途径是物价变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县以下的物价水平常常高于大城市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在微观方面,这种情况又导致农民作为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农民是高昂物价的直接承受者。这种状况同样增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的难度。
土地制度的缺陷及其关联作用还压缩了中国市场,产生了“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的困难,使得中国廉价加工业品包含了制度性因素产生的成本“节约”。同时,因为我们并不熟悉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在低工资之下变得狭小,这就造成了“资本过剩”(表现为利率低)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加深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同样给政府的宏观政策时时带来了困难。
(三)如何改革“半截子土地产权”
农村土地制度应当调整。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作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一旦确立,土地的交易,包括国家因公益建设对土地征用,都应有新的办法。首先,国家要确定公益征地的“边界”,不能用国家征地的办法解决商业用地问题。其次,土地交易要有合理的价格,价格基准是市场价。国家可以让中立的土地评估机构参与价格的认定。第三,土地交易价格市场化以后,国家可采取一种调节手段以集中一部分过高的土地收益,以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和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国家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也必须深化改革。最近政策研究领域出现的关于“小产权”的争议也反映了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方面的某种弊端。区分“大产权”和“小产权”是荒唐的。任何土地产权都应得到保护,而不能被国家征收以后的土地产权才受到保护。改革的总思路应该是“管住农业用地、放开建设用地;规划全面覆盖、产权平等保护”。要建立农业用地档案,保护每一寸农业用地;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要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对于非农业用地,产权归属可以多元化,并由国家平等保护;非农业用地的建设项目严格遵守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规划,凡符合规划的建设项目所形成的产权可以自由交易,并得到平等保护。
关于进一步深化“双强”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方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村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进一步深化“双强”工程,促进农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组织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我村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中心,以建设高标准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为目标,结合本地实际,以农村“双强”党支部书记培养选拔为重点,采取得力措施,加大选拔力度,不断加大“双强”工作力度,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勇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干部队伍,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
二、目标要求
通过培养教育,农村干部整体素质得到较大提升,带头致富能力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进一步加强。力争通过5年的时间,我村农村“双强”村干部的比例达到70%以上,每个村都建立一支年轻、充满活力的“双强”后备干部队伍,通过“双强”干部选拔和使用,使新农村建设任务更明确、思路更清晰、组织更有力、效果更明显,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目标实施的步伐。
三、工作重点
培养选拔“双强”干部,特别是“双强”党支部书记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中,重点抓好“四个培养”:
一是把优秀致富能手培养发展成党员。把申请入党的致富能手作为发展党员的培养重点,着重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路线方针政策和宗旨意识教育,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断壮大农村党员队伍,改善年龄知识结构,提高整体素质。
二是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乡、村两级建立党员培训网络,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培训基地的作用,在对党员进行政治理论教育的同时,进行市场经济、农业产业化、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培训。
三是把“双强”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每个村确定一定数量的“双强”后备干部,着力提高其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和带富能力,交任务、压担子,条件成熟的及时充实到村“两委”班子中去。
四是把优秀“双强”党员干部培养成村党支部书记。乡镇党委对“双强”党支部书记后备人选实行“一帮一”跟踪帮带,教育和引导他们增强政策法制观念和服务意识,掌握必备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使其尽快成长为农村党支部书记。
在选拔工作中,要注意拓宽选拔途径,注意从本村种养能手、致富能人、回乡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外出打工经商回乡的优秀党员中进行广泛选拔。
四、推进措施
培养选拔“双强”农村党支部书记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工作扎实开展,取得明显实效。
1、切实加强工作领导。乡里和村中签订“双强”干部队伍建设责任书,明确工作目标。
2、切实加大培训力度。要加大农村干部、后备干部、党员、致富能手和回乡创业青年的培训力度,分层次、分类别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对现任农村干部、后备干部和一般党员,依托乡镇党校、示范基地、远程教育平台,重点进行农村实用致富技术培训,增强他们的致富带富能力;对致富能手和回乡创业青年,重点开展党的理论、政策法规等知识的培训,使他们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进一步提以提升,为新农村建设积蓄优秀组织人才。要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优势,积极开展政策理论、实用技术等培训,使农村干部足不出户就能接受高质量的培训,切实提高培训的效果。
3、切实搞好帮扶工作。开展以村党委成员联系农村“双强”党支部书记和双强”后备干部为主要内容的“双联系”活动,帮助其选好自富、带富项目,协调有关部门在资金、项目、信息、技术等方面给予倾斜,帮助“双强”干部解决一些在发展生产、带民致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动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4、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要利用“七一”和年底总结表彰的机会,对成绩显著的“双强”干部,特别是“双强”党支部书记及时进行表彰;对优秀“双强”干部要给予政治上的肯定,在推荐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优先推荐;对特别突出的“双强”党支部书记,可以提拔重用;要注意发现和树立一批“双强”村党支部书记的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在广大农村党员干部中树立追赶的标杆,形成“比、学、赶、争”的良好氛围。
5、切实加强督导和指导。村两委要搞好组织协调和督导工作,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进“双强”工程深入开展;我村定期对“双强”工程开展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不断完善“双强”工程措施;村党委领导成员要经常深入基层和联系点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掌握联系对象思想、工作、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问题和困难,及时采取措施帮助进行解决。
Xx乡xx村党支部
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遍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拥有绝对权利和不受监督的权利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一、乡村老百姓法律意识淡薄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但在中国的乡村还有大多数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相对还很淡薄。如今,大多数公民都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而最需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老百姓却连自己拥有这样的权利都不知道,这让很多老百姓更像是哑巴吃黄莲,有苦也说不出,更有的产生心理阴影,觉得自己都比别人低人一等,以前的封建迷信还主导着老百姓的思想。让不法之徒觉得有机可乘,也让中国的法制建设笼罩上了迷雾。
二、加强法制宣传与建设势在必行
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而如今正大步跨向社会主义社会,势必将打破原有的陈旧思想,让老百姓过上当家作主,创建人人平等的和谐生活环境。法制宣传教育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
村改居后,村民原来享受的农村优惠政策、享有的权益不变,还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务。
村改居的启动,正式吹响今年南海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号角,也是我市首次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实现社区化”战略的新探索。昨日,南海区召开村改居动员会,全力推进村镇新社区建设,引导农村居民向现代社区居民转变,实现城市社区化管理。
范围
近1/3村委会
变居委会
根据《南海区推进村改居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中心组团中的桂城街道、罗村街道,大沥组团的大沥镇的全部64个村委会及九江镇水南,西樵镇西樵,丹灶镇南沙、丹灶、石联,狮山镇七浦、江湄、小塘、联表、山南、石碣,里水镇里水共76个村委会于2011年4月底前撤销村委会,分别成立社区居委会。
村改居的对象选定原则规定,凡是南海区中心城区(桂城街道、罗村街道、大沥镇的全部村委会)和各镇(街道)的城市规划区内的“城中村”,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区人均1/3(0.2亩)的,或者2/3以上的村民不从事农业劳动,不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只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的村委会,都应当进行村改居。
组织
政经分离 党组织升级
南海区委副书记赵崇剑说,对于基层管理体制——村委会、经联社和党支部体制关系被理顺后,村委会变成居委会,主要职责将转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而经联社主要负责经济工作,二者平行并列。
为了突出核心地位,党组织将会升级。按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要求,少数特大的村委会可考虑设置党委,所有经济组织设党支部,通过完善党组织架构来加强党的领导,提升村(居)“两委”交叉率,确保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不动摇;
《方案》规定,村改居后设立的社区居委会,区财政补贴;村改居的社区“两委”成员待遇保持不变,区财政按照每人6万元/年(含原村“两委”成员每人1万元/年的区财政补贴)的标准负担社区“两委”成员基本工资;根据各镇(街道)实际,可给予适当奖励工资,其供给渠道保持不变。而且,原区财政对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非基本农田保护区在耕耕地的区、镇(街道)财政补贴保持不变。凡属应村改居而不改的村委会,不享受“三旧”改造、就业、社保等推进城市化进程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
村民
权益不变 负担减轻
村改居的对象是村委会,但是根本利益关联者是南海农村村民。变身居民之后,村民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对此,《方案》对村改居之后村民的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权益作出了明确规定。
村民的社会保障将保持不变。《方案》称,凡属村改居的原农村居民,按区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相关规定享受就业与社会保险优惠政策;属村改居的社区“两委”成员,按原村“两委”成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村改居后,原村民享受的农村优惠政策、享有的权益不变,原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城市公共服务也将进一步向乡村延伸。
对于村民最为关注的经济利益,《方案》不仅给予了明确保障,还提出逐步减少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负担,让利于民。
丹灶经验
先把政策讲清楚
“村改居之后,办事方便了,福利多了。”杨淦贤是丹灶镇原南沙村委会村民,该村在去年完成村改居投票,超过80%的村民投赞同票。在他看来,“改革要把政策讲清楚,不然有少数人不明白,会担心。”
2010年,丹灶的南沙村、石联村是南海“村改居”试点。政府和村组织在向村民解释村改居政策之后,两村村民举行“村改居”投票,结果分别以超过80%和96%的得票率同意“村改居”。
南沙村位于南海区丹灶镇东北部,东临北江与三水区隔江相望,是南海第一个五金村。全村常住人口2664人,外来人口2000多人。2010年全村经济总收入预计7.5亿元,人均经济收入14000元。南沙村委会党支部升级为党总支部,杨乃祥当上了党总支部书记。他刚刚辞去经联社社长职务,这个职务由经联社的一个副主任暂时代理,这个副主任不打算参加居委会选举,并且是党支部成员。
杨乃祥说,该村从事农业的人口不超过30人,村民经商、打工等为主,向城市化过渡的条件已经成;早在几年前,该村自己成立南沙发展集团,统筹村里地租、开发、招商等事宜,具备了政经分离的雏形。
一、有关新农村建设的言论及实施方案
不管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 亦或是业内学者都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么多言论实际上大致意思都差不多。概括起来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
部分专家和学者也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方案。农村城镇化就是使农村逐步向城镇转型, 农民数量减少, 在生存方式上不再仅仅依靠农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及全面化, 工业的理念不再是城市的专利, 在农村也应该得到大力推进。现在这些方案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 在许多地区都已经开始了实践。像山东省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的标志, 在农村积极推进工业化。一些不够发达的地方更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将城镇化和工业化摆在首位。
二、正确理解新农村建设
农村的城镇化并不是说在形式上把农村变成城镇, 尽量使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 而是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有实质性的提高, 使其发展与城市相协调。虽然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不等同于城镇化和工业化, 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外部推动力促进农业发展, 反过来, 建设好了新农村, 又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两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精神也加新农村建设列入发展战略, 指出三农问题在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建设新农村的艰巨性, 并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部分地方领导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抓紧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同时, 要保留地方文化和特色, 避免顾此失彼。
三、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鉴于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 对新农村的建设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我国的城乡差距日益增大, 加上综合国力的增强, 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加强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我国如今的情势堪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韩国, 我们可以借鉴其新村运动的经验,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韩国新村运动的目的、口号都具有正面能量, 并且配以灵活的运动方式, 在物质建设的同时不忘精神层面, 以自愿为前提自上而下全民行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建设新农村却丢了新农村的后果, 大规模的农村人员流失令建设空置, 失去了建设的意义。鉴于这样的教训,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正确理解其内涵, 找准发展方向, 切不可简单照搬国外的形式, 西方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老路实在不应该效仿。在学习韩国成功经验的同时, 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两手抓, 齐头并进。可以说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 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自己的创新理念。
四、对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关系理解得意义
正确理解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关系, 绝不能相互替代。认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具有战略意义。由于我国地域宽广, 各地的发展水平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地位很有必要。对一些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非常低的市县和乡镇, 突出新农村建设的地位才行。从长远角度考虑, 正确的理解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当有利。之所有具有独创性, 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物质基础不无关系。
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区别甚至可以当作区分不同国籍的标准。因为我国的城市文明和城市工业文明几乎是跟其他国家一样的。中国要想真正发展起来, 生搬硬套别人的模式是不太现实的, 必须得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就得在农业文明上下足功夫, 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
五、总结
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力, 并且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意义深远。我们必须从各种言论中自省, 吸取经验教训, 全面理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正确把握发展方向, 争取早日实现新农村的建设任务。
参考文献
[1]刘德喜.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J].中州学刊, 2006, 11, 10 (6)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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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虎森, 高正伍.韩国新农村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社会科学辑刊, 2010, 5, 15 (3) :83-87.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校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117-01
中等职业学校要培养的是在生产一线的具有技能型复合应用型人才,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必须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学校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间一直衔接得不好,出现学生所学用不到这就造成学校头疼、企业苦恼的现象,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发展的瓶颈。能否突破这个瓶颈,事关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江苏开放大学淮安区学院就深化校企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江苏开放大学淮安区学院校企合作模式现状
(一)建立专业指导委员会。学校各专业设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聘请企业专家和学校教师共同担任委员会委员。如我校的数控、汽修、客服、美容与美发等、盐化工等专业都已经建立了由学校教师、企业行家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并对专业建设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进行研讨、商定。
(二)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高质量的实习实训基地是职业学校培养复合技能型人才的保障。如我校的机电、数控专业的实习设备投入就很大,资金设备必然短缺,近十年來我校先后与江苏共创草坪有限公司、江苏惠民汽配有限公司、浙江双环齿轮有限公司、江苏海达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签暑了协议,采用“订单培养、冠名招生”等形式,建立起合作关系,成立了多家校外实习基地,当然中等职业学校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后如何培养出企业所需人才、提高企业热情、深化合作,我校也在积极的探索。如果校企合作的形式只是停留在比较浅层次的合作层面,受益的只是学校单方面,达不到校企双赢,那么就会出现学校一方热情很高,合作企业却难觅的局面。就这一点我校已有了一些成功的做法:
1.组织专业师资为惠民、海达等开发新产品。我校和多家校外实习基地建立合作关系以来,董新成、张佩清等老师为惠民研发了《电涡流式减速器》这一新产品,目前已经大量投入生产;金涛、李浩老师为海达开发了多种新型尼龙滑块产品,使企业顺利拿到了许多大的定单,戴耀中、吴炳林老师参与研发的鼎达电子多功能监控影视记录仪已经获得国家专利,批量生产。这样一来不仅煅练、提高了专业老师的实践水平,还向企业展示了我校专业实习,增强了企业合作信心。
2.校内实习项目“产品化”。和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后,学校利用校内实训设备改革实习模式,把企业中和一些初步加工、粗加工的产品引入到平时学生的实习项目中来。企业的产品虽然不复杂,但一定要是合格品,这样一来加大了实习中指导老师和学生的压力,教的认真、实习也认真。
3.合作过程“深度化”。我校去年开设的美容美发专业是与南京“华彩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合作创办的,是一个校企合作深度化的典型。学校有生源、有场所,而华彩有一套成熟的培训机制,双方根据市场需求,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前两年在校学习,由我校老师上文化课,专业课、实践课一律由华彩专门的培训师定期到学校来上。学生考评由我校和华彩共同评定,评定合格的学生除取得毕业证书、技能证书外,可被华彩录用。该班自成立来,无论是招生情况,还是学生在校的班容班貌一直深受好评,这也是这职业学校校企合作“深度化”的必然结果。
(三)聘请企业专家到校讲学。学校不定期地邀请企业专家到学校讲学,让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企业、行业的需求和对学生的要求。如我校客服专业的专业课由淮安移动培训部专职培训人员到校授课,每学期定期聘请企业专家到学校开设讲座。
二、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的几点建议
(一)强抓技能训练职业教育模式。校企共同制定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培养目标上以职业能力为本位,强调关键能力的训练职业教育不仅要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而且还要特别强调关键能力的训练。学校按照总体教学计划实施理论课程的教学,企业则按照培养方案在企业中实施实践课程的培训,保证理论与实践有效的结合,并以此共同合作来达到国家对职业人才的总体教育目标。
(二)创新考核模式,丰富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方式。传我们以技能的培养为目标,从根本上改造现有的以学科为本位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模式。针对不同专业辅之以多种考核评价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综合水平。在制定考核评价方案时,变笔试为主为多种测评形式并用,逐渐探索出适合本专业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
(三)建立双赢互惠关系,保证校企合作成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之间的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学校与企业则是“双赢”的合作关系。应该加强企业文化和学校文化的融合。
(四)建立政策保障机制。虽然校企合作本身只是企业、学校双方的自主行为,但政府的政策保障对合作正常、深入、有效地开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出台倾斜政策,对进行校企合作的企业提供多种政策上的优惠和便利。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比如,校企合作企业可以以合作费用抵扣相关税费以及减免部分税费等。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办法来激励企业提高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使校企合作得以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社会对所需的人才结构成金字塔式,职业学校无疑在培养大量的塔基,一边是企业对技工的求贤若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除了来自社会、政策措施和家庭个人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外,笔者认为主要是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脱节。深化校企结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之一,当然也只有深化校企合作,才能提升职业学校的内涵,让我们的职业教育生机无限!
参考文献:
[1]韩伟,在校企合作中深化学校内涵建设的思考,管理观察,2012(1)。
[2]张威、帅相志、蔡云民办高校深化校企合作的路径与对策,中国成人教育,2014年20期 。
项目:本文系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十二五”规划课题(14SEW-Q-05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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