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体化体制机制(共8篇)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思考
作者:谭欣欣
来源:《机构与行政》2013年第05期
近年来,烟台市紧紧围绕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着眼“城乡互动、城乡共赢”,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走出一条“机制保障、城乡互动、共同进步”的新路子。工作中,重点探索了“五个机制”:
一是以城带乡机制。经过多年探索,烟台市初步形成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项目吸纳,以龙大为代表的强企带动,以南山集团、南王山谷君顶酒庄为代表的村企合一、村企融合,以福山区福新街道为代表的园区拉动等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一体发展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事业发展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丰富了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二是帮扶共建机制。2006年,烟台市启动“3+1”联手共建机制。即:县以上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小康村分别与一个村结对联手共建,城乡统筹发展联动共赢。“3+1”联手共建机制,把城市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机关在政策、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把企业在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把小康村在发展思路、产业培植、班子建设等方面的优势挖掘发挥出来,实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先后投入资金8.04亿元,完成村庄规划1510个,旧村改造655个,硬化绿化亮化村内街道2427公里,新建改建村内排污设施14652处,新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1372个,建设改造水利设施2919多处,帮扶贫困户19039户。
三是生态保护机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烟台市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农民在发展经济中优化生态环境,在生态建设中培植新的经济优势,使农村逐步走上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良性发展之路,构建起以生态与产业融合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模式。2011年,烟台市出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意见》,确立了到2020年领先全省5年完成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目标,实施生态文明示范区(带)、生态建设重点项目和生态文明乡村创建三大任务同步推进,万水千山综合整治、万户千村改造建设、万顷千园产业升级、万紫千红文化塑造四大行动配套联动,全面推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有序开展。栖霞市借助良好的生态环境,先后开发了国路夼、杏家庄、草格夼、前罗坡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村。
四是产权改革机制。2011年,烟台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任务全面铺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芝罘区60%的城郊居民区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蓬莱市城区22个试点村改居社区已完成资产评估、剥离,牟平区纳入改制规划的250多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完成改制任务,莱州市17个镇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展开,龙口市、招远市等县市区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0%以上。农村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全面完成,全市明晰产权面积699.1万亩,占集体
林地总面积的94.9%;登记发证13824宗地,319.05万亩。水利发展改革不断深入,全市符合改制的小型水利工程52050项,已完成改制的共有31194项,占应改制项目的60%;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扎实开展,养殖证发证率达到85%,牟平区、长岛县在全省沿海县市区率先启动新版养殖证发放工作。农村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全面推进,全市农村房屋颁证率已达80%以上,颁证覆盖率位于全省前列,牟平区、海阳市、莱阳市、莱山区、福山区颁证率均达到90%以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展顺利,福山、龙口、莱州、莱阳、招远、蓬莱6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总规划30.9万亩,新增耕地2.56万亩,预算总资金8.87亿元,现已到位4.3亿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共上报项目区规模38265亩,周转指标27102亩。
五是激励补助机制。实行新农村建设资金奖励补助,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示范作用,以奖补为手段,带动社会资金增加投入,引导和鼓励农民投资投劳。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县市区按比例配套,集中用于新农村综合环境整治。深入开展示范镇创建活动。在全市筛选10个重点镇、20个新农村建设示范镇,连续三年分别给予每镇每年100万元、40万元奖补资金,累计完成投资2.1亿元。实施“星级”示范村创建活动。
烟台市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有待突破的问题和困难,亟需在下步的工作中加以解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长效稳定投入不足。虽然“三农”投入每年都不同程度增长,但总体投入总量不足,与青岛、威海、济宁等地比较,无论增幅和总量,烟台都有不少差距。同时,“三农”投入资金虽逐年增加,但在农业科技创新、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生态农业发展等关键环节上投入仍显不足。二是土地经营流转困难。土地经营过于分散和农业发展水平较低,是当前“农业问题”的主要矛盾。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分散经营越来越难以适应科技化、机械化、水利化发展水平,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全市土地承包涉及136.4万户,土地承包面积606万亩,人均不足1.3亩;流转土地48万亩,占承包土地的8%,涉及农户16万户,占承包户的11.7%,而苏州、无锡等地区土地流转比例已经达到40%。全市现代农业园区数量少、规模小,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导致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效益过低。三是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村级自治组织中农民处于涣散状态,存在凝聚度不高、号召力不强、参与村级事务积极性不大等现象。四是科技支撑力度不够。目前,全市现有乡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180万人,比重达69%。这几年农村劳动力40岁以下、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中青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已经转移到了二、三产业,真正留守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已年龄老化,技能下降。调查分析,全市从事第一产业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15%,年龄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75%,其中妇女劳动力占66%,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足二产的1/7,不到三产的1/3,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影响了农民增收和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尽管各国、各地区工业化模式不尽相同,“三农”问题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和应对措施也有很大区别,但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失时机地统筹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此缩小工农收入差异,解决“三农”问题,完成结构转变,是带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我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无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是着眼于优化公共服务,创新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财政支持是各国政府调控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是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补贴,美国政府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占农场主纯收入的10%-30%,日本对农田基本建设项目的补贴占投资总额的90%,英国占
5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受财力的限制,支持三农的资金总量仍然十分不足。当前,如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解决增强支农财力的可增长性、可持续性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方面,要健全财政支农投入机制,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增加对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拓宽农业投入来源渠道,整合投资项目,加强投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总结推广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做法,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农业投入,鼓励民间资本参股甚至控股,或者发行项目债券,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高质量载体。
二是着眼于破解资金瓶颈,创新涉农金融支农机制。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金融机构为农业和农村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据统计,农村资金每年以6000亿元规模被金融抽出,流入城市。不改变农村资金短缺状况就难以实现统筹城乡发展。要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要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三是着眼于激发发展活力,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机制。土地流转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市化的催生剂。从世界范围看,土地使用权的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许多国家将关注的焦点从土地的归属转移到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与土地收益的公平分配上来,大力推动土地流转。日本1980年颁布了《土地利用增进法》,鼓励农户出租、出卖或放弃土地,对于放弃农业和卖掉土地的农户,一次性给予62万日元的退耕补贴。德国政府鼓励土地合并经营,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凡土地出租超过12年的,每公顷租地可获500马克奖金。法国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非退休金的补助金”,鼓励到退休年龄的农场主退出土地,给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英国1967年修订《农业法》,鼓励自营农场向大型化、规模化与商业化发展,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可积极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条件,用政策法律保障土地流转。二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三要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流转信息服务体系,即县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乡镇建立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村设立土地流转信息员。四
要探索土地的种植经营权市场化模式,强化政府引导农民适度规模经营的作用,鼓励城镇或当地资本组成“龙头企业”,建立“土地银行”。
四是着眼于增强农民积极性,创新农民主体作用发挥机制。农民是农村的主人,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是国外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被欧盟当作现代化农村建设标本的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依靠村民的积极参与进行乡村变革。韩国的新村运动,以农民为建设主体,政府注入资金,激发民间力量充分参与,农民通过亲身实践,发挥个人和集体智慧,民主讨论,通力合作,进一步激发了参与建设的热情。总结这些好的做法,可从四个方面着手,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一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了解农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农民的利益有哪些,坚持以农民为本,从本地实际出发,满足农民切实需要,解决农民实际困难。农村基层干部思想观念上要实现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的转变,在贯彻落实政策时,把最广大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工作方式上实现由“命令式”向“协商式”转变,通过建立农民意愿表达机制,加强政府与农民的沟通,多征求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充分重视和吸纳农民的意见和建议;政府职能上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把农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二要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让农民深刻感受到,他们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财富的分享者。要充分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允许农民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凡是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农民去试、去干、去闯,并及时总结和推广他们创造的新鲜经验。三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在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通过发展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延长农民受教育的时间;广泛开展农民培训。以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培训、农民创业培训为重点,开展多专业、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培训。科技培训要突出区域和产业特色,重点培训一批农民辅导员,带动培训一批科技示范户。转移培训要根据需求,重点搞好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和法规、维权、安全生产等引导性培训,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的进程。创业培训以创业理念、创业政策、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为主要培训内容,培养一批能够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村创业人才。四要加强农民的组织建设。加强农民组织建设,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自主管理、自我服务。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自身利益诉求的能力越强,自我发展能力、化解矛盾的能力也越强。村民自治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的两个重要载体。在当前我国村民自治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要按照“民主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干部选举、重大决策、村务公开等方面,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作用,让农民在村务管理中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益权,形成村务大事村民知情,村务决策村民讨论,村务管理村民参与,村务工作村民监督的良性机制。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政府需对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加以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可借鉴美国农村合作社的立法经验,政府需尽快建立、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政策法规,以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作者单位: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E:YWJ
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科学内涵
城乡一体化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按照其主要矛盾的不同, 划分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即城乡经济一体化阶段 (1978~2001年) 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 (2002~2020年) 。[1]关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但总的来说其内涵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任务 (高飞乐, 2010) 。这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概念首次出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除了包括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 还强调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 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2]笔者认为,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就是指打破城乡分离的格局而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共同发展、协同发展,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过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 是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基础上, 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的同时, 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相互协作, 优势互补, 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 互为市场, 互相服务, 从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等方面融合发展, 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 强化城市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 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和合理配置, 达到缩小城乡差别,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持续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其实质是破除城乡分割和对立, 加强城乡联系, 推进城乡平等与融合发展, 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社会文明化的整体推进的发展格局,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使城市和乡村共享现代文明。[3]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至少应该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一体化、城乡市场经济一体化等。综上所述,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 而是通过统一城乡规划, 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 加强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 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使城乡共同现代化。总而言之,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真正的内涵和目标, 就是让所有人口, 无论居住在城市或是农村, 都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 [4]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服务, 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而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的着力点
当前, 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 严重制约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任务的顺利推进。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顺利实现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历史任务, 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时代命题。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实现城乡统筹最大的障碍, 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主要表现为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胡锦涛提出了建立健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的城乡统筹思想内容, 强调户籍制度不适应、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农业生产销售体制不健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体制未建立、“三农”服务体制欠缺等是建立健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理应思考的方向和主要建设内容。[5]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 要着力加强城乡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构建利益均衡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加快深层制度创新与政策体系完善。
(一) 着力加强城乡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21世纪, 世界经济尚未一体化, 中国国内市场仍然被割裂, 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极大限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城乡市场分割, 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城乡统一市场建设包括三大内容: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以来,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 但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力度弱, 劳动者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人力资本投资缺乏合理的预期, 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就业队伍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户籍制度长期缺乏质的突破, 就业队伍长期处于消极、被动、观望之中, 内在发展和创新的潜质被严重抑制等原因,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效率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土地市场是中国结构最为复杂、运作最缺乏规范、整体效率最低的要素市场。就农村土地市场以及城乡土地市场关系而言, 核心问题涉及到农村承包地流转、农地征用制度以及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建立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市场具有中国特色, 是地方政府在同时满足国家保护耕地需要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硬约束下的近乎唯一的选择空间, 同时冲破了传统体制下劳动力、住宅和承包地“三合一”的利益格局, 使劳动力市场、宅基地市场和承包地市场相互独立, 大幅度提高了三大要素市场在城乡间的配置效率。逐步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资本市场, 促进社会资本在城乡间有序流动。特别是完善农村金融和财政政策, 激励农业企业和农村种田大户的发展, 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前提下, 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的各项管制政策, 实现人口、土地、资金在农村、城乡之间的独立的自由的流动,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二)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一是完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 编制完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环保等专项规划。注重城市资源的整合, 形成一主多副、组团式的城镇空间结构。大力推进高层次的集中城市化, 致力于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中心城镇, 尽快形成一批规划布局有序、环境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新城镇。二是结合区划调整开展撤镇 (乡) 建街道、撤并行政村等行政区划调整工作, 整合中心村和农村居民点的建设, 形成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的发展格局。合理确定村庄、社区的布局和数量, 统筹谋划村庄建设空间、功能、产业、要素和资源布局, 加强农村居民点建设, 逐步建成居住规模化、设施完备化、布局科学化、功能完善化、管理制度化的“五化”新社区。加强集中区形态设计, 突出地方特色, 重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三是加快城乡规划管理一体化进程, 逐步实现农村建筑的规范设计、有资质施工、法制化管理。按照节约用地、美观实用、功能配套的要求, 积极开展示范村创建。通过典型引导、示范带动,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并发挥其主体作用, 加快建设富有田园风光和现代气息的农业园区型、集市商贸型、民俗文化型、乡村旅游型的新村庄, 与城区形成一体, 相得益彰[6]。
(三)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一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 建立投入保障机制。根据基础设施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应当承担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放责任。当地方政府因财力限制、难以提供全国基准水平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时, 由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转移支付支持。二是集中财力优先安排农民最急需、受益面广、公共性强的农村公共品和服务。切实加强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道路、水利、能源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行免费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 重视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质量,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努力打破与城乡二元结构相伴随的城乡教育差距。增加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 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改善县乡医疗卫生条件, 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三是调动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农民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 严格控制标准, 防止因出现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而重新加重农民负担[7]。
(四)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增加社会公共财政的支出力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它能否充分发挥作用, 取决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状况。政府应通过加强社会保障预算等措施进一步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不断提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稳定性, 充分化解社会风险。二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起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 解除劳动者的失业、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 尽量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竞争, 在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 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建立健全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面向所有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体系、大病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等, 充分保障处于社会边缘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 确保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 逐渐消除社会贫困, 实现社会公平。四是重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曾长期将农民排除在外, 这实际是不公平的。我们应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 促进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为基础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 继续推进以互助合作为原则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切实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8]
(五) 加快构建利益均衡机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 在均衡政府、企业、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各个利益主体的过程中, 主要突出以下工作:一是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制度努力确保社会公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协调好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等公共政策手段, 在推进社会保障政策的同时, 努力实现社会保障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平性。二是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和税收政策等, 鼓励企业努力实施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 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整个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险, 帮助居民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科学的养老意识, 从软硬件等各个层面提高居民自身的保障能力, 构建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9]。四是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截至2011年年底,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10]。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收, 失地农民群体也随之迅速扩大, 总量已达4, 000万~5, 000万人, 甚至更多, 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 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1.1亿人左右[11]。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 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是解决城乡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目前, 我国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方式单一、土地征收范围过宽、征地补偿资金管理混乱等。由于没有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由征地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如2010年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2011年江西抚州临川爆炸案、广东汕尾乌坎事件。近年来, 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为土地问题, 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在60%以上[12]。可以看出,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解决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城乡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重点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和现行财税体制;改变单一的以经济为指标的政府考核体制;建立农民统一的利益表达机构。
(六)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标志,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就必须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户籍制度在不断进行调整:“农转非”、大城市的“蓝印户口”、城市购房入户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和推进了户籍制度改革。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 必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 这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只要其在一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就有资格办理当地户口。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的权利, 实现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使户籍登记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记和职业状况, 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人口身份的不平等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权益的不平等。但是, 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要引发其他制度改革或以其他制度改革为前提, 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将会受制于其他方面的改革, 其改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不应把它简单理解为农民变市民, 机械地把统一城乡户籍制度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性措施来推进, 关键是要抹去横亘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差距, 必须从户籍制度背后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入手, 通过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才能最终实现。
(七) 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着力点。统筹城乡劳动就业,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从根本上讲, 就是要进一步突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合理流动。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实行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并重”。就地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中, 积极发展非农产业, 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特别是增加服务业的就业规模和容量。异地转移, 就是支持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 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和工作条件, 推动城乡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总之, 就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13]。
(八) 加快深层制度创新与政策体系完善。
一、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增强,但是,离构建“四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要在对农民的承包地进行确权登记办证基础上,“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基础上,“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最终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样的农业经营体系,实质是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载体,通过构建这个体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才能有一个产业依托,落到实处,从而大大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严峻问题。
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农民的财产权利主要有三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虽然我国《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规定为用益物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有相应的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多时候,法律规定的权利还不能切实变为农民的收益。因此,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就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之举。因此,《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三、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着土地既是一种农业发展、城乡建设必不可少的稀缺生产要素,也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首先就是保障农民的土地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的公平交换权利。过去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入市交易,只能由政府部门征收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上市,政府既是征收土地价格的制定者,又是土地一级市场唯一的买家,还是土地二级市场唯一的卖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享受不到集体土地转换为国有土地之后的巨大差价。同时农民住房不能交易转让,一些地方就以村庄整治为名让农民“被上楼”,腾退出来的土地指标通过“占补平衡”转为建设用地指标。如今,《决定》明确提出,“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意味着土地要素的城乡平等交换有望实现。
另外,实现城乡一体化,要改变过去国家包揽城市的所有一切,而农村则始终是“人民事业人民办”,即使国家财政安排一部分资金投入,原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二元”思维定式。均衡配置公共资源。应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延伸,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保障水平,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具体来说,就是公共财政资源配置重点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消除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实现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城乡合作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体系、城乡衔接或逐步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逐步融合的就业制度等等。只有当城乡各项公共服务实现了一体化,农民在文化、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时,城乡一体化进程才会有质的飞跃。
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大战略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对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是我们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决定》对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作出了部署,“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明确了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放开落户限制的各项要求。为推进農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定》还指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今后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将使大批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真正的“人口城镇化”。《决定》还要求“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就是说对那些在城镇常年务工的、暂时不能或者不愿落户的农民工也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认识丌足方法丌准。调研发现,基层单位重办案、轻总结的问题丌同程度存在。有的分管领导和办案部门认为突破案件是重点,再投入精力和时间去迚行总结督促整改,会分散注意力和人力资源,总想办法能拖就拖。有的基层单位办案部门同志对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概念和内涵缺乏正确把握,丌同程度存在认识丌清、理解丌深、把握丌准等问题,对该总结什么、如何总结、如何分析研究、如何提出建议、如何促迚整改等,思路丌清、重点丌明、方法丌佳。
研析解剖丌透彻。有的基层单位只抓大案要案的警示教育、案后整改,对小案子却一处了之,对受处分干部能否在心理上真正接受处分决定、所在党组织是否履行日常管理职责等没有及时跟迚,情况丌明、底数丌清,没有形成条块明晰的工作思路和闭合回路,没有形成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的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工作机制。有的干部只注重从违纪违法干部的成长经历、干部履历和思想蜕变迚行研析,对其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主客观原因辨析丌够深刻,没有科学区分案件类别、干部职级、行业领域、受教育对象和范围等各方面情况,没有及时分析案件背后有关单位“两个责任”履行是否到位,没有充分利用案件挖掘出其背后隐藏的问题线索,存在案后总结程序化、表面化现象。
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调研发现,一些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和发案单位在做案后总结时存在随意性较强的问题,在案后总结文本框架结构如何统一、重点内容如何把握、关键要素如何明确、总结成果如何运用等方面,从整体上缺乏统一规范,一些地方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好经验好做法,没有及时上升到制度层面,没有形成固化的工作流程,最终没有得到迚一步深化、应用和推广。此外,一些基层单位部门间协作联劢缺乏整体层面上的统筹规范,存在责任丌清、任务丌明、信息丌畅现象。
后续劢作丌连贯。有的基层单位在部门间衎接协调上缺乏谋划督导,监督责任单位和主体责任单位、审查调查部门不监督检查部门、监督检查部门不主体责任单位之间,还没有实现有效衎接、无缝对接。有的基层单位在方法运用方面,从案件选取到相关文书下发,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具体方法运用丌灵活、丌充分,没有形成以案“压责任、除风险、改制度、抓治理”逐步逑迚的制度化常态化良
性局面,导致有的发案单位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只停留在表态上,存在只走过场丌走心、只抓警示丌抓整改的现象。
做深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提高思想认识。要把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工作作为查办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安排部署,加强工作指导,强化责任落实。审查调查和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对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工作承担第一责任,要在第一时间将其纳入办案计划,明确具体承办人,牵头分析研究,负责审核把关。参不办案的同志要注重提升分析检视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对发案地区、单位引发案件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迚行深刻剖析总结,另一方面对查办案件工作暴露出的短板弱项迚行深刻剖析总结,找准找实找深症结原因。
规范完善工作机制。完善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工作具体化、制度化、常态化的相关制度,对每一种措施的实施方式、实施程序、实施部门、实施效果、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纪检监察机关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在案后总结的具体实施上有章可循。要完善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工作运行过程中各职能部门、各相关单位信息互通、沟通协调、工作衎接等各方面工作联系的操作规范,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扩大查办案件综合效应。
突出工作精准度。要在案例选取上从严,以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重违纪违法、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四风”问题、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等为重点,通过宣读处分决定、通报违纪事实、印发忏悔录、制作警示教育片等方式,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用好用活这些鲜活案例。针对查办案件发现的问题,要在总结分析上把握准确,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以案促改建议,对案发单位下发纪律检查或监察建议书,对相关地区、系统下发以案促改建议书或通知书,明确内容要求和责任分工,确保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严谨规范、有力有效。
体制机制创新
大力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下决心清理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2008年,市权范围内仅保留行政审批项目11个、核准事项49个、告知承诺事项10个,保留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162个。积极创新土地利用方式,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促进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努力破解用地难题。全市共新增挂钩周转土地11861亩,占全省的1/4以上。全力深化金融改革,市区信用联社组建为民丰农村合作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宿迁市分行及3家县支行挂牌营业,沭阳县成立了全省首家村镇银行。4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运营、3家获批筹建。全市注册资金亿元以上的担保机构达到3家。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49.7亿元、比年初增长26%,贷款余额323.6亿元、增长28.2%,其中工业贷款余额61.4亿元、增长51.1%。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农户减少损失1862万元。改革招投标管理体制,建立统一规范的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工程开标、评标资金平均节约10.5%,政府集中采购资金平均节约16%。乡镇机构改革全面完成。在全省率先实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制度,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支付难题。不断完善民主决策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作用,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主动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民生议题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企业和基层干群代表参加,并通过《网上宿迁》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促进了政务公开,提高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建立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增强依法行政能力。
一、健全机构。目前,北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已成立,主要职能是征地、拆迁、土地平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镇城建规划分局负责,项目的引进和落地建设及后续服务有镇招商分局承担,征地拆迁所涉及的杆线迁移等有镇党政联系领导协调处理。因此,开发区办公室职能不全,建议成立相应的内设办公机构,如征迁办、规划办、工程办、劳保办(负责劳资纠纷)、财务办(园区资金管理),完善职能,统一服从开发区办公室管理。
二、升级规格。建议开发区办公室升级为副科级建制单位,提高开发区办公室的领导水平和协调能力,有利于园区工作协调更加通畅。
三、建立机制。为加快推进园区扩容升级,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机制,重点出台园区建设发展的奖惩制度,严格执行兑现,奖励先进、鼓舞干劲,以制度管人,以制度推进工作。
那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文化馆、艺术馆人又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呢?
(一) 更新观念, 牢固树立公共服务的办馆理念
文化馆人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充分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公共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需要, 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明确“公共”和“服务”是文化馆办馆的两大主题。文化馆的服务方向是为全社会所有的成员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服务目的是传播先进文化,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牢固树立公共服务的办馆理念, 认真履行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责, 为更多的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二) 深化改革,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加快文化馆改革步伐, 要改革文化馆内部机构设置, 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 使内部结构从不合理趋向合理, 并突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主体地位。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既符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需要, 又符合文化自身规律, 既有竞争又有约束的文化馆运行新机制。
(三) 强化“四基”,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四基”即是文化馆承担的群众文化组织、辅导、指导、研究职能的概括。要使文化馆的活动既有健康向上的、使人精神振奋的文化内涵, 又有极大的覆盖面、极强的吸引力和浓厚的文化特色, 特别是具有创造性、动态性、社交性、高档次、时代感的活动形式如社区文化、广场文化等等。同时, 在开展活动时还要关注弱势群体, 如农民工、下岗工人、老少边贫地区群众, 维护他们基本文化权益。
(四) 打造品牌, 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作用
如何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高质量的公共文化产品, 是文化馆能否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国办文化的示范作用的一大课题。一是充分利用文化馆本身称谓为当地的群众家喻户晚的品牌效应;二是充分利用政府对国办文化支持、人才资源丰厚、设施基础较好, 特别是纵横交叉的群众文化网络及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三是以活动为打造品牌的载体, 在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中, 注重形象设计, 明确品牌定位, 树立品牌形象, 促进基层文化繁荣。
一、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科学的公共文化体系
公共文化体系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的、传播先进文化和保障大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 文化馆体系的公共服务模式应该是一种“与社会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事业单位自我管理和现代运行机制”。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机制和运营模式。
基于文化馆体系建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第一, 完善的社会化运营委托机制和政府、社会共同监管、评估的体系。文化馆体系中的群艺馆、文化馆定位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建立健全新的内部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 全面提高服务质量。
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设施的群众文化专业功能
(一) 进一下提高文化设施的覆盖率和达标率
要大力建设文化馆体系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 形成文化活动的网络和载体。在当前尤其是应加强软件建设, 加强体制机制改革, 让文化馆体系的文化设施充分发挥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
(二) 保证国办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发展方向
应保证公共文化活动用房的面积, 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馆体系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切实保证群众享受文化的权利,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 整合文化资源, 提高设施的利用率
应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的作用和功能, 建立制度化的政府公共财政资助补偿机制, 从加强服务入手, 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 鼓励免费或低偿的公益性文化项目, 开展健康向上、寓教于乐的青少年文化活动。文化站、室在街道、社区的党建、精神文明建设、市民教育等工作中发挥设施优势, 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享, 让文化设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国家一系列的发展政策和措施。极大地缓解了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的窘困状态, 使得一些已经沉入死态的基层文化又一次展现了生机, 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但是现实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问题, 等待我们去解决。
首先, 由于长期以来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认识不足, 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无常态化, 由于我们的文化工作历来重宣传教育, 往往以文化活动代替日常的公共文化服务。
其次,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与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方式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难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文化服务方式单一, 且跟不上时代发展, 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中罕见当今新兴的网络文化服务。。
第三,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不完备, 极大的阻碍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目前,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律体系、设施网络、资金人才、组织及动作评估等方方面面都不成型, 尤其是缺乏科学的、成文的制度约定。许多做法无据可依,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便利性、普惠性以及可持续性都难以实现, 要不熟我们尽快建立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的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保证文化建设的大繁荣、大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是惠及全民、造福后世、保障社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工程, 需要我们长久不懈的努力。我们坚信,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努力下,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效广大人民群众会在不远的将来享受到今天难以企及的公共文化服务, 我们将进入到一个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文化权益有所保障, 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复兴的新时代。
摘要:文化馆是国家举办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是群众文化工作的龙头, 其国办主体文化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性。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存在很多的问题, 需要改进。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使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立足地域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研究是目前研究关注的热点。
一、“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提出的背景
保山市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国境线167.78公里,是中国通向南亚“大通道”上的交通枢纽和前沿阵地,共有72个乡镇、873个行政村、41个社区,总人口252万,是一个典型的边疆、民族、贫困地区。近年来,保山市在公共文化建设的上投入的力度较大,多渠道筹资近10亿元,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有很大的倾斜。全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创新推进,群众文化活动日益活跃,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建设扎实有效。
保山作为全国31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单位之一。在创建过程中,根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西部创建标准,结合全市文化建设发展,我们发现过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存在着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没有房屋、没有场地、没有设施设备、没有活动经费无法服务社会;但是,有了房屋、有了场地、有了设施设备、有了活动经费,仍然不能服务好社会。根源在哪里?经过认真调研和分析,我们认为原因很多,但是各级文化管理中没有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网络化、公开化、常态化”,管理粗放、手段落后,是主要原因。第一,统计评估标准不够完善,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均等性。现有的统计评估标准反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状况和趋向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主要针对市县乡三级文化建设进行考量,而缺乏村级文化建设标准;二是已有的统计评估标准与当前及今后的文化发展形势不相适应。第二,缺乏现代化的动态管理体系,很多工作停留在传统、粗放的管理层面。第三,管理不够规范,不够科学,没有公共管理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公开的反馈机制。第四,公共文化管理考绩制度落后,带来整个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体系滞后。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实现公共文化管理的转型提升,努力促进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实现常态化的优质服务,我们构建和实践了“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二、“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的内涵及运作
(一)理论建设,建立四级公共文化服务动态统计和绩效评估的基本指标体系。文化指标主要用于对文化政策、文化设施、文化艺术、节目、活动等进行观察、监测、评估,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来对某个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进行衡量与评价。[1]因此,文化指标的设计既要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所需要的统计信息,又要根据这个体系对公共文化服务状况进行评估,能基本有效地反映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高低。我们根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西部)》,《保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规划》,国家相关市、县、乡三级文化馆站建设标准,以及《云南省保山市村级文化建设十条指导性标准》研究制定,共设置了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组织支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评估6个一级指标, 38个二级指标、172个三级指标和193个四级指标。
这套指标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基本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与管理情况,可比较客观的对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建设进行动态统计和评估。
(二)实践建设,构建网络操作管理平台。效率是公共文化服务得以及时高效提供的必然要求。架构网络操作管理平台既是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硬件”,更主要的是加强以管理和服务为核心的“软件”,整合文化资源,实现更高效率。利用这个平台一是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实现动态统计管理;二是进行绩效评估;三是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基本的操作流程是每季度自下而上逐级进行网络直报、层层审核、系统自行根据填报数据和权重自动生成考核结果,市级统筹审核公布,体现出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
(三)制度建设,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代化动态统计评估管理机制。为充分发挥体系指标描述、评价和监测与预测的功能,保障管理系统平台的正常、高效、有序的运行使用,结合指标的建立和系统平台的运行使用,制定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动态统计评估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明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实施主体(文化事业单位),规定统计填报与绩效评估对象、范围、依据、机构、统计人员、管理和数据应用等内容,建立健全相应的责任制度。保障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科学合理,协调有序的运行。
三、“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的实施效果
“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的构建突出价值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增强了针对性,形成互动机制,提高成果的转化力。一方面既实现了理论创新,又实现了制度创新,既实现了技术创新,又实现了管理创新;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文化行政管理的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既有很强的操作性,又有广泛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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