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所政治教育计划

司法所政治教育计划（推荐8篇）

司法所政治教育计划 篇1

为搞好东市司法所的政治学习，提高司法助理员的政治素质，为司法所工作和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提高有力保障，根据东市司法所的实际，制定政治学习计划，具体安排如下：

一月份

1、学习科学发展观，2、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 二月份

1、学习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相关文章

2、学习：《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 三月份

1、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2、参加东市街道组织的党员春训

3、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总纲的内容。四月份

1、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交流本人学习、工作、思想情况。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一章：党员的内容。五月份

1、请街道党工委给司法所支部进行一次党课教育。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内容。六月份

1、以党小组为单位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交流本人学习、工作、思想情况。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内容。七月份

1、学习“

七、一”的重要讲话。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四章：党的地方组织内容。八月份

1、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交流本人学习、工作、思想情况。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五章：党的基层组织内容。九月份

1、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六章：党的干部内容。十月份

1、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交流本人学习、工作、思想情况。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七章：党的纪律内容。十一月份

1、参加街道党工委组织的党课教育。

2、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内容。十二月份

1、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九章：党组、第十章：党和共产主义青年

团的关系、第十一章：党徽党旗的内容。2学习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有关文章。

学习要按照时间安排进行，一般不得缺席，要做好学习记录，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写出一篇学习心得体会在12月的学习时进行交流。

金安区司法局东市司法所

司法所政治教育计划 篇2

虽然不像教学部门那样处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核心地位, 但入学教育、军训、班主任 (导师) 教育、心理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第二课堂教育、社会实践教育、校园文化教育等都包含在内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卓越工程师培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优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在培养卓越工程师的过程中, 我们要时刻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模式观, 在达到各种外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定位的同时, 必须把促成学生的自我发展作为核心实施多元化的培养模式,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促进学生个性专长,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1]。

一、培养卓越工程师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

在“卓越计划”下,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过程, 除了科学素养、多学科视野、创新能力等一系列学业素养之外, 还需要具有人文情怀素养、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等素养, 这些素养的训练和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化和创新。第一, 对卓越工程师人文情怀素养的培养。对于工程教育至关重要。一位卓越的工程师, 要对各种类别的“人”有深度而广泛的关注和了解。只有关注和了解“人”的需求, 才能更好地理解工程技术的需求。第二, 对卓越工程师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的培养。这对卓越工程师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的个人综合素质提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设立分公司, 中国的大公司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化。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里, 我们培养的工程师要有竞争力, 这种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知识和工程技术能力, 还取决于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流沟通能力, 因此, 未来工程师如果没有跨文化交流沟通的能力, 就谈不上卓越。第三, 对卓越工程师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在很多工程领域, 稍微大一点的项目不可能一个人完成, 也就是说, 需要多个人协同才能完成, 一个卓越的工程师必须善于与其他学科的工程人员协同工作[2]。以上种种能力的培养, 有赖于在“卓越计划”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化, 以此加强卓越工程师培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塑造未来卓越工程师的高尚人格, 实现人生理想的境界。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 培养具有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的人才, 使之能够通过人文教育的方式,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 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稳定的精神内涵, 成为合乎社会需求的卓越工程师。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卓越工程师培养强化思想道德素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16号文件”) 强调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 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 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提高政治觉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不是对专业教育的补充, 而是对它的超越。高等学校教育应当为造就“卓越工程师”夯实基础。“卓越工程师”之所以“卓越”, 并不仅仅在于其专业知识更丰富, 也不仅仅在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 而主要在于其综合素质更高。因此, 要使今天的大学生将来成为“卓越工程师”, 就必须超越传统专业教育的框架, 高举素质教育的大旗。素质教育是既传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又面向社会与人类未来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是《教育规划纲要》明确的战略主题。

三、卓越工程师培养下思想政治教育优化

结合“16号文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等一系列文件精神, 我校贯彻落实中央精神要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与卓越工程师培养紧密结合, 进行了系统规划和安排。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逐步提高, 使各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资源更加丰富、载体更加多元、渠道更加多样、队伍更加专业, 为优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培养高质量的卓越工程师奠定良好基础。卓越工程师的培养, 应当坚持校企合作培养,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突出应用性;应当坚持分类型、有重点地培养, 确保培养的人才既合格又具特色;应当坚持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 使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正达到卓越工程师的要求。加强工程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尤其是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是推进卓越计划、培养卓越工程师的首要任务。要将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教学结合起来,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工程伦理教育结合起来, 将开展“双合作”作为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的主要载体。要努力对接企业和地方社会需求, 增强人才培养方针对性;强化实践训练, 增强能力培养的有效性;推进国际化战略, 提高人才培养竞争性。

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 主要是在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强调未来的卓越工程师作为一名能承担社会角色责任的工程师应当从全球和全社会的视角理解工程对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影响, 理解工程师的职业职责和职业责任;清楚工程师的工作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掌握自身专业的道德准则及适用于本专业的法律和安全标准;具备基本的思想道德推理能力和选择;了解一些重大的工程实践案例, 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案例。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环节。卢梭认为思想道德教育主要是与人的情感相关联的教育。应当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 突出培养未来卓越工程师如下思想道德情感:第一, 培养学生明白工程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与具体操作人员平等公正、相互信任、互相尊重、以诚相待、团结友爱的关系;第二, 培养学生明白在工程技术的研究和实践中能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敢于攻坚、不畏艰险、尊重事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质;第三, 培养学生明白工程技术人员在处理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 既要忠诚于雇主, 努力工作, 对企业负责, 又要忠诚于人民和社会, 不能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形式追求企业的利益的内涵;第四, 培养学生明白工程技术人员在处理生态环境关系中应当秉持热爱自然, 尊重生命, 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的思想道德。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培养卓越工程师良好思想道德素质、完善人格的重任, 通过不断地优化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培养出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大批思想政治素质好、创新能力强, 具有战略眼光、前瞻意识和国际竞争能力, 能够适应和引领未来工程技术发展方向的卓越工程师。

摘要：“卓越计划”是高等院校改革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教育教学改革,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然应当进行优化以适应“卓越计划”的要求, 优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在培养卓越工程师的过程中, 时刻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模式观。在达到各种外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定位的同时, 还必须把促成学生的自我发展作为核心实施多元化的培养模式,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促进学生个性专长,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关键词：“卓越计划”,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卓越工程师

参考文献

[1]王永生.高水平特色大学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 2011, (06) :15-18.

司法所政治教育计划 篇3

全国工商联于2002年3月与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职业院校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该项拓展计划是共青团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扩建工作的具体内容是计划质量要求的落实。这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这项拓展计划对于许多专业的职业院校的学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在对联合国的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不但能够改善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体系，而且也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和成功达到扩张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1实施“职业学院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重要意义

1.1促进学生成长的一个有效方式

在如今的社会情况下，职业院校的学生拥有许多的发展空间，他们能够在任何时候对自己的才华进行施展。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普及，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学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就要求职业学校的学生要具有更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还要具备较高的心理素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意识，当然与其他人的科学素养也要满足社会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竞争压力日益增长的今天能够更好的得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增强学生的竞争力和适应性为主体，对于“职业院校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要加大支持力度保证其能够成功的开展，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1.2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

共青团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素质教育，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广泛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全面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就要让学生能够受益。学生的素质教育渗透在专业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涉及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素质拓展项目的开展，就要以学生的利益为立足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开展。素质教育不是简单进行的工程，这就要求共青团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1.3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形式

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实施素质教育共青团也面临着众多的复杂的情况。因此，要着眼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这样就能够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指明方向，素质教育的使命就是扩大共青团组织的覆盖面，同时也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共青团要切实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组织的影响力，从而使新的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需要提高和完善他们的综合素质，这样就能够准确地引导和帮助学生参加职业专科层次举办的各种活动，从而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根据“学生实施素质拓展计划”的要求，从而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使其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2深入实施职业学院学生素质拓展计划

2.1营造良好环境，大力打造品牌，保证活动的思想性

素质拓展计划的组织和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共青团和学生组织及其他优秀学生的工作要合理分配，鼓励学生努力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能力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就要动员更多的学生参加活动。其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论是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讲座或其他活动，都要反映社会主流文化，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这种方式来与学生接触，能有效地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

2.2注重规划指导和创造性地开展素质拓展计划

素质拓展计划的顺利开展，一定要让学生能够接受，主要是要使得活动能够与学生相结合，综合各个方面的特点进行创新和改进，利用网络，海报等多种方式对活动进行宣传和引导，使学生对活动内容充分了解。此外，通过系统的指导，实现质量和发展效益。

素质拓展计划通过宣传和其他报告等方式，对学生的素质进行认证。在进行每一个环节的过程中都需要有专业的培训讲解过程，尤其是通过网上申请批准最终的认证，这是一个具体的培训路线。利用网络，安排专业设计技术人员对系统进行在线讲解，通过这种方式使每个学生都能理解网络发展规划实施的重要意义。

2.3建立完善系统，确保链接和整个程序的有效性

组织和机构建设，可以保证活动的正常进行，使其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首先，必须在校园建立职业院校学生素质发展中心，其目的是扩大实施准确的指导和提高认证活动的质量。在商业领域建立企业发展质量中心，提高对企业各部门指导和初步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就是品质一流的开发团队，从而提高组织实施计划和活动报告的有效性。通过分类，可以将活动分为职业高专院校和企业两种类别。

第二，形成示范活动报告。利用Web系统，鼓励学生在学生网上进行报名，以质量求发展成为推广中心的主要目的。利用网络系统宣传和监督学生的学习和活动的情况，在线学校委员会进行最终审核并授予学分。最中，共青团鼓励让广大职业学校的学生在网上申请活动，并宣传活动，从而达到以质量求发展的目的，从而使广大学生能够积极参与。

在当今的情况下，实施“职业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要全面推进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指导、帮助更多的学生提高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鼓励学生积极地参加课外活动，对于教育的功能要充分发挥，让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的到增长，这就能够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职业院校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实施，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为加强和改进职业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面貌创造了有效的途径，为学生的发展和成功搭建良好的平台，同时还能够提高校园文化质量和内涵，为营造和谐校园创造提供条件。

司法所政治教育计划 篇4

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对于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为全县“十二五”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有效法治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做好全县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根据国家、省、市“六五”普法规划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县“3211”工程和“十二五”发展任务，按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新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促进全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实现我县“十二五”规划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主要目标：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广泛传播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形成自觉学法、守法、执法、用法的良好社会环境,为全县“3211” 工程和“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工作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分类指导、注重实效，学用结合、普治并举，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二、主要任务

（一）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意义、基本经验、基本构成和基本特征，充分发挥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

1、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效力。继续抓好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大力宣传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使广大群众全面深刻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

2、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税、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学习宣传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和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习宣传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环境和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学习宣传推进科技进步、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学习宣传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我县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3、深入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重点学习宣传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土地征收与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国有企业改制，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保障人民生活、生命财产安全，有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4、深入学习宣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综治、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管理、突发事件处置，加强信访、投诉、调解、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律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有序表达利益诉求，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努力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确保全县社会和谐稳定。

（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理念，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法治意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三）切实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以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为重点，加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和廉政准则、党纪条规的宣传教育。

（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氛围。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丰富法制文化活动载体和形式，探索建设法制文化教育基地，发挥县人民广场、县标广场、文化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作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文化宣传演出活动。

（五）广泛开展各项专题活动。要结合各重要节日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需要，及时开展普法活动。

1、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日活动。利用节假日、纪念日、法律颁布日等，开展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活动，集中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抓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集中开展以学习宣传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

2、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深入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广泛开展以“优化发展环境”为主题的系列法制宣传活动；继续深化“法律八进”；全面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县”、“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依法治校示范校”、“诚信守法示范企业”、“公平守信示范市场”、“学法守法示范家庭”等创建工程；积极组织开展专项法律咨询、法律知识竞赛、法治图片展览、法治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六）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全力推进法治县创建活动，总结推广经验，建立健全制度，不断提高创建水平。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社会管理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工作，推进基层依法治理，提高全县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

三、重点对象

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全县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加强对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和新社会组织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把领导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作为重中之重。

（一）着重加强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带头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并落实县委中心组集体学法、县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法制讲座、法制培训、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推进县级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县委中心组集体学法每年不少于2次，县政府每年至少举办2期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把法制教育纳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规划，纳入县党校和县人劳社保局公务员培训内容。建立领导干部任职前的依法行政情况考察和法律知识测试制度。对拟任科级领导职务的干部，要把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情况作为任职前考察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拟任执法部门领导职务的要进行相关法律知识测试。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考核制度，考核结果列为年度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二）大力推进公务员学法守法用法。加强通用法律知识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学习，每年学习时间不少于40学时，不断提高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公务员培训力度，定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颁布法律法规专题培训。每2年对全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进行一次法律知识考试。坚持和完善法律知识考核制度，将公务员依法办事情况作为任职、晋升的主要依据。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考试，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把有关法律知识作为持证上岗考试的重要内容。

（三）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和接受能力，结合公民意识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各学校要进一步明确法制教育的地位和目标，完善法制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创新法制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中小学法制课每学期不少于lO课时，努力实现学校法制教育的系统化、科学化。深八推进中小学校法制教育课时、教材、师资、经费“四落实”，针对学生不同年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活动。整合各种社会法制教育资源，建立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重视运用互联网等传播手段丰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的途径和形式，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格局。加强教职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依法执教、教书育人自觉性。充分发挥126名中小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作用，加强青少年权益保护、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有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加强对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社会闲散青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

（四）扎实开展农民法制宣传教育。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农民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其他社会管理活动，提高他们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加强农村“两委”干部法制培训，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层事务、防范和处理矛盾纠纷的能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教育培训，全县达到8000人，发挥他们在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突出遵纪守法、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等内容的宣传，在县城、装备基地、农民工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注重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相结合，提高其守法和依法维权意识。

(五)积极开展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法制宣传教育。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宣传与企业经营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把法制培训纳入个体企业负责人培训内容，特别是要把关系民生的食品、药品等行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发挥法律顾问在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中的规范引导和服务保障作用。加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他们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深化企业职工法制宣传教育，引导职工遵纪守法，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六）抓好新社会组织、群众团体人员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把法制宣传教育向中介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各类群众团体等不断出现的新社会组织或群体延伸，教育其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新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推进行业依法自律与规范。加强新社会组织、群众团体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其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表达利益诉求。

四、工作步骤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从年开始实施，到2015年结束。分为以下3个阶段。

宣传发动阶段：年9月。全县各乡镇各部门根据本规划，研究制定本乡镇本部门五年普法规划，并报县普法办备案，切实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党委、政府目标管理。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各级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完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开展督导检查等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承担日常工作。县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少于3人。县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配备1－3名专职普法人员。县、乡人大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县委政法部门、宣传部门、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规划的实施工作。要建立健全《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责任制》，认真履行职责。各部门各行业负责本部门本行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积极面向社会开展本部门本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各类媒体要积极承担公益性法制宣传教育责任。鼓励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支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健全考评体系。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完善考核评估运行机制，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年度考核、阶段性检查和专项督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彰先进。

(三)落实普法经费。县政府要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按人均标准不低于0.4元，按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增加。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相关经费，保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四)抓好队伍建设。培养专兼职相结合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提高专职法制宣传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组织指导能力；加强中小学法制副校长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定期培训和管理制度，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法制宣讲团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全民普法中的积极作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鼓励国家公职人员、法律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加入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推进志愿者活动向规范化发展。

(五)推进阵地建设。完善县城、乡村公共活动场所法制宣传教育设施。利用各类教育基地开展法制宣传测工作，提高在线申报比例，确保百万人口报告数，新的、严重的报告比例，报告质量继续保持在全省前列。

六是深化农村药品“两网”建设，举办协管员、信息员培训班。

七是进一步做好对违法医疗器械广告的监测工作。

八是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分别组织一次法律知识竞赛和执法文书制作比赛。

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

民兵政治教育工作计划 篇5

各村委村、民兵连：

2010年，我镇民兵政治教育的总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方针原则为依据，紧紧围绕全镇建设小康社会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提高民兵预备役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应急作战能力为根本目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狠抓落实，保证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保证民兵建设的正确方向，保证民兵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一、教育内容

民兵政治教育。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江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总政办公厅建群工局编写《民兵政治教育教材》为基本内容，结合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民兵工作的意见》和《中国民兵》、《东海民兵》以及《浙江国防》刊登的教育内容，紧密结合我镇实际，对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进行战斗精神教育、形势战备教育、职能任务教育和国防教育，不断充实和完善民兵政治教育内容。

二、教育方法

1、民兵集中进行军事训练期间政治教育穿插进行，主要进行《兵役法》、《国防法》和《爱国主义教育》。

2、基干民兵的季课教育，坚持以集中授课为主，刊授、函授教育为辅的方法，全年不少于4次，每次集中授课的教育面不少于80％。

3、普通民兵政治教育，主要结合征兵、整组、重大节日和纪念日进行，全年不少于2次。

三、要求

根据往年的经验和今年的特点，我镇在教育中应把握好以下问题：

1、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民兵工作的意见》，根据“两个保证”的要求，积极探索民兵政治教育的方法和路子，不断增强教育的有效性、针对性。

2、要认真学习贯彻《兵役法》、《国防法》和《国防教育法》，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3、要拓宽教育渠道，扩大教育的辐射面。

4、要认真总结和推广经验，以更好地推动我镇民兵政治教育工作。

枫树岭镇人民政府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计划 篇6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计划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一切为了学生”的办学宗旨，以育人为根本，以德育为首位，以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成人为出发点，以完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学生成长成才创新体系和学生成长成才保障服务体系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从严要求，规范管理，以队伍建设为抓手，积极进取，求真务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实现各项育人目标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保障。

一、着力构建以“两课”教学为主导，以教书育人为主体。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挥“两课”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作用，为小学生成长成才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培养人才首先在于教书育人，摆在人才培养首要位置的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小学生头脑工作。要与“两课”教研室、“两课”教师形成合力，要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小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

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拓展计划，构建学生成长成才创新体系。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实施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关于实施“小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意见》，根据社会、时代的需求，紧密结合实际，探索新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小学生素质拓展积极融入整体教育职能。

三、健全和完善各项学生管理办法与制度。

进一步理顺学生工作体制，明确学生工作职责。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成“党支部领导、以行政为主实施”。作为落实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加强制度完善、宏观指导、监督服务、组织协调、参谋检查等工作。健全以党支书记、辅导员、年级组长、班主任为骨干的基层工作网络的学生工作。

四、强化、深化学风建设，推进优良校风的形成。

加强学风建设不仅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形象、增强综合竞争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建设和谐校园和平安校园的迫切要求。一定要站在关系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风建设一定要牢固树立学生以学为本的思想，树立全员抓学风的共识。要根据加强学风建设的有关精神，制定好新学年切合实际的各项学风建设规章制度和学风建设实施方案。活动要以制度建设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为保障，以课堂纪律和生活纪律为突破口，以学习教育、考风教育、诚信教育为重点，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注重学风建设的氛围营造，加强主

题教育，规范奖学制度，丰富活动内容，推进分年级、分层次的学风教育。

六、坚持从严治校、依法治校的方针，强化学生日常管理，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学生日常管理要坚持“依法治校、从严要求，规范管理”的思想，要认真分析新形势下学生在违纪方面出现的新趋势、新动向，积极研究和探索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对策和管理措施。同时要将班级管理、作为基础文明建设的重点，采取有力措施，将班级管理、工作与辅导员、进一步明确辅导员、班主任的职责，力争彻底杜绝各种违纪违法行为。

进一步完善班级集体考核和学生个人记实考核办法，要以班级集体考核和学生个人考核为抓手，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重视学生考勤工作，严格控制一般违纪，严肃查处严重违纪行为。认真开展班际间的创优良学风和班风竞赛活动，加大考核奖励力度，推动优良学风、校风建设。

16、强化学生管理，开展“平安”建设系列活动。进一步完善学生辅导员工作运行机制和学生辅导员的职责及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管理层职责，加强管理员的教育、管理和考核工作，重视管理员的职业教育、消防安全知识教育。

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拓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要积极

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学生各类活动要务必给予高度重视，严把学生活动的质量关、导向关，突出学生活动要“讲品味、讲层次、讲效果”。

十里坪镇白鲁础九年制学校

司法所政治教育计划 篇7

关键词：司法机关,业务考评,价值效应,教育导向

近年来,公检法机关采集、使用非法证据的情况不容乐观。采集、使用非法证据所导致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引起了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通过对这些冤案错案的分析发现,冤假错案的产生基本上都与司法人员采集、使用了非法证据有关。究其原因,与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的职位升迁、经济利益挂钩的业务考评机制有关,其“量”“率”“错案”等大量业务考评数量指标的存在,导致了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无效以及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和不易纠正。为此,需要强化司法业务考评教育的理念导向,降低考评外部效应。

一、司法机关业务考评机制分析

司法机关业务考评机制是司法机关上级主管部门对侦查、检察、审判等机关的刑事业务活动,通过设定量化指标,以打分方式来考核评价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工作绩效的制度。司法实践中,业务考评制度的考评项目指标主要包括: 一是“量”的考评。指在司法业务考评中用“数量”作为考核评价司法业务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并设定一定的基础办案数量。对于超过基础办案量的给予“加分”奖励,对于未完成基础数量的作出“减分”处理[1,2]。 二是“率”的考评。指司法业务考评中用“比例”作为考核评价司法业务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设定一定的基础业务量比例。对于超过基础比例的给予“加分”奖励,对于未达到基础比例的作出“减分”处理。三是对于“错案”的考评[1,2]。指将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案件办理中的违规、 违纪、违法行为以及发生“错案”等作为考核评价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办案质量高低的指标[1,2],用以衡量案件侦办审结工作质量。对“错案”的考评多实行“一票否决制” 和“连带责任制”。

业务考评机制促进了司法部门的侦查、检察、审判等业务活动的工作效率,调动了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办案积极性,也规范了司法部门的侦查、检察、审判等案件侦办审理活动的合法性,对于有力打击犯罪,保证案件及时侦办审结以及保障案件处理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3]。但作为一种考核评价指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业务考评的量化与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奖惩待遇升迁挂钩,某种程度上诱使司法机关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以工作绩效为目标,为提高破案率、结案率、维稳率,获得政绩奖励,避免处罚,从而不惜规避司法规则,采取非法手段,使用非法证据,损害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而造成刑事冤案。因而, 在这种量化指标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所导致的利益驱动面前,司法机关业务考评机制对司法机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就具有了消级影响。

二、司法机关业务考评机制的价值效应分析

1.“量”的考评所产生的效应

业务考评机制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目的动机上的偏差,一是使其在利益驱动下,片面追求“数量指标”的实现,从而获得物质以及精神绩效奖励。二是促使司法机关过分从犯罪控制目的出发,追求办案的高效率, 快捕、快诉、快结,不顾及相关证据采集、使用的合法性问题,牺牲了办案的质量[3]。这是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观根源。一味追求“数量目标”,片面强调“量”,可能会损害社会正义的实现,并可能会放纵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如,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但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对该非法证据也未能予以排除[3]。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及时查证犯罪事实,但却必然隐含着由于非法取证而导致法官错误判决的风险。云南 “杜培武案”即是此类情况,杜在公安机关受到刑讯逼供, 在法院开庭时他出示了被公安人员殴打的证据———自己偷偷藏下的血衣,但法官并没有深入调查,也没有排除杜由于被殴打而违心作出的杀人供述。

2.“率”的考评所产生的效应

业务考评机制对“率”的考评强化了公、检、法内部不正常的协调配合,扭曲了正常的诉讼结构[2]。由于业务考评机制对各诉讼阶段均有非常高的比例要求,导致审判机关为完成考评比例被迫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联手” 方式对刑事诉讼进行“流水线”运作。在此种情况下,嫌疑人、被告人极有可能沦为三机关共同“打击”的诉讼客体而有冤难诉。审判机关居中审判的司法公正性几乎消失殆尽,使本应是控辩审三方组合为特征和三角式基本构架的诉讼关系完全演变成“流水线”运作的线形关系[2]。 如“赵新建案”就属此类情况。一位办案人员说,“领导催结案,当事人催惩凶。上下两头挤,就想快结案”[4]。如此一来,本应当公正、独立审判的法官判案竟然要考虑到公检机关的“心理感受”,这样的裁判不能不令人质疑。为了确保办案质量各自制定的错案率考评指标反而促成了三机关结成“惺惺相惜”的利益同盟。

3.对“错案”考评所产生的效应

对“错案”的考评,其目的本身在于确保办案质量,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没有枉法裁判或其他职务上的犯罪行为。司法实务中,司法人员为减少和避免“错案”,部门( 人员) 为避免被“错案”追究株连,多采取层层汇报的方式以达到与上级部门的“统一认识”以免发生“错案”。司法独立性丧失怠尽,上级的监督职能、程序的救济功能成为摆设[2,4],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使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制异化成为一审终审制。这也是“佘祥林”类案件几经发回重审,而错案、冤案也长时间无法得到纠正的制度原因[4]。

三、完善司法机关业务考评机制的措施举要

1.强化业务考评价值理念的教育导向

司法业务考评机制目的在于规范激励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司法行为,树立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保障公正司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强化考评的正面导向和理念指引作用,通过培训的教育、引导、规范途径,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公平正义出发,激发其正面积极动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明确司法业务考评的真正意义在于规范指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法治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而非物质利益,从而从主观上根除政绩利益驱动,体现司法业务考评机制的正面积极导向作用。

2.确立科学的司法业务考评标准体系

确立科学的司法业务考评标准体系,树立正确的考评导向,最大限度地发挥考评的正面作用。规范司法机关建设考核范围、内容、方法和程序,改革侦查机关注重破案率衡量工作业绩的考评方式,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侦查工作和侦查人员工作业绩评价体系,引导司法人员依法取证[4]。使公检法之间不再存在绝对的“量”“率”共同的利益导向,公检法之间“流水线”型诉讼关系重新转变为“三角式”的、科学的基本架构诉讼关系。

3.改造司法机关以“量”“率”为重心的考评机制

司法机关应把提高侦查、起诉、提起公诉、审判的质量作为业务考评的重要标准。建议司法系统业务考评机制借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构建案件管理信息系统。案件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发现在明确的办案政策中的执行偏差; 通过比较指控、处理结果等的偏差, 找出偏离办案政策的“例外”,并采取管理措施; 帮助管理人员向检察官反馈发现的偏离办案政策的问题,以此来提高案件质量[1,5]。

4.引入开放性的社会监督机制

扩大考核评价主体范围,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人民监督员等对司法机关执法办案情况的评价或者对司法业务工作的意见、建议作为社会评价的重要指标纳入考评指标体系,改变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单纯“唯上”心态, 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来至群众及其代表的平行监督。

5.建构严密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前,司法机关非法证据的排除往往处于“虚置”状态,这与排除非法证据的外部规则缺失有关。因此,尽快建构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强制性规则以及责任体系,提升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优先效力, 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程序规则意识,以规范和引导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司法行为。

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过问政治？ 篇8

看得出，泰国宪法法院对政治问题的介入很深，深到足以让人惊讶的程度。一个亚洲邻邦的司法机构竟然如此强势，大笔一挥，可以让一个个政府下台。

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自然乐见司法昭示权威。不过司法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过问政治？而在有的国家，司法机构已经将触角伸进政治的传统领地，大有取代议会（人民）来对政治问题进行裁判的趋势。这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来说，究竟是不是一个福音，则大可斟酌。

谈到司法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源头还得从美国宪法说起。

从宪法规定上看，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是相当广泛的。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在本宪法、合众国法律和合众国已订的及将订的条约之下发生的一切涉及普通法及衡平法的案件，一切有关大使、公使及领事的案件，一切有关海上裁判权的案件及海事裁判权的案件；合众国为当事一方的诉讼，州与州之间的诉讼，州与另一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一州公民与另一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为不同之州所让与之土地而争执的诉讼，以及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政府、公民或其国民之间的诉讼。”条文字面上，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相当宽泛，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限制，仅纯属一州之内的案件与争议除外。

不过实际上，法院并未行使宪法条文赋予的如此宽泛的管辖权。如同麦克洛斯基所言：“最高法院以所提出的问题不适于司法裁定为由，有意而且持续不断地回避宪法规定中的很多内容。”（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14页）在实践中，能够进入法院进行诉讼的案件一般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必须是宪法第三条规定的“案件或者争议”(cases or controversies)；原告必须具备诉讼资格；案件必须是“成熟的”(ripe)；案件不能“已经失去实际意义”；案件不能构成“政治问题”。前四项条件笔者在此不予赘述，而最后一项条件则和本文的主题密切相关。“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八○三年划时代的案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该案的判决书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提出：本质上为政治性的问题，或依宪法或法律应交由行政部门决定的问题，不能由法院代为决定。他举的例子，如总统指挥其所任命官员的决定，只要属于其裁量范围，即属政治问题，法院不能加以审查。

首次运用“政治问题”理论作为判决理由的案件是一八四九年的Luther v. Borden一案。在该案中，罗德岛州一些被剥夺公权的州民，因不满当时州政府的许多政策，遂不顾州政府的反对，自行成立新政府，颁布了新宪法。美国总统应原州政府之请求出兵镇压，所逮捕的新政府公职人员在司法程序中，主张原政府并非联邦宪法所保障的共和政体，故不合宪。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何为宪法第四条所称的共和政体(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是一项政治问题，不应由司法加以决定。在此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政治问题不审查”的原则。此后，联邦最高法院曾多次以政治问题为由拒绝对某些案件进行审理。例如，一九一二年联邦最高法院在Pacific States Tel. & Tel. Co v. Oregon一案中就以政治问题为由拒绝认定俄勒冈州公民创制的一项税法是否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共和政体保障条款。在一九三九年的Coleman v. Miller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批准宪法修正案的“合理时间”究竟为何，各州议会的批准行为是否有效，均属政治问题，应由国会决定。

虽然“政治问题不审查”的原则已经提出，但到底哪些案件和争议属于“政治问题”并不容易进行认定。毕竟，宪法性案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如果将凡是带有政治性的案件都拒之门外，那么违宪审查机构恐怕就可以关门了。一九六二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贝克诉卡尔一案中提出了可能被认定为“政治问题”的六种情形，即：（一）宪法条文明确规定交由与法院有同等政治地位的政府其他分支进行处理的问题；（二）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司法标准的问题；（三）必须先经过“非司法的裁量”的政策决定，法院才能做判断的问题；（四）如果法院独立加以判断，会造成对其他同等机关不尊重的问题；（五）情况特殊，有必要无保留地支持已经做出的政治决定的问题；（六）法院和政府其他分支会做出不同的决定，有引发难堪之虞的问题。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同时也一再声明，并非凡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案件都属于“政治问题”，只有那些不具备“可司法性”(justiciability)的政治争议，法院才不予以审查。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不具备“可司法性”的政治争议标准为何？这在贝克诉卡尔一案所列举的六种情形中并不能找到共性。 后来一直有学者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例如毕克尔就提出，缺乏“可司法性”的政治争议标准如下： 司法缺乏可资判断的标准予以解决的问题； 司法缺乏足够能力予以解决的问题； 司法裁判可能不为政府部门遵从的问题；司法并非民意机构以致缺乏民意基础提供解决途径的问题。（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4页）凡是具备这些因素之一的政治争议，都不应该由司法加以决定。在此后的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实践中，通常将涉及对外关系、军事组织、敌对状态持续期间、政府民主政治运作形式、宪法修改程序、国会议员资格、国内政党纷争以及参政权或政府统治权分配的事务，归为政治问题之列。

看来在美国，司法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一直是存在的，虽然这条界限有时候不那么清晰而已。

在我们另一个亚洲近邻——日本，在司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统治行为论。他们把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国家行为称为“统治行为”，认为这类行为不适宜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虽然日本国内法学界对这一理论仍有争论，但在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中，它经常被法院用做结束诉讼的理论依据。一九五九年的“砂川判决”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砂川是东京都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二战”中被美军占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后一直由美军使用。一九五四年，日美联合会决定扩建该基地，日本政府开始征地，遭到群众抵制，一些采取过激行为的人被日本政府以刑事特别法第二条为据提起公诉。被告人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一项禁止维持战斗力的规定提出抗辩，并认为依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制定的刑事特别法第二条亦属违宪。东京地方法院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做出一审判决，认为美军驻扎在日本是祸非福，美军作为日本自卫力量是对宪法和平主义原则的间接违反，因此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驻军属于违宪，据此制定的刑事特别法也应当无效，被告无罪。检察署将案件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做出终审判决： 宪法第九条所禁止的战争力量，是指以日本为主体可以行使指挥权、管理权的战争力量，外国驻军并不相当于这种力量。《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司法对于此类问题应当自我约束管辖权，除非此条约达到明显违宪的程度。战后的日本在宪法中宣布放弃军备，美军是为保卫日本安全而驻扎在日本，故《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有其合理性，并非一看就非常明显的无效，因而也就不能由司法进行深层次的审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安保条约及基于该条约的刑事特别法无效，显然是不慎重、不妥当的，故判决：一审法院的认定无效。

本案判决确立了日本法院在政治问题上的自我克制的司法态度，它在对相关“统治行为”的审查方面确立了“明显违宪”才可进行审查的标准。在此后的“长沼判决”（一九七三）等案件中，日本最高法院延续了原则上不审查“统治行为”的做法。根据日本学者入江俊郎的看法，“统治行为”是属于国民保留判断的事项，只能由国民直接参政或交由受国民委托的特别机关来加以判断，或者最后在选举时由国民做出公平的判断。如果将这些事项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审查，那将造成司法权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甚至是自居于国民主权者的状态。

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宪法诉讼。不过，在日渐增长的行政诉讼中也会涉及政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中国大陆法院对政治问题的态度相当谨慎。一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曾这样撰文总结：“对于一些涉及政治安全或者意识形态安全的案件，涉及重大的国家利益，法院不好简单地以法律技术上的合法性进行衡量和判断，因而宁愿关闭司法审查的大门，而委诸更具有专门性的行政机关或政治机构去解决。”（孔祥俊：《行政行为可诉性、原告资格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二○○五年版，173页）二○○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达了官方的态度：“对于具有高度政治性或政策性、不能或难以进行合法性判断、由行政机关处理更为妥当的行政争议，可以不予受理。”在缺乏足够司法权威的宪制背景下，面对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大陆法院选择紧闭司法审查之门。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当然，大陆的司法审查之门整体上可能过窄，人民时有“告状无门”的困窘，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对于那些不具备“司法性”的、不宜由司法机构进行审查的政治性争议，司法机构不应涉足，而是应该留待政治机构予以解决。看来，泰国宪法法院走得有点远，恐怕已经超越了司法与政治之间的那条红线。笔者注意到，已经有国际舆论将泰国宪法法院二○○八年十二月二日的判决批评为“司法政变”。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十二月三日的社论就评论道：“泰国宪法法庭的判决已广受各界质疑。……宪法法庭的判决形同消灭整个执政党世代的政治人物，其激烈的程度犹如一场‘司法政变’，明显有偏帮反对派之嫌。泰国政治又陷入民主逆退的恶性循环，政局还会呈现相对混乱的局面，会否重回军人威权统治实在很难说。”

“司法政变！”这样的批评确实值得当事者警醒。目前泰国的政治乱局不见起色，司法的威望却陡然降低，真是应了德国著名宪法学者施密特(Karl Schmiit)的那句话：“司法如果介入政治，非但对政治一无所获，反而会使司法全盘皆输。”（转引自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出版社版，358页）

如果司法陷入政治太深以致“全盘皆输”，最坏的结果可能连自身都保不住。这绝非杞人忧天，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宪法法院就遭受过这样的命运。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俄罗斯议会与总统叶利钦在政体、私有化、制宪等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宪法之争”，双方各自为政、互相批评，两个“政权”并存，最后发展到武装冲突以致人员伤亡的局面。面对险恶的政治危局，俄罗斯宪法法院未能恪守司法机构应有的独立和超然品格，而是在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Zorkin)的领导下深度介入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政争，数次主动宣布总统违反宪法，从裁判者异化为冲突的一方主体。一九九三年十月，改革派胜出“宪法之争”，俄罗斯彻底埋葬了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体制，原有的立法机关被解散，宪法法院自然也难逃被重组的结局。

不过，既然是宪法争议，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而衡量政治争议是否具有“可司法性”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经历了沃伦(Warren)和伦奎斯特(Rehnquist)这两任“司法能动主义”的联邦最高法院后，美国人民意识到，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我们民主体制里的一股反多数力量”，而法院也已经不再是那个汉密尔顿心目中“既无权、又无剑”的“最小危险部门”了。近十多年来，美国兴起了一股“反司法审查”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言论，如图施奈特说应该“把宪法从法院拿走”（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盖伊则宣称要“从法院手中拯救宪法”（William Gangi: Saving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Court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这股思潮的兴起，显然与法院在政治问题上过于能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趋势有着莫大的关系。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一个美国宪法史上的古老故事。一七九三年夏天，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受华盛顿总统委托，以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名义，写信给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向他们就《美法友好商务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中的二十九个问题进行咨询。几天后，华盛顿总统收到了以约翰·杰伊为首的五名大法官亲笔签名的回信。大法官们语气很“谦恭”，但态度却很坚决：“宪法为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制约的政府三个部门之间划出了分界线，而我们是作为最后之倚仗的法庭之法官，这两点考虑给我们以强烈的理由认为，不由自主地参与超出法庭职权以外的问题之决策，是不适当的；进而言之，宪法给予总统召集各部门首脑征求意见之权力，显然是有意地且明确地仅限于行政之各部门。”在最高法院筚路蓝缕的初创年月，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以“有所不为”的睿智，宣示了宪法赋予司法机构的独立地位，杜绝了司法部门的咨询意见被行政部门弃之不顾的可能性，保留了联邦最高法院对案件和争议做出司法判断的绝对权威。从此，法院获得了真正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