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的思想内涵

《断章》的思想内涵（精选10篇）

《断章》的思想内涵篇1

摘要：《断章》是卞之琳的代表作，历来对该诗的主题解读颇多，本文试从“爱情诗”的角度讨论其思想内涵。

关键词：卞之琳《断章》风景思想内涵

卞之琳写于一九三五年的《断章》是一首仅四句三十四个字的短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1]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诗歌虽短，但自发表以来，曾引起无数人的关注，特别是在这首诗的意义解读方面，释者如云，解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理解，得出了多种多样的诗歌释意。历来将《断章》作为一首爱情诗来进行的解读也是非常多的。秀实即认为《断章》“无疑是一首极之卓越的[2] 情诗”；陈远征认定“这首诗是一首情诗，或者说是想写的一首情诗中的片段”。“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写的是以第二人称“你”为视角的出发点，视角落点在“风景”。而“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是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从“看风景人”处看，视角落脚点应该也是“风景”，但诗却一转写“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视角落点变成“你”，这样，“风景”和“你”似乎变成了一物，“你”成了风景。你、风景、看风景人到底谁在看谁呢？

《断章》的妙处正在于此，作者营造出了具有“交错视角”的复调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我们无须寻求谁是诗中的主体或客体，“看风景人”既在看风景又在看你，而“你”也是既在看风景也在看看风景人。这里“风景”是“你”和“看风景人”之间视角转化的起点也是中介，“风景”保持你和看风景人之间的张力平衡，并与你和看风景人形成三角关系，造成诗的复式立体结构。后两句也同样，作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对传统诗的理解，因此在布局上遵循“由景抒情、借景抒情”的中国古诗传统。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由写景过渡到抒情。

《断章》中，诗人设置了几组不定的意象画面，通过视角的转换和组合，整体诗具有了流动的特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里的“风景”意象显然具有独特的意义，“风景”是“你”和“看风景人”之间转化的中介，由于风景特殊的中介作用，“风景”有了情绪或者说增加了情绪的泛动。这样全诗给了我们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们随着视角的转变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并在“风景”中体会到深深的内在情绪，含着伤感哀怨和惋惜留恋的情感。“你”和“看风景人”都在看“风景”，但对于“你”或者“看风景人”来说，这个“风景”本身可能就是空无的景观，汉语中有“出神”一词，其意思可以说是专注，也可以理解为心不在焉。因为“你”在看风景时注意的根本不是风景而是楼上的佳人，或者佳人已成为你所观风景的一部分。“风景”正处于被过分关注或者说被忽略的地位。这个“风景”有可能被忽略，因为“你”只顾看“看风景人”，也许被过分关注，因为“看风景人”已在你所看的风景之中。“你”关注的是“看风景人”，所以“风景”的存在和“看风景人”的存在紧密关联，反之亦然。这样风景所处的位置就有两种：一，“风景”是实景，“你”和“看风景人”都处于风景的范围中；二，“风景”是虚景，“你”和“看风景人”都处于风景之外。“风景”虽无处不在，但对于你和看风景人已形同虚设。正是“风景”的意象的不定，诗的画面呈现出流动和立体的特色，诗的整体意象也模糊不清。因此，“风景”到底是什么，它体现了怎样的情绪，反而由于视角转换而模糊。其实在诗中，“风景”或许就是你，就是看风景人，就是明月，就是一切，一切想表达之物。卞之琳说过他喜欢用不定的代词，并说在他三十年代的诗作中，大多数我可以和你、他、互换，可见他早已看出了转 1 化互动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那么，《断章》到底要写什么呢？按余光中的说法，这首诗的意味在哲理，是写“世间万物皆有关联，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另有一人却在高处观赏，连你也一起看进去，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而更妙的是它阐明了世间的关系有主有客，但主客

[3]之势变易不居，是相对而非绝对。”余光中为此还写过一首诗《连环》。余光中的解释不无道理，而我们应该从作品的愿意去解读它的永恒意义，去体会它的思想内涵。《断章》是首爱情诗，它体现了一种无望的相思情绪，哲理由诗所表达的无望爱情产生。所以这首诗的全部意义在于“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其实不是看风景，而是在看楼上的人，而楼上的人也只是在佯装看风景，实际她在看“你”。你们二人都以风景作为观察对方的中介，并通过风景表达爱慕之情。但因为某种缘故你们近在咫尺，却如同天涯，只能脉脉守望。“风景”便是你们无法相见的表达。

《古诗十九首》里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经》里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这两首诗里，可以发现“水”既是具象之物，同时也是抽象之物，是男女爱慕而不能接近的距离意象，水是情感表达的场所，也是情感距离的体现。《断章》里的“风景”同样成了情感距离的意象。“你”和“看风景人”之所以成为各自风景，因为“风景”只能欣赏而不能拥有，把“你”视为风景，言下之意是我得不到你。这样风景成了你我距离的象征，成了一种失落相思的寄托物。因此即使楼上没有人，“你”看到往日的风景，也会潸然泪下，因为风景就是楼上的人，因此这首诗是写两个互相爱慕却未能走到一起的痛苦心情。

这样理解诗的上阕，我们就会明白诗人为什么在下阕中用“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装饰”表面上写月、窗，实际是写人；“月亮”代表思念、怀念之情。正因为你们二人虽相见却不能长相守，所以晚上才会做梦，在梦中相欢。你被别人梦着，同样别人也梦着你，但永远只能在梦中，醒后却是一场空。这样说并非没有依据，卞之琳有首诗里就有这样一句：“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其诗和《断章》写于同一年，绝不是偶然，一九三五年正是卞之琳失恋的痛苦阶段。“一九三三年秋，例外也来了。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虽然彼此有相同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

[4]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霞罢了。”一九三三年，卞之琳爱上了张充和，两人感觉都挺好，一九三六年秋，卞之琳还和张充和还同游了苏州的天平山，但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这次短暂恋爱的幸福和痛苦留在了卞之琳的内心深处，诗人对已经飘逝的美好爱情深深地怀恋，又从爱情的稍纵即逝中看到了万物变化的哲理，所以写下了大量带有哲理意味的爱情诗。《断章》正是通过构造出一种美丽又无法接近的“风景”，使人对美好的爱情产生了深深的留恋，同时又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世间万物的关联和变化。

人生在世，将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可以改变，有的根本无法改变，前者需要我们努力去改变，后者则需要去宽容与适应，需要我们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克服内心的失衡。这样，才会摆脱一些世俗的观念的束缚，才会超脱于一时的得失胜败，高瞻远瞩，获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愉悦。季羡林先生“相信人、人类都是向前进步的，向着真、善、美发展，这是总的规律，懂得规律的话就有了个人和谐了。„„顺着规律走就是和谐，规律就是人的趋向，向真、善、美发展。”人生是一次终极的精神旅行，只要我们心中拥有真、善、美的净土，并为之奋斗，人格、精神将得到净化与提升，就会拥有对现实人生的自由与超越。

卞之琳以其幽绵的笔触、极其独特的构思，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迂徐回旋、含蓄蕴藉的意境，用一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老练之至的语言，将各种微妙和谐理念摄于笔端。《断章》是一幅淡雅静谧的风景画，更是一幅径曲洞幽的心灵藏宝图，让人在对爱情的感慨中引发出 2 对自然、对人生的思考，使我们遐想无限，收益良多。

注释：

[1]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断章》。《卞之琳文集上卷,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陈远征。《现代中国的诗人与诗派》。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断章》的思想内涵篇2

首先:经济根源,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19世纪末, 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巨大进步, 市场上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反复出现, 资本日益积聚和集中, 资本主义逐渐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随着垄断统治的发展和资本输出的扩大, 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大为增强, 在这种实力悬殊的现实面前无产阶级必须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

其次:阶级矛盾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策略的变化。

同时, 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向垄断过渡, 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尖锐起来, 使无产阶级比以前更趋向革命化。19世纪八、九十年代, 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政治、经济比较落后的德国、俄国、奥地利等国都出现了革命形势。

最后, 恩格斯晚年对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制定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恩格斯感觉到了时代的转换, 也看到了欧洲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 在1895年3月发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明确地写道: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 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巷战, 现在大大过时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 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 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 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 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 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这里就引出了后来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新策略:利用所谓的民主形式--普选权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恩格斯看到, 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大为增强, 在这种实力悬殊的现实面前无产阶级必须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同时, 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获得了较大的胜利, 工人党在议会的力量不断壮大, 以至于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了。这也给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极力宣扬普选权这一斗争形式的威力和地位。

二、伯恩斯坦与其修正主义对于普选权的“曲解”

伯恩斯坦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普选权的观点, 却没有把恩格斯的话读完整, 没有把恩格斯晚年的理论领悟透彻, 太过于强调普选权的作用, 而忽视甚至放弃了革命权的作用。伯恩施坦还把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议会斗争策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修正, 并将它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 说恩格斯晚年主张的是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 恩格斯已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思想。他极力的宣扬恩格斯关于普选权的论断, 而忽略甚至抨击暴力革命彻底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革命斗争策略。

我们可以看出, 伯恩施坦不希望通过灾变即暴力革命,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而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 通过民主、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他宣扬用民主文明方式, 发展恩格斯提出的争取普选权方式,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伯恩施坦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修正、反对马克思主义, 它具有蒙骗性和虚伪性;修正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鼓吹阶级合作,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改良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 他们借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 否认资本集中的趋势, 认为资本主义将来不会发生过去那种成为社会变革前奏的经济危机:并说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大量存在, 使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因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成立的。作家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韦小宝最后并没有打断大清龙脉, 他说:康熙统治下的清王朝, 人民安居乐业, 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衣穿, 路不拾遗, 为什么要反清复明?为什么要去摧毁它, 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抛开小说的虚构成分, 我们仅从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来说, 当时的清王朝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也是封建制度的一个顶峰, 就如同资本主义制度其在一定阶段也是有其进步和先进性的, 我们只能说在其蓬勃发展的阶段内, 暂时是稳定的, 有生命力的, 这就要求我们的先进力量需要不断发展壮大, 最终不能说因为社会中一些稳定因素, 或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我们就放弃革命斗争, 放弃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 才能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 过上安定幸福的美好生活。

三、普选权与革命权只能取其一,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水火不容

恩格斯晚年结合历史条件的新变化, 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除了暴力革命还可以运用普选权进行斗争的新策略, 其本意是从实际出发,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 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的论述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他提出了运用普选权进行斗争的同时, 更要求无产阶级警惕反动势力的阴谋, 不放弃武装革命, 强调更要牢牢地掌握革命权。普选权与革命权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策略与方式, 我想他并未料到后人会因为这两种斗争方式发生分歧, 形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改良派与革命派, 即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分歧, 并且分道扬镳, 各成一派, 相互抨击, 水火不容的局面。

参考历史史料与学者著作, 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普选权是恩格斯根据形势与环境的变化, 做出的对于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的新论述新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凝聚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 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并最终向共产主义迈进。

总之, 当下我们仍要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和具体国情,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时刻警惕修正主义思想的冲击, 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设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形成先进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爱德华·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生命的断章高中作文篇3

静静地站着，浮尘飘落的花瓣掠过眼前，我聆听着花瓣内心的惆怅，我不懂，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为什么要把败落的残花尘封落土？仅仅只是因为那飘零的灵魂吗？还是因为她害怕有一天自己会像这些残花一样飞落天空而无人理睬？迷茫的方向呀，是否还会找到新的出路？短暂的时光，又有几分在怜悯她？残酷的生命，又有几分疼惜她？黛玉啊，意已断，生命还有闪光点吗？那具空荡荡的躯壳你真的想要吗？

花，努力盛开在灿烂的阳光下，人们盛赞它的美丽，但时光吝啬，于是花朵安静地败落在血浓的夕阳下，没有人去看花凋落时的狼狈，因而，可怜的人们只记得它繁花似锦的模样，却忽略了惆怅也是一种美。我安静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却又无法拒绝地接受自然循环安排的.消失，我也是生命殉道品中的一个牺牲者，谁又为我怜惜为我悲伤？看那美丽的草地上，深深浅浅，你分得清哪是刚刚诞生的新生命吗？回忆过去，这短暂的一生，我遗失了多少又得到了多少？紧握着的东西你确定就一定会拥有它吗？它划过我的生命，沉默时只是一个挑衅的微笑。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是啊，梦很漫长，只是记忆短暂，千丝万缕化作心头一阵空。我的眼泪啊，为何只有你能体会这空间生死环的悲哀？

梦会延长，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在这个宇宙，血一样的朝阳还会依旧升起吗？炽热的灵魂还会惆怅徘徊吗？看那花雨飘落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芬芳，从前，现在，经历多少波折和磨难？是谁陪谁一起走过那重重风浪？见到彩虹的那一刻，又有谁猝然倒下了？尘封的心灵还会再次苏醒吗？斑斓的年华是乐曲的断章，悦耳的琴弦奏出美丽的声响。舒谨过，翱翔过，原来长大就是这样脉络清晰的痛，支离破碎的灵魂，独自飞舞的记忆又将要孤单飞往生命的天国。

哭泣的脸，绿叶的衬托下越加彷徨，我不执着，因为我曾默默哭泣，在终点前我也曾愕然倒下，我也曾面对磨难始乱终弃。我用泪水隐藏过错，我用疲惫掩盖懦弱，我逃避困难，逃避失败，但我坚强，因为我深深懂得：只有坚强的人才会流泪，也只有流过泪的人才会坚强。

飘零的花雨啊，你压不倒我的坚强，我不会对你服输。虽然人生短暂，但我还要感谢赐予我生命的人。我会勇敢地走下去，用坚强的生命，去守候纷飞的灵魂……

四月,高原春的断章诗歌篇4

高原的马蹄，撕裂风雪

不断敲打寂寥的胸膛

那深入灵魂的印迹

浮动青春栉风沐雨的坚守

长醉我披星戴月的忠诚

默默对视，寂寞不褪

一寸寸铺展在士兵的眼眸

一朵朵摇曳在红柳花海

有时，声声马蹄

发不出一丁点声响

那“得得”的静默

直呛得我泪流满面

高原的四月，盛开在我的梦里

那漫山遍野的桃花，杏花，梨花

一朵又一朵，一树又一树，一山又一山

粉红的，淡黄的`，青紫的

镶嵌在绿色的记忆里

痴痴等待，依然飘舞雪花的四月

跌宕和煦的春风与暖暖的阳光

款款走进卓玛的歌声

歌声里红柳吐蕊，牧草疯长

醉了我的战马

迷失了我漫漫风雪中的等待

四月，春风不度

雪了一季，发酵的心事

是高原永久的伤痛

那诱人的绿色

疯长在记忆的彼此岸

那怒放的花朵

峭立在时光的栈道

骑在马背上

我看见雄鹰衔来了春泥

在我巡逻便道的悬崖

搭起了爱的巢穴

在暖暖的晨曦中，在青青的草场上

冬眠了一个雪季的情意

舞动久违的浪漫

在恋人温暖的怀抱

肆意消融心酸的等待

就是这石头缝里的春天

那抹鹅黄，拔节而歌

松动冰封的季节，以及

牦牛和羊群

声声“布谷”，吵醒了

沉睡的山川，河流，大山

冬日的心事，在清溪中

断章——谨此献给我的父亲篇5

曾经，那些接纳过的爱都被时间的洪荒冲刷掉了，于是，我常常处于无爱的恐慌中。

只是一味的接纳你们的爱，却不能给予。

望着窗外的樱花树，以为自己就如同那凋零的樱花瓣，随风飘舞，没有依靠，始终都是孤独伴我左右。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那是飞扬的般若，你开出一朵美丽却又残损的花，谁的沉默带走了谁的霓裳，谁不肯谢幕永远上演繁华。隐忍下开出一朵两朵断章。

记忆的深处，是天使模糊的面孔。

你曾指引我方向，前面的道路荆棘遍布，墨染的天际，刻骨的寒风，难道非走不可吗？我惊恐的望着你那寒冰雕刻出的面庞，蓝色的潮水在漫延，将你我淹没。我找不到你，于是，我学会了思念，在你忘记了如何思念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死亡的时候，凝望苍穹竟会如此凄凉，我看见霰雪鸟在上空盘旋，那哀鸣不断在耳边回响。

梦境里，你安详的躺在那里，如同熟睡了一般。我总是看不清那曾经熟悉的面孔。

扩散的瞳孔，疯狂飘散的光芒，成为我生命中不朽的瘢痕。我宁愿所有的星光全部陨落，因为你的眼间，那隐没于深深雾气的哀伤。

生命的末端，大地上又开满了火焰般的红莲，那些红莲如同岩浆般，从天地尽头喷涌出来，从云朵的缝隙里喷涌出来，最后淹没掉了一切，火光冲天。

广漠的大地上散落着被风吹散的樱花瓣，一串渐行渐远的脚印，仿佛是去向坟墓，悲凉，绝望。

断了弦的流章，魂魄也随风而去。

当卑微的人站在巨大的苍穹下面，一定可以听到巨大的轰鸣，最后让死亡来结束一切斑驳的上演。

终于，我成为一个安静等待时光覆盖而过的寂寞的人。

生命的伟大开端，最终敌不过死亡的沉默结束。

岁月渐次黯淡。

深夜里，我们无法入睡，因为门外，思念敲门的声音一直不断，于是，起身为你祈祷，用最虔诚的文字。

天空阴霾遍布，游荡的魂魄，没有来路，没有归途。

谨此敬献给十年前离开了的，我们的父亲，希望天堂里的他，节日快乐。

浅析《孟子》中的音乐思想内涵篇6

在《孟子·梁惠王下篇》中, 庄暴是齐国的大臣。齐宣王告诉庄暴自己喜欢音乐, 庄暴不知该如何应答, 只好转而请教于孟子。数日后, 齐宣王召见孟子, 孟子开门见山地问起宣王与庄暴的对话。齐宣王不好意思地对孟子说, 自己喜欢的就是称为“靡靡之音”的流行音乐, 而并非古典正统的雅乐。孟子当时并没有责备他, 反而鼓励说:“大王如果非常爱好音乐, 齐国便可以政治安定、国家富强了。俗乐和雅乐都是音乐, 都是能够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1]齐宣王得到孟子的称赞, 方才明白原来喜欢世俗音乐也可以平世治国。

孟子知道齐宣王喜欢音乐并且投其所好, 以生动的设问向其表明:“独乐”不如“与人乐”、“与众乐”快乐, 能“与民同乐”是君王治国平天下、服众得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孟子强调:“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完全表达了孟子反对暴政, 关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欣赏音乐的目的就在于众人的情感在美妙的旋律中产生共鸣, 营造和谐的氛围。与众人一同观赏音乐, 气氛当然是愉悦祥和的。孟子力劝庄暴, 不管他喜欢的是雅乐或俗乐, 都不妨从音乐和谐的观点出发推己及人, 让天下百姓都能共享这样的快乐。一个统治者若能够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个人的享乐, 而应该与民同乐, 从而达到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作用。孟子通过欣赏音乐的例子来说明“与民同乐”的重要性由此延伸到安邦治国的政治理念。

“与民同乐”的思想如果从审美功能上来看, 是通过文化价值的认同观在沟通和交流中来获得情感体验的。而从社会的功能上来探讨, 只有政通人和, 君民才能真正地分享愉悦, 产生其社会意义。“与民同乐”的思想实质是使君王与民众在审美观上达到情感的共鸣, 而其最终目的是达到政治认同、社会和谐、人民团结。孟子对于人民希望的审美需求持肯定态度, 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孟子“国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进步思想。

孟子倡导君民共乐的思想, 实际上孟子是把审美艺术问题扩充到了社会全体人民的范围内来考察, 由此看来, 艺术的审美就不是君王一人独享的了。把君王的快乐扩大化、与普通群众联系起来, 并以广大民众快乐与否来评价君王的功德好坏。孟子循序渐进地引导梁惠王得出一系列的审美结论。艺术和审美必须结合政治的状况来考量, 而政治的良莠决定了人民的忧乐。孟子把“乐”统归于君主的仁政爱民, 而把“忧”皆归结于君主的骄奢暴政。[2]

孟子论“乐”, 只言音乐的本质, 不议古今政事, 故今乐可以与古乐相提并论。今乐不等于郑声, 孟子始终认为“乐之实”值得称赞的音乐是乐事亲、从兄之仁义。如果没有“实”的“声”与“音”, 那只是一般的音乐, 并不符合“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的要求, 甚至还会成为如“郑声”般骄奢的靡靡之乐。动听的音乐以道德内涵为衡量标准, 是发自内心对仁义之德的接纳, 这样的音乐并不是帝王的专属, 普通民众如果真心实意地施行仁义, 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关于音乐本体的独到见解是:音乐与人的感情是有联系的, 能够带给人以美感。从审美主体方面来看, 不论深沉缓慢的音乐还是高昂跳跃的旋律都能给人以美妙的享受。从审美客体来看, 音乐不论忧伤及快乐所表现的都是作曲家的情感。孟子启发统治者通过欣赏美妙的音乐, 自然会流露出愉悦的心情, 体会音乐家通过作品表现的内涵, 将音乐之美与“仁德”、“礼义”之美相融合, 进一步强调美与善思想的统一。

孟子反复强调音乐应该以“中和”为审美原则, 以情于礼, 以盛为美, 而僭越逾礼为鄙陋。音乐应该受到仪礼的节制, 以礼为本, 礼乐配合。注重音乐的社会功用, 把音乐的教化功能作为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 因为治国理念中的“礼仪”和“中和”是儒家学派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突出了音乐审美活动的社会性, 对于推动我国音乐美学的普及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的统治,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进步特征。[3]其思想实质是能使君民之间在审美上一同达到情感的共鸣, 倡导社会的安定和谐。这两者是相互协调并且统一的, 由音乐审美的“和”到政治的“和”再到整个全社会的“和”, 一脉相承, 环环紧扣, 始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从现实意义来看, 至今仍然能够在当今的社会活动与音乐教学实践中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

注释

1[1]闾海燕.孟子“今之乐犹古之乐”辩证[J].文学艺术研究, 2013, 2.

2[2]贾剑蕾.孟子音乐思想探析[J].管子学刊, 2012, 1.

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篇7

周敦颐，湖南永州道县人，中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中国理学鼻祖和湖湘文化的先驱，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周敦颐在世仅57年，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6248字，但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夫之曾称赞道：“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周敦颐的思想包括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著作当中。究其一生，周敦颐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廉政思想内涵，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周敦颐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创理学一脉。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立诚成圣”思想。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一）立“诚”以修身。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主静无欲。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 2 去除欲望。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二是安贫乐道。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

（二）守“洁”以处世。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洁身处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染不妖”的自尊意识。周敦颐24岁出仕为官，担任分宁县主簿。当时的宋朝建国已80余年，国力日强，但官场腐败之风也渐长、奢靡之风盛行，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对周敦颐来就说，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爱而被同僚视为异类。周敦颐坚决选择了后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充分显示了周敦颐“世人皆浊我自清”的强烈自尊意识。二是“不蔓不枝” 的自立精神。周敦颐为官31年，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历任知县、判官、通判、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及知军州等，大多任判官，长期从事办案工作。当时科举取士制度虽已逐渐规范，但官场关系错综复杂，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象周敦颐这样无根无基的官员稍不留神就会丢了乌纱帽。但他并没有如当时有些官员那样想办法找“靠山”、抱“粗腿”，而是依然故我、“不蔓不枝”，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所以虽政绩显赫，但仕途坎坷，官位升迁缓慢。三是“不可亵玩”的自爱品格。周敦颐待人处事秉持公心，从不畏惧权势和强暴。在南安任参军宁肯辞官也要力阻上司滥杀无辜，在合州任判官身遭不白之冤却处之泰然，都充分反映他为坚持正义敢于抛弃乌纱帽，为人格独立决不低身下气，坚守个人信念的高尚品格。这与他如莲花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奉“公”以为政。“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他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意即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且，“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克己奉公。“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公明》）在他看来，为政者要在官员和人民大众中间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以一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否则，“公”理寸步难行。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所提出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既是周敦颐“奉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奉公”思想的最好注释。二是务实守拙。周敦颐认为，从政为官者要践行“公”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务实而不图虚名，即“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通书·务实》）另一方面要弃巧守拙。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拙赋》）就是说，如果为政者投机取巧，就会为了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政绩而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秩序混乱；为政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四）求“仁”以爱民。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周敦颐的“仁”思想在其廉政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这里，“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一要重教化。周敦颐认为，对为政者来讲，教化是施行仁政的首要选择。古时之所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是因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通书·乐上》）通过教化提高百姓的素质，才能实现“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通书·乐上》）忽视教化，则“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通书·乐上》）二要慎刑罚。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办案工作的官员，周敦颐主张，一方面处理政事刑罚手段不可或缺，因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另一方面要谨慎地使用刑罚手段做到宽严相济，因为需要运用刑罚的案件“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通书·刑》）除了执掌刑罚手段的人个人素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通书·刑》）所以，运用刑罚必须慎之又慎。三要倡宽容。周敦颐提倡要宽容。他认为，“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通书·爱敬》）所以，要允许人犯错误，只要他能改正，就要宽容，要让其自改为君子。

三、周敦颐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敦颐在世时声名并不显赫，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其后近千年熠熠发光、泽被后世。特别是其“修身、廉洁、奉公、爱民”的廉政思想，直到现在，对于我们倡导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周敦颐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且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退养山林，始终以“诚”立身，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讲，更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无比信心。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个人修养，对党和人民失去感情，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失去信心，导致精神家园坍塌，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要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理论学习。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新知识、新领域层出不穷。党和政府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党员干部要适应形势需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觉悟、修养和责任，珍惜大好时光，减少应酬，排除干扰，挤时间多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二要加强道德修养。“百行德为首。”当前，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颓废道德观念以及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冲击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侵蚀。许多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观念沦丧、道德品质滑坡开始的。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行事，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终身必修的课题。三要加强作风养成。作风问题，事关全局。当前，少数党员身上仍然存在思想不正、作风不实、信心不足、行为不端等问题，不仅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 5 加强和改进作风，下大力气解决突出问题，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有效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必须始终洁身自爱，做到廉洁自律。周敦颐一生为官始终洁身自爱，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致临死前“视其家，服御之物，只一竹筐，钱不满百。”（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坚守立场、洁身自爱。一要守得住清贫。清贫是纯洁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冲剂”，它能让人的思想、品质、人格得到磨砺，让人冷静、坚强、豁达，所以，我们要力戒贪图享受没，经受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考验。二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自己调节心态，寻求心理平衡，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要慎独自律，防微杜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形象，培养和坚持健康理智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誉。三要抵得住诱惑。面对金钱、美色和权力的诱惑，领导干部要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去俗就雅，始终保持健康心态,养成很强的定力，不为欲所困，抵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切实做到金钱面前不伸手，美色面前不动心，利益面前不攀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经得起考验。

（三）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做到权为民用。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百姓；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领导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最终也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周敦颐为官多年，始终信守“天地至公”的理念，以“公于己者公于人”的精神，推己及人，率先垂范，从不以权谋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一方面，要明确权力来源，为人民掌好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作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观点，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头脑，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性，自觉维护权力的尊严，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另一方面，要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要按法律和制度规定用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明晰法律与纪律的“高压线”、公与私的“警戒线”，防止手中权力商品化、庸俗化。同时，要自觉接受监督，保证权力干净运行。要克服权力使用的随意性、专断性，特别要坚持民主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高权力运行的廉洁高效。

《断章》读后感篇8

我在为什么而高兴？为什么而伤心？我又在追寻什么呢？在童年的时候，这些答案很清楚，很明了：高兴是因为爱老师表扬或有好吃的东西好玩的玩具；伤心是因为受批评受欺负；追寻着有好伙伴可以一起分糖吃，多么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啊！可现在呢？我觉得找不到什么可以让我高兴，可身边的朋友却都以为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于是我就对他们笑，可有谁清楚，我早在我的笑容里丢失了自己。

孙中山祖国统一思想的内涵篇9

1.高举民主统一大旗, 反对分裂和压迫。孙中山明确强调中国的统一是要实现民主统一、共和统一和全国统一。他指出我们所渴望的统一, 其性质是“巩固共和, 崇尚法治之统一, 而非武力压制之统一”[1]。统一的具体内容为民族、领土、内政, 军政、财政五大统一, 民族、领土统一是祖国统一思想的最主要内容。历经革命磨练, 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 孙中山领导人民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在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指出要实行民族、领土、内政, 军政、财政五大统一的方针, 用共和制统一中国, 坚决反对任何分裂中国的政治方案。针对当时军阀割据的局面, 1917年、1921年孙中山进行两次护法运动, 为打倒军阀, 削平叛乱, 统一中国而不懈奋斗。

2.重视人民的力量, 依靠人民群众实现祖国统一。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更是国家的主人。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屡次失败与他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军阀、策士身上, 及以无原则的妥协求和平统一不无关系。屡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从革命的切身实践中日益深切的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在祖国统一大业中占有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农民、工人最为痛苦, 故“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 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 亦必至为强烈, 故国民革命之运动, 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 然后可以决胜, 盖无可疑者”。为真正发挥人民大众的力量, 孙中山强调全党同志要把工农大众看作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力量, 把统一事业作为奋斗目标, 并联合各民族力量形成“一个大力量”, 以实现祖国统一。孙中山正是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在他的祖国统一思想的领导下, 依靠人民群众的排山倒海的力量, 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 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祖国统一的高潮。

3.放眼全球, 用宽阔、长远的战略性眼光看待祖国统一与世界关系。他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把中国的统一问题和世界人民厌恶战争、反对分裂, 爱好和平的总趋势联系起来。孙中山始终把中国的独立、统一放在世界范围背景之下, 密切联系“世界潮流”的大趋势。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革命统一运动与世界特别是同处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互相支持的关系。他一再强调:“中国人民不仅要为自己祖国的命运而斗争”, 还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 以求得“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中国统一的实现将极大地推动受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 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 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要“济弱扶倾”, “以尽我们民族的天职”[2]。可见孙中山的民族独立及国家统一思想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 而是以辽阔的视野和胸怀要求以中国的独立、统一为亚洲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示范, 促进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晚年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实现国家的彻底统一应与“以平等待我”之苏俄结成联盟, 从而确立了“联俄”、“联共”的指导方针, 使其国家统一思想得到更高境界的升华, 更具有实质性内涵和合理性, 更体现了其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高度统一。

4.从实际出发, 灵活运用统一的方式和手段。和平安康是中国人民一向提倡和追求的目标。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 孙中山先生先后曾提出了武力统一、和平统一、法律统一等主张, 并为此进行了种种尝试, 以求促进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面临被战争折磨多年而疲惫不堪的中国的劳苦大众, 为了使人民少受战争的危害, 孙中山主张和平统一。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于1912年和1924年两次应邀北上, 进行和平统一中国的会谈, 这是他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而进行的两次意义重大的实践。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 为了使他的假共和的面目骗局不被揭穿, 也为了更好地统治全国人民, 于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意识到在中国当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的危难之时“只宜万众一心, 和衷共济”, 并希望此次忍辱负重北上能达到“调和南北感情, 巩固民国基础”的目的, 伴有以军阀作为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 力排众议, 毅然北上。随着袁世凯假共和真称帝野心的彻底暴露, 孙中山第一次为谋求和平统一的北上努力因此而失败。1924年11月, 孙中山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之后, 应冯玉祥邀请毅然抱病第二次北上, 并向国内外宣告:“这次单骑到北京, 就是以极诚恳意思, 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3]但由于积劳成疾, 孙中山不幸病逝于北京。孙中山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 但这两次北上充分显示了其积极谋求和平统一的决心和精神。

孙中山主张和平统一, 但并不是刻板的死守和平统一方式而顽固不变, 而是主张灵活运用统一方式和手段。如果和平统一的道路行不通, 他不排斥在特定条件下用武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在孙中山看来, 统一应该是有原则的, 这就是要服从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如果违背了这一最高利益, 即使动用武力也在所不辞。应力争和平统一但不可为假和平、假统一而放弃原则, 妥协退让或停止斗争。争取祖国统一的途径或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武力的, 决非仅限于和平一种方式而自缚手脚。至于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手段争取统一, 要灵活运用, 视具体情况而定, 不可刻板、老套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陈旭麓, 等.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孙中山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