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精选8篇）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1

11607263637 李奕贤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2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

一、中国哲学

宗教因畏惧生, 科学因适用而生, 哲学因探求万物存在之因而存在。中国哲学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最初是为了为政治国、治水平土, 即最早的政治哲学。中国哲学鲜明的民族性,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简言之,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在《周易》中蕴涵着了中国诸家哲学思想。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其哲学基本倾向是“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注重伦理道德, 崇尚礼乐仁义, 主张德治仁政, 充满实践性伦理和政治哲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 它的哲学倾向是崇尚自然为主的天道观, 强调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认识上主张“绝圣弃智”, 在人生上追求超脱和逍遥。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 其哲学倾向主张法制、重农抑商、以战求强, 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佛家则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 即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 特别是与中国道家的结合, 其主要代表是禅宗。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文简而义丰, 一语而多义。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如何做人, 如何做圣人, 探究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是一种现实哲学, 是一种现世哲学, 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物我的通感, 整体和谐和动态圆融, 就是所谓的天人和一思想和和合精神。中国哲学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 强调学以致用。

二、中国文化精神

所谓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它包括自然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 内容丰富多彩。中国文化绵延流传, 通古贯今, 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既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 还有儒释道的结合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地、人三才, 人居于中心地位。天人之间, 人为主导。在儒家学派中, 一贯反对以神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的重要特征与表现体现在道德实践中。强调个体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肯定了人的价值,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贵和尚中”是指崇尚和谐, 追求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宇宙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尤其是人与人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提倡重和去同的思想, 肯定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 表现出了有容乃大的宏大气魄。中庸之道是在“和”文化下的体现, 是为人处世的具体准则。

刚健有为, 是中国人积极态度的体现。它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 具体表现为日新和革新的思想观念。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是坚持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发展历程中复杂的实践关系, 它是对思维、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是人类性的伟大事业。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形式、性质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特征, 这些时代特征通过中国哲学内涵所体现出来。因此, 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在折射。哲学理论反映文化精神内涵, 在宇宙观上中国哲学植根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儒家博施济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仁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要求人们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人类道德的最高准则与自然规律之间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合一”。它是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 双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合一”。因此, 这一过程早就了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辩证发展、整体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成己成物, 人我交融的现实人合格和品质, 不断效仿自然界万物发展之大道, 尤其是天地之间的刚健日新和厚德载物, 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其次, 中国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发展。哲学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断地构建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人的行为。在中国哲学的熏陶下, 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孔子认为, 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品德, 它是长久发展的真谛之所在, 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有效方法。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指引了社会发展的向度。

最后, 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哲学对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它规范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离开了正确的指导, 就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和制约。因此, 只有在辩证法和唯物史论的指引下, 人类文明才会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哲学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向导作用, 同样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的进步。

总之,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晶, 中国文化精神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哲学思想对时代文化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它总结提炼了文明成果的结晶与精髓, 可以说它是文明成果的核心与灵魂。反之, 离开了中国文化, 哲学思想也就不复存在。没有文化的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我们只有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 对中国哲学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关系, 才能进一步的撷取文化中的哲学基因, 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我们更应该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文化精神与书法精神篇3

关键词：佛禅思想；书法；美学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领域里，佛教对书法所产生的影响深入而广泛。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瑰宝之一，它以其特有的笔法，在简单的线条墨色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境界。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不仅获得统治者的青睐，而且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随之，书经刻典﹑修建佛寺便成为主要佛事之一，并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在书法艺术中，佛教的影响的出现在抄经刻经﹑镌碑造像和僧侣们的书作中。从历代书法大家留下的法帖，如柳公权的《金刚经》和赵孟頫的《心经》，再从智永﹑怀素﹑八大山人乃至近代的弘一法师皆以僧人身份修行而光耀书法史的艺术大师，因此佛教写经书法在书法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佛教文化与中国书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佛禅思想与写经书法也给我们带来了重大贡献。

书法即写字，写心灵﹑写性情﹑写人的精神气象。中国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是在传统文化的原野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佛教主张的是学佛即是为了成佛，中国佛教主张挑水担柴，认为成佛的主要障碍在于妄意浮云遮蔽了本心，不能转迷成悟。佛教是十分重视书法的，认为书法蕴含了无所不在的佛教真理，即“道”。因此一幅书法作品的高低反映着书写着的道行深浅，同时对书法作品的欣赏，也就置入了对“道”的领悟和体会。禅宗《传灯录》有一则有名的公案：老僧三十年前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未参禅时的凡俗之见，也就是纯感官的认识，乃最为普遍的认识层次；“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则否定了感官主义，超越了凡俗之心，为参禅后的认识。在禅僧眼中，山和水可能只不过是真如佛性的一种显相或象征而已，已经失去了山水的本来面目，这是中间的感知层次；“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是通过对前阶段的否定之后，心灵所进入的物我归一，无物无我的深刻领悟，与“平常心是道”道理一样，属于最高境界。这是因为在参禅人眼中，山水依然是山水，只是那颗观山水的心已被禅意包容。而书家要想凭借笔墨，随意纵横，从而创作出高超的艺术境界，也必须经历老僧参禅感悟山水的这三个阶段，平正—险绝—平正。

在中国古代，书法作为一种供文人学士们抒发﹑挥洒情怀的特殊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性的艺术门类，它要求文人们必须具备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和襟怀情操，注重内在精神的涵养，且常常通过内心体验﹑直觉观照﹑瞬间顿悟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这种文化特质与佛经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作为一名书家，要想在其书法作品中表现出令人心境相通，空灵动寂的禅意境界，除了书法技法必须高超以外，若能习修禅法，就能深刻的感悟到其中的玄妙义理。同时也可理解到，历代僧人书家或精通禅理的书家，如：王羲之，智永，张旭，弘一法师等，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独辟蹊径，自成一格而名传天下的真正缘由。作为一位独具创作性的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是在变法章草基础上形成的，其草书不激不厉，表现出平静悠远的中和之美，潜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以追求现实生活的和谐与满足。王羲之草书用笔简洁凝练，字迹丰润华美﹑端庄凝重 ﹑古雅质朴；结体优美，运笔流畅飘逸，后世的草书家们都可以由此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毫无疑问，作为魏晋书法高峰的王羲之草书所具有的形式的典范性﹑技巧的法则性﹑创作的趋向性都为后世书法家开启了先河。

中国佛教徒将佛经刻于摩崖上，以保佛种不绝，将其书于天地，宣传佛道。泰山《金刚经》摩崖以其笔画﹑结体﹑布局只宏大，喻示佛法之庄严伟大。当人站在其前，心灵会为书法的浩瀚磅礴所震慑和征服，继而崇敬佛法的神妙与玄通。宏伟的《金刚经》与石窟寺中高大伟岸的佛身塑像与个人的渺小来形成鲜明对比一样，以特有的书艺结构来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个人是渺小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短暂的，在面对摩崖刻石时更显现出佛法的无边巨大和永恒。泰山《金刚经》的书法家讲每个字乃至整体安排的非常微妙﹑庄严，将其升华到一个极高的佛法境界，使人们感到一种感召力量，从而达到情感的升华和心灵的征服。可见书法与佛学的相通之处，是妙语与涵养天机的凝聚，其所体现的都是一种文化精神。五代杨凝式喜欢遨游佛寺，常与高僧畅谈，其所書的《韭花帖》，章法空旷俊秀，布白舒朗，清秀洒脱，书法简静精敛，纤劲萧然。宋代杰出的书法家苏轼，在被贬黄州后，结识了元佛印禅师，通过追寻禅理，试图从中得到解脱和安慰，对于书法创作，他自我感悟中那种恬淡空灵的心境正是禅宗处世态度的一种真实流露，从禅的境界中感受着人生理想，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艺术风格，留下被后世所瞻仰的《黄州寒食诗帖》。由此看来书学精神与佛禅的作用是无法分开的。

总之，书法由于佛事的开展﹑传播﹑隆盛而得以保存和流传，佛法又由于佛事书法的传播而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影响。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4

班级：储运0906

姓名：徐晨

序号：13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中国更好的走向世界提供了良机。同时，奥林匹克运动将对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机，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自我更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包括了中国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文化积累。它博大精深，其内容包括极其丰富的物质成就和无比深厚的思想内蕴，渗透着中国人的哲理和智慧。

（一）代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公灭私、公而忘私、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如：“舍生取义”“尽忠报国”“天下为公”等已成为人们所尊奉的崇高的道德要求。从范仲淹的忧乐观，到文天祥的生死观，再到林则徐的祸福观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载，奋发向上的品质，是一种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意志。“强健有为”,“自强不息”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礼记》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人们同时也要求国家和民族自力更生积极进取革新图强。就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自强不息不断进取革新图强。不自强就落后，落后就挨打。历史不止一次地给出了证明。所以说自强不息勇于进取是人生之本、民族之魂。

（三）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因而是面向现实，重视人生的。如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等。另外，在农业社会供应不足且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人考虑的主要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比较看重物质层面的需要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很少有人信奉宗教信仰，往往把宗教作为一种实现现实生活要求的工具或摆脱现实生活的无奈的归宿。

（四）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意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和肯定人与自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有其近似性、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处理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努力营造一个有序的道德社会。因此，“中庸”也导致中华民族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语）即忍、让、仁等观念深入人心。另外，如：“家和万事兴”、“知足常乐”都是“中庸”在不同方面的写照。今天，我们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坚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前进中的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五）追求完善的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崇尚道德修养，追求道德修养的尽善尽美。孔孟主张修身为本，以德服人、正心诚意、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焉。他们认为“修”“齐”的目的是“治”“平”进

而实现天下大同。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自古重视道德修养，历来把道德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在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我们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这又一次说明对道德修养的重视。

二、奥林匹克运动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先进文化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一百多年，从奥运会的举办国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组成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举办的奥运会要多于东方国家，东方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举办过。另外，奥委会的决策层由西方人士主导，在国际奥委会的123名委员中52.6%来自欧美国家。还有奥运会的竞赛项目中源于西方的运动项目站绝对主导地位。在夏季奥运会的28个大项的300个小项中，除极个别项目像柔道和跆拳道以外，其余均为西方运动项目。因此，奥林匹克运动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通讯信息迅速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迫切。所以，奥林匹克文化的多次交融促成其更加丰富先进，引领世界潮流，从而它会主动迎合这一趋势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交融、碰撞，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三、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鲜明的象征性

顾朝旦多次说过，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的确，奥林匹克运动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团结、进步、友谊。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有一系列独特鲜明的象征性标志，如奥林匹克标志、格言、奥运会会旗、会歌、会标、奖牌、吉祥物等。这些标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用简明洗练的艺术形象符号，表达奥林匹克思想的基本点，将抽象的概念变为可见的、可听的、可触的物质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化认知。如：奥林匹克标志：蓝、黄、黑、绿、红互相套接的五环表示着五大洲的团结和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相聚一堂。今天，奥林匹克五环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民族团结的象征。再如，奥林匹克吉祥物：多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喜闻乐见的动物，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拟人化，从而变得更加诙谐而富有人情味，成为奥运会的象征物。

（二）浓郁的艺术性

在奥林匹克各种活动中，为了增加高雅的情趣，人们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使这些活动达到极高的审美意境，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奥林匹克运动意在创造和展示一美的世界。这里不仅展示世界第一流的人体美，如人体形态美、力的美、运动的美等，而且也集中了其他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美。人们创造这些美好事物的同时也加深了自己的美感修养，而人们对这些美好事物的欣赏，也就是接受美感的过程。美在现实社会的作用，就是陶冶人的情感，协调社会生活，达到人与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提倡美，以美来陶冶人的精神，可以使现实生活得到升华。在这种意义上说，奥林匹克运动也是一种大规模的美育过程，运用艺术美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风貌，这也是人文性的重要表现。

（三）内涵的丰富性

奥林匹克运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挖掘展示人类社会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从而使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涉及范围较大，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个体到社会，从具体到抽象的各个方面。因此，各种文化形式和艺术手段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成为这一恢宏的社会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天地。这里有别具特色的奥林匹克建筑、形象生动的绘画和雕塑、旋律起伏的声乐、舞蹈、文学和歌舞等。

（四）组成的多元性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源于希腊，因而带有浓厚的以古希腊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的烙印。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经百年，普及全世界，无论从参赛国家，还是参赛运动员都越来越多广泛。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要求其文化的多元性。奥运会在哪儿举办，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就要与举办国的文化相互交融，从而组成其文化的多元性。另外，奥运会还会吸纳举办国的民族传统项目，如：日本的柔道、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等来丰富自己，因而使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特色彼此兼容，相互包容发展成为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为奥林匹克的持续发展和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

四、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而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奥林匹克运动尤其是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更能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鲍明晓认为，“有三件事可以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是出现战争，二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三是出现能吸引全民族持续关注的重大事件。”前两件目前我国不会出现，而持续两周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恰恰是符合第三个条件的重大事件。奥运会期间世界各地的教练员、运动员官员等聚集北京，各国都会转播奥运会，当五星红旗在奥运会赛场升起，每一个炎黄子孙会为之欢呼、骄傲、自豪。因此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得到充分展现。

（二）“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将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更快、更高、更强 ”的口号，不仅仅在于运动场上的优异成绩，而是向全人类发出的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号角。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致的。江泽民同志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个人的完善和进步、民族的发展和强大，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是其动力之源。现在，奥林匹克口号已经超出原来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又一动力。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创新进取，我们才有今天的繁荣与发展，才有取得举办奥运会的资本，才有与奥林匹克运动全面接触的机会，而二者的碰撞必将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动力，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先进文化的支持。

(三)务实的实践品格与美好的理想相结合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从过去的小国寡民到现今逐渐富裕的农民，他们仍然关注的是自己的现实以及可能实现的美好理想。但是，今天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是面向世界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既需要实事求是，又要有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指导，既要适应现在的潮流，又要有将来的美好蓝图。这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也是一致的，即为建立和平、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因此，实践与理想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结果。

(四)和谐意识将有新的科学内涵

卢元镇认为，“奥林匹克文化是一种强者文化。”因为最初是“永远超过对手，永远争取第一”口号中也反映了强者的意志。虽然现在进行了修正，但仍是一种强势文化即西方文化，因为它从许多方面反映了西方人的意志。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排斥奥林匹克文化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会吸收其先进的思想内容。这样既保留了传统又不失新意，更重要的是和谐意识有了新的内涵即个性的张扬、自我的展现。其中的张扬、展现是适应现代社会并与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另外，现实许多条件下再讲中庸就是不思进取、碌碌无为，就是落伍，更不用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贵和持中”将有新的内容加以充实，否则我们将被抛弃。

(五)道德修养将进一步提升

公正、公开、公平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既指运动场上公平竞争，也是指运动员必须遵守规则、光明磊落、平等公正，它是人类社会竞争的典范。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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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6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2010年04月22日

精彩观点：

之一国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西方的文化看成进步的，把自己传统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把中西文化放在时代差异的基点上来进行比较。一个是近代的、工业的文明，一个是农业的文明。

之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要求文化的全球化，相反，文化应该保持它的多元性，尽量保护各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文化的寻根意识，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

之三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要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

之四科学强调的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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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我们的传统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超过西方。但我们人文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我们要树立起文化主体意识，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发展。

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时间：2008年12月17日（周三）晚7：00－9：00 地点：北京大学二教102教室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学社主讲人：楼宇烈

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至少可以分为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别所在科学强调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经验的实效，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天人合一，以史为鉴，以天为则。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对传统文化认同、尊重、自信，再来继承发展。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寻根楼宇烈：大家好！

现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大家都很关注，探讨这样的题目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国家经过一百多年跟西方列强抗争的过程，在政治经济上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落实到文化上的问题，开始反思怎么样继续走下去。这一百多年我们都处于救亡图存的环境下，抛弃了传统，主张向西方学习。现在是继续沿着西化的道路走，还是返回自己的文化传统上来？这不只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普遍的现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当时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是有历史时代的合理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对于我们的传统越来越多人会感到陌生了，甚至读不懂它了。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西方的文化看成进步的，把自己传统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文化，把中西文化放在时代差异的基点上来进行比较。一个是近代的、工业的文明，一个是农业的文明。两个不同文明时代的文化，大家都比较注重文化时代性的差异。走向现代，抛弃自己的传统，向工业文明学习，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实文化一旦形成以后，无论是在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性质，并不是说农业时代时期产生的文明只适用于农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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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时代性的差异之外，文化还有类型上的差异，不是谁代替谁，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那文化是不是也要全球化？特别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文化越来越趋同化，尤其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不是以年月日算，而是分分秒秒地算。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使得文化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快。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化是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间创造的，文化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不应该是单一的。所以很多有识之士提出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要求文化的全球化，相反，文化应该保持它的多元性，尽量保护各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文化的寻根意识。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现在联合国组织探讨怎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二战后就开始了。由于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在迅速地消失，也就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关于缔结这个公约，酝酿了十多年，一直到2001年，才第一次确定公布第一批保护名录，中国有一项被列入，就是昆曲。2003年公布第二批名单，中国的古琴被列入其中。2005年中国有一项半，一项是新疆的木卡姆，还有半项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申请的蒙古长调。

文化有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来代替。我们并不是盲目地去搞复古，而是要反思自己历史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对于世界文化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一种趋同的思维模式，好像什么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可取。知识体系可以有多种，不是单一的。现代化最突出的就是科技化，什么都要放到科学的标准里加以检验衡量。中国近代对传统的批判也是在科学的概念下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所以一切都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凡是不符合科学的、民主的就要淘汰。问题是，人类知识体系中除了科学知识体系外，就没有其它的了吗？我们的传统究竟以什么为特色？我认为不同的文化因为类型的不同，有各自的特色，没有优劣可讲，不能做价值判断，这个好那个坏。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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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主，而是以人文知识体系为主的文化。近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曾经对中西方哲学作过一个比较，他说：西方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比如古代希腊、印度的哲学，认为地火水风为万物的根源，注重物质，很精细，讲究精确。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老子孔子都很注重人事，而人事是变幻不定的，所以中国哲学有应变的长处，短处就是不怎么确切。章太炎的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也很平常，但他确实指出了中西哲学差别的根源所在。西方哲学从静态物质发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以注重静态分析为主，注重的是部分和细节，习惯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可以与心无关。注重理论的框架，逻辑的推论，体系的结构，追求语言的精确清晰，求其言中之意。中国哲学则从动态的人事发生，所以观察方法也是注重动态方式为主，注意整体和全局，习惯关联的思考，心物不能分开，分析物的时候不能离开心。注重实践的经验，具体的运作，应变适用，追求语言的文采简明，求其言外之意。这些都是因为文化根源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应该是并存，相互补充的，并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这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发展出来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不仅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中国文化则形成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它就是缺乏具体的技能工具，只是讲一个整体笼统的。这两种知识体系今天我们都需要。我们生活中间不仅面对物质，还面对着人事，而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变幻不定的，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上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反思，这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跟西方的文化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思想家都感觉到了，在西方近代发展以来，片面注重对物的追求。所以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倡一种人文的精神，不约而同地讲，要发扬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资源要到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要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我们面对上面的天，下面的地，中国人讲“天生地养”，人在天和地中间，人应该保持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西方文化其实也在讨论天地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有多重含义。天是万物生命的根源，“天地者，生之本也”。天的状态是一种气，阴阳之气，“阴阳合气，万物自生”。天生长万物，物有各种分类，禽类、兽类、人类，人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部落。往上推，祖先也是天，天是万物的父母，祖先是每个类的父母。天也有神的含义，就是生养之神。所以要祭天祭祖，拜祭生命的来源。祖先对于个人来讲，不是要绝对听命于天。到西周的时候就形成了基本价值观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不是看你是不是我的子女，就保佑、照顾你，而是要看你是不是有品德。由此可以看到，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上，人跟天的关系是决定于人自己。春秋左传里有一个说法，神聪明正直，但依人而行。所以西周时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不是盲目地听从于天，相反自身品德的提升是取得神保佑的决定因素。这样人就有了主动性。西方古希腊罗马也有人的主动性力量，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有了至高无上、绝对唯一的上帝，每人都要听命于上帝，这跟中国文化特点迥然不同。先秦时期也产生过这样的斗争。中国的思想家墨子，现在说他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他强调天决定一切。如果墨子的思想占了一个主导地位的话，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进程。然而中国是以儒家为代表，强调人主体性的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把自我修养、品德提升放在第一位，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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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意志。和西方相比的话，中国缺少基督教那种对神的绝对敬畏，所以常常讲中国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因为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家里就有不少的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

西方文化曾受中国文化影响

西方由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要冲破这种基督宗教的独断论，显示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他们首先到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价值的思想资源，所以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又发生了启蒙运动，启发人的理性自觉。在这些过程中，曾受到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的影响。16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有一批传教士到东方发展，到中国的有一大批，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南怀仁，这两位是最后死在北京的，他们的墓现在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当时是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讲天理，以世俗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和西方以上帝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下，这是要被排斥的。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有很多批评理性的东西。中世纪对于理性极端排斥，很多科学家被判刑，被火烧死。而中国理学的统治稳定地发展了几千年，这种情况被传到了欧洲。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他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发现用人理性的自我约束同样可以使国家稳定发展，他们就批评欧洲，说在东方有这样一个理性的乐园，反对宗教独断论。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神本主义，所以要用人本主义来破除。二战后的反思，人和地的关系。天生地养，地上有很多物产来养育人，地是物质财富。从天（在西方就是上帝）的独断论被摆脱之后，人们的理性得到充分发展，推动科学的发展，人有强大的力量改造自然，可以向地索取一切，与此同时，人又开始异化为地的奴隶。一战的时候已经有人呼喊，人已经沦为机器的奴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工厂都是机器生产，人坐在机器旁边，一天到晚就一个动作。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一种拜金主义。中国强调人的主动性，见利思义，对利要有一定的约束。在先秦战国末期，荀子曾提到古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说法。君子要支配物，而小人是被物支配的。在物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自觉遏制人对物的无限追求，强调人不能纵欲，当然也不主张禁欲，而是讲节欲、导欲、养欲。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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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控制自然以后，就拼命向自然攫取，结果人异化为物的奴隶。以人为本，就是要做人自己，不要做神、物的奴隶。把中国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发扬起来，对于世界来讲都是有意义的。

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

现在思想上出现了盲点，好像一切都要唯科学，否定人文。刚才我讲了，知识体系不是单一的，至少可以分为科学和人文两大知识体系。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科学强调的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从近代以来，当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对人类是很大的贡献，在很长时间里，研究人文的问题时也借用了科学的这套方法，在一段时间的局部问题里可以深化，但在整体上反而不清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现代科学出现以后，发现原来的科学思维方式也有局限性，科学真理也是相对的，许多的结论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的。于是科学也开始借用人文的思维方式，例如模糊性、非线性、随机性等，都融入到现代科学里，两种思维方式得以互补。很多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基本上停留在实证科学层面上，而没有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的中译本里写了一个序，序文讲：“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可以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大量借用人文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如果我们把自己人文学科的特点认真发扬起来，是对世界莫大的贡献。

具体例子来讲就是中医。中国最有希望在世界上领先的就是中医。可是中医走了一条自我解构的路，把中医原来具有人文特色的思维方式，统统给“科学”化掉了，结果弄得不中不西。中医的传统可以说几乎是断绝了。到任何一个专业的中医院，比如北京全国性的中医医院里面，所有的诊断全是西化的，都依靠仪器，因为要标准，要指标化。而人文的思维方法是不求刻板指标的。传统中医讲望、闻、问、切，特别切脉是诊断最重要的手段，现在有几个中医会用呢？拿定量定性的标准化去要求中医，就是拿科学知识的体系去否定人文知识体系。中医本身具有的优势就没有了。如果能充分地把中医里人文特色的东西发扬起来，和西医互补的话，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是世界第一。中医不是单纯的疾病学，而是综合人文的文化体系，结合了哲学、宗教、艺术、养生、诊病等在一起的知识体系，怎么能简单地放在疾病医学的框架里呢？中医，中国这么多人口，几千年来就依靠它，一句不科学就把它否定，这是对的吗？

人文精神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学习，顺从天地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来顺从人的意愿。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为什么会灭亡，君主有道义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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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的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后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用“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儒家也是，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和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现在讲和谐，道家思想在全世界都得到关注，去年中国开了一个世界道德经论坛，全世界有好几千人来参加。道家在中国产生，但研究的重心不在中国，在欧洲、美国、日本都有研究中心，而中国却没有研究道家思想的中心。儒家是用道德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诚”。《中庸》里讲得很清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孟子》里也有这句话：“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因为如此，“诚”是做人最基本的品质，也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民无信不立，社会个人也要讲诚。为什么说“诚”是天道呢？在《周易》里有一个观卦，在其彖辞中说：“观天之神道，则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天下服矣”。过去对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有偏差，认为神道设教就是抬出一个神来教化百姓。其实这里的“神道”，是指天地阴阳刚柔变化之道。《周易》“系词”中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也说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即阴阳二气的本能。中国神的概念也是很复杂的，变化就是神。人要适应尊重自然，向自然学习。一方面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神和物上。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还是让天地适应人？我们看过去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我们的口号。但是再这样改造下去，人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应该怎么样去适应，我想是按照规律帮助推动自然的发展。

我很想讲讲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一提到无为，大家就会想到无所作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是长期以来的误解。汉初的社会提倡黄老之学，就是道家的政治学说，核心理念是无为而治。具体怎么做呢？在《淮南子•修务训》，里面有句话大家要记住：“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个人的意志不能进入到公共的发展规律上去。做事情既要根据自身的规律，还要看条件合适不合适。后两句话不能分开，“资”就是依靠的条件，光循理，如果条件不成熟也做不成，结果好心做坏事。道家的无为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很高的智慧，是很宝贵的文化资源，西方人也很看重这个东西，美国有个贝尔实验室，他们的训条就是“无为而治”。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对天的尊重，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地推自然之势，又不要把私志和嗜欲加进入。《道德经》各种语言版本的翻译，是仅次于《圣经》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当今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

世界上抛弃传统文化最多的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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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传统怎么看。现在提倡向西方学习，向先进优秀学习是没有错，但我们有一点没有学，西方对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尊重、自信，我们没有学到。大概世界上对自己传统文化抛弃得最多的就是中国了。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他对自己的传统也是信心十足，尊重、认同。我们周边的国家也是如此。当然，我们的传统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超过西方。但我们人文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我们要树立起文化主体意识。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掀起全盘西化的思潮。有人甚至讲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有出路，不光是文化，全盘就包括衣食住行统统都要西化。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潮，维护本土文化。30年代有十位教授联合提出了一个“建立本位文化”的宣言，其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当今在文化领域里已经看不到中国了。”我以前觉得在30年代讲这个话未免太夸大了，可是今天这句话可能有点适用了。我说的话是中国话，吃的也大部分是中国的东西，但很多人越来越读不懂我们的传统。我不是担心传统的文献文物没有了，有的是，文物也多得是。问题是我们能否读懂它呢？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已经改变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就依靠教育。然而现在在教育领域里有多少中国文化？上世纪末，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当时我提出两点期盼，一点是到了21世纪在中西文化比例上能不能有变化，至少分量要平等，再理想一点中国文化分量更大一点。第二点是能不能把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比例调整一下，至少同等。21世纪8年过去了，我的期盼看不到什么苗头。我现在还是有这个希望。去年我曾经给科学院的一个集子写了一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没有科技国家是不会强大起来，但没有人文，这个“人”成不了的话，科技再强也是没用。我是希望不要把本和用、道和器搞颠倒，本末不要倒置。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在都是教给大家具体的知识技能，这是末不是本。其实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就两条，教育是教人怎么做人，教人怎么做事做学问。教育要传授的是“做人之道”，“为学之方”，所有的知识技能都要服从于这个。如果教育背离这个根本理念，国家再发达，这个社会也不会安宁，人也不会过得幸福。

树立文化主体意识，首先是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发展。缺少认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爱国的基础就是对文化、历史的认同，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忘掉历史，不认同自己的文化，爱国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看到小国经常被大国消灭的现象，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你想消灭一个国家，首先灭掉它的历史，人都忘掉历史了，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了，那这个国家还存在吗？

中国历史上是把文化认同放在第一位的，不像现代西方国家以民族认同为主。中国之所以能多民族和睦相处，就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单纯的民族认同。否则56个民族就要变成56个国家了。有时候我讲到我们的文化有这样那样的优点，有人就提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这么多优点，那为什么我们近代会落到那种地步呀？我说你对自己的文化有没有信心？你是尊重还是抛弃？只需看我们的历史，其实野蛮战胜文明是历史的常事，但文明最后征服野蛮也是历史的规律，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最后都被文化征服了。长远来看，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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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从野蛮走向文明，不会倒退回去。我们各民族几千年努力创造积累起来的文化，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文化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我们要发挥自己的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意义。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主讲人简介：

楼宇烈，浙江嵊县人，1934年12月生于杭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大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有《胡适禅宗史研究评议》、《神会的顿悟说》、《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等论文，以及《王弼集校释》等专著，主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合作)、《东方哲学概论》等多部书籍。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7

一、苏联“人学”思潮与80年代初小说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1954年, 爱伦堡在苏联杂志《旗》上发表《解冻》第一部, 批判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 继而引发了“解冻文学”思潮, 又称“人道主义”思潮, 强调“尊重人, 相信人, 关心人”, 倡导文学可以“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 “积极干预生活、政治”, “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写真实”。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的批判、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式掀开了苏联历史上非斯大林化的一页, 促使“解冻文学”思潮如火如荼的开展。在50年代中期, 中国文学就已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进行了干预生活和突破人权、人性禁区的创作, 但经历了反右斗争以及文革的摧残, 文学中的本真情感受到压抑。新时期, 作家们开始对“十七年”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这场浩劫进行反思, 人因而重新被发现、被认识, 作为人基本权利的情感, 开始受到关注和肯定, 苏联的“人学”思潮无疑契合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 因而在我国经过消化吸收, 使文学呈现出当代性特征, 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尊他对钢琴各音区的色彩和表现手段运用的天才, 还有他那对音乐敏锐的洞察力。[4]

结语

钢琴技术发展到浪漫主义时期, 已被肖邦和李斯特两位大师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技木技巧的发展也促使相应的理论研究达到一定的水平。钢琴练习曲一直是一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体裁, 为了更好地演奏大型的、复杂综合技巧的乐曲, 练习曲的练习与相应的技术课题的研究便有了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本文的论述就是通过对肖邦练习曲的分析, 揭示了其创作的风格特征, 以便从更高的高度去理解肖邦练习曲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它不仅保持了古典传统练习曲的精髓, 还发展了具有肖邦风格的特殊的技术难度, 并在发展技巧的同时, 巧妙地借练习曲这一体裁, 融个人感情、细微的心理表现, 使练习曲兼有技术与艺术双重价值的魅力, 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了练习曲的练习意义与练习乐趣。

注释

[1]赵冬梅《肖邦练习曲的技术课题研究及其与肖邦其他钢琴文献技

严和权利的重新确认;对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的正常情感以及合乎人性要求的生命形式的直接肯定;对过去以阶级模式划分人物的僵化写作模式的丢弃;女性意识的觉醒。尽管70年代末随着伤痕文学的兴起, 人的本真情感就已开始回归, 但80年代初这种回归才更全面、广泛。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苏联文学思潮的推动下, 80年代初占主流的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对人的本真情感是予以全面肯定的。反思小说代表作——张贤亮《灵与肉》 (1980) 中, 主人公许灵均是右派分子, 身心饱受摧残, 但质朴善良的牧区人民温暖了他的心:解除劳教后, 因无家可归, 被留在牧场放牧;老牧民董大爷给他钉门帘挡冷风;董大娘送来热腾腾的面条;十年动乱中, 牧民们想方设法使他免遭横祸;李秀芝一点不嫌弃灵均的右派身份, 与他结为患难夫妻, 过着清贫但充实的幸福生活。在以阶级立场划线的狂热年代, 即使是亲人都会因立场不同划清界限, 而在这个反思的年代, 作者笔下的牧民、秀芝回归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情感, 用他们善良的心对孤苦的许灵均投注了人道主义关怀。在古华《芙蓉镇》 (1981) 中, 被打成“新富农”的胡玉音与“右派”分子秦书田在动乱年代, 非但没有为了自保避嫌, 反而相互扶持, 结为夫妻。作者最终肯定了这种真性情, 让他们摘掉“帽子”, 开始新生活。在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980) 中, 大女儿存妮与小豹子真心相爱, 却落得个阴阳两隔的下场;母亲菱花为反抗买卖婚姻毅然与心爱的男子结婚, 但何曾想到身为人母的她竟会重蹈母辈的覆辙, 买卖二女儿荒妹的婚姻, 作者正通过对因物质精神匮乏而买卖婚姻的悲惨现象以及人们落后思想的含泪控诉, 揭示了人性回归的必要性, 并在小说结尾通过荒妹的反抗以及与许荣树的真挚爱情奏响了本真情感回归的赞歌。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品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里, 儿子曾就家庭秩序问题发表了一番言论:“我们家虽然有秩序但是缺乏爱。而无爱的秩序正如无爱的婚姻, 其实是不道德的。”[2]作者正是通过对秩序的谈论间接肯定了有本真情感的婚姻。

二、弗洛伊德“性欲论”与80年代中期“性意识”小说的勃兴

80年代中期,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系列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小说的问世, 如《査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 再加上对郁达夫、张爱玲、施蛰存小说的重新解读, 以及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创作, 中国掀起了“弗洛伊德热”。尤其是“无意识”理论中的“性欲论”, 强调性本能是人类潜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 是生命本能主

术课题的对应关系》2002.4.

[2]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侯康为《西方器乐田园曲的肇始和流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4]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帕德雷夫斯基 (波) 编.《肖邦练习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3]赵冬梅.《肖邦练习曲作品10的技术课题研究及其与肖邦其他钢琴文献技术课题的对应关系》2002.

[4]常桦.《让音乐带动技巧让技巧展现音乐肖邦练习曲的学习与探索》.[5]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6]侯康为.《西方器乐田园曲的肇始和流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7]《钢琴艺术》.杂志相关期.

杨柳青,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

要的冲动力量, 认为“性与其最密切的联系物生殖器相脱离, 而被看作一种更易理解的身体功能, 追求快乐是其第一目的, 其次才是为生殖目的服务”[3]。将人从生殖之性中解放出来, 鼓励人大胆追求性快感, 这对几千年来保守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尤其对经历了“十七年”和“文革”动乱, 人性备受压抑扭曲, 人最本能的欲望被否定排斥的中国作家来说, 这种关注人本身生命需求的观点不仅契合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反思、批判与重建的愿望, 同时也是向着人性觉醒的人道主义理想进行的一次探索与实践。因而, 80年代中期小说的情感描写不再仅仅是对人的本真情感的肯定, 而是越过中国几千年性压抑的鸿沟, 从对生命最本能的性的解放来谋求人的解放。

在80年代中期占主流的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中, 这种觉醒的“性意识”逐渐渗透到作家的作品中。如寻根小说代表作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 (1986) 、《小城之恋》 (1986) 、《锦绣谷之恋》 (1987) 就将这种“性意识”发挥到极致, 无论是《荒山之恋》中不同生命轨迹的男女性爱, 还是《小城之恋》中少年间蒙昧压抑的畸恋, 抑或《锦绣谷之恋》中激情的婚外恋, 都涉及许多性爱场面以及女性细腻敏感的性爱心理描写, 作者正是将笔触伸入“性”领域借以探讨人性的奥秘。在现代派小说莫言的《红高粱》 (1986) 中, “我”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火焰般的野合不仅是人类自然本性的需求, 更是对封建礼教的亵渎, 是对长期压抑下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自觉反抗。在先锋小说代表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中, 颂莲嫁给了大她三十多岁的封建家长陈佐千, 被迫过着几女共侍一夫的淫乱生活, 待陈佐千失去性能力后, 她对大少爷飞浦的欲望实际上正是生命本能的体现, 是对扼杀生命本能与活力的腐朽礼教的反叛, 她的发疯正是人性受到压抑而扭曲的悲剧结果。

除了这阶段的主流小说外, 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家张贤亮创作的《绿化树》 (1984)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985) 描写的正是动乱年代人性尤其是人的性本能受到压抑而扭曲变形的生存境况, 这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男主人公章永璘就是经受重重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出现“阳痿”的残缺形象, 作者对其性心理与性行为的描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于对造成心灵与肉体畸形的原因的反思, 对人性回归的肯定。贾平凹的改革小说代表作《腊月·正月》 (1984) 、《鸡窝洼人家》 (1985) 中也蕴含着不少性意识, 充满了浓郁原始的乡土气息。例如《腊月·正月》中对白银的描写:“这是一个丰腴的女子, 新婚半载, 使她的头发迅速变黑, 肩膀加厚, 胸部高高地耸起来了。”[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意识的描写, 不是色情的, 而是对淳朴原始的生命本能的讴歌, 是对备受压抑的人性的反拨, 正如孙犁在《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中所说:“贾平凹的这篇小说, 没有色情的成分, 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 写的是家常事, 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 趣味横生, 发人深思, 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此外, 王小波也受过弗洛伊德的影响, 他曾在杂文《弗洛伊德和受虐狂》里坦言十年前通读了弗洛伊德全集之后, 脾气好了许多。在80年代中期不断修改的《黄金时代》中, 这种影响尤为明显, 他在《我写<黄金时代>》中说:“性是《黄金时代》的主题之一。”小说正是以王二与陈清扬的性行为为线索贯穿全篇, 从因农场养病而结识的性铺垫到荒山上备受压抑而冷漠麻木的初次性体验再到逃入荒山后达到物我两忘境界的完美性体验, 小说最后更以两人多年后相遇重温荒诞年代的性行为结尾。可以说整篇小说中, 性不是爱的象征, 而是一种反抗的符号, 是备受压抑的人性的回归。

三、存在主义“沉沦”、“异化”与80年代末小说情感、现实间的两难选择

“十七年”尤其“文革”时期, 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 人们遭受了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狂热思潮的影响下, 人性要么为保持本真存在而被主流文化所吞噬;要么因受压抑而有意识地被迫扭曲变形;要么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不但不为自身的扭曲变形痛苦彷徨反而高唱正义的赞歌。“文革”结束后, 作家通过反思逐渐认识到正是人道主义的缺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变形, 这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有着内在契合。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先于本质, 人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 将长久缺失的人提升到极致地位, 萨特更说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5];人性有意识、无意识的扭曲变形分别与海德格尔的“沉沦”“异化”相照应, 所谓沉沦强调此在 (人) 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离开本真存在却无法行动而选择自甘堕落的状态, 而异化则强调此在 (人) 没有意识到自身选择了离开本真存在的状态。80年代末, 旧有的思维方式被打破, 新的思维方式尚未形成, 我们赖以判断和评价社会现象、规范自身行为的价值体系还处在紊乱的状态中。因而, 人道主义虽已提上日程, 但并未走向成熟, 人的沉沦异化问题并没有彻底消失, 因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 必定是社会中的人, 面对日新月异变革下复杂的社会现实, 人的处境如何无疑成为作家考虑的对象, 并在探索中逐渐意识到在情感与现实的两难选择下, 人又因选择而离开了人的本真存在, 陷入沉沦异化的境地。此外, 随着80年代末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问世, 因而围绕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热”会逐渐取代“弗洛伊德热”。这种转变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据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向存在主义理论吸取养分的表现, 从对人基本权利——情感的肯定, 到对人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性的反拨, 再到新形势下对因情感与现实的矛盾而进行自由选择的产物——人的“沉沦”“异化”的反思, 其实质是将人道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是对以往简单化价值评判的人道主义思潮的超越, 体现了作家独立探索下的文学的个性化、多元化趋势。

在80年代末占主流的新写实小说中, 尽管作者采用“零度介入”的客观化叙述方式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但从这种赤裸裸的还原中, 我们却看到了情感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下, 人沉沦异化的存在状态。在方方的代表作《风景》 (1987) 中, 面对人性的各种情感 (欲望) 与极端贫困的生存现实间的矛盾, 有人不自觉地选择了脱离本真形态的存在状态, 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七哥的异化。因被怀疑是野种, 而遭受家人的辱骂毒打, 被老师同学看不起。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对爱的渴求无法实现, 但又无法超越自己, 因而在不自觉中选择了脱离本真存在的异化状态, 人性开始扭曲变形:仇恨一切, 甚至违背伦理道德, 发下毒誓:若有报复的机会, 要当着父亲的面强奸两个姐姐和母亲;因将不择手段改变自身命运视为人生真谛, 而抛弃热恋女友, 娶干部的女儿为妻。这一阶段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新兵连》 (1988) 通过对特定年代高压权力钳制下农村士兵荒谬生存状态的还原, 使读者看到了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一些人无法超越自身而陷入沉沦异化的境地。王滴这个人物一心往上爬, 现实却处处与他作对, 满以为分配到了军部可以出人投地, 但迎接他的却是给军长的父亲端屎端尿, 他明知如此却只能认命, 这正是情感与现实两难选择下人的沉沦, 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沉沦却无力反抗而选择自甘堕落。李上进怀着满腔热情入党, 现实却给予他一次次打击, 仅仅因入不了党, 无颜去见女友乡亲而开枪打辅导员, 这其实是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人性的扭曲、异化, 无法超越自身而选择离开人的本真存在, 自身却毫不知晓。

总而言之, 在不同的时期, 随着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化的相互交流, 文学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人的关怀, 对人道主义的张扬。无论是八十年代初人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对人类情感的最根本的生命形式——性本能的肯定, 抑或是八十年代末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对人的“沉沦”“异化”问题的关注, 八十年代小说对人的关怀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解放上升到对人的整个存在状态的深层思考, 中国的人道主义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摘要：在不同的时期, 随着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化的相互交流, 文学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人道主义的张扬。无论是八十年代初人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对人类情感的最根本的生命形式——性本能的肯定, 抑或是八十年代末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对人的“沉沦”“异化”问题的关注, 八十年代小说对人的关怀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解放上升到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深层思考, 中国的人道主义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关键词：80年代小说,情感,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商务印书馆, 2005, 444.

[2]王蒙.坚硬的稀粥.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2.

[3]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 (上)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24.

[4]贾平凹.腊月·正月.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5]萨特著.周煦良, 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4.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8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积累和沉淀。民族精神的弘扬要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民族精神的培育要以先进的文化作支撑。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107-03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民族精神并非孤立、片面的存在着，它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渗透在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借助优秀文化的传播得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依托，中华民族精神蕴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或流派。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它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大致可以从科学技艺层面和伦理价值层面两方面来加以概述。从科学技艺层面看，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建筑文化、工艺美术文化、戏剧舞蹈相声等娱乐文化、武术健身养生等体育文化、天文历法、发明创造及中医理论等。从伦理价值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谋略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

君子文化融中国传统文化之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哲学为一体，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一面。对君子人格的崇尚与培养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君子人格反映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义利观、道德观。众所周之，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做人先于做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君子文化就是要教育人们做人要做君子而不要做小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德育代替宗教的教化功能对理想君子人格的塑造和追求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君子人格融温良恭俭让为一体，并具有慎独的自警意识。君子贵和尚中、善解能容的处世哲学，君子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等都在理想的君子人格中得以体现。因此，孔子的许多至理名言，在今天仍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用语，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1}等等。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思想言语无不显示出君子人格的强大魅力，并引导一代代中国人把追求君子人格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之一。

尚贤文化曾经是中国传统吏制建设所推崇的一大传统，尚贤思想引导着一代代中国人对知识、能力与人才加以敬重。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开了尚贤文化的先河并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尚贤文化的核心是“赏贤使能”，就是尊崇和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如孔子的礼贤下士主张、荀子的赏贤使能思想等，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墨子对尚贤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梳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尚贤文化。

耻感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他人评价和反应的文化。古代中国的“耻感文化”特别强调外在的他律，即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和评价。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或群体所肯定、钦佩、敬仰和遵从，他就会在内心油然产生荣誉之感；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或群体所否定、埋怨、贬斥和鄙视，他就会情不自禁产生羞耻之心。正如孟子所说的君子三大乐事，其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2}这是耻感文化的典型表现。因此，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知耻”的重要性，并把“知耻”意识看作道德的基础，正如孟子所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3}孟子从个人品格修养的角度强调：“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4}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5}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6}

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并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这个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就构成了一种“文化”，即礼仪文化。礼仪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按规定的或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进行。礼仪文化涵盖人们社会活动中所涉及的交谈、服饰、仪表举止、社交、公共生活、餐饮、求职以及涉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和要求，这些规范和要求对于现代人的社交活动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很多内容和形式至今仍然被沿用。

忠孝文化最初源于儒家对于个人在家庭和国家的角色的理解。作为调节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忠孝”意即忠君孝亲，它源于儒家所倡导的“亲亲”思想，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7}孝的最初含义是孝敬父母，是对儿女提出的在家庭中必须履行的义务，随后推而广之，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也应承担“尽孝”的责任。这样，儒家就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以忠孝为纽带，把个人、家庭和社会联系起来，给每个社会成员规定了立身处事、居家做人的基本准则。儒家甚至倡导“孝为百善之首”。{8}《孝经》上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9}也就是说，无论是家庭、国家和社会都要讲“孝道”。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就以自己的无限忠诚履行着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并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伟大实践中体现自己的爱国情操，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前赴后继，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不懈奋斗。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都涌现出不计其数的爱国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为后人所颂扬和垂范。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爱国情操无不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传颂，无不被一代代华夏儿女所发扬光大。

二、民族精神的内涵

“民族精神”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西方，是由德国学者赫尔德提出来的。斯大林也曾为民族下过定义，他讲：“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而中国对于民族精神的研究则始于近代，我们认为所谓“民族精神”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11}“中华民族精神是指集中体现我们民族的优秀品德、崇高风格和伟大抱负的那些东西”。{12}“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精神活力和个性特征，普遍尊奉的有利于社会和民族团结的社会信念、价值追求和道德风尚”。“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确思想观念，优良文化传统，纯朴的社会风貌和优良作风美德的荟萃”。{13}目前，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但多数学者比较认同张岱年先生的：“中华民族精神，广义的讲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的精神；就表现形式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14}有的学者则对民族精神的内涵作了更为广阔的界定，认为民族精神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能称之为“民族精神”：（l）广泛性，它不仅被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而且本民族成员自觉以该民族精神为导向，指引并约束自己的行为；（2）过程性，它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成果和结晶，是在一个民族的延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丰富、日趋成熟的精神；（3）主导性，在整个民族的延续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主导整个民族的发展，指引全体成员的行为，它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原则；（4）纽带性，它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和标志；（5）推动性，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没有凝聚力，没有凝聚力的民族就没有发展的前途，它推动着整个民族不断前进，激发整个族民不断前进。{15}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依托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依托。民族精神的培育是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为基础、以树立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目的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以人本思想为主轴和方向，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一个是主体意识产生的过程，是一个意识的积淀过程，是主体意识客体化了的中华精神体现。这种客体化了的中华精神，按其本性来说，它是由中华文化承载，通过主体思想活动、体力劳动、社会实践发现创造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指向性，既蕴含着对过去历史的指向，又蕴含着对未来发展的指向。中华民族精神无法割断历史和过去的民族文化，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筛选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不断创造、生发，使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具有时代性的文化传统。{16}

（二）中华民族精神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离开传统文化谈民族精神，就像是离开水的鱼一样不能呼吸。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就是不完整的、没有根基和缺乏灵魂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尤其是体现在先进文化上。先进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表现为民族的思想力和精神力。民族的精神力，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历史创造出来的宝贵的、无价的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国人意识中的一些伦理观念，如尊师孝亲、修身自律、务实奋进、勤劳节俭等，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认同感和亲和力，主要体现在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地域、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这股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励着人们为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努力奋斗、无私奉献。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己深深地融进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己渗透到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规范社会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

（三）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这就决定了进行民族精神培养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关键，民族精神的培育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应加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推动民族精神的培育，而传统文化教育的成效又要靠民族精神的培育来检验。所以我们既要立足于民族精神的培育，突出抓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又要积极推动民族精神培育，借此来深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其实质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先进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或基本品格，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灵魂。一个民族创造出自己特色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反过来又塑造着这个民族的性格。进行民族精神教育，要从根本上做起，要让大家重新温习我们的历史，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重新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注释：

{1}陈国庆.论语[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3}{4}{5}陈蒲清.孟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6}（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8}{9}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11}（美）罗伯特·N·贝拉.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M].三联书店，1991.

{12}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摘要）[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3，（02）.

{13}刘海涛.发展先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N].光明日报，2003-8-26.

{14}顾海良，沈壮海.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04）.

{15}赵存生.关于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J].高校理论战线，2004，（02）.

{16}朱西周.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特质及其功能[J].http：//blog.gmw.en/u/4105/arehives/2006/12296.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