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精选8篇）

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篇1

【论文提纲】

一、鲁迅创作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他借助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真面目和社会日益衰败的根源，唤起人们掀翻“铁屋子”的觉醒。

二、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经典不灭的农民形象，有彻底无产者啊Q，苦苦挣扎、幻灭的农民闰土，被辱没、损伤的农村女性祥林嫂等类型不同的农民。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绝不雷同，有着表象的普遍性、精神内涵的深邃性、个体形象的反差性、反映时代的深刻性、主题的历史性，鲁迅通过这些血肉丰满的具体形象实践了他的创作目的。通过对麻木、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引起疗救思想的注意的急呼。

三、鲁迅通过农村题材的创作，传递出革命的心声，鼓励着真正的志士奋然搏击；借助一系列的农民形象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内容摘要】

鲁迅以其农村为题材，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虚伪。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擅长描写普通劳动农民的作家,他在小说中第一次塑造了众多的普通劳动农民的典型形象。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也写过农民,但多半不是普通的劳动农民;有不少作品也塑造出农民的典型形象,但多半不是普通劳动农民的形象。

小说是通过刻画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而鲁迅先生的小说尤以塑造人物形象见长。通过他的笔触，展现给世人的是旧中国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和精神病苦，吟咏出的是对旧生活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追求与渴望，揭示了造成农民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对当时农民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参考方案。

鲁迅的作品通过一系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形象，刻画出他们辛酸而悲苦的生活表象及麻木、愚昧而扭曲的灵魂，揭示了疗救国民精神的必要性。更从底层农民自发朦胧、幼稚、落后思想中，体现鲁迅先生对革命前途的思考及改良社会的信心。

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人们思想的疗救作用，为中国革命找到出路，指明方向。同时，为真正进取的猛士吹响了昂首挺进的号角，使他们不惮于黑暗的铁幕、前行的孤寂、曾经挫败的血迹。也给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范例，给文史研究备下了丰硕的材料。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关键词】 鲁迅小说 农民形象 国民性 历史功绩 不朽作用

【正文】

鲁迅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和现代文学事业，他的思想是中国20世纪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无愧于“国魂”的赞誉。他的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尤其是小说与散文。他的小说创造了我国小说发展史的又一巅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以农民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通过一个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欺凌、压榨，在痛苦中挣扎的农民形象的塑造，揭示社会现实，用他那独特的慧眼，洞察国民的劣根性及其社会根源。由此可知，鲁迅创作小说的目的就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他注意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重大的主题，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开掘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谁都知道，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鲁迅小说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有尖酸、刻薄而又自私的杨二嫂；有麻木、迷信而始终无法摆脱奴隶人格的祥林嫂；有勤劳朴实、麻木健忘、愚蠢落后的阿Q；有辛苦麻木，把改变贫苦命运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木偶似的闰土„„因而，我们不难看出，他塑造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个性各异的农民形象，以他们麻木的灵魂，扭曲的人生，悲苦的生活，落后的思想，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心，对民主革命的渴望，对中国前途的思索。

一、从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真面目和社会日益衰败的根源，唤起人们掀翻“铁屋子”的觉醒。

鲁迅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强烈的“乡土情节”，已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把他最深厚、最热烈、最真挚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惨淡的人生展现于世人眼前，以农民的悲苦引发人们的思考：改良社会，进行民主革命已刻不容缓，掀翻禁锢“铁屋子”，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生活。鲁迅先生不惜笔墨把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于叹息同情之中表现出来。在故乡中，“我”印象中的闰土，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少年英雄”，可是20多年后年仅40多岁的闰土，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紫色的圆脸已变成灰黄了，而且 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一顶破毡帽，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像秋风中的枯叶。这些外貌的变化不仅记录着闰土苦难生活的历史，而且也形象地显示出闰土的精神变化。的确，“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①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仅剥夺了他的青春，蚕蚀了他的活力，麻木了他的神经，而且简直使他变成一个木偶式的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鲜明的对比中，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仍然在黑暗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农民，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们还没有觉醒起来，依旧过着痛苦麻木的生活。而这种情况，只要是社会制度不发生变化，是任何人以个人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他们将会走出新路来，过着老一辈没有经历过的新的生活。

在《故乡》中，鲁迅只不过寥寥几笔勾勒了闰土20年前和20年后的对比极强的肖像和两个发人深省的细节，就把闰土苦难、悲惨的生活和复杂、空虚的内心世界，以及造成他这悲剧性格的社会，思想根源揭露无疑。真是，只要看到闰土这张痛苦的笑脸，我们就看到了旧中国农民的深重苦难，只要听到他呼叫“老爷”的声音，我们就会从心里感到震颤，是旧社会在“我”和闰土之间筑起了一道心墙，是旧社会把“少年英雄”变成了“一具木偶”。不难想象，生活的重压，迫使他承认严酷的封建等级制度，遵从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他希望改变命运，但又把改变苦难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虚妄的对偶像的迷信崇拜上。

中国的出路何在？国民将如何寻找出路，鲁迅认为重要的是发动人民群众。他描写阿Q的麻木、落后，一方面在于暴露旧社会的“病根”，批判统治阶级思想加于农民身上的精神毒害；一方面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期待着象阿Q这样的人，抛弃那些落后的精神包袱，迅速觉悟起来，走上革命道路。鲁迅不仅揭示出了阿Q身上的“疾苦”——精神胜利法，同时还发掘了阿Q身上的反抗性和革命因素。阿Q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就是同他过不去。但是当他看到革命暴发，使举人老爷慌忙从城里搬运家产到乡下，看到举人老爷竟这么害怕革命，他也不免动了心。在大步跨过长街，发出了造反的呼声。对于阿Q在革命浪潮中的这种想法和行为，我们不难理解农民对革命的向往和欢呼。阿Q这个压在生活底层的农民，像一棵压在大石头下的弱草。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欺压他的人大祸临头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舒畅，并本能的燃起了复仇的意识，决心要惩治这些在他头上作恶的人们。这些想法都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压迫的农民，在革命风浪中对旧社会愤怒的心理状态。但是辛亥革命这一特 4 定的时期，一个受封建思想毒害至深的农民，他的革命观也仅仅是朦胧的、幼稚的、落后的。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变为自己的，甚至还可以选择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他觉得地主老爷能有的生活，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拥有。这种思想认识不难理解，阶级地位以及长期受到精神的毒害，不可能让阿Q对革命有深刻地、真正地认识，即使是当时的作者对革命的认识、理解也是不够深刻的。但至少从阿Q的形象塑造中，我们不难探索鲁迅追求革命，探索中国出路的思想。

《祝福》中的祥林嫂，麻木、迷信，她再嫁再寡，镇上的人便嘲笑她，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不祥之物，暗暗嘱咐妻子不许她沾手祭品。佣人柳妈又以阴间的锯刑来告诫她，要她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她听信了柳妈的话，以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可见，祥林嫂悲惨命运，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受尽了人们的嘲笑和愚弄，人们的冷漠、刻薄，竟至如此。令人不仅发出这个社会真是冷酷如铁的慨叹！

当然，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原因不仅仅来自社会，她的自觉的奴隶性格也不可忽视。她的一生受尽封建礼教和迷信的迫害，却又自觉不自觉的去维护封建礼教和迷信，可见她的精神已麻木不仁。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对于这一背负着沉重的灾难而又控诉无门的农村妇女，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压迫和损害她的封建剥削阶级及其伦理道德和伪善面目则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谴责，把这种“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和“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②完全揭示在读者面前。

从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封建的宗法制度正是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把祥林嫂活活勒死的。作者正是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一典型人物，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前途的不断探索和追求。

从国人的愚昧、麻木不难看出社会的落后，犹如死水一潭的封建社会，确实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而鲁迅的作品所融进的改良社会、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要推翻封建社会，首先要启发群众的觉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更期望国人觉醒而争取做人的资格。作者暴露和解剖国民的病态心理，写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和毒害，为的是把民众的劣根性摆在国人面前，引人深思。

二、通过麻木、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引起疗救思想的注 5 意的急呼。

鲁迅塑造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个性各异的农民形象，通过对他们麻木灵魂和扭曲人生的展示，表达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一）、彻底无资产者形象：阿Q 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③，所以他是彻底的无资产者。而且阿Q社会地位也极其低下，甚至被赵太爷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④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小说自从一问世，也超越了鲁迅先生的初衷，形象大于思维。这一形象解剖了每个国人的灵魂，催我们时时自省。

（二）、苦苦挣扎、幻灭的农民形象：闰土

如果说阿Q是以农村彻底的雇农在这一时代的悲剧人生来反映社会悲剧，那么《故乡》则是写出外国经济入侵的背景下勤劳农民的苦难和迷茫。

《故乡》选择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两个生活横截面：二三十年漫长的时光过去后，人生海洋中沉沉浮浮的闰土，由于贫困、灾难的风风雨雨的袭击，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红活圆实的手，变得粗笨僵硬而且干裂，紫色的圆脸上刻着又深又粗的皱纹，浑身瑟索着，完全失去了童年时小英雄的风采。闰土不仅形容枯槁，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生活的重压，封建的等级观念，严重地摧残了他的灵魂：神情板滞、迟钝，就象个木偶人了。

闰土这一普通农民的形象，在过去的农村里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阶级界限和尊卑观念，已经深深地生根在他的身上，形成他的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在无可逃脱的处境中，他又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于鬼神迷信，这就更加深了人物的悲剧。小说还以杨二嫂的可悲变化及其小市民的庸俗习气，来烘托闰土的性格，并反映出中国社会破产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作品以直抒胸臆的笔调，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小说借闰土的典型形象，“提出了我国革命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农民问题。小说通过闰土这个普通农民半生的悲苦遭遇，概括了19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农民所受的深重的苦难，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⑤所以在鲁迅“怒其不争”的刻画中，我们更能够体会到鲁迅对农村出路的思考和探索。

（三）、被辱没、损伤的农村女性形象

如果说阿Q、闰土等是鲁迅先生对旧中国男性农民的灵魂刻画，展示他们在封建压迫、生活倾轧之下的灵魂。那么鲁迅在很多小说里把笔触及到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最易被侮辱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神经，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小说展示了她们的痛苦人生。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国民问题。在《祝福》、《离婚》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在小说中，鲁迅以最朴素和极其经济的笔墨，叙述了一些平常的事情，塑造了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等形象，这些事情每一件都足以说明农村妇女的纯洁、善良、坚毅、朴厚的性格和灵魂，而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事情，织成了一张平平常常的网，把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妇女，完全网在被剥夺、被践踏、被损害、被愚弄、被侮辱、被抛弃的悲剧中了。这正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等的无情鞭挞和血泪控诉。

可以说小说借助这类典型形象让我们感知到封建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的严重，从而达到对苦难农民的精神治疗，对黑暗社会冷俊的思考和控诉这一 7 主题。

总之鲁迅借助形形色色的农民典型，代表了对处在农村阶层的不同人的政治、经济、思想。这一农民系列就构建了时代的特征和社会认识，反映了黑暗社会和作者对这样时代的出离愤怒；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在这样时代里的广大农民的灵魂深处的难以抗争的痛苦乃至灵魂的死亡。作者刻画这些形象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病苦，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因此，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当时国人思想的疗救作用，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鲁迅的笔下，农民既是一个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被摧残、扭曲„„同时又血肉丰满的一个个典型。通过农民形象折射时代，深刻批判了社会；借农民在这样时代的思想变化，以一细微神经解剖时代问题，揭示了鲁迅对革命的探索，对当时农民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参考方案，鲁迅借农民形象表明对农民命运的关切和思考。同时也展示了农民的灵魂和苦难，让我们感知在那个时代农民的苦难和灰色的灵魂。鲁迅对农民表现出“幽愤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说，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是很有生命力的。而且应该值得今天的作家的关注。文学在新时期逐渐淡化，我想社会责任感要求从事文学创作的工作同志继承文学的功能，从思想上提升人民的认识，探讨社会进步中的阵疼。这样的文学才是社会主义需要的文学创作，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人民需要的文学。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的小说有其现实意义。在农村日益富裕的今天，在我们日益关注城市繁华建设的今天，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在社会急剧变化下今天农民的生存状态、思想状态，这方面的文学作品、研究显得多么重要和急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必然是催生农民蜕变和新一代农民显现的过程，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对坚守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文学应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且，他们更为集中和突出地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代表了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和思想状况。

作家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把目光移向关注农民命运，把笔触伸向农村，把探索的目光聚焦到农民的灵魂深处，这是鲁迅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他的农民形象为典范给我们的新的启示和指导。作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鼓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有其积极价值，我们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得以体现和张扬。

三，于无声处听惊雷，作品传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从对中国出路的彷徨，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思索、呐喊，鲁迅的思想有了更加深远意义上的飞跃。对革命的信心，对未来的向往，贯穿在鲁迅的作品中。他看到了农民身上淳朴善良、热情无私的美好品质，他坚信农家子弟的美好心灵就是改良社会的坚实基础。在小镇上，一家的客人几乎是大家共有的，因此“我”在那里得到种种优待：钓得虾照例归我吃；小伙伴们伴我游戏；八叔借给我们航船去看社戏；看戏时，桂生为“我”去买豆浆。月夜归航偷豆更让“我”体会到了农家子弟的热情好客，正直无私。淳朴憨厚的六一公也不因我们偷了他家的豆而骂我们。我们知道，鲁迅留恋的不是社戏本身，而是留恋那里的人们，农家子弟的美好心灵更是打动了他。鲁迅不惜笔墨的勾勒一群农家子弟的形象，是因为他从农家子弟身上看到了改良社会的希望。

《故乡》中，鲁迅将希望寄托在宏儿、水生那些下一代身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他认为“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的⑥。”期望他们能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他坚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⑦。”但是鲁迅对新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也是很迷茫的，他曾说过先前社会的腐败，他是觉得了；他希望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这“新的”该是什么样，而且不知道这“新的”起来之后是否一定就好。不过他也坚信，新社会、新生活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

《孔乙己》一文的结尾，虽然对孔乙己命运没做交代，但是给人们留下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在体味孔乙己悲剧的同时，不难探询鲁迅的匠心独运。虽说孔乙己的生活在那样冷酷的环境里必死无疑，但作者不愿孔乙己就这样死去。作者希望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让孔乙己能够生存下来。酒店的小伙计“我”就富有同情心的认为孔乙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旧社会已将他逼得走上了绝境。细细体味“我”牵挂孔乙己的心情，不难读出作者的希望和对新中国必将到来的信心。

鲁迅的小说中描绘的一幕幕冷酷无情的世界，麻木扭曲的人生，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从鲁迅塑造的众多的农民形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因此，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人们思想的疗救作用，为中国革命找到出路，指明方向。同时，为真正进取的猛士吹响了 9 昂首挺进的号角，使他们不惮于黑暗的铁幕、前行的孤寂、曾经挫败的血迹。也给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范例，给文史研究备下了丰硕的材料。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⑧鲁迅对命运多桀的祖国的情怀和他的作品一样永远流传，这必将成为改天换地的檄文。

【注释】

①、选自《故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九年级语文（上册）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第65页

②、选自《鲁迅读本》 王士菁选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年11月第1版 第85页

③、选自《啊Q正传》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第五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6月第2次印刷

④、选自《论啊Q性格系统》林兴宅撰写 长篇论文

⑤、选自《知春集〈“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严家炎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⑥、选自《故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九年级语文（上册）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第67页

⑦、选自《故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九年级语文（上册）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第67页

⑧、选自《鲁迅读本》 王士菁选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年11月第1版 第2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阿Q正传》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

（2）、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语文（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3）、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九年级语文（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

（4）、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联合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九年级语文（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2次印刷（5）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长篇论文

（6）《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南京大学等五所院校中文系部分教师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7）、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了小说来了》

（8）、《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

（9）、严家炎，《知春集<“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2007年5月第10次印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1）、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03年12月第2版第8次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4）、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26（15）、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6）、鲁迅，《两地书·九》（1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18）、鲁迅，《一心集·习惯与改革》

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篇2

一、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单四嫂

单四嫂是鲁迅先生在《明天》中塑造的女主人公, 单四嫂子丧失丈夫之后, 她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敢改嫁, 默默忍受不幸, 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儿子便是她的明天。因此, 她起早贪黑, 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儿子, 全心全意地扑在儿子身上。然而, 厄运却向她袭来, 宝儿生病, 她求签、许愿, 让儿子吃单方, 宝儿的病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何小仙身上, 但不幸的是儿子宝儿还是死了, 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小说从单四嫂子丧夫失子的悲惨遭遇中, 形象地描述了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 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 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 只是通过所寄托的如梦幻般的“明天”来减少或改变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然而, 残酷无情的黑暗现实, 将她所有的幻想和希望击碎。她所祈祷的“明天”, 依旧是永远无法兑现的遥远的梦。单四嫂子在浓重的黑暗里盼望着“明天”, 结果盼来了更大的不幸和痛苦。

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指出, 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 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 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 只能是更沉重的、更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悲哀, 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鲁迅先生在单四嫂这个悲剧形象中启示人们:造成劳动妇女悲剧的根源是残酷的封建道德礼教和罪恶的封建制度以及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麻木。劳动妇女要摆脱这种悲剧命运, 就必须摆脱这种封建道德礼教的束缚和打破这种罪恶的封建制度。

二、被四条绳索绞杀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塑造的一个温顺、善良、思想麻木的极其普通的农村妇女形象。她有着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勤劳、淳朴、善良、安分等优良品德。但不幸一直伴随着祥林嫂。第一个丈夫死后, 她不甘婆婆的虐待, 逃出来到鲁镇做工。她本打算这样安分地、自食其力地生活, 但后来祥林嫂还是被婆婆绑回去。她虽用号、骂、头撞香案来抗争婆婆把她当商品卖, 最终还是被婆婆卖到深山坳里;改嫁伺夫生子, 但夫死子被狼叼走了, 连房子后来又被大伯收去赶出家。在她不幸的遭遇中, 祥林嫂虽有抗争, 但是她身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很深, 丈夫死后, 夫权思想束缚她不去改嫁, 婆婆竟把她当商品卖掉, 被族权所逼改嫁。她自己却必须承受“一女嫁两夫”的罪名。夫权、神权在婆婆卖媳妇时装聋作哑, 事后却作祟说, 将来到阴司阎罗大王还要把她锯开平分。这种神权思想害得她把全部积蓄捐了一条门槛儿来赎身, 以全部积蓄捐门槛儿。更是可怜的灵魂对可忧可怖命运进行了倾囊的挣扎。她第二次到鲁镇的遭遇极其悲惨, 封建礼教认为寡妇再嫁丧风败俗, 何况她死了两个丈夫更是不祥之物。封建卫道者鲁四老爷就告诫四婶, 不让祥林嫂祭祀时沾手。鲁镇的人们也以“又冷又尖”的态度对待她, 祥林嫂精神上受到歧视、压迫;柳妈又告诉她死后要被阎罗王锯成两半给两个男人, 使她极端痛苦, 灵魂得不到一点安宁。祥林嫂为自己的命运奋斗挣扎, 但是她的一切努力得不到封建势力的承认和原谅。捐门槛儿赎罪后, 四婶一声“你放着吧, 祥林嫂”, 给她精神上最后的致命打击。她在鲁镇的祝福之夜, 倒毙街头。

《祝福》展现了封建礼教对妇女压迫的深重惨酷。这样的社会只允许四条绳索此时互相利用, 彼时有互相否定。极端残酷而又虚伪地绞来拧去任意残害无辜的劳动妇女。祥林嫂也是受封建压迫、束缚最深重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这个形象不仅反映了旧中国劳动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共同命运, 而且更深刻揭露控诉了四条绳索绞杀妇女的罪行及其残酷虚伪的本质。结果当社会不承认她的赎身时, 她的精神彻底跨了, 四十多岁的人, 头发全白了, “脸上瘦削不堪, 黄中带黑, 而且消尽了先前的悲哀神色, 仿佛木刻的似的, 只有那眼睛间或一轮, 还可以表明她是一个活物。”即使在一丝活气的维系下, 她对神权产生的可怜而又可贵的一点怀疑, 敢于向“我”发出“一个人死了之后, 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问话。但她尽管一生都在反抗挣扎, 却丝毫没有能够改变自己可悲的命运, 原因就在于她的这种反抗本身就带有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烙印, 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统治下, 她这种善良安分的反抗方式, 是极软弱可悲的。因此, 祥林嫂被罪恶的四条绳索残忍地绞杀在祝福之夜街头的雪地上, 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鲁迅先生曾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批判了封建统治者编造的谎言:“如果女子不愿守节, 那么她再嫁以后, 便被前夫的鬼捉去, 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 做了乞丐, 也求乞无门, 终于惨苦不堪而死去。”

鲁迅塑造的祥林嫂这一艺术形象, 不但写出了一个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 而且揭露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 揭露了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对封建宗法制度作了十分有力的控诉。作品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的系统周密、强大深固, 压迫祥林嫂的, 是从夫权、族权到神权, 从物质到精神, 从阳间世界到阴间世界, 从鲁四老爷、四婶到婆婆、大伯, 甚至还有柳妈和鲁镇的群众都参与这样一个周密的封建观念大网络, 残忍而虚伪的四条绳索紧勒着套子在对她进行着无情的绞杀。这封建网络决定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 也无情压碎了祥林嫂的一切挣扎努力。

三、从敢于进攻到最终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先生在《离婚》中塑造的一个不甘沉默、勇敢并敢于公开挑战、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离婚的理由, 表面说是“既然丈夫不对, 公婆不喜欢”, 实在是因为爱姑的丈夫姘上了小寡妇, 这就不要她了。她的丈夫姘上了小寡妇, 却受到封建势力的公开保护, 她的公公也站在儿子一边。封建宗法势力的代表慰老爷只是说, “走散好, 走散好”, 但爱姑却不能忍受那种丈夫另有新欢, 叫她走就得回娘家的极不公正的待遇。她不甘压迫, 不能让夫家随便撇掉, 她让父家和兄弟们拆夫家的灶, 说:“总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出出积压在心头的冤气”, 她不把夫权放在眼里, 在大庭广众之下, 敢骂公公和丈夫是“老畜生”“小畜生”, 而且敢斥责自己的父亲是见钱眼热的“老发昏”, 甚至不把乡间的地主蔚老爷放在眼里, 在七大人面前也照样申冤辩驳, 她以为知书识礼的人是讲公道话的, 所以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 从十五岁起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她反抗是强烈的, 爱姑有着一定的反封建伦理道德的进步因素。她泼辣、大胆、敢反抗、敢斗争, 她敢向夫权、族权发起进攻。这在封建礼教统治的环境中, 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在以七大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装腔作势的威风下终于屈服。

爱姑和祥林嫂有着相同之处:她们都不愿意做任人摆布的附属物, 想争得独立、自由的生活地位, 但爱姑比祥林嫂有着更强烈的反抗精神。然而尽管爱姑与祥林嫂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更强烈的反抗精神, 她的斗争无论怎样激烈勇猛, 但她毕竟还没有能够超脱封建主义的思想束缚。她对封建政权较高一级的代表者七大人的调解抱有幻想, 说“专听七大人吩咐”, 认为七大人会有公断, 而且在七大人面前竭力诉冤申辩的, 也只是说自己在夫家如何符合妇道标准, 是如何安分守己的不应被撇掉的好媳妇。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像这样的反抗本身也同样带有封建思想道德的色彩, 这也就注定了她的上当受骗、转胜为败, 完全陷于失望的境地, 最终也没有摆脱屈辱的命运。

鲁迅先生塑造爱姑这一文学形象, 从中深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反动、腐蚀、狡猾的本质, 揭示了在封建社会里, 劳动人民要摆脱不幸的命运, 决不可对统治者抱有幻想, 指出凭个人的勇气, 靠个人自发的反抗, 孤军作战,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是不可能摆脱不幸命运的。

四、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走向绝路的子君

鲁迅先生塑造的另一妇女形象是《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 也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有着民主主义思想, 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她敢纯真热烈而大胆地去爱自己所爱的人, 路上遇到讥笑、轻蔑的世俗的眼光, 她能大无畏地、目不斜视地、骄傲镇定地缓缓前行, 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她为中国妇女喊出了几千年来未曾喊出的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妇女个性解放的呼声。她以此为思想武器, 为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而奋斗, 使她冲出了封建专制家庭这封建社会的第一道关口, 取得了婚姻自由的胜利, 和史涓生建立起小家庭。但是胜利的喜悦却是悲剧的起点。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势力的压迫。在封建社会的第二道关口、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 家庭早已断绝了对子君的经济支持, 特别是封建势力的包围进攻, 逼使爱人涓生失业, 生存没有了任何保障。她不得不回到自己曾经勇敢地走出去的专制家庭, 含恨而逝。这一爱情得而复失的悲剧形象, 有力地控诉了封建顽固势力对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的残酷迫害。

子君的民主思想和叛逆精神是祥林嫂和爱姑所莫及的, 然而子君的命运却与祥林嫂们的同样悲惨。争取婚姻自由后的子君, 她满足了, 整日里忙于做饭、烧菜、喂油鸡、喂阿随, 或跟官太太暗斗, 再不看什么书, 求什么新知识, 连原来的朋友也不再往来, 这样平庸琐碎的沉湎于所谓幸福自由的爱情生活之中, 把自己所编织的小家庭的巢笼当做整个大千世界, 终止了斗争。爱情没有“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沉溺在“安宁和幸福”里, 停止了继续为社会的改革和解放而奋斗。这就使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共同的基础而变得空虚和庸俗。于是, 当涓生的免职令到来时, 子君也就会自然地“变了色”“似乎觉得凄苦和无聊”, 甚至“不大愿意开口”“到夜间在她凄惨的神色中, 又加了冰冷的分子”, 而婚前的热情和勇气, 也就毫无踪影了。她凄苦、无聊和冰冷, 当社会经济的压力突然向他们袭来时, 他们的爱情及其所谓幸福的家庭, 如沙地上的宝塔, 立即倒塌了, 子君不得不重新回到父亲那里, 最后在冷眼和悲哀中死去。寻其主观原因, 是她“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 “个人奋斗”的反抗方式, 这时已失去了在反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斗争时的威力, 显出了“恋爱至上”的欺骗性。没有了饭碗, 人没有饭吃, 不能存活时, 爱就自然无所附丽。由此可见, 子君爱情得而复失含恨而逝的悲剧也是性格发展的必然。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 娜拉走出家庭之后, “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 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 而一出笼门, 外面便又有鹰, 有猫, 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 忘却了飞翔, 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路, 就是饿死。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 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 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 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 在目下的社会里, 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 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 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平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 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激烈的战斗。”

鲁迅先生塑造子君这一五四时期的新女性, 在客观上揭示出要想求得婚姻自由、生活幸福, 靠个人奋斗是行不通的, 必须去探索一条新的生路;民主青年必须去争取生存权, 即经济权、政治权, 参加推翻封建势力, 即推翻封建政权的斗争, 才能有个人的生活。

鲁迅通过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不同的个性所表现的不同的反抗方式, 并最终都归于失败的真实描写, 揭示了妇女的解放是与整个社会的解放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是整个社会解放的组成部分, 是不可分割的。鲁迅先生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战斗的同时, 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 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各种各式的奴隶, 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直接指出:“一切女子, 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 我以为所有好名目, 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 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 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妇女“在真的解放之前, 是战斗。但我并非说, 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 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 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 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 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 也就解放了自己。”

参考文献

[1]孟瑞君.鲁迅塑造女性形象的思想探索[J].唐山教育学院学报, 1988.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四种农民形象 篇3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51-01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杰出体现者，现代意识代表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在鲁迅的诸多小说创作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们的痛苦呻吟和挣扎，塑造出了许多真实的驰名世界的典型。

一、从《故乡》中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看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一）作者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写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通过对比，写出了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和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

少年时期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小说中写他月夜手捏一把钢叉刺猹的情景，特别生动传神，他的聪明伶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写出了少年闰土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经济的日益破败，闰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红活圆实的手，变得粗笨僵硬而且干裂，像松树皮了。紫色的圆脸刻着又深又粗的皱纹，浑身瑟索着，完全失去了童年小英雄的风采，而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吃人的礼教、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他饱受生活压迫，他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和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二）杨二嫂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低层的妇女，她为了谋求生存，可谓是用尽心思

文中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是何原因，我想已不言而喻了。她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徕顾客。“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

二、从《故乡》中的闰土和《药》中的华老栓看农民的愚昧、麻木、不觉醒

（一）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阔别多年的朋友，也是百感交集，心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反映出了闰土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还是牵挂着童年的挚友，但封建的阶级对立现实使闰土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称呼。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阶级对立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友谊。他并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在精神上的麻木不仁。

（二）和闰土这一形象较为相似的另一人物形象是鲁迅《药》中的主人公华老栓。药，当人生病无助的时候，自然需要药的帮助，让他帮你解除病痛还你健康。可是有人却将蘸着人血的馒头当药。鲁迅先生仅仅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吃人血馒头的故事吗？当然不是，它给了我们很多精神上的启示。香喷喷的“馒头”使人得以温饱；血腥的“人血”却可怕得令人不寒而栗。华老栓为了救他的孩子，迷信这种馒头是救命的仙丹，不惜花许多的银子，在茶馆中卖力工作，为的就是为儿子买来仙丹馒头，这是一种何等伟大而无奈的父爱。这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愚昧，无知.亲情与现实之间的无奈。

三、从《祝福》中的祥林嫂和《离婚》中的爱姑看农民的反抗意识和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一）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恳能干、善良、强硬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的一生，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肠断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权、政权、族权、夫权重重枷索下痛苦挣扎的一生。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的挣扎与抗争，然而我们遗憾的看到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剧愈加的惨劣。祥林嫂在改嫁的过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维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而不是象刘芝那样为了维护对爱情的忠贞而勇敢的反抗。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二）同为抗争失踪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

爱姑，她不象《明天》中的“节妇”单四嫂子默默地忍受不幸命运的宰割，也不象《祝福》中的“失妇”祥林嫂带着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悲惨地死去，而是泼辣倔强，对封建族权夫权敢于挑战。

在婚姻问题上，爱姑仍然是个失败者。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是她没有见过世面。虽然“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对爱姑有所影响，但毕竟是个农村妇女。她的思想和斗争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她只知道反抗直接压迫她的丈夫和公婆，而对她背后的顽固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府的罪恶却认识不清。爱姑虽然是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农村妇女，但由于她主观上的致命的弱点决定了她最终是封建礼教下的失败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這是爱姑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四、从《阿Q正传》中的阿Q看农民的生命被扭曲、被异化

鲁迅创作《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批评国人的精神弱点并加以改造这是鲁迅先生揭示农民精神世界和异化的生命状态的经典之作。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

鲁迅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赏析 篇4

一、一举一动饱涵对子女浓浓的爱

小说《社戏》中有这么几个片断：“我”要和伙伴们去看社戏，但母亲却以怕外祖母担心而不允许“去”。岂止是外祖母担心!只不过母亲借怕外祖母担心而表现自己的担心罢了。是啊，“我”又不会凫水，陪去的又是一群半大的孩子，去的路线又是水路，去的方式当然是船，甚至连看社戏的环境也得是在船上，这怎能不让母亲担心呢?这不，夜深回来，“我”和伙伴们叽叽喳喳有说有笑，船进平桥时，却看到月下桥上有一个身影，正是 “我”的母亲。至此母亲对“我”的爱展现无遗。这时母亲的出现既体现了她对儿子的关爱，“我”平安回来了，她也就放心了，又照应了上文对“我”与伙伴们出去看戏的安全担忧。活脱脱的一个农家传统慈母形象。

再看《故乡》中，也不乏这种深沉的爱。“我”20余年未回乡，这次回乡是来别她的，信是早就捎到家了，因此“我”到家时，母亲――一个垂老妇人早迎了出来。一个早字，不亚于施耐庵《水浒传》中“林冲风雪山神庙”一节之“此时雪正下得紧”之 “紧”字之妙。试想，一个母亲，面对一个20多年未谋面的骨肉，怎能不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呢?因而当她接到儿子将要返家的消息，于是日日算计着，期待着，向门外打量着，只要那个在外漂泊的游子一出现，她就要迎上去，有太多的内容想要表达。虽然儿子离家已几十年，形象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为母亲，不仅记得儿子离家时的形象，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长高长大了的形象也在母亲的脑海里与日变化着。因此，当儿子一出现，她还是立即认出来并迎了上去。可见一个“早”字写尽母亲的心意。

二、一言一行体现出传统妇女朴素的阶级意识

母亲是平凡的、母亲又是伟大的。她的平凡表现在她对子女的关爱里，她的伟大又展现在她对邻里的关怀之中。这从母亲对闰土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闰土是《故乡》中的主要人物，也是“我”最好的伙伴。因而“我”回家的消息，母亲早早的告诉了他，好让他在“我”到家与别家的间隙里能够与我见上一面。 “我”抵家的第二日中午，阔别多年的闰土果然便到家了。闰土到来，母亲让他自个儿到厨下去炒饭吃，闰土是客呀，为什么叫一个客人自己去厨房炒饭，况且是炒而不是煮呢?从这不难看出母亲那颗朴素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心。闰土与“我”是多年前的好友，又是“我”家的一个下人之子，本与“我”家门不当户不对。对一般的所谓上层人士而言根本谈不上和用不着如此对待。然而正是母亲的平易近人，才导致母亲在“我”没在家的日子里依然把闰土当作“我”的好朋友而不把他当外人看。倘若母亲不具备这种朴素的`阶级精神，又岂会让这样一个下人几乎不间断的与“我”家往来?也正是她没有把闰土当下人、外人看待，才叫他自个儿去炒饭吃，叫他把想要的东西运走。再看闰土与“我”分别数十年，和现在的“我”的身份地位更是天壤之别，闰土本人也知道这一现实。所以一见到“我”时，闰土犹豫半天还是恭敬地叫了“我”一声“老爷”。母亲听到闰土这样称呼“我”，立即阻止，什么“老爷”，还是照旧，叫“迅哥儿”。在此，又一次突显了母亲看重的是闰土和“我”的友情。而不是“我”现在的所谓身份地位。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篇5

【内容提要】通过对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分析，首先谈鲁迅先生“从‘我’做起”的写作特点：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其次，从压迫者、革命者、帮闲、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者、旧知识分子、善良人等7个方面举例分析鲁迅先生笔下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中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人物形象 分析

一、鲁迅小说的出发点

鲁迅先生一生著作很多，但是具体到小说上的数量却有限，《呐喊》、《彷徨》加上荒诞小说《故事新编》不过三部，二十来篇小说，而且都很薄，字数加起来还不如眼下的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小说。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不少。说到底，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度。古今中外的好小说，一般都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读者可以不注意一部小说的大段描写和议论，却可以印象深刻地记住某一个小说

人物的特点。一个成功的小说人物，可以穿透时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我们面前。这样的人物，甚至会掩盖小说人物的原型。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因为塑造得生动成功，从而遮蔽了历史上的人物。《三国演义》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大门派“讲史”的一类，“讲史”的特点不是凭空去杜撰一个人物，而是拿历史上真有的人来说事。小说的《三国演义》里，根据作者的谋篇布局的需要和故事叙述的进展，把《三国志》里的人物都加以了发挥，最典型的是奸雄“曹操”。我个人认为，作者之所以要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奸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曹操来映衬“忠厚”的刘备。他们是一矛一盾，谁也离不开谁。鲁迅对这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早就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也就是说，读史和读小说不是一个读法，但是，小说里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会掩盖历史上的真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讲史小说很喜欢拿古代的人说事，又安全，又方便，跟自己无关，可以随便乱讲。所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大体上来讲，都是“无我”的小说，是没有作家自己人生经历的作品。《红楼梦》也许是个例外，所以它特出于所有的古代小说之上，在现在的读者中还能够找到同感。鲁迅深通传统小说，对传统小说里面的优劣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所以，他做小说有一个显著特点，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的意思，就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现代白话文小说的一开始，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挖掘个人的内心，通过“我”来拉近读者和小说的距离。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关的，自然也跟“我们”有关了。作家从遥远的“古代”，从“讲史”、“传奇”、“才子佳人”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转向自己的身边，最基本的初衷，就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的故事。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事外。

鲁迅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现代白话文的第一篇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一上来，就是跟“我”有关的。第一个“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这句话要告诉人们的是，“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话说什么什么年间的才子佳人，也不是上古人士，他就是我们的熟人，朋友，生活在我们身边，是生活中现实的人——这里我们不说“真实的人”。第二个“我”，就是进入了“狂人”自述的“我”：“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狂人”认为“正常人”的自己的前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里开始了现代白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颠倒：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的反而正常。这里是对这个中国文化而生发的感叹。

第一人称的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技巧，就是要造成“我”就是作者本人的阅读错觉，从而让读者产生亲近感。同时，这个“我”的叙述，也可以很方便地引出作者的判断和议论。当然，在《狂人日记》本身，作者做了一个切除手术，写了一个引子，表明“狂人”不是我，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里摆明了就是请君入瓮的态度，兼顾了各个层面的读者的趣味和偏好。所以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成了针对旧文学的一个颠覆性的文本。

《狂人日记》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标志着现代白话文写作的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注在个体的人的本身上。

这当然跟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源自西方的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引入有很大的关系。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开头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这个“人”源自西方的观念：“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关于“大写的人”、“人道主义”等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大量地进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内容。既然“旧文化”无人，那么新文学的一开始，首要的就是发现“人”的存在。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进江南水师学堂之后，鲁迅看到了一些关于西医的书籍，“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

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以，等到进入日本留学之后，鲁迅的最初愿望是要做一个医生：“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开始都想当医生，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业。因为看到中医的弊端，又感到西医的科学。但是，他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在读书和看电影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学医的理想产生了动摇。一九○六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在鲁迅自己记述的这些事情里，有着很深的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他在文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就对此产生过很大的反感：“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于是发现，健康的人包含了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当时首要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这后来成了他写作的一个中心的动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着大量的西学内容，这些对于身处日本的鲁迅来说，必定有着非常深的影响。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兴起的“文言一致”运动，要求运用口语和白话文描写和表达身边的现实生活。这种自白，也是以发现“个人”“自我”为突破的。这种自我，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汉文化而来的那种道德感。日本基督教的前锋人物内村鉴三在《我是怎样

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一书里剖析自己的内心说：“我称自己的日记为‘航海日记’，因为这日记记录了可怜的小船穿过罪恶、眼泪和无数的悲哀，驶向上苍而每天前行的历程。”著名的学者柄谷行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种谦虚的态度。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这里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它强调，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不足一取的人，但我讲了‘真理’。”柄谷行人的评论一针见血，也就是说，作家坚信自己讲述的乃是真理，它表达了真实的现状和真正的内心感受。

学者们很喜欢把鲁迅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各种普及性的教材，也这样写，然而鲁迅的从果戈里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灵感而已。对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先走一步的日本的变化，才跟我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鲁迅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和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日本文学的变化，他应该非常熟悉。

就这样，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现代白话文小说一开始，就是“有我”的写作，同时，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关心，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暂时还无暇顾及西方开始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小说的创作跟鲁迅的从事文学的初衷是一直的，那就是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来揭示社会问题。小说一开始就是功利的，而不是审美的。是革命者写作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还身体力行，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鲁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继续着他们的思想，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写出《狂人日记》，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鲁迅小说的人物分类。

第一类人物：压迫者。在《狂人日记》里，“狂人”其实不是一个鲜明的形象，里面最为重要的人物，是“狂人”的观察对象：赵贵翁、陈老

五、赵家的狗和我大哥。同时，这些对象也在观察“狂人”，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

在这些形象中，赵贵翁是压迫者，跟《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是一党的，他们代表了封建时代的权威和压迫力，说话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给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类为第一种：压迫者。《阿Q正传》里的举人老爷、《离婚》里的“七大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里的赵七爷等。有趣的是，这些人大多姓“赵”，因此分辨起来非常容易。他们识字，有财产，地位高，说话牛逼，一般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气

短。《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说话凶猛：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离婚》里的“七大人”牛逼：“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里的赵七爷无知且蛮横：“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祝福》里的鲁四爷算是草菅人命：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总之这些人都非常了不得，他们既占有话语权力，又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所以，在村里、镇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对于旧时代的各种礼仪、陋习都非常习惯，对任何不符合这种恶习的行为，都特别憎恨。如果有什么以下犯上的事情出现，他们不是暴跳如雷、痛心疾首就是唉声叹气。所以，一个微不足道的阿Q脑壳后面挽起的一个发髻和插在发髻上的筷子，对赵七爷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威胁。因为判断不了形势，他对阿Q暂时恭敬了起来：“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鲁迅对于这类人物的鄙视和憎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威”和他们代表的旧时代、旧文化，一直是鲁迅

不遗余力鞭挞的对象。

第二类人物：革命者。《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但似乎鲁迅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的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不过，因为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同时，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

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到“吉光屯”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现在处理“非典”一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败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行为。“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跑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瑜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是反过来被他们看成是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深刻剖析和认识。这也正是他为之感到它特别悲哀和痛心的地方。鲁迅早就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我们看到，“‘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

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这里面的“阿义”的身体看起来想必不错，刽子手“康大叔”是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那身板就更是不差了。但是，他们的好身板，正好是葬送像夏瑜这样的革命者非常合适的人选。这样一个“革命——疯子”的角色错位，在鲁迅的小说里具有深刻的意义。

第三类人物：帮闲。在鲁迅的小说里，帮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无处不在，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响，让人心烦，但又挥之不去。《药》里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阿Q正传》里“未庄的闲人们”，《明天》里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祝福》里的“卫老婆子”，《长明灯》里的“方头”、“三角脸”、“阔亭”、“庄七光”等，都是闲人。帮闲既可以是帮凶，也可以是庸众，反正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主见的，永远都是应声虫，随大溜，有他们不多没他们不少。正是这样的一些帮闲，构成了“压迫者”的随从众多的表象。鲁迅对于帮闲的厌恶由来已久。这些帮闲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相当大的粘滞性，而且目标非常不明显，不容易打击。他们对于革命者自然是具有伤害性的，但是同时，革命者对于这些帮闲还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第四类人物：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朝花夕拾·范爱农》里的范爱农，《伤逝》里的涓生，《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维甫，都是这类人。他们一开始都有这相当大的理想，要改造社会，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等等等。这里面，鲁迅最好的小说之一的《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最为让人难忘。魏连殳行

事在一种乡亲父老面前非常怪异，但是对孩子特别友善。“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像魏连殳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度都把希望寄托在小孩子的身上，但是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打击。魏连殳见到了一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在众人的眼中，魏连殳是不入世的。但是，后来他入世了，混得还相当不错，颇得别人的尊敬——除了他自己之外。“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由，于是就自己挥霍自己了。他让自己消失在对自己的遗忘之中。《在酒楼上》的吕维甫也一样，对现实的失望最终导致对自己的失望，最后变成了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人。《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梦”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同样也恢复到了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的层面。理想一旦失去动力，人就容易蜕变。这恰恰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写照。

第五类：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人。《祝福》里的祥林嫂，《药》里的华老栓，《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祥林嫂的方式是去捐门槛，华老栓是求人血馒头，单四嫂子是盼望明天。他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大的底层，就像河底里的淤泥，无声无息。这类人物为

读者熟知，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类人物，就是这些。写到这些人时，鲁迅的笔墨变得沉重起来。

第六类：旧知识分子。《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肥皂》里的四铭，《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成”，《端午节》里的“方玄绰”，都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鲁迅通常用轻快和嘲讽的语气来写这类小说，这表明这些人所代表的一些势力，在鲁迅的心中并没有占主要的位置。他只是在有心情的时候，顺便写了一些而已。

第七类：善良人。《一件小事》里的车夫，《阿长和山海经》里的“长妈妈”，《故乡》里的闰闰土。《社戏》里的“六一公公”和“双喜”、“阿发”。在这些人物里，“车夫”的人物形象最高大，也正是因为其高大，这篇小说在鲁迅的小说里，是一篇相对平庸的作品。闰土则是一个可爱少年的形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段文字因为被选入了经过节选的教材，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描写的能力十分高超。但是闰土的形象被他的成年人的迟钝样子抵消了之后，显得不够彻底了。鲁迅对于“孩子”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在《狂人日记》里要救救孩子，在《孤独者》里他却发现小孩子蕴藏的“恶”，《药》里的小栓更是在童蒙无知的情况下以一个革命者的鲜血来沾了自己的馒头。好在鲁迅还有《阿长

和山海经》里的长妈妈。这个长妈妈的原型是鲁迅家里的女佣，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狗·猫·鼠》里也提到过这个阿长。严格说来，这三篇都是《朝花夕拾》里的散文，我这里拉了来充实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不然好像类型不够。《社戏》里的“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更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人物形象。这个六一公公看起来比阿长长妈妈还要善良可亲。知道小孩子们拔他的豆子吃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因为“我”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

这里写得非常平和真实，比写阿长上街之后给“我”留心买了《山海经》还要自然。写小孩子更是精微细腻：“‘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当六一公公问起偷豆子的事情时：“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这里的双喜，也比闰土来得更加真切，不像闰土，好像是故意塑造出来的形象。

在这些人物身上，鲁迅寄托了很多的理想，比如“善”的理想，“质朴”的理想，“自然”的理想。但是，他显然是对此充满矛盾和怀疑的。所以，他的小说里，充满的还是更多的恶、不

自然和怀疑。这里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怀疑，还有对人性的疑虑。在他的不朽名篇《阿Q正传》里，我们可以发现，通篇小说没有一个可亲的人物形象，连尼姑都是让人生厌的。在这样一种趣味里，相信连萝卜也会发臭。然而善的形象和善的理想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鲁迅应该是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着重写了长妈妈和闰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具有更高的人格力量，因此担当不起一个示范性的人物作用。同时，我还发现，为了描写这种可以亲近的“善意”，鲁迅一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来处理。《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拉着的就是“我”，所以照见一个“小我”来。这是他的发力硬拽，虽然被选入了中学教材，但是有硬接的嫌疑，作为小说，也比较普通，缺乏真正的感染力。最有亲和性的人物还是“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可惜的是，鲁迅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塑造成更为感人的形象。因为为了塑造这几个有数的人物，鲁迅在小说里还特别营造一种乡村田园的气氛，用这种气氛来隔绝其他有害物质的侵蚀，使得《社戏》里的这几个人物和长妈妈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而一旦出现了世俗的场面，如《故乡》，里面的人物就要走形了。闰土变成了一个愚钝的中年男人：“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

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而杨二嫂的形象则显得非常滑稽：“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就这样，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接触空气，就变成了像长大之后的闰土这样的人物。所以，《社戏》干脆就处理成一个世外桃源的形象，让阿发和双喜的形象保持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闰土的变形其实和魏连殳、吕维甫、范爱农和涓生这些被现实的暗淡状况磨灭了锐气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同样的外界压力。

这个类型在世界文学史中非常重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就是：善的形象。妥斯妥也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小弟弟“阿廖沙”、《罪与罚》里的“冬妮娅”，《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里的“玛丝洛娃”，都是这种代表，让人感到非常有力量，有温情，有爱，有希望。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学里特别多，在整个欧美文学里也非常常见，尤其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海的女儿”等，更是这里

面的最高、最美好的理想化身。但是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这样的具有善的力量的人物非常少。也许“贾宝玉”们是个特例，但是其他的小说里，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要么，也还是抽象的道德的善，不具有人世间的鲜活力量。像《水浒》里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被说得这么津津有味，《金瓶梅》里的肮脏生活写得那么津津乐道，这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特色，并且还是主流。鲁迅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试图突破，但是效果不太好。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具有阿Q这样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然而，鲁迅只能走到这一步，他是破，但是没有立，也没有能力“立”。中国的“好人”形象，几乎都是在“世外桃源”中完成的。沈从文小说里的“湘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桃花源。在中国，写得好的小说都是写坏人的小说，写得好的情节都是“尔虞我诈”。由此，日益显得《红楼梦》的另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以一个较长的章节来分析《红楼梦》，其中还特别引用《红楼梦》的前句导言作为结束：“自又云：今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这也意示着鲁迅本身的警觉。

在鲁迅的小说里，不仅缺少善的人物形象，还缺少美好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没有美好的少女形象——也许子君能够算是一个——从《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里的七斤嫂、《祝福》里的祥林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到《离婚》里的爱姑都是一些非常庸俗、愚昧无知的妇女。《伤逝》里的子君也渐渐要沦落到跟她们一伙的地步，而《在酒楼上》通过吕维甫口头转述的那个“阿顺”姑娘倒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但是她无声无息地就死了。在这里，我可以牵强地说，“阿顺”的夭亡，实际上代表了鲁迅心目中美好事物的消失。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浓重的是论争、固执和疑虑。

参考文献：

[1]《中学语文视野中的鲁迅作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 [2]《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3] 庆瑞著的《鲁迅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5月出版； [4] 吴中杰著的《鲁迅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文艺知识丛书”

之一种于1981年6月出版；

[5] 林志浩著的《鲁迅传》,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8月出版； [6] 林非、刘再复著的《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出版；

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 篇6

——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徐福贵与许三观为例

叶

政

【摘要】余华作为一名崛起于八十年代后期出色的先锋作家。他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上，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和民间叙事技巧，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对生命、人性、世界和历史的独特感受，也在作品中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本文主要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徐福贵和许三观的形象特征进行分析对比，更进一步的去解读作品，探求作品所反映人物的共同特征。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从人物本身出发，揭示出描写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城镇社会中低层人民所遭遇的苦难与种种的不幸。【关键词】余华

命运

现实

特征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属于余华后期创作的作品，与他前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写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两部作品，所有在形式上带有装饰意味的东西都消失了，叙述的重心倾倒在了人物的命运上。这个时候的余华，看起来像是一个诚实的现实主义者，余华的叙述也就变得老实而含情脉脉起来。而这两部作品，也被众多的批评家和媒体评选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活着》主要讲主人公徐福贵是地主家出身，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经常去城里的一家妓院吃喝嫖赌。后来他中了别人的套，把家里包括田地、房产的全部家产输了个精光，于是全家一夜间从大地主沦为了穷人，福贵的父亲郁闷而故。这个打击如当头棒喝，亦如一瓢冷水，使福贵清醒过来，决定重新做人。从此，他成了租种过去属于他家的田地的佃户，穿上了粗布衣服，拿起了农具，开始了他一生的农民生涯。不久，福贵的母亲生病了，他拿了家里仅剩的两块银元，去城里请医生。可是在城里发生了意外：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辗转两年，最后他被解放军俘虏并释放了。这时回到了家乡，他的母亲早已故去，女儿凤霞也在一次高烧后成了哑巴。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如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都通过男主人公的眼睛和亲身经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生动的再现。而在此期间，福贵也经历了与每个亲人、朋友的悲欢离合：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他把女儿送给了别人，不久后女儿跑了回来，全家重又团圆；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结果儿子被一位不负责任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后来发现县长竟是福贵在国民党军队时的小战友春生——春生在后来的文革中经不住迫害，悬梁自尽；几年后，凤霞嫁了个好女婿，可不久死于产后大出血；两个孩子去后，妻子家珍也去世了，只剩下他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几年后，二喜在一次事故中惨死，福贵便把外孙接到了乡下和他一起生活；可是好日子没几年，小苦根也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最后，福贵买了一头要被宰杀的老水牛，也给它取名叫“福贵”，一个人平静地生活下去。

《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他被周围生活不断地压迫，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后来在自己家乡农村得知，卖血可以换钱，也是身体强壮的表现。虽然卖血可以成为他生活的经济来源，但是，他没有用卖血来维持生活，除非在非常无可奈何或者无助的时候，他才会卖血来解决。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十五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比如每次卖血前喝足八碗水，这样身上的血就会多起来了，诸如此类的奇怪想法非常多。小说的最后一节尤其精彩，随着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许三观想吃猪肝，身边又没钱，他决定为自己卖一次血，但是到了医院，医生说他的血只能卖给油漆匠漆 家具，在这时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他坐着，哭了。这两部作品，从内容看起来有着天壤之别，而作品主人公徐福贵和许三观之间好像有着某种联系。表现了在当时那种社会大背景下，低层人民对生活的无奈，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希望，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一、盲目的乐观主义

福贵和许三观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无论是徐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都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福贵对于苦难的承受是被动的，他的乐观主义也是盲目的，他虽然学会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也仿佛有着和那头老牛一样的超然，但是，存在的幸福并不会因此而到来。小说开始就写到：“赌场里的先生龙二，他常赢少输，可那天他载到了我的手里，接连的输给我。每次输了还嘿嘿一笑，两条瘦胳膊把钱推过来时一百个不愿意。我想龙二也该惨一次了„„龙二和另外两个债主拿出帐薄，一五一十的给我算起，我才知道半年前就欠上他们了，半年下来，我把祖辈留下的家产[1](P19-21都输光了。”福贵认为自己可以把爹先前输的一百亩地赢回来，光宗耀祖，可没想到龙二一开始就在算计他，最后使他倾家荡产。福贵是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的。自己倾家荡产、凤霞成了哑巴、友庆抽血致死、凤霞难产死亡、二喜在施工中意外死亡、苦根活活的被毛豆胀死，他已经麻木了，没有知觉了，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活着》到最后写到：两个福贵脚上沾满了泥土，走去时却微微晃动着身体，我听到老人对牛说：“今天友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也是尽心尽力了。”[1](P194)福贵主动将那头老牛称 为福贵，与自己同名，主动将自己的存在等同于动物的存在，而这种乐观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实际上只是一种麻木之后的寂然而已。

到了许三观，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这个人，好像很善良，很无私，身上还带着顽童的气质，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讨巧、庸常、充满侥幸心理的人，每次家庭生活出现危机，他除了卖血之外，就没想过做一些其他事情，当他生活极其槽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槽糕，他也会心满意足。说白了，这就是许三观的平等思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他自己做了乌龟，许一乐因为打破了别人的头，要出医疗费，他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如今还要替何小勇的儿子还债务，自己没钱家里东西也被别人搬走了，他感到不公平就教导许二乐和许三乐长大后去强奸对方的女儿，想到这里他笑了，决定自己可以去卖血了，他觉得公平了，也乐观了；他知道妻子曾经和何小勇有过私情后，在林芬芳病的时候也搭上一腿，他觉得这是公平的，所以他很乐观，觉得没有对不起妻子；他卖血养大儿子，时刻想着的是儿子将来如何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因为以后可以来报答我，所以就去卖血„„这些就是许三观乐观的“平等”思想又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的形象，而最终表现出的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二、人物自身的“执著”

关于余华笔下人物的“执著”，可以说既是人物本身具有的非理性本质的造成，又有整个社会、文化的大环境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福贵和许三观这两个人物形象来看看他们的“执著”。

在《活着》一书中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2](P4)《活着》中而当福贵的亲人一次次的离开自己：凤霞成了哑巴、友庆抽血致死、凤霞难产死亡、二喜在施工中意外死亡、苦根活活的被毛豆胀死，一系列的死亡对福贵来说是始料 未及的。在读者看来，是上天不公，让一个人承受这么多亲人死亡，经历如此多的苦难，福贵承受了这样命运的无常，他也学会了平和坦然的接受，不然他不会在晚年和老黄牛超然相伴。直至最后剩下自己一个人，这里面的惨烈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但余华成功的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也因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一切，以至于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缓解在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的是达到了与孤单相依为命的地步。而作者本身也说：“《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而活着”。[2](P8)确实是这样的，福贵到了最后还是孤独而执着的活着。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人公许三观同样也是这样“执著”地活着。“执著”首先突出表现在许三观对“血液”的非理性的疯狂崇拜，应该说有一种“血液情结”在其中。我们看许三观不论是他要娶媳妇也好，还是在面对三年自然灾害，许一乐得病亟需救治等一系列困难，需要救急的时候，他都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液来维持着家庭的运转，这使得他的“血液情结”越来越死，使他无法自拔，“执著”已极。我们可以看到书的最后，当许三观年过六旬再去卖血时，年轻的“血头”拒绝的了许的请求，甚至讥笑道：“你身上死血比活血多，没人会要你的血，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3](P247)这令他感到恐惧万分，因为一旦没法再卖血意味着人的身体已经“败”掉了，尤其回想到过去四十年中，家中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依靠自己卖血，现在不能再卖，今后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于是许三观不由得悲从中来，在街头痛哭。“灾祸”来临时的支柱没有了，人立即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作者显然将这一份“执著”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许三观在各种行为中对自己的妻子许玉兰也有着一种“执著”，但是这个“执著”并不是像“血液情结”那样十分明显地表露 在外，而是较为隐性的。我们知道许三观对绰号“油条西施”的许玉兰是一见钟情，然后采取一步到位的手段得到了许玉兰。应该说这样的感情基础是极不牢靠的。但是就在发生了“许一乐”事件以后，许三观仅仅是采取了打骂、体罚、最多自己去偷情等手段，他没有进一步采取离婚这样的激烈手段。这说明他还是放不下。在文革中，许玉兰被诬陷而遭批判，许三观对许玉兰依然很好，在家里给许玉兰倒热水烫脚，给她送饭，甚至偷偷给她做了红烧肉，看到许玉兰由于长时间弯腰接受批斗“脊背弯得就像大字报上经常有的问号一样”时，“心里一阵一阵得难受”。在那个荒诞的时间，他们的儿子都已经不再理自己的母亲。家庭批斗会上，许三观说了自己曾去偷情的事情，教导儿子说：“其实我和你们妈一样，都犯过生活错误，你们不要恨她„„”[3](P173)这份“执著”是在生活和患难与共中生出的。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 韩文版自序》中说：“许三观一生追求平等”。[3](P6)的确如此，许三观还有一份对平等的“执著”。但是他追求的平等是非常简单和表面的，就是生活上的平等，吃穿用这方面的东西。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国人共有的一份“执著”。

三、人物的非理性

余华是善于描写暴力的，也是善于描摹苦难的，更是善于塑造暴力和苦难中隐忍着的悲剧人物和他们荒诞的命运。他所塑造的人物通常都是冰冷的，有着偏执怪诞的思维方式，如他在《细雨中呼喊》中胆怯、冷漠、绝望的孙光林，在《许三观卖血记》中麻木、隐忍与命运抗争的许三观，在《现实一种》中的冰冷的山峰、山岗两兄弟。这些人物不仅性格怪诞还有着独特的审视世界的眼光，有着超出常人的生命体验。

最典型的就要数《活着》这部小说了，一个农民在草地上平静的叙述一家人是如何一个一个的死去。小说在一开就写到：“我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我常去的那家妓院是单名，叫青楼„„里面有个肥胖的妓女，我经常让她背着我去逛街，我骑在她身 上像是骑在一匹马上。我的丈人，米行的老板，穿着黑色的绸缎站在柜台后面。我每次从那里经过时，都要揪住妓女的头发，让她停下，脱帽向丈人行礼：“近来无恙？”我丈人当时脸就像松花蛋一样„„”[1](P10)福贵面对自己的丈人时，表现的是不恭不敬，没有晚辈对待长辈的理性态度，而表现出的是一种无知的，地痞流氓式的态度，甚至有一点调戏的感觉。这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的确是罕见的、也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非理性的。在小说写到福贵的妻子家珍去找正在赌博的福贵时：“家珍又扯了扯我的衣服，我一看，她又跪到地上。家珍细声细气地说：“你跟我回去。”要我跟一个女人回去？家珍不是存心出我的丑？„„我对她又打又踢。我怎么打她，她就是跪着不起来，我就在赢来的钱里抓出一把给了旁边站着的两个人，让她们把家珍拖出去，我对他们说：“拖得越远越好。”家珍被拖出去时，双手紧紧捂着凸起的肚子„„”[1](P19)面对自己的妻子已经怀孕七个多月，福贵对妻子又打又踢，最后被拖到了大街上。我相信世界上很难在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丈夫，对于福贵这种非理性的表现，也只能是一种丧失了人性的悲剧。福贵的爹是被他气死的、娘是病死的、儿子死于给县长老婆献血、乖巧的哑巴女儿凤霞死于难产、女婿又死于工地事故、只剩下一个小外孙却竟然是吃豆子涨死的，写遍所有离奇的死法。显然，余华的文字是有感染力的，余华的文字是最煽情的，却又是最抽离人物冷峻旁观的。当一个人承受着所有亲人都离奇死亡，而自己还能坚强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

《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看到余华已成功地将他的“非理性世界”本质与看似传统的故事情节融为一体。《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是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丝厂送茧工许三观三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回乡探亲的许三观偶然得知乡人们“卖血”的习俗后随同前往医院，并以换取的三十五元钱在城里娶下了“油条西施”许玉兰。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每有家庭变故，许三观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直到三个儿子终于各处组建家庭后，他才恍然发觉岁月已夺去了他的健壮，“卖血救急”的好时光一去不返，对未来灾祸的忧虑，使他在街头痛哭起来。《许 三观卖血记》无疑是一个家庭故事。这个家庭在中国最近的三十几年的戏剧性极强的政治、经济变故中，取得了理所当然的戏剧性效果。然而正是在这个曲折但并非离奇的家庭故事之下，随处埋藏着“非理性——荒诞”的影子。

小说的开头就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写到：“许三观把徐玉兰带到那家胜利饭店，吃了一笼小笼包子、吃了一碗混沌、吃了话梅、吃了糖果、吃了半个西瓜。„„我不能嫁给你，我有男朋友了，我爹也不会答应的，我爹也喜欢何小勇，„„于是许三观提着礼物来到徐玉兰家里。许三观对徐玉兰的爹说：“你只有一个女儿，徐玉兰嫁给了何小勇那家就断后了，生出来的孩子不管是是男是女，都得姓何。要是嫁给我，我本来就姓许，生下来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姓许，你们许家的香火也就接上了。”[3](P14)许三观娶妻之举也并非在理念计划之中，而是在拿到钱后的突发奇想，并采取了怪异的求婚方式——请素不相识的许玉兰吃饭，饭后计算出给许玉兰花用的钱数“总共是八角三分钱”，紧接着就理所当然地提出“你什么时候嫁给我。”而玉兰父亲的允婚则基于两点原因：首先，许三观的钱比何小勇多；其次，双方都姓许，女方的香火亦可以延续。许玉兰父没有考虑自己女儿的主观意愿，然而这一非理性方式又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成规惯例，没有人会对这一情节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无论是对于求婚过程，还是求婚的原因，都将是非理性的。小说中不是写到：“许三观把徐玉兰带到那家胜利饭店，吃了一笼小笼包子、吃了一碗混沌、吃了话梅、吃了糖果、吃了半个西瓜。”[3](P17)最后把吃剩下的半个西瓜给了许三观。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购买的食物的量是很足的，一个二十多岁年轻的少女，是不可能吃掉怎么多东西的，何况在对徐玉兰的描写中写到她的身材婀娜，有“油条西施”之称。所以非理性贯穿了整部小说，小说的处处表现着非理性。

在许三乐受到欺负时，作为大哥的许一乐给自己的弟弟许三乐报仇。因为打破了别人的头，要出医疗费，他自己做了乌龟，他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如今还要替何小勇的儿子还债务，自己没钱家里 东西也被别人搬走了，他感到不公平就教导许二乐和许三乐长大后去强奸对方的女儿，想到这里他笑了，决定自己可以去卖血了，他觉得公平了，也乐观了。他知道妻子曾经和何小勇有过私情后，在林芬芳病的时候也搭上一腿，他觉得这是公平的，所以他很乐观，觉得没有对不起妻子最后他甚至发现长在自己身上的毛都不平等，于是抱怨道：“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余华两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人物在那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小说中人物所表现的种种特征。

参考文献：

鲁迅小说经典形象形成之触媒作用 篇7

关键词：经典形象,鲁迅,影响,触媒

“我独自远行, 不但没有你, 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 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野草·影的告别》) 以此一句来概括鲁迅小说中的孤独的战士, 不为过, 也不会偏狭。鲁迅, 和他笔下的形象一样, 其一生都在始终不渝地进行着战斗, 但却仍不得不品尝着壮志不酬的悲哀。

当时的中国已为列强瓜分, 成为他们的半殖民地。中国境内有识之士无不抱救国的愿望, 希企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及援引他们的文艺以救国难。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 在江南水师学堂念书的鲁迅到日本学医。但学业未肆, 他便发现中国人弱的不是体格, 而是他们的精神。抱着要改造国民精神的宏愿, 鲁迅中断了他的医学学习, 而企求于文艺的革命作用:“涵养人之神思, 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狂人日记》中“狮子般的凶心, 兔子的怯弱, 狐狸的狡猾”可谓是对中国国民极为形象的概括, 或许再加个“狗的奴性”会更加确切:对待革命者和弱者, 他们便显出狮子般的凶心来;而当遇到真正凶狠的虎狼时, 他们又立即变成了兔子般的战战兢兢;同时他们也拥有着狐狸的狡猾, 从而能够见风使舵, 并且最大限度地在生活中获取利益, 不论这利益对他人是否造成了损害;并且已经习惯了做奴隶或者习惯了争取奴隶地位的“传统”。于是, 我们看到:《狂人日记》中, “拖我回家……进了书房, 便反扣上门, 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药》中, “一个还回头看他, 样子不甚分明, 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 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颈项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 向上提着。”《明天》中, “单四嫂子哭一回, 看一回, 总不肯死心塌地地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 气愤地跑上前, 一把拖开他, 才长手八脚地盖上了。”《一件小事》中, “我料定这女人并没有伤, 又没有伤, 又没有人看见, 便很怪他多事, 要自己惹出是非, 也误了我的路。”等等不胜枚举, 如此愚昧麻木冷漠而自私自利的国民, 如何才能得救?

在《文化偏至论》中, 鲁迅高举起“非物质, 重个人”的旗帜。此处的“物质”指的唯物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民是历史前进的主动力, 英雄并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鲁迅断然地反对了这样一种理论, 在他看来, 那些被世俗舆论所责骂的拥护鼓吹革新的个人只是因为“众马怒其不伏箱, ”才“群起而交踢之”, 而中国的国民是“伧俗”“凡庸”之辈。而这些“个人”则将以他们的“刚健不挠, 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时俗 ;发为雄声, 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从而涤荡腐化堕落的一切制度习俗 :“旧习既破, 何物斯存, 则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 (《摩罗诗力说》) 文艺, 作为“涵养人之神思”的重要的工具和途径, 自然更需要对这种“个人英雄”加以推崇, 从而熏染出一批有着不取媚于群而又刚健不挠的能够“起国人之新生的革命斗士”。出于这样的目的, 鲁迅强调摩罗诗力:“摩罗……凡立意在反抗, 指归在动作, 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这便是他为摩罗诗人所作的定义, 即惟有那些抗拒时俗, 主张革新而又不忌惮攻击之人。而摩罗诗人之鼻祖——拜伦的一生, 不论是他的诗, 还是他的行为, 都在实践着这“反抗”、“动作”的理念。在鲁迅的小说中, 也不乏这样的斗士, 比如狂人、吕纬甫、眉间尺, 他们同样孤军奋战, 同样心性高傲。但是, 与拜伦笔下的英雄所不同的是, 这些人物, 到最后却都选择了妥协, 如《狂人日记》的狂人, 《在就楼上》的吕纬甫等, 或发现可憎的真相却无法反抗, 或早已不复当年的抗争和锐气。

鲁迅笔下的这些战士是孤独的, 他们无一不是抱着满腔的热火投身到喑暗的中国社会中, 想要用点燃一己之身的光芒, 来为旧社会的灭亡做出一己的贡献。但是这个喑暗的社会里, 人们如同那观看游街的阿Q, 观看被杀头的夏瑜那般, 只是当一个剧目的观众, 台上轰轰烈烈, 凄凄惨惨, 或者冷酷残烈, 都与他们无关, 只要一切不会危及到他们。“一切是死一般静, 死的人和活的人。”这就是那个社会, 鲁迅的英雄们所处的那个社会。于是, 最后, 这些英雄们都垂下了高昂的头颅, 终于都变“好”了, 终于和“向来如此”的那些人和解了。鲁迅的思想受到拜伦诗歌“斗士精神”之影响, 但同时也有他的“不可见之泪痕悲色, 振其邦人”, 这样的忧伤, 是属于生活于近现代苦难中国的鲁迅所独有的, 寄托了鲁迅对将来“微茫的希望”, 也体现了鲁迅孤独而不断内省的内心。

参考文献

[1]《浪漫派、叛逆派和反动派》, [英]玛里琳·巴特勒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2]《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 [丹]乔治·勃兰兑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版。

[3]《鲁迅小说》, 鲁迅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4]《鲁迅论创作》, 鲁迅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版。

[5]《野草》, 鲁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版。

[6]《坟》, 鲁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篇8

关键词：鲁迅小说 女性主义 自觉性 女性悲剧

女性主义（ feminism）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女权运动，泛指一切争取、维护女性权益的活动。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率先开始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对于他的文学经典的批判式重读，在新时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笔者将从探究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开始，逐步分析出鲁迅的女性观，并从女性主义角度审视其先进性和局限性。

一、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鲁迅一生共写了三十三篇小说，其中共出现了四十多位女性人物，其中《明天》、《风波》、《祝福》、《伤逝》、《离婚》这五篇小说均以女性人物为主要人物，并且都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综观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可以笼统地分为两类，即“新女性”和“旧女性”。

“旧女性”主要指的是旧中国的农村劳动妇女，其中以祥林嫂和单四嫂子为典型代表。这些女性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吃苦耐劳，具有中国传统下层劳动女性的基本特征。她们的命运，总体来说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悲惨。以祥林嫂为例，正如鲁迅那个最为犀利的比喻“吃人”，祥林嫂的一生，就是一个被一步步吞噬掉的人生。在阅读《祝福》的过程中，我们目睹着祥林嫂的幸福被一点点剥夺掉，看着一个安分耐劳，“脸颊却还是红的”的女性，变为“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再到“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那么是谁吃掉了祥林嫂呢？正是封建礼教。

“新女性”主要是指拥有生活在城市并接触过新思想拥有一定文化的女性。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的话，也是鲁迅所有小说的女性形象中所说的最为豪迈和先进的一句话。不同于那些在农村中充满“死气”的妇女，子君一出场，就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鲁迅对于子君显然是充满眷顾的，作为鲁迅笔下的女主角，子君显然是最纯真可爱，青春勇敢的女子。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女子敢于和家庭决裂，那是拥有多么巨大的勇气，同时对于那个能让她做出这般孤注一掷的男人，她又是多么的信任和深爱！但是就是对于这样一位女子，鲁迅又是如斯残忍，让子君承受了最为残酷的结局。她被她的爱人抛弃，最后死去。子君也成了“被吃者”，被社会，被家人，更是被她那自私自利的爱人。

在鲁迅的小说中，无论是“新女性”还是“旧女性”，无论是反抗者还是妥协者，最后的结局都没什么不同。吃人者日复一日愚昧麻木地活下去，被吃者心和身被吞吃殆尽。这就是鲁迅笔下的，中国女性的悲剧。

二、鲁迅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贡献

鲁迅的小说揭露了中国女性受苦受难的现实境遇，鲁迅本人也终生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其小说中传达思想和女性主义有所契合，并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鲁迅的小说中传达的思想与目的符合女性主义的核心原则。女性主义有它始终如一的核心原则或者说根本目标，即两性平等、社会和谐以及个人的自由。鲁迅是将国民从黑暗中惊醒的作家，他塑造的那些饱受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女性深刻地控诉了我们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对女性所犯下的暴行。

其次，鲁迅在关注中国女性处境的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女性处境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直接动因。它指与女性的生存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客观物质和社会文化条件，包括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各个方面对女性身心的作用。”①鲁迅的小说和其他评论文章对女性处境之艰难的诠释是十分充分的。女性的处境，并不是以一句“封建礼教的戕害”就可以简单的概括。我们能从《祝福》中看见人性的丑陋，能从《离婚》中看见强权的恐怖，能从《伤逝》中看见生活的不易，从《明天》中看见迷信的危害，能从许多的细节中追溯女性命运的源头。“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②这是波伏娃的名言，同时也是许多女性主义人士的普遍观点。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引用了17世纪的女诗人温澈西夫人那充满愤懑的感叹：“女人是被教育成的而非天生的傻子。”③祥林嫂等女性的悲剧命运，其自身的思想上的局限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但祥林嫂的思想是被教育成的而非天生，中国女性的社会处境才是其悲剧的根本原因。

三、从女性主义角度看鲁迅小说局限性

鲁迅虽然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但是受到历史条件、性格身份等多方面影响，从女性主义角度仔细审视会发现鲁迅小说中存在着不少局限性。

首先，鲁迅的小说缺乏女性视角。仔细阅读鲁迅的小说不难发现，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们都处于一个“被看”的地位。在鲁迅的小说中，女性几乎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无法直接得知那些女性的心路历程。女性本身洞察历史的名分被彻底的无视。我们对她们的一切了解，都是从他人的视角那里得知。这一点，在《伤逝》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小说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手记”，所以很明显这篇小说是用涓生的视角来描写的，所以读者所认识的子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子君，只是涓生眼里的子君而已。子君的心里到底一直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从涓生有失偏颇的描述中去推测。鲁迅的小说叙述者几乎全都是由男性视角展开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对于有失偏颇的描述。女性形象主体的缺失和单一性的男性视角描写，造成了鲁迅小说中“明写女性却实无女性”的现象，这样的特征萦绕在鲁迅所有描写的女性的小说中。

第二，鲁迅并没有将女性放在与男性等同的地位去描述。鲁迅的确同情中国女性的遭遇，但他本身的男性身份和思想局限性并没有彻底脱出男权主义的禁锢。鲁迅并没有将女性放在和男性等同的地位去描述，字里行间对于女性的轻视较为明显。女性在鲁迅的小说中无一例外都是彻彻底底的弱者，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无法摆脱桎梏。鲁迅的小说可以唤起人们对女性的同情，却无法赢得人们对女性的尊重。鲁迅将女性视作弱势群体，忽视了女性自救的可能。同时小说也强调了女性本身的性格的丑陋之处，有时在强调之时忽视了人性本身的弱点。如在《离婚》中，鲁迅犀利地讽刺了爱姑对于强权的惧怕，甚至将这一情况置于以强权压人的丑陋行径之上。

四、 结语

综上所述，鲁迅与女性有关的创作，表达了他对女性命运深刻的关注与解析，和女性主义共享着同样的原则与理念。他所创造的典型女性形象，给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其内涵的深刻，甚至超出鲁迅本人的思想范围，有着巨大的解读的价值。同时，鲁迅的小说也代表了那一代人在女性解放和平等问题上的思维极限，从当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代言者”与“被代言者”之间的隔膜和原因。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我们并非是批判鲁迅小说优劣，而是将鲁迅小说置于女性社会处境和两性关系中考察，看到鲁迅贡献的和他未能写出的。在鲁迅时代受到关注却还未被充分认识的女性群体，她们的遭遇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引以为戒。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避免那个时代妇女命运的延续与重演，让我们的文明，进入新的高度。

注释

① 魏天真，梅兰.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131.

② （法）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③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72.

参考文献

[1] 魏天真，梅兰.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2] （法）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