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药品知情同意书

精神药品知情同意书（精选11篇）

精神药品知情同意书 篇1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

为了提高疼痛及相关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方便患者领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以下简称麻醉和精神药品），防止药品流失，在首次建立门诊病历前，请您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患者所拥有的权利：

（一）有在医师、药师指导下获得药品的权利；

（二）有从医师、药师、护师处获得麻醉和精神药品正确、安全、有效使用和保存常识的权利；

（三）有委托亲属或者监护人代领麻醉药品的权利；

（四）权利受侵害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的权利。

二、患者及其亲属或者监护人的义务：

（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二）如实说明病情及是否有药物依赖或药物滥用史；

（三）患者不再使用麻醉和精神药品时，立即停止取药并将剩余的药品无偿交回建立门诊病历医院；

（四）不向他人转让或者贩卖麻醉和精神药品。

三、重要提示：

（一）麻醉和精神药品仅供患者因疾病需要而使用，其他一切用作他用或者非法持有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您触犯刑律或其它法律、规定，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违反有关规定时，患者或者代办人均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以上内容本人已经详细阅读，同意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

患者（家属）签名：

年 月

精神药品知情同意书 篇2

精神障碍患者的知情同意问题一直是精神卫生领域争议较多的问题。2012年10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 是首部国家层面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 该法肯定了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 《精神卫生法》知情同意规则的宣示意义更强, 其特质并未得到充分的凸显, 相关制度设计有着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本文就该法中知情同意规则的价值得失作初步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1 知情同意是精神卫生法的基本价值维度

1.1 知情同意原则源起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知情同意根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自主、人性等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知情同意原则最初被应用于微创手术, 医师被赋予征得患者同意的义务。随后, 这一义务逐渐扩大为披露特定类型的信息并获得同意, 这意味着同意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知情的[1]。

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对二战中涉及人的医学研究教训进行总结, 提出了自愿同意的原则。然而法典时期的知情同意的主体只包括智力正常的成年受试者, 却不包括无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

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将知情同意的主体扩大到同意能力有问题的患者, 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及无意识的重症患者。它区分了有利于推动被试验者本身或未来患者健康的临床性治疗与对本人或他人没有任何可预期好处的非临床性治疗。后一种情况下的同意是强制的, 而前一种情况, 如果受试者无知情同意能力, 可以由被授权的法定代表代为做出同意决定[1]。“受实验者如因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缘故, 或系尚未达到成年, 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 可从他或她可信赖的亲属那里, 得到许可参加实验的证明”[2]。

知情同意是患方在医方提供充足易懂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同意或选择的自主决定的过程。它贯穿医疗活动的始终, 是患者其他权利的基础, 包括知情权和同意权两个方面, 知情权强调的是医方的告知义务, 同意权强调患者自愿和知情的同意。知情同意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信息披露;决策能力;自愿[3]。

1.2 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是精神卫生法的价值所在

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是临床知情同意的重要环节, 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精神疾病特殊性的要求。由于精神疾病具有减损患者自知力、社会交往的能力、判断力以及理解事实的能力等特征, 因此精神障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更容易被忽视, 甚至被侵犯。20世纪下半叶, 西方社会发生大量有关侵犯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案例。而我国在这一问题方面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 长期以来对精神病人进行封闭式管理, 不仅对精神病人的行为加以限制, 而且就有关治疗信息方面也加以限制, 其观点认为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 不可能对自身病情有清晰认知, 其知情同意权应予以限制[4]。而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有能力表达同意, 只是相对于普通疾病患者和健康人, 他们的同意过程更困难一些[5]。

第二, 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精神障碍患者都属于弱势群体。这不仅源于疾病本身的痛苦体验, 更多来源于疾病赋予患者的社会形象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在人类社会的早期, 精神障碍者被当作非人的异己力量。即使是现代社会, 这种排斥的社会心理依然存在, 精神障碍者被看作脱离社会轨道的存在。对此福柯从哲学角度理解, “疯癫不是一种疾病, 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 “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将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 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6]。破除人性层面的歧视, 尊重患者的自主性, 肯定其基于人的基本需求和合法权益符合精神障碍患者的根本利益。因此, 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是任何一个尊重和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应有的做法。

第三, 国际共识的人文理念。自《赫尔辛基宣言》肯定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原则之后,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了《夏威夷宣言》, 尊重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权第一次被纳入精神科医师的伦理道德范畴。199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联合国保护精神疾病患者与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 (简称MI原则) [7], 尊重和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权成为精神卫生领域一项基本原则。进入21世纪以来, WHO在其有关精神障碍的报告中多次强调“自由的和知情的同意应当是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治疗和康复的基础”[8]。总之, 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 各国 (地区) 纷纷将知情同意原则纳入本国 (地区) 立法。

美国联邦宪法在第四次修订案, 关于隐私权和正当程序部分, 加入了患者拥有接受或拒绝治疗的权利, 一些州宪法和普通法律同样加入了该权利[9]。德国立法规定, 医师应当与患者或根据其意志, 与其照管者讨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应取得患者或者其照管者的同意。只有依照患者当时的状况, 如果不进行及时治疗, 就会直接危及患者本人或者第三人生命健康时, 才可以不经同意即进行治疗[10]。我国台湾地区“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医疗机构诊治患者或与患者住院时, 应向其本人及其保护人或本人及其家属, 说明病情、治疗方针、预后情形、住院理由及应享有之权利等有关事项[10]。

2 我国精神卫生法有关知情同意条款的得与失

《精神卫生法》强调对患者实施知情同意规则, 是以人为本立法精神的体现。它能够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实现由于长期被社会歧视而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心理需求。本次立法中有关知情同意的条款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一, 对一般告知义务和特殊告知义务进行了科学的划界。《精神卫生法》在规定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时采取一般告知义务和特别告知义务并立规定, 从内容、适用对象、程序方面对两种告知义务进行了科学的划界。而我国以前的立法多采取综合的形式, 如《侵权责任法》在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综合规定两个层次的告知义务, 既不利于把握两种告知义务的实质, 也不利于具体操作。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更符合国际立法趋势, 是一大进步。

第二, 细化了告知义务的内容。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 一般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治疗方案和治疗方法、目的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11], 特殊告知义务的内容包括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11]。由此可知, 相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病情和医疗措施”等笼统表述, 《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更加具体、全面。

第三, 具体化了告知义务的适用对象。特殊告知义务仅适用于两种特殊治疗措施, 即导致人体器官丧失功能的外科手术或与精神障碍治疗有关的实验性临床医疗。一般告知义务适用于除上述两种治疗措施以外的治疗措施, 主要是医疗过程中具有严重损伤后果的医疗行为。《精神卫生法》具体化了《侵权责任法》中“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内容, 使医务人员告知义务更加明确。

第四, 严格了告知义务的程序。《精神卫生法》对一般告知义务并没有要求获得患者的书面同意。而在特殊告知义务中引入“伦理委员会”批准程序, 这也是精神卫生法的亮点之一。由于两种治疗措施具有较强的侵入性, 一旦滥用将严重侵害患者人身权益, 因此需要严格控制其使用。无论是国际人权文件还是先进国家的精神卫生立法, 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例如MI原则规定, 只有在国内法律许可、据认为最有利于患者的健康、以及获得患者知情同意等前提下, 方可准许对精神疾病患者施行重大内科或外科治疗, 如果患者无知情同意能力, 则这种治疗只应在经过独立的复核机关批准以后才能施行[7]。

第五, 确定了知情同意能力判断的专业原则。合法的同意前提是有知情同意能力 (决策能力) 。知情同意能力一般指具有获取、理解、权衡关键信息的能力, 以及表达思想和偏好并作出合理决定的能力[5]。知情同意能力的评判是知情同意的核心环节, 国际社会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专业原则, 即应当由卫生专业人员作出判断;有能力推定原则, 即假定患者为有知情同意能力, 除非有证据表明并非如此;经常性原则, 即在需要患者做出决定时, 须重新评估其知情同意能力;诉讼原则。《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只能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 并且以患者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 而不依任何政治、文化因素[11]。这符合专业原则的要求, 体现出对医学专业和患者人格尊严的尊重。此外《精神卫生法》的自愿住院制度, 意味着该法采纳了有能力推定原则, 即推定患者有知情同意能力, 能够自主决定入院、治疗等事宜, 只有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精神障碍, 不具有自知力并具有一定危险性时, 才转为非自愿住院程序。

临床实践表明, 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 能消除病人的顾虑, 减轻其心理压力, 增强其治疗依从性[4]。然而实践也证明我国《精神卫生法》在知情同意方面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是信息披露的标准不明确。病人依赖于医生向他们提供信息的种类和方式来决定拒绝或接受一个治疗。因此, 信息披露的标准影响知情同意的效果。而我国《精神卫生法》在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而言, 国际社会主要有两种信息披露标准, 一种是专业标准或称医师标准。它以医疗行业的常规作为披露信息的标准, 美国的早期司法可以归入此类。一种是“审慎人”标准或称客观标准, 由美国Canterbury案创设, “根据一位审慎的人若处于病人的位置将会如何决定, 如果他被适宜地告知所有重要的风险的话”[12]。它更为强调患者的自我决定权, 较符合知情同意法则之精神, 是各国立法和司法趋势, 应当为我国所借鉴。

二是在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问题上落后于以前出台的法律条文。早在2007年《侵权责任法》就明确了医务人员违反告知义务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我国《精神卫生法》却将这一问题拉回到《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前的立法水平。该法第七十五条仅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外科手术或者实验性临床医疗的行为给予行政处分[11]。既忽视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也忽视了违反一般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三是缺乏知情同意救济程序。知情同意的法理基础是保护患者的自我决定权, 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患者生命健康利益, 更在于调和无限扩张的科技理性和人权保护之间的矛盾, 这一价值诉求要求知情同意过程不能完全由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所掌控, 还需要法律、伦理等非专业知识的介入。因此, 《精神卫生法》在尊重医学行业专业判断的同时, 还需通过确认、复核的法律程序和定期的复评程序, 来保障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此外, 患者及其监护人对无知情同意能力的判断结果以及侵入性、不可逆性的治疗或实验具有上诉的权利。虽然《精神卫生法》要求医疗机构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 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非自愿住院患者检查评估, 但是其目的更侧重于防止医院非法留置患者, 而不是为了保障恢复同意能力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而关于患者及其监护人的上诉权本次立法并未提及。

3 我国《精神卫生法》知情同意规则需要完善的几个方面

第一, 确立“审慎人”信息披露标准。尽管《精神卫生法》进一步完善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 但是, 从字里行间看, 我国《精神卫生法》的知情同意规则并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信息披露标准, 也就是说并没有明确医生披露信息的方式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这很有可能导致知情同意过程的形式化。应根据国际通行的“审慎人”信息披露标准, 强调披露信息的质量和标准, 要求披露信息的方式和内容足以促使一个合理审慎的人做出合乎自己价值观和偏好的自愿治疗决定。

第二, 加强对知情同意的监督, 肯定患者上诉的权利。依据我国《精神卫生法》, 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只能在实施两种特殊治疗措施时发挥作用。医疗机构伦理委员兼具医学专业人士和法学界、医学伦理学界、医院管理界及群众等非医学专业人士, 因此完全可以充当监督知情同意实施的机构。首先, 精神科执业医师诊断出患者缺乏同意治疗的行为能力后, 应当由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复核该结论。只有伦理委员会审核认为患者无知情同意能力, 才能对患者实施代理知情同意。其次, 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应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和知情同意能力, 一旦患者情况有恢复, 应当取消代理同意, 恢复患者自由的知情同意。

我国《精神卫生法》还应当赋予精神障碍患者两个层面的救济权利:一是对行为能力判决结果的上诉权。二是患者、其代理人、或任何有关人士均有权就患者所接受的绝育手术、重大内科或外科治疗、精神外科和其他侵入性与不可逆性的治疗、临床试验和实验研究向司法机构提出上诉。

第三, 引入预先指令, 鼓励患者提前行使知情同意权。预先指示产生于美国, 也称“精神病治疗意向书”是指患有严重和持久性精神疾病的成年患者在失去行为能力之前, 预先表达对治疗偏好及代理人的意愿的声明。预先指示主要理论基础在于其能够促进患者的个人自治, 并且具有减轻精神疾病的某些消极结果的潜在影响[9]。它是患者意志的直接体现, 因此比代理同意更符合患者的自主性。研究表明, 在患者和精神卫生工作团队之间就合作的危机计划进行协商, 包括准备一份详细说明治疗优先选择的预先指令, 可以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入院[7]。

摘要：我国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对知情同意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 体现了立法上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文关怀。《精神卫生法》对一般告知义务和特殊告知义务进行了科学划界, 具体化了告知义务的适用对象, 细化了告知义务的内容, 严格了告知义务的程序, 确定了知情同意能力判断的专业性原则等。但是, 在信息披露的标准、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知情同意救济程序等问题的规定上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浅析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篇3

关键词：知情同意权；财产损害；签字制度

一、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渊源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主要产生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在二战期间发生了很多惨不人道的人体试验，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为了审判法西斯份子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恶以及为了防范以后的战争出现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的战争形式，在《纽伦堡法典》和《病人权利宣言》中，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即“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我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通过一系列法律行政法国确立患者手术中的知情同意制度，这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侵害知情同意权造成的人身、精神及财产损害

医患关系就是医疗服务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就是医患法律关系。医患法律关系是建立在合同上的医疗服务关系，如果医院一方在医疗过程中，因医护人员的故意或者过失，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了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为医方的此种行为严重侵犯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对患者的精神、财产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患者而言，这是一种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竞合的法律责任，患者可以选中之一进行维权。法律将此规定为侵权责任事故是因为这样会更有利于患者的利益能也能够更好的保障患者的利益。

医疗机构应该向患者履行说明义务，这是医方的义务同时也是患者的权利。医疗机构主要是向患者说明三个方面（1）医疗机构本身的情况。即院方本身是否具有行医的资质，患者病情所需要的专业医师以及相应的医疗设施设备。（2）医疗事故主要发生在手术中，所以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医疗手术中显得尤为重要。医疗机构需要告知患者手术的风险，手术方案及替换的手术方案（3）医疗机构是为了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而存在的，对于药物的副作用和患者需要转诊，都需要告知患者，使患者能够避免用药错误，能够获得最佳的治疗时间。在医疗关系中，医方与患者原本是属于的地位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因为医学是一种科学行为，需要专业知识。相较于其他学科而言，医学知识很难为一般民众所掌握。医学语言更为晦涩难懂。因此，医患双方的关系只能是在法律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如果医方不遵守职业道德，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提供给患者不真实的信息，这种行为也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主要表现为第一，医疗机构从经济利益考虑，误导或者诱导患者选择高昂的治疗方案，或者诱使患者选择其本身擅长但并非对患者治疗最好的医学方案，此种行为，原本使本就经济压力极重的患者更加雪上加霜。这种行为在现实的医患关系中，大量存在。不仅侵犯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同时更是对患者经济权的严重损害。第二，医生在面对文化及其低的时，使用大量专业术语，而不愿意与患者更多的交流，简化医疗程序，这种医疗行为也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犯。医患关系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产生的，而双方之间缺少交流，正是不信任产生的基础。在建立医患双方信任的过程中，医方需要尽更大的努力，毕竟在医疗过程中，患者是非常希望和医方进行交流的，而医方是不愿意和患者多交流的。或许应该在法律中规定，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在问诊时最短的时间，以保证医患双方能有更多的交流，建立彼此的信任，减少医患纠纷。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就医疗机构的说明义务做了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的其书面同意”。第2款规定：“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专业优势，对患者未做如实的告诉，侵害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对患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损失。

三、知情同意權下的签字制度

我国关于手术同意书中的签字制度法律法规定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3部法律法规。笔者认为手术同意书在性质上只是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过程中其中的一项程序，是医疗机构履行其告知义务及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应有之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因此，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制度，也仅是患者行使自己知情同意权的表现，而并不是患者于医疗机构签署的特殊合同，医疗机构并不能因此而免责。

签字制度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重要内容，同时签字只是患者行使自己知情同意权的表现之一，这并意味着患者同意承担所有手术或者治疗方案的后果，而不追究医疗机构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存在过失、故意行为。患者及其家属的签字行为只是同意医疗机构的治疗方案，并不意味着患者承担此方案所带来的所有后果。如果在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因为自己过失侵犯了患者的人身权，患者和家属可以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医疗机构并不能因为患者的签字而免除了自己的侵权责任。同时为了防止诉讼风险，医疗机构可以效仿英国、香港等地区医疗机构，鼓励家属一起参与医疗方案。一方面保证患者正确行使知情同意权另一方面由于家属的参与，家属对医疗方案可以起保证作用。如果患者不能行使知情同意权，这种权利就会发生转移，由患者的亲属行使。当然，在患者出现紧急情况，生命垂危时，不能及时通知家属，在取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签字，也可以进行治疗方案。手术的后果由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这种行为并没有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法理而言，人的生命权是高于财产权，患者的生命权同时也是高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的，同时患者的知情的同意权本就是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权而服务。（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姜春玲：《论患者知情同意权——判例调查基础上的理论与立法检讨》，《南京大学法律论坛》2006年秋季号。

精神科病人住院知情同意书 篇4

为了依法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医患关系，特此告知病员近亲属/监护人特别注意并考虑下列问题：

1、我国的法律规定，医院不是病员住院期间的监护人，只履行基本医疗机构的设施而产生的工作责任，与近亲属和病员之间基于亲权而产生的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责任具有本质的区别。

2、我院（科）提供的住院设施、诊疗手段等符合国家卫生部门对精神科专科病房的标准，医护人员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常规，使各项诊疗、护理工作和服务质量达到规范化标准。

3、医师将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在药物治疗过程中，由于已知或无法预见的原因，无法保障其结果和疗效，加之每个病员对药物的耐受性或敏感性程度不

一、个体差异很大，在正常治疗期间，精神药物或其它药品均有可能发生不良反应，如：过敏、急性肌张力增高、震颤、静坐不能、难以逆转的迟发性运动障碍、5-羟色胺综合征、恶性综合征、粒细胞减少、以及心血管、消化、内分泌、泌尿等系统的不良作用。有时精神症状会掩盖躯体疾病或者病人不能叙述而影响躯体疾病的诊疗等等。电抽搐治疗可能产生骨折、呼吸抑制等并发症；在病情需要实施保护性约束等措施时，患者可能会因不合作而致扭伤、挫伤、骨折等意外情况。监护人或有自知力的患者可向主管医生询问该患者的具体治疗方案和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家属应充分了解上述情况并不追究医院和相关医生责任。

4、一般情况下，重大诊治方案与家属协商后进行；因病情急需做CT、fMRI、PET、腰穿等紧急检查又未能及时通知监护人时，主管医师请示上级医生同意后有权作出决定。

5、患者即使在治疗期间仍有可能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下出现不可

预料的、难以防范的突发性冲动、伤人、自伤、自杀、外跑或被伤等意外情况。当有冲动、自伤或危及自身或他人或财产安全时，为了保护病人、他人或财产安全，亲属应同意并配合医务人员对病人采取安全性的约束与保护措施；在保护病人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生伤害行为家属应能谅解。

6、患者住院期间，如要求请假外出，须监护人同意，并由监护

人办理请假外出手续。外出期间监护人应将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向主管医生反映，并负责一切安全和其他责任问题。

7、探视患者请按照我科规定执行。特别提醒探视人不准携带刀

具、绳子、布条、火种、玻璃器皿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的物品。

8、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其监护人的法定监护责任并未转移。患者若伤害他人，损坏公私财物，其监护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9、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可能出现擅自离院情况。医院应负

责立即寻找并通知监护人，监护人应参与寻找，发现后立即通知医院并协助将其送回。

10、患者的承担医疗看护职责的监护人主动要求出院，但医师评

估认为不具备出院条件的，承担医疗看护职责的监护人应提出书面申请并承担患者出院后的一切责任。

以上情况都是潜在的危险，我院的医护人员会尽力防止和减少这

种潜在的危险。患方有权同意或拒绝已拟定的治疗方案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当病员病情发生变化，不适合继续住院时，亲属应配合院方工作进行转院或出院并结清一切医药费用。

以下签字人的签名表达的真实意愿是已经确认：

患方已仔细阅读并理解了以上内容的全部意思，获得了充分的知

情同意权；

医方已经向患方履行了基本的说明义务；

患者的监护人或委托人同意履行自己应尽的伦理道德责任、义务

以及相关法律责任。

身份证号码：固定或手机号码 ：

长住详细地址：省市镇村委街道号

亲属称谓：

知情同意书 篇5

姓名(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证号码:)房屋坐落地址:

本人与申请人(身份证号码:)。依法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本人已了解2018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海淀区接受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其中对租房的申请人所提交的“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有如下要求:自2016年起,我区对适龄儿童入学地址、就读学校实施记录管理,自该套住房(含同一农民个人房)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 原则上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协调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本人同意申请人用本人的此套房屋地址作为其子女办理入学的依据。

知情同意书 篇6

1.使用效果，直接受多种因素(个人体质差异、合并症、使用周期、积极性、配合程度、休养及在他处使用相关产品等情况)的影响，可能导致使用该产品无明显效果;

2.使用过程中，由于自身疾病出现病情和症状的复发、加重及治疗过程中出现其他新的疾病属正常现象，非使用该产品造成;

以下人群禁止使用

1.患出血性疾病的病人(在出血期间、一年内有出血史、有出血倾向者)、严重感染者禁用。

2.经期(月经量少及痛经时可用)，孕期禁用。

3.体内装有心脏起博器、胰岛素泵等金属物体(支架、钢板等)的`部位，硅胶、注射产品部位禁用。

4.严重心、肝、肾功能衰退不全者、严重心衰、冠心病者、严重糖尿病患者禁用 。

5.病症高烧期患者、结核活动期、急性肝炎患者、危重、重症、急症患者禁用。

6.静脉曲张做粘堵手术者，可照射腰部及其他部位。

7.癌症晚期患者，医生已宣判绝症的所有疑难杂症禁止使用。

8.精神病者禁用。

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保持工期流通，使用距离30-40公分.不得低于10公分(根据个体感可做适当调整)。

2.请勿空腹使用，使用时穿宽松棉质衣物最佳。

3.使用前后不可食用冰水及冰冷食物(气血虚、低血压患者可配合热饮红糖水)

4.使用后40分钟内不直吹空调、风扇，2-4小时内不洗澡、洗头。

5.同一部位每天调理照射1次，每天不超过3次，15天为一疗程，休息3-5天再进行下一疗程的调理。每次照射前喝一杯温开水，照射后休息5分钟后再喝一杯温开水。

6.理疗后40分钟内不直吹空调、风扇，1-2小时内不洗澡、洗头。

医疗知情同意权概述 篇7

关键词：医疗知情同意权,告知义务,医疗服务授权

医疗知情同意权的概念是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法制制度的健全以及人类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而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社会公众以及媒体把关注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医师是否履行医疗告知和说明义务上来。而对“医疗知情同意权”的渊源、定义以及范畴等却知之甚少,《医疗知情同意权的法律研究》课题组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作出解释。

1 医疗知情同意权的渊源

1914年,美国发生过这样一个判例:某患者因为脊椎方面的疾病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前医院向患者告知手术过程有可能导致死亡,但是没有告知患者可能会导致残疾。结果手术导致该患者终身残疾,患者遂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要求医院承担告知不足的责任。此后各国出现了大量此类判例,最终美国在1957年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理论,并把知情同意权作为患者的一项权利确立下来,包括知情同意告知的方式、告知内容、告知对象等,赋予患者在就诊时有充分的选择权。

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后通过的《纽伦堡法典》中规定:“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应该使他能够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没有任何暴力、欺骗、强迫、哄骗以及其他隐蔽形式的强制或强迫等因素的干预;应该使他对所涉及的问题有充分的知识和理解,以便能够做出明确的决定。”《纽伦堡法典》提出之后,“知情同意”逐渐成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中最受人关注的伦理学问题之一,并且这一原则也逐渐应用于医患关系和临床领域,成为医学伦理的重要原则之一。1957年,美国将“知情同意”引入医疗诉讼领域,形成了“知情同意”理论。

“知情同意”成为世界医学界共识的标志是在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它以更丰富的条款补充和修正了《纽伦堡法典》较为抽象与简单的伦理原则,其中对知情同意进行更详细的规定:“在通过人们进行的无论哪项科学研究中,每个可能的受试者,对于参加这项研究的目标、方法、预期好处、潜在的危险以及他或她可能承担的不舒适与困难等,都必须足够充分地被告知。他或她应该了解他们有权不参加这个研究,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撤销他或她的承诺。如仍需要他或她继续参加这项试验的话,医药卫生工作者到那时就应该得到他们慷慨签订的承诺,更可取的是书面形式的承诺。”

随着“知情同意”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其重点开始从“患者的自己决定权”转移到医师是否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上。也就是说,知情同意权不仅在于患者享有自主决定权,更重要的是医生应该履行告知和说明的义务。

1951年我国政务院批准的《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医院诊所对病人需要施行大手术,或在病情危笃,须施行特殊治疗时,须取得病人及其关系人同意签字后,始得施行;对不能自立之未成年病人,或病人已失知觉,且无关系人时,可不取得同意,但医院诊所负责人及负责实施手术的医师,应据共同签字鉴证之。”由此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领域的知情同意的基础。

我国最早的相关案件发生在1996年6月,陈某因左眼复发性结膜囊肿手术摘除,术后发现左眼睁不开。经医疗事故委员会鉴定为:提睑上肌损伤所致,为手术并发症,医院并无过失,不构成医疗事故。陈某起诉到法院,法院以医院没有告知可能引起的并发症,侵害了其知情权为由,判决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6万元,并负担继续治疗费用。该判决开创了我国以侵犯知情同意权作为判决依据的先河。

2 知情同意权的定义

医疗领域中的知情同意是指病人有权知晓自己的病情,并可以对医务人员所采取的医疗措施决定取舍,其实质就是患者方在实施其自主权的基础上,向医疗方进行医疗服务授权委托的行为。

知情同意权包含了知情和同意两部分的内容。知情是同意的前提,同意是知情的结果。因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可表述为:患者在知晓医生提供其医疗方案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的基础上,自愿做出医疗方案同意的权利。即患者有权知道医疗人员的身份和职业状态;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情况;有权知道病历、化验等各种与病情有关的资料;有权知道医师拟定给自己实施的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并发症、疗效、危险性、可能发生的其它情况;有权同意或者拒绝进行医师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在有多种治疗器械或多个治疗方案时,有选择权;有权知道医药收费明细及标准;有权知道临床试验的相关情况。

另外,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密切相关的是,履行告知是医生的义务。保证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医生正常履行义务。从法律的角度讲,权利是可行可不行的,而义务具有法律的约束性,没有随意性。告知义务是医生为满足权利主体(患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依法应当作为的行为。医生若不能履行此义务就有可能造成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犯。

从医疗知情同意权历史渊源的介绍可以看到,“知情同意”的概念最早发源于医学伦理学,随着伦理原则的法律规则化而逐渐成为法学上的概念。在法学领域,也是先有了法律实践应用,才升华为法律理论和法律概念。因此,从法学概念的角度,知情同意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讨论。

首先,知情同意权是知情权和同意权的统一,它究竟是一个权利还是两个不同的权利在我国民法界还有争议,有学者坚持知情权和同意权是两个不同的权利,不应生硬地组合。对此,本课题的研究者认为:我们这里研究的知情同意权是特指医疗领域中患者之权利,在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中,知情与同意是不可分的,因为患者的“知情”是为了在面临重大医疗抉择时决定“是否同意”,而为了做出“同意与否”的判断也必须先“知情”。因此,与其他领域中单独存在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不同,在特定医疗环境下(通常是面对某种有风险医疗手段要决定是否冒险采取的环境下)患者行使的知情同意权是一个统一不可分的权利。

其次,同意权的内涵如何界定。实际上,在法律上,“同意权”概念模糊,它可以解释为患者的“自主选择权”或者“自主决定权”,但“决定权人”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自负其责”,在因决定错误而遭受损失时无从怪责他人,而“同意权人”似乎更希望减轻自己的责任而转由建议人承担。对此,我们认为,法律上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同时就必须负担相应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认为“知情决定权”这个名称更符合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要求。为行文统一起见,本组特别策划稿件中仍然称“知情同意权”,但我们认为改为“知情决定权”更为妥当。

第三、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性质。它到底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是对世权还是对人权。有学者认为,知情同意权属于人格权,是绝对权(对世权)。但这种观点难以解释的是,作为绝对权的知情同意权,其义务人应当是不特定的,义务人应当负担消极不作为义务,但现实中,知情同意权的义务人都是指向医务人员的,它对医务人员也是要求一种积极作为的“告知”义务。因此,也有观点认为,知情同意权是一种相对权(对人权),它源于医患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医患合同的债权之一。

总之,本课题研究者的倾向性观点认为,知情同意权在法学概念上或许称之为“知情决定权”更为妥当,它是医患法律关系中患者一方的权利,包含“知情权”和“决定权”两个内容,前者是指患者方有权知晓自己疾病的真实情况,与之相对应的是医方负有病情告知的义务、后者是指患者在知情的基础上对将要应用于自身的医疗措施有自主决定是否应用的权利,与之相对应的是医方有尊重患者方决定的义务,只有在患者方做出决定并授权委托的前提下才能为患者采取治疗。

3 医疗知情同意权的分类

我国的医疗知情同意权的内容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常规管理类、医疗诊疗类、医疗纠纷类。每类中含有医生告诉患者后不需要签字和需要签字两部分。

3.1 常规管理类

不需要签字的部分:患者因病入院时的常规告知和出院通知书;医院公示内容如医院等级标志、科室设置、诊疗时间和有关诊疗项目、药品收费标准等。

需要签字的部分:自费药物;使用贵重仪器如呼吸机;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医授权委托时;住院病人、精神病人住院期间外出时;患者入住重症监护室(ICU);患者申请院外专家会诊时;患者自动出院或转院时;患者临床死亡尸体尸检时等。

3.2 医疗诊疗类

不需要签字的部分:患者病重、危通知书;疾病现状和治疗可能发生的预后;患者入院的首次病程记录、入院诊断,治疗过程中向患者交代病情等。

需要签字的部分:手术、麻醉知情同意书;患者需介入检查(手术)时;术中修改术式、拟切除脏器或截肢时;患者输注血液、血液制品;医院实施有创性的特殊诊断、治疗操作时;为患者试用药品;存在多种治疗方法,各方法预期后果影响较大时;患者或家属拒绝或放弃检查、治疗时等,部分医院下达的患者病重、危通知书。

3.2 医疗纠纷处理类

精神药品知情同意书 篇8

【关键词】 以人为本;知情同意告知;体会

【中图分类号】 R473.5【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7-8517(2009)24-0175-01

在当今护理工作中正兴起人文关怀观念,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对病人的价值、病人的生命与健康、病人的权利和需要、病人的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1。在临床实践中,对血液透析治疗知情同意书内容的不完全理解加重了病人的紧张恐惧感,不稳定情绪及心理负担重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为了让病人全面了解血液透析治疗方法和配合方法以及存在的风险,我科对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在知情同意告知过程中进行了以人为本的护理工作模式,强调了人性化、个性化在血液透析治疗告知中的应用,使患者积极配合,使患者权利得到充分行使和保护,创建了一个和谐、诚信、安全的沟通环境。

1 临床资料

2007年5月-2009年5月慢性肾衰患者65例(原发性肾脏疾病61例,糖尿病肾病3例,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病1例),急性肾衰3例(药物中毒2例,食物中毒1例)。男性51例,女性17例,年龄48岁-66岁,平均53.4岁,文化程度:小学26例,初高中33例,大专以上9例。

2 加强以人为本的护理工作模式

2.1 人性化 我们倡导护理服务意识是“我要服务于病人,而不是病人要我服务”2,设置最佳工作流程,尊重、维护病人权利,为病人提供细致周到的医疗服务,把握沟通时机,注意言语的柔和、音调的高低、表情的善意,态度的诚恳,安慰的语言,大大稳定了病人情绪,积极调节了病人的心理平衡,使病人的护理问题得到解决。

2.2 个性化 既要尊重病人的意见,但又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观点;既要细心听取意见,又要给予正确的指导;既要了解病人群体共同心理反应,又要熟悉每个病人的不同心理,实施相应的个体化服务措施1。我们针对不同的个体,依据病人健康状况、自理能力、个性习惯、文化背景、家庭及社会支持、康复期望等状况给于了不同的护理工作模式,让病人全面了解了血液透析治疗的内容和配合方法以及存在的风险。

2.3 情感化 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想病人所想,视病人如亲人,多一份微笑,多一份交流;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回报1。情感化的关怀增强了病人应对压力的能力,消除了人们对侵入性治疗的恐惧感。

2.4 全程化 从病人就诊治疗到复诊,每一步都没有缝隙,根据医生为病人制定的治疗方案给予治疗、护理、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的指导,使病人对疾病有了全面正确的了解并接受了血液透析治疗的必要性。

3 讨论

以人为本的护理工作模式在血液透析治疗告知中的应用体现了医学伦理学的精神和以病人为中心的新服务理念,将病人病情、医疗活动实施的理由、方法、预期效果和存在的风险告知病人,并给于技术性建议与专业指导,让病人全面了解了血液透析治疗的内容及配合方法,病人得到想了解的信息并稳定了情绪,消除了对侵入性治疗的恐惧感,使病人积极参与到医疗过程中来,使病人的知情权、同意权、选择权得到充分体现3。以人为本的护理工作模式在血液透析治疗告知中的应用强化了护理人员的素质,护理人员既要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技能还要了解相关学科知识,如法律知识、沟通技巧、心理学等,这样才能提高解答能力,以满足病人在疾病信息方面、情感等方面的需要,从而调动了护理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加强了法制观念,自觉规范了护理行为,真正使病人得到安全、有序、优质的服务。以人为本的护理工作模式在血液透析治疗告知中的应用使患者及其家属了解了血液透析治疗的必要性,保证了护患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患者有权知道血液透析治疗的信息,包括疾病的诊断、治疗、护及预后的确切的内容,有权知道其因治疗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并有权接受或拒绝,避免了因沟通不畅、告知不细而引发的医疗纠纷,病人得到详细的医疗护理信息,使病人被尊重、被接纳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从而达到在满足病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医护人员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艳敏,陈淑萍.以认为本的护理工作模式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J].护理研究,2007,21(4A):912-913.

[2] 邱瑞娟等.开展优质服务,提高护理品牌[J].护理管理杂志,2005,5(1):58.

家长知情同意书 篇9

尊敬的各位儿童家长

您好！

儿童健康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提高儿童健康水平的重大举措。

健康管理对于儿童来说主要是进行预防疾病，能通过全方面的管理让孩子拥有更健康的体魄和高质量的生活。同“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理念一样，如果没有健康，其他一切都成为空谈。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复杂，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如果能够从小就进行健康管理，尽早了解孩子在健康方面的隐患，及如何去规避、改善，就能达到避免或延缓疾病发生的风险。让孩子拥有更好的健康体魄、为美好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我院对辖区内居住的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具体内容如下：

1．新生儿出院后一周内，医务人员到新生儿家中进行家庭访视，同时进行产后访视。记录出生时体重、身长、进行体格检查，同时建立《0—6岁儿童保健手册》。如果发现新生儿未接种卡介苗和第1剂乙肝疫苗，提醒家长尽快补种。.新生儿满28天后，结合接种乙肝疫苗第二针，在乡镇医院进行随访。对其进行体重、身长测量、体格检查和发育评估。

3．满月后的随访服务在乡镇卫生院进行。时间分别在3、6、9、12、18、24、30、36、月龄时，共8次。服务内容包括询问上次随访到本次随访之间的婴幼儿喂养，进行体格检查，进行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心理行为发育、常见疾病防治等健康指导。在每次进行预防接种前均要检查有无禁忌症。若无，体验结束后接受疫苗接种。

4.为4-6岁儿童每年提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散居儿童的健康管理服务在乡镇卫生院进行。集体儿童可在托幼机构进行。服务内容包括询问上次随访到本次随访之间的膳食、进行体格检查，生长发育和心理行为发育评估。

所有这些检查的数据内容我们将通过IC卡进行网络信息系统管理。

家长意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健人员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术知情同意书 篇10

术前初步诊断：

手术方式： 参加手术医师：

患者拟定于 年 月 日实行 手术，由于手术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不良后果，特向患者本人及家属作如下告知：

1、可能发生麻醉意外危及生命;

2、手术中可能会根据病情变化按医疗原则再确定或变更手术方式;

3、因患者病情(危重、复杂、全身条件差)、个体差异，手术中、手术后可能发生隐性疾患突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如心功能衰竭、呼吸衰竭、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DIC等)或者难以预料的病情变化，可危及生命;

4、可能发生创伤性休克及输血反应引起的过敏性休克或大出血、失血性休克而危及生命;

5、手术中因解剖变异、严重粘连，为了达到治疗目的，可能无法避免地损伤周围及附近组织器官、血管、神经等;需要对相应的器官进行修补或重建;

6、肿瘤患者因病情恶变或者手术中发现肿瘤广泛转移，可能放弃手术治疗;恶性肿瘤切除后可能复发、转移，需进一步治疗;

7、手术中可能使用特殊医疗用品，如化疗泵、吻合器械等;手术中可能使用特殊治疗，如射频治疗、冷冻治疗等;

8、手术后可能发生再出血，局部、全身感染，胆漏，胰漏，肠漏或肠梗阻，吻合口漏或残端漏等，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病情变化，可能危及生命，()必要时需要再次手术;

9、其他可能发生的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并发症等。

说明：本医师针对患者病情，告知了目前可行的治疗方案，且说明了优、缺点。经向患者方充分告知，医患达成一致，选择上述方案。由于病情的关系及个体差异，依据现有医学科学技术的条件，施行该手术可能出现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和医疗风险。本医师已向患者(或者近亲属、授权委托人)交待上述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不良后果，并保证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医务人员将按医疗原则予以尽力抢救。

是否同意，请书面表明意愿并签字。(在此知情同意书的背面)

谈话医师签名：

精神药品知情同意书 篇11

1.1 知情同意原则历史渊源知情同意原则是医学伦理观念发展的产物,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以人体实验为名对人权进行大规模侵害, 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以医方为主的医学伦理规范。1947年8月《纽伦堡法典》第一次确定了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权是医学科研工作者保障受试者基本权益, 维护人类尊严的体现, 任何违背知情患者同意都是不道德的, 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纽伦堡审判之后, "知情同意"原则逐渐成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伦理学问题之一。并且这一原则也逐渐应用于医患关系和临床领域, 成为医学伦理的重要原则之一。如今知情同意、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已成为医学行为的重要原则, 成为现代医患关系的基础, 是正确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1]。

1.2"知情同意"的含义"知情同意"来自英文"informed consent", 该词的表面含义是基于说明的同意或基于提供情报的同意。日本学者将其译为"医师的告知、患者的同意"。我国学者通常译为"知情同意", 医疗领域中的知情同意权是指患者在知晓自己的病情和诊疗方案的风险等信息的基础上, 选择决定是否接受治疗和接受何种治疗的权利[2]。完整的知情同意权并不是只包括知情和同意两个方面, 而是应该由知情, 理解和同意三个要素构成, 而且理解是知情同意权实施的最重要因素。它包括了解权, 被告知权, 选择权, 拒绝权和同意权[3]。一方面医方有义务向患方提供足够的医疗诊断方面的信息, 包括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等;另一方面, 医方只有在患方明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采用相应的医疗手段。

2"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及体现

(1)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2) 《民法通则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3) 《执业医师法》二十六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其家属介绍病情, 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 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 (4)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必须征得患者同意, 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关系人同意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 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关系人在场, 或者遇到其它特殊情况时, 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理方案, 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这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4]; (5)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 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6)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5]; (7)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以上重点强调了患者知情同意权。以往有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 在《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里面, 只规定医务人员有告知的权利和义务, 没有承担责任的规定, 而《侵权法》进一步明确了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即使你进行的是合理诊疗行为, 一旦患者有损害, 如果你事先没有明确告知, 就得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知情同意"既是患方的一项法定权利, 也是医方的法定义务。只有医患互相尊重, 双方形成良性互动, 才能减少医患纠纷, 和谐医患关系。

3 知情同意权的实现

3.1医师全面、适当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是患者知情同意权实现的前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患者有权了解有关自己疾病的所有信息, 包括疾病的诊断、检查、医疗措施及效果、预后、风险、医疗费用等;患者有权对治疗、护理等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有权选择医院、医生、护士、医疗护理方案等[7].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对应于医师的告知说明义务, 两者是相辅相成, 相伴相生的。并且在医患关系中, 医师在知识、权利以及心理等方面, 与患者相比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享有仰赖于医师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现是以医师全面、适当履行其告知说明义务为前提的。

首先, 医师应当全面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这其实是提出了医师对患者告知说明的标准问题。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美国对医师是否全面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有三个标准: (1) 理性的医生标准; (2) 理性的患者标准; (3) 主观的患者标准[8]。任意的夸大或缩小医学信息, 误导、欺骗的信息, 都可视为医师未全面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其次, 医师应当适当的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这其实是医师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的方式问题。一般认为, 医师在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时要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 并且要避免对患者造成不利后果。

3.2医患双方相互了解、尊重和沟通是患者知情同意权实现的方式知情同意原则可通过向患者提供全面、有效地信息让患者做出知情决策, 从而保护患者利益。患者生病就医, 医师依患者主诉症状及相关检查, 诊断患者病情, 进而决定治疗方式的过程其实就是医患双方充分交流和沟通的过程, 医师向患者提供充分的病情资料和准备实施的治疗方案, 以及治疗方案的益处、危险性、可能发生的其它意外情况。患者提出各种关于病情的问题, 根据医师提供的信息自主自由的作出取舍, 接受或拒绝。最终各种同意书的签署应该是患者充分理解其病情和所需要采取的医疗方案后的决定, 是沟通的结果, 而不是形式。如果各项医疗活动按公认的医疗标准进行, 知情同意亦可以保护医务人员免于责任和过失[9]。那种把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现理解为各种书面同意书的做法, 其实是对知情同意权的曲解。通过医患双方的相互了解、尊重和沟通的过程, 可以消除患者对疾病的无知与恐惧, 理解治疗方案的必要性, 基于自主选择接受或拒绝治疗方案并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然而, 医师的医疗行为获得合法依据, 避免了法律风险。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 解除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患者对医疗风险心中有数, 会尽可能配合医师化解或减少风险, 使医患双方风险共担, 减少和避免医疗纠纷, 和谐医患关系, 促使医患关系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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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学.知情同意权的概念与由来[J].中国社区医师, 2010, (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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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惠娟.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保护[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10, 31 (7) :1097-1098.

[5]达庆东, 翟晓敏.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保护[J].医院管理论坛, 2004, (5) :50.

[6]武岩岩.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主体及其相关问题[J].经营管理者, 2011, (1) :277-278.

[7]刘宇, 王北京, 邓利强等.医疗知情同意权概述[J].中国医院, 2008, (12) :2-3.

[8]高玉玲.关于完善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几点法律思考[J].医学与哲学.2003, (6)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