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教案

全面深化改革教案（共8篇）

全面深化改革教案 篇1

100年前的1914年，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救中国出苦海，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发出讨袁宣言，揭开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新篇章。100年后的今天，2014年被视为中国“改革元年”。

党的十八大为中国社会的新一轮改革吹响了号角，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十八届三中全会划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路线图，而同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绘就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经济蓝图，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元年定下了总基调——“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将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

相较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之开始的改革开放，如今的改革是对其的深化，是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重要阶段，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区别性特征，又有着无法割裂的继承性。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这场伟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走过了35年极不平凡的历程。事实表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都没有出路。习近平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任何理论、任何真理，只有切实地联系实际、融入实际，才有其真正的生命力，才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指出的唯一出路。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2013年7月21日到23日，习近平在湖北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和当前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期间，习近平强调，应对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与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的，人们不能停留于现象而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现象与本质又是统一的，人们能够而且需要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因此，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目前，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设计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各方面机制体制的完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应该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有可能前功尽弃。要找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坚决破除一切方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总而言之，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全面深化改革教案 篇2

一、理论创新, 坚持改革话语权与时俱进的价值取向

首先, 《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变为了现在的“决定性”,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这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首要的重大理论创新, 既指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又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2]。

其次, 《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总体目标之一, 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 丰富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

最后, 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决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4]从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到后来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到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提并列, 放在同等地位上,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及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任何长盛不衰的理论, 必定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能够不断回答、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不断实现自我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指导自己的实践, 实现了理论的一次又一次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的应用和不断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紧密相关, 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理论创新, 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紧紧把握时代话语权。

二、人民至上, 使改革话语内容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过去执政合法性所赖确立的条件和基础发生了变化。面对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从《决定》的起草过程来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是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后作出的。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 “广泛征求意见, 开展专题论证, 进行调查研究, 反复讨论修改。其间,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分别审议决定, 决定征求意见稿还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 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5]《决定》的起草充分征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反映了人民最关心的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和愿望, 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可和赞成。

从《决定》的内容来看, 全文提到“人民”多达42次, 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6条改革主线, 内容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 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对于广大人民最为关注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反腐倡廉、住房保障、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稳定物价、食品药品安全、法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国防建设等热点和难点问题, 《决定》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提出了未来改革方向及具体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决定》, 一方面从满足人民要求, 改善民生入手, 以深深抓住民心,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这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性举措。另一方面从司法改革、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入手, 提高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 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这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性举措。

改革是人民的事业, 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 “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党和政府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决定》中的这些措施, 都与作为话语权客体的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这就加强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对于巩固党的舆论阵地, 把握时代话语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制度建设, 为党的话语权提供制度保障和机制保障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6]胡锦涛同志通过对党九十年光辉历程的总结, 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 并告诫全党“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 认真学习制度, 严格执行制度, 自觉维护制度。”[7]

由于“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8], 制度建设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巩固政治统治具有重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突出强调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制度建设, 《决定》全文提到“制度”的次数高达183次, 是所有热点词语中次数最多的。制度建设贯穿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所有领域, 使以前的成功经验制度化, 并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提供制度路径和制度保证。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要实现物质的现代化, 而且还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决定性措施。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让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为中国共产党掌握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机制保障。

四、党的领导, 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话语权主导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指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的重要性,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为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 中共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 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5]这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心的体现, 也是在发挥党领导核心作用下, 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从而凝聚全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的重要保证。

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执政党, 也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党,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9]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身建设成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兼具的党, 加强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才能使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国家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 才能增强中国共产党作为话语权主体的威信, 从而牢牢掌握和引领改革时代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21-78.

[2]许志峰.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 (权威访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N].人民日报, 2013-11-15.

[3]冯建华, 翟江玲.理论创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灵魂[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1-1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23.

[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 2013-11-1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33.

[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17.

[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9:12.

全面深化改革再发力 篇3

一、在全面推进前提下突出经济体制改革主轴及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特别强调的是“全面”，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同时，又必须正确处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集中发力，及时拿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硬招实招，确保改革实效。为此，我们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着力抓好省委省政府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点任务的落实，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是围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深化简政放权、投融资和价格等改革;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深化国企国资、重点行业和非公经济等改革;围绕提高经济调节的有效性，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围绕优化经济结构，深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科技、生态文明等改革;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保基本兜底线，深化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要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实际情况，优先推出一批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力促经济稳中有进和提质增效升级。

二、在强化当期改革举措的同时着力构建法治保障长效机制。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必须自觉落实法治要求，善于用法治眼光审视改革问题、用法治思维谋划改革路径、用法治手段破解改革难题、用法治方式优化改革环境，既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推进改革，在现行法律提供的制度空间和条件下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实践;又要坚持破立结合，深度研究改革深化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与时俱进地分类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则及时推动其上升为法律法规;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先行先试的改革，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取得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提请立法机构予以修改或废止，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三、在推进改革全程充分体现既严又实的工作作风。“三严三实”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也是确保改革取得实效的作风保证。我们将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既严又实的作风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切实做到：改革方案要实，以专业化的精神，深入开展改革理论研究和基层一线调研，提高方案设计的质量与水准，确保改革措施接地气、有力度、可操作、能解决问题;问题导向要准，坚持以问题导向改革、以问题倒逼改革，问题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找准穴位，切中要害，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步骤安排要稳，充分考虑改革的宏观背景环境以及改革举措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与推进条件，注重把握改革的选择性与节奏时机，看得准的就马上办，重在打通“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更为重要的是群众对改革措施的获得感要强，善于从社会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发现和把握改革的切入点，使改革成果可触可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着力提升改革的社会认同度和群众满意度。

（作者系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全文 篇4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1）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4）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到二0二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5）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6）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7）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

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

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8）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全面深化改革32问 篇5

1、中国电信为什么需要进行转型

一是全球主流运营商固话业务普遍出现负增长 二是移动对固话的替代，业务增长乏力

三是企业固定资产庞大，人员负担重，效益下降

四是股东更注重投资回报，要求企业向规模效益型转变

2、战略转型的愿景，内涵，目标是什么？ 企业愿景：做世界级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 转型内涵（2005－2010）：在继续发挥固网话音和宽带接入优势的基础上，重视农村通信和国际通信，积极拓展互联网应用，信息通信技术，视频，移动通信等。成为电信全业务的提供者，互联网应用的聚合者，中小企业ICT服务的领先者，实现从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向综合转变 转型目标：

1）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行业发展速度 2）调整四大结构

收入结构：非话业务收入占比大于45%

投资结构：主业投资向重点业务倾斜，宽带及增值业务投资比重超40%

成本结构：进一步降低非付现成本，占比低于30%

人力资源结构：本地网前端人员占比60% 3）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客户满意度行业领先

3、推进战略转型有那些重点举措

从业务与服务，网络与技术，组织与人力资源方面推进企业战略转型

一是业务创新

二是辅业改制

三是收购重组

四是组织变革

4、战略转型取得了那些成就？

一是收入和利润走出低谷，二、认清形式，把握企业变化

5、近几年来通信业发生变化

6、中国电信面临的挑战

一是互联网时代要求我们重塑商业模式－用户行为模式变化

二是国际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硬件公司加速端云垂直整合－面向最终用户，运营商被价值链中管道化，应用领域被边缘化 三是语音，宽带与行业应用面临竞争

7、面临机遇

一是宏观经济稳中求进，行业恢复增长 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物联网，云计算 三是文化产业兴起，开辟信息服务新空间 四是基础业务及政企信息化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宽带业务：我国宽带人口渗透率13% 移动业务

行业应用（ICT）

8、作为大型国企，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以及存在差距？ 一是国家要求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国资委要求增强创造价值的能力，加大经济增加值的考核

9、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的优势？ 一是结合优化奠定企业发展基础 二是宽带和3G网络行业领先 三是C王终端产业链走向繁荣

10、企业存在哪些问题？ 一是市场份额持续下滑

二是机制体制不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 三是内部变革动力不足

三、理解内涵，明确深化转型目标（2011－2015）

思想指挥行动，认识决定执行力度。深化

11、深化转型的核心内涵和目标是什么？ 内涵为：

坚持“做世界级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愿景目标，以“创新、服务、集约、运营”四大能力提升为抓手，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实现基础业务的卓越绩效和新兴业务市场的创新突破，进而成为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推进转型

12、深化转型对企业愿景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

一是不断丰富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含义：在规模发展移动，宽带业务基础上，拓展ICT行业应用，固定和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二是力争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规模，价值，能力等指标属于国际一流 13.企业定位是什么？

新三者

14、智能管道主导者

内涵：向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多种接入方式，感知良好的速率和带宽，以及聚焦用户需求的自助式服务

特征：通过用户可识别，业务可区分，质量可控制，网络可管理，重点保障高价值客户，实时控制低效益业务

目标：成果客户，cp，sp以及价值链其它参与者首先网络，对外提升用户感知和客户价值，对内提高运营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15、怎样理解：综合平台的提供者？

内涵：构建基础能力平台，管理支撑平台和应用服务平台，其中基础能力平台为合作伙伴提共一点接入能力，管理支撑平台助力产品快速部署和规模复制，应用服务平台着力提升全网服务能力

特征：面向全业务，服务多客户，承载多功能

目标：支撑核心应用的自营，以及第三方内容和应用的聚合

16、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

内涵：结合企业核心能力和战略需要，自主经营部分内容应用，同时引入社会优质资源，签入自身能力，共同为客户提供服务

特征：遵循互联网规律，集约化运营，一点接入，服务全网

目标：通过自营防止内容应用被垄断，增强谈判砝码和产业链的控制，并通过合作形成差异化的服务和竞争力

17、企业发展思路

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托领域，调结构，转方式和强能力

拓领域：规模发展移动，宽带 ICT，突破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和海外市场四大业务

调结构：收入结构，投资结构，成本结构，人力资源结构

转方式：强化机制体制，加大价值链开放合作，从话务量经营转向流量经营

强能力：一是打破惯性思维，提升创新，二是关注客户体验，提升服务能力，三是强化集约能力，四是综合利用资源，提升运营能力

四、提升能力，推进转型不断深化

结合中国电信实际，深化企业战略转型，应在规模经营，流量经营，以及提升创新能力，服务能力，集约能力，运营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18、把握要点？

时间机遇、以创新和服务双领先带动规模发展 把握行业趋势，加快推进流量经营，转变商业模式 把握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领先的产品和服务 加快创新突破，全面提升企业综合价值

19、如何规模经营，实现突破？ 不唯指标唯市场

20.如何开展流量经营，发展质量

核心是在用户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围绕“能用，会用，好用，敢用”，通过“智能机引领，应用拉动，精确营销，渠道协同”体系化开展流量经营，快速提升流量价值，实现规模效益。

21、从哪些方面提升企业的创新力

关键在于打破惯性思维，遵循互联网规律，开展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持续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重点是聚焦下一代互联网IPV6，云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以知识产权赢得话语权，以“四可”为抓手，加快推进智能管道建设，做好顶层构架设计，加快建设综合平台，以及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推动业务和产品创新等 22.中国电信建设创新孵化体系的目的？

通过机制和体制的创新突破，发现并孵化好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培育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业务增长点，发挥员工创业激情，培养互联网技术、经营、管理人才，同时带动地区和产业经济发展，形成社会效益

23、从哪些方面推动基地业务发展？

坚持市场化：体系国企资源，国企诚信，民营机制三大特点 加快公司化运作： 建立评价体系

24、从哪些方面着手提升企业的服务能力？

聚焦客户需求，关注客户感知，创新服务手段，实现服务领先，提升客户价值，重点是推进服务转型，完善服务体系，深化宽带“五心”服务，提升3G“满翼”服务，以及增强基础服务能力

五心：装得放心，用得开心，修得省心，续得舒心，宽带宽心 满翼：

25、从哪些方面着手提升企业的集约能力？

关键在于强化统筹机制，统一规划，全网调度，实现“一点接入，服务全网”。重点是围绕“五统一”（品牌，产品，资费，终端，服务），实时集约营销，完善政企营销服务和应用支撑两大集约体系，推进全网IT集约运营，高效支撑全业务发展，以及强化集中采购，提升企业价值和规范采购质量风险等

26、从哪些方面着手提升企业的运营能力

提升运营能力，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动态调配，协同配合，实现资源综合有效利用。

重点是坚持终端多元化策略，促进产业链繁荣，深化社会渠道运营，着力提升销售量，分类管理自营听，引入民营化激励机制，提升运营效能，深化电子渠道运营，扩容销售规模，进一步提供网络运营，绿色运营和精细运营等方面支撑能力。

五、强化管理，保障战略落地

关键在执行，而队伍建设，财务管理和企业文化则是影响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27.如何建设适应企业深化转型需要的人才队伍？

32、作为与昂，如果深化做贡献？

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 篇6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研究员 柳昌清

2013-3-26 5:12:36来源：2013年03月25日08:06 中国青年报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实现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可自主创新、社会矛盾可和平化解。

曾经强抓经济发展

中国近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抓住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要摆脱国内高工资、高福利、严环保的政策使利润率下降的束缚，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投资场所，这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邓小平对这一点非常明确，非常重视。他的南巡谈话，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南巡谈话推动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强抓机遇也带来了负面效应。首先，在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上，开放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围绕开放，适应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其次，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招商引资，投资建厂，对原有的公有制企业抓大放小，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经济发展主要靠地方政府的竞争来推动，靠对外开放来带动。

在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快速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推动方式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重复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重复建厂，使产能大大超过实际需求，效益低下。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出现了各个地方之间相互竞争，结果一些地方条件过于优惠，导致土地资源廉价出让、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等问题。在产品出口、进口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种动力机制，正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深层原因。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改革，把依靠地方政府竞争转变为依靠企业竞争，把开放带动转变为科技创新带动。

不改革，则危机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事件，使利用外资和欧美市场发展制造业的机遇大势已去，高速增长难以为继。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问题开始凸显。

发展（尤其是增长）也不是绝对的。增长有代价，代价过大就不可持续。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年GDP增速比过去提高了多少，也要看到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包括能源）多开采了多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增加了多少。增长也会潜伏危机。在政策急速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少数人利用权力和资源暴富，广大劳动者就业、住房、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害，由此导致社会不公和加剧贫富分化。如果这些矛盾不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大量的冲突。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实现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可自主创新、社会矛盾可和平化解。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变少数人先富为大多数人共富，变生活型富裕为资本型富裕，变富为强，增强企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政治凝聚力、国防硬实力、文化软实力，使综合国力的增强赶上“威胁中国”力量的增强，以实力来维护和平，应对挑战。

这两种危机对将来而言是“危”，对现在而言却是“机”。如果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机会，将来就不会产生危机；如果认识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将来的危机就会出现。

当前中国也存在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有这些年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改革有基础，改革有保障；其次，权力腐败虽然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但还没有形成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改革的见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还没有根本改变，党中央还有权威和能力推进改革。只要形成对全面深化改革必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也可以及时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不同”

抓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与抓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改革与发展的主次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以发展为主导，改革配合发展，为了发展速度，往往放弃或扭曲了改革；现在要以改革为主导，以改革保障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长期发展，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是首先要考虑的任务。当然，改革也要照顾到发展，最大限度地保障发展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但更多要考虑到长远发展，不能再一味追求每年每月的发展速度，而要考虑到发展的效益、质量、可持续性。必要时，为了改革的推进，要舍弃低效益、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速度。

第二，对于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以前的配合发展和开放的改革意味着权力的放大和利益的增加，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减少，意味着自我革命。对于有意或无意利用以前改革决策的失误而获得额外利益致富（甚至暴富）的人来说，全面深化改革则意味着断了“发外财”或获取既得利益的路子。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些人还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没有理由对全面深化改革不满和抵制。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有合理完整的方案。在长期僵化封闭的思想理论条件下，抓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时候的改革举措，由于多数与开放和借鉴有关，也容易“摸”（引进、借鉴）出来。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有一些举措是没有“摸”准的（不符合中国国情或没有切中要害），成为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障碍。现在要真正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就必须有整体合理、切中要害的改革方案。当然，整体改革的方案也可以分步骤、分部门推进，但必须要相互衔接和协调，不能相互矛盾，或者前面的举措为后面设置障碍。

第四，在思想理论方面，重点不能再是“解放思想”了，而应当是“提升理论认识”。过去要在僵化封闭的思想理论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首要的就是解放思想。现在通过30多年的开放和搞活，不仅西方的各种思想传进来了，而且过去受到批判和抵制的传统思想也恢复了，思想理论出现了多元和分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改革共识，设计出合理的整体改革的方案，就必须创新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教案 篇7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主导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 引起普遍关注, 并多次出现在世界银行随后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的概念, 指“当各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后, 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增长机制无法支持其继续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 人均GDP很难突破10000美元, 从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 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未来十年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带给我们警示, 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一、“中等收入陷阱”源于国际经验, 具体到我国并不意味着历史必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 是一国如何克服增长机制转型障碍的问题。世界银行报告曾经解释:“陷阱”的出现源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 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 在中高端市场又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 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 中等收入国家逐步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

根据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 自2010年10.4%的高增长率后, 连续三年GDP增长放缓, 经历了近14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虽然此次增速放缓有中央政府放弃过去一直维护的高增长目标, 致力于提高增长的效率和质量, 具有主动调整的成份, 但也表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 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正在不断失去, 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压力已经初步突显出来。

从国际经验上看, 既有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深陷“陷阱”的事实, 也有“东亚奇迹”的先例, 历史上东亚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俱乐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源于国际经验, 具体到我国并不意味着历史必然。据学者估算只要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并不算高的7%左右, 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是可以实现的, 届时我国居民人均收入会接近国际高收入水平线。林毅夫认为中国后发优势潜力还很巨大, 从2008年开始, 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目前支持我国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因素还是非常充分的, 刘世锦认为基于充分的国际比较和理论推导, 中国落入拉美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 我国还是个欠发达国家, 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说明我国国内总需求是巨大的。而今后改革开放新一阶段的结构性调整还会进一步释放我国国内巨大的需求总量, 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到21世纪中期我国至少还有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市, 城镇化率会持续提高;已经整体进入小康社会的人们追求富裕的动力依然强劲, 我国消费结构面临着新一轮的升级;产业结构在生态文明和新一轮现代化要求下也面临着调整和升级;虽然在最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经济全球化回潮, 但不能否认经济全球化是个长期趋势, 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通过优化外贸结构, 在外需拓展上仍然大有可为。

其次,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还很低,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我国潜在生产力的激发和攀升仍有巨大空间, 而新一轮的体制改革还会为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扫清制度障碍。我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只要今后我国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出现较大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 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 较高经济增长的历史阶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今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可以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中等收入阶段不是不可跨越的“陷阱”。2013年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21世纪理事会成员时也表态: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 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源于全面深化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 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内生性”作用, 不合理的制度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体制性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落后国家要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不难,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也不难, 难的是当他们步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后, 怎样及时进行深入改革和系统的制度建设, 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世界银行通过对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研究分析, 提出高层次的制度发展以及适当的战略转换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国家 (地区)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经验不同, 选择的发展战略不同, 相同的是为了实现经济追赶、顺利跨越经济发展阶段, 这些国家 (地区) 均及时构建了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地区)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没有对制度进行相应地的调整, 依然延续原有的低品质制度, 甚至选择了错误的制度, 是导致他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或低速运行主要原因。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制度约束与制度匹配问题,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原有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会逐渐失效, 就需要更高品质的制度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经济依然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 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妨害到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 “高收入之墙”实质上是“制度质量之墙”,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制度建设的滞后。许成钢认为我国的发展并没有踏上罗斯托所说的起飞坦途,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体制问题。由于制度的约束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经济的华丽转变。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着诸多制度方面的约束, 对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不能绕路走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突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 形成与新阶段相匹配的新的经济增长机制, 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通过了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标志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将迎来更大力度的改革, 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公报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我国深化改革重点和方向做了很好的诠释。

吴敬琏认为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我国旧的发展策略和依靠要素投入、环境破坏、低价竞争的道路难以为继, 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市场信号扭曲, 导向作用不明显, 资源难以做到合理有效配置。

通过深化体制改革, 改变微观资源配置的方式以及宏观调控方式,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微观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寻求新的动力源;宏观上避免政府对经济过多的不必要的干预, 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通过制度建设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形成政府与企业、居民间的多赢关系, 消除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改革去除经济发展中的非市场经济的旧体制因素, 促进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 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 因此它不仅涉及经济, 而且涉及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突破制度约束刚性, 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经济制度, 同时又需要从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进行调整, 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 才能扫除种种桎梏和藩篱, 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与健康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 夯实中国梦。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根据国际经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今后我国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必须扩大内需, 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越来越小, 2009年降至历史最低, 只有35.26%。虽然我国多年连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 但是消费不足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与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相对应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后一路上扬, 2006年达到0.49高点之后虽有所下降, 2013年还高达0.473。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 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等问题的存在, 导致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 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外贸来拉动。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还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从全世界看, 收入差距过大虽然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 但它加剧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社会不平衡, 导致的问题很可能引发这些国家落入“陷阱”。深陷“陷阱”的拉美各国一个重要政治背景就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 2000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552, 该地区的巴西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4以上,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正是他们不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原因。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转变的同时, 强化社会保护机制建设, 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 基尼系数保持在0.3左右, 较好地控制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关系, 并形成了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在分配格局和税收制度等还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的情况下,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会出现井喷式增长, 很难实现以投资拉动为主向以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进而支撑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矫正分配严重失衡的格局是我国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前的必修课。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从要素投入转向正义投入, 以人为本, 把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 重视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 而不仅仅是部分少数群体。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说过:“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 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 还会创造均衡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 必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 完善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制度。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 构建收入分配的公平制度, 围绕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制度上的安排, 通过制度建设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走共同富裕之路。

在初次分配领域:生产和资源配置过程中, 通过实施有效的干预政策或法律手段, 解决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问题;少数垄断行业工资、福利分配不规范问题;权力部门寻租, 灰色收入泛滥的问题。通过政府对初次分配领域的恰当干预, 理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 促进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

在再分配领域:主要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环节, 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实现收入分配上的限高提低, 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完善税收制度, 对富裕人群的财富进行调节;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建立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福利制度, 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 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 减少普通群众的后顾之忧, 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驱动力, 走上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四、政府主导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是我国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改革具有了自发和自我推动的特色, 但勿庸置疑的是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 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后起国家的发展不能简单复制早期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 即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 而是必须在政府的强势引导下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后起国家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政府能否制定适当的长期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投资等措施指导本国经济的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林毅夫认为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 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 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行。

在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 政府制订了合理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 其中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制定的不同产业政策非常著名。一系列产业发展战略、体制及政策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提高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和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在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中产生, 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参与, 而且经济是否成功取决于政府干预的质量。

2020年我们的预计目标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 基本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这个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还有赖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目前,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解决好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经济、社会问题, 进一步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和障碍, 为经济发展增添更大推动力, 取决于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能力。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要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消除“转轨体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扭曲,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必须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把握时机对技术、产业和制度结构进行阶段性调整, 制定恰当的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篇8

一、关于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主体是自然生态系统，只有从源头上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实行这一改革，核心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林业部门要主动适应改革趋势，深入研究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要认真研究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的所有权、资产产权和确权登记问题，尽快完善用途管制措施，强化监管权。

二、关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第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就是要明确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生态用地和物种数量的底线，是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构建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核心。第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核心是严格落实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国土空间开发的“高压线”。第三，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林业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国家林业局根据法定职责已经划定了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物种4条生态保护红线，工作走在了前面。下一步，要把划定的红线落实到地图上、地块上，尽快制定最严格的管制原则和管理办法。已经有法律法规保障的生态红线，必须依法保护管理。还没有法律保障的生态红线，要尽快推进立法。

三、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国家公园是当今国际社会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目的就是保护好自然资源、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生物多样性，更好地发挥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功能。国际上的实践证明，这是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重要制度和载体。我国具有国家公园性质的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地质公园、矿山公园、风景名胜区、考古遗址公园、海洋公园等。目前，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有2150处，总面积1.2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还有2800多处森林公园、30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和湿地公园。这些资源无论从面积、还是从数量上看，都是第一位的，是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依托。2006年，云南省林业部门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2008年，国家林业局又将云南省列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开展了积极探索和有益的尝试。林业部门一定要抓紧研究国家公园的体制机制问题，以及适合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和区域，全力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四、关于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质是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经济手段，鼓励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将给林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但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要研究森林、湿地、沙区植被、野生动植物等林业资源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问题，特别是要针对目前占用林业资源的成本过低问题，研究应对措施。二要研究开征资源税给林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三要加强森林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和差别化补偿政策研究，争取不断提高补偿标准。四要研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争取扩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禁止开发区转移支付试点范围，提高转移支付用于林业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资金比例。五要抓紧研究建立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森林碳汇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五、关于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当前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机构设置是最薄弱的。中央已经明确“把发展林业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一，深入研究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林业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有利于保护发展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正能量。第二，研究建立破坏森林、湿地、沙区植被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举报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第三，研究建立生态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制定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办法，科学鉴定生态损害范围、程度及价值。探索编制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六、关于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核心是理顺三种体制。一是理顺国有林所有权、产权管理体制。我国国有林包括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国有林场所有权是全民所有，需尽快厘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对国有林场的管理体制。国有林区所有权是全民所有，产权在中央政府，管理权和监管权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使用权在地方政府，要尽快理清三者的关系。二是理顺政府管理林区社会的体制，理顺职能和资金渠道。三是改革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制，构建有利于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制。经过改革，建立起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有利于改善生态改善民生、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活力、权责利相统一的、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林区发展新体制。

七、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前，全国已确权集体林地1.8亿公顷，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97.7%；发证面积1.73亿公顷，占确权林地的96.4%，1亿农户拿到林权证，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主体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近5亿农民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户均获得森林资产约10万元，使广大农民成为林木资产的法人，为他们订立契约、积累资本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培育农民市场主体方面，走在了前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林权生产要素功能，包括可抵押、可担保、可流转，实现资产到资本的转换。集体林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按照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要求，林业部门的职责主要是监管，确保森林资源总量不减少。二要继续深化林业行政审批项目改革，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要改革森林资源采伐管理等监督机制和办法，加强林地管理，清理取消不符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各项规章制度。三要稳定和完善农民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林地流转。四要健全财政、金融、森林保险、林权交易等政策，引导农民通过林权要素运用，积极发展林业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专业大户、家庭林场、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业企业等多种市场经营主体，推动林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使农民在经营林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真正实现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

八、关于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决定》提出，完善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我们要理解其深刻含义。第一，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一旦破坏，修复起来十分困难，有的需要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努力，生态修复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当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生态最脆弱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生态危机在我国都相应存在，生态修复任务极其繁重，必须依靠制度来加强。第二，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生态修复制度是生态修复的根本保障，完善生态修复制度有利于把生态修复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为生态修复提供行动准则和依据，使生态修复的目标、任务、措施更加合理、完善，可以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第三，完善生态修复制度重点是加强生态修复工程的制度建设。《国家林业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十大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十大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格局。要研究健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制度保障，从规划制定、法律法规、绩效评价和监督考核等方面，健全各项制度和机制。

九、关于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截至2012年，全国共完成退耕还林建设任务4.2940万公顷，其中，退耕地造林926.7万公顷。经过15年的建设，退耕还林工程已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决定》提出，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这为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定下了基调。林业部门一定要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组织实施好新一轮退耕还林。一要稳定原有的退耕还林成果，确保“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二要扩大退耕还林实施范围。新一轮退耕还林应重点考虑25度以上陡坡耕地、重点地区的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以及西部地区实施生态移民腾退出来的耕地等，做到稳步有序推进。三要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对还生态林、经济林的比例不再作限制，对退耕农户丧失的机会成本和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给予综合补偿，使农民获得较好的收益，既改善生态，又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