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寿保险计划书比较

人寿保险计划书比较（共7篇）

人寿保险计划书比较 篇1

再保险最早产生于欧洲海上贸易发展时期, 从1370年7月在意大利热内亚签订第一份再保险合同到1688年劳合社建立, 再保险仅限于海上保险。1666年的伦敦大火, 更加催生保险业产生了巨灾损失保障的需求, 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为国际再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19世纪中叶开始, 在德国、瑞士、美国等国家相继成立了再保险公司, 办理水险、航空险、火险、建筑工程险以及责任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形成了庞大的国际再保险市场。

一、我国再保险的法律规定

我国《保险法》规定, 保险公司在被核定的保险业务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 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 保险公司可以经营分出保险。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 即对每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 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 超过的部分, 依法应当办理再保险。除人寿保险业务外, 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承保的每笔保险业务的20%办理再保险。

二、现代国际再保险发展历程

近30年来, 国际再保险市场发展十分迅速, 曾一度超过同期保险业的发展速度。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再保险的需求旺盛, 但再保险供给能力明显不足, 发达国家再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量占据世界再保险市场的主导地位。例如亚太和东欧非寿险分保比例分别为20.8%及22.4%, 均高于世界上平均13.7%的分保比例。以2005年为例, 在非寿险再保险市场上, 北美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世界份额的40.1%, 西欧占36.2%, 而世界其他地区总共仅占23.7%;在寿险再保险市场上, 北美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世界份额的49.1%, 西欧为42.1%, 世界其他地区仅占8.8%。

国际再保险业的发展进程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 连续发生的5次全球性巨灾使国际再保险市场蒙受沉重的打击, 市场进入短暂的调整期, 随着机构调整以及大量资金注入再保险市场, 逐渐出现几家大型再保险公司鼎立的市场格局。70%的寿险再保险和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分别由全球前10大再保险公司占据。种种迹象表明, 今后国际再保险市场将是巨人间的竞争。

在组织架构上, 国际大型再保险公司大都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模式, 实现集团一体化管理, 绝大多数的主营业务子公司被设为全资子公司。以瑞士再保险公司为例, 在其105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中, 全资子公司共计97家。在业务结构上, 境外大型再保险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经营再保险业务为主, 虽然也同时经营直接保险业务, 但直接保险业务规模较小, 与再保险业务相比尚未达到一定的比例。瑞士再保险公司为其典型代表。另一类是不仅经营再保险业务, 同时还经营较大规模的直接保险业务。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为其典型代表, 其直接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占到公司保费收入的一半左右。此外, 除再保险和保险业务外, 金融服务或资产管理也是国际大型再保险公司的另一块主营业务。

下面选择市场成熟、发展稳健、业绩突出的美国、德国和瑞士公司和业务作分析比较:

(一) 美国再保险的实践

美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 在抵御农业大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在其30年的运行期间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缺陷, 经历了数次重大的修订 (包括最近一次2010年的修订) 。

美国农业再保险体系由美国联邦政府建立。政府通过其自身设立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 在一定范围内向经营农业保险的直接保险公司提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例和非比例再保险保障。超出范围的自留部分, 由直保公司通过商业再保险市场自行安排再保。

《标准再保险协议》是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依据《联邦农业改革法案》制定, 其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在每年开展业务之前, 必须提交农作物保险计划, 说明它要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品种类别、投放规模, 并遵照依法、合规执行, 并据此提供再保险保障。

第二,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各直接保险公司提供了多种再保险保障的选项。

第三,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和巨灾定损费用补贴。补贴比例按照农业保险保单的不同情况进行区分。

第四, 保险公司应按承保农业保险保单的一定比例向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缴纳管理费。如未及时缴纳, 保险公司不得销售农业保险保单。协议对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合规操作、培训和汇报机制、再保险账户清算、信息数据收集以及争议解决处理等方面均提出了严格要求。

《标准再保险协议》在2010作出了将各州按照承保历史进行风险等级分组;突出低风险组别和中高风险组别的分保和超赔比例的差异性;总体提高利润共享比率, 降低超赔分担比率;提高一揽子分保合约成数用以补贴高风险组别的承保结果;降低经营费用补贴等一系列重大修订, 进行弥补。

(二) 德国再保险的实践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创立于1880年,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 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从事经营非人寿保险和人寿保险两类保险业务, 并拥有60多家分支。慕尼黑总部及世界60多家再保险公司附属机构, 分支机构, 服务公司与代表处, 联络处共有3000多名职员。自公司创办以来, 向商业伙伴提供强大的财保能力, 必要的担保以及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及优质服务已成为我们经营获得成功和国际上享有声望的主要因素。

慕尼黑再多年来连续被美国标准及普尔评级公司评定的等级为AAA级。同样, 另一家美国的评级公司 (A.M.Best公司) 多年来也一直给予本公司以最高的赔偿能力评级“A++ (优秀) ”。上述两个公司的优秀评级均分别在1997年8月和12月和1998年及1999年再次得到确认。2006年,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74位。

(三) 瑞士再保险的实践

瑞士再保险公司是世界领先且财务实力雄厚的再保险公司,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寿与健康险再保险公司之一。1863年成立于苏黎世, 其核心业务是为全球客户提供风险转移、风险融资及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 设有三个主要的业务部门:财产及意外险部、人寿与健康险部和金融服务部。瑞士再保险公司被公认为是风险转移组合最多元化的全球再保险公司, 跻身于世界四大再保险公司之列。

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分为集团中心和业务中心两大部分, 由董事会掌管。集团中心包括四部分:风险及研究、财务、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业务中心包括三大部分:财产险和责任险、人寿险与健康险、金融服务。这三大部分又下辖各自的业务区划, 如财产险/责任险部分成欧洲、美洲、亚洲三个区;金融服务部又分为资产管理、金融咨询/资本市场、信用管理、风险管理四方面。

瑞士再保险公司获标准普尔评为AA级, 获穆迪评为Aa2级, 并获A.M.Best评为A+级。

三、对中国再保险市场的一些建议

(一) 在重点区域成立专门的再保险机构

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按照经济区划设立专门的再保险机构, 形成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的再保险市场, 使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层次更加清晰, 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

(二) 在国内形成专门的再保险理念

我国的保险行业起步较晚, 很多理念都不成熟, 无法形成一个系统, 其中再保险理念的匮乏更为突出。保险公司之间应该形成一条完整的链带结构, 环环相扣, 加强风险分担、风险稀释以及风险管控等理念的完善, 形成符合中国保险市场现状的再保险市场。当然, 这需要强大的偿付能力做作支撑。

(三) 培养再保险的专门人才

人寿保险计划书比较 篇2

关键词：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经济效应

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保险业是经济的重要助推器之一。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等多方面影响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保险则通过风险的控制和损失补偿，为人们的创新与发展保驾护航，不断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目前，我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与保险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保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愈来愈明显。

一、社会保险的经济效应

（一）为经济增长提供宝贵的人力资本

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调节劳动力的供给，提供人力资本。在美国等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人均增长率逐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为此，一些国家利用社会保障，建立生育、抚育子女和教育等津贴的形式，对劳动力再生产给予资助，鼓励劳动力再生产。而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所以要利用社会保障来提高人口的素质，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人力资本。[1]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之一：延迟退休。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养老金支付的巨大压力，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然而，延长退休年龄势必会推动我国老年人的就业。老年就业人口拥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构成我国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能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宝贵的人力资本。

（二）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社会保障基金对经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资本市场也产生重要影响。劳动者定期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无疑增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总供给。国家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者，通过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因为，对资本市场中其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产生影响，促进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这也会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成熟与完善。

（三）通过收支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促使平经济周期更平稳

我国采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筹模式，对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如出现通货膨胀时，人们的货币收入增加，按照既定的比例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自动增加。这样可以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抑制了人们的过度需求；如出现经济萧条时，失业保险又使人们的收入增加，刺激有效需求及就业增加，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可控的范围内，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二、商业保险发展的经济效应

（一）经济补偿效应

保险采用的是大数法则，即通过向所有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来补偿少数被保险人遭受的意外损失。因此，少数风险主体的损失由包括受损者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分担。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控制机制，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保险经营技术的提高，经济补偿效应将逐步得到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于风险主体遭受损失以后，恢复其以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都是至关重要的。商业保险能够促使被保险主体不必担忧受到意外事件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重大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人民生命和财产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保险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经济补偿的重任，为灾后重建、恢复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把商业保险作为养老、医疗保障和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二）资金融通效应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业是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保险企业集聚的保险资金，可以普遍投资于高速公路、铁路等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一般的企业无法满足这种大型项目的资金需求，而保险企业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则具有这种资金融通效应。保险企业不仅可以为国家的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为企业或个人提供信贷服务。保险企业的运营模式：通过向被保人收取保费，聚集闲散的流通资金，形成保险基金。当被保人遭受风险损失时，按照约定给予补偿。因此，保险企业通过这种经营模式一是可以为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融资，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一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劳动需求的增加，提高劳动者收入、降低失业率，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

（三）收入分配效应

保险基金的形成涉及不同的经济主体，即被保险人自愿交费，通过保险企业形成保险基金。当保险人出现事故发生损失时，保险企业愿意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赔（给）付。商业保险的基本原理采用的是大数法则，这也是典型的交换。同时，商业保险能够帮助人们不断地进行投资储蓄。收入较高的被保人通过缴纳保险费用减低自己遭遇风险后的风险；收入较低的被保人则通过商业保险提高自己遭受损失后的经济保障。从社会收入横向的角度看，商业保险有着同社会保险同样的收入支配效应。对个人而言，商业保险是在被保人资金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投保，在遭受损失时获取经济损失补偿的。从个人收入纵向的角度看，商业保险同样有着和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激励性质的收入支配效应。

三、二者经济效应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现阶段是否要坚持顶层结构设计，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更好地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有机结合起来，既不增加人们的经济负担，又能有效降低人们的风险？我国一直在不断地试点和探索中逐渐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

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保险部门负荷太重，一方面，全国仅有的不足10万人的社保队伍面对上亿保障对象，无论在收费层面，还是在支付环节，管理手段、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都亟待提升。但如果扩充队伍，又面临增大成本的重负压力；另一方面，由于项目繁杂，收支方面又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为数不少的欺保、骗保和逃保等现象，迫使社保部门不得不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化解矛盾和问题。商业保险主要突出对有较高收入能力的一部分人提供额外的保障，而社会保险主要是面向所有居民提供的作为老有所依的一种基本保障。共同作用于生活经济的各个角落。[3]

仅仅从经济效应来看，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和的经济效是有区别的，但二者经济效应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我们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个，并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两者的经济效应得到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郑伟.中国社会养老保险.[A].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05.07：100

[2]陈鑫.浅析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J].金融研究，2009（2）：200.

[3] 邓俊辉.商业保险应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J]. 险研究2006（11）.11

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 篇3

------保险合同纠纷争议解决方式的比较

关键词：责任保险、仲裁条款、诉讼、二审、专业性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包括青岛地区的各类保险公司在选择保险纠纷解决方式的问题上，大多倾向于诉讼的方式。虽然，在保险条款中往往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或仲裁或诉讼”的选择式条款，但因其不具有仲裁上的明确指向性，一般不会产生仲裁的效力。本文尝试通过对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的优劣性比较，试图为保险公司在纠纷解决机制上的选择提出一些浅显的建议。

在分析仲裁与诉讼的优劣性之前，笔者首先要排除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仲裁可能。这并非是因为责任险不属于仲裁的范围，而是在于青岛市中院的司法审判意见以及当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处理方式，均跨越了合同相对性的理论，将保险公司作为类比“侵权人”的地位出现在诉讼当中。这就决定了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范畴内，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本文的讨论，不包括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范畴。

所谓仲裁是指纠纷的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协议, 自愿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做出裁决, 双方有义务执行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在国外，由于仲裁具有的专业性、一裁终局性等特点，已经逐步代替诉讼作为解决经济类型纠纷乃至保险纠纷最为常用和

便捷的争议处理方式。但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建设及法制观念等多种因素，仲裁在争议解决领域具体至保险方面还是处于萌芽的起步阶段。本文结合仲裁与保险的诸多特点，就仲裁与诉讼在解决保险争议上的优劣，做出以下说明。

笔者首先认为仲裁在保险合同领域推广适用，比司法涉诉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仲裁的“一裁终局”特性可以大大的缩短保险理赔的周期，为保险快速结案创造有利的条件。

仲裁与诉讼的第一大区别就在于其“一裁终局”的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九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保险纠纷适用仲裁解决方式就可以为公司在合规、理赔等环节上缩短办公周期，避免了二次涉诉的可能性，对公司经营成本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有利的因素。

第二，仲裁的作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机制，可以降低“同事不同判”的法律问题及保险判决水平低下、保险判决指导意见朝令夕改等审判实践问题的发生机率。

保险合同纠纷在诉讼中的解决往往因为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的特点，在审判实践中涉及诸多的法院。以青岛地区为例，七区五市的基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一般都具有管辖权。但由于我国司法梯队建设落后、基层法官法官素质低下等社会因素，保险合同纠纷的主审法官往往对保险合同的性质乃至保险合同的基本定义都欠缺一定的认

识。最终导致保险合同审判案件样式的层出不穷。一些一审案件往往将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视若无睹而错判百出，致使保险公司不得不在二审中寻求保护并陷入到案件拖沓的麻烦中来。更有甚者，一旦二审法院在领导人员、审判人员岗位上的调整往往会产生办案人员在保险合同上法律价值观念的不同，从而让保险公司在同一类型案件上的应诉都无所适从。而仲裁具有的大地域性的特点，会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以青岛地区为例，仲裁的机构只有青岛仲裁委员会，机构的单一性及人员的统一性，可以为仲裁解决保险合同纠纷提供更加规范、便捷的条件。

第三，仲裁的组织特性，更有利于合理、合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保险争议，不公开审理的特点也有利于维护商业秘密及一些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仲裁员的选择一般为该领域的专家。以保险纠纷为例，专家办案就决定主持仲裁程序的仲裁员必须是在保险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的专家、学者。仲裁员的选择，也不会是当事人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单方选择，而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体现。仲裁程序中，仲裁庭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充分表达自己对纠纷的看法及建议。当事人的合法、正确的意见均会在仲裁书中予以采纳和体现。双方对抗的对话，完全可以视为产生真理及解决纠纷的过程。

同时，不公开审理又可以维护双方的声誉，保护双方的商业秘密，有利于纠纷的尽快解决。

第四，仲裁的大量适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案件争议的风险，有利于降低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

仲裁与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仲裁的收费较诉讼要高。以同为标的10000元的案件为例，诉讼的案件受理费为50元，而仲裁的收费为615元。并且随着标的数额的增长，其差距会越发的明显。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被保险人选择解决争议时多一份应有的慎重和思考。极大地降低了部分当事人乱诉的可能性。对公司运营成本的控制、结案周期的缩短，都有一定的帮助。

综上，保险作为经济活动的特点与仲裁解决方式是存在一定的契合性的。但是笔者也认为仲裁在处理纠纷的实践中具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劣势，具体表现为：

第一，仲裁解决方式对仲裁员的要求较高、也会对保险公司保险争议案件的处理带来一定的风险。

在分析仲裁“一裁终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裁终局的仲裁原则对仲裁员的法学素养、保险知识、道德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裁决的撤销需要满足极为严格的条件。比照青岛地区的仲裁实践中，仲裁裁决被中院撤销的判例鲜有耳闻。这就使仲裁裁决具有相当强的确定力及执行力。一旦仲裁员在保险条款、保险性质的认识与保险公司存在分歧，其产生的仲裁后果往往不可逆转。因此，保险公司在考虑仲裁解决纠纷的时候，就应当在仲裁员的选择上以及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的认定等一系列保险事实认定标准统一性等问题上，予以一定的关注和考虑。

另外，处理保险纠纷的仲裁员往往是在各个保险公司中具有一定的职务的保险企业员工。为了消除保险企业相互之间由于业务竞争而对仲裁产生的顾虑, 建议仲裁机构对保险合同纠纷的仲裁一是聘请当地保险同业公会的专家为顾问, 取得支持和配合。二是聘请一些在非保险企业供职的社会各界保险专业的学者及熟悉保险专业知识的法官、律师为保险仲裁员。三是在各保险企业聘请的仲裁员中可实行本公司案件回避或各保险公司之间进行交叉办案制度。

第二，仲裁作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方式，不具有普遍的认同感，引入仲裁条款可能引起被保险人的不满和疑虑。

这几年，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在我们国家有着飞跃似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甚至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但我们也要看到，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在一般公民的思维方式上往往予以忽视。相对于法院而言，仲裁在大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认同感等综合方面上明显无法与之相比。保险公司引入仲裁作为纠纷解决唯一方式，可能会引起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的疑虑和反感。因此，应加大对保险仲裁的宣传力度并及时对特别约定条款予以释明和确认。在订立具体保险合同时, 如选择仲裁的, 则应载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名称。当地有仲裁机构的地区, 在印刷保险合同单证上也可直接载明当地的仲裁委员会名称。

第三，仲裁机构是否能及时消化大量的争议案件，有待商榷及观察。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险的涉及领域逐渐加宽。单单一个机动车车辆商业险，就存在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自燃险、盗抢险

等各个类别的保险。其保险合同的纠纷产生率不可谓不高。因此，大量的案件集中在仲裁解决，未必会对案件周期缩短产生有益的影响。建议对保险合同的争议解决进行地域性区别，在青岛地区相对法官办案水平较高、结案率较高的地区选择法院，而对一些地区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选择仲裁。

通过以上的比较，笔者认为选择仲裁作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而言对保险公司更为有利。而且在保险合同中规范仲裁条款，推行仲裁制度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适当的予以取舍，从长远意义上更符合保险公司的发展需要。以上便是笔者的一些浅见，希望为公司的发展有所益助。

美日保险监管制度的比较及借鉴 篇4

一、美日保险监管制度的比较

(一)监管主体的比较

保险监管的主体就是保险业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从机构设置来看，各国不尽相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两级多头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都有权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联邦保险局，只负责联邦政府法定保险，如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等。根据1945年《麦克云――佛戈森法案》，每个州都被赋予监管本州保险业的权力。美国联邦保险局与各州保险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州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在该州营业。为了对各州的监管进行协调，1871年美国成立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共主要职责是讨论保险立法和有关问题并拟定样板法律和条例供各州保险立法参考。经过保险监督官协会100多年的努力，各州法律已趋于一致。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改变和扩充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职责，使其成为联邦一级的保险监官机构。

日本属于集中单一的监管体制。大藏省是日本保险业的监管部门。大藏大臣是保险监管的最高管理者。大藏省下设银行局，银行局下设保险部，具体负责保险监管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金融危机加剧，金融机构倒闭频繁。为了加强金融监管，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管厅(FSA)，接管了大藏省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工作。2000年7月金融监管厅更名为金融厅，将金融行政计划和立案权限从大藏省分离出来。金融厅长官由首相直接任命以确保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独立性。

(二)监管内容的比较

美日两国保险监管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1.对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

就国内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而言，美日两国差别不大。保险公司只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条件、财务条件、技术条件和其他一些必备的条件即获得许可经营业务。其主要差别在于对外市场准入方面。在美国由州负责本州的保险监管工作。由于各州法律存在差异故做法有些不同。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时，会干预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以维护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视保险公司财务危机的严重程度，监管人员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采取积极的监控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无效，监管人员可对保险公司进行兼并或拍卖。为了维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各州一般设立保证基金，但其补偿金额不会超过设定的上限。

日本在对外市场准入方面，一直限制竞争，严格限制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逐步开放其保险市场。1994年10月，日美第一轮谈判达成协议，允许外国保险公司通过申报制直接在日本营业。1996年10月日本新的《保险业法》废除了开业认可制，采用申报制，并允许损害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生命保险业务，或是生命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损害保险业务。在市场退出方面，在1996年新《保险业法》实施前，大藏省采取“保驾护航”式的监管方案，对有问题的保险公司进行暗中协调，并强制要求其它保险公司接管，故未出现保险公司破产事件。新《保险业法》实施后，日本仿效美国对保险公司实行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监管，引入早期改善措施，促进有问题的保险公司及时解决问题。由于新法案强调信息公开，客观上加速了有问题保险公司的破产。

2.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美国大多数的州实行。事先批准的费率监管方式，即保险公司的费率在实施前必须获得州保险署批准。另一些州在费率方面允许保险公司自由竞争，以确定最佳费率。相比之下，日本对保险费率的监管比较严格，一般采取事先批准的制度。

3.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在美国，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资本金和盈余的要求

保险公司在开业前必须满足州保险署对资本金和盈余的最低要求，不同的州和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标准。显然，这只是一种静态的要求，它无法适应保

人寿保险计划书比较 篇5

一、研究背景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二、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一）控制论中对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二）信息论中有关“信息”概念的分析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三、国外关于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发布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 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发布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

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发布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

《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 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代理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代理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代理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信息披露制度与保险监管机构的整个监管战略和监管政策密切相关，而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督又是至关重要的。在实践中，美、日、新三国的保险监管机构对本国保险信息披露都非常重视，无不对信息披露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并且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规范信息披露行为，从而提高了该国保险业的透明度。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的约束力不强，各经济主体缺乏内在披露动力。针对我国保险业缺乏透明度、存在虚假报告的状况，如何加强保险业的信息披露成为摆在保险监管机构面前的重大课题。因而迫切要求监管机构改革完善我国的监管体系，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规范，促使保险业提高信息披露力度和质量。

新旧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准则比较 篇6

一、整体结构不同

旧准则共十章: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内部控制建设的目标和原则;第三章是内部控制的要素;第四章到第八章对每个内部控制要素 (组织机构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稽核监督系统、支持保障系统) 进行了简要阐述;第九章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管理和监督;第十章是附则, 共六十八条, 4 629个字。新准则共五章, 分别是总则、内部控制活动、内部控制的组织实施与监控、内部控制的评价与监管、附则, 共六十条, 12 249个字。

新准则对旧准则的多个章节进行了合并, 由十章减少至五章, 其中:旧准则前三章的内容合并为新准则第一章“总则”;新准则在第二章全面充实了具体业务内部控制的内容, 按业务类型和主要风险领域把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活动分为前台控制、后台控制和基础控制三个层次, 单列资金运用控制, 把内部控制原则具体化, 是体现保险行业特色的章节;新准则在第四章明确提出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 并编制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总之, 新准则的整体结构和层次更清晰, 内容更丰富, 文字更精练, 条款更详细和实用。

二、制定目的和依据不同

旧准则的制定目的是加强管理, 防范保险风险, 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新准则的制定目的是加强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 提高保险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促进保险公司合规、稳健、有效经营, 保护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两者相比, 可发现旧准则的制定目的笼统, 仅仅是被动地防范保险风险, 没有主动性, 而且仅仅考虑了保险公司自身的利益。而新准则进步多多:一是用“加强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代替“加强管理”, 文字表述更准确、具体, 强调新准则主要是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和管理来提高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二是强调保险企业不仅要防范保险风险, 更要主动提高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表明现阶段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开始由被动防范向主动控制转变;三是强调只有微观主体即各级保险公司能合规、稳健、有效经营, 整个保险市场才能健康、稳定发展;四是考虑了除保险公司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 (如被保险人) 的利益, 有利于提高客户信赖度, 吸引更多的客户, 实现保险公司的战略性保障目标。

旧准则的制定依据包括三个, 即《保险法》、《公司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新准则的制定依据在保留了保险行业的基本法———《保险法》的基础上, 新增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以下简称《基本规范》) , 它被誉为“中国的萨班斯法案”, 是企业进行内部控制建设的基础性、纲领性文件。新准则在指导思想、概念、原则、目标、基本流程等宏观方面是以《基本规范》为基准的, 而新准则又是《基本规范》的实施细则。

三、内部控制的内涵、目标不同

旧准则沿用了1997年的《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的说法, 认为“内部控制是保险公司的一种自律行为, 是公司为完成既定工作目标、防范经营风险, 对内部各种业务活动实行制度化管理和控制的机制、措施和程序的总称。”新准则将内部控制定义为, “保险公司各层级的机构和人员, 依据各自的职责, 采取适当措施, 合理防范和有效控制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风险, 防止公司经营偏离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机制和过程。”新准则与旧准则相比, 进步有三:第一, 新准则延续了《基本规范》的理念, 明确保险公司各级控制主体是保险公司各层级的机构和人员;而旧准则用“公司”这种模糊的字眼来阐述。第二, 新准则全面吸收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要义, 强调要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合理防范和有效控制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风险”;而旧准则仅仅关注“经营风险”。第三, 新准则将内部控制定义为“机制和过程”, 表明内部控制是动静态相结合的统一体;而旧准则仅仅关注内部控制静态的一面, 认为内部控制是“机制、措施和程序的总称”。可见, 新准则的内部控制概念更科学, 它既借鉴了国外先进的内部控制理论, 又吸收了《基本规范》的合理内容, 是贯彻《基本规范》的重要表现。

旧准则的目标有六个, 新准则的目标有八个。两者相比: (1) 新准则保留了合规性和资产安全性两个目标, 新增了信息真实性、经营有效性和战略保障性目标, 全面贯彻了《基本规范》的思想。 (2) 对《基本规范》进行了有效补充。《基本规范》仅仅提出了五个目标, 没有进行解释和说明;而新准则在第一章第三条对各目标进行了详细解释, 保证了对内部控制目标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3) 新旧准则对“合规性”目标解释不同。旧准则将合规性解释为能“确保国家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执行和实施”, 新准则表述为“保证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规范、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诚信准则”。新准则比旧准则遵守的依据层次多, 这是因为在新准则出台前, 保险业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保险法》为核心、以监管规定和行业规范为主干、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控制规范。增加和单列“诚信准则”是因为诚信是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保险法》第五条、《保险从业人员行为准则》第二条都明确规定了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四、遵循的原则不同

旧准则规定, 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 保险公司应遵循六个原则, 即合法性、有效性、全面性、系统性、预防性和制衡性。新准则规定要遵循全面和重点相统一、制衡和协作相统一、权威性和适应性相统一、有效控制和合理成本相统一的原则。两者相比, 差异有三:第一, 新准则在旧准则的基础上采用了“加减法”, 删除了合法性、系统性和预防性三个原则, 增加了重要性、权威性、协作性、适应性和合理成本四个原则。第二, 重要性、适应性和合理成本原则与《基本规范》的规定保持一致;权威性原则借鉴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指引》第四条规定;协作性原则继承了《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指引》的说法, 强调了保持协作性对保险公司做好内部控制工作的重要性。第三, 新准则从哲学角度辩证地阐述了内部控制应遵循的八大原则, 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 表现为全面对重点、制衡对协作、权威性对适应性、有效控制对合理成本。

五、内部控制的要素不同

旧准则把内部控制的要素概括为五大系统, 即组织机构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支持保障系统, 基本上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中第八条保持一致;新准则规定保险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由内部控制基础、内部控制程序和内部控制保证三部分组成。新准则继承了《基本规范》的五要素, 但又重新对其进行了分类组合和创新: (1) “内部环境”在新准则中变为“内部控制基础”, 强调了内部环境在内部控制框架中的基础性地位;将内部审计从内部控制基础中剔除, 并入“内部控制保证”;《基本规范》在内部控制五要素中没有提及信息系统, 除了在信息与沟通要素中提及, 更多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指引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中体现, 而新准则借鉴了美国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做法, 将信息系统纳入内部控制要素, 而且纳入“内部控制基础”, 强调内部控制体系应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系统之上。 (2) 将《基本规范》中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合并为“内部控制程序”, 但包括的内容并无实质区别。 (3) 将《基本规范》中的“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合并为“内部控制保证”, 强调两者是保证内部控制合理、有效的重要手段, 同时增加了“内部控制管理、内部审计应急机制和风险问责”的新内容, 使内部控制保证体系更完整、全面。

六、提出了三层次内部控制活动框架, 扩充和丰富了资金运用控制的内容

新准则借鉴国际经验, 首次提出把内部控制活动分为前台控制、后台控制和基础控制三个层次, 并做了更具体的规范和指导, 大大提高了内部控制标准的可执行性, 这是新准则的核心内容和重点章节。 (1) 前台控制即销售控制, 它是保险公司风险控制的第一道关口, 存在的风险巨大且形式多样, 控制难度大, 往往成为保险公司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 也是最容易和消费者产生纠纷的环节。旧准则对销售控制的规定分散在第二十条、二十一条和二十六条, 而且描述不够准确和全面;新准则将销售控制概括为销售人员和机构控制、销售过程和品质控制及佣金手续费控制, 并作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 既可有效控制保险公司的销售风险, 又是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保护。 (2) 运营控制主要是针对运营活动的环节来进行相应的风险防范, 是保险公司业务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旧准则规定了产品控制、承保控制、理赔控制、业务单证控制、会计处理控制;新准则在总结近年来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方面出现的问题和教训的基础上, 增加了保全控制、收付费控制、再保险控制、客户服务电话中心控制及反洗钱控制, 比旧准则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 (3) 基础管理控制是对为公司经营运作提供决策支持和资源保障等行为进行控制, 它是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活动的基础。旧准则对计划财务控制和信息系统控制阐述比较详细, 对人力资源控制、精算法律控制、行政管理控制仅用一句话提及;新准则对计划财务控制和信息系统控制的内容进行了修订, 对人力资源控制、精算法律控制、行政管理控制进行了细化和补充, 新增了战略规划控制、分支机构控制及风险管理。可以说, 在新准则的指引下, 保险公司内部控制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 这既是新准则的设计理念, 也是新准则成为保险公司构筑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的实践依据。

旧准则在第六章的第31条到33条仅用231个字阐述了资金运用控制的目的、原则、体系以及投资业务管理和保险业务管理相分离。而新准则在第二章第四节中用1 099个字单独对资金运用控制的内容和范围进行了扩充和丰富, 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强调了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经营活动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 是内部控制的重中之重, 加强资金运用控制是保险公司防范风险的生命线。 (2) 明确了资金运用控制是对资产战略配置、资产负债匹配、投资决策管理、投资交易管理和资产托管等活动的全过程控制。 (3) 强调资金运用要遵循集中、统一、专业、规范的要求。 (4) 提出了资金运用中要注意防范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及其他风险。 (5) 对资金运用控制的五个关键点进行了具体和详细的规定。

七、细化了内部控制主体的责任, 新增了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和问责制的内容

旧准则没有明确谁应该对内部控制负责;而新准则坚决贯彻《基本规范》的要求, 明确控制主体, 细化各控制主体的责任, 做到一旦内部控制出现问题都有据可依、有责可究。新准则在第三十九条指出:“保险公司应当建立由董事会负最终责任、管理层直接领导、内部控制职能部门统筹协调、内部审计部门检查监督、业务单位负首要责任的分工明确、路线清晰、相互协作、高效执行的内部控制组织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五个层次: (1) 董事会负最终责任, 要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定期研究和评价, 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管理层履行内部控制职责, 必要时进行质询; (2) 管理层要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组织架构,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组织领导内部控制体系的日常运行; (3) 内部控制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对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组织推动、实时监控和定期排查以及事前和事中控制的统筹规划; (4) 直接负责经营管理、承担内部控制直接责任的业务单位、部门和人员, 应参与制定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按照规定的流程和方式进行操作, 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径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 (5) 内部审计部门对内部控制履行事后检查监督职能, 定期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审计并进行报告和反馈。

旧准则中根本没有涉及内部控制评价的内容;《基本规范》要求“企业应当结合内部监督情况, 定期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 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但并没有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内容、主体及其披露格式作出相应的规定, 这无疑带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随意性。新准则在《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内部控制评价制度: (1) 继承和发展了《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健全性和合理性进行全面评价。 (2) 指出了评价的内容、实施主体和过程。 (3) 规定企业要编制内部控制评估报告, 该报告应当至少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 这与《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规定大体一致, 部分条款规定将更细致, 考虑得更全面, 例如对评价结果要“根据监管部门的评价标准, 得出自评得分及等级”。 (4) 内部控制评价结果分为四类, 即合格、一般缺陷、重大缺陷和实质性漏洞。 (5) 建立内部控制问责制度。对内部控制违规行为和风险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和管理责任的当事人, 应当按照监管规定予以处罚。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严重问题, 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成员负有责任的, 应当追究其责任。 (6) 中国保监会可以根据监管需要, 要求保险公司在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报送前取得外部审计机构的鉴证结论。 (7) 首次提及独立第三方介入内部控制监管, 即保监会在对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检查时, 可以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进行。

参考文献

产品责任保险国际比较及对策 篇7

[关键词] 责任保险 趋空化 国际比较

一、我国保险业整体社会功能趋空化矛盾

我国保险业发展相对于国内外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我国自1978年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进入本世纪最近几年增速依然很高，GDP从1999年的82067.46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5年的182321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14.23%。而保险业务收入1999年～2005年均增长24.25%，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衡量一国保险的发展水平不是保费总量指标，而是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与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国民生产总值)。1999年～2005年我国保险深度平均为2.53%，保险密度为235.75元(折合美元约30美元)，1994年～2003年OECD国家平均保险深度在8.4%～10.12%之间，保险密度在1723美元～2737美元之间。而财产保险的这两个指标更是低得惊人。我国社会保险不仅覆盖面窄，而且标准低。商业性保险理应有更大的发展，但我国商业保险也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保险业远未发挥现代保险业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

资料来源: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Insurance Statistics Yearbook 1994年～2003年～2005年Edition

二、我国产品责任保险趋空化矛盾

我国产品责任保险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则更显先天不足。我国的产品责任保险于1980年起步，当时属于涉外保险业务。主要是为了应付国际贸易的需要和为某些家用电器类等非主流

资料来源:2005年保险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1999年～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产品服务的。从1985年开始产品责任保险业务推向国内市场。近几年来，我国的产品责任保险业务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以法律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产品责任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比之下，自从1890年英国海上事故保险公司签发了第一张产品责任保险单之后，世界各国相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责任保险。在国际上，责任保险是一类独立的保险业务，它的经营有着一些自己独特的规律，能够独立成体系地开展业务，有着庞大的业务来源。

在最近的20年中，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有关产品责任立法的逐步健全，美国、西欧、日本的产品责任保险发展迅速，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已成为各类企业的自觉行动。在美国，责任保险指代替被保险人支付由其对他人的责任引发的损失赔偿的保险，这种责任由法律赋予或由合同设定。传统上主要的险种是机动车责任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综合责任保险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关注。产品责任保险作为综合责任保险（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中的一个重要险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99年～2005年美国财产保险占保险总额的比例为40.63%～52.11%，平均为45.67%;综合责任保险占财产保险的比例为6.46%～10.14%，平均为8.33%;产品责任保险占综合责任保险的比例为5.74%～8.28%，平均为7.55%。

1999年～2005年中国财产保险占保险总额的比例为22.41%～38.05%，平均为29.57%;全部责任保险占财产保险的比例为2.93%～4.74%，平均为3.73%;产品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全国数据无从取得，据估计而产品责任险这个险种在财险业务总量中占的比例还不到1%。

2005年保险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1999年～2004年GDP及人口数据来源于各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三、产品责任保险法制建设趋空化矛盾

产品责任保险的发展是与相关法律的健全紧密相连的。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都相继制定了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我国尚未颁布专门的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的原则性条文在《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产品责任的相关概念体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中;而具体产品类型的相关法律、法规则主要体现在《食品卫生法》、《工业企业法》、《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等法律和法规中。

特别是1993年出台的《质量法》、《保护法》，对归责原则、产品的概念、权利主体及责任主体的概念、产品缺陷的种类、赔偿范围及限额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对产品责任法规体系做了有益的补充。但相比保险发达国家的严格产品责任原则，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仍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归责原则方面，已承认产品责任不是合同责任，但仍未明确规定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

2.在产品的概念方面，《质量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而日本、美国等国对“产品”的定义则很宽泛，包括一切进入流通领域的物品，不论是加工的还是自然的产物。

3.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比较分散，内容也不够系统、完整，有些条文在表述上也不够清晰。

四、产品责任保险科学管理趋空化矛盾

1.人才趋空化

（1）精算人才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其竞争的核心优势。精算水平的高低将决定保险公司产品开发的市场地位。而培养一名精算师至少需要5年～6年的时间，因此从短期来看，我国精算师人才缺乏的困境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2)尽快培养出保险法律专业复合型人 才应成为责任保险领域重要课题。

（3)理赔人员专业知识缺乏，理赔手段相对落后，处理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产品保险责任事故赔偿显得吃力。

（4)风险控制也是责任保险经营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我国的风险管理技术研究开始较晚，专业人才的培养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供给系统。

2.理论研究趋空化矛盾

对责任风险缺乏研究，没有收集起足够的相关数据(如责任事故率、损失率等)和建立完善的风险统计模型，极大影响了精算的准确性和条款的合理性。目前产品责任保险的费率不是运用數理统计方法测算出来的，而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这样的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大小，而外资保险公司有一套风险评估技术，造成中外资保险公司费率差别很大。国内保险公司常常以低费率承保高风险，造成亏损；而且，对具体的责任风险分析不够深入、细致，如公众责任险还没能针对不同的经营环境，给出其到底包括有哪些风险源，它们应适用何种责任原则等。

3.业务管理趋空化矛盾

目前，财产保险公司在承保产品责任保险中普遍存在三种情况:一是保险条款不规范，保险费率偏高，二是查验工作粗陋，导致担负本不应该承担的产品保险责任，三是盲目扩大投保范围,影响自身效益。

五、大力发展我国产品责任保险的对策

从传统的海上保险和火灾险(后来扩展到一切财产保险)到人寿保险再到现在的责任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被西方国家保险界认为是整个保险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要加快发展产品责任险的步伐，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完善与创新，即从扩大需求、强化内部管理、优化外部环境几个方面入手，推动我国产品责任保险的发展。

1.扩大需求

责任保险是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的产品。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对于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如果仅由市场决定其需求，将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部分责任险种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外部性，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等。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普遍不高，对责任保险的认知程度较低，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加之责任保险正外部性的作用，责任保险的需求不足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在某些时段可能还比较突出。

为此，政府可以对产品责任保险实施强制保险，并对购买产品责任保险采取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的基础上，政府还可以对一般企业投保产品责任在税费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采取税前列支等措施。

2.强化内部管理

(1)财产保险机构可以通过以数据集中带动管理集中的方式，逐步强化对产品责任保险的核保核赔等主要业务环节的管理，减少公司内部管理过程中的漏洞和通融现象。

(2)加强对产品责任保险经营实务的研究，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分类别、分步骤开发责任保险，以适应多样化的需求。财产保险机构在产品开发方面，应该严格执行科学的产品开发流程，从市场需求入手，特别是要调研我国司法案例中侵权案件的种类和平均赔偿金额，并结合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开发设计适用的产品，加大产品组合力度。适当引进成熟的险种和经营方式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加以改造，形成中國特色的责任险种体系。

(3)加大保险公司对责任险的倾斜，正确选择销售策略。同时要积极投入资金，建立自主培养和引进人才渠道。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具有竞争实力的精算、投资、法律、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

3.优化外部环境

(1)规范保险条款，合理确定费率。保险条款必须明确投保人、保险人、保险范围、保险责任、赔偿限额、保险费率、缴费办法、双方义务等项内容。不能仅凭双方主观意愿议定。建立行业指导性条款费率制度，辅之以行业自律手段，可以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扭转当前市场恶性竞争的趋势。

(2)发挥保监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作用，建立与相关部门有效的协调机制。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业的发展具有监督管理和服务的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对保险业的监管，以保障保险业的积极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创造适合保险业发展的客观环境，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

(3)保险监管部门应该平衡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一方面，监管部门要依法履行自身职责，杜绝行政不作为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对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的创新行为，应该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为保险经营机构创造宽松的外部监管环境。

(4)完善法律环境。法制的健全与完善是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最为直接的基础，责任风险方面的法律制度越完善，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越大。目前我国的产品责任险市场还不发达，厂家对这个险种的需求还不是很积极，原因之一就是法律空白比较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等产品责任险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考虑制定一部产品责任法，将产品责任险确定为法定强制保险;逐步扩大“产品”范围;对产品缺陷认定时宜采用弹性标准;确立严格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产品责任险提供完善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2006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

[2]1999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3]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