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

城市群（通用8篇）

城市群 篇1

滇中城市群与北部湾城市群比较分析-基于城市流视角的城市群发展研究

对云南滇中城市群和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及其结构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昆明和南宁的城市流强度在各自的区域内都是最大的,城市的.外向功能明显,能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但昆明对其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和带动的能力比南宁更强;同时,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极不平衡,而北部湾城市群则存在城市发展差距太小的问题.应根据各自特点进一步强化两城市群的城市流,促进城市群的快速、健康发展.

作 者：喻微锋 蒋团标 刘t  作者单位：喻微锋,蒋团标(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刘t (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刊 名：西部论坛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WEST FORUM) 年，卷(期)：2009 19(6) 分类号：F127 F290 关键词：城市流强度   城市群   滇中城市群   北部湾城市群  

城市群 篇2

进入2014年,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城市群概念被广泛提及,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点。可以预见的是,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路径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城市群将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城市化的水平进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城市的竞争力。

新近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则提出,以城市群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完全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化一般规律,符合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城市群普遍存在重形态建设、轻实质发展的问题,多数城市群其实只是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的“一群城市”。今后,应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着力提升城市群质量,切实把城市群建设成为我国在全球化网络中具有竞争力的核心节点区域,努力发挥城市群在推进我国健康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群被重视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城市群中的城市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相协调等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究竟应如何推进?

(一)

城镇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截至2012年,52.57%的城镇化率已经让我国同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不过在这个已经过半的城镇化率背后,却隐藏着诸多的城市病亟待“医治”。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对大会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后简称《报告》)中显示,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拥入已经让城市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现实就是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针对当前可预知的城镇化困境,徐绍史表示,接下来,国务院将围绕四大战略重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

专家指出,在世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在一定区域的成群集中分布是一个客观过程、也是一个普遍趋势。

城市的集中成群分布产生了一系列好处,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带来无效竞争,区域资源压力和环境负荷增加,大城市病泛滥等等。如何趋利避害,成为城镇化战略和空间规划的重要目标取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提升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整体竞争能力为指向的效率优先、非均衡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战略,城市群就成为非均衡发展、实现效率优先的主要空间载体。

目前,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两大城市群集中了全美近40%的人口。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3大都市圈集聚人口、经济规模占全日本总量都达到了60%以上。英国一半人口集中分布在不足1/5国土面积的大伦敦都市圈。在城市群的发展中,城市群核心城市以培育创新与门户功能、占据影响力制高点为主旨,城市群区域往往以共同打造优越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实现产业能力集聚和民生质量提升为主题。美国2050年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把十余个大都市连绵区打造为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点区域。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大城市过大,小城市过小,中等城市发育不良。”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指出,城市群在城镇化过程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在城市群里可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客观要求

我国适宜城镇化的国土空间极为有限,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是符合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本特征的。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评价,我国人均土地面积7200平方米,是欧洲的一半,不到美国的1/4。在土地总量中,我国平原面积仅占12%,美国和欧洲则分别为40%和59%。此外,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综合分析,我国东中部季风平原区,中西部河谷河套、盆地和山前冲洪积平原等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比较适合城市发展的区域。目前,我国形成的主要城市群也都分布在这些区域中。

这些区域同时也是适宜农副产品种植的区域,从全国整体看,若考虑粮食安全的土地需求,真正可用于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国土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3%。因此,大规模的城镇化发展只能在适宜城市化区域范围内的有限空间里集中展开。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的人口和城镇沿河谷海岸的带状集中以及围绕交通节点枢纽的组团式集聚,客观上为未来我国继续以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奠定了基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陈耀认为,城市群有利于人口产业的集聚发展,能够节约耕地,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解决其他城市承载力不足的问题,使基础设施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群是经济主要的产出区。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也是国际竞争的一个堡垒。

纾解房地产难题

另一方面,大城市病既体现在交通拥堵和环境负载过重,更涉及到房价居高不下这一难题。

对此,北上广深等热点城市都推出了相应的调控政策。但很多三、四线城市则出现另一番光景,这些城市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配套,供应又相对充足,去库存压力持续增加,其中温州房价已连续27个月下跌。

其实,大城市还面临土地、水等资源瓶颈的烦恼。国土部就强调,未来要求东部三大城市群发展以盘活土地存量为主,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面临的不同困扰,恰可通过城市群这一概念兴起而存在纾解可能。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未来中国高速消费将会改变很多中小城市的区位价值,也会改变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机遇。不是只有一、二线城市有机会,三、四线城市也有机会。

她说,紧靠着大城市辐射比较明显的中小城市,未来发展机会很大。在高速交通网上面的城市,有交通结点的城市,未来的投资成本更低、投资效率更高,对产业的吸引力更大。

(二)

各地积极打造城市群

目前,各地确实也在积极推进城市群的建设。

今年年初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配合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抓紧编制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专项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发展协调机制,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不同于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含有不同省份的城市,一些地方也在省份内打造城市群。比如宁夏《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用把宁夏作为一个城市的理念来统筹空间规划,优化城镇布局。

按照宁夏的思路,是把沿黄城市带及黄河金岸、宁南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县城作为宁夏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打造银川、吴忠、宁东组成的大银川都市区,发展石嘴山、固原、中卫等副中心城市,带动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据记者了解,像上述由同一省内城市协作组成的城市群还有很多,如内蒙古提出建设呼包鄂城市群,福建发展福州闽江口金三角区域经济体等。

“发展比较好的大城市群的切入点是先从相邻城市进行城镇化的推进。”陈耀说,最好是两城之间不超过30～50公里的城市团,以此形成一个城市群。因为距离较近,经济联系紧密,利于推进互联互通,交通通信都可以按照一个城市去规划。

城市间发展不平衡

然而,在地方积极推进城市群的同时,其目前的发展现状却不及预期。据了解,城市群内部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不同规模的城市(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协调关系未能有效解决。

在具体协调内容方面,如上下风向之间,同流域上下游之间的产业布局没有协调;重大基础设施缺乏协调,如港口、机场、铁路枢纽安排不合理;重大公共服务缺乏协调,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存在重复建设或人为阻隔。

此外,城市群间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等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的发展较快,周边城市相对落后。

陈耀解释说,这与行政区划的分割有关,一部分城市由于规格体量大,行政级别高,由此发展较好,而中小城市受到体系约束很难吸引到优质的资源,造成两极分化,中心和边缘的发展不平衡。

(三)

公共服务应实现均等化

陈耀认为,城市发展经济是集聚到扩散的两个阶段。先是集聚阶段,要素资源向中心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从集聚走向扩散,使得一些功能向周边扩散,带动周边发展。“扩散作用迟迟未显现,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城市的集聚效应未发挥完,还要继续集聚。还有就是人为的行政阻隔限制要素向周边扩散。”

在社科院区域专家徐逢贤看来,城市群中的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协作与资源配置完善后,才会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共同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可以把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规划进行引导,成体系、全覆盖的发展起来。基本公共服务应该率先在城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之间实现均等化。

“政府的管理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也应该首先要全部覆盖各个城市群,在城市群范围内是统一的,水平是一致的。”他表示,这样可能会为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带来一个可以疏解的空间,不仅仅是在一线大城市,也包括其他的二、三线城市。

如何实现“一群城市”向城市群转变

城市群不只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空间上集中分布的一群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强调城市群在城镇功能定位和产业经济发展方面能够合作共赢、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方面能够共建共享,在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能够统筹协调。因此,提高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重点是顶层谋划、城际合作、区域共赢。

专家认为,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应从功能定位和空间结构入手,首先要协调好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关系。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各类城市群的发展战略;要有利于沿海城市群对内陆城市群的带动作用以及发挥城市群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要有助于构筑与欧盟、北美三足鼎立的亚太经济核心区。因此,以长江三角洲为引领的长江沿岸城市群集中分布地带,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群集中分布地带,以珠江三角洲为龙头的东南沿海城市群集中分布地带,是我国推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

其次,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关系也要协调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往往在专业化职能和特色城镇发展方面、在方便生活的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群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得不到充分发展,表明城市群发育是不健全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规模增长过程中,只有功能不断转换和升级,才能营造越来越强大的城市生命力;如果只纳新不吐故,功能繁杂和集中就必然导致大城市病的滋生和恶化,难以持续城镇化过程。因此,建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负面功能清单进行约束管制,通过推动功能疏解实现控制人口的目的,已势在必行。新型城镇化要求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应关注产业空间组织方式的转换趋势,避免经济活动和地域功能盲目过度地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采用产业链横向分工模式,在城市群内部构筑创新网络、生产网络、社会网络和生活网络,加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相互协作、紧密联系,在城市群建设中实现共同发展。

可积极引导城里人下乡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

“大家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亿农民涌入城市,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大批的百万人口城市,甚至出现了好几个上千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一个国家有过高比例的人口拥挤在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是国际公认的不健康的城市发展模式。”有专家表示。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使得城市不得不扩大面积给这些进城的农民建房,城市附近的农田被大量占用。反过来,由于这些农民背井离乡进城,使得几乎所有的村庄人口锐减,大量的宅基地荒芜,很多村庄人口甚至减少了一个数量级,产生了一大批“鬼村”。据地理资源专家介绍,通过卫星遥感遥测发现,中国的农村现在已经出现了总计几千万亩的闲置荒废的宅基地。

然而,专家指出,从生态、环境、能源、建设、经济运行和生活成本的角度,以中小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模式是最优的城镇化模式,以较大城市为中心环绕以众多中小城镇的大都市圈结构优于特大城市结构。城镇化不等于大城市化。基于原有的村庄,通过发展中小城镇实现城镇化,农民离土不离乡,在家乡进入工业和服务业,农民就不会“光着屁股”进城。城里人下乡,利用闲置甚至荒芜的宅基地建房,既带去了就业,盘活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同时也避免了人们不断地向大城市聚集,节省了城市附近的耕地。这是“逆大城市化”的城镇化,而不是“逆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模式,社会经济效率最高,对环境生态保护最有益,对农民最有利,社会成本最低。

对于城里人下乡,政府不应该阻止,而应该积极地组织引导。可以想见,在大中城市附近的村庄有组织地进行城镇化建设,将现在的农村住宅改造成现代化的节能建筑,提高建筑密度,同时引导城市里的产业“下乡”,这样,原有的村庄就改造成了既有住宅、又有产业、且有在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新型城镇。利用新建建筑产生的收益,也就有了充足的资金实现上下水、电、气、通信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而大中城市与其附近的村庄改造形成的城镇结合,就形成了有经济竞争能力的都市圈。

(四)

城市群发展更多地要靠自发动力

在英文中,“城镇化”与“城市化”是同一个词,即urbanization。特别改用上“镇”字,反映决策层希望主体农民工所留区域之一是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不到已经过分拥挤的大城市中“添堵”。实际上,相较于捏合多少个城市群,更值得关心的是,如何破除城市群发展的障碍,使其获得更大的自发生长的动力。

“首要的是破除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肖金成说,城市群往往跨行政区,有的跨地市级行政区,有的跨省级行政区,如果各地都关起门来各搞各的,没有协调与合作,形不成分工和功能互补的格局,城市群就无从谈起。

从这方面看,我国城市群地区通常是城乡发展差距较小的区域,这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区域生态环境建设、都市农业和休闲旅游业发展为抓手,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就能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通过村庄城镇化的模式发展中小城镇,会使当地农民和迁徙到这些中小城镇的民众主要得益;但涌入大城市的人数量少了,大城市政府卖地的收入就会减少,房地产商的建房利润就会减少,还有房地产开发产生的GDP也会减少。所以,也许这种模式会遭到这些利益集团和他们代言人的反对。

然而,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却是最为合理的。国际上公认德国的人口城镇化分布比较合理。8000多万人口的德国,只有600多万人生活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另外2000万人生活在10万至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以上两部分人口仅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其余的大多数人口则分布在小型城镇和村子里。换句话说,按照中国相比,大部分德国人生活在“乡下”。德国如舍夫勒、阿迪达斯、彪马、SAP等一大批世界500强公司在“乡下”,而中小公司在“乡下”的就数不胜数了。而这些公司的员工自然就居住在附近的“村庄”里,很多原来的农民或农民的后代就在这些公司里就业。

须知,城市群的发展重在质量,必须要考虑城市本身的结构和环境的容量,在没有很好的内部结构和各个环境相互协调的作用下,很难得到一个好的发展结果。所以,城市群的发展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易鹏所指出的,过多的行政干预可能成为城市群发展的一个阻力。要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政府要“淡定”,莫“浮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自觉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在引领、调控和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集中人力、精力、财力和物力,把城乡规划、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该管的事项管细管实管好,将不该管的事项交出来。我们应该明确,城市群的发展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只有尊重市场的力量,城市群才能做大做强。

城市群 篇3

优化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培育发展成渝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的重点任务。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优化提升长三角城市群，是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培育发展成渝城市群，发挥其沟通西南西北、连接国内国外的独特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契合互动，有利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拓展全国经济增长新空间，也有利于保障国土安全、优化国土布局。

按照中央政府负责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群规划编制和组织实施、省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内的城市群规划编制和组织实施的原则，自2014年5月起，国家发改委启动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向有关地区和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会同中科院研究制定了《城市群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按照技术规程的规范性要求，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编制，历时1年半，经历了七大环节：一是委托相关省市的先期基础性研究；二是委托相关机构对城市群总体定位和布局、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难点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三是国家发改委会同住建部的实地深入调研；四是国家发改委会同住建部、相关课题研究机构、相关省市发改和住建系统，集中起草形成《规划》；五是《规划》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和相关省市的意见；六是《规划》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七是国家发改委会同住建部印发实施《规划》。

二、关于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的目标定位

长三角城市群是全国最有条件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但目前与世界上比较成熟的五大城市群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突出表现为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对较弱、城市群发展质量不高、城市包容性不足、城市建设无序蔓延、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五大矛盾。因此，深入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世界标准、瞄准国际标杆，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为引领，以共建全球科技创新集群为支撑，以共守生态安全为前提，以健全包容共享的体制机制为保障，从战略高度打造改革新高地、争当开放新尖兵、带头发展新经济、构筑生态环境新支撑、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定位是，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这一总体定位，又由六个分领域定位共同支撑，一是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三是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四是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五是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六是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实现上述目标定位，《规划》提出要分两步走：一是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经济充满活力、高端人才汇聚、创新能力跃升、空间利用集约高效的世界级城市群框架；二是到2030年，要全面建成全球一流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也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示范区。但目前成渝城市群还不成熟，距离建成国家级城市群的目标较远，主要表现在核心城市背向发展、次级城市发育不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不高、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加剧、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等五个方面。从培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城市群目标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规划》强调要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以强化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和培育发展中小城市为着力点；以强化创新驱动、夯实产业基础和保护生态环境为支撑；以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和双向开放平台建设为切入点，推动形成城市间资源优势互补、功能合理分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拓展发展新空间。

成渝城市群的总体定位是，建设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城市群。围绕这一总体定位，必须在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西部创新驱动先导区、深化内陆开放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美丽中国先行区五大发展定位上加快取得突破。

三、关于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建设的主要任务

这两个城市群规划都围绕着空间管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政府职能，瞄准短板问题，突出共建共享，强化合作共赢，确定了六大既有共同点又存在较大区别的重点任务。

一是在优化空间布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核心是要从主体功能分区出发，引导人口向不同区域流动，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一体化城乡体系；成渝城市群则是要突出重点地区的发展，构建“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空间格局，一轴，是指成渝发展主轴；两带，是指成德绵乐城市带、沿江城市带；“双核”是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三区是指川南、南遂广、达万城镇密集区。

二是在产业发展和创新驱动方面，长三角城市群主要侧重创新驱动，围绕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面向全国全球聚合创新资源，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瞄准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强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创新提升产业链；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贯通创新链。成渝城市群更强调促进产业分工与协作，立足比较优势，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整合发展产业园区，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壮大现代产业体系。

三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两个城市群都着眼交通、信息、能源、水资源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但建设的“标准”有差异，比如长三角构筑以轨道交通为主的综合交通网络，成渝城市群则首要强调交通运输成网。

四是在生态共建环境共治方面，成渝地区是长江的上游，也是生态源头，按照城市群外建好生态屏障、城市群内打造生态安全格局要求，严格保护水土资源，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实施环境共治，建设绿色城市，确保流域生态安全。长三角地区要紧紧抓住治理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的关键领域，溯源倒逼、系统治理，带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重点要在生态环境机制建设上探索新路。

五是在深化開放合作方面，成渝城市群重点是向东向西、对内对外开放，共建向东出海、向西达欧和向南开放的三大通道，参与“一带一路”务实合作。长三角城市群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集聚国际化人才，推广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区。

城市群 篇4

按省委办公厅、省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珠江三角洲文明城市群实施纲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本报将其全文刊登。为深入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升珠江三角洲文明城市创建水平，推动珠江三角洲文明城市创建从点到面、从个体到群体、从城市到区域的跃升，制订本实施纲要。

一、明确创建目标

以文明城市创建为载体，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打造区域文明城市共建新平台，提升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整体文明形象，在全国率先建成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区域文明城市群，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

按照“巩固提高、辐射延伸”的原则，不断提高现有“全国文明城市”和“广东省文明城市”的工作水平，不断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按照“分类指导、分步推进”的原则，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各市创建文明城市的步伐，力争到2017年，珠江三角洲各地级以上城市100%建成“全国文明城市”，2020年各县级市(县城)100%建成“广东省文明城市(县城)”，实现文明城市创建全面覆盖。

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加强联片创建、联手共建，形成区域文明城市群。

二、突出创建重点

(一)共建珠江景观带。

利用珠江水系河道纵横的自然优势，点线面结合，共同建设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统一的沿江景观带。

1.加强珠江沿岸景观建设。建设一批沿江亲水公园、亲水岸线、亲水广场，凸显沿岸城市靠江、亲江、通江、透江的风格和特色，形成滨水景观展示长廊。

2.建设珠江沿江风情休闲带。综合规划建设沿江岸线，重点加强对沿岸旧房屋的整饰改造，建设融休闲、观光、购物、娱乐、健身于一体的商贸旅游长廊。

3.实施珠江夜景光亮工程。按照节能、实用、美观的原则设置珠江沿岸景观照明。选择一批主要沿江道路及主要景观建筑物，实施灯光灯饰综合升级改造，塑造绚丽多姿的珠江灯光夜景。

4.加强珠江沿岸景观带公共交通建设。结合绿道网建设及滨水地区改造，建设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和其他公共交通系统相结合的绿色交通体系，减少机动车对滨水地区的干扰，为市民提供优美舒适的公共活动空间。

5.加强对珠江两岸建筑的规划控制。严格控制珠江两岸一线建筑离岸距离和高度，确保沿江建筑界面不对珠江开敞区造成视觉压抑。

(二)共建滨海景观长廊。

综合规划开发珠江三角洲海岸带，构建彰显人文特色和海洋魅力的阳光金海岸。

1.建设滨海风情景观带。以海滨资源为依托，以海洋文化为内涵，建设一批集生态旅游、文化遗产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休闲湾区、滨海公园等，构建自然与人文并茂、环境优美宜人的滨海景观带。

2.构建绿色海岸线。以沿海红树林等防护林系统为基础，建设融生态和景观于一体的绿色海岸线，营建优美的海岸绿色景观。加强滨海山水之间的绿道建设，达到“显山、露水、透绿”。

3.加强滨海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滨海重大工业项目布局区域协调，控制污染，保护海岸带生物多样性。加强对河流、湿地、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生态系统的保护。

(三)共建珠江文化带。

加快珠江沿线文化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文化特色，提升区域文化的竞争力和辐射力。

1.实施珠江沿线特色文化联建工程。推动珠江沿线联片建设以粤剧、粤菜、粤语、骑楼、南狮、龙舟等为特色的广府历史文化带，以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为特色的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带，以商业文化、改革文化、时尚文化为特色的现代文化带，营造独特地方特色和个性品位的特色文化。

2.实施珠江沿线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联动工程。推动珠江沿线建设一批文化中心、艺术中心、会展中心、文化主题公园、文化广场、文化景观、艺术空间等大型文化设施。建设一批专题、特色的博物馆、艺术馆。建设广东文学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广东人民艺术中心等标志性文化工程，不断提高珠江两岸的文化品位。

3.实施珠江沿线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工程。建设珠江沿线城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资源数据库、演艺联盟，建设文化执法联动协查机制，构建资源共享、服务一体的珠江沿线城市都市文化带。深化与香港、澳门的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提高珠江三角洲都市文化圈的国际化水平。

4.共建珠江三角洲文化创意产业圈。发展高端和新兴文化产业，加快建设创意产业园、创作基地、设计城和文化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一批以文化创意、工业设计、数字出版、网游动漫、影视制作、游戏游艺、工艺美术、音像电子和演艺娱乐为内容的产业园区。

5.联合开展珠江三角洲节庆文化活动。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开展舞醒狮、赛龙舟、花灯会、登高等具有传统特色的民间节庆活动。组织岭南年俗节、七巧欢乐节、龙舟文化节、波罗诞、观音诞、龙母诞、咸水歌会等特色节庆活动，建设珠江三角洲民俗风情旅游文化带、广府文化跨市旅游线路，共同展示珠江三角洲民俗文化的特色和魅力。

6.实施珠江沿岸文化古迹保护和联合开发工程。结合保护文化遗迹、古街古镇，实施岭南风貌街区古镇、古村建设和复兴工程，展现地域特色鲜明的城乡风貌。加强对南越王墓、陈家祠、黄埔军校旧址、孙中山故居、梁启超故居、叶挺故居、虎门炮台旧址、佛山祖庙、宋城墙、七星岩摩岩石刻、大鹏所城、梅溪牌坊等文化古迹的保护和联合开发，拓展珠江沿岸文化古迹跨市旅游线路，壮大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珠江沿岸城市的文化内涵。

(四)共建珠江绿色水系。

建立珠江流域上下游统一协调的水环境保护机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推进珠江水系综合整治，建设绿色水系。

1.深入开展保护珠江母亲河行动。推进珠江水系综合整治，加强珠江水域的水源涵盖林建设，加强清淤和道岸养护，推动水质有效改善。力争到2015年，流经城市河段和城镇内河涌水质明显改善，跨市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90%以上；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水环境安全格局基本形成，珠江三角洲水系主干、支流水质维持优良水平。

2.创建文明珠江航道。加强航道的管理、规划和综合治理，控制航船违规排放污染物，建立有序、文明的航行环境。

3.开展城镇污水治理行动。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到2020年，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0%以上，工业废水排放完全达标。

4.开展防治农业水源污染活动。加大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督管理力度，控制农药、化肥污染。搬迁或关闭位于水源保护区的畜禽养殖场，减少畜禽养殖污染。

5.开展防治生活污染行动。引导广大城乡居民正确处理生活垃圾，不随意丢弃垃圾，不增加生活污染，保护生活环境和水资源。

(五)共建清洁蓝天。

全面实施珠江三角洲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切实治理区域大气污染。

1.开展综合治理行动。严格控制大气污染源，严禁高污染的新项目上马，加快老污染源限期治理，关停不能稳定达标的重污染企业。实施工业合理布局，开发节能减排技术，改变燃料构成。加强交通管理，严格控制汽车超标排放废气。通过达标排放、关停企业、综合治理，不断提高空气环境质量。

2.完善监控预警体系。将珠江三角洲所有城市监测站纳入区域空气监控网，建设空气监测站，加强对光化学烟雾、酸雨、灰霾现象的监测和研究。

3.健全质量评价体系。引入大气环境质量国际评价指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4.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制定珠江三角洲大气环境经济政策，建立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开展大气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试点工作。

(六)共建爱心家园。

强化居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广泛开展公益活动，构筑区域联动爱心工作平台，建设爱心家园。

1.实施公益慈善工程。发动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深入开展广东扶贫济困日、南方公益、关爱行动、城市暖流、慈善万人行等活动。

2.关心外来务工人员。改善用工环境，加强人文关怀，大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实际问题，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生活环境。加强珍爱生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3.关爱未成年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施品德培育、精品供给、环境净化、心理护卫四大工程，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助单亲困难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解决生活失助、学业失教、情感缺失等问题。加强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确保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4.深化志愿服务活动。建立珠江三角洲志愿者联盟，加强对各种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协调，广泛开展关爱空巢老人、青少年辅导、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法律援助等志愿服务行动，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七)共建文明生活引领区。

着力倡导文明行为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共同建设文明生活引领区，共创珠三角优质生活圈。

1.培育道德文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倡导新风尚、创造新生活”为主题，扎实开展“讲文明、树新风”等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弘扬文明和谐之风。

2.倡导低碳生活。大力宣传和普及低碳知识，倡导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低代价的低碳生活方式，引导广大公民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理念、消费模式。

3.开展健康生活。开展科学饮食、文明饮食宣传教育行动，改变铺张浪费、暴食竞饮、嗜食野生动物等不文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实施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推动居民形成文明养生、科学健身、高雅休闲的良好生活习惯。

4.提升文明素质。实施提升文化素养工程，引导广大市民形成热爱文化艺术、参与文化活动、注重培养志趣高雅的生活习惯。深化书香岭南全民读书活动，办好南国书香节，引导市民养成多读书、爱学习的良好习惯，自觉提升文化素养。

5.加强法制宣传。加强社会规则、社会秩序教育，引导居民群众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社会规则，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公平地分享社会公共资源。采用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制意识，引导他们自觉抵制不法行为。

(八)共建乡村文明圈。

以推进珠江三角洲农村社区化为突破口，加强城乡共建，提升乡村文明水平，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

1.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把农村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和“三旧”改造结合起来，把城市的管理经验、服务方式引入农村，推进农村居住模式由“镇—村”型向“街—居”型转化。

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道路交通网、供水管网、电网、天然气管网、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农村社区文化、卫生、商业等配套网点。探索实行农村宅基地置换和自然村落合并，推动农民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居住。

3.改造农村环境。推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和无害化处理，推行畜禽养殖区，推广沼气利用技术。搞好农村庭院和房前屋后净化绿化美化，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开展生态文明万村绿大行动，加快推进岭南新民居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实施村民素质教育工程。加快农家书屋建设，办好农民读书节，强化农民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开展新型生育文化宣传教育，强化男女平等意识，引导农民优生优育。推进殡葬改革，倡导绿色殡葬，摒弃厚葬、散埋乱葬、违规建坟等不良现象。

5.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建设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加强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协调。

在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下，省文明委具体负责推进珠江三角洲文明城市群建设。省文明委牵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珠江三角洲各市要把文明城市群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各市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承担责任，主动推进工作。省直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加强工作指导，完善保障措施，抓好工作落实。要以深莞惠城市圈为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二)广泛宣传动员。

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采取多种形式，着力宣传省委、省政府推进珠江三角洲文明城市群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宣传共建行动所取得的成绩，宣传共建行动中的先进典型和宝贵经验，营造氛围，凝聚共识。组织“珠江三角洲文明城市群建设群众论坛”，搭建开放式的公众研究、交流和宣传平台。

(三)加强监督检查。

城市群 篇5

内容摘要：选择与培育区域发展的城市群，是实现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重要保证。综合考虑中部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地理位置，应当把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作为建设的重点，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促使它们迅速成长为中部地区的发展龙头。

关键词：增长极 城市群 中部地区

近年来，中部地区“塌陷”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已成为我国一项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围绕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学术界集中研究了中部地区塌陷的成因和实现崛起的途径，且在很多领域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对中部地区是否需要培育和如何培育区域发展龙头问题却存在严重分歧。对此进行探讨，不仅有利于国家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政策,更有利于中部地区尽快实现崛起。

中部地区选择和培育发展城市群的必要性

有助于增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聚力。经济联系松散是中部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其必然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与严重的重复建设，而这种状况又会进一步降低各省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从而使得中部的经济联系更加松散。与此同时，在当前国内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中部不仅没有出现经济整合的迹象，反而出现了背离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湖南将其定位为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的“后院”;安徽提出“立足优势、面向市场”，积极融入长三角;江西提出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资源大省山西则欲融入京津环渤海地区;农业大省河南也酝酿自己的“中原隆起带”。勿容质疑，缺乏合力、缺乏互动是实现中部崛起的主要阻碍之一。因为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力量，更重要的是因缺乏区域整体观念而大大降低了中部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决策中的影响力。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中部自身的经济联系较为松散外，更重要的是，中部至今缺乏一个有足够集聚和辐射力的中心城市或城市群，所以，以现有的城市群为依托，打造中部发展的城市群，是增强中部地区向心力，提高六省经济联系，从而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保证。

有助于促进东部传统产业向中部地区的转移。承接东部传统产业的转移是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途径。诚然，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阶段，从理论上说，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应向中部地区转移，但东部地区偏轻的产业结构会因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同时，在东部产业转移时，中部还面临如印度、泰国、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激烈竞争。在这种背景下，要诱导东部传统产业尽快向中部转移，中部就必须集中精力培育具有足够竞争力的区域发展龙头。从现实看，我国目前面临多个区域发展重点，东部要实现新的跨越，西部要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对整个中部地区实行“普惠制”，而应根据具体情况，重点建设若干区域，促进各种要素向这些地区集聚，从而提高其对东部传统产业的吸引力。

东、西部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说明区域发展离不开城市群的培育。一个区域，尤其是大区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增长极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东部设立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实际上起到了区域增长极的作用。二十多年来，它们的经济腹地逐步扩大，实力由弱变强，最终形成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三个国家级的增长极。这三个增长极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直接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成为地区经济最受瞩目的亮点。它们不仅将继续带动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西部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观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已过去六年，尽管这期间其基础设施大为改观，但从市场建设、经济发展及人们收入的变化上看，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并不显著。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西部缺乏像东部那样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换言之，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没有像东部那样，由国家政策性确立区域发展的龙头，而在发展中，西部自身又没能培育出龙头区域。这些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中部要实现崛起，必须首先培育区域发展的龙头。

中部地区发展城市群的选择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实体，是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基于此，在国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后，中部地区各省都将城市群作为建设的重点。在“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也明确表示将出台政策支持中部的城市群发展。因此，中部应以城市群为基础，培育中部的区域发展龙头。然而，目前中部地区的城市群或产业带主要有五个，即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工业走廊和合肥—芜湖都市带。所以，我们还应具体分析中部城市群的发展状况，从而进一步做出科学地选择。

根据我国城市群等级的划分标准，中原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更接近中型城市群，而长株潭城市群、合肥—芜湖都市带和昌九工业走廊则属于典型的小型城市群。除面积、人口等规模具有明显的优势外，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实力也远大于其它三个城市群。就空间位置而言，武汉城市群处于中部地区的南部，可通过长江沟通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工业走廊和合肥—芜湖都市带，从而影响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和河南南部;中原城市群位于中部地区的北部，可统领河南中北部和山西。所以，综合考虑六大城市群或产业带(以太原为中心组成的区域可看作第六个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应把目前的中型城市群，即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建成中部的区域发展龙头。通过国家的重点扶持，壮大它们的经济实力，使其逐步向大型甚至特大型城市群发展，进而成长为国家级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分工和竞争。同时，发挥其对区内的空间组织核心作用，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网络、空间组织网络的发育，从而发挥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城市群作用。

中部地区发展城市群的培育措施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实力。与沿海地区的三个国家级区域经济增长极(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相比，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实力还很弱，目前还很难承担区域发展龙头的重任。所以，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其影响力是当务之急。为此，国家应集中力量建设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增加信贷等方式对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人力资源开发给予必要的直接投入，并在能源、交通和信息等领域建设若干具有区际意义的大型工程，为启动这两个城市群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国家应放宽这两个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权限，允许它们在比照过去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激励它们创造更有利于集聚要素、吸引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降低企业外部成本的政策环境，增强其经济活力。此外，还应在东部形成政策推力，迫使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移。

加快区内外交通和信息网络建设，增强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可进入性。目前，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可进入性还很低。其一，中部地区的水路、铁路和空中航线基本仍是从主干到支干，从根、枝到叶的树状结构;通信、航空则呈现以中心城市为节点的放射状、星状结构，区域内尚无国家一级国际空港，缺乏直航国际航线，一体化程度不高。其二，与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缺乏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连接，要素向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流动和转移的成本较高。显然，健全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可有效提高区位的可进入性。为此，国家应支持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在充分发挥现有高速干道、国道及水运干线、铁路、航空线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原有交通线路的通过能力，将武汉和郑州机场建设成为国际空港，并积极建设它们通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使之成为接受东部发达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通道。同时，加快完善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之间及它们与中部各区域增长极之间的交通运输网络，逐步实现交通立体化、多元化;加快信息港和信息网络建设，以武汉、郑州等城市为主要节点，搭建共享型、数字化信息平台，以多媒体信息传输骨干网络、宽带网、公用数据通信及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等现代网络技术为基础，构筑各省间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增强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对各种要素的集聚和扩散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小建，覃成林.我国产业转移与中原经济崛起.中州学刊，(3)

2.代合治.中国城市群的界定及分布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

城市群 篇6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是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但中原城市群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政府在实际政策制定中要注重增强政府的创新意识、增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改善创新环境、鼓励产业创新、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之间的互动等五个关键因素。

论文关键词：中原城市群 区域创新 科技资源 产业集群 创新意识

区域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区域竞争力的支撑，而区域创新是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又是区域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因素。中原城市群作为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区域竞争力不断跃升，但是其区域创新能力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居于全国中下等水平，成为制约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政府只有采取适当的政策进行引导，才可以提高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带动河南经济的飞速发展，充当中部崛起的主力军。

一、中原城市群创新能力现状

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河南区域创新能力总体上处于全国中下等水平，影响综合排名的5个要素能力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管理能力及创新绩效等5个部分2008年的排名分别为23、25、17、19和16名。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2008年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排名处于第2O位，比上年提升了1位。这主要归功于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的提高，这两项分别上升3位和4位，具体来讲，知识创造上升2位，主要是由于专利申请及批准量大幅度下降，但是与上年度相比科研论文量有大幅度增加，这与河南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直接相关；而知识获取能力是在2008年度惟一一个所有三级指标为正增长的指标，其中技术转移综合指标上升5位，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河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状况，技术产业化能力的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综合指标下降了一位，但其三级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2008年这一年企业创新能力水平不高，但是从总排名来看，河南省的技术创新能力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比其他所有指标都要靠前；区域创新水平下降幅度比较大，说明河南省必须提高整体创业环境的改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扎根中部，为河南省区域创新做贡献。创新绩效是该年度上升幅度最大的指标，其原因是河南省居民收入水平综合指标的提高。

总而言之，河南省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在全国处于中等偏后的水平。相比2007年而言，河南省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但是相对来说，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比较好。

二、制约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

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说，创新能力不强，还存在资源分散、人才匮乏等问题，与经济发达地区差距还比较大，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原崛起的需要。制约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提高的瓶颈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企业创新资源普遍短缺，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水平低。企业的科技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前提，科技人员和经费投入水平是衡量一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目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一障碍是缺少技术创新人才。除三资企业、少数高科技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外，大多数大型企业缺乏高学历人才和技术骨干，缺乏学术和创新带头人。截止到2006年底，河南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108765人，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企业专职研发人员共有13343人，占企业职工总数的0．12％，其中具有高中级职称人员占0．04％，不但比例低于发达地区，而且掌握当代技术前沿的高技术人才更为缺乏。第二障碍是技术创新资金短缺。河南省2006年R&D投人为84．61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0．64％，远远低于全国1．3％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地区相距甚远。发明专利数量少，2006年全省申请专利11538件，占全国申请专利的比例不到2％，与河南经济大省的`地位很不相称。

二是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率不高。目前大型企业技术开发、改造和引进项目总量不算少，但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水平较低。“十五”期间，企事业单位委托河南省高校研究项目586项，仅占当年高校承担科研项目数的15％左右，同期河南省高校技术转让收入仅为1000多万元，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3％，低于全国和中部六省的平均水平。

三是许多企业的自主创新观念没有真正转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轨道上来。目前省内许多企业普遍缺少科学严谨的市场调研，只重视技术上的可行性，重视技术开发和研制工作，而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营销工作普遍薄弱。在技术创新资源的组织利用上搞“小而全”而不利于利用社会资源和已有的技术成果，其结果出现了低水平、小规模的重复开发问题，技术开发项目和成果不少，但科技含量和效益普遍较低。 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从体制上说，许多体制没有理顺，还不够完善，形成对技术创新的障碍。技术创新主体还没有真正从过去的“科研院所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在客观上形成了技术创新主体的错位。从机制上看，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各个主体还没有更充分地感受到市场的压力，还可在旧体制影响中得以生存，致使技术创新缺乏市场激励，大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

三、提高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思考

(一)改变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创新意识

政府在区域创新环境和系统建设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建立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与措施，更重要的是区域创新软环境的营造。应搞好金融、法律、会计、人才等中介机构的建设，为区域内各创新主体提供广泛的规范化的服务，以及良好的冲突解决和协调机制。另外，区域良好的竞争和合作氛围，对冒险失败的宽容态度，有利于新企业的衍生和创新的不断涌现，这需要政府在人员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方面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因此政府必须对区域形象的塑造和建设方面给予应有的重视，利用优势去塑造区域形象，有意识地宣传自己。

(二)增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中原城市群必须顺应改革潮流，将科教机构推向市场，建立其竞争机制，加大资金支持，并积极鼓励引导民间企业、组织和个人投资科研机构，创新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形式，加速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根据已有的科研基础及领先领域，在某些学科上首先取得突破。

(三)改善创新环境，形成企业集群

创新是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活动，时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一个具有创新活动的区域，一定是一个具有良好创业环境的地区。良好的创业环境应包括商业及技术等各类人才的易得性、充足的资金供应、良好的法治环境、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等。当原有企业竞争激烈，新的企业又不断产生，就会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强区域内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及创新能力，而众多企业在一个区域内的集聚本身具有自我强化能力。因此，政府可以适当地提供一些地方优惠政策，以吸纳优秀企业扎根中原城市群，形成良好循环和回波效应。

(四)创新的产业选择

市场既需要高技术的产品，也需要低技术的产品；高新技术包含低技术工艺过程，低技术产品可能包含有高技术工艺过程；企业不仅要技术创新，还要在组织、金融、财务、营销等方面不断创新，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不同区域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文化环境不同，因此创新战略应有不同特色，不能一窝蜂地发展所谓高新技术产业。目前河南省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加大。但是整体来讲传统产业还是占绝对优势，新型产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中原城市群还未真正形成气候，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产业活动“小而全”，未能很好地形成大、中、小企业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链，产品质量不高，通过IS09000质量认证体系的企业少，主营产品等级低，产品更新换代慢。在地方保护主义等一些因素影响下，甚至存在以劣充优，以杂牌冒名牌的现象；设备陈旧、能源消耗普遍较高，存在污染的企业比例比较大，不少企业属于国家整顿甚至被关闭的现象。就当前的情况来看，适当节约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大量投入，切忌跟风，不仅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可以省下大量资金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实现规模效益。

(五)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之间的互动

区域内科技资源、企业和政府三大创新要素应该加强交流和合作，取得良好的协同效应。通过整合科技力量，挖掘现有潜力，形成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市场中介组织、各级政府之间，以创新为总体目标的协同互动和交流渗透的网络。良好的创新网络存在，使企业能更有效地进行创新，从而保证整个区域持续的创新活力。

综上所述，中原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政府在实际操作中要把握以下五个关键因素：注重对科技的投入和合理资源配置科技资源，真正做到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关键；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加快知识创新系统；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基础设施；地区经济业绩突出，成为本地创新的巨大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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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 篇7

关键词：产业转移,滇中城市群,对策研究

1.前言

云南省“十一五规划”指出, 要优化开发滇中发展极 (含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个城市及其相关地区) , 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调整发展战略加快现代新昆明建设, 力争到2020年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曲靖、玉溪、楚雄要承接昆明的产业转移, 加快发展特色产业, 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循环, 提高辐射能力。本文针对滇中城市群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提出了一些实现昆明产业转移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

2.滇中各地所处工业化阶段的理论分析

按照H·钱纳里和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关于工业化演进过程的论述,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 各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别。从理论上对滇中各地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 明确各地在区域总体格局中的地位, 对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区域指导政策, 对顺利实现昆明产业转移、滇中地区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将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1) 。

表1中存在着两层明显的工业化梯度。2006年云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加速阶段, 而全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的过渡时期, 即云南省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与全国还有一定的差距, 为产业的区域转移奠定了基础。在滇中地区内部也有一个明显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梯度存在, 2006年曲靖和楚雄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的加速阶段, 而昆明和玉溪则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的过渡时期。两者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昆明和玉溪之间基于三次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发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奠定了昆明产业转移和区域分工的基础。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2007年) 》, 录入前经过整理。

3.环昆地区承接昆明产业转移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1.产业转移是基于区域竞争基础上的合作, 过多的强调竞争或合作都不利于待转移产业的转移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滇中地区过度竞争和合作不足的问题都存在, 前者的突出表现是产业结构形似系数过高产生的内耗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后者主要表现在各地内部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产业转移能否突破狭隘的行政束缚而不经过本地区的可转入地区直接转向环昆州市尚值得商酌。

2.滇中各地均处于工业化阶段, 此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带来的对各类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受昆明显著区位优势和滇中地区一体化不断提高的影响, 各类生产要素为追求最大利益向昆明不断聚集是市场力量选择的必然, 有可能制约环昆地区承接昆明产业转移。

3.昆明的区位优势产生的“马太效应”将长期影响滇中各地的发展战略的取向。云南省“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加快现代新昆明建设, 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的构想, 规划的提出强化了昆明在全省的战略核心地位, 环昆地区在积极参与大昆明建设的同时, 对进一步加强的“马太效应”要有所考虑。实践证明, 这种影响仅靠市场的力量已经无法扭转。

4.各地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影响到昆明的产业转移。不仅滇中各地存在经济发展梯度差异, 各地内部也存在经济梯级分布, 出于节约成本、区域保护和靠近昆明市场的考虑, 区域内低梯度的地区会成为昆明产业转移的首选地, 即出现了区内落后地区拦截了昆明向周边州市的产业转移。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从客观上来讲产生了向周边州市转移的迟滞作用。

4.环昆地区承接昆明产业转移的对策措施

4.1自力更生, 加快发展具有地区优势的特色产业

(1)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环昆地区生态环境优良, 要继续巩固和发挥生态优势, 大力打造无公害基地的品牌, 加快农产品加工业步伐, 围绕优势特色产业, 重点发展精深加工, 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基地建设、新产品开发加大支持力度, 培育一批龙头企业, 推进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2) 加快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环昆地区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应该合理建设和开发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 重点推出山水生态游、历史文化游、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游、宗教圣地游、高原游等特色产品, 促使当地居民增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双赢。

(3) 发挥优势, 重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环昆地区要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优势,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流通网络体系, 抓住新昆明建设的机遇, 以铁路、公路、大型批发市场、商贸中心为依托, 规划建设物运输平台、物流园区、物流配送中心和物流中心。

4.2完善产业配套能力, 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1) 产业转移的硬环境。要加强以农业、交通、城镇基础设施、水利、能源、通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交通闭塞的现状, 以公路建设为重点, 遵循效率效益原则, 尽量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产业转移的软环境。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市场化资源配置。要合理运用税收和金融杠杆吸引投资, 为转移产业提供税收和金融支持;大力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规范职业培训机构, 提高应用型人才的比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 培养民间创业意识, 强化其自主创新能力, 为昆明产业转移“转得来, 留得住”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

4.3因地制宜地承接产业转移, 将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要吸取工业化教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要因地制宜地承接昆明产业转移, 并对转移产业的技术层次、市场前景、环保要求、关联程度进行合理选择, 注意产业转移来源地多元化。承接昆明转移时应与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利用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推动本地区潜在优势向现实优势转化, 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移之路。

4.4建立并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由于区域产业转移主要涉及的是区域内部的生产力布局与调整, 所以协调机制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发展区域经济方面, 协调行为主体主要在政府层面, 多为自上而下、政府操控, 重在区内协调, 以计划为形式、行政手段为主。

在滇中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中, 云南省政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调控者, 其作用主要包括:①推进区域经济市场化;②规范区域经济合作,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③运用政策引导和公共投资分配相结合的手段, 引导产业转移的合理配置;④扶植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滇中各州市政府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①加快本区域经济市场化改革, 从而协调与其它区域的经济关系;②提高本区域投资环境吸引力和企业竞争力, 开放本地市场;③开展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 推动本地企业参与企业间的区域合作。

参考文献

[1]刘嗣明等.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困境寻源与对策研究[J].经济评论, 2007, (6) .

[2]陈刚等.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J].当代财经, 2006, (10) .

城市群国际镜鉴 篇8

英国：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促进英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城市集群发展形成规模效应，是发展城市经济的关键一步。”去年7月，英国“城市发展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题为《联接城市：通往增长的链条》报告曾如是说。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英国很早以前就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较大的城市群落。目前，它的城市集群发展正在经历着两种进程——已经建立起来以伦敦为中心的城市集群，以及正致力于在英格兰北部打造的“北方动力中心”（Northern Powerhouse）。

“北方城市集群可征服世界”

去年6月，英国政府提出了打造“北方动力中心”的设想。所谓的“北方”，即为英格兰北部的利兹、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等几个工业城市，它们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辉煌过。但是随着英国经济的衰落和新经济形式的崛起，它们逐渐走向没落。过去18年，这几个城市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们虽然在不同时期分别推出了自己的发展计划，但是后来证明这些发展计划的效果都不明显。

“我们需要一个北方动力中心，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城市集群——它们互相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征服世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说。

基于此，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投入数10亿英镑（1英镑约合9.29元人民币）的资金，加强这几个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对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给予支持，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建立北方城市集群，使它们在规模、人口、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上可以媲美任何全球城市。

交通先行，创新随后

与许多城市群发展的思路相似，英国政府打造北方城市集群也是交通先行，首先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对铁路、公路和港口进行提速升级。

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十分重视科技和创新，出资500万英镑支持利物浦大学和利物浦John Moores大学建设大学企业园区。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国家生物工业创新中心”“材料创新工厂”和“石墨烯研究中心”均建在这一地区。对该地区科技和创新的支持，还表现在对该地区某些新兴产业的支持，例如英国政府投资支持当地的“传感器技术”的发展。

城市群的发展当然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英国政府认为，只有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才能让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英国政府不仅准备投资整治该地区的河流，减少污染，还承诺投资对该地区的技术培训、教育和住房方面进行改善，并促进文化发展。另外，英国政府已经提出在曼彻斯特建立一家新的剧院。

为了城市建设能够统一规划、整体管理，英国政府还致力于改革城市行政体系，建立拥有更大权力的城市管理机构。目前该政府准备在曼彻斯特、利兹等地，建立类似大伦敦政府的管理体系。

给予中国的启示

无论是老伦敦城市群曾经的辉煌，还是如今“北方动力中心”的构想，英国城市集群发展两种进程都能给予我们启示。

首先，城市群建设最重要的要素是交通和产业。高速、便捷的交通联系是城市集聚在一起的必备条件，而找到和发展适合当地的产业，并形成相关配套的产业链，是城市群生长、融合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养分。

其次，需要找到合适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投资体制。政府投资是一方面，可以起到带动和示范的作用，但如何扩大规模、分担风险，建立公平合理和具有吸引力的投资体制，需要进一步创新体制。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英国发展城市集群强调增强市一级政府的权力，是因为目前在英国，相当于我国城市区一级的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当大。这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不过，在决策和规划层面上，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权力架构，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

转型不及时就会衰败

美国是全球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城市群的发展方面，美国同样领世界之先。据美国白宫内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2013年的划定，目前美国本土有166个大型城市群。这些城市群由许多相互有着紧密联系的大型和小型都市组成，大型城市像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这样的，人口均达百万；小型城市的人口则在1万到5万之间。近些年，高速发展的美国城市群虽然也存在着环境污染严重、交通堵塞、城市空心化、犯罪率高等种种弊病，但人们仍趋之若鹜，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些地区生活和工作。

“群中有群”

“城市群”这个名词，在美国是1990年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美国城市群的形成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美国城市群基本上围绕着一个大型都市形成，也有特殊的大城市群连绵成片，如东岸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等，人口密集，形成了波士华超大型城市群。

其他的内陆城市如芝加哥，依傍五大湖区，更重要的是，通往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全部通过芝加哥，以农业为主、地广人稀的美国中西部也把绝大部分农产品运往芝加哥分装再销往全国各地，于是芝加哥就形成了全美国最早和最大的期货市场。

二战前后，美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建设高速公路，城市规划与汽车交通紧密结合。围绕着那些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以点带面，无数个郊区城市兴起，城市建设迅速铺开，人们在大都市中心上班，然后回到郊区城市的家，成了美国人的常态。

区域性的统筹规划使得城市群能得利于协同效应，分享基础建设成果和资源，提高了城市的效率。人口的密集也有助于丰富文化的多样化，从而形成了城市群“品牌效应”，辐射范围很广：人们以某大城市人为荣，即使是居住在离市中心几个小时的远郊甚至隔壁州，也乐意自称为“纽约人”“芝加哥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城市群城市间虽然联系十分紧密，但是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实体性质的城市群管理机构。

以波士华城市群为例，作为该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的纽约大都市区，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大都市区政府，各城市间也没有统一的区域协作管理组织，此方面的职能多由各市的自愿组织担负，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既有单层的大都市区统一协调组织，也有专业性管理机构，还包括市政机构与主要大企业共同组成的公、私伙伴关系组织，这使得在直观上给人的感觉是城市群中有城市群，也就是“群中有群”。

城市群也有兴衰

美国传统的城市群近几十年来迎来了更多挑战，美国制造业大量移往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外，一些曾经的工业大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等经济迅速萎缩，甚至落得破产的下场。同时，一些老牌大都市如巴尔的摩，虽然地理位置上佳，与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和经济中心纽约同属波士华大城市群，可城市中心衰败显著，港口风光不再，过去60年人口一直下降，直到最近几年才靠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医院这两大“雇主”缓过劲来，可城市业绩仍然乏善可陈。波士顿本来也是类似的制造业重镇，不过转型及时，大力发展附加值高的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型行业，才避免了衰退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