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篇1

文/朱勇律师

一、企业高管刑事法律风险现状

随着《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发布，企业管理层犯罪成为社会、司法界热议的话题。盘点近几年来的中国企业家刑事犯罪案例，仅2011、2012两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受理的企业经理职务以上管理人员犯罪案件，约占全部职务、经济类犯罪总数的5%。

从国企老总到民企创始人，或贪污受贿、或行贿、或渎职、或合同诈骗、或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或逃税，一时间官员高管落马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如曾经国美的黄光裕，如当下广药集团与香港鸿道集团“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等。从一个个体行为发展成一个刑事或民事案件，经媒体和社会关注，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这些案例，均发端于企业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需加倍警惕。

即便如此，目前的企业界仍未对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给予足够重视，仍就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且呈燎原之势。我们不禁要问，企业高管作为社会精英群体是不懂法还是对法律缺乏敬畏呢？

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万科集团首席律师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目前在中国普遍存在着法律不如法规、法规不如规章、规章不如政府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企业家们拿出大量精力攻领导、弃法律就不足为奇。尤其目前选择性执法泛滥，法律失去了规则的刚性而变成一种弹性工具，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谁还愿遵守法律？虽如此但法治在进步，大量案例告诉人们，领导是靠不住的，关系是靠不住的，唯一能

让企业家稳健前行的是——法律，这才是企业家内心应当坚守的正能量。

二、公司高管的法律界定。

根据《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三、从企业高管刑事犯罪的罪名分布来看，常见犯罪类型。

1、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

2、行受贿类犯罪；

3、非法经营类犯罪；

4、诈骗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其他犯罪类型。

其中以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和其他类型犯罪占比重最大，高达统计案例的71%（摘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企业高管刑事犯罪案例分析）。

四、企业高管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

1、“权利”成为发案的核心要素，表现为“用权”和“买权”。企业中经理以上管理层人员，掌控了一定的管理实权，包括企业事务的决定权、人事权、财权等等。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约、监管机制，相关人员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牟利。这也是为什么贪污、侵占、挪用犯罪，高发的原因所在。而在部分国有垄断行业中，企业的管理者代表国家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很多周边行业和下游企业，为了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利益，自然有求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于是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展类似权力寻租的活动，出现了不少国企管理层人员受贿的案件。

2、企业资金链断裂、融资困难、竞争激烈迫其铤而走险是犯罪的重要诱

因。近几年来，国内多地出新“崩盘”的现象，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如温州、广东、福建等地。一时间成为圈内聚会大家常常提及的话题，其中是有一些骗子公司进行的犯罪运作，但也确实有中小企业主是为了融资而有意为之。为了融资，还有一些企业高管通过诈骗、虚假交易等手段，制造虚假业绩和财务报表，欺骗风投、担保公司和银行，究其原因都是为了企业融资。

3，企业整体发展布局不平衡，集中在特定行业，直接导致资源的严重短缺，势必会迫使企业铤而走险排除异己。现在有些企业家，特别是一些中小私营企业，缺乏必要的守法意识。遇到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所谓的“潜规则”。

五、企业家及公司高管对刑事法律风险的认识误区。

高管刑事责任风险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也关系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许多企业高管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甚至还有自己的“保护伞”，因此他们往往把法律当“儿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还存在着“没有花钱摆不平的事”的意识。还有一部分靠自己“闯出来”的企业高管，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为所欲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心存侥幸。当然，也有一些企业高管，他们确实不懂法，无法预见或者判断当时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重视关系，轻视法律，这是非常危险的。应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注重法律知识储备，加强与律师等专业人士的沟通，从而有效管理风险。

六、法律顾问是企业家和高管避免刑事法律风险的最后屏障

2004年国资委就发文加强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去年国资委又发文要求“央企副总任法律总顾问”。从政府管理层面上讲，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提升公司

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篇2

公司高管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 习惯上认为就是背信行为的表现, 但目前我国在刑事立法中并没有将“背信罪”作为独立罪名, 只是将某些特殊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定性为“特殊背信罪”, 例如, 侵犯商业秘密罪等。类比国外的立法规定, 德国、日本等典型大陆法系国家都已将“背信罪”确立为一项刑事犯罪。这样的做法不仅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 而且对于追溯高管职务犯罪、提高高管的职业道德、增强经济活动的诚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普通公司的高管, 高管合伙制下的合伙人高管本身有更大的权利, 而股东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因此合伙人的背信行为更容易伤害到股东的利益。增设普通背信罪, 不仅对于高管的职务犯罪会起到威慑作用, 而且可以促使其注意到自身的善良管理人角色, 更好的履行其对公司、对股东的忠实义务。

二、高管个人信用制度体系的建立及健全

目前我国的信用制度的建设仍位于低水平的状态, 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 如果针对公司高管的领域开发一个实时更新的电子化“信用信息系统”, 在该系统中据实录入各公司高管的信用状况, 然后按照一定的标准对高管的信用进行评测, 并且所有有权限进入该系统的人都可以查看高管的信用记录以及评测情况。 ( 当然, 针对该种信息体系也应当有一定的限制性, 比如: 有限制地只对公司高层开放;记录强制性, 即高管在行业准入时必须同意在该系统进行信用状况登记, 等等) 通过该系统, 高管的任职背景、从业经历以及他与公司的关系等都会清楚地显示出来。这样可以使公司在信息的不对称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的弥补对股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也可以使企业的价值追求充分发挥出来。

通过信用制度的构建, 可以将高管的工作情况与个人信用有效地联系, 不仅对于违背诚信义务的高管的再任职是一种极大限制, 而且也会影响到高管个人的社会评价。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该种制度设计对于预防高管职务犯罪, 促使高管在履行职务行为时会更加谨慎, 提高诚信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三、引入并建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 高管职务犯罪屡见不鲜, 公司高管因未尽到忠实义务而遭到指控的案例与日俱增。因此, 英美国家为了消除高管对决策失误的顾虑, 同时也为了激励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管理市场, 推出了“高管责任保险制度”。所谓“高管责任保险”, 是指由保险公司针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提供的责任保险。类似于其他保险, 它只对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投保事项进行担保、理赔。该种制度设计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即使任职企业破产, 该赔偿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其次, 对于一些任职公司不能进行赔偿的事项, 也可以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赔偿。

“高管责任保险”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鼓励高管积极进入管理领域、敢于决策, 英美国家也只是将其主要适用于高管因过失或者不当行为引起的责任进行赔偿, 这之中并不包括恶意或不诚实等引起的赔偿责任。而根据我国国情, 目前高管经济诉讼中大多是因违背忠实义务而引起的。因此, 可以在进行法律制度移植是稍作变通, 在保险条款中加入高管违背忠实义务引发赔偿的内容, 将高管责任保险制度应用于高管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这样一方面可以使高管在决策时不必畏手畏脚, 另一方面针对违反忠实义务对股东的损害也有相应的保障。

四、完善高管合伙人激励机制

公司实行一定的激励措施不仅有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同时也会降低高管因追求个人利益而违背忠实义务的可能性。在高管合伙制下, 合伙人即是高管, 又是公司商业秘密的持有人, 其对公司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但是, 随着企业的周期发展, 不能排除企业有走向衰败的可能性, 因此, 制定合适的激励计划不仅使企业能够走的更远, 同时, 高管们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也会综合衡量自己的工作机会, 对于防止人才流失有一定的功效。当然, 不同的公司或者公司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激励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例如, 分配股票股利, 奖金激励等等, 无论选择哪种激励机制, 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能够使合伙人居安思危, 促进其忠实于公司发展。

五、结论

在高管合伙人制下, 公司高管掌握公司更大的控制权, 在利益的驱动下, 难免高管会极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全然忽视其善良管理人的角色, 忽视其对公司、股东的应负的忠实义务。因此, 对于“股权双轨制”“高管合伙制”盛行的现代市场, 构建一个良好的预防公司高管违反忠实义务的机制, 对于预防高管职务犯罪、恪守职业道德, 保护好社会、公司、股东三者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任梦醒.公司高管合伙人制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4.

[2]李玉香.论董事的忠实义务[J].中外法学, 1998.

[3]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篇3

2009年7月15日,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9年8月13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通过新华社报道证实,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因严重违纪,被免去其现任职务。对于依然在升温的重庆打黑系列案件,媒体报道称,“重庆300亿元涉黑的‘水钱’中,有部分来自于国资系统……”伴随中国司法体系执行力度的增强,诸多类似“国企高管落马”的信息不时见诸报端。

从政策层面看,中央对反腐的决心相当坚定,相关政策亦不断出台。2005年初,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七大将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写入党章,将反腐倡廉建设确立为党的建设五项基本任务之一。2008年,中央又出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贾福兴2009年9月17日在地方国资委纪委书记研讨会上的讲话,重点谈到“推进国有企业惩防体系建设融入经营管理”。

为什么国企高管会“前腐后继”?这些涉案人员就没有懂法的“外脑”去求教吗?国有企业是否(有效)依法设置了(总)法律顾问,是否针对有关法律风险对管理人员进行了指导限制,指导渠道是否畅通?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相当数量的民众对企业法律顾问的认知还停留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的层面,对法律顾问与总法律顾问的区分亦不清晰,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相关制度进行一些说明。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权威解释,“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指企业内部通过设置法律顾问机构或者配备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处理本企业法律事务的一整套制度。企业配备的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人员就是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法律人。”

“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核心。企业总法律顾问,是指具有国家授予的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全面负责本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总法律顾问对本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实施领导,并直接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总经理负责。《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大型企业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企业总法律顾问与一般的企业法律顾问相比,层次高、协调广、责权大、任务重。

2002年总法律顾问制度启动

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然产物。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美国48%、英国29%、欧洲其他发达国家21%以上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设立了总法律顾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已被置于与国外企业同等的法律环境中,法律工作成为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同时,企业需要处理的法律事务大量增加,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任务日益艰巨,对企业法律顾问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2002年3月27日,国家经贸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家经贸委与中组部、中央企业工委、中央金融工委、人事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联合决定在国家重点企业开展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并于2002年7月18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国家重点企业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之后,全国共有1000多户企业开展了试点工作。试点企业多数为大型或特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涉及军工、民航、石油石化、电子、电信、建筑、冶金、能源、金融、商贸等领域。

为依法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风险防范体系,全面加强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建设,促进企业依法决策和依法经营管理,进一步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加快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2004年5月14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在国有重点企业加快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通知》发布,明确了若干重要事项:“充分认识推进国有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加快推进国有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推进国有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工作原则……”

2004年6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分章节对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总法律顾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设置及职责等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规定。

针对“仍有少数中央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对加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不够重视”的情况,2007年2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央企业以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进一步提高对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重要性的认识”。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开展2008年公开招聘央企总法律顾问工作时讲到,经过几年的努力,150余家央企已有98%建立了总法律顾问制度,53家大型中央企业全部建立了总法律顾问制度。

尚未得到企业与社会普遍认可

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在中国从正式提出至今,尚不足10年时间,现实状况如何?也许从笔者耳旁的一些“闲聊”中可略见一二:一位从某国企转入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业的朋友笑言:“以前我在国企干(法律顾问),没实权、责任大,不如直接干律师更能得到(企业)重视。”另一位朋友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从事律师行业多年后,投身企业去做专职的法律顾问,他认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做这个会更专业、更稳定”。可见,(总)法律顾问的进出渠道虽相对畅通,但地位并未得到企业和社会的普遍认可。

本质上讲,企业(总)法律顾问与企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均应算作企业法律顾问体系的组成部分,两者对企业的发展各有帮助:前者在法律知识上侧重于与企业经营管理有关的内容;而律师主要是根据业务领域的不同,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前者是全方位和全过程地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与协调工作,以事前防范为主;而律师是专题性地根据企业委托提供法律服务,配合进行事前防范与事后处理。

据不完全统计,作为企业(总)法律顾问需面对两大难题:既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问题的解决者,而又难以有效避免新问题的产生。尤其对于大型国企和经营管理制度设置不完善的企业而言,更容易出现如下情况:企业(总)法律顾问只属于企业高级“经营”人员而不在领导班子成员之中,话语权缺失,难以有效扼制法律风险。例如,有的企业法律顾问,不能参加董事会、党委会(即使列席也无决策权),只能列席总经理办公会,这样一来对于决策的建议作用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按照《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企业的诸多事务要由法律顾问部门来牵头负责,造成了只有(事后)责任、没有(事前)权力的状况。许多项目从立项开始并未要求法律顾问实质参与,等到合同基本成型时,才由法律顾问介入审核,而此时许多原则性问题几已定型,很难“推倒重来”再行更改。

此外,企业内很多事务的实际处理,都需要企业法律顾问与其他职能部门充分协调配合。企业法律顾问要想解决法律问题,首先要解决各部门之间的磨合与矛盾问题,这成为法律顾问工作效率的巨大内耗。

简言之,企业(总)法律顾问工作目前存在事后补救、仅做咨询服务、从事具体而非决策事务等特点;但亦应看到,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朝着事前防范、审核把关、参谋主导的方向积极转变,这需要一个从认知到实践的长期过程,会受到社会文化、企业文化的强大影响,不会一蹴而就。

国企高管的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总)法律顾问服务的领域和范围,一般偏重于对企业经济或者民事法律风险的预防、力求将风险降至最低,刑事风险涉及得通常偏少,而众多企业尤其是国企高管们面临的最严峻风险是刑事法律风险。刑事风险是指因违反国家刑事法律导致承担刑事责任或者刑事制裁的风险,这种风险从“可能”变成“现实”,往往会给企业高管甚至连带给企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有些高管系为了个人私利,积极主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除了积极主动有意犯罪之外,还有不少人陷入刑事风险是被动的、无意的、被利用或被陷害的,有时甚至是为了“企业利益”或“职工利益”不知法而违法、无奈违法,显得非常无辜又无助。从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角度而言,协助后者及时防范刑事法律风险尤为必要。

对国企高管的法律风险防范,总法律顾问的帮助有两种作用。间接作用——由总法律顾问主导的内部法律管理机制的完善,能有效保障决策的民主化,限制个人色彩浓厚、容易误入歧途的一人决策。直接作用——对于国企高管而言,总法律顾问首先是协助其完善自身的整体法律素养,这可以通过日常沟通、举办专门法律培训等渠道完成。其次,对法律“红线”在哪里要进行明确指导,告知何种情况构成犯罪。

公司制度中的法律风险 篇4

关于企业规章制度的撰写

第一，规章制度的有效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４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此规定实际上确定了规章制度有效性的三个一般标准，即经过民主程序、合法、公示，三个条件缺一就会出现规章制度无效的后果。

第二，规章制度的实用性。以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为例。一名职工连续旷工15天，单位除名的必备要件之一就是“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1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单位有义务证明这个事实的存在，这时单位会拿出考勤记录。这份考勤记录就会成为案件的一个焦点，有可能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考勤制度不符合合法、公示、走过民主程序三个要件，除名就会被撤销；2.考勤制度所依托的工作时间安排不合法，考勤也就没有意义了；3.考勤制度所确定的考勤范围不包括本案的被除名者，而且单位是有义务来证明被除名者是被包括在里面的；4.考勤制度没有真正实行。如果单位所制定的考勤制度经不住以上推敲的话，败诉的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企业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单位约束员工的游戏规则，如果只有原则性的条文，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第三，注意制定一些强行性的规章制度。例如《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6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应当主要规定下列事项：

（一）工资支付的项目、标准和形式；

（二）工资支付的周期和日期；

（三）工资扣除事项。对于这些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单位在规章制度中包括的内容，都有可能成为单位举证责任的一部分。尤其需注意，这类规定往往针对比较重要也容易起纠纷的制度，并增加一些额外条件，这些条件与前文最高人民法院所规定的三个条件合并在一起，都会成为衡量规章制度是否有效的条件。

第四，规章制度不要规定本应在合同中规定的事项。规章制度是企业单方面制定的，虽然有很多程序上的限制，但企业仍然享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在衡量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效时，法院往往会综合考虑企业用人自主权与保障职工权利的平衡点：凡是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如果没有经过协商，而由单位单方面在规章制度中进行规定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笔者曾代理过北京一出租汽车司机违约金的案件。公司只在企业规章制度中出现了15000元违约金的规定。因违约金属于合同事项，必须经过双方协商，所以企业的这一规定是没有约束力的，而此规定最终也没有被法院采信。

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篇5

尽管以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并购的方式收购房地产项目具有手续相对简捷、节省费用和开发成本、开发快捷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也存在很多需要并购方特别注意的法律风险。

案例

1、A公司获悉B房地产项目公司拥有“××花园”房地产项目，且已经开发建设至一期楼宇主体结构封顶，遂以收购B房地产项目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获取了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权。正当A公司按其与B公司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准备继续投入开发时，承建该项目施工总包的建筑施工方突然主张因原B公司拖欠其工程施工款，要求行使其建筑工程施工款优先受偿权，并申请法院查封了项目在建工程；同时，项目设计方以原B公司拖欠巨额设计费用为由申请查封了项目公司的流动资金帐户。A公司由此陷入了困境。

2、A公司收购了某C房地产项目公司70％的股权，欲以大股东身份控制和主导B公司承建的某写字楼项目，并完成了变更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在经营决策过程中，持有C公司30％股权的股东主张：虽然A公司拥有70％的股权，但是根据B公司章程规定，仅享有60％的表决权和分红权。此时A公司才发现其原受让股权时审阅的公司章程为一份无效章程，且与C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章程内容不符，并没有约定表决权和分红权限制。由此A公司与C公司原股东发生纠纷，项目开发建设无法顺利进行。

3、A公司收购了D房地产项目公司全部股权，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D公司原股东承担D公司或有债务。在A公司按约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对价并开始以D公司名义开发建设某房地产项目时，某银行以D公司向第三人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由要求D公司偿还巨额债务的担保责任。此时A公司欲向D公司原股东追偿时发现D公司原股东已经没有清偿债务的能力，A公司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

分析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并购过程中存在诸多潜在法律风险，可能给项目开发和项目受让方带来相当大的风险。概括来说，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并购存在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项目公司或有债务控制风险 对于项目公司的或有债务、是否对外提供过保证担保的风险以及是否对外签有已构成违约合同的风险等等，股权转让方向股权受让方提供的陈述或企业资产评估报告，其可信度值得商榷，存在虚假或隐瞒的风险；需要股权受让方特别注意和控制。

2、转让股权本身属性确定风险 拟对外转让的项目公司股权本身，是否存在质押担保等第三人权利，是否存在对其在项目公司享有的表决权、分红权、委派董事和管理人员的权利、清算剩余财产分配权等各项权能的限制，股权转让方是否缴足出资，是否具有完整的股东权利等等，往往难以确认，需要股权受让方事先调查和评估该等风险。

3、项目原有权属、性质及其权利瑕疵评估风险 项目原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是否存在法律瑕疵，项目公司是否已经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项目是否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权利瑕疵，项目规划是否存在风险，是否存在建筑施工款拖欠、税费负担等瑕疵，后续开发和盈利模式是否存在政府限制等潜在风险，受让方须做出合理评估。

4、股权转让交易过程控制风险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过程中，股权转让方对外转让股权的权利是否受到其他限制，股权转让行为有没有经过项目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有否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等因素，都将有可能影响转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如项目公司系外商投资企业的，转让手续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不生效）。而在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出让方和受让方如何履行相关协议义务、监控资金安全、保证履行顺畅等，均需要严格控制。

评述和总结

结合律师执业经验，笔者认为，无论采取并购房地产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或者收购房地产项目公司控股权，均应当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注意以上各个方面的法律风险控制，大致可以采用以下操作方式:

1、股权收购方应当对项目公司在股权收购之前的债权债务调查清晰，可以委托审计中介机构清查项目公司资产和负债情况。如以土地使用权或项目在建工程的价值作为项目公司收购价格的计算基础，则务必约定项目公司在收购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原股东负责清理、承担，并应提供相应的有效担保或留下一定比例的股权转让价款作为保证金等。

2、对项目公司股权自身及项目公司所拥有的房地产项目的权属瑕疵风险，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的合法性和合规性等相关问题，股权收购方应当在股权收购之前委托律师等中介机构进行调查，确认问题及处理方案，办理项目转让手续的方式和期限等。并应当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

3、对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后面临项目公司潜在债权人的权利主张等对受让方的巨大风险，可考虑在公众媒体上公告通知不特定债权人，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方式以期清查确认。同时要求项目公司原股东提供有效担保或留存一定比例的转让价款作为保证金等。

4、项目公司股权并购合同必须转让方、受让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做出；股权转让必须按照《公司法》（外商投资的房地产企业，还应当依据相关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必要的房地产项目的变更登记手续。

5、股权并购合同应当包括：项目公司概括、房地产项目概括、房地产项目立项规划文件、股权转让比例、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和期限、现有资产的认定、转让方保证和声明、项目公司原股东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决议等。

6、同时股权并购协议中还应当约定适当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可以接受的违约责任，特别是一定条件下的合同解除权，作为一方违约后另一方的救济手段和及时退出机制。

7、根据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设置合理的履约担保形式，消除转让方和受让方的顾虑。如转让方通过各种方式取得银行信用，然后应转让方要求出具银行保函，在受让方不能如期履行合同时，转让方可以向银行追偿；同时，转让方也可以申请银行出具保函，当转让方未能履行其提供开发项目、办理项目转让手续等合同义务时，受让方可以向银行追偿。

8、房地产项目公司所拥有的项目如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或者已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但转让时还未缴清土地出让金的，应当明确约定办理相关手续的责任方及其费用承担方式。

9、需要调整房地产项目开发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约定补办政府主管部门许可的手续及负责方。

10、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资金支付控制，为消除双方顾虑和平衡双方利益，可以考虑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选定第三方作为资金托管、合同履行监督方并托管股权转让价款，以促进双方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对于付款安排，应当适当拉长付款期限，以期与对潜在债务的担保相互衔接。对于转让股权的交接手续，应当限期尽快办理，必要时可以考虑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前交由受让方控制，以便顺利进行前期开发，避免土地使用权长期闲置或房地产项目长期停工。

房地产并购律师调查清单

一、收购标的的主体资格 主要审查事项如下：(一)出资协议/合同

通过审查出资协议或合同，了解收购标的各方股东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尤其是交易对象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交易对象是否已经按照协议或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及其享有或履行情况将直接影响收购方对本次交易的交易目的的能否实现、交易成本、风险等问题的判断。(二)企业章程

通过审查企业章程，了解收购标的公司章程有关对外转让股权的规定、经营管理机构组成，以及有关经营管理、人力资源、财务等事项的原则、方法和制度等。同时审查章程规定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将章程中的有关内容与收购标的的营业执照、批准证书、出资协议等进行核对，确认是否一致。如果收购标的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发生变更，则应当修改章程，并经原审批机关的批准或者登记机关的登记或备案。因此，应要求收购标的公司提供其成立以来的各份章程，审查全部章程是否一经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登记机关登记/备案。(三)验资报告 审查的具体内容

1、是否按照法定或约定的出资期限履行了出资义务；

2、非货币资产出资是否已经完成所有权的转移；

3、出资方式。

在审查验资报告以及记载收购标的股东出资方式的其他文件时，应当注意审查收购标的的股东用于出资的财产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非货币出资的，还应当审查其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并经审批机关批准。(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上记载的主要内容：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和成立日期等。

2、营业执照的审查事项 ⑴营业执照的基本内容

应当将营业执照与收购标的的其他主体资格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房地产开发资质》、公司章程、合资合同等）进行核对，以确认该营业执照上记载的情况（即在工商登记主管机关登记的收购标的的情况）与其实际的现状是否相符。⑵正本和副本

律师应对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都进行审查，并对正本和副本进行核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副本上除记载与正本相同的登记事项外，还记载年检情况等其他事项。⑶企业年检记录

我国对企业和公司的登记管理实行年度检验制度。企业和公司每年应当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接受年度检验，并提交年度检验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以及营业执照的副本。登记机关在完成年检后，将在营业执照的副本上记载年检情况或者核发新的营业执照副本。如果公司未能按时进行年检或年检不合格，将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丧失经营资格。

应当将收购标的的年检情况作为审查重点之一，以确认收购标的是否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如果收购标的营业执照所记载的登记事项曾进行变更，应当要求审查其自成立至今各份营业执照。

(五)收购标的从事的经营范围的政府批准文件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公司在经营活动中还应当取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和许可。有必要根据收购标的所从事的经营范围，审查法律规定的应当取得的其他政府批准和许可文件。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项目立项批复及相关批复文件

3、规划意见书和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

4、《企业房地产开发资质》

5、用地批准书

6、土地补偿协议

7、土地出让合同

8、土地出让金缴纳凭证

9、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10、建设用地钉桩通知

1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2、交通影响评审意见和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

13、绿化补偿、交通规划设计、人防工程、消防工程等批复

14、房屋拆迁许可证

15、施工许可证、工程施工协议及补充协议、市政施工协议

16、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17、与项目开发建设相关的其他资料(六)收购标的组织结构 主要审查的具体内容有：

1、公司的管理架构图

2、公司高管任命或聘任文件

3、公司各管理人员及职责、权限

4、公司高管在其他企业任职情况(七)其他主体资格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收购标的在设立后，曾存在经营范围、股权结构、法定代表人等变更情况，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调查需要对上述经营范围、股权结构、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等的合法性以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查。

二、分支机构

在对收购标的的分支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时，应当审查该分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其他能够明确反映该分公司有关经营、财务情况的合同、帐簿、凭证等文件和资料。如果分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登记事项曾发生变更，应当要求对方提供自分公司设立至今各份营业执照。

三、资产

在调查收购标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时，应当首先要求收购标的提供收购标的最近一至两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根据收购标的的财务报表对其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进行审查。资产调查的主要内容有：(一)房屋

房屋属于价值相对较大的资产，其权属及价值情况一般会对收购标的的资产价值的认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拥有房屋的企业，在进行资产尽职调查时应当首先对其房屋的权属情况进行审查。具体调查内容和方式如下：（本处仅对在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的房屋进行审查）

1、要求提供收购标的所有房屋的清单，清单中应当对房屋面积、坐落、所有权人、原值、已使用年限、累计折旧、净值、抵押状况等进行详细说明。

2、要求提供房屋的权属证书，包括所有权证书和他项权利证书。⑴房屋所有权证； ⑵房屋共有权证； ⑶房屋他项权证。

房屋他项权证是对房屋享有抵押权、典权等他项权利的权利人持有的权利证明文件。

3、在审查房屋权属证书的同时，还应当要求收购标的说明取得该房屋的方式，是自建取得，还是通过所有权的转移取得；并且应当针对不同的取得方式要求提供相关文件。⑴自建取得

应根据尽职调查的需要审查其建设该房屋的相关政府批准手续和竣工验收手续。⑵转让取得

应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该房屋的转让文件，如：转让协议、拍卖文件等，并审查已经支付了受让该房屋的对价。

4、核查房屋所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在审查房屋所有权的有关情况时，应当注意核查收购标的是否同时拥有房屋占用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如果收购标的不拥有房屋占用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审查办法书素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应当要求收购标的详细说明原因以及是否合法。

5、如果有在建工程，说明建设的情况，提供已经取得的批准文件。对于在建工程，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进行该在建工程建设已经取得的政府批准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以确认该工程是否拥有合法的建设手续，在完工后能否取得合法的所有权。

6、要求收购标的说明其房屋上是否设定了抵押权（或其他第三人权利）。如果存在，应当要求对方提供设定与该抵押相关的主债务合同、抵押合同、抵押登记文件，并要求其说明主债务的履行情况。

房屋是否设定了抵押权等第三人权利以及是否办理了抵押登记也是对房屋权属情况审查的重点。

对于收购方而言，收购标的的房屋是否设定了抵押将直接影响收购方对该房屋收购价值的认定。而且，在抵押期间内的房屋，未经债权人同意或者提前偿还主债务，是无法通过资产转让的方式完成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的。因此，房屋是否设定了抵押还会影响本次收购交易方案的确定。

由于房屋的抵押情况会在权属证书、登记机关的登记记录、抵押合同等不同的文件和资料中有所体现，在审查房屋的抵押情况时，应当通过审查权属证书、要求收购标的如实说明情况、提供文件资料和向有关机关核实等多种方式进行核查，尽量获取全面、真实的信息。

7、审查收购标的的房屋是否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情况。

如果收购标的房屋存在上述情况，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该房屋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应文件。

8、在对房屋的调查中，还应当要求对方说明收购标的是否存在租赁、无偿使用等占有、使用他人房屋的情况。如果收购标的存在上述情况，应当审查租赁合同、无偿使用协议等文件，确认收购标的是否通过合法方式租赁或无偿使用他人房屋以及收购标的对该房屋实际享有权利的范围和期限。在对收购标的使用他人房屋情况的调查中，应当重点了解收购标的实际使用该房屋的用途以及对收购标的主营业务的影响。如果收购标的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是在该第三人房屋中进行，由于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不是收购标的，将会存在收购标的由于其自身不可控制的原因无法继续使用该房屋的风险。应当就此向客户予以明确和充分的提示。(二)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调查）具体调查内容和方式如下：

1、要求提供收购标的拥有土地使用权清单，清单中应当对土地面积、坐落、使用权人、性质（划拨或出让）、使用年限、抵押状况等进行详细的说明。

2、要求提供收购标的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地区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和土地使用证是合一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土地，应当查阅收购标的的房屋所有权证了解其土地使用权情况。

3、企业主要通过划拨、出让、转让或出租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注意审查收购标的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

⑴如果是划拨取得，则其转让可能受到限制，并且可能对交易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划拨取得土地，应当要求提供有关批准文件，并且应当确认是否能够进行转让。⑵如果是出让土地，需要确认是否缴纳了土地出让金，是否完成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全部手续。

对于出让土地，应当要求提供收购标的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以及土地金缴纳凭证。

⑶收购标的的土地使用权也可能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式取得。对此，应当审查收购标的受让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是否已经办理完毕，是否可能存在影响其行使权利的瑕疵。⑷还应当审查收购标的是否存在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如果存在，应当审查其租赁使用的土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外租赁的条件，是否办理了登记手续；并要求其提供土地租赁合同。

4、要求收购标的说明其土地上是否设定了抵押权。

如果存在，律师要求对方提供设定与该抵押相关的主债务合同、抵押合同、抵押登记文件，并要求其说明主债务的履行情况。(三)机器设备

对于收购标的机器设备的调查，一方面是核实其重大资产的权属、价值等情况，另一方面有助于了解收购标的的经营的状况和盈利能力。对机器设备的主要调查内容如下：

1、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公司设备（包括车辆）的清单，说明设备名称、所有权人、取得方式、使用地点、设备原值、已使用年限、累计折旧、设备净值等。

2、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能证明收购标的的机器设备权属证明文件。

机器设备不需要进行权属登记，因此，在对机器设备的权属情况进行调查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要求收购标的提供不同的权属证明文件。对于车辆等应当办理权属登记的资产，应当核对其权属登记文件。对于无需办理权属登记的机器设备，应当核对其购买合同和价款支付凭证。

3、要求收购标的说明收购标的的机器设备上是否设定了抵押权。

如果存在，应当要求对方提供设定与该抵押相关的主债务合同、抵押合同、抵押登记文件，并要求其说明主债务的履行情况。

4、审查收购标的的机器设备是否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情况。如果存在，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该机器设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应文件。(四)存货

1、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存货清单，该清单应当说明存货的名称、所有权人、存放地点、价值以及在存货上是否设定抵押权或作为质押物转移给其他人。

2、应采取实地考察方式同时，对于存货的抵押、质押等情况，如果应当在有关部门办理登记的，还应当向该部门对存货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实。

四、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不作为尽职调查重点(一)商标

商标主要是指商品商标或者服务商标。具体审查内容如下：

1、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商标清单，说明其使用商标的注册国家、所有权人、注册日期、有效期到期日、是否展期、商标上是否设立质押权等。

2、要求审查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证》等权属证明文件。

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其商标的《商标注册证》和/或《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并审查如下内容：

⑴收购标的是否是《商标注册证》或《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上记载的使用权人，该商标是否还有其他共有人；

⑵《商标注册证》上记载的商品类型与收购标的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是否一致； ⑶该注册商标的有效期是否已经届满，是否办理了有效期的续展。

3、审查商标的交易情况

如果收购标的的商标是受让取得的，应当要求提供商标转让协议。如果收购标的使用的商标是其他人所有，收购标的是经商标所有权人授权取得的商标的使用权；或者收购标的将其商标授权给第三人使用，律师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审查收购标的和/或第三人对商标享有权利的范围；同时，还应审查该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是否在商标局办理了备案手续。

4、要求收购标的说明收购标的的商标上是否设定了抵押权。

如果存在，应当要求对方提供设定与该抵押相关的主债务合同、抵押合同、《商标专有权质押登记证》等质押登记文件，并要求其说明主债务的履行情况。

5、审查收购标的的商标是否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情况。如果存在，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该商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应文件。(二)专利

具体审查内容如下：

1、要求收购标的提供专利清单，说明专利的登记国家、专利权授予的日期、有效期到期日、专利上是否存在质押权；

2、由于专利申请和审查的时间较长，因此，对于已经提出专利申请但尚未被授予专利权的，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专利申请文件和专利局受理该申请的文件。对于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应当要求提供专利权证书；并审查如下内容： ⑴收购标的是否是专利权人； ⑵是否还有其他专利权人； ⑶专利权的期限是否已经届满。

3、要求提供收购标的进行专利权交易的文件。

4、审查收购标的是否按时缴纳了年费。

5、要求收购标的说明收购标的的专利上是否设定了质押权。

如果存在，应当要求对方提供设定与该质押相关的主债务合同、抵押合同、《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通知书》等质押登记文件，并要求其说明主债务的履行情况。

对于收购标的专利权的质押情况，可以到专利局查阅《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簿》进行核实。

6、审查收购标的的专利是否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情况。如果存在，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该专利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应文件。(三)著作权

主要调查内容如下：

1、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其享有的著作权的作品的名称、内容；

2、对于进行了著作权登记的作品，要求其提供著作权的登记证书或其他证明文件。

3、要求收购标的说明收购标的的著作权的财产权利上是否设定了质押权。如果存在，应当要求对方提供设定与该质押相关的主债务合同、抵押合同、《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等质押登记文件，并要求其说明主债务的履行情况。

4、审查收购标的的著作是否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情况。如果存在，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该著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应文件。(四)其他无形资产 除上述无形资产外，收购标的可能拥有的非专利技术等其他无形资产，律师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查，并审查相关文件。

五、债权

收购标的的债权主要包括收购标的对外的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债权清单，包括债权数额、债务人名称、帐龄、是否有担保以及发生债权和曾经向债务人行使债权的文件依据。在对收购标的债权进行调查时，并不需要对收购标的每一项债权进行核查，而是根据收购标的的实际情况审查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或者金额较大的债权文件。在对收购标的的债权情况及有关文件进行审查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债权的形成原因是否合法有效；

2、是否有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

3、收购标的主张该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

4、债务人是否具有实际偿还能力。

六、债务

本处审查的债务主要指收购标的长、短期借款、应付帐款和其他应付款。对于债务情况的调查，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债务清单，包括债务数额、债权人名称、帐龄、是否展期（主要为银行借款合同）、是否有担保以及发生该债务和债权人曾经行使债权的文件依据。

主要审查内容有：

1、债务的形成原因是否合法有效；

2、收购标的和/或其他人是否向债权人提供了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

3、债权人就该债务向被收购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

七、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是收购标的实际收到的股东（或出资人）投入的资本。应当核对收购标的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的实收资本数额与其营业执照、章程中记载的注册资本数额是否一致。还同时应当核查确认收购标的的股东是否存在抽逃资本的情况。

八、资本公积与盈余公积

应当核查收购标的对上述公积金的计提和帐目是否正确，以确认其帐面体现的净资产价值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九、对外担保

对收购标的对外担保情况的审查，首先应将收购标的对外担保情况依据《公司法》、章程、公司做出对外担保的决议文件以及会议记录进行认真核查，看是否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对于收购标的为他人提供的担保，应当了解债务人是否向收购标的提供了反担保。(一)保证

对于保证的审查，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详细了解收购标的同意为第三人债务提供保证的原因，分析其合理性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要求收购标的提供收购标的为其他人对外提供保证的情况说明，包括保证的金额、债务人（被保证人）名称、债权人名称、债务人（被保证人）履行债务情况。

2、要求提供主债务合同、保证合同、协议或者其他保证文件，并审查其保证行为和保证合同是否存在可能被认定无效的情况。

3、应当审查确认收购标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和责任范围。

4、审查确认收购标的提供的保证期限是否已经届满，收购标的的保证责任是否已经解除或终止。

5、是否有其他保证人。(二)抵押

调查内容主要如下：

1、要求收购标的提供以财产抵押为自身债务或其他人债务提供抵押的情况说明，包括抵押的财产、抵押权人名称、债务人名称、债务金额、抵押权行使的条件和期限。

2、要求提供主债务合同、抵押合同、协议或者其他抵押文件；审查其是否已经在抵押登记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对于法律规定应当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合同，在登记后才生效。

3、应当通过有关文件对有关文件的审查，确认抵押权的期限是否已经届满，抵押权是否已经消灭。(三)质押

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质押的情况说明，包括质押的动产和权利、质权人名称、债务人名称、债务金额、质押权行使的条件和期限。

2、要求提供主债务合同、质押合同、协议或者其他质押文件；审查其是否已经在质押登记机关办理了质押登记。对于法律规定应当办理质押登记的质押合同，在登记后才生效。

3、应当通过有关文件对有关文件的审查，确认质押权的期限是否已经届满，质押权是否已经消灭。

十、重大合同

对合同的审查并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环节进行的，而应贯穿对收购标的各方面情况的调查过程中。律师在调查过程中，对于不同性质、反映收购标的不同情况的合同，应有不同的审查重点，具体审查内容和方式如下：

1、应当首先要求收购标的提供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情况说明，该说明应当包括合同金额、合同对方、合同性质、合同履行情况等。

2、在此基础上，对于重大合同，应当要求对方提供合同文本。一般而言，主要审查如下方面的重大合同：

⑴借贷、委托经营、委托理财、赠与、承包、资产的收购、出售、租赁、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等重要合同；

⑵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合同； ⑶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任何合同；

⑷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 ⑸其他重大合同。

十一、税务

在对收购标的的纳税情况进行调查时，应主要审查收购标的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是否享有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是否存在拖欠税款的情况，主要包括：

1、企业及其设立的分支机构均应当在成立后按照有关规定分别向国税和地税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并领取《税务登记证》。在对收购标的的纳税情况进行调查时应当首先审查其《税务登记证》。

2、应当了解收购标的是否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享有，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收购标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和依据。

3、调查收购标的纳税情况的另一个重点是审查收购标的是否存在拖欠税款或受到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况。

十二、争议和行政处罚情况

争议和行政处罚方面的调查主要包括对收购标的已经发生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等情况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收购标的存在的诉讼（或仲裁）的情况说明，包括所有正在进行的诉讼和判决（或裁决）后未执行完毕的诉讼的当事人、争议金额、争议事由、裁判结果、执行情况；并应当要求其提供与此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如：裁判书、执行裁定等；

2、有关行政处罚的情况说明，包括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处罚理由、处罚结果、对处罚结果的执行情况等，并应要求其提供与此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如：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等；

3、收购标的是否存在上述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罚导致其财产被有关机关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的情况；如果存在，应当要求收购标的提供该著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应法律文书。

十三、员工

应当首先要求收购标的对收购标的员工的情况作出书面说明，说明应当主要包括员工总数、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待遇情况、是否与员工存在劳动纠纷等，并对如下内容进行调查：

1、首先应当审查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如果员工人数较少，可以对全部的劳动合同进行审查；如果员工人数较多，可以要求提供收购标的使用的劳动合同格式，并要求其对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作出陈述与保证。

2、应当要求收购标的说明是否按照有关规定为员工缴纳了养老、大病、失业等社会保险。

3、要求收购标的说明是否存在劳动纠纷；如果存在，应当要求提供与此相关的全部文件，以判断上述劳动纠纷可能对收购标的及其价值造成的不利影响和产生的责任。对于劳动纠纷情况的调查，也可以和收购标的其他诉讼、仲裁、纠纷的情况一并进行。在对收购标的的员工和劳动关系情况进行调查时，应当了解和考虑上海省以及长沙市的地方性规定。

十四、管理人员――－不作为收购尽职调查重点

一方面，在收购方完成对收购标的的收购后，往往会更换收购标的的管理层，解除与现有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委派自己的人员作为收购标的的管理人员。因此，应当审阅收购标的与其管理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审查、确认在该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收购方难以解除该管理人员的职务或者需要因此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况。另一方面，应当向收购标的了解收购标的对其管理层是否有期权安排，收购标的的管理人员是否有权在一定条件下认购收购标的的股权。

十五、保险

对于收购标的的保险情况，应当根据收购标的经营的业务、资产的特点决定是否作为尽职调查的重点之一。对于从事某些行业的企业，其是否为资产办理了保险将对其经营风险、资产价值产生较大影响，应当重点调查其是否为其享有所有权的资产办理了保险。

实践中，收购方经常会根据房地产项目手续办理、债权债务处理难度、税收政策的影响等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并对并购模式进行选择。三种方式各有利弊：

（一）资产并购的利弊

一般情况下，在目标公司具有多个开发项目，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难以厘清和处理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资产并购的模式。

资产并购的优点在于收购房地产项目的过程和结果较为“干净”，除承继与房地产项目本身附随的权利义务，如土地出让合同中与土地出让方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房地产抵押权、已售房屋买卖合同中交付、房屋质量、办证等权利义务关系外，不承受目标公司在收购之前的其他“普通”债务及公司或有负债。

但该方式的缺点在于：1.转让手续繁琐。并购方首先要向计划、规划、建设、国土等有关部门提出办理项目转让的申请，然后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重新办理选址、建设用地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权转让、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等，这些手续并不比新建项目少。

2.土地转让要受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的约束，即“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应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但是，该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及司法案件中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此种限制有了新的突破和松动，*虽没有上升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的层面，但却表明司法对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的一种审理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9日《关于土地转让方未按规定完成土地的开发投资即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24号）规定：一是对于未同时具备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完成开发投资总额限制两个条件，而进行转让的，其转让合同无效。二是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转让房地产的，转让方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且转让方和受让方前后投资达到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或者虽然没有办理登记手续，但当地有关主管部门同意补办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转让合同可以认定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七期刊登的（2004）民一终字第46号“桂馨源公司诉全威公司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对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投资开发限制条件作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裁判。裁判摘要为：“……当事人了以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或对转让土地的投资开发未达到投资总额25%以上的，属转让标的瑕疵，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

3.税负较重，主要有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作为房地产交易行为之一，因资产并购从被收购方角度讲，属于销售不动产——转让国有土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的范畴，应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对被收购方按收取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5%征收营业税，并按《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以土地增值额为基础，按照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对被收购方征收土地增值税。

（二）股权收购的利弊

因采取资产并购模式收购房地产项目，需要缴纳巨额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等，有些房地产项目并购采取资产并购方式并非最佳选择。在被收购方所开发项目单一，债权债务关系清晰，股东意见相对统一的情况下，采取股权收购模式间接实现并购房地产项目是一种较理想及首选的法律模式。

股权收购的优点在于：

1.不受上述房地产项目转让条件的限制。因股权收购后果是持有房地产项目的目标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并未使得土地使用权属发生变更，故本人认为，其并不属于“以其他合法方式”转让房地产的行为，不应受《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房地产转让条件的限制。

2.股权收购不发生房地产项目主体变更的后果，无需办理项目重新报建手续。因股权收购只是目标公司股东的变更，房地产开发主体仍然是目标公司，并不涉及房地产开发主体的转移，更不属于项目单位名称的变更，所以无需将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到并购方名下。因此，并购方在股权收购后无需重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相关繁索的报建手续。3.减少大量税负。通过股权收购模式进行房地产并购,除

该种并购模式的缺点，如被收购方不能如实批露或遗露相关债务，或尽职调查及并购操作控制不好,收购完成后，并购方可能陷入债务纠纷，同时可能存在“或有债务”。

（三）公司吸收合并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因此，我国公司法上公司合并的形式有两种：(1)新设合并，又称联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参与合并的各方均归于消灭。在新设合并下，新设立的公司接受消失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消失公司的股份转化成新设立的公司的股份。(2)吸收合并，又称兼并，是指一个或几个公司并入一个存续公司的行为。

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篇6

引言：目前，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接受中国环境科学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的委托，指派笔者代理李某诉环境公司河北分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案件看似简单又似不简单，一般情况下，在律师与法官眼里，被告环境公司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性，原因是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随着案件审理程序的进展，此案件开始显得扑朔迷离。无论案件审判结果如何，此案一波三折的过程及笔者所在的律师团队采取的解决方案值得公司高管借鉴与思考。笔者希望借此案件给即将设立分公司或者已经设立了分公司但相应的管理措施与法律知识没有跟上的总公司提供一些帮助。

案情：环境公司河北分公司为挂靠形式的分公司，公司负责人张某与总公司签订有挂靠合同，挂靠合同约定河北分公司不能独立对外签订合同。张某同时是河北另外一家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公司）的股东兼法人。河北分公司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当地工商局注册，有营业执照与公章。2007年3月，河北分公司负责人张某在没有得到环境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与李某签订了一份200万元的借款协议。200万元先是打到张某为法人的污水处理公司帐上，几天后该款通过污水处理公司转到分公司帐上，而后据说，此款项中180万元由张某支付到河北分公司在江苏的一个工程上使用，其余用于张某个人消费与偿还了部分借款利息。2008年3月，环境公司注销了河北分公司，不久，张某为法人代表的污水处理公司也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2008年12月，李某因环境公司河北分公司一直没有还款且已经注销把环境公司起诉到北京市朝阳法院。经笔者查证，李某提交的借款协议上环境公司河北分公司的印章为私刻，第二次开庭时，李某提交了另外一份借款协议，此借款协议上环境公司河北分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但贷方是一个已经被注销了的煤矿。因为煤矿性质及煤矿与李某的法律关系不明及200万元款项的去向不清，法院决定择日再审。

问题

一、负责人签字但分公司公章为私刻的借款协议有效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判决生效的案例：2005年5月，陕西某建筑公司在苏州设立了一家分公司。2006年8月，苏州分公司委托江阴某彩钢公司为其承接的工程加工制作并安装钢结构件，总计价款为84万元，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对付款方式与违约责任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彩钢公司按约定保质保量完成了安装任务，然而苏州分公司在仅支付了65万元价款后便不再支付，并且于2007年12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江阴彩钢公司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况下，于2008年6月，将苏州分公司及其总公司告上了法庭。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总公司辩称，分公司的公章一直由总公司保管，从未使用，原告提供的合同上的印章是分公司负责人王某私刻的公章，该合同也是王某个人行为，一切法律责任由王某负责，与总公司及分公司无关。法院认为，王某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当初签订合同时，被告分公司向原告提供了总公司和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明复印件，且均盖有分公司的印章，虽然印章属王某私刻，但原告并不知晓，王某在合同上签名足以使原告相信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为陕西某建筑公司苏州分公司，因此由该合同产生的义务应当由分公司承担。然而，由于分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已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陕西某建筑公司对分公司所负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

正如上述案例呈现的一样，司法实践中，负责人签字的合同即使公章是虚假私刻的，总公司也没有授权分公司签订，总公司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因为负责人签字被视为履行公司职务的一种行为。除非分公司签订的是保证合同，最高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7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一般应当认为无效。但因此产生的财产责任，分支机构如有偿付能力的，应当自行承担；如无偿付能力的，应由企业法人承担。

因此，总公司的风险之一：负责人签字但分公司公章为私刻的借款协议有效，总公司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问题

二、私刻公章的行为应被追究什么样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私刻公章用于合同的，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诈骗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为了具体执法操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年4月18日）六

十九、合同诈骗案（刑法第224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案情分析，笔者认为环境公司河北分公司负责人张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笔者先后向环境公司与朝阳法院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建议环境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建议法院中止这个民事案件的审理并转请有关刑侦部门。

总公司的风险之二：如果分公司负责人利用分公司进行诈骗，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之规定，总公司就会因此受牵连而被判处罚金。

问题

三、分公司负责人诈骗罪罪名成立，总公司还需承担借款协议的民事责任吗？

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分析了分公司负责人签字但用的是私刻的公章，而分公司负责人并没有诈骗犯罪的情况下，其签订的借款协议有效，总公司要承担民事责任。若分公司负责人诈骗罪罪名成立，分公司负责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拟了分公司主体，隐瞒了事实真相，实施了诈骗犯罪行为，那么其签订的借款协议对总公司无效，总公司不再承担民事责任。而由分公司负责人个人承担刑事及民事责任。若分公司负责人诈骗罪不成立，他的行为是挪用资金罪或者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罪，那么总公司依然要承担民事责任。

问题

四、分公司负责人与贷方恶意串通签订借款协议，总公司还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吗？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双方恶意串通，损坏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合同是无效的。只要有证据证明分公司负责人与贷方恶意串通签订了借款协议，此借款协议无效，总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试论公司法律风险的规避 篇7

公司法律风险是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 由于公司做出的具体法律行为不规范导致的, 与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相违背的法律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公司法律风险不等于违法风险, 但所有导致法律风险的行为都具有不规范性。

2 公司法律风险的外部与内部因素

外部法律风险主要指的是公司在与其他方合作交易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其特殊性在于法律风险形成于公司外部, 从法律风险演变为实际的法律危机发生在公司之外。内部法律风险是指公司自身设立及内部运营所带来的各种法律风险。

外部法律风险和内部法律风险有时并不能界限分明, 任何一个法律风险的产生都有企业行为, 这是企业参与法律实施活动的必然;同时也都存在外部环境对公司行为的评价, 这种外部环境影响在所有的法律风险中都存在。因此, 要准确划分一个法律风险是基于外部环境影响还是基于内部公司行为的影响有时也是比较困难的。当通过公司行为调整无法实现对法律风险的改变时, 或者是公司行为不能根据公司自身意志调整时, 法律风险产生的因素就可以判断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反之, 如果可以通过公司行为调整实现法律风险的改变, 这样的法律风险就应当认定为公司内部法律风险。

3 具体公司法律风险分析

3.1 重大经营决策的法律风险

要从程序上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一个重大经营决策的出台, 既要保障法律赋予公司的权利得到充分体现, 使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最大化, 也要保证决策在法律上是最佳方案, 有利于决策目标的实现, 同时也要杜绝上当受骗, 避免显失公平, 防止纠纷发生。因此, 为了有效防范公司法律风险, 公司应在对外投资、产权交易、公司改制、融资担保等重大决策上建立一套可行完备的法律论证制度, 强制推行重大决策法律论证程序, 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3.2 公司债权债务的法律风险

债权债务是指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因发生购销产品, 提供或接受服务而形成的应收应付账款。债权债务涉及公司的资金、成本、资产等各方面, 大量的呆坏账, 会严重制约公司的发展, 应当对债权债务的管理足够重视。在公司债权债务法律风险防范与管理工作中, 要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 根据相关的规定确认债权债务关系, 要做到明确处理债权债务, 保证债权债务款项记录及时、认真、精确, 建立债权债务清理责任制;实行债权债务清理责任追究制度, 要求部门负总责、财务等部门积极配合清理, 保证应收款项及时收回, 尽可能缩短债权期限;合理确定债务规模, 减轻债务负担, 保证公司资金正常、合理运转。

3.3 合同的法律风险

合同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形式, 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律风险, 是指在合同订立、生效、履行、变更和转让、终止及违约责任的确定过程中, 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利益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合同在公司交易中运用最广泛, 同样, 合同法律风险也具有广泛性。

4 公司法律风险的规避

如何有效规避公司法律风险, 特别是在公司日常运营中。笔者认为, 公司法务工作人员应主动介入所有合同的起草、审查、签订、履行、争议调处、归档等工作, 建立一整套由公司负责人亲自主管、专职合同管理机构统管、各职能部门分管、具体承办人专管的, 上下成线、纵横成网、相互协调配合的公司内部合同管理体系, 使合同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落到实处。从项目立项开始, 法务工作人员就介入该项目的招标、比选文件合同范本等法律文件的制定, 在与合作方签订正式合同时, 严格合同审批手续, 法律工作人员针对合同草稿提出修改建议后形成正式合同文本。同时, 加强了合同执行的监督。合同签订后, 根据合同条款对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针对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建议, 以保障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公司法律风险的概念和特征, 对公司法律风险进行简要阐释, 进而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去找出产生公司法律风险的原因, 最后具体分析常见的公司法律风险, 最后给出公司规避法律风险的建议。

公司高管法律风险 篇8

民营上市公司；财务高管；职业风险

1.富安娜公司罢免财务总监事件回顾

2011年8月29日，富安娜公司（股票代码：002327）发布公告，解聘该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梅连清的职务，同时罢免其董事职位。公告称，由于梅连清未能完全履行其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尽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存在严重失职，并严重违反公司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形，致使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无法及时追究责任，不再适合担任公司有关职务。

公司方面所称的重大损失，是指内审机构在对公司下属的圣之花事业部近3年存货盘点情况专项审计时，发现2009年5月存货盘亏475万元，未查明盘亏原因直接调减了当期损益。梅连清的失职在于，一是未上报总裁办查明盘亏原因，追究责任；二是未遵循公司内部制度规定报总裁办审批，擅自批准调整账务。

2.关于罢免原因的分析

梅连清从17年前某学院副教授的职位离开后先后担任过4家民营企业的CFO，他被公认为是富安娜成功上市的幕后功臣。他于2007年初进入富安娜后，牵头加速完成了包括23家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并规范了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引入了新的ERP系统，从财务、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全面实行规范化管理，其中大刀阔斧地对子公司的存货实行定额管理，对资金实行总部集中化管理和加强对加盟商的信用管理，成为其系列改革的点睛之笔。

具备较高理论素养和实务经验的梅连清，此次竟然栽倒在自己亲手规范的内控制度里，让人感到蹊跷之余，免不了一些唏嘘。探究其罢免原因，如下三种可能尽可囊括。

可能一，公司公告属实。公司董事会不能容忍公司内部任何人破坏公司业已规范的内部控制体系，特别是对作为设计者和推行者的CFO，更需从严从重处理。

可能二，公司公告部分属实。造成公司重大损失另有其人，梅连清沦为“替罪羊”。

可能三，公司公告失真，背后另有隐情。这种可能下又会有三种不同情形：

公司上市后，董事长林国芳与梅连清在公司治理、内部管控抑或盈余管理、纳税事务等方面矛盾不断增加，双方已无上市前的默契，林认为梅不再适合担任CFO；

梅连清在企业伤筋动骨的全面改革当中伤及某些人特别是家族人群的利益，被后者群起攻之；

梅连清利用手中职权行事不检，遭致高层集体反对。

3.民营上市公司财务高管面对的职业风险

随着国内外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及实践的行进，财务高管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从过去的法人管家角色，已然成为企业中积极的决策参与者、管理监督者、业绩和价值的评价者。可以说，他们的位置已变得相当重要。

伴随着这种位置的变化，财务高管职业面对的风险也在明显加大，而民营上市公司既有与一般民营企业和国有上市公司相似的特点，又有与他们显著不同的特点，相比较而言，前者财务高管的职业风险更大。基于前述富安娜罢免CFO事件及原因假设的分析，结合民营上市公司的特点，笔者认为，民营上市公司财务高管的职业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A.环境风险

a.外部环境风险

一方面，中国政府监管依赖于准则和制度下的会计体系，以上市公司配股为例，在这一环节里，所有的关键指标都以会计为基准。比如，配股定价、配股资格等，指标达不到就不能再度募集资金，所以，经常会发生监管诱导下的盈余管理，即做假账，这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另一方面，因安然事件背景而由美国国会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世界各国会计职业监管、公司治理和证券市场监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以来，中国借鉴该法案，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的公司高管的惩戒愈来愈严厉，上市公司财务高管锒铛入狱者并不鲜见。

b.内部环境风险

我国大多数的民营企业经营机制比较灵活，充满竞争活力，但现代企业制度的缺失、管理的不规范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很多民营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其中一些像富安娜这样的公司便借助上市契机修补这些短板，尽管变革的阻力很大，但在上市目标的积极影响下，公司对制度化和合规化的要求十分迫切，故而大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民营企业上市后的管理哲学、组织纪律观念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却是一个长期性、艰苦性的工作，具体到家族式治理、一言堂管理、权责分配和激励约束公平机制、纳税观念、财务信息披露等方面，是否真正进入规范的轨道，现实当中还是一个疑问。事实上，较多数民营企业上市成功之后，其制度化、规范化的意愿和动力已不复当年。

B.内控制度风险

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一般是其财务高管牵头设计并推行的，当该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企业遭受损失时，财务高管自然难咎其责。这种风险具体表现在：

一是制度建立不当。主要原因在于，对外部环境和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方式、组织体系、资产、技术的状况、信息沟通和管理过程了解不够充分，不能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内控制度；制度条文流于形式，可操作性不强；职责划分不清，授权批准权限模糊等。

二是制度执行不力。在落实内部控制制度的过程中，例外事项过多，执行力较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内部监督和评价不到位，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不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执行中的偏差；权责不对等，使得相互制衡的内控制度有名无实；企业对待内控制度的态度不够严谨，往往是变通有余，而刚性不足。

如果财务高管在推行内部控制制度时没有以身作则，例如前述富安娜公告所称的梅连清违背内部控制之授权审批控制制度，对于重大事项未实行集体决策或联签，以及3年才开展一次对某事业部的内部专项审计，那么由此带来的职业风险更为可怕。

C.信任风险

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公司老板希望向着现代企业制度迈进，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但又担心会失控。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社会信任度的问题。中国目前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互相对对方都持有怀疑态度，一旦对方做出一点不太符合利益的事情，也许是好心，但往往会引起猜疑。因此，信任在某些时候比职业能力更为重要。

一方面，作为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高管，受到内部环境影响，很多决策并不是由他来做，但他却是各方利益的争夺者，总是处在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浪尖。各种利益相关方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都势必来“影响”财务高管，通过财务高管来实现。

而另一方面，很多民营企业上市以后依旧习惯一切老板说了算，这使得职业财务高管总是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

自从有了职业经理人，就有了委托代理问题。如果公司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建立不起来，很多工作便无法开展。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更为灵活，但同时因为“灵活”，职业风险也就更大。

D.职业道德风险

职业道德风险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财务高管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二是财务高管为谋求自身利益，主动或被动地与公司管理者合作，故意歪曲财务信息，使公司管理者欺骗投资者、监管方等外部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