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

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共8篇）

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 篇1

医疗纠纷，从广义上来说，系指医患双方之间的一切争执，包括如医患之间关于医疗费用的争执、关于医疗态度的争执。台湾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病患要告一个台大的医生赔偿一亿台币名誉损害案。原告孩子得了罕见的遗传疾病，要求医生解释，医生随口讲句话：讲白一点就是你的种不好啦!结果患方觉得精神受到伤害，一状告到法院。但狭义的医疗纠纷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所产生责任归属。

医疗纠纷逐年增多，已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据统计，北京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案例在有明显增加，经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的案例达71例，而仅为27例。广东省卫生厅1995年接到的医疗纠纷投诉为36宗，去年1-6月就有126宗;广州市卫生局接到的医疗纠纷投诉1995年为40宗，为116宗。一些影响严重的医疗事故不断被爆光，引起了社会对医疗事故问题的普遍关注。应该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及家属希望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众所周知，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方面，由于我国由卫生行政机关起草的有关法规主要是从保护医疗单位利益出发的，缺少对病人权利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因此病患方往往处于一种相当不利的地位。更由于病人及家属对一些医疗事故鉴定公正性的怀疑或失望，以致他们不得不求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医疗纠纷发生后，还有许多病人及其家属采取一些较为冲动或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致使纠纷不断恶化。北京的医生被打，湖北的医生被杀，重庆的医院被炸等等。以上情况得以发生，除了医患各方主观原因以外，还存在医疗纠纷处理路径不畅的制度缺陷。近年来，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患者取证难、举证责任重等问题已经初步得以解决，但尚有医疗纠纷诉讼前置程序、医疗鉴定与法医鉴定的争议以及损害赔偿如何适用法律等难点。

(一)医疗纠纷诉讼程序。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与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应否为法院受理案件的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如何受理医疗事故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有：1、《关于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否受理问题的复函》(1990年11月7日)。2、《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3、《关于对“当事人以卫生行政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答复》(1995年6月14日)。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法院对于医疗纠纷案件的受理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病员及其亲属如果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如因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民事诉讼)。(3)病员及其亲属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结论没有意见，仅要求医疗单位就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民事诉讼)。(4)如果当事人对卫生行政机关做出的医疗事故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行政诉讼)。(5)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已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最终鉴定，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争议拒绝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以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行政诉讼)。以上司法解释仍然没有明确未经医疗鉴定可否直接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

国务院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者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均可在接到结论或者处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一条三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为此，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规定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作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因此，鉴定结论常被作为法院审查起诉是否经过行政处理阶段，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据。有的法院甚至规定只有被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确定为医疗事故和差错的医疗事故纠纷法院才受理。

病员及其家属本来就对卫生行政机关组织的鉴定机构多有不信任，经常发生逾期未作出鉴定结论或者鉴定结果明显不公的现象，促使患方去寻求其他解决途径。204月13日，邱翠琼诉广州市妇婴医院助产婴儿死亡医疗纠纷案，越秀区法院对邱翠琼的诉讼不予受理，理由是未经医疗事故鉴定。邱翠琼夫妇不服，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中院的答复：必须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法院才能受理。邱翠琼夫妇上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越秀区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与《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相抵触，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予以纠正。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予受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医疗事故鉴定是法院受理当事人起诉的前提条件，没有“事故鉴定”法院不应受理。广东高院于年6月26日向最高法院发函请示。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函称：《关于人民法院可否直接受理未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第一种意见，即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余卫华、邱翠琼起诉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

从严格意义上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复函不属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但是该复函内容正确，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九)项关于诉讼制度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一条所指的法律应当作狭义解释，即行政法规不得做出限制诉权的规定。

9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八)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因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属于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不必由受害人举证。以上规定已赋予患方在未经医疗事故鉴定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权利。

(二)医疗鉴定与法医鉴定之争。

医疗鉴定是处理医患纠纷的关键事实依据，现行医疗鉴定形式使鉴定结论的科学性、

公开性、可信度、乃至它的法律效力大打折扣。因为，医疗鉴定机构系医疗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即与纠纷的一方存在利害关系，其鉴定难以令人信服。现行医疗鉴定机构大都由卫生行政部门主持，吸收医院领导、医生组成，且对鉴定结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行政组织原则做出，鉴定人不必为自己所主张的观点负责，也不必为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行政行为负责,无需出庭作证。在客观上形成医患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往往导致医患纠纷升级为群众对卫生行政部门的不满。医疗鉴定结论仅判断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无法查明是否具备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法院采信时缺乏可操作性。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存在争议的地区级、县级医疗鉴定，不能作为处理依据，还需通过第三次省级的`医疗鉴定。程序繁杂、旷日持久。于是全国不少地方法院采用法医学鉴定，19对92例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调查报告显示，法院采信法医鉴定结论的16.30%。绕过医疗事故鉴定、法医鉴定取代医疗事故鉴定,成为热门新闻。

11月，四川泸州中院制定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明文规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对医疗损害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均为诉讼证据，二者没有级别之分，证明力大小之分，具体采信何种鉴定结论作定案证据，由法庭根据案件事实予以确定“。卫生部门对该《意见》反应强烈，反对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只有医疗事故鉴定是唯一合法的，法医鉴定不合法;第二，法医不懂临床医学。对于第一点：法医鉴定只是一个专业鉴定，“唯一证据”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李国光副院长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对于法医不懂临床医学之说，医疗事故鉴定固然有其特殊性，医疗专业问题，可以请鉴定专家与医疗专家对此论证。但鉴定与治疗虽有共性，但也有其特殊性，一个好医生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鉴定人员，如同顶级足球运动员不一定就是裁判高手一样。司法鉴定门类繁多，包括多种学科的技术鉴定，如DNA鉴定、声纹、痕迹鉴定等，但是司法鉴定人员并非专业搞DNA学、声纹学等专家，他们只是具有相关知识，如遇疑难问题时，可请教更权威的专业科学家，而非将鉴定完全交给科学家去完成，法医鉴定是司法鉴定的一种，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其公正性和科学性。其实法医为刑事案件做鉴定、为非法行医引起的医疗损害、故意的医疗损害做鉴定，均属医疗损害鉴定，与医疗纠纷案件所要鉴定的内容并无差别，也需临床医学知识。

因法医和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法医鉴定比起医疗事故鉴定的公正性更强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基础医学知识的法医对专家的意见汇总、整理、筛选后，运用法学知识、鉴定学知识得出结论较单纯医学专家的意见更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法医对其鉴定负有特定责任，比其他人作伪证的几率为小。

两种鉴定方法有差异。事故鉴定委员会只鉴定是不是医疗事故，使用卫生系统的标准;而司法鉴定是按法医鉴定的办法，它只认定：一、有没有不良后果;二、医方有无过错;三、过错与不良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存在何种程度的因果关系。于是，同一个案例，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认为不是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可能会认定医院负全责。如1993年3月中旬，刚过花甲之年的潘树云因前列腺增生导致下尿道梗阻，院方却当作胃病治疗。后来，潘的病情发展为下尿路梗阻性慢性肾功能不全。收院治疗期间对潘的肾病症状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错误地使用老年人和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的庆大霉素。同年9月4日，潘树云转院治疗，发现自己的肾功能已严重受损。1995年11月、7月，长宁区和上海市两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先后作出鉴定结论，均认为院方用药有“原则错误”，但没有客观依据证明这种用药错误明显加重了潘树云的肾功能损害，因此不属医疗事故。终审判决却认为，院方在潘树云住院前的诊疗行为属误诊，在潘住院后，又对他使用庆大霉素，“存在误治”。这种误诊、误治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潘树云目前伤情有因果关系，院方应当对其行为引起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判令“长中心”赔偿潘树云15.6万余元，并保留潘就今后的医疗费继续起诉主张的权利。再如，笔者所代理的陈满堂诉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原告儿子是大学生，患麻疹住院期间并发麻疹性脑炎，医院未对症治疗、不仔细观察、不当护理，耽误救治时机，三天后转院抢救无效死亡。县、市两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先后作出鉴定结论，均认为并发症不构成医疗事故。经申请后法医作出院方有过错且其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的鉴定。同一案件，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和司法鉴定的结论截然相反，这两份鉴定同为证据，有同等效力，应由法官决定如何采信。值得指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经对医疗事故鉴定的主体、程序、内容等均比原来《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作了很大改进。然而医学会系民间团体，行政法规能否设定医学会的责任或义务，强制要求其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值得商榷。

(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医院出现医疗事故，给予患者一次性补偿”。而司法实践已突破此项规定将医疗过失纳入我国民法通则进行调整，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比照侵权行为对人身的伤害进行赔偿。

卫生部门则认为医疗事故与一般民事案件性质不尽相同。技术事故的责任主体是“救治人”，其应负责任是因为“保护失当”，应只负“保护失当所致损害”的责任。因而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区别于一般民法意义上赔偿责任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是合情理的。尤其作为公益性福利事业定性的医院如若发生技术性过失，此规定有其存在意义。医疗作为人命关天的高风险行业，目前国内尚无医疗风险收费、医疗风险保险、医疗赔偿基金等配套保障体系，许多医疗服务项目实际只是按成本收费，医院补偿机制不健全。就此特点，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追究责任人行政责任，承担行政补偿，符合民法公平的原则，是合理的。

有学者认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第十八条“一次性补偿”的规定与《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定是相抵触的。面对现有的法律冲突，要作出公正、妥当的判决，切实保护受害者合法权利，因此法院裁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3月24日复函天津市高院)司法解释认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二者的规定。解释文件将二者并列，并非必须“同时适用”二者的规定，而是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李国光副院长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委婉指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一次性补偿”的规定属于行政处理和民事赔偿相结合的办法，更多的是将损害赔偿纳入行政处理程序中。这种处理办法，已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事权利的保护要求不相适应。从而法院裁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医疗损害赔偿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又是一个法律适用上的争议问题。四川省彝家少妇曲洗在雷马屏监狱医院妇产科施行清宫术时，医生误致曲洗宫破肠漏。经过一年多，四川省雷波县人民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审结了这起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成为全国首例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审结的一起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20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把医患关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围，昭示医院、医生与就诊患者的关系，就是医务人员、医疗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然而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仍将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限于篇幅恕不详述。

(四)结语

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 篇2

一、医疗纠纷的成因

医疗纠纷成因应当说多数是综合因素所致, 引起医疗纠纷的因素大致可分为背景因素、医疗因素、患方因素。

1.背景因素。背景因素也可称社会环境因素或深层次原因。医疗纠纷不论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背景因素都在其中起作用, 也就是说它对医方因素和患方因素都起着作用。首先,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 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旧的医疗保障不复存在, 新的医疗保障确实存在保障不够;二是受保障人群对新的医疗保障 (包括商业保险) 需要自己出钱构筑认识不足, 心理承受力不足。这两个问题都会成为引发医疗纠纷的基础原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保患”矛盾 (基本医疗保险与参保职工的矛盾) 转嫁成医患矛盾, 或社会机制问题。其次, 医疗机构一方面是“福利性的公益事业”受到严重低于成本的价格管制, 另一方面又完全“断奶”, 同时“被推向市场, 要引入竞争机制”;对于“救死扶伤”的不同理解;患者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论;源自商业经营中“顾客就是上帝”翻版“病人就是上帝”等等, 所引起的医务人员、病患及家属在思想认识上的不知所从, 必然在日常的医疗服务活动中有所反映。有些认识上的误区甚至是医疗纠纷的直接起因。第三, 部分新闻媒体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负责任的炒作、误导造成人们在此问题出现的认识误区也是医疗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以致在医疗纠纷中患方将“不如何如何我就找媒体给你们曝光”成为威胁医院的口头禅。第四, 由于社会变革造成人们心理承受发生问题及部分人对社会不满, 转而把医院及医务人员当做“出气筒”和“唐僧肉”的不在少数。“要致富做手术, 做了手术扯事故”并非空穴来风。甚至有些病患明说:“你们那么大个医院, 给一点算什么吗!”在一些人心目中只要是国家的就是不吃白不吃的肥肉。

2.医方因素。医务人员中付出太多、不被人理解是较普遍的情绪, 医生反对自己的子女学医做医生的情况非常普遍。医疗纠纷中按患方不满医方因素可分为服务态度问题、价格问题和医疗效果及管理的问题几方面。细分下来有服务水平低、医务人员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工作拖拉、对就诊患者漫不经心、上级医师对下级医师的某些问题指正其在某些方面处置不够妥当、病情解释或交代不清、违反医疗常规和制度、后勤保障措施不到位、病案缺陷、医院管理水平不高、记错账、技术水平不高及缺乏经验等。医方因素归结到一条就是未完全遵守国家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及常规。

3.患方因素。患方因素导致医疗纠纷的有患者的个体差异, 而患方对此没有相应认识、因缺乏医学知识对疾病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甚至有病人进医院等于进“保险箱”认识误区对医院规章制度理解不准确、有个别医疗纠纷因患者为满足某种需求而提出特别要求引起的、家庭经济或人际关系不良的情绪转移、患者及其家属持有不同心理等因素等。患方因素中不排除少数在其他地方 (包括非医疗服务行业) “闹事”尝到甜头的故意行为。

二、对医疗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一) 医患法律关系分析

在法院受理的与医疗相关的民事案件中, 绝大多数案件是患者或其近亲属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起诉, 只有少部分案件是医院起诉患者要求交纳医疗费或腾退病房, 这些案件均涉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问题。

1. 患者的权利。

关于患者的权利, 宪法、民法及医疗卫生法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均规定了患者的权利, 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项: (1) 生命健康权, 《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2) 平等医疗保障权, 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3) 自主权, 即指具有行为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患者, 在寻求医疗服务的过程中, 经过自主思考, 就关于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作出的合乎理性和价值观的决定, 并根据决定采取负责的行动。 (4) 知情同意权, 即指病人有权知晓自己的病情, 并可以对医务人员所采取的防治措施决定取舍。 (5) 人格权,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6) 隐私保护权。

2. 患者的义务。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 患者的义务主要有: (1) 遵守医院规章制度的义务; (2) 尊重医务人员人格和工作的义务; (3) 合作医疗的义务; (4) 接受医学检查的义务; (5) 交纳治疗费用的义务。

3. 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者的义务。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 医患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医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与患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密切联系的, 患者的权利, 往往是医务人员的义务。概括地说, 医疗机构与医疗服务者的义务主要有: (1) 执业医疗的义务; (2) 提供安全医疗服务的义务; (3) 提供医疗服务的告知义务; (4) 紧急治疗的义务; (5) 医疗危险注意义务; (6) 医疗转诊的义务; (7) 医师的报告义务。

4. 医疗服务者的权利。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 医务人员与就诊患者相关的权利主要有: (1) 治疗权; (2) 特殊干涉权; (3) 医学研究权; (4) 人格尊严权。以上分析了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需要指出的是, 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 应对医患双方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 虽然患者在医学知识以及举证能力方面处于弱者的地位, 但同时也要看到, 目前有许多纠纷属于患者或其近亲属的认识或专业知识存在局限而引发的, 有的更是属于患者无理缠讼所致, 对此法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5. 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

要正确确定医疗纠纷的诉讼主体, 首先需要明确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 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请求权主体为患者及其近亲属。即当医疗损害导致患者伤残时,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患者本人;当医疗损害导致患者死亡时, 损害赔偿请求权就归属于其近亲属。但是, 在患者的身体遭受严重损害时, 其近亲属也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赔偿义务主体, 则有所不同。国家医疗机构和私立医院所致的医疗损害, 赔偿义务主体是医疗机构即医院, 而非具体的经治医生, 受害人不能以医院的经治医生为被告起诉, 而应以医院为被告。

(二) 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

目前, 处理医疗纠纷适用的法律规范尚不完善, 主要有: (1) 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 如《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等; (2) 宪法; (3) 《民法通则》和有关司法解释; (4) 药品管理法; (5) 医疗法律, 主要有医师法、护士管理办法等; (6) 医疗行政法规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7) 其他法律法规, 如产品质量法等。当前, 医疗纠纷法律适用的关键问题是要明确医疗事故的性质及所涉及的利益关系, 并由此准确界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通则》及民法理论的关系。

一方面, 医疗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 医疗事故的基本性质是侵权损害, 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应当受到民法及其理论的约束, 同时也要遵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但是, 根据中国《立法法》第79条规定,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是对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 在特殊领域 (医疗行为) 适用的具体规定, 不能构成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 在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时, 应当适用上位法。另一方面, 与一般的民事侵权主要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不同, 医疗事故所处的医疗卫生领域和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 因此, 在医疗事故的处理中, 在平衡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利益时, 需夹入对医学发展这一社会利益的考虑。当然, 这种利益的考虑要适当, 否则不但损害了患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减轻了医疗机构的责任, 在实际上放纵了医疗机构, 甚至成为医疗机构不尽其职责的庇护伞, 最终反而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 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对诉讼中提出的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在不能证明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般认为, 举证责任有两层含义, 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简言之, 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特定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特定事实主张如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则要承担的不利后果, 这个不利后果就是败诉。举证责任的分配即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它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 是举证责任的根本问题。应当看到,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确定的, 不存在着诉讼中发生转移即由一方转至另一方的问题。举证责任分配有两种方式, 即“谁主张、谁举证”和“举证责任倒置”。

综上, 人民法院在确定医疗纠纷案件的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时, 主要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并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合理规定,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 从而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又要防止因赔偿数额过分加重医疗单位的负担。

摘要：医疗纠纷一方面涉及到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 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医疗机构的重大利益, 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对于稳定社会, 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 篇3

关键词：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患者法律地位

一、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中关于受害患者与医疗机构法律地位的思考

我国2009年12月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问题做出了一些新规定。其中，《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相关医疗损害责任法律法规都旨在维护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医疗事故一旦发生，相关部门发现后须依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严格执行对事件的层层报告，而不是迅速向受害患者和广大患者通报避免其受到更多的损失，受害患者、普通患者以及利益相关者被排除在外。医疗损害责任立法中缺少普通患者、受害患者和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利益相关者的位置，大多医疗机构并没有首先考量普通患者、受害患者与广大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受害患者不仅在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中的赔偿方面的权利被淡化，在医疗损害责任的赔偿问题中地位也被边缘化，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在医疗损害责任体系风险监测和评估、相关信息通报、医疗损害责任标准制定和医疗损害责任处理问题等诸多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来考察，医疗损害责任问题应对关乎广大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应予以明确，并且及时公开。尤其是在重大医疗损害责任违规事件发生后，患者应该在第一时间得知医疗损害责任违规案例的相关消息，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然而现实中这些规定都将受害患者、普通患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淡化和边缘化，不仅凸显出自上而下的侧重医疗机构主导型的医疗损害责任规制模式，在医疗诉讼中，受害患者经常处于权利主张的弱势一方，因为医疗专业知识欠缺，无法掌握医疗过程和医疗文书资料证据难以知悉。

二、适当赋予受害患者相关权利。提高受害患者的法律地位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医疗机构、新闻媒体等享有通过互联网、报纸等各种平台或渠道发布医疗损害责任风险信息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的医疗事故发生和处置过程中，患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诸多法律权利逐渐式微，往往被淡化和边缘化。医疗损害责任立法应当通过完善《侵权责任法》切实赋予和保障受害患者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诸多法律权利，建立医疗损害责任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和共享机制，保障医疗损害责任信息的全面透明和明确性，以及时准确地告知受害患者，切实保障受害患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诸多法律权利。面对我国医疗损害责任体系风险信息现状呈现出极端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社会多方主体之间存在着诸多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现实，通过完善《侵权责任法》赋予和明确广大患者、医疗机构、新闻媒体等享有通过互联网、报纸等各种平台或渠道发布医疗损害责任风险信息的权利，制约医疗损害责任鉴定部门不及时、不全面公开鉴定结论的情况，保证医疗损害责任信息的透明发布与公开，顺利推进医疗损害责任问题的有效解决。医疗损害责任赔偿法律标准、风险监测和有效评估以及医疗损害责任赔偿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广大患者、医疗机构、受害患者和广大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利益相关者的切身权益。医疗损害责任立法必须切实赋予和保障广大患者、医疗机构、受害患者和广大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诸多法律权利，充分体现受害患者在解决医疗损害责任赔偿问题中的利益诉求。

对医疗保险管理问题的思考 篇4

单位：龙山县医保中心

时间：

2008年5月29日

[摘要]：要加强医保管理，只有“医、患、保”三方达成协商共管、良性互动的“双赢”监督管理运行机制，才能使医疗保险真正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本文从“医、患、保”定点医疗机构、参保患者、社保经办机构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加强医保管理，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定点医疗机构 参保患者 医疗保险管理机构

我县自2001年5月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起，经过近7年多的艰苦探索,从整体上看，改革进展顺利，基金运行平稳，保障作用明显，群众基本满意。然而，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医保运行中管理难问题。下面，就从“医、患、保”定点医疗机构、参保患者、社保经办机构三方面入手，就如何加强医保管理，促进医保工作健康持续发展谈几点个人粗浅看法。

一、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不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比较突出。

⑴定点医疗机构的创收模式与医保管理相悖。各定点医疗机构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采取医疗费收入与科室、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做法，促使医务人员随意降低入院标准，造成“小病大养”甚至是“无病住院”的现象。⑵医疗扩张性消费状况严重。超常使用大型设备检查、贵重医用材料日渐增长，大处方、随意开与病情不相关的药和检查等现象时有发生。⑶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领域体制的改革滞后，使以药养医、药品虚高定价、回扣促销等不正之风还时有存在。

定点医疗机构上述的不当行为，不仅增加了不合理医疗费用的支出及个人负担，造成医疗费用过度上涨，而且容易加剧医、患、保之间的矛盾，降低了服务水平，同时，给维持医保基金的平衡带来极大压力，加大了医保管理的难度。

2、参保患者医疗消费需求存在误区，造成就医行为不规模。

⑴医疗期望值过高造成盲目消费。由于缺乏医学知识，治疗心切，往往提出一些不合理的医疗需求，认为越大型的检查越准确越放心、越贵的药疗效越好，造成医疗费用的增长与浪费。⑵主观恶意消费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时有发生，如挂床住院、非参保患者住院使用参保患者姓名搞冒名顶替住院、买通医务人员将使用的自费药串换成医保目录药等。

3、社保经办机构建设及医保工作人员素质现状难以适应医保监督管理的要求。

⑴社保经办机构处在三大矛盾中即：参保职工日益增长的医疗消费需求与有限的医保基金的矛盾、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经济效益需求日益增长与社保经办机构有限的监控管理手段的矛盾、确保医保基金收支平衡与确保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落实到位的矛盾之中，给经办机构的医保管理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⑵医保工作队伍中专业人才匮乏。在医保工作中常常运有到临床医学、统计学、会计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知识，没有高素质的人才，难以对医院诊疗水平、治疗项目、费用结构及病例查阅等进行准确把握，只能应付一些表面肤浅的日常事务，对实际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无法产生有效的医保管理理念。⑶缺乏一支专业的医保稽查队伍，面对日益扩张的医保人群和定点医疗机构造成监督检查的力量与医保日常工作量很不适应，对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难以全面查证，处罚难以落实，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事倍功半。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败与否，关键看医保基金收支是否平衡。从我县实施医保制度改革7年来医保基金的运行趋势来看，由于医、患、保三方面存在的以上这些差强人意的问题，医疗保险扩面与医保基金征收的速度已赶不上基金支付的增长速度，收支平衡的矛盾开始显现。

二、对策建议

1、加快推进医疗卫生、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医疗保险体制“三改并举”步伐。三大体制改革是互为条件，密切相关，应做到同步建立、综合互动，才能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的目的，满足城镇广大职工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真正扭转医保制度，改革在“三改”进程中孤军奋战的局面。只有三方配合、协同作战、同步推进，才能互相促进，才能摒除以药养医、药品虚高定价和回扣促俏等不正之风，使参保人员受益，降低因其他两他两项改革不到位给医保基金带来的过重负担和风险，使医保管理走上正轨。

2、打破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所有制限制，扭转医保市场一直为“公立医院”垄断的局面。将医保市场向民办、外资举办的综合、专科医院延伸，建立公平、良性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机制，推动整体医疗费用下降，使参保人员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3、开拓创新，勇于突破，不断健全完善政策规范。医保制度改革，相对于其他几个保险制度起步晚，相关政策还不够完善和细化，在待遇水平，覆盖面、统筹层次、医患保三方关系、医保管理及经办机构的规范设置上都缺乏原则性的规定，执行起来困难，造成“医、患、保”三方矛盾。因此，在相关配套法规未出台前，应鼓励各地应坚持十七大精神，在不动摇医保运行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医保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敢于对国家和省的政策规定进行突破，完善局限，适时调整，制定出现符合各地实际的政策规范，更好地服务于医疗的规范管理。

4、完善和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⑴制定考核奖惩办法。考核结果与医疗费用的况现直接挂钩，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准入和退出机制。⑵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实行动态监控，有针对性地对诊疗过程中存原问题进行实地检查，及时制止和纠正不规范的医疗服务行为。⑶建立医保预警预报监控制度。对有关指标进行监控，对各项指标增长较快、问题较金的定点医疗机构采用发“预警告知书”的形式，促使定点医疗机构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及时规范整改。⑷建立社会监督制度。在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举报箱，公布投诉电话，鼓励参保人员参与监督，并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遇用、医技、医德、医风及满意率等进行调查，及时进行通报。同时，社保经办机构等各医院的人均门诊费用、人均住院费用、平均床日住院费、单病种平衡费用等向社会公布，引导参保患者择优治疗，促进定点医疗机构公正、公正竞争，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有效抑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⑸建立舆论监督制度。要将定点医疗机构不规范及不良行为，利用新闻媒体等进行曝光，营造医保运行的健康氛围。

5、加强对参保人员的就医服务与管理。

⑴加强医保政策宣传，明确参保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让全体参保人员了解医保政策和就医的各项规定，积极支持医保，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⑵让参保患者了解“基本医疗”的含义，树立合理医疗消费的保障意识和费用意识，摒除参保患者医疗旧观念。⑶加大对违规就医行为查处力度。凡有不当就医造成医保基金损失或恶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违规行为，经查实后，按规定从严查处，促使参保人员规范就医行为。

6、医保经办机构要加强经办管理。医疗保险监督管理是一项技术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其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的效果。因此，必须树立工作人员的开拓意识、大局意识、政治责任意识；加强业务学习培训，建立考核奖惩制度，培养医保工作人员一专多能，独挡一面的能力；坚持“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服务宗旨，造就一支适应当前和今后发展需要的较高素质的医保人才队伍，进一步提高医保监督管理的能力、水平的效果。

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 篇5

一、关于当前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成因

1、引发纠纷的主要类型（1）事实劳动关系争议纠纷案件。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必须是书面合同，这既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益形式，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是劳动关系稳定、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然而事实劳动关系在实际用工中却大量存在，尤其在民营、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较为突出，纠纷较多。（2）用人单位拖欠、扣发劳动者的薪金、欠缴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统筹金纠纷案件。用人单位为追求自身利益，无视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随意拖欠、扣发劳动者的报酬，甚至欠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统筹金。根据有关资料反映，2001我市8个企业主管管理局下属的企业和部分区属企业有26000多人被拖欠工资4000多万元①。（3）劳动合同内容争议纠纷案件。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除采用劳动部门提供的标准范本外，还经常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附件内容在权利、义务上违法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乡镇企业和城镇私营企业中更为突出，如一边倒合同、生死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②。（4）劳动者辞职引发的巨额赔偿及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才流动性增大。劳动者在“跳槽”后，有的人将原用人单位的经营信息资料、客户资源资料以及有关技术秘密用于新的用人单位，从而引发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有的人因与原用人单位签订了巨额违约金条款，从而引发巨额赔偿纠纷。（5）国有或集体企业改革引发纠纷案件。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全面推进，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引发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纠纷、经济补偿金纠纷，在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引发雇员纠纷、竞争上岗纠纷、岗位变动纠纷、收入分配变动纠纷。

2、争议纠纷的主要特征（1）劳动争议纠纷的数量和升幅日趋增大。根据劳动仲裁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2002年受理劳动争议纠纷案113件，涉及劳动者212人，比2001年分别增长了94.8%、241.9%。根据我院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统计资料反映，在2002年受理劳动争议案81件，涉及劳动者81人，与2001年相比，均增长了125%。（2）劳动争议的主体和内容复杂化。多种经济结构形式使得用工主体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就业格局呈现多元化，造成劳动关系多样性，劳动争议涉及的主体日益广泛，争议内容不仅包括合同履行期间的权利义务，还包括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附随义务，不仅包括常见的工资报酬、社会福利待遇纠纷，也包括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出现的特殊纠纷，劳资纠纷的内容日趋复杂。（3）劳动争议纠纷的社会性特点日益显露。在当前，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经济补偿金等内容的纠纷占劳动争议纠纷总量的50%以上，劳资双方的利益矛盾成为纠纷的主要焦点，尤其是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改革所引发的劳动关系剧烈变动和冲突，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生存权，是社会敏感问题，具有极强的社会性。

3、劳动争议形成的原因分析（1）劳动关系利益化。这是劳动争议纠纷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市场经济作用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则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实现，这势必使劳资双方在利益方面构成了矛盾性，形成了利益冲突，一些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职工的合法权益，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现象十分突出，造成了劳动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并且这种利益将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而有增多和深化的趋势，劳动争议纠纷将在一段时间内急速暴发增长。（2）企业的不规范管理。这是劳动争议纠纷形成的主要原因。体现在：①企业制度的不规范。企业没有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内部规章制度，造成企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管理者的随意性和无序性，规章制度的违法性，直接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导致争议纠纷的产生。②劳动合同管理的不规范。劳动合同是规范劳动用工关系、明确劳资双方责权利的关键，一些企业法律观念淡薄或不愿遵守法律，采用不签订、拖延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或者采用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等，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利益，致纠纷不断产生。③企业改革的不规范操作。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改组、改制工作全面推进过程中，一些企业不能严格执行法律和政策，操作不规范，宣传不到位，不断引发集体上访，有的企业甚至以资产变现难为由，采取拖延赖帐的办法，扣发补偿金或安置费。（3）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我国劳动力市场处于供过求的局面，劳动关系力量对比明显不平衡，造成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企业不用担心劳力资源的枯竭，往往轻视或者损害劳动者权益，而劳动者尤其是外来劳动力，维权意识不强，仍抱有陈旧的就业思维定式，为了自己的就业岗位，采用

者素质不高而引发的纠纷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劳动者的职业素质高低是决定劳动关系是否稳定的重要砝码。劳动者必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在企业文化中树立诚信意识、兢业意识，增强竞争意识，才能做到认真、积极履行地劳动合同。

2、增强劳动合同意识。劳动者要克服和消除一些陈腐观念和糊涂认识，要深刻认识劳动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或终止以及续订来进行的，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法制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劳动者切实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因此，劳动者在与用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必须具有强烈的签约意识，应充分认识到双方在合同中不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而且还享有对合同内容进行协商的权利，从而避免大量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减少劳动争议纠纷的隐患。劳动者在合同履行中，应依法行使进行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权。针对当前劳动者跳槽现象，尤其是核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中跳槽，应依遵守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不仅要依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避免让用人单位措手不及，造成工作衔接不上、业务停滞、管理损失，而且还要注意竞业禁止条款的约束，避免因侵犯原企业的商业秘密而承担法律责任。

3、增强劳动维权意识多数劳动者面对激励的就业岗位竞争，对了来之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对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忍气吞声，农民进城务工者为了短期利益，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纵容了企业有恃无恐，侵害行为日益严重。劳动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及时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制止企业侵害行为的继续，使企业自觉依法进行管理，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安全，使劳动关系整体地和谐稳定地发展。

（四）立法方面我国劳动法律体系包括《劳动法》、劳动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及有关司法解释、政策等。随着劳动关系向多元性、复杂性发展，现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已明显滞后，有的甚至出现法律的空白点，造成无法可依的局面，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力保护。因此，完善立法，建立健全劳动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真正体现出有法可循，违法必究的立法效果。

1、修订劳动法。现有《劳动法》劳动法总13章共107条，大多是原则性和纲领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在今后的修订中，应增强维护劳动者权利和查处劳动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的功能。如：明确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完善对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协商的制度，规范违约赔偿责任，对企业违法行为加重行政处罚力度，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增强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职能，赋予强制措施职权等。

2、完善劳动立法体系。在加快完善和修订劳动法同时，应建立健全劳动立法体系。以《劳动法》这一基本法为母法，配套出台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如安全卫生法、社会保险法、就业法、劳动合同法（现已有草案）、工资法、劳动监察法等。劳动行政部门应配套出台相应规章和政策，并清理和废止过去所颁上的陈旧的、与时代不符弥的部分，以补形势需要和操作需要，但应保持规章、政策的科学性和延续性，避免与劳动法律冲突或矛盾，造成执法混乱。审判机关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继续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我国劳动法的颁布，对规范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着重大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在劳动立法中存在的缺漏和操作性不强的弱点日渐显露，造成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就执行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存有认识的差异。在此，本文将对劳动争议纠纷中具有典型性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和建议。

1、关于劳动争议申诉仲裁时效的法律性质在劳动争议纠纷中，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依照我国《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请。这是法律对劳动争议申诉仲裁时效的规定，且这里的申请仲裁时效应为除斥期。有的学者认为劳动争议申诉时效存有中断制度，其理由是依照《民法通则》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制度而来，认为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一样，也因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而中断，强调发生劳动争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向对方主张权利后就发生中断，申诉时效应重新计算。然而在《劳动法》中，没有规定申诉时效中断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仲裁以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的，法院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条规定其立意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这应视为在法律上的突破，但并未明确是中断制度。因而劳动争纠纷的申诉时效，在法律上的性质应为除斥期间。诚然，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规定了“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作为未超过申诉时效的法定情形，但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条款，又是审判实践中的新问题。该条款充分赋予了法官的高度自由裁量权，造成在执法过度法官与法官、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执法尺度不一现象。因此，在今后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应该进一步规范和界定申诉时效制度，设立申诉时效的中断、中止制度，并明确起算时间。

2、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与法律后果。事实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是当前劳动争议纠纷中的焦点。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无论是在《劳动法》还是在原劳动部或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未阐述。由于事实劳动关系与民法中的劳务合同、雇佣合同、承包合同存有交叉或相似，所以，在审判实践中，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一直是难点，出象认定标准不一的现象，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在理论上，事实劳动关系就是指属劳动法调整范围，但不符合法定模式的劳动关系，主要体现为事实劳动关系完全或部分不符合法定模式，尤其是缺乏劳动法律关系赖以确立的法律事实的有效要件，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无效等。在实践中，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应从劳动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来分析，即主体、客体和内容。在多数的事实劳动关系中，主要表现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残缺。因此，以法律关系的基本要

素来判断事实劳动关系是否成立较为适宜。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即“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应当予以终止。”从该《解释》中可以推论出事实劳动关系是可以终止的。终止劳动劳动合同与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责任方面是不一样的。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终止劳动合同是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经济补偿责任；而解除劳动合同，则应根据原劳动部颁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予以经济补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1年《对事实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的复函》进一步明确：“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不等于双方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续签了一个新的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应认定为终止事实上劳动关系。该规定更加明确了终止事实劳动关系不给予经济补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规定事实劳动关系可以终止的提法，更加使劳动者的弱位地位处于劣势，是劳动合同法制化的倒退。综上，必须修订和完善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和法律责任，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关系稳定发展。

3、关于劳动合同中违约金条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往往规定了违约金条款，数额有高有低。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或仲裁）予以支持，有的不予支持，造成执法不统一。这主要是两者之间对《劳动法》和《合同法》理解差异所致。支持违约金条款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合同当事人的合意、意思自治原则，同时还有原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现已废止）中关于用人单位与职工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的规定。本文认为，违约金条款不能支持。主要理由是：从我国的立法中可以看出，违约金从形式上分为法定违约和约定违约金两种。法定违约金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违约，而我国劳动立法中直接规定。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作为违约责任，而在《劳动法》中，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在违反合同约定时，承担法律责任是赔偿责任，没有授予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条款。特别是劳动者的辞职权，是《劳动法》明确保护的，既然法律保护劳动者享有辞职权，用人单位要求其承担违约金的义务，显然是有悖与立法的原意。因此，我们认为违约金条款是无效条款，劳动者提出辞职更不应承担违约金。

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 篇6

【中图分类号】d922．16；r593．

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04)01—0023—0

2青霉素是一种临床常用的抗菌药物，由于其可能发生过敏

性休克，在使用前进行过敏试验是一项医疗常规。但过敏试验

阴性，在治疗时仍然出现过敏

性休克的情况并不鲜见，有时经及

时得力抢救可避免患者死亡。本案中，患方以发生青霉素过敏

性休克，医生未及时采取得力的抢救措施致患者死亡为由，要求

医方承担责任。医患双方经非诉调解达成协议，医方一次性赔

偿死者家属9万元人民币。

案 情

患者张某，男，31岁。因发热、咳嗽于2003年1月14 日下

午1时30分，到自家附近的某医院下设的门诊室就诊。医生诊

断为上呼吸道感染，为其使用青霉素抗感染治疗。护士按照常

规为张某做青霉素过敏试验，结果阴性。遂将960万单位的青

霉素加入500 ml 5％ 的葡萄糖盐水中静脉滴注。几分钟后，患者

出现胸闷、呼吸困难等青霉素过敏症状。医生一边向院部报告，同时呼120救护；一边对患者抢救，在半小时内对患者两次注射

肾上腺素。院部接到报告后派1名副院长和总护士长于半小时

左右赶到门诊室，发现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微弱，进行口对口人

工呼吸，同时使用心肺复苏药进行抢救。14时30分左右，120

救护车赶到时，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尸体解剖见：死者右

腕关节上4指处有注射针孔，口唇、甲床及皮肤青紫，全身皮肤、肺、心、肝、肾、脾等脏器均有大量出血点，喉头水肿；病理检查确

定为青霉素过敏性休克致死。所用剩余药品经检验，排除药品

质量和青霉素皮试液浓度不当等问题。

争 议

根据上述案情，院方认为在这起案件中没有过失，不承担任

何责任。理由是：对患者使用青霉素没有违反医疗技术规范，按

常规做了过敏试验，所用药品经检验没有质量问题，皮试液的浓

度符合要求，患者引起青霉素过敏性休克死亡是其本身体质特

殊造成的，这种情况临床上并不少见，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33条第2项规定的免责情形。

死者家属承认医生在对张某使用青霉素治疗上不存在过

失，死者的体质有特殊性，出现青霉素过敏性休克难以预料。但

医生在抢救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过程中存在的过失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理由是：青霉素过敏性休克不是必死无疑，及时采

取得力的抢救措施可以使患者免于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规定，医院下设门诊室开展输液活动，必须配备经过急救知识培训的医护人员，培训内容包括气管切开、心肺复苏、一般抢救器械、药

品的使用等；配备必要的抢救设备、器械，包括急救床、吸痰器、简易呼吸器、氧气袋、气管切开包等。而当班的是一个72岁的未经医师执业注册退休医生，这么高龄的医生，面对过敏性休克

患者是难以进行气管切开、胸外按摩、人工呼吸的操作；何况该

门诊室不具有任何抢救设施。没有及时给患者行气管切开术，没有呼吸器，没有氧气。院部赶来的医护人员也没有携带上述

器械，只作了简单的人工呼吸，注射了心肺复苏药。当班医生在病历记载注射了两次肾上腺素均为0．1 m1。

针对死者家属提出的理由，院方认为：当班医生具有医师资

格，退休后一直留用在该门诊室。至于注册问题，全市医师注册

工作正在进行中，该医师的注册材料已经上报。因此，张某的死

与医师注册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关于病历中记载的抢救死者时

两次注射肾上腺素为0．1 m1的问题，院方认为是医师写病历时

· 24 ·的笔误，按常规肾上腺素每支是1 ml，不可能只注射0．1 ml。对

于该门诊室缺乏必要的抢救设备、器械的问题院方没有提出异

议，但认为即使门诊室抢救设备、器械齐全或者在更高一级的医

院也难免张某的死亡，并列举一些病例予以说明。

过 失

青霉素过敏试验阴性，治疗时再出现过敏性休克的病例临

床上并不偶见，及时采用综合措施抢救可使患者免死，目前因此

引起的死亡病例比较少见。本案中医方认为给患者使用青霉素

治疗没有过失，死者家属亦没有异议 而死者家属认为当患者

出现了过敏性休克后，医生采取的抢救措施存在过失：一是不及

时，二是不得力，造成了患者的死亡。从本案的案情和争议中可

以看到，医生在患者出现青霉素过敏性休克后，除了在病历中记

载为其两次注射了“0．1 ml”的肾上腺素外，其他没有采取任何

抢救措施，门诊室也没有任何

抢救设施。尽管院部来的医护人

员赶到门诊室时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使用了心肺复苏药物。

但其时患者喉头已经水肿，呼吸道不通，此时的人工呼吸、使用

心肺复苏药物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按照对青霉素过敏性休克

患者的抢救过程，除了肌注肾上腺素外，还应当及时使用激素类

抗过敏的药物；当出现喉头水肿时，应当向喉头直

接喷肾上腺

素、麻黄素、激素类药物减轻喉头水肿的症状，必要时应进行气

管切开，用上呼吸器吸氧。如果医生及时采取了上列综合性的抢救措施，患者可能不会发生死亡。

调 解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医生在抢救患者过敏性休克时的过

· 医事法律·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l卷(第l期)

失，要求医方承担责任，双方均没有提出医疗事故鉴定，也没有

提起民事诉讼，而是聘请了律师，在卫生、公安等部门的参与下．

当地政府民调委员会主持下进行调解。争论的焦点是本案是否

属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2项所规定的对医方免责的情形。医方认为本案应当属于该情形。但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可

在经济上适当给予补偿。对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中“医

疗意外”的解释：所谓医疗意外，是指由于病情或病人体质特殊

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医疗意外的常见的表现形

式是：医务人员主观上不存在过失，抢救及时，措施得力或手术

操作无误，但患者仍然死亡或留有严重的后遗症⋯ ⋯ 患者青霉

素过敏试验阴性，因体质特殊而出现过敏性休克难以预料和防

范，不属医疗事故，关于这一点死者家属没有异议。然而，本案

中医护人员在抢救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主观上存在明显过失，没有及时采取得力的抢救措施，致使患者死亡，医方应当承担责

任。通过调解，请教并听取人民法院民事法官的意见，认为医方

列举经过得力抢救失败的病例，不能成为其免责的依据；而本案

是没有采取得力抢救措施的情形 因此，不适用条例第33条第2项的规定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医方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9万

元人民币。

体 会

本案未经医疗事故鉴定，能通过非诉调解结案，避免了医患

双方的讼累和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应当提倡： 同时也体会到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释义的可操作性：

借名买房纠纷多发的法律思考 篇7

(一) 规避房地产调控政策中的购房主体资格限制

一是规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特定申请主体资格限制。一些购房者不具备申请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申请资格, 为获得此类房屋往往作为实际出资人将房屋登记在具备申请资格的主体名下;二是规避房地产调控的户籍资格限制。一些非京籍人员在北京购房, 由于不符合纳税满五年等条件往往借用符合条件的亲友的名义购买, 此外一些来华外国人也会借用国内符合条件的人员的名义在京购房。

(二) 规避房地产交易中产生的高额税费

由于个人购买二套住房及多套住房后再次进行交易时所涉的税率与交易费用都远远高出首套房屋, 因此, 一些购房者为了投资等需要, 购买二套或多套房屋时会借用他人的名义购房, 以便降低将来房屋交易时的税费等成本。

(三) 规避银行对购房的首付比例与贷款政策的限制

一些购房者为降低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借用名下没有住房的他人的名义购房;由于银行会对购房者进行贷款资格审查, 一些不符合银行贷款的信用条件的人通过身边符合贷款条件的亲友的名义买房。此外, 一些不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又不愿通过商业贷款购房的, 便借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亲友的名义申请购房贷款。

(四) 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城市居民借名购买农村房屋

实践中由于北京农村许多房屋面临拆迁改造, 一些城市居民抱有投机的想法, 在听闻某地即将拆迁之前借在该村的亲友之名购买面临拆迁改造的农村住房, 以便拆迁时分得房屋拆迁补偿。

(五) 由于家庭、感情等原因借名买房

一些老人晚年时出资以其子女的名义购房, 但在子女先于老人去世的情况下, 实际出资人往往与其子女的其他继承人产生纠纷;实践中还有一些财产来源不明的人为掩人耳目, 出资购买房屋后登记在其亲友名下。

二、借名买房的审理难点

(一) 开庭审理中的事实认定难点

一是双方因熟人关系未签订书面协议, 被借名人反悔后对方举证困难。由于借名买房行为多发生在亲友之间, 一些当事人只口头约定而没有签订书面协议, 当被借名人一方反悔不承认借名的情况时, 房屋实际购买人极易陷入举证不能, 面临败诉风险。

二是当事人一方去世造成事实查明困难。当事人一方去世后, 可能发生其继承人与另一方之间的纠纷。如果被借名人去世, 其继承人往往称不知借名买房行为, 令法院的查证工作陷入僵局。如果是实际购买人去世, 其继承人对借名行为、购房行为及相关证据都不了解, 造成举证不力, 增加败诉风险。

三是当事人均持有部分购房证据且各执一词, 法官难以形成确定的心证。在借名买房的实际购房的过程中, 由于客观条件的复杂性, 存当事人双方共同或分别完成签约及贷款等手续的情况, 造成双方当事人手中均有部分购房证据, 造成证据认定困难。

(二) 借名买房行为效力认定

一是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应当认定借名行为无效, 并妥善处理相关的法律关系。如城市居民借用他人名义购买农村房屋的行为, 由于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关于对农村宅基地转让的规定, 应当认定借名的约定为无效。

二是规避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借名行为无效。此类借名虽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但有扰乱房地产市场之虞, 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四) 项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 对于规避房地产购房资格限制和相关税费的, 应当认定借名行为无效。

三是对于规避银行贷款政策, 未对房地产市场有扰乱之虞的, 可以认定为有效。该借名行为虽然增加了银行贷款难以收回的风险, 但是该风险是可以通过向被借名人主张相关权益等途径化解, 故而可以认定有效。

四是对于因家庭、感情等原因而引起的借名行为, 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 应当认定借名买房的行为为有效。认定借名买房行为有效应判决房屋归实际出资人所有, 这是我国民法中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要求。但对于确属以赃款购房情况, 应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予以没收或进行其他司法处理。

三、借名买房的法律风险

(一) 房屋实际购买人的法律风险

借名买房情况下, 房屋实际购买人存在以下法律风险:部分购房者借用亲戚朋友名义买房, 只达成口头协议, 一旦名义房屋登记人反悔, 实际房屋产权人很难举证其为房屋实际购买人, 且房屋实际购买人若无出资的原始凭证, 如存折、转账记录、购房发票等充足证据支持, 其很难证明自己是房屋的实际出资人, 极易承担败诉风险;若登记购房人对外负有债务, 经过司法程序债权人申请执行后房产可能被查封或者拍卖;如果房屋登记人死亡, 房屋可能会因为继承关系而被房屋登记人的继承人所继承;若房产登记人私下将房产进行出售并已完成过户交易, 即使最终法院认可了借名协议的效力, 购买人可能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房屋所有权, 原房屋实际购买人只能要求房屋登记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 房屋登记人的法律风险

房屋登记人出借自己的名义购房或进行按揭贷款时会在房屋产权登记部门留下相应的购房记录, 在银行也会有按揭贷款的征信记录, 如果出资人按揭还款不及时, 有可能使房产登记人的个人诚信度受损。

综上, “借名买房”的行为可能使房屋登记人和实际购房人均面临诸多风险, 双方均应谨慎对待。

参考文献

[1]余建华, 孟焕良.房产调控政策频出房屋买卖纠纷咋办[N].人民法院报, 2011-4-22.

[2]李媛辉, 杨帆.借名买房的法律实务分析[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7 (6) .

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思考 篇8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09-02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3年试点工作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政府正在努力为没有保险的近八亿人口提供医疗保障，并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增加政府投入的责任，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对于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 这一突出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截至2008年3月底，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数达到2679个，占应开展(有农业人口)县(市、区)数的98.17%，占全国总县(市、区)数的93.57%，参加合作医疗人口8.04亿，参合率为91.05%；截至6月底，新农合已经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前实现了2008年全覆盖的目标。 [1]

无论如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都是一个大胆的历史性开端，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短短5年的时间，合作医疗已初见成效，但由于历时较短，并且一直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所以在制度推进的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宣传不到位影响农民参保积极性

在大多数乡镇，宣传人员只简单地将有关合作医疗的传单散发下去，没有和农民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而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所宣传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的有关术语不理解，有的甚至看不懂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宣传内容不够详细，存在着药品范围、诊疗项目范围、经办程序不明确等问题。导致农民在看完病后，由于药品或相关手续不符合补偿标准而得不到补偿。另外，有的农民由于没有履行及时告知义务或超过补偿期限或没有办理转院手续，本可以得到补偿而没有得到补偿，使农民的预期期望与实际补偿差距较大，引起农民对制度的不满。这些问题都是管理、服务和宣传不到位造成的，直接影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甚至一些已参保的农民对制度的可信度下降并打算退保。

二、城乡医疗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制约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卫生资源总量较少，只占世界的2%，但却要解决世界22%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而且，城乡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明显，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仅拥有20%的卫生资源，而占人口30%的城市却拥有全国80%的卫生资源。[2]根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我国城市平均拥有医院数量是农村的4.6倍。而且城市往往集中了大部分的优势人力资源，包括高职称高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3]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差，其原因与低收入群体的医疗需求低有关，也与农村医疗服务供给水平低有关。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农村，卫生资源不足，居民就医困难。如四类农村地区有18%的家庭据最近的医疗机构超过了5公里。有1/4的家庭到最近的医疗机构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每10平方公里医疗机构数量，城市是农村的6.7倍；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城市是农村的3.8倍。多数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都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致使农村对大病的统筹能力较弱。

三、“大病补偿模式”导致受益面狭窄，影响政府“可信度”

由于新型合作医疗采取“大病统筹”模式，目的是在于解决农民因大病致贫问题，其受益人群主要是生大病或一些不常见的慢性病需住院治疗的参保者。而实际上大多数农民患的都是日常的小病，一般都在门诊治疗，由于补偿机制中较高的起付线，使大多数农户基本没有享受到国家的补贴。而即使患大病住院治疗，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大病补偿标准不是以病种来界定补偿的额度，而是以医疗机构级别来确定补偿标准，就医的医疗机构级别越高，补偿就越少；同时还要扣除不在所保药品范围内的药品费用，这样农民生大病或住院得到的补偿就微乎其微。而对于有些病种（如癫痫病）在定点的医疗机构没有相应的治疗科室，因此不在所保的范围内，只能到非定点的专业医疗机构就诊，这样就得不到补偿，医疗费用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并且新型农村合做医疗制度的报销范围只保生病住院，不保伤残。此外，不可补偿的药品过多，加上定点医院药价偏高，在很多地区地方，合作医疗实行后，医疗费用呈现普遍上涨的趋势，患者可报销的部分被上涨的医疗费用抵消了，通过合作医疗来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的目标大打折扣。这些使得农民的预期期望与实际报销额相去甚远。从而对政府政策可信

度产生怀疑。

四、“低保费，高共付率”导致“劫贫济富”现象

一般地，一个公平性较强的卫生服务系统应该是在卫生服务提供上具有水平公平和在筹资上具有垂直公平，即同等需要的人获得同等卫生服务，根据人们的支付能力进行筹资。[4]也许是出于管理简便的考虑，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了人均负担10元的基本缴费形式，即在筹资制度上采取水平公平的方式，而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个人和家庭收入和支付能力的差异，这显然会造成贫困家庭的缴费负担较重。

同时，由于新农合实行政府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同时实行医疗费用报销制，而且设立了较高的自付率。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门槛，贫困家庭依然因无力垫付大病的全额医疗费用而放弃求医（虽然医疗救助对部分特困家庭和五保户参加合作医疗予以了补助，但目前受益范围较小，无法普遍照顾到一般贫困家庭）导致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出现“劫贫济富”现象--即能够承担自费部分因而愿意就医的相对富裕的农户报销掉了不能承担自费部分因而不敢就医的相对贫困的农户所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

（五）缺乏稳定长效的筹资机制，影响制度实施效果

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的是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以县(市、区)为单位统筹，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最初是由农户自愿出资10元、地方财政和中央共补贴30元，十七大报告后，政府将筹资标准由原来的40元提升到现今的80元。但是这一措施对于要解决农村8亿人口看病问题的新型合作医疗的筹资总额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根据有关研究，人均筹资额达到人均医药费用的40-50%、人均收入的2%-3%，合作医疗才有保障作用。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2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综合考虑，人均筹资额平均应为100元左右，而目前实际上除少数发达地区人均筹资额稍高外，大多数地区只有50元，离合理人均筹资水平有很大差距。由于筹资水平相对较低,补偿能力有限,加上医疗费用增长较快等原因,参合农民家庭医疗费用支出不仅没有减少,甚至略有增加。

筹集到一定数额的资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康、长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从当前实际来看，筹资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①总体筹资规模过小，中央和省级财政筹资比例偏低。②各级财政尤其是省以下各级财政筹资责任不明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③缺乏要求各级财政补助动态增加的规定，也缺乏确保各级财政筹资及时、足额到位以及动态增加的长效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

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长效筹资机制，并不断提高总体筹资水平，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五、部分群体仍处于新型合作医疗的“真空地带”

当前我国每年都有一亿左右的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正处在一个医疗保险的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正式户籍，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城市医疗保险，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很可能会要求他们返回原住地去看病，或者如果他们在务工城市就医，那他们就得承担合作医疗只予以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的风险。[5]如果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确保医疗保险能够跟随保户迁移而流动就很重要。

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随着城乡差别的逐步弱化，将中国所有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是大势所趋，如何合理设计完善而合理的覆盖全面医疗保险的制度仍需不断进行探索。

六、结论

针对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状况及出现的问题，为了继续实现其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笔者建议当前亟待落实的方面包括：（1）加强政府公共支持力度，加强宣传工作；（2）优化补偿结构，扩大收益面（3）提高省级财政补助力度，加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卫生基础建设。（4）创新筹资机制，拓宽筹资途径，加大筹资力度；（5）逐步建立与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指出问题总是相对容易的，更多的挑战来自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而不断完善政策。从十七大报告开始，政府这几年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政府责任的进一步投入让我们能够看到政府在解决和完善新型农村医疗制度问题方面的坚定决心。

此外，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还有有大量的经验可以参考，这包括九十年代城镇医疗改革的经验、过去旨在复兴农村合作医疗的数次尝试，以及来自国外医疗卫生发展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势必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并促进城乡协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卫生部2008年7月10日例行新闻发布会实录[OB/OL].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sb/pxwfb/list.htm

[2]崔惠玲.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3]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编.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

[4]吴明.医疗保障原理与政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葛延风,贡森等,中国医改 问题·根源·出路[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