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精选8篇)
摘要: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服务业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服务为主体、其他相关金融服务为补充、相对比较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行业结构分析入手,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反思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研究未来的监管环境和监管理念,结合这些因素,对如何提升监管能力、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发展;现代金融;监管;服务业
一、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必须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区域金融合作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危机背景下凸显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德国发展研究院的Peter Wolff指出,OECD国家中影子银行的问题很严重,影子银行没有受到监管,这会对金融体系、银行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也会对公共债务、私有部门债务的质量产生影响。现在主要责任不是找出谁是罪魁祸首,而是依赖国际合作共同渡过危机。纵观近十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日渐上升,亚洲金融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下降,债券市场在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比重从1995年的21.1%上升到2008年的32.4%,股票市场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3.2%。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降低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降低对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分散金融风险;对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投资提供更多渠道,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地区合作可以促进地区和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同时对监管政策进行协调,亚洲国家通过地区合作可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和危机的传染效应。亚洲本币债券市场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市场参与者数量很小、外汇管制、税收体系不同、监管框架不同、清算体系不同、缺乏衍生品、评级方法各异以及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地区合作有助于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储备库的建立或者过渡性监管机制的建立越来越重要,这些计划可能会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体制的一种补充。而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货币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趋势,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二是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冲击超出了过去的想象,欧元要取代美元有很大难度;三是非洲法郎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商品要素市场,虽然成立的比欧元要早,但是进展很困难;四是海湾地区的货币合作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经济基础和欧盟类似,加上海湾地区的特有优势,有可能使海元提前出现;五是亚洲货币合作中,日元或人民币都难以独立担当重任。所以,当前应从扩大区域货币互换着手,增加货币基金规模抵御外部金融危机,争取使人民币和日元成为亚洲国家的储备货币。地区合作有助于提高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其中汇率合作是地区合作的基本问题,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挟同干预市场等手段来实现双边或多边汇率稳定。同时,区域货币需要适度的政府干预,特别是联合干预机制,加强合作协商,来解决国际金融体系带来的问题。
二、中国金融服务体制的演变过程及金融监管现状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金融发展的明显特征是“大一统”的国家银行模式,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体制的建设与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起步的,相对应着金融服务监管理念的演变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每个时期演变的广度和深度不同而已。很多监管理念正是由于国际金融组织的倡导以及金融服务业发达国家的实践才逐渐渗透到其他国家的监管实践。金融服务监管理念演变的动因是金融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原来的监管理念不合适宜或者监管漏洞增多,而演变的目标和价值是为了抑制金融风险、保护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维护国际和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就金融监管体系而言,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和事业机构组成,并设置了除上述四部门之外,包括财政部等在内的多部委领导参加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并非法定监管机构,也无法律授权,与会主体各顾其利且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故而跟像是“搞平衡”,会议目的往往难以达到。因此,多头监管、自律组织弱化、法律配套措施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等缺陷仍然是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顽疾,尤其是多头监管,一直以来并未得到较好解决,监管权力分散,既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金融业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并减少市场风险。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处于非常严重的状态。首先,信贷利差依然处于高位,股票市场微弱,对私人部门的贷款仍然非常少,但是政府贷款上升很快。其次,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减记预计为2.7万亿美元,实体经济的滑坡很严峻,可能比预计的要长。再次,新兴市场也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并可能进一步扩大。最后,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衰退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不排除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次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理念上的反思。第一,中央银行负责系统性风险应有一定监管权,我们的功能监管应从全局系统性角度监管整个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第二,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制度存在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压力测试、大机构不能倒闭、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这些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可以用,但是在危机的时候不能应用。第三,今后全球金融监管的框架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无限扩大监管面积,把所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银行纳入到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中来;另一种是回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分业监管,限制创新。第四,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过去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如果没有过长时间的低利率,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因此,金融体系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要相互结合。第五,再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同时,要注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这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协议只重视资本的监管和市场风险,忽视了综合监管和流动性风险,因此,巴塞尔协议应该从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避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第六,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和监管套利。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客观要求全球监管的合作,问题是如何协调英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欧洲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监管理念和思路,如何形成防范风险的监管体制。
三、加强中国金融服务业监管的思考
(一)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二)完善监管框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具体到中国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必要时设立集中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将以行业为导向的监管框架改变为以目标监管为导向,消除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
(三)不断优化监管规则,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创新产品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金融风险。金融创新对监管的挑战在于:
一是使风险更易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金融创新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在发生风险时也就放大了风险;另一方面,从个体机构而言,金融创新具有转移风险的作用,但对于市场整体而言,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不断在累积,且由于个体的暂时无风险而刺激个体机构不断地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方面的负面作用。
二是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金融创新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分解而产生的金融衍生品具有结构复杂、难以直接累加和计量的特点,因此难以准确计算风险暴露,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为风险潜伏埋下隐患。因此,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监管不仅要考虑产品本身和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要考虑其对于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四)监管重心转移到效益监管上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人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应转变到以效益监管上来,即从对经营行为的监管转变到对经营成果的监管上来。这也符合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在这种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制定经营规则框架,要求商业银行在框架内遵循市场原则依法自由竞争,给予商业银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对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益则制定缜密科学的监测指标,划分级次,重点监测。一旦达到某一临界点,就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警告、督促整改。如果其经营状况继续恶化,必要的情况下,在其尚能清偿债权人债务时,适时勒令其退出金融市场。
(五)金融立法的创新
严格的金融立法是人民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面对加入WTO,我们必须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根据中国金融监管未来发展方向,系统规划中国科学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当前首要的是做好金融法规的规范和废、改、立工作。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将那些已不能适应金融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坚决废止,将那些不很完善的进行重新修订。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立法、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立法以及金融监管过程中对金融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的法律规定等。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业务雷同,资金分散,不良资产占比较高,自身扩充资本金的能力较低,国际金融竞争实力较差,有必要进行银行合并重组。人民银行要研究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制度办法,同时大型的外资金融机构有可能参与到合并重组中来,也应该有明确的规范的应对策略。
(六)加强补偿体系风险的控制 信贷金融体系中的银行家和代理人的补偿体系存在缺陷。其以“投机补偿”形式的道德风险为特点。存在于金融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管理人/银行家/交易人之间的典型代理问题由于后者的补偿方式而加剧。因为这些补偿大部分是以与短期利润挂钩的奖金形式发放的,同时也因为这些红利是单方面的(盈利状况好的时候为正值,而在回报差的时候几乎为零),管理者/银行家/交易人有强烈动机去冒比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更大的风险。解决投机补偿倾向的潜在方法有多种。其中可能的方法是,向职业经理人发放必须持有数年的受限制股票红利,以及累积奖金池制度———该奖金池奖金数量的多少与特定投资的中期回报的高低相挂钩。但是,即使不考虑在一个对金融业人才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如何改变补偿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解决方法能否完全产生效果也不明显。例如,在近期贝尔斯登危机的情况下,约30%的公司资产被作为受限制股票由员工持有。然而,这一补偿体系并没有防止贝尔斯登进行盲目投资和借贷,从而最终导致公司破产。也许,这是事实,因为个别补偿没有和个别投资/借款决策相关联。然而,在金融市场中,对银行家/交易人的补偿机制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扭曲投资和借贷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七)注重证券化的发起和分配模式的监管
当前的证券化模式(发起和分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因为它降低了发起人要求监督借款人信誉度的动机。在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化链条中,其中的每一个中间人都在收取费用,最终信贷风险被转嫁到那些最不能理解它的群体身上。抵押经纪人、家庭资产评估师、发起抵押贷款并将其重新打包至MBSs的银行、将MBSs重新打包至CDOs,或者CDOs的CDOs,甚至将标的进行CDOs的三次证券化的投资银行、给这些不良金融工具作出AAA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所有上述中间人都在这一中介过程中收费而赚到收入,并将信贷风险沿着链条向下转移。
解决中介机构缺乏对借款人进行适度监督的动机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迫使发起银行和投资银行等中间商去承担一些信贷风险;这可能以在CDOs中某些部分的权益层级(eq-uity tranche()例如,CDO最低级的权益层级是指当潜在附属担保物价值减少时承担最初损失的证券)或者是某些MBSs的部分的形式,这些MBSs的发起使其亲自参与其中。但是,并不能明显的看出,这些方法会完全解决金融中介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事实上,尽管证券化过程意味着信贷风险从最初发起人和CDOs管理人向最终投资者的部分转移,但是事实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抵押贷款、MBSs和CDOs方面具有大量敞口风险。的确,在美国大约47%的主要银行资产都是与房地产有关的;对于较小的银行这一数字接近67%。“发起和分配”的证券化模式没有完全将抵押贷款的信贷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和券商(例如,贝尔斯登)在许多金融工具上仍然具有相当部分的信用风险。的确,如果这些信用风险完全被转移,这些银行和其他金融中间商将不会遭受目前已经发生的、并在将来也不得不承认的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参考文献:
(1) 1983年, 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 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 从而使人民银行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的金融管理体制宣告结束, 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 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 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 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 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
(2) 20世纪90年代,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 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 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18日, 中国保监会成立, 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 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 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
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成立时间短, 监管经验少, 对市场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差, 监管仍处于事后监管, 不能实现超前性和预警性, 监管机构仍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在分业体制下, 监管部门之间各自为政, 协调性较差, 容易造成相互间的争夺控制权或责任推诿, 在监管中出现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针对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缺陷, 在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 应首先建立金融监管的合作制度, 使三大监管机构在各自独立行使监管职能的同时, 有效地协调彼此之间的权责, 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其次, 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 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 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 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
2 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构建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
考虑到一些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家的情况, 巴塞尔委员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即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 由于市场约束作用微弱, 公开信息披露并不能促进市场监督发挥作用。因此, 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 以弥补公开信息披露的不足。
(1) 应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为确保监管数据真实可靠, 金融机构必须按要求报送有关报表、报告, 对于要求披露的信息, 必须按要求披露。主要签字负责人对有关报告、报表以及其他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发现虚假行为, 要追究签字负责人责任。
(2) 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创新的监控, 建立一套科学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评估方法体系。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分析和综合评估, 及早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 确定动态观察指标, 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预备方案, 及早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此外, 还应把握好监管的力度, 避免抑制银行的制度创新。
(3) 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 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 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 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 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 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 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3 学习国外立法经验, 改进风险监管法规, 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需要立法机关和相关的监管部门共同努力, 加快立法进程。以银行业监管为例, 未来一段时间应在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信托业和融资租赁业、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存款保险等方面推动中国的银行业监管立法。在立法过程中, 应进一步加强规划性, 增强系统性, 提高针对性, 强化操作性, 切实提高立法质量。我们应当重视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良好实践, 采用国际最佳做法, 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银行监管和立法经验, 加强和改善我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管理。同时, 我们应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出发, 加强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 保证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和有效监督, 创造一个真正公开、公平、公正、安全的金融市场。
(1) 实行功能性监管。功能性监管是指中央银行同其他功能监管者 (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交易委员会等) 相互配合, 共同识别单个金融实体的风险以及整个金融持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同时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 健全协调机制;以银监会作为金融集团的主要监管机构或监管协调机构, 负责集团整体的资本充足比率监管, 并确保信息在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及时交流和有效沟通。
功能性监管有两大优势:首先, 在分业监管条件下, 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比较困难, 监管效率不高, 监管成本增加,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 金融监管机构一体化 (即统一监管) 应比分业监管更为有效。其次, 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甚至成为一种趋势, 尤其是通过并购产生了众多的金融集团, 在这种背景下,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全面覆盖各类金融机构, 堵住金融监管漏洞。
(2) 牢固树立发展、稳定、创新的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保险监管理念逐步成熟。坚持以监管促发展, 通过监管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进而支持经济的稳步发展;坚持以监管保稳定, 通过监管确保金融业稳定、公众稳定、社会稳定和国家稳定, 确保公众利益不受损害;坚持以监管促创新, 在监管工作中积极支持金融业开拓创新, 促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金融企业机制的建立。通过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 深化了对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以及保险业的发展阶段、自主创新、市场调控、和谐发展等方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 着力提高引领发展和防范风险两个能力, 把加快发展作为保险业的第一要务, 把风险防范作为保险业的生命线;注重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 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又加强政府的推动和调控;坚持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为保险业发展的方向, 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作为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保险业发展道路。
(3) 建设一支监管专业队伍, 在明确责任分工, 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 防止监管的真空。科学发展战略, 无法实现银行信息资产风险监管的综合方法, 以及对人类与网络两个世界一体化的监管体系的运营和维系, 也无法研究信息资产风险价值化体系、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标准体系和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法规体系。没有专门的信息资产监管专业机构, 就不可能实现信息资产风险监管计划、管理和监控, 就不可能实现实时掌控银行信息化系统的运行情况和各种风险情况。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和相互交叉, 在实施分业监管的条件下, 为最大程度避免监管的重叠与真空, 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相互传染和扩散, 各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 必须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 特别是要提前向有关部门进行预警和提示, 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 必要时要集体做出决定和采取联合行动。
摘要:温家宝总理曾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健全监管协调机制,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就如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促进我国金融安全,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金融风险;监管;转变
1.我国金融监管目前存在的问题
剖析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可以发现,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较为突出,便于分散风险,而这一点亦导致了监管协调中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来自混业经营、金融创新、网络金融的挑战,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1.1监管目标不够明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1.2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
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1.3金融监管措施不力
从金融监管手段看,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非常少。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监管较少,金融监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级任务,作用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级以及风险管理没有一套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1.4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
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1.5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集中
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2.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史来看,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趋势。历史上,英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形式,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而美国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监管法规众多,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不断走向法制化,注重法制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在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
同时,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
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转移、扩散不可避免。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因此,西方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进行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3.如何改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3.1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问题,以法律形式明确接管的具体程序及具体措施,明确金融机构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机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形式、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2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
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非现场检测和现场检查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检测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网络监控作用;尽快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检测的基本依据。
3.3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适应后WTO时期的监管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应补充监管主体,建立金融同业工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以同业公会充实法定监管主体和完善监管,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进行监管,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自律组织的有效监管体系。
一、引言
2013 年,在中国金融大变革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全民热点话题,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开始逐步重视互联网金融部门的设立。但是也有不少风头强劲的 P2P 行业出现了公司倒闭或者跑路,反映出互联网金融先天的缺陷。为了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及客户资金的安全,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出现,金融审计业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以动态博弈论为理论基础,从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三个维度构建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系统,并对其实现路径进行论述,使金融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互联网金融审计中的突出风险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互联网金融能形成去中介化的独特运营模式。中介机构的缺失,资金提供者与资金需求者发生直接的接触,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金提供者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资金筹集和运用的不确定性,是引发金融风险的主要根源。
金融对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产生了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安全风险和操作风险,例如病毒入侵等。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都会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全世界传播,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科技风险具有破坏性强和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虚拟性,使得潜在风险难以通过常规检测得以发现,从而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
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被审单位在审计前存在于财务报表整体关系密切的重大错报和对财务报表认定有重要影响的错报。一方面,由央行制定的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较为宽泛,一些处于初创阶段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为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外部资源,其管理层利用相关监管政策存在的空白粉饰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内部管理情况影响财务报表重大报错。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董事会很大程度上被股东控制,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为管理层操纵财务报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构建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
为防范上述风险,我国确立了互联网金融 “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举”的监管原则。但在上述原则下实施的金融监管仍然无法与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相匹配。国家审计以其独特的强制性和宏观性能够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实行再监督; 民间审计具有覆盖面广和专业性强的优势; 内部审计能从源头进行监督和防范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以国家金融审计为主导、民间金融审计为主要力量、内部金融审计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民主法治的`产物,也是推进民主法治的工具,具备的独立性、强制性和宏观性等特点。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中,国家审计应该充当主导地位。国家金融审计以中央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为审计主体,从微观层面而言,主要审计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型互联网金融企业; 从宏观层面而言,又主要聚焦于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民间金融审计具备的覆盖面广和专业性强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的主要力量。首先,民间金融审计能利用其广阔的覆盖面弥补因审计盲区带来的防御弱化。其次,民间金融审计储备和培养了大量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在面对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业务范围更加宽广、内容更为复杂的互联网金融时,依旧能以其专业技能准确识别潜在风险和错报。民间金融审计通过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审计意见,来实现帮助利益相关者了解被审计单位经营状况及风险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督促互联网金融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的审计目标。
内部金融审计具备的内向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的核心。内部金融审计作为设置在机构内部的职能部门,对本机构知根知底,具有先天性的信息优势,不仅能够通过及时获得最详细的信息来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微杜渐,而且能够对机构个体进行全面动态的监督。在我国,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完全理顺,包括内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及作用领域等等。
四、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的实现路径
完善内部审计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其法律地位,明确国家金融审计在监督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已制定并实施互联网金融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金融审计对当前政策法规存在的漏洞及实施监控存在的薄弱环节的反馈作用,为监管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推进互联网金融政策体系的完善,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发挥国家金融审计在提高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充分调动民间金融审计资源,聚焦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真实性审计,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政府部门可以放权民间金融审计,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项目真实性进行审计。提高对民间金融审计意见及相关资料的利用率,为政府金融审计确立主导地位提供最有力的支撑。以民间金融审计为主要力量,政府金融审计便能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集中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中的主导作用。
合理设置内部审计组织,建立有效的报告关系。根据国有单位性质不同和治理结构的不同,可设置不同的内部审计组织。内部审计组织应当向高级管理层报告日常工作; 有些单位还可以建立审计委员会,由总审计师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内部审计的特殊作用。加强对机构内部控制机制的审计力度,突出对信息系统的审计,树立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从内部化解风险。注重对机构经营活动效率、效益性的审计,规范机构的经营行为,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五、结语
互联网金融因门槛低、操作便利、交易成本低等优点获得了金融机构的青睐,但它在提高金融普惠性的同时增加了金融风险,也对当前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希冀通过构建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为未来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和有序发展提供指引。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应审计建议、标准; 民间审计机构应秉承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来源资金进行跟踪审计; 内部审计应在国家审计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各种风险防范于事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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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监管法是强行法。在金融监管活动中。监管主体与被监管主体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前者对后者实行强制监管。后者对前者必须服从,这体现了国家对金融业的适度干预。
(2)金融监管法是行为法。金融监管法本质上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监督和管理的规范。监管主体主要通过做出法定的监管行为来完成监管活动,因此,金融监管法具有行为法的属性。
(3)金融监管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在金融监管法中。监管主体明确金融监管目标。确定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及职责。规范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规定金融违法行为的惩处措施,这些规定将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进行有机结合。体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
金融监管法的意义
金融监管法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准人、经营行为、退出机制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权限的规定来对整个金融市场进行调节。有学者认为,金融监管法最终能够达到如下调控目的:其一,确认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其二,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协调、确保金融市场各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资金运营效益,实现资金融通的个体效益和社会整体效益目标;其三,确定金融宏观调控目标,规范金融调控、管理、监督行为,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监督体系。这三个方面的目的实际上正是金融监管立法的意义所在,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只有建立了完备的金融监管法,才能够保证上述三方面目的的实现。
金融监管法的主要内容
在对金融业进行定义时对现代金融业有一个较为直观的分类: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前者主要包括发行金融工具、债券和股票等直接的资金融通方式;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以银行作为交易的中介方而形成的间接融资方式。从这两种分类各自所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即可看出金融业的主要分支为银行业和证券业。在这两者的基础上,保险业由于也能起到积聚资金的作用,且借助前两者的渠道也能进行资金的融通,因此保险业也是现代金融业的一大重要分支。除此之外,以期货、信托以及新衍生出的一系列金融工具为依托,形成了现代金融行业的各类大小不一的分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金融业。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将选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对银行、证券、保险以及期货这四大金融行业的监管立法作为介绍金融监管法的主要内容。
金融监管法的目标和原则
(1)金融监管法的目标
①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是使整个金融体系处于稳定运行状态。这就需要金融监管有效调动资源。消除危及金融安全的不稳定因素。防止其演变为金融危机。
②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金融业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行业。存款人。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由于金融业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存款人。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容易被侵犯,确立此项原则有利于降低金融业的道德风险和系统风险。
③促进金融市场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效益。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金融市场蕴涵着较大的市场风险。很容易发生恶性竞争。从而导致金融业不稳定。虽然监管并不能绝对消除风险,但当金融机构不能满足金融业审慎要求时。监管当局采取措施。确实能达到规范金融机构竞争、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效益和保持金融市场有序运转的目的。
(2)金融监管法的原则
①依法监管原则。依法监管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必须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其监管行为不得与上述法律、法规及规章相抵触。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地位的确立和监管权力的取得来源于法律;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必须依法行使监管权。
②审慎监管原则。又称持续性监管原则。是指在金融机构获得市场准入、开始业务经营后,金融监管机构对其日常业务经营情况进行持续的监管。审慎经营主要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内容,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审慎监管包括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两方面。随着金融创新业务日益增多,合规性监管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金融业风险。以风险性监管为基础的审慎监管原则逐渐为人们认同。
关键词: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服务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几个方面内容即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和服务的创新。厉以宁教授指出,金融领域存在许多潜在的利润,但在现行体制下和运用现行手段无法得到这个潜在利润,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这就叫金融创新。随着人们对金融创新认识的深入,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外延,即金融创新的分类上。笔者认为金融创新就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这些监管活动可以基于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一是加强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限制金融创新,控制金融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二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而金融监管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业的逻辑延伸。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就象“自由”与“干预”一样,是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就这样互相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共同促进金融改革的深化。
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金融创新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
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
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
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日益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通常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
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履行监管职能, 为经济市场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步暴露出诸多漏洞。
第一, 分业监管体制易造成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现如今金融产品与金融体系发展迅速, 混合金融产品与混业经营已十分普遍, 证券、银行、保险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极易产生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对同一项金融业务提供监管的现象, 造成资源浪费;而对于各种创新型产品与业务可能会面临无人负责监管的尴尬状态, 容易导致市场风险的发生。
第二,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不明确, 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虽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行使职权, 但彼此间交流合作较少, 难以做到协调统一, 容易造成监管活动脱节的现象, 潜在风险得不到有效解决。
第三, 立法不完善, 监管执行不到位。当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或者执行者明知故犯时, 金融监管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甚至严重影响局部金融系统的稳定。
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 通常是由监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或职责要求, 以一定的标准程序, 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金融监管可对现行经济体实施有效控制, 有利于维护经济系统稳定、引导经济市场发展方向、实现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以美国为例, 其金融产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可大体说明其实施的金融监管基本满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需求, 甚至具备一定优势。因为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要以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为基础, 满足经济体制需求的金融监管体系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规范市场的作用。曾经美国实行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 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规范与繁荣。然而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 金融产品加速创新交叉出售, 金融业务界限模糊, 场外交易频繁, 分权多头监管模式存在的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终难以应对加速发展的金融市场。虽然期间监管机构及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落后于经济体系发展, 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因此, 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随着市场的发展做出快速而准确的革新。我国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市场仍存在许多潜在风险, 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因此我国必须对金融监管体系做出改革。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建议
从经济市场出现的诸多问题来看,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难以满足经济市场发展的需要, 不足以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存在的市场风险, “一行三会”的协调监管面临严峻挑战, 分业监管不适应于我国基本国情, 加紧改革的步伐已刻不容缓。政府及央行应结合经济市场发展趋势及我国国情, 尽快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做出调整, 完善监管体制, 实现金融市场监管全覆盖, 实现金融监管的专业化。下面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做出分析, 提出建议。
(一) 建立适应于混业经营的、金融业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现如今统一监管已逐渐成为金融监管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习近平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 “近年来, 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 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 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 这无疑对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带来严峻挑战。我国实行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产生的, 各机构各司其职, 有效的维护了我国金融业稳定。然而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不再提供单一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 多项业务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模糊了产品与业务的界限, 就目前而言, “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难以应对多样化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 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应尽早完善落实。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曾多达七家, 金融危机后开始精简监管机构,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监管分散的格局。我国可以先建立一个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或将央行作为金融监管系统的最高权力机构, 负责制定我国金融业监管的发展规划及规章制度, 集中各种行业信息, 统一调动人力资源, 以协调各方实现金融市场监管全面覆盖, 然后逐步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机构并入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形成权力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以适应混业经营市场。
(二) 在政府协助下稳经济与促改革同步进行。
一国经济市场稳定是国家安定必不可少的条件, 大众在经济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去创造社会价值。人们普遍存在一个误解, 认为改革可能会影响现有经济市场稳定, 然而经济稳增长与促进改革进程并不矛盾, 李克强曾表示:“改革和发展是不矛盾的, 我们恰恰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来释放市场活力, 支撑经济的发展。”通过调整可以及时纠正经济发展的错误, 使市场不偏离正常轨道。我国监管体系的弊端已经显现, 通过改革与规范, 反而更利于稳定市场。现今经济市场发展迅猛, 这是促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根本动力, 而政府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进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因为宏观经济市场的复杂性, 改革需要有正确的引导, 否则方向性错误将严重危害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政府要能正确地认识市场现状, 在不对现有经济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制定改革方针, 各个机构部门配合做出相应的工作调整, 在变革的同时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发展状况, 力求做到稳经济与促改革两手抓。
(三) 扩充监管范围, 增加市场透明度。
随着资本化市场的发展, 证券、基金等成为大众投资的首要选择, 一些风险偏好者更是将大量资金投入于金融衍生品市场以谋求高收益, 银行持续降准降息及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致使银行存款负利率, 众多资金转而流通于证券及衍生品市场。虽然这一举动可以增加经济市场活力, 但我国的资本化市场并不完善, 存在问题的上市公司较多, 避险机制薄弱。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衍生品市场出现问题, 在高收益的刺激下各金融机构普遍使用高倍杠杆率进行投资, 一旦市场泡沫破裂将损失惨重。由此可见, 证券市场与实体经济不能脱节,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能全面且有效地发挥其引导、调控的作用, 防止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我国应逐步强化对证券市场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增加市场透明度, 规范场外交易, 同时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 使其在风险管控中能切实发挥作用。
(四) 加强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 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 我国也应适应金融监管国际化的趋势。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监管体制不够成熟, 通过加强与他国的交流, 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 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我们要从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市场的角度出发借鉴别国的政策与方针,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确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的监管理念、目标、措施及评价标准。同时, 各国间的互利合作便利了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目前, 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以拓宽业务市场, 我国可以对本国内的公司企业实施有效监管, 但对于其在别国设立的分支机构难免产生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若我国与分支机构所在国有密切合作, 就可委托别国对该机构进行监管, 有效发避免了监管真空。
(五) 完善金融监管机制, 实现监管的专业化。
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 是我国在发展经济市场的过程中不变的追求。我国必须加强立法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 使金融监管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执行, 并结合市场的发展及时废除、修改、补充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这一项工作在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中应该是一直存在且不容忽视的。同时, 金融监管机构应着力于更新监管的手段和方式, 提高风险监管的水平与效率。通过借鉴和创新逐步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与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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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央行副行长潘功胜11月18日在出席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普惠金融”论坛时表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快,快速发展过程中有问题和风险,一些机构风险意识不强,甚至以弱势群体为目标,从事非法集资、经营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偏离了正确的创新方向。本刊摘编其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普惠金融在立足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通过发展普惠,将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弱势群体纳入金融体系,不仅能够极大促进全球实现消除贫困的发展目标,还能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
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覆盖面较广、基础设施逐步健全的良好势头。弱势群体和薄弱环节的金融可获得性不断提升,账户普及率等部分指标也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
但是,普惠金融也是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4年,全球仍有20亿人无法享受基础的金融服务。在传统的金融模式和技术条件下,普惠金融难以摆脱成本高、效率低、商业可持续难度大的制约,其发展面临明显的瓶颈。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通信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推动互联网和金融快速融合,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为其商业可持续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互联网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互联、互通性,可以有效地改变物理空间的阻隔,提供金融交易效率,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大幅提高金融的普惠性和覆盖面。
要发挥好“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潜力和优势,关键是要把握好金融的普惠性,商业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要关注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核心仍然是金融,唯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和较强的负外部性等特征。而且互联网金融具有交叉性、跨市场、跨区域的主要特征,其风险的波及面更广、扩散速度更快、溢出效益更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金融知识相对匮乏,对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也较弱,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出。
随着金融能力的进一步分化,一些弱势群体缺乏数字技术和知识,在金融数字化时代与主流社会的差距反而会扩大。要形成鼓励“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普惠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构建适应“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监管制度框架
运用新的信息科技手段,加快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鼓励金融服务与农村电商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相互促进,增强金融服务平台的精准性。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快,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和风险,一些机构风险意识不强,甚至以弱势群体为目标,从事非法集资、经营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偏离了正确的创新方向。
为此,根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活动,旨在规范互联网金融业态,净化市场竞争环境,优化互联网金融业态偏离正确创新方向。通过总结经验,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法律法规框架,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建立数字金融的行为监管体系和市场准入体系。对业务性质相同的产品采用相同的监管标准,而不受产品提供商的影响,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加强行业治理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普惠金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探索。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和其他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升级了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签署了中小企业融资计划,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共同努力,继续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的惠及所有人群,所有地区。
本文整理自潘功胜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普惠金融”论坛上的发言,文字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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