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研究（精选8篇）

民间信仰研究 篇1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活动,是源于原始信仰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祭祀,禁忌等习俗.研究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皆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习俗,不仅有助于解释文化深层的诸多方面,而且也为了了解一方风土人情打开了一扇窗户.由此可见,在上海尤其是上海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研究中,民间信仰的研究已应该受到重视.本书的宗旨意在对上海地区民间信仰习俗的传承和演化,作一尽可能全面的叙述和分析,期待以筚路蓝缕之功,手抛砖引玉之效.本书所谓的”民间信仰习俗”是相对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成熟形态的世界性宗教以及官方的宗教祭祀仪式而言的,特指在民间社会生活中流行的各类信仰活动.本书论及的内容属于广义的”民间信仰习俗”,如果按照民俗学通常的分类法,实际上广义涉及精神民俗门类中民间武术,民间信仰,民间禁忌等各种类型的信仰活动.巫术一种依靠虚构的”超自然能量”,企图用一套神秘活动影响,控制事物或环境,以实现某种愿望的行为.一般认为,巫术是原始信仰的一种形式.,其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对客体加以神化,向神灵敬拜求告,而是力图通过人类自己创造的各类法术仪式来直接影响或控制客体..原始巫术作为一中传承文化,往往与宗教相结合,继续在民间流行.所以,后世的巫术活动大都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原始巫术的传承,一方面又以变异的形态,掺杂进许多新的内容,中国传统的民间巫术既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宗教的产生晚于巫术.人们从事各类巫术活动,目的是想通过某种符咒仪式迫使大自然服从自己的意愿,于是便凭借想象,认为现实世界之外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众多神灵,相信这些神灵主宰着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对此他们感到无比的敬畏和崇拜,企图通过各种献媚取悦方式求得神灵保佑,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禁忌的原意为忌戒普通人接触的事,物或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忌观念.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一样,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源头也是原始的巫术,原始宗教和原始禁忌,为此有必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此略作诠释,并就其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轨迹做一番研究.原始巫术

作为前宗教现象之一,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体现了人类对于运动和变化着的大自然(包括人类自身)做所的最初思考和反应.所以说,巫术观念的起源几乎与人类思维的起源一样久远.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一种陈述可成为’理论巫术’;而武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为’应用巫术’.对于巫术的原理,原始巫术可分为”顺势巫术”(即”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类.在中国长期传承且极为常见的还有”对抗巫术”(亦称”反抗巫术”),”蛊道巫术”和”预测巫术”.所谓” 对抗巫术”,基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一种较高的超自然力量可以对抗和制服另一种较低的超自然力量.”蛊道巫术”是一种神秘而特殊的巫术,施术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蓄积并利用某种特殊的动植物或物品,以此迷惑,毒害他人,或迫人顺从其意志,或害人致死.”预测巫术”是指各种形式的占卜活动,及运用某种人为的技术和方法,想超自然能量或神灵询问未来的吉凶福祸,推知未来将发生的事情.上述各类巫术,就其功能和施术的目的而言,又可分为”白巫术”和”黑巫术” 两类.凡是意在趋吉避凶,皆为”白巫术”,也称”吉巫术”.凡是意在恶意攻击,侵害他人的皆为”黑巫术”,也称”凶巫术”.原始宗教

原始先民对自己生活密切关联的大自然极度依赖,又因其变化莫测,不可驾驭而感到无比畏惧,因此,大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崇拜对象之一.生儿育女是原始先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因而生殖崇拜在新石器时代非常流行.鬼神崇拜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相信人死后其灵魂依然存在.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尤其是动物崇拜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信仰.在原始信仰中,被当做”图腾”加以崇拜的大多数为某种动物,少数为植物或自然物,自然现象.从中国原始宗教的传承与演变看,下属特点值得注意.其一,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各类原始崇拜不仅转化为民间信仰在后世长期传承.其二,原始宗教在传承中往往与更为原始的巫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互相交错,参透的复杂状况.巫术与圣灵崇拜相结合,实为中国民间一大特点.其三,原始宗教崇拜的神灵在转化为民间俗神的过程中,逐渐被偶像化和人格化.原始禁忌

民间信仰研究 篇2

而作为研究民间信仰问题的核心材料, 流散于民间、在教派信众中流传的宗教典籍——宝卷, 又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搜缴查禁, 存世极少, 客观上影响了民间信仰研究的展开与深入。

一、近现代民间信仰研究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成为了中国社会从中古时代向近代转型的分水岭。随着西学东渐之风的兴起, 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传入, 催生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对于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最早开拓者。他们出于传教需要, 试图通过研究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本土宗教和民间信仰, 来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整个中华民族之所思、之所言。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博恒理 (D.H.Porter) 于光绪十二年 (1886年) 写出了《山东秘密教派》, 文中依据其在传教过程中搜集到的文字材料, 对山东当地的某些民间信仰教派的起源、历史、组织、聚会、仪式、入会、教阶、教义、宗旨和文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综合研究。同年,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 发表《华北教派》, 从宗教学和文化角度对中国民间信仰, 特别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个教派——八卦教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此后, 艾约瑟还撰写了《现代华北教派的经卷》 (1888年) 、《中国的佛教》 (1893年) 等文化人类学以及宗教学著作。

相比较而言, 曾任荷兰驻华使馆翻译的汉学家德格罗特 (J.J.M.De.Groot) 在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特别是方法论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1892年到1910年间, 他先后撰述六卷本的《中国的宗教体系》和两卷本的《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 弃当时众人趋之若鹜的儒释道于一隅, 专注于中国民间存在的非制度化、非系统化的信仰与仪式, 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关中国民众宗教的体系。自此之后, 民间信仰研究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不再被视为旁门左道, 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许多学者视民间信仰为研究中国社会、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着手点, 在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中占有了一席之位。更为重要是, 德格罗特在开创这一学科的同时, 也为后人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即历史学、宗教学的文本传统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他在研究伊始就把这两种方法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尔后, 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偏重于从文本的角度考证梳理民间宗教的内在发展理路, 而人类学家则更多地强调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方法。直到今天, 这两种研究视角依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1910年, 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由教育今语杂志社刊出。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第一篇国内学人对于中国民间信仰问题的论著。当然, 由于时代和材料的局限, 这部著作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但是其开创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民间信仰研究逐渐升温, 特别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内, 众多学界大家开始关注和参与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民间信仰研究开始向纵深拓展。

1926年, 汪兆翔撰写的《中国秘密社会中的宗教》一文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3号上连载。同年, 张久的《红枪会与八卦教》一文发表在《语丝》第65期上, 这也是国内学人针对一个单独的民间信仰教派的首次个案研究。1928年, 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上发表了《佛曲续录》, 其中列举了他本人所收藏的清末民初的“宝卷”38种, 并详细注明它们的年代、版本、作者等, 是介绍宝卷学术价值的最早专著。后来, 这篇文章又分别在1947年和1957年先后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当中。

1933年, 陈寅恪先生著述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卷第4期上刊出。1934年, 罗尔纲先生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发表在《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上。同年, 向达教授的《明清之际宝卷文学与白莲教》一文在《文学》第2卷第6号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宝卷是民间信仰专用的宗教经典的观点, 从而开创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宝卷学。

1948年, 由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与国立四川大学史学系联合刊印的、曾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李世瑜先生撰写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一书问世。全书对当时依然活跃在华北地区, 较为常见的黄天道、一贯道、皈一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民间信仰教派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为后来的民间信仰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方法上, 这部著作与德格罗特的《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把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的方法相结合。更令人钦佩的是, 为了获得翔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作者不惜冒着极大的风险, 亲身参与到民间信仰活动中去,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献身精神。1990年7月, 该书的影印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收入“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民间信仰研究

新中国建立之后, 由于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 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取缔封建反动会道门的运动之后, 民间信仰在社会上基本已经消声灭迹。民间信仰研究失去了现实中的研究对象。而随着全国高校院系结构的调整, 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相继停办, 使民间信仰研究丧失了理论工具。民间信仰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 退守到历史学领域中, 只是在农民起义问题的研究中才被提及。

五、六十年代, 大陆学界就民间信仰与农民起义的关系进行大规模讨论, 涉及到白莲教、八卦教教派[1], 对民间信仰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但讨论偏重于农民起义角度, 并未将其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或社会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研究领域有许多空白。针对此不足, 有人于1963年试图发出呼吁予以改善[2], 但不久刮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风暴使全面、深入的民间信仰研究成为不可能。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开始复苏, 而且是从三个不同方向展开的。其一是从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角度展开, 代表人物如乔志强等。其角度仍是农民战争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研究对象一般限于曾发动过起义的民间信仰教派, 其中包括清代的王伦清水教, 李文成、林清天理教以及曹顺先天教等。其成果反映在《历史研究》和《中国农民战争史论》等一系列书刊中。其二是从义和团运动研究、尤其是义和团源流的研究的角度着手, 代表人物如路遥、程歗等。其角度与前者相似, 限于义和团运动与民间信仰教派——主要是探讨义和团与此前华北地区流行的民间信仰的关系。其研究对象从义和团运动中的朱红灯、义和拳一直追溯到乾隆、嘉庆年间与王伦起义、林清、李文成起义直接相关的八卦教支派及其外围拳会组织 (武场) 等等, 这为相对已经呈现出范式化趋势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其主要成果反映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3]以及一系列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中。其三就是真正以中国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 运用新史学理论为指导, 借鉴社会学、宗教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才是从根本上继承了四十年代李世瑜等前辈学者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 其代表学者如马西沙、濮文起、喻松青、韩秉方、李尚英等。

李尚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对天理教及天理教起义进行深入研究, 发表了《天理教新探》、《关于林清、李文成起义的几个问题》、《论天理教起义的性质和目的》、《震卦教与林清李文成起义》、《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的比较研究》、《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2002年, 李尚英的论文集《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上面提到的几篇论文都收录在其中。

喻松青在1981年发表了《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 对明清两代民间信仰的各大教派作了介绍和分析, 并涉及到各教门的宗旨、信仰、群众基础、组织情况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其后, 她又对黄天道、清茶门教、天理教、长生教等民间信仰教派作了系列研究, 并对教派中的宝卷、教派中的女性、教派中孝亲观等现象, 分别从宗教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角度作了剖析。后来, 这些论文以《明清白莲教研究》之名结集出版。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马西沙围绕以八卦教为主的民间信仰教派开展研究。1989年出版《清代八卦教》一书, 该书以清代档案和作者数年间在各地搜集到的八卦教经卷为依据。不但揭示了八卦教的起源、演变和内部组织情况, 还详尽地分析了八卦教教义、仪式、教规及其与农民反抗的关系。应该说, 该书是一部民间信仰教派个案研究的力作。

濮文起于1991年出版《中国民间秘密宗教》[4]一书, 带有“民间信仰简史”的性质, 其中对白莲教的宝卷、谶语、神灵谱系、仪式、修持等方面作了阐述, 较有启发性。

1992年, 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出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 该书称得上是“中国民间信仰通史”。书中在用丰富的档案资料、经卷叙述各个民间信仰源流的同时, 对各教门之宝卷、教义、社会作用等方面作了有价值的评说。该书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第一, 它认为民间信仰属于宗教范畴, 故称其为“民间宗教”, 一改此前对民间信仰泛政治化的论述;第二, 说明“民间宗教”既属于底层文化系统中的一环, 又是整个民间信仰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民间宗教与底层文化系统的关系, 本书涉及甚少, 因为本书是一部宗教史专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正是下层民众及其文化、信仰、风尚, 首先孕育了最初形态的民间宗教”。[5]

1993年, 王兆祥出版了《白莲教探奥》一书。该书不仅分析了白莲教的源流、教派、教义, 还谈到了世俗生活对白莲教的影响, 尤其是气功、武术、巫觋在白莲教中的反应, 颇具特色。1990年, 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出版;1994年, 侯杰、范丽珠的著作《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出版。这两本书多层面地揭示了中国民间信仰、民众宗教意识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 在同类著作中可谓别开生面。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中, 秘密会党与民间信仰一道, 共同构成了属于中下层民众的中国秘密社会, 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国内, 最早将这两大体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是蔡少卿的《中国秘密社会》。该书不仅对各主要民间信仰、秘密会党的源流、社会功能、历史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 还对这些组织的内部结构、宗教信仰、结拜仪式、隐语暗号、帮规条例等作了详细介绍。1993年, 秦宝琦的著作《中国地下社会》 (清前期秘密社会卷) 出版。该书有三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是把“秘密社会”的概念外延为“地下社会”。在英文中, “地下社会” (underworld) 等于黑社会。但是, 由于国情不同, 他认为“地下社会”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应当拓宽, “包括秘密社会 (secret society) 与黑社会”。[6]二是认为“把秘密教门归入宗教信仰, 从而否定它是民间秘密结社, 也值得商榷”。[6]这个观点与上述马西沙、韩秉方的观点相左, 因为该问题涉及到当前我国的宗教政策和法律, 值得进一步探讨。三是本书分阶段论述了民间信仰、秘密会党的发展特点, 比上述蔡著《中国秘密社会》又前进了一步。应该说, 将民间信仰、秘密会党结合起来研究, 是总体研究秘密社会的发展方向。此外, 上海师范大学的郭绪印、周育民、邵雍等人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

三、海外汉学家的民间信仰研究

如果说, 中国的传统史学一向把下层社会中人的集合体的秘密社会——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民”, 而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又突然变成了学界“宠儿”的话, 那么, 这种戏剧性变化在欧美学界出现的更早。20世纪六十年代, 由于越战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史学领域的观念更新, 欧美的一批学者、尤其一些青年学者将眼光投向下层社秘密社会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总的情况来看, 欧美学者研究问题的视野比较开阔。

1966年,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该书以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 对这一时期广州及广东省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的活动、对外国人的态度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作了多层面的揭示。

进入七十年代, 有关论著逐渐增多。1970年, 华裔学者陈志让发表《叛乱中的叛乱者——从小说〈彭公案〉看秘密结社》, 从文学角度研究农民反抗, 很有新意。1972年,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诺 (Jean Chesneaux) 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结社》出版, 其中容纳了当时欧美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1976年, 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 (Deniel Overmyer) 研究民间信仰的力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出版。该书从宗教与民间文化入手, 对民间佛教、长生教、罗教、白云教等教派及其与“叛乱”的关系作了详细分析, 提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

同年, 美国的韩书瑞 (Susan Naquin) 出版了《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哈佛大学的孔飞力 (Philip Kuhn) 称赞该书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三年后, 即1979年, 韩书瑞又完成了《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 该书于1981年正式出版。韩书瑞的两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以丰富的文献资料揭示了八卦教系统内两大教派清水教、天理教的源流、组织、教义、仪式、活动等内幕, 是两个极好的个案研究。其次, 从白莲教一八卦教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入手, 分析了教门之“劫变观”——千年王国理想及其对教徒的心理影响。这两部著作的问世, 对各国、特别是西方从事的中国民间信仰的学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可以说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980年, 孔飞力和裴宜理分别出版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和《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1845-1945》。前者从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当时的“团练”等民兵组织 (包括异端的村社武装、“堂匪”、“股匪”等) , 后者则从地理学、生态学角度探讨捻军、红枪会、农民革命诸问题。两者都给人以方法论的启迪。

1987年, 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 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问世。正如作者在中译本序言中指出的:“从理论上讲, 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探讨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变动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 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史学视角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 近年来研究中国民间信仰问题颇有成绩的王大为 (David Ownby) 博士。1993年6月, 其在南京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会议的论文《巫术与宗教信仰嘉庆道光年间赣东闽西地区天地会诠释》, 由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刘平翻译成中文。这篇论文从李凌魁将天地会分为阴盘教、阳盘教入手, 论述了地方性文化传统、尤其是巫术与宗教信仰对天地会的影响,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参考文献

[1]李光璧:《中国农民起义论集》, 三联书店, 1958年。

[2]李世瑜:《〈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导论—代序》, 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

[3]路遥、程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齐鲁书社, 1988年。

[4]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

[5]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

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研究 篇3

【关键词】观音信仰 佛教 儒教文化 宗教

近年来，学术界中一些文章和著述常论及观音，关于观音的一些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笔者认为这些成果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孙昌武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江灿腾先生的《观音信仰与佛教文学》等。另一类是从各种观音灵验故事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杨曾文先生、于君方先生的《观音灵验故事》，邢莉的《观音信仰》。第三类是从观音造像的角度来研究的，如孙修身先生及郑秉谦先生的文章。

在中国观音信仰是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现象，其自成一套完整庞大的宗教文化体系，集中体现了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包纳广博，内涵丰富，是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现象都无法比肩的，对中国的观音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观音信仰在佛教信仰中的地位和影响

1.地位

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四大菩萨文殊、普贤、地藏和观世音菩萨，四大菩萨信仰的盛行成就了四大名山道场。五台山文殊菩萨表征了聪明智慧，峨眉山的普贤菩萨表征了精勤实践的精神，九华山地藏菩萨表征的是大愿，地藏“以度尽六道中生死流转的众生”为任，常现身于六道之中。普陀山道场的观音菩萨以慈悲闻名，表征了佛教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四大菩萨，表征了佛教的四大精神：大智，大行，大愿，大悲。

2.影响

观音信仰自魏晋时代传入中国，经不断发展与完善，一直延续到今天，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相对完整的汉传佛教观音信仰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各方面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众生信仰观音并效法观音或依观音之教而修行，而修行过程中体现出心境、概念、准则、修持、理想、应用、体会等相关认识，既有观音自身的成份，也有众生对待观音的成份。

二、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特点

1.体系上

中国观音信仰可划分为汉传佛教观音信仰、藏传佛教观音信仰和中国民间观音信仰三大体系。

魏晋时代，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它是中国文化与印度大乘佛教中的显教文化结合的产物，属于正统的中国佛教范围。其不但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显教的成分，还对印度佛教观音类原典进行发挥演绎，最后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

藏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是以印度大乘密教的成分为主体，然后同中国西藏地区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流传于藏蒙及山西、四川、北京等汉族地区。自前弘期传入西藏，后经西藏佛教信徒的发挥，形成了藏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

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体系中，印度佛教文化被彻底的改造，演变成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观音信仰体系，但这不为正统佛教所认可。

2.结构上

中国的观音文化宏观上可分为观音宗教文化及观音世俗文化两部分。

观音宗教文化是指观音信仰的基本义理和修持仪轨，其主要行为是崇拜观音神力和为获得观音神力所做的宗教修持活动，以世俗文化方式如哲学、艺术、文学、伦理、民俗、养生等方式表现出来的观音信仰就是观音世俗文化。而对中国古代的禅宗哲学影响巨大的则是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般若思想普及化及世俗化，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修福积德也就是福德积累，福德的积累为观音世俗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在观世音法门中主要有以下两个作用，一是解决现世之苦和现下之困，二是为了种下善根从而为证得般若圣智，实现最高解脱打下基础。

3.形态上

中国民间观音信仰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形态：

一是“称名救难型”，是中国流传最广的一种观音信仰形态，认为观音具有可观世间声音的“方便之力”和随缘显相的“威神之力”。当生活中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灾难时，若能诚心称念观音圣号，就可获得神奇的感应，从而化解现实中的一切的难题。

二是“智慧解脱型”，智慧解脱型的信仰形态是指证悟至高无上的佛智慧，以此获得最终的解脱。观音救度众生，既要寻声解救众生的当下之苦，又要以般若智慧教化众生，使众生“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获得最终的解脱。

三是“密仪持咒型”，这种观音信仰形态体系庞大内容丰富，被视为一种总持法门，在密教典籍中触目皆是。其主要特点是专心念诵各种观音神咒，这种信仰形态被认为既可称名救难，又能获得智慧解脱的目的。

四是“解疑释惑型”，这种观音信仰形态在民间广为流传，认为观音能预测吉凶，解除疑难，是世俗社会中为众生指点迷津的神仙，如若诚心祈求，自能应验。其方法更是各种各样，有“观音签”“观音阉”“观音课”等等，据传观音签尤其灵验。

这四种信仰形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体系完整的观音信仰形态。

4.方式上

释儒道三教杂糅及发展造就了民间观音信仰。在中国汉族地区，印度大乘佛教的观音信仰和中国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中的许多成分都历经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及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经过不同方式的改造和不同程度的调整与发挥。

道教——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改造和吸收不同的神灵信仰，然后巧妙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中，最后呈现出道教的多神崇拜现象。汉代以来，道教于中国民间流传甚广，对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儒家思想曾长期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支持，成为中国人处理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对中国的民族心理特征和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观音信仰中国化

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形态，在同中国儒教文化的历史交往中，中国民间已经把观音看作儒教的圣人，所以，依照儒教的理念对观音进行了重新塑造。人所共知，观音是中国化程度最深的一位菩萨。笔者认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具体表现在观音身世形貌、伦理观念、灵感显化等方面，观音信仰中国化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典型。

1.身世形貌方面

关于观音菩萨的形貌，观音菩萨本身无一定形象，只是随众生因缘示现有别，有圣观音、自在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滴水观音、水月观音、读经观音、乘龙观音、白衣观音、送子观音等几十上百种形象。

2.伦理观念方面

侧重于伦理思想的中国儒教文化是以伦理教化为主要特色的一种文化体系，儒教文化补充了印度佛教文化在孝道、子嗣、长寿和仁善观念等方面的不足，在民间观音信仰领域，塑造了一个极讲孝道的观音形象。

3.灵感显化方面

观音菩萨为了适应各种不同根性及类别的众生，只得随顺机宜，循循善诱。他可化现不同的身份，以便深入社会，接近众生，为之说法教化。显化的形象除去佛教徒形象外，还有世俗社会中的一般民众形象，展示出了中国化的观音显相信仰的持久魅力。

四、结论

佛教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是人生解脱论。简单来说，就是人的理想和目标就是为了解除痛苦、超脱生死的轮回，得以涅槃。这种涅槃境界是需要通过佛教修持，息灭、超越一切欲念、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而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这种价值观念为人们的现世生活及出世愿望提供基本信念。中国儒家文化称人和天、地为“三才”，重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重视独立的意志、人格，提倡刚毅观念，强调自强不息。在价值观念上，佛教与儒家是对立的，儒家更注重生，而佛教讲生也讲死，尤其重视人的“来世”。生死是十分严肃的整体人生观问题，也是人生的两个对立面，儒家重视生，佛教重视死，两者有相通之处，又可互补。

民间观音信仰承载着丰富的宗教文化，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华，其寓含的哲理让人们破迷开悟、断除烦恼、觉行圆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对和平的希冀，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间信仰研究 篇4

□ 王永飞 温向阳

2011年8月份以来，随着进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深入，全国民间融资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温州“跑路”成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鄂尔多斯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趋缓，部分房地产商资金趋紧，民间融资纠纷增加，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陕西省榆林市民间融资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榆林市民间融资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据2011年6月份调研估算，榆林民间融资规模在700亿左右，从9月份以来，民间融资市场有所退热，融资量开始下降。根据典型调研分析，当前榆林市民间借贷资金的具体用途分布为：1.用于煤矿和相关煤化工企业生产经营，主要是一般社会主体如个人直接借出和小额贷款公司放贷的部分资金。2.用于本地房地产项目投资以及公路交通等建设项目，包括个人或部分融资中介在社会上筹集资金，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也包括个人和亲友集资炒房。3.由一般社会主体（个人为主）借给民间中介。4.民间中介借出，被借款人用于“过桥贷款”、票据保证金垫款、验资垫款、票据承兑等短期周转的资金。3和4两部分借贷债权或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生产、投资等领域，而是停在了民间借贷市场和银行账户上。5.社会主体（主要是个人和企业）投向了内蒙、宁夏、新疆、西安、北京等地，主要是房地产和煤炭企业。6.其他投资（包括农副产品收购加工）、投机及不明用途等。其主要特点是：

（一）融资方式多元化。榆林的民间融资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包括个人借贷、地下钱庄以及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多种机构。一是个人及地下钱庄放贷大都以高利借给熟人，利率一般为月息10‰-30‰。这部分资金通过亲友熟人以集资或入股方式进行项目投资（以私营和个体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为主），以固定收益或分红作为回报。二是榆林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和寄售行（即“影子银行”）。贷款期限相对较长，利率较高，月息一般在20‰以上。三是企业互助基金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民间融资组织最近也在榆林出现，相对金额较少。

（二）融资投向多元化。按投资对象来分类，既有投向煤矿、房地产企业的，又有投向中小企业、农民等微利对象的；按投资产业来分类，主要投向能源工业、建筑业和交运输业，其余主要投向农业和服务贸易；按用途来分类，有用于开矿办企业搞固定资产投资的，也有用于临时性周转弥补流动资金不足的；按区域分类，除了投向本地的以外，据我们调查估算，大约有近20%投向了内蒙、宁夏、新疆、西安、北京等地。

（三）资金来源多渠道。一是本地闲置资金。到2011年12月末，榆林市个人储蓄存款余额达796.37亿元，在消费没有明显起色、存款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储蓄存款变成民间资本进入了民间投融资市场，填补了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二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资金退出生产流通领域，将资金抽出投到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用于放贷，进入民间融资市场。三是外地资金的流入。特有的能源资源优势使榆林成了资金聚集洼地，外地资金中的一部分参与了民间借贷，进入了融资市场。四是银行信贷资金。受高利率的吸引，个别人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然后又借助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民间借贷等平台将钱贷出去，以获取利差。

（四）受经济金融大环境影响，目前民间借贷市场明显降温。主要表现在：一是融资规模缩小。到2012年一季度，对榆林市民间融资规模进行测算，认为全市民间融资规模缩减100多亿元，部分规模较小的机构被洗牌，金融机构存款回升明显，民间资金“理性回归”。二是民间借贷存贷利息降低。据对榆林市民间融资借贷利率的监测，进入2012年以来，吸收存款利率普遍降为月息1.7分，贷款利率普遍降为月息2分左右。

二、榆林市民间融资市场稳定的主要原因

从2011年9月份以来，榆林市民间融资受不利消息的影响，人们对民间融资的信心下降，但是从总体感觉来看榆林市民间融资的资金运行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十分明显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民间借贷利率与其他地区相比不是最高，主要投向了实体经济。榆林市民间融资起步迟、规模小，借款利率也不是最高，经测算民间借贷月利率主要集中在15‰—25‰左右，大部分民间借贷资金大多流向煤矿、煤化工、商贸、房地产等实体经济领域，大面上有实体经济支撑。特别是2012年以来，榆林市煤炭行业的整合重组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煤炭行业由于技术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需部分资金主要通过民间融资来解决，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榆林民间融资市场的活跃。和毗邻的鄂尔多斯相比，榆林市房地产市场起步低、规模小，2011年年全市商品房开盘项目较少，提供给市场房源商品房13000套，保障房4194套，缺口7806套，市场房源严重不足。由于榆林市房地产盘子比较小，总量有限，对民间融资的需求量有限，所以房地产市场对民间融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二）借贷人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民间融资来源主要是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货币财富。一是榆林储蓄存款活期化程度居高不下，居民个人一直是民间融资的主体。特别是神木县、府谷县、靖边县、榆阳区等，居民个人资产实力较强，还掌握相当数量的现金和存款，具有较强的资金增值获取较高的利息收益的动机。二是中小企业主大部分是“因煤而富”所催生的亿万富豪，企业资金实力较强。据2011年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榆林市“因煤而富”的亿万富豪则超过6000人。民间融资主体大多为从事煤炭企业或者其他拥有雄厚资产实力的富豪所有，当中小企业因不符合条件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时，为了较方便的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就通过高息向民间融资，并且一般也能承担相对高成本的资金，这也为民间富裕资本找到了一条投资的机会，因此而形成借贷双方互利双赢的局面。

（三）融资方式以横向联系为主，融资风险的传染度相对较低。榆林市民间融资以点对点的横向融资方式为主，资金从个人和中介机构直接投向了煤炭等实体经济，借贷资金之间的转贷层次较少，因此多米诺骨排效应相对较低，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大宗案件发生引发的民间借贷“崩盘”现象。同时榆林市北部民间融资方一般都是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集团，包括煤矿、煤炭深加工企业等，在煤炭行情紧俏价高的背景下，整个行业平均的资本利润率很高（神木县2010年煤炭行业资本利润率平均为20%—25%），抵抗信用风险能力也很强。

（四）榆林民间融资以良好的地域信用文化环境为基础，抵御和处置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一直以来，榆林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人与人直接的关系比较纯朴，相互帮助共度难关的氛围较浓。随着能源资源的开发，榆林开始富裕起来，先富起来的人也愿意去扶持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帮助亲戚朋友、同事老乡等周边的人赚一些钱。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榆林当前独特的地域信用文化环境，人与人之间相对重感情，讲信用，尤其在经济往来方面相互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加之借贷双方都是熟悉的亲戚朋友，相互知根知底，即使一方发生融资困难，自救和互救能力都很强，一方面由于拥有系列连锁企业，一个企业发生问题，其他集团企业都会出手援助；另一方面，不同企业之间关系也比较紧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五）当地政府央行高度注视民间融资，清理整动成效显著。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对民间融资问题高度关注，针对民间融资规模、利率、投向等一直进行动态跟踪和监测，并积极向市政府提出相关建议。2011年榆林市政府未雨绸缪，从7月份开始进行了“规范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专项行动，一是通过舆论引导，向公众宣传普及金融知识，识别并远离非法集资；二是对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了专项清理整动，取缔了一批违规的担保机构和投资公司；三是相关几个部门联手出击，打击地下非法钱庄。经过清理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基本保持了民间融资市场的平稳运行。

三、榆林市民间融资的新出路——加快民间货币财富的资本化金融化

民间货币财富资本化金融化是指将广大老百姓剔除日常生活必需品所需货币之外的其他类资金，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理财产品、短期债券和股票投资、其他高流动性债权和股权等。民间货币财富的急剧增加和膨胀，从积极角度看，它是经济增长、人民富裕的象征，也就是广大老百姓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等获得的新价值。如果把它储存起来，可用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或者为社会和经济建设提供剩余资金支持；若将其用于扩大再生产，那么这部分货币财富就有可能成为企业的流动资金、投资资本等，某种程度也是货币财富更高级形态，即资本化或金融化的过程。其重要意义是：

一是加强风险管理的需要。在当前体制下，对民间货币财富的风险管理还不明确，但事实风险最终还得由资金拥有者、运营者、投资者和政府中的一方或多方来承担、处置。因此从大金融和社会和谐角度看，加强民间金融活动的风险识别、防控和管理都是题中之义。

二是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如果民间货币财富进行适当的资本化金融化，它必然敏感适应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变化，进而按照市场化方式履行投融资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这对于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整体效果，减少调控挤出效应发生，都是有意义的。

三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需要。如果能够将区域民间货币财富进行资本化或金融化改造，将其纳入整体金融范畴进行统一管理，必然对疏通国家货币政策在区域层面进行良好传导产生积极影响。民间货币资金就会与国家产业、财政和金融、信贷等政策形成更均衡更有效的对接与匹配，从而既促进地方经济科学发展，还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四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需要。一般而言，民间货币财富的投资和运用整体上缺乏专业化，对风险识别和判断水平不够，往往会承担较高风险成本。所以从提高民间货币财富使用效益的角度看，对其进行必要适度的资本化或金融化，对于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和投资水平，防范金融风险等，都是有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四、民间货币财富资本化金融化的路径选择

（一）继续发挥民间资本在大型工程和项目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榆林市能源化工基地已从载体建设和项目建设阶段进入当前的跨越发展阶段，应加快民间货币财富资本化金融化步伐，借助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引导其与正规金融合作，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积极支持基地在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市政、装备制造等方面的建设。还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煤矿兼并重组、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等，最大限度发挥工程和项目对民间资金的虹吸效应。

（二）依托榆林能投集团公司，试点设立政府引导的产业投资基金，广泛吸收民间资本，支持榆林经济发展。我们设想参照封闭式基金运作模式，设立不上市的榆林产业投资基金，以此为平台广泛吸收民间资本、聚集民间资本，通过基金运作投入到榆林急需的产业开发中，支持榆林经济发展。具体设想为：一是榆林能投公司出资成立产业投资基金，代表市政府出资2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LP），这部分出资不参与分红，只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受让给全体合伙人。建立相应的章程和组织管理机构，聘用专职经理人。二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基金总规模为50亿元，分五期募集，首期10亿元，基金期限为10年。三是基金向社会特定人群进行募集，成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每份单位为个人500万元、法人单位1000万元，主要面向榆林辖区企业和个人进行募集。四是投资基金筹集的资金以各种方式主要投资于本地中小企业和重大产业发展等的需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转型升级。五是出台优惠财政税收政策，减免基金发行和收益的各种税费，以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基金。六是基金到期后进行清盘，即按照基金净值扣除一定费用后退还给投资者。从长远来看，经过一定时期的运作，可以依托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扩大基金发行范围。

（三）允许和支持民间资本设立新型金融机构并参与金融服务。支持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限制，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对新型金融机构的涉农、中小微企业贷款实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通过上述机构的小额、合规借贷活动，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资金供给结构失衡矛盾，以改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现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风险补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上述措施的实施，将对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和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状况起到促进作用。继续探索金融支持现代订单农业新模式，引导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开展“订单加期货加保险”等创新性业务。

（四）鼓励民间融资进入股权投资业，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加大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政策支持，将股权投资业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列入榆林市金融创新的总体议程，出台进一步发展股权投资业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意见，全面指导和规划榆林股权投资业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为民间融资进入股权投资业特别是私募股权基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借鉴国外发展股权投资业和私募基金的经验，加快组建我市规模较大、运作规范、能够为投资者带来良好回报的本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和PE管理公司，吸引境内外优质的股权投资基金落户榆林，大力推动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和设立，建立榆林股权投资行业协会，有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五）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及其业务的监督与管理。在正视“影子银行”现实的同时，应不断拓宽投资渠道和领域，使其在运动中修复完善和健康发展。结合立法建设，从市场准入、组织形式、财务制度、业务经营等方面，制定标准明确的地方监管制度，强化企业财务状况、资金用途及运用效益等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信息透明度，探索形成体现地方实际的大金融监督与管理的体制和机制，积极发挥各级政府在金融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六）超前谋划和全面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资本市场”。近年来，得益于榆林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域外资金不断通过多种渠道流入当地，其“资金和投资洼地”效应日益凸显，并且地方政府也将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应积极借助国务院“新36条”对民营企业密切关注的资本市场，将制定一些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东风，结合榆林民间存量和增量货币财富规模庞大的现实，进一步深入调研论证和科学规划，想方设法将各类民间资金资本聚集起来，努力为构建具有榆林特色的区域资本市场提供源动力和资金支持。

对日民间索赔国内诉讼问题研究 篇5

———以“重庆大轰炸”为例

郑 文 琳

摘要：日本对华战争的遗留问题一直未予能得正面回应和彻底解决，赴日诉讼的民间索赔也多以失败告终。在日本提起民间索赔之诉的路径本身就不利于战争受害者主张权利。文章从国际法和国际私法的角度切入，以“重庆大轰炸”案为例，解析了由中国法院管辖该类案件的法理基础和事实依据，明确了受害者的请求权范围，阐释了在中国法院审理的具体法律适用。

关键词：日本侵略战争 民间索赔 内国管辖 赔偿请求权 人权法

引 言

战争对人类的伤害是颠覆性的，战争行为不仅会造成人类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也会极大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影响全人类当代或后世几代人的生存权益。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空天站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空天站的攻击区域往往不仅局限于作战双方，也可能祸害至其他周边国家；所攻击的目标往往也不仅局限于军事目标，也包含了民用设施或无辜平民。这样具有毁灭性的战争需要在国际法律层面上对战争尤其是违法战争进行遏制。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在二战期间从1935年至1943年对中国大重庆地域发起长达五年半的“无差别轰炸”，它成为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递原子弹战争的战略根源，而随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无疑复制了这种同态复仇式的轰炸战略。笔者认为仅仅讨论对战争的未来防范显然不够，对战争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制度设计也应予以充分重视。发现或设计利于战争受害者救济，最高限度加重战争发起国的违法成本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战争防范理念和原则。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现行国际战争法的完善，有助于维护国际人权法基本的正义与公平理念,同时也能促进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当然，这也是本文以“重庆大轰炸”案为研究范例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1

一、国内诉讼的现实背景与法理基础

（一）、对日民间索赔案的现实背景

1自2004年8月起，在中日两国律师的合作参与下，重庆大轰炸中的受害者们向日本东京法院提起了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损害赔偿之诉。截止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已有1８8名原告起诉，包括来自重庆、四川成都、自贡、泸州等地受害者分别四次提起诉讼，现一审诉讼程序尚在进行中。

日本侵华始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为拓展疆域、掠夺资源，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圈”而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战”、“毒气战”、“强虏劳工”和“慰安妇”等重大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埋在地下未爆的炸弹和遗留在东北等地的化学武器至今仍持续性地危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生存环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追索日本侵华战争对平民所造成的伤害事实及赔偿责任，恢复和维护历史真相等战争遗留问题被重新提起。以自然人个体为原告，以日本国政府和企业为被告的战后索赔诉讼，已经在日本和美国被提起。在日本，该类案件依据《海牙公约》（关于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相继提起；在美国，“慰安妇”和“强掳劳工”案分别依据《Hayden法案》

2、《外国人侵权行为申诉法》（Alien Tort Claim Act）以及《外国主权豁免法》3（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提起。但在两国提起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均遇到国家无答责、4时壁、国家主权豁免等法律障碍以及政治障碍，大部分案件都以原告败诉而告终或被搁浅至今尚无结果，但在日本提起的被告为三井矿山公司和西松建设公司的劳工索赔案件分别以原告胜诉及和解结案为结果，这成为浩荡索赔之路中的“万花丛中一点绿”，给与受害者们些许安慰。此外，美国就普林兹（Princz）5案与德国政府之间进行的外交磋商，最终促成德国为被强迫劳工受害者设立了规模为100亿马克的“记忆、责任和未来“的基金。美德之间这种通过外交途径促成战争受害者最终得到救济的方式值得借鉴。

迄今为止，日本对华战争的受害者向中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过以日本熊谷建设公司、住友石炭矿业公司、住友金属矿山公司为被告的劳工索赔案，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国内诉讼经历，但该案却被遏制在襁褓中，至今被不置可否，无法进入立案程序，这无疑有损受害者的正当权益。

日本侵华战争所残害的受害者们现因年迈而终会逐渐逝去，而受害者们的深重灾害还会世代延续，有损国家利益的战争在现今这种世界格局下还有可能继续发生，我国无论基于人 2 Hayden 法案是1999年7月18日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公布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可以提起诉讼以及直到2010年为止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案。3 《外国主权豁免法》是美国将外国政府主权豁免的国际惯例引入其国内法而制定的例外。4 “国家无答责”是指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发生违法的侵权损害，受害者最多也只能追究其个人的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国家或者公法人的责任，即国家豁免其法律责任。参见：管建强.跨越对日民间索赔的法律障碍[M].香港: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6年.第69页。5 普林兹是持有美国国籍的原居住于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曾被收容于纳粹德国的强制收容所，并被强迫在德国的飞机工厂从事奴隶性的劳动。战后普林兹居住于美国，1955年依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提出赔偿申请，但因不是德国国民，被认定为没有领取救济金的资格。1992年，普林兹以德国政府为被告向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就非法拘禁以及暴力行为作出损害赔偿，就强迫劳动支付报酬。普林兹案虽然没有得到胜诉，但却得到美国媒体、国会议员和犹太人团体的广泛支持。普林兹气候又将德国企业诉之法庭，最终以数百万马克的金额和解获胜。权道义、民族尊严、国家安全还是国际法理，都应该探讨如何在国内受理并审判该类案件。

(二)日本对战争受害者的侵权行为属于私法调整的范畴

侵权行为之债是指因不法行为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并造成损害而承担民事责任所构成的一种法定之债。6侵权行为成立的前提是行为的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确定性，其责任性质则属于民事责任。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空战，国际社会于1923年制定了《空战法规》，其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一般民众进行威吓，对于不具有军事性质的、以破坏、损毁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为目的的空中轰炸应予禁止。” 1929年日本参与签字的《海军条约》也有类似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显然，在 “重庆大轰炸”期间，国际上早已确立了“恐吓、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轰炸是违法的国际惯例。因此日本对华战争系日本违反国际法而发起的侵略战争，对于重庆这座不设防城市的无辜平民所实施的无差别轰炸更是典型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当时已经确立的关于空袭规范的国际习惯法

另一方面，发起侵略战争的国家应对于违法行为所致的损害负侵权责任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一战后，违法战争的国家应该偿付赔款的观念便已出现在国际条约规定之中。《凡尔赛和约》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协约国认定，而德国及其同盟国承认，德国及其同盟国侵略行动，以战争加诸协约国，应对协约国及其人民所遭受之损失负其责任”7。自此后，侵略国应负担战争所致国家及其人民一切物质上之损害责任的基本原则就被国际惯例并由国际强行法所确认。因此日本对华侵略战争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是法定责任，非合同所约定之责任。

日本政府发动的战争加害行为与中国受害者生命健康、精神、环境权、财产等损害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应依法承担国家责任和对受害者的民事赔偿责任。8生命、身体健康和环境权属于人权范畴。人权是全人类所有成员都享有的与生俱来的尊严，是平等而不可让渡的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平的基础。9关于受害者生命、身体健康（包括精神健康）及享受适于生存的环境权利正是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这种基本人权的损害系受害者个人生而享有的自然权利，理应纳入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责任范畴。这种对受害者个人民事权利的赔偿不同于一国侵犯他国主权行为的国家责任承 67 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邓正来主编.王铁崖文选[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88-189页。8 国家责任是指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对其因战争、国际不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这种国家责任包括停止国家不法行为；承诺保证不再重复该项不法行为和进行损失赔偿。9

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影印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担，不应适用国际公法的程序来解决。

对日民间索赔案件的被告主要是日本政府，在其他国家起诉会产生“国家主权豁免”的认知障碍，可能被受案国的法院归入到公法领域（在美国即是如此），最终导致犯战争罪的日本免于对受害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适用，现在国际社会也有“绝对主义”和“限制主义”之争。笔者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遏制不法战争的发生，增加侵略国的违法成本，应该对“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加以限制性适用。对于此类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不法行为，国际法应该剥夺侵略国的绝对豁免权，而对于受害者索赔请求权的定性则应当以具体权利本身的性质来界定其是属于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对日索赔诉讼中，受害者均以个人自身所受的身体、财产权等损害为请求内容，属于典型的私权。因此该类案件不能因为被告的主体身份性质而否定案件其他绝对的私权因素。

综合日本对华战争的违法性、损害的确定性、关联性以及受害者个人主张民事权利赔偿的各种因素，笔者认为，受害者向日本政府主张的个人民事权利的赔偿权应属私权范畴，和国家间的相互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有着本质不同，应根据其私权的属性来界定该类案件的法院管辖和法律适用，而属于公法领域的国家责任则应通过国际法院或外交途径来认定或磋商解决。

（三）国内诉讼符合国际通行规则

由于在侵略国日本和第三国美国进行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均因各种因素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受害者的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救济，中国人民的精神伤痛无法得到抚慰，寻求对受害者最为有利且符合国际法规定的诉讼方法应该引起中国立法者和学者的重视。而对于受害者最为有利的诉讼方法无疑是首先确定在日本侵权行为地和结果发生地的中国国内法院作为案件管辖地。由中国法院管辖既符合国际法的基本规则和习惯也符合中国国内法律之规定。

1.国内诉讼有利于关键证据保全

证据是一个案件实体审理的最核心因素，没有了实体证据，案件的审判即无任何实际意义和进行之必要。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战争受害者们不仅是对日索赔诉讼案的原告，同时也是侵略战争见证的人证和受战争残害的物证,他们残疾的身躯和封存的原始记忆是案件最直接的原始证据。而这些受害人均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大都家境贫困，出国应诉舟马劳顿、费用昂贵，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人身保护。在日本已经提起的索赔之诉过程中，已经有一些老人先后去世，最终没能听见法院的庭审、看到公正的判决，直到临终时仍不能 4 了却毕生之痛，无法最后听见日本政府的真诚致歉,只能将遗憾之情葬于地下、流于后世。证据的最大作用在于从法律上还原历史的真相，证据没有了，案件事实自然无法查清。所以考虑对受害者有效的人身保护则是该类案件审理之核心，而选择中国法院管辖最有利于证据保全。

2.国内诉讼符合国际法通行的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

每一个主权国家均享有属地管辖权，即对于发生在其领域内的一切人、物和行为均享有管辖权。而对于侵权行为之债，各国通行的原则是由侵权行为地国家法院进行管辖。结合最密切联系原则，侵权行为之债的请求权确立和赔偿标准等要素也应根据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损害后果来进行判定，其实施地和结果地是与该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以侵权行为地法院为管辖地既是案件现实审判之需要也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在侵权行为地审理该类案件，结合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地的历史背景、风土文化、经济条件和地形地貌等因素，可以通过审判程序最大化复原侵权状态，判定行为后果，确立适当的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日民间索赔案件而言，日本侵略战争发生在中国，其空间轰炸行为地以及陆战行为地均属于中国的领土和领空，亦即其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均在中国主权所辖的领域内，符合中国的立法规定。

3.国内诉讼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所确立的便利诉讼原则

便利诉讼原则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所确立的一般原则，其包含了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便利法院诉讼的两个原则，该原则体现了审判受理时既要考虑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方便程度、经济负担，也要考虑法院的工作压力、获取证据的难易程度、查明外国法的难度等，尽量做到实体法、程序法和法院管辖权的统一。10在对日民间索赔案中，风烛残年且深度残疾的受害者们在赴日或到其他国家参加诉讼的长途跋涉不仅超过了他们身体的负荷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考虑到方便确立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损害标准及获取相关侵权证据，中国法院也较其他国家具有更多的受理优势。很多侵害现场至今还历历在目，战争受害者们可以相互作为证人亲自出庭，很多证明损失的文本证据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性，需要结合中国历史文化来进行诠释，而中国各级档案馆馆藏的很多史料可以作为案件辅证，由中国法院提取这些证据并甄别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较其他国家法院更具有操作性。

4.国内利于中日正常邦交，符合国际法的公平正义原则

参见：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18页；郑远民编著.国际民事诉讼法与国际商事仲裁法[M].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98页。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横亘在中国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磐石。中华民族祖辈所受的灾难正以中国家族式的生活方式代代相传。父辈受难的照片、记录当时悲痛的信函、家族里保存的曾经辉煌和战后惨况的强烈对比以及父辈残疾身躯日日煎熬的苦痛都不时在提醒国人，民族的尊严依靠每一个成员凝聚而成。中日战争遗留问题一天没有解决的通道，则烙在国人心中的刺痛一天就得不到消解。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强烈的伤痛不能用外界某种国家行政手段所能化解和治疗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战争的伤痛必须通过和战争有关的程序由侵害者本人来承认并化解。日本战后所受的来自国际和中国国内的惩罚与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相比极不相当，这种对日本的放任不能使日本反省忏悔，也不能抚平中国国民精神的剧痛。

在日本国内，并非所有的日本国民都是战争的支持者，从政界到普通国民也有相当大的左翼群体在推动和平的进程。日本很多法律研究会和学者，如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国际人权研究会、藤田久

一、奥田安弘、前田哲男、高木喜孝等提出了支持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的观点。很多日本党派如新民党、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都很支持对日本《和平宪法》进行修订，以利于民间索赔。这些党派的会首在受害者们赴日索赔的过程中都直接与受害者们会面，表达了致歉和支持的鲜明态度。

通过选择便利于受害者的民间诉讼路径让日本政府承认侵略、以史为鉴，符合广大中日人民的真实想法。我国外交部于2004年5月23日做出的对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402号建议的答复明确表示“我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外交交涉力度，侧重从政治和道义角度施加压力，敦促日方尽快妥善处理有关战争遗留问题”。但是仅有这样的外交态度，没有国内立法司法系统的配套执行，无法使之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对日民间索赔的进程仍处于尴尬境地。

两国人民深知，越是想掩盖就越是会激发人们掀开盖子的欲望，所以公开、透明的处理战争遗留的民间问题有利于弘扬国际法的公平正义精神，让更多的国家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在中国诉讼，让战争受害者们选择有利、方便的管辖法院也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彰显。对于战争罪、反人类罪这些严重的国际罪行，通过各种可能的战后诉讼的实践推动了国际战争立法的完善，也推动了在实践中寻求遏制战争爆发的方法。所以建立对日民间索赔的绿色通道比堵截更有利于消除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抵触情绪。

二、受害者国内诉讼请求权成立的事实和理由

众所周知，战争后的受害者个人启动的民间索赔区别于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一战后,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已经发生了变化，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外,还应对在战争中 6 受害平民的人身或财产损失进行赔偿。11目前,“南京大屠杀”、“731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战争受害者身体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物质赔偿责任。案件的诉讼请求直接决定了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其请求权的获得和存续以及诉讼时效的起算都将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同时也需要根据请求内容来确定相关的法律准据，所以确定对日民间索赔的请求权内容和法律性质至关重要。

日本从1938年12月26日至1943年8月23日对战时陪都重庆及临近地域的非军事目标所进行的“重庆大轰炸”被定性为“无差别轰炸”。12在战时外国友人眼中置于日军轰炸暴行下的重庆是如此的“沮丧”：“重庆山城，街道陡峭，大雾笼罩，城墙高筑，溯源的世界随处可见，由于受到轰炸火寮，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阶梯式石岛13。”但那轰炸废墟下血流成河、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残肢断垣的惨烈境况怎一个“沮丧”了得。14云南、广州等其他被侵略地域也是“断头零足，纵横河堤；心肝肺脏，呈列道路河身两旁，„„而觅父寻母，哭儿号女之声，惨不忍闻。”15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让整个中华大地蒙受灾难。长达5年半的不间断轰炸，使得重庆这座城市几乎夷为平地，而城市中的平民因此所受损失之惨重自不待言。基于相关国际国内法，笔者认为，在对日民间索赔案中，与“重庆大轰炸”事件一样深受日本战争其害的受害者可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人权和财产权两大方面的请求，具体的请求权主要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环境权益和财产损害。

（一）对受害者人权的摧毁

人权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环境权益。

1.日军炮火下的受害者生命、身体健康权的丧失：据日军战史记载，侵华日军在重庆大轰炸中动军用飞机9000余架次，约2万6300吨炸弹和1542吨燃烧弹，造成约十万人伤亡。在这次突发性的人为灾难中，伤亡的方式大致可分为5种情况：第一种是因轰炸而直接伤亡；第二种是为避空袭躲入防空洞因窒息而死(1940年“五三”“五四”隧道大惨案)； 11 1991年5月20日，童增在《法制日报》发表了《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这篇文章开创了国内研究战争法的学者区别两种赔偿责任的先河。12 这里的重庆概念非现在的重庆直辖市行政区域。在战争期间，日本为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士气，就选择以战时陪都重庆为中心，向四川省的乐山、宜宾、自贡、南充辐射为轰炸区域。针对自贡是为了炸毁中国的食盐基地，为其霸占食盐生产基地做准备。13 《重庆的沮丧》（Depression in Chungking）,转引自:[美]卡洛斯.贝克.海明威传[M].陈安全译.香港: 南粤出版社.1985年.第220页。14 1943年美国《时代》杂志曾在战争期间就重庆大轰炸发表的报道。在1938年至1943年期间，《时代》还发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五月》、《天狗》、《地下墓穴的一周》等一系列反映日军轰炸重庆以及火势肆虐下的重庆人民的极端生活状况。同时《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著名报刊都不同程度的从各个角度跟踪报道了重庆大轰炸的全过程，这为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5 保山市史志办.滇西抗日战争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64页。第三种是因日军投掷燃烧弹而至房屋倒塌或焚烧致人伤亡；第四是日军投递的毒气弹或向水源投掷的毒药或有毒食物而致人伤亡；第五种是躲避空袭的途中意外伤亡。日军的轰炸行为剥夺了被轰炸地无辜平民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权，大量平民因此而丧生或终生残疾。丧生平民的亲属们和因此而残疾的受害者们有权据此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民事赔偿的法律责任。

2.日军炮火对受害者的精神残害： 战争对人们的伤害不仅是身体和物质方面，它的狰狞还体现在对受害地域平民精神上的长期控制。日军首先在主观上就具有摧毁中国人民精神意志的侵略目的。1937年间，负责轰炸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参谋说，“轰炸并不一定要直接击中目标，主要着眼点在于引起敌人的人心恐慌”。1939年7月24日，日本陆军中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在其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交的“形势判断”中称，对内地的进攻作战意图在于“比起直接给予敌军及其军事设施以物质上的损害，更要给敌军以及普通民众造成精神上的威胁”16。其次无差别轰炸、投递毒气、奸淫等暴行在精神上终生折磨着经历或目睹了惨状的中国人民。“大隧道惨案”的亲历者田泽周这样描述他的经历：“我赶回较场口，那个场面让我全身血都冷了！我一看见二哥的尸体，惊骇得一下跪倒在地：头发全部被扯光，衣服撕烂，肚子破裂，人身抓得稀烂，人变了形。我爸看见二哥尸体，一下子就气疯了。我把它送到乡下，他疯疯癫癫地到处乱跑，被一条疯狗咬伤，的了狂犬病。一直断不了气，痛苦得啃床、啃碗，咬得满嘴是血。17”很多重庆市民于日机第一次轰炸时，目睹房屋被炸得粉碎燃烧，遍地均为炸得肢体不全、人肉模糊的死人，回家后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连双手端起饭碗都会发抖。时任教育部高教司长的吴俊才回忆当时场景仍然心有余悸，终生患上空袭过敏症：“由于夜间在宿舍时曾遭遇日军轰炸，一夕数惊，导致日后在无飞机轰炸时也会在睡眠中无故惊起，向外奔跑，此种现象达至30多年后仍不时发生。”18受害者周素华这样描述她的恐怖：“眼见、耳闻多次被炸后的惨状，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打击。在当时，只要听到警报声、飞机声就紧张、恐惧、害怕、发抖，一直持续到现在75岁。因童年时期的过度刺激和惊恐，只要听到突然的声响，如打雷、放鞭炮、门铃、电话、钻洞，都会受到惊骇，产生心悸等，导致多种长期慢性疾病，不能睡眠、常做噩梦”。以上种种不难看出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其发起战争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精神意志。而事实上的残酷战争对幸存者的精神伤害直接导致了其生存条件的恶化以及 16 [日]伊香俊哉.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犯罪[A]—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5页。参见 王康《重庆大轰炸》电视纪录片文本，2001年9月。18 吴俊才.教育生涯一周甲[A]—传记文学(第2卷)[M].1962年.第5期第81页。心理、性格的扭曲。终生残疾的生活、灭门的惨痛记忆、颠沛流离的生活都给很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不可磨灭的精神灾难。这种精神打击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胜于对受害者身体的残害，它更让人难以正常面对既往的生活，其阴影往往辐射到其子孙后代。而这些精神伤害与日军的违法战争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3.战争受害者环境权的损害：在已提起的所有对日索赔案中，均未把环境权益的损害列入受害者的请求权范畴。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战争给受害者们带来的最为严重的灾害之一。这种灾害潜伏期长，不易被及时发现，很多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环境无法再行恢复原状，影响的不仅是当代人还会辐射到后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存权益，也可能会流传至其他非战领域，损害的是代际公平和区际公平。环境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在适宜健康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19。环境权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一项基本人权。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首次确定了环境权，《宣言》明确：“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对于人的福利和基本人权，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在尊严的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日军通过轰炸、毒气投放等方式，毁损了中国大部领域，污染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和大气，破坏了林地，炸毁了盐井、矿山等自然资源。这些被战争破坏污染了的环境使瘟疫频发、生存状态极端恶劣，给受害者造成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并破坏了受害者享有自由、平等、舒适环境的基本权利。这种战争损害使得受害者几代人都深受其害，受害者不仅自己身体和经济上受到重创，且因其家境的困顿，使得子女在接受教育、基本医疗、心理健康、生存环境等基本人权方面也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开始研究战后几代人的生存问题。

战争可导致两种环境损害，一种是有形的容易量化的损失，另一种是无形的不便量化但属基本人权范畴的精神方面的环境权益。环境权是公民个人享有的基本生存权，属于私权范畴。战争所致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应属环境特殊侵权行为，日本政府应就此向战争受害者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损害具有恢复期长、损害不易及时发现、部分资源不可再生、可再生资源的培育期或寻找替代资源的过渡期长等特点，所以受害者的诉讼权利不能以战争发生为起算点，而应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惯例，不再适用各国规定普通诉讼时效。环境权益的救济在现代海湾战争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1991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在海湾地区正式停火的第687（1991）号决议中也有所体现：伊拉克应负责赔偿因伊 19 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9页。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虽然环境权益损害如何量化在战争受害者的请求中还有待根据国际法和中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进行认定，但其环境权益救济的合理性主张是毋庸置疑的。

（二）日军炮火下受害者的财产损失：重庆成为陪都后，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加上战时新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和科教文卫单位，使重庆由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规模也迅猛扩大。到1939年“五四”轰炸前夕，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市民迅速增至150万人。在政治和外交上，重庆是中国战时各种政治力量汇集的中心，和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名都。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此设立大使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外交中枢。20这样一个人口和经济如此集中的城市，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危害可想而知。据史料记载，仅重庆市（不含四川省被炸地区）1938年至1941年日机空袭损失共计692亿余元（折合成1945年价值）21。而就每位受害者的主张来说，损失的具体数据根据每位受害者的损害情况而各自不同。即使损失数据相异，但产生损害的原因却都是因为日军的违法战争。

以上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给受害者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均有详实的由受害者提供或国内相应地域档案馆馆藏的文本资料和照片予以参证，这些事实依据足以证明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请求权的成立。

三、国内诉讼情况下对日民间索赔案的法律适用

笔者认为本文所探讨的对日民间索赔应以原被告双方（受害者与日本政府或企业）的法律关系作为法律准据判定的基础，即根据日本与受害者之间因侵略战争而形成的侵权行为之债判定法律准据。此类案件在中国属涉外民事案件，中国法院审理时应首先确定其法律准据。根据国际惯例，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一般都采用侵权行为地法，其优点是可以兼顾侵权行为地国的利益，便于行为地社会政策和法律秩序的贯彻与维护。由于日本对华战争的实施地和结果地均在中国领土内，则自然应该适用中国的相关法律。而若该类案件由中国法院管辖，则应适用法院地法。审理对日民间索赔案件应注意区际法律冲突和时际法律冲突的问题。关于区际法律冲突的问题，由于中国大陆地区施行的法律 20 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重庆大轰炸[M].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7页。21参见: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 重庆市理念空袭损失统计总表，302:1431。迄今为止尚无人全面研究重庆大轰炸的损失情况，馆藏史料多有不相统一的数据.和港澳台三地的法律不尽相同，所以需要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结合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告住所地来判定区际准据法。日本对华战争大部发生在大陆地域，就重庆大轰炸案而言，轰炸地即是侵权行为地和结果地，所以就此案件而适用的法律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关于时际法律冲突的问题，由于日本对华战争发生在上世纪30年至40年期间，距今已有六十年有余，即该民间索赔案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在法院地法生效之前，需要解决现行法律是否对发生在前的法律关系的溯及力问题。解决区际和时际冲突规范的问题是为了求解受害者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权是否享有或存续。而请求权具有与否是为了求证1972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日联合声明》是否代表受害者个人放弃了民间索赔的权利，同时，请求权存续与否是为了解决日本应诉时所坚称的“时壁——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

在中国法院管辖下的对日民间索赔案首先需根据我国诉讼程序法来进入实体审查程序，进而对案情进行裁决。

（一）国内诉讼的对日索赔案审判程序的法律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些规定确立了中国审理涉外案件时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以及适用中国法院地法的原则。因此，在中国境内大陆地区提起的对日民间索赔涉外诉讼案，应首先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审判程序；然后再适用中国参加的相关国际条约或战争法等国际强行法规，尔后再结合国内法的规定来作为实体法律依据。具体到重庆大轰炸案的受害者，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我国民事起诉状的基本格式要求拟定诉状，确定本文前述的各项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及理由，向重庆市相关地域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诉讼程序为两审终审，根据终审判决，原告可以据此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关于战后赔偿之诉在受害者本国法院审理在世界上已有先例。1997年10月30日希腊Leivadia地方法院作出的要求德国向每位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判决。该判决的理由是二战时期，德国驻军希腊的纳粹近卫队为了报复游击队，向Distomo村村民事实了大屠杀和破坏村庄的行为。该村村民受害者及其后代根据此事实将德国作为被告向希腊的国内法院提起了损害赔偿之诉。希腊Leivadia地方法院认为德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海牙陆战规则》，因其残 11 酷暴行应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并且希腊最高法院也维持了一审判决。执行时，希腊法院对德国在希腊投资的国有资产如歌德剧院等采取了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尽管该案在强制执行阶段最终因希腊政府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而搁浅，但其在国际战争索赔的法律进程中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德国Leivadia地方法院审理对德国的战后赔偿案件即是依据其法院地法的程序来进行审理并进入执行阶段的，这对于我国审理类似案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诉讼的对日索赔案实体法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涉外案件应首先适用所缔结的国际条约，适用国际条约时还应考虑尚未缔结但却属于国际强行法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

关于战争赔偿可以参照的国际法体系主要有两类：一是历次日内瓦会议所缔结的以海牙公约为主的 “海牙规则体系”，该体系均是对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约束的条约和规定；二是以日内瓦公约为主的历次日内瓦会议所确定的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日内瓦规则体系”，该体系主要强调对战争受难者的必要保护，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

(1)国际人权法明确了战争受害者享有对侵略国的赔偿请求权

两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都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论是哪国所发起的战争，其结果都会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存，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的耗竭、对大气或水源等人类赖以生存环境的严重损害。为此，《联合国宪章》开章明义：“为了世世代代的后人不再遭受我们这一代发生的给人类带来的惨不可言的痛苦之两次战祸，重审对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大小民族平等的信念，建立正义与尊重产生于国际条约与其他国家法渊源的各项义务，促进社会进步与具有更大程度自由的良好生活标准，为此目的，达成联合国宪章。22《联合国宪章》作为战争法的最高宗旨，它具有超越其他一切国际法规的最高效力。随后，《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继问世，这些奠定了国际人权法的国际化基石。

二战后，《巴黎和约》确认了由侵略国对侵略所造成的损失进行部分赔偿的原则；日本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中郑重宣示：加入联合国并遵守联合国宪章，努力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同时明确了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给与赔偿。上述国际条约都从不同角 222

323 周洪筠编.国际公法与惯例（国际公法卷联合国宪章）[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页。

《巴黎合约》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分别缔结的和约的总称。亦称《五国和约》。1947年2月10日订于巴黎，同年9月15日生效。同五国（其中一国或若干国）签订和约的国家主要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希腊、荷兰、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印度、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度规定了侵略国应该承担战后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原则，这一原则具有时空连贯性和全球一致性，应该作为国际通例而经一国转换为国内法律予以执行。24

《联合国宪章》等关于战争的国际条约和习惯法是国际人权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全人类生存的强行法则，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各国裁判相应案件中应优先适用。25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国际强行法为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接受与承认，这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即使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但也对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种族灭绝罪的国家予以强制约束力。26同时，没有加入到该公约的国家平民也受到强行法公约的保护。“海牙规则体系“中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规定，交战国家作战时必须遵守战争法规，不仅不得屠杀俘虏和伤员，更不能伤害平民；公约明确了侵略国对被害国民众损害赔偿的义务；《远东军事法庭宪章》同样规定，在战争发生前或进行中对和平人民的杀害、灭种、奴役等其他不人道行为定义为反人道罪；”日内瓦规则体系“中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也规定了交战国双方有保护平民的义务。

同时很多国家通过制定国内的战后救助法，与《联合国宪章》相呼应，如德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都先后颁布了战后补偿法，这些法均规定了战争侵权者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和国内政府对其的救济。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制定了伤病者遗属援助法和关于原子弹受害者的医疗救助法，以规定政府对战争受害者的救助义务。

具体到“重庆大轰炸“案，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不仅是日军有组织的行为，而且还是国家实施的政略，是违反海牙条约和已经国际习惯法化了的空战规则的战争罪行。该案于国际法上的直接适用依据应属《陆战法规和惯例》以及《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以下称为《海牙条约》）27。该条约属于一般性多边条约。28根据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一个条约在法律上成立，因而发生拘束各该当事国的法律效果，该约的规定即成为各当事国的法律，各当事国必须予以善意履行”。29因此, 《海牙条约》自日本批准并公布之后,就对其产生了相当于国内法的法律拘束力。《海牙条约》规定：“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于他们通过的规章中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家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2425 [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M].曾令良 余敏友等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张潇剑.国际强行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9页。26 周洪钧、管建强、王勇.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与实务[M].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202-203页。27 《海牙条约》于1907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通过，共有44个参会国签署，1910年1月生效。日本于同年12月寄出了批准书，并于1912年公布。28 一般性多边条约是指关系到国际法的编纂和前进发展以及国际法的目的与宗旨，并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多边条约。29 转引自: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30这一类似规定在《日内瓦议定书》中也有进一步表述。这即是国际上著名的“马顿斯条款”31，其明确排除了“海牙规则没有禁止即为许可”的主张，强调了一般国际法的所有规则和原则不可削弱的约束力。

《日内瓦议定书》对受害者的赔偿也进行了规定：“违反上述规则之条款的交战当事者，损害发生后有赔偿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其军队的组成人员的一切行为负有责任”。笔者认为战争是违反全人类意志的犯罪，为警戒侵犯者、遏制战争的再次发生，应以各种方式加大侵略者的违法成本，基于此，对于“赔偿的责任”宜作广义上的理解，即 “责任”为战争侵权行为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的赔偿责任，既包括物质赔偿即对损失的经济赔偿、恢复原状的责任，也包括对受害者精神上的赔偿和抚慰，赔偿方法也应采能够充分弥补损失的各种方法为原则，如受害者提出的公开谢罪、承认侵略等精神抚慰方式以及以往战争索赔之诉未涉及的环境权益损害的赔偿。

鉴于对以上国际条约和习惯法的梳理，我们可以确定日本对华战争具有非法性，其应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与之相对应，战争受害者也依法享有物质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各项请求权。

（2）国际公约明确了战争受害者请求权的合法存续

请求权是否合法存续是受害者在目前日本提起的索赔之诉中遇到的一大 “时效”障碍，日本政府坚持以中国受害者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为抗辩理由。32

在民法上时效的适用是比较慎重的，只有权利行使正常的情况下才有时效的适用。一般而言，“权利得以行使”的起算点是一个客观的问题，而“自受害人知悉损害及加害人”的起算点是一个主观的问题。2004年5月24日福冈高等法院的判决认为中国原告的权利得以行使的起算时间为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法实施允许个人因私出国的1986年2月1日开始起算。而诉讼是一个法律事件，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能否因私赴日提起诉讼，其障碍还应包括法律上的障碍，即《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是否放弃了民间对日索赔权，此问题的存疑直接导致了权利行使障碍。在中日两国政府没有公开澄清１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法律性质、放弃的主体范畴以前，中国战争受害 30 [德]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 国际公法百科全书 第四专辑

使用武力、战争、中立、和约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室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 第３３９－３４１页 31 “马顿斯条款”是１８９９年俄国代表艾德里．冯．马顿斯在海牙和平会议上提交的一份声明，声明中所包含的一项条款得到了会议的一致认可。32在战后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中，围绕时效适用的限制适用与否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在日本相关的案例中已经有先例将时效进行限制适用。典型的支持限制时效适用的判决是福冈地方法院于2002年4月作出的对于强制奴役中国劳工案件的判决和东京地方法院于2003年9月29日作出的关于毒气炮弹事件受害者案件的判决。其亮点是消灭时效制度是限定在加害者以积极的行为（隐瞒加害事实等）妨碍了被害者提诉的范围，并且限制适用的各种事项都应该予以考虑，比如受害者国家的政治、法制更迭因素或身体、环境、经济等各种客观因素，从而否定了日本政府的时效抗辩。者的对日索赔诉讼时效不会因法律障碍而无法起算，其应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再加之，很多侵害尚在持续之中，不存在时效终结的事由，如对受害人精神的损害、对自然生存环境的损害、细菌、爆炸物等化学物对后代持续性的代际损害等。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公约已经明确了该类追诉战争犯罪的责任问题不受时效限制。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日本自1928年1月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1968年11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在该公约里规定：“鉴于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乃国际法上情节最重要之罪，对其追诉权及行刑权之各项郑重宣言、约章或公约，均不设法定时效限制，以有效惩治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防止此种罪行。必须承认本公约无时效限制之原则，并设法使此原则普遍适用。”33由于这类公约涉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属于国际强行法之列，对于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都具有强行约束效力。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使用的无差别空战、化学武器、细菌战等方式不仅危害了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危及了全人类的利益。所以,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权利并不因其时代久远而丧失请求索赔的权利。

2.中国国内法的适用

由于日本的战争侵权行为从发生到受害者的索赔诉讼之间的时空跨度长达中国两类政府的更替和法律体制的变迁，也即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发生时间在现行中国法律体系形成之前，所以涉及处理该类涉外民事侵权之诉的法律可能有两个：一是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1931年实施），另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通则》。

有学者提出，由于战争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于发生在之前的法律事实需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规定，民间对日索赔案就应当依据侵略战争行为发生时的中华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作为适用依据。1918年民国时期颁布的《法律适用条例》第25条的规定：“关于因不法行为发生之债权，依行为地法。但依中国法不认为不法者，不适用之。”1927年中华民国起草的《法律适用条例草案》第26条规定：“因不法行为发生之债权，依行为地法。但依中国法不认为不法者。前项不法行为之损害赔偿及其他处分，以中国法律认可者为限。”34所以，对日民间索赔选择在中国进行审理，在历史上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是由于法律的阶级性本质，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使用旧的国家机器所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在审理对日索赔案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只能参照习惯 3334 王铁崖、朱荔蓀、田如莹.战争法文献集[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386页

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侵权论[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4页。35法。因此,若要在中国国内审判对日索赔案件需解决旧的法律体制和新的法律体制的衔接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建立了一项特殊的法制原则—法律溯及既往原则。鉴于新中国政府完全否定了中华民国的法律，对于在这段法律存续期间所发生的侵权行为，受害者提起的侵权之诉完全可以依据新中国颁布的法律法规。依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的规定，新中国的法律、命令、条例、决议附随了调整既往法律关系的溯及力和管辖权。36

对日民间索赔由于中国政权更迭而造成法律继承障碍，可能导致无法保障受害者的私人权益。而这种私权保障的意义远非一般私人性质，它承载的还有中华民族这段屈辱感情的寄托。尽管学者对历史存在的两个法律体系有不同的解释，但对于我国法院的审判实务工作而言，尚需立法机构或最高执法机构对此作出明确解释和指导，以形成专门的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推进我国法制进步、与国际法规接轨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我国可将国际法中的战争法规、人权法规和人道主义习惯法等国际强行法中关于判定侵略国的过错和应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转换为我国的国内立法，再根据管我国国情和法律的需要设计安排诉讼程序和实体判定依据，确定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具体依据以及损失的计算方法和执行程序。

结 语

由于我国民间对日索赔并非仅属于法律范畴，受害者们更重视的是索赔的过程和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承认，从更高意义上讲，诉讼的目的还包括还历史真相，平复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痛。这个诉讼过程可以教育日本人民，使其认识历史的真相。而这种严肃的诉讼方式引来世界各界的关注，势必会推动日本社会反省战争责任，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起着积极作用。通过民间索赔这种透明和坦诚的主张权利方式，最终会推动日本放下历史包袱，与我国人民建立一个真实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诉讼也会丰富国际战争法的实践，推动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和在国内的适用。美国曾因拒绝非洲国家提出的历史赔偿要求，也拒绝了阿拉伯世界提出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种族歧视的要求，被疑 35 参见[日]高木喜孝著:《在中国人民法院提起的战后赔偿诉讼的法律问题》，考虑战后赔偿问题的律师联络协会制定，第11页。36 《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题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心法了作依据。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项纲领、法律、条例、决议做依据。目前，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相爱，司法机构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参见:管建强.跨越对日民间索赔的法律障碍[M].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125页。为是“9.11”事件的导火线。37所以战后救济的国际和国内法制度是值得司法界关注的。战争的危害有目共睹，每一个国家都应尽量从法律角度来遏制规范这种行为以维护国家安全。显然，战争赔偿诉讼在中国的法制体系里尚处于真空状态，如果我们能正确看待对日民间索赔的国内诉讼问题，就有希望能够在历史尚存记忆之时解决受害者的战争伤痛，并以此慰逝者、庇后人。

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申报指引 篇6

2017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课题围绕“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进行，主要进行非遗传承人或非遗项目的口述史记录整理研究工作。申报者的选题范围限定在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具体选项参照下述项目。非此范围内的申报课题一律不予受理。

（一）民间文学 苗族古歌 阿嫫妮惹 支格阿龙 月儿落西下 十里坪 毕摩经诵 蚕丝祖神传说 安安送米传说 巴渠童谣 “苏济川”虫虫歌 望娘滩传说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 甘嫫阿妞的传说 王幺贡爷系列故事

羌戈大战（羌族古典叙事长诗）阿古登巴的故事 勒俄特依 玛牧特依 诺苏佐木莫 木姐珠和斗安珠 毕阿史拉则传说 傈僳族民间传说 东乡白莲教传说 阿都歌谣 什喜尼支嘿 羌戈大战

博葩(万物起源口头文学)木姐珠和斗安珠

（二）民间音乐 薅秧歌

薅草锣鼓（川北薅草锣鼓、川东薅草锣鼓、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滚板山歌 高腔山歌 彝族阿都高腔 朵乐荷 顶毪衫歌 玛达咪山歌 康定溜溜调 阿惹妞 川西藏族山歌 义诺彝族民歌 川江号子

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 永宁河船工号子 沱江船工号子 嘉陵江中游船工号子 竹麻号子 巴山石工号子 抬工号子 婚嫁歌 南坪小调

大竹竹唢呐及制作工艺

唢呐艺术（咪苏唢呐、福宝贯打唢呐、苗族大唢呐、丹棱唢呐）口弦

四川耍锣鼓（渠县耍锣鼓、李家耍锣鼓、象山花锣鼓、复兴耍锣鼓）青城洞经古乐 峨眉山佛教音乐 成都道教音乐

江河号子【府河号子（黄龙溪号子）】(涪江号子)(涪江船工号子)(铜河船工号子)(岷江号子)耍锣（福集耍锣）木格岛苗族祭祀鼓乐 遂宁叫卖调 石工号子

觉囊梵音（藏哇梵音）骨笛

彝族挽歌 藏族赶马调 彝族克西举尔 彝族马布音乐 彝族月琴音乐 毕摩音乐 大号唢呐

川北山歌（巴山茅山歌）(阆州情歌)(嘉绒藏区农耕劳动歌)(德格劳动歌曲)蜀派古琴

四川洞经音乐（迤沙拉谈经古乐）口弦（羌族口弦）荥经民间竹号 西充祥龙嫁歌 苗族斗釜歌 彝族“久觉合” 木模拉格 热打（“里惹尔”）阿古合 金江鼓乐 南溪哈号 广元煤歌 石坪山歌 西岭山歌

江河号子（嘉陵江船工号子）阿惹妞

四川洞经音乐（邛都洞经古乐）薅秧歌（玄滩薅秧歌）江河号子（关河船工号子）口弦（羌族口弦）石工号子（福宝石工号子）川南山歌（珙县山歌、筠连山歌）薅草锣鼓（打鼓草）薅秧歌（柳街薅秧歌）

（三）民间舞蹈 高台狮子 巴象鼓舞

翻山铰子 泸县百和莲花枪

花灯（古蔺花灯、白龙花灯）云童舞 甲措

锅庄（达尔嘎、马奈锅庄、马尔锅庄、真达锅庄、木雅锅庄、得荣学羌、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

扎坝嘛呢舞 热巴舞 甘孜踢踏

弦子舞（巴塘弦子舞）羌族羊皮鼓舞 哈玛（战神舞）金冠舞 博巴森根 天全牛儿灯 越溪牛灯舞 耍蚕龙

平武虎牙藏族斗牦牛 玄滩狮舞 阿署达彝族打跳舞 蓝田花船 羌族沙朗 建中高跷狮灯 花灯（得胜花灯）蚌鹤舞 彝族苏尼舞 蹢脚舞 藏族杜基嘎尔 龙舞（四川客家龙舞）锅庄（宝兴硗碛锅庄）灯舞（羌族麻龙马灯、蛾蛾灯）圈德迪 迪厦

新山傈僳族舞蹈“斑鸠吃水” 彝族羊皮鼓舞

纳西族“金佐措” 苍溪独角兽舞 古蔺苗族舞蹈 水族闹春 高跷（夹关高跷）春牛舞

龙舞（盐亭梓江龙、泸县兆雅火龙、灯舞（成都牛儿灯）锅庄（草地锅庄）羌族萨朗

狮舞（向家班狮舞、元坝狮舞）花灯（回族花灯舞）笮山锅庄

锅庄（岚安锅庄、理塘锅庄）花灯（芦山花灯）灯舞（牛滩马儿灯）羌族羊皮鼓舞

（四）传统戏剧 “泸州河”川剧艺术

四川皮影戏（阆中皮影戏、何家班皮影戏、高观皮影戏、巴中皮影戏、成都皮影戏）射箭提阳戏 旺苍端公戏

藏戏（德格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被单戏 白龙纸偶 南部傩戏 南木达藏戏

川剧（川北河川剧艺术、资阳河川剧艺术）曲剧（岳池曲剧、安岳曲剧）洪雅师道戏

藏戏（木雅藏戏、理塘藏戏）

（五）曲艺 四川扬琴 四川竹琴 金钱板 百汪说唱

飞刀花鼓 四川车灯 钱棍

四川扬琴（黄家扬琴）折嘎说唱

四川评书（南部评书）相书（宣汉背篼戏、四川相书）四川莲箫（峨眉莲箫、四川莲箫）竹琴（道琴）四川评书

四川车灯（车车灯）

（六）传统游艺、杂技与竞技 拗棒 搬打狮子 大坝高装 华蓥山滑竿抬幺妹 高亭

五通桥龙舟竞技 峨眉盘破门武术 三雄夺魁 土家余门拳 绿林派武术 羌族推杆 彝族磨尔秋

太极拳（李雅轩太极拳）羌族推杆 藏棋

（七）传统美术 唤马剪纸 麻柳刺绣 宜宾面塑 德格藏文书法 夹江年画 绵竹木版年画 藏族格萨尔彩绘石刻 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

蜀绣

草编（柏合草编）（草靶龙）（峨眉席草龙）汉源彩塑 馍馍印

郎卡杰唐卡传统绘画艺术 毕摩绘画 彝文书法

四川手工剪纸（平武剪纸）（涪城剪纸）（仪陇剪纸）（武胜剪纸）（自贡手工剪纸）青神捻条画艺术 石雕（通江石雕）藤编（怀远藤编）竹编（遂宁竹编）小凉山彝族刺绣 苗族刺绣 蜀绣（观音绣）壤塘藏经石刻技艺 彝族传统刺绣技艺

傈僳族刺绣技艺（傈僳族刺绣技艺、新山傈僳族刺绣技艺）民间画匠技艺（合江匠笔画）成都面人 竹雕（聚源竹雕）四川手工剪纸（西充剪纸）竹编（古城竹鸟笼制作技艺）藏族尔苏图画文字 峨眉山指画 蚕茧纸轩丝绘画 羌族刷勒日 藏文书法

藏族唐卡（觉囊画派）石雕(合江石雕)

（八）传统手工技艺 蜀锦织造技艺 自贡扎染工艺

凉山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 隆昌夏布编织工艺 康巴藏族服装配饰制作工艺

藏族牛羊毛手工编织工艺 德阳潮扇传统工艺 渠县刘氏竹编工艺 青神竹编工艺 沐川草龙编扎技艺 道明日用竹编技艺 瓷胎竹编工艺

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 徐氏泥彩塑工艺 珙县珙石雕

自贡彩灯传统制作工艺 高桩彩绘绑扎技艺 中型杖头木偶制作工艺 藏族民间车模技艺 藏族建筑砌石技艺 重华烟火架制作工艺 成都漆艺

凉山彝族漆器制作工艺 凉山彝族银饰手工技艺 白玉河坡藏族金属手工技艺 银花丝技艺 荥经砂器 阿西土陶烧制工艺 桂花土陶传统制作工艺 邛陶烧造技艺

南路边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 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 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 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 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 古蔺郎酒传统酿造技艺 民间藏酒酿造技艺 渠县呷酒酿造技艺 中江手工挂面工艺 富顺豆花制作工艺

东柳醪糟酿造技艺 护国陈醋传统酿制技艺 泸州市先市酱油传统酿制技艺 南溪豆腐干制作工艺 郫县豆瓣传统制作技艺 临江寺豆瓣传统工艺 糖画技艺 酥油花制作技艺

达县灯影牛肉传统加工技艺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 酿造酒传统酿造技艺 配制酒传统酿造技艺 怀远三绝制作技艺 麻饼制作技艺 川派盆景制作技艺 金鸡风筝扎制技艺 构树皮造纸工艺

蜜饯制作技艺（内江蜜饯制作技艺）宋笔制作技艺 米花糖制作技艺 峨眉白蜡生产加工技艺 豆腐菜肴制作技艺

腐乳酿造技艺（德昌源“桥”牌豆腐乳制作工艺）豆笋制作技艺（开江豆笋）

芝麻糕制作技艺（裕泰乾马氏芝麻糕制作技艺）传统民居营造技艺（踏板房建筑）申臂桥建造技艺 德格麦宿塑像制作技艺 德格麦宿传统土陶技艺 木雕 德沙旋木技艺

新龙药泥藏式面具制作技艺 牧区皮革加工技艺未研究 绿釉陶瓷品制作技艺 红铜火锅制作技艺 传统茶具制作技艺

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 羌族碉楼营造技艺 富顺手工微刻技艺 遂宁福锦手工编织技艺 婴儿米粉制作技艺

家禽菜肴传统烹制技艺（周记棒棒鸡制作技艺、桥头堡凉拌鸡传统制作技艺、徐鸭子传统制作技艺、观音场月母鸡汤制作技艺）

金属制品加工工艺（藏族金属制品加工工艺）羌族传统编织技艺 羌族银饰锻制技艺 麻布制作技艺

傈僳族织布技艺（新山傈僳族织布技艺、傈僳族火草织布技艺）彝族金属锻造技艺（喜德彝族叶形双耳腰刀制作技艺）藏族手工皮制品制作技艺 擦窝制作技艺 饵块手工制作技艺 宜宾燃面传统制作技艺 什邡晾晒烟传统生产技艺 泸州邓氏桂圆干果传统制作技艺

牛肉烹制技艺（阆中盐叶子牛肉制作、自贡火边子牛肉制作）酱菜制作技艺（“周萝卜”酱菜制作技艺、“丰源”资中冬尖生产工艺）赖汤圆传统制作技艺 夫妻肺片传统制作技艺 钟水饺传统制作技艺 仁和粬药制作技艺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醉八仙酒酿制技艺、崇阳大曲传统酿造技艺）

自贡扎染工艺

藏族牛羊毛手工编织技艺（藏族毛纺织品编织技艺）腐乳酿造技艺（唐场豆腐乳制作技艺）

醋传统酿造技艺（思坡醋传统酿造技艺、阆州醋传统手工酿造技艺、太源井晒醋酿制技艺）

微刻（贾氏微刻）

丝毯手工编织技艺（手工打结丝毯编织技艺）

四川绿茶制作技艺（蒙顶黄芽传统制作技艺、叙府龙芽传统制作技艺）醪糟酿造技艺（木门醪糟酿造工艺）

酱油酿造技艺（“五比一”酱油酿造技艺）豆腐菜肴制作技艺（陈麻婆豆腐制作技艺）木雕（汉源涂家木雕）彝族泥染

摩梭人苏里马酒的酿造技艺 摩梭人青娜油制作技艺 川红工夫红茶制作技艺 七佛贡茶茶饼制作工艺 东坡肘子制作技艺

四川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蜀裱 藏香制作技艺 羌族羊皮鼓制作技艺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彝族月琴制作技艺）藏族金属手工技艺（佐钦藏族金属锻造技艺）麻布制作技艺（木里麻布手工纺织技艺）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木里藏族民居营造技艺）四川绿茶制作技艺（雀舌手工茶制作技艺）

酿造酒传统酿造技艺（羌族咂酒酿造技艺、彝族燕麦酒古法酿造技艺、嘉绒藏区民间酿制阿让（蒸馏酒）技艺）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永乐古窖酒传统酿造技艺、玉米酒传统酿造技艺）

（九）传统医药

藏医药（甘孜州南派藏医药）李仲愚针疗法 成都中药炮制技术 成都中医传统制剂方法 德仁堂中医中药文化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技艺 何天祥传统疗伤手法技艺 中医正骨疗法（郑氏骨科）“油符”疗法技艺 传统彝医药 嘉州中医滋脾疗法 何天佐传统中医药正骨疗法 传统药浴疗法（新繁传统药浴）何天祺传统中医药疗骨法 峨眉伤科疗法

（十）民俗

彝族年 藏历年 羌年

火把节（彝族火把节）新龙藏历十三节 都江堰放水节 三汇彩亭会 广汉保保节 川南苗族踩山节 硗碛上九节 八月彩楼会 羌族瓦尔俄足节 康定“四月八”跑马转山会 赛马节（会）

泸沽湖摩梭人母系氏族习俗 雅砻江河谷扎巴藏族母系氏族习俗 成人仪式 阿依美格 通家山女儿碑庙会 环山鸡节 广元女儿节 山岩帕措习俗

凉山彝族“尼木措毕”祭祀 峨眉山大庙庙会 新山僳僳族约德节 巴塘歌卦 客家婚俗 端午龙舟会

观灯习俗（成都灯会）焦滩乡大端阳节 分水岭乡火龙节 大禹祭祀习俗 蚕姑庙会 达州元九登高节 石桥烧火龙节

正月十六登高节 五月台会(城隍庙会)嘉绒藏族春耕仪式 彝族婚俗 傈僳族服饰 彝族服饰 傈僳族阔时节 傈僳族婚俗 摩梭人成丁礼 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 藏族尔苏射箭节 彝族换童裙成人仪式 摩梭人转湖节 华莹山宝鼎庙会 说春

抬阁（晏场高台）七里夺标民俗节 郪江镇城隍庙会 羌族婚俗 骀日节

“古尔果”（羌族转山会）羌族成人冠礼 傈僳族婚礼 仡佬族送年节 苗族绷鼓仪式 彝族嘎库甘尔习俗 藏族服饰（尔苏藏族服饰）苗族服饰 女子踩桥 祭孔礼仪 彝族维克达解习俗 人日游草堂 羌族服饰

彝族婚俗（彝族婚姻习俗）彝族服饰（呷咪服饰）还山鸡节（尔苏藏族还山鸡节）

苗族踩山节（苗族花山节、安巴节

民间借贷规范研究 篇7

一、民间借贷的特点

(一) 民间借贷利率仍偏高但趋于理性

国家紧缩银根使大量民间资本流入借贷市场, 资本逐利性特点加上企业急需资金周转的现状使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一度飙升, 在2007年和2008年“中国民间借贷网”挂牌的借贷信息中, 个别贷款年利率甚至达到40%-60%。但随着国家降息周期的开始、贷款利率的下调, 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出现回落现象, 央行调查显示, 民间借贷实际加权平均年利率在14%左右。

考虑到风险和垄断利润的因素, 利率呈现出中短期高于长期或不定期利率, 企业生产经营的借款利率低于个人消费借款利率, 经济较落后、位置较偏远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较高, 不同用途实行差别利率等特点。

(二) 民间借贷以解决生产经营中临时资金周转不足为主

过去的民间借贷活动通常分布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居民当中, 多用于生活消费, 如婚丧嫁娶、子女上学、求医治病和建房等等。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借款用途已逐步从生活消费转向生产消费, 解决临时性的资金急需。借入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企业、个体工商户、各种农村专业户生产经营资金不足等问题, 借贷的金额也从单笔千元跃至万元, 甚至十几、几十万元、上千万元, 期限集中在一个月到一年间, 几乎渗透到经济的各个生产流通领域。

根据“中国民间借贷网”的资料进行统计, 2007年发布的资金供求信息中, 借贷期限在1个月以内的占35%, 期限为1-6个月的占52%, 期限为6-12个月的占13%。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也很广泛性, 不但包括城市农村居民、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富余资金, 还有私募基金、信贷资金、海外热钱等也出现在民间借贷领域。

(三) 民间借贷方式灵活

民间借贷为了缩短资金到位的时间,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多以现金交易为主, 交易方式灵活, 一般没有抵押物, 有的是口头协定, 有的是打借条, 近年来企业单位通过民间融资手段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行为逐步正规化, 大部分借贷双方订立书面借款协议, 且协议内容较为完备, 如借贷双方姓名、金额、利率、期限等, 有担保的还会签订担保协议, 但与正规借贷相比, 其手续仍很简便。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表象下掩盖了许多隐患, 法律纠纷呈大幅上升趋势, 以上海某区人民法院2004至2008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为例, 2004年收案172件, 2008年收案213件, 同比增长了23.87%;诉讼标的额从2004年的1316万余元到2008年的5254万余元, 5年时间上升了4倍多。

(一) 借贷双方存在道德缺失

1. 借款人信用缺失。

信用缺失是民间借贷最常出现的问题。其一是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偿还能力, 但为了解决眼前急需, 不得不借款;其二是当事人没有按照双方在借款时的约定使用借款, 其借款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借得的钱以更高的利率在转借给他人, 从而牟取中间的利息差额;其三是当事人不从自己的实际偿还能力出发, 为了骗取出借人的借款, 订立自己无法按期履行归还义务的还款期限。这些人在借款后或以种种理由推托, 不主动偿还, 或没有偿还能力, 根本不打算偿还, 使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秩序混乱。

2. 贷款人盲目追求高额利润。

高额利息是贷款人出借资金的主要动因, 而贷款人只考虑以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方式来收取高额利润, 没有考虑借款人的偿还能力, 违反了国家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的规定, 因而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这就导致贷款人本金及利息的收回存在问题, 有时不得不需要法律仲裁, 甚至采取暴力手段讨要本息, 引起社会治安问题。

3. 借款合同不规范。

有的贷款人出于朋友、亲戚关系或碍于面子、听信花言巧语, 或接受小恩小惠等而不要求借款人写明借据, 出具担保人、担保财产或与借款相当的抵押, 这就使得相应的借款没有了保证, 还款没有了约束力;有的是借据、收据不规范, 如利息约定不明确、借贷双方名字书写不规范、还款期限含糊等, 一旦借贷双方出现争执, 就只能对簿公堂。

(二) 法律条例不健全

民间借贷尚处于灰色金融地带, 相关法律主要针对正规金融, 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只是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没有关于民间借贷合法参与主体的界定、利率的规范等方面的明确法律出台, 借贷双方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 而且还致使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标准参照, 工作很难展开。监管当局在执行监管时感到无所适从, 只好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 更甚者采取取缔或“严打”的态度, 这些都不利于民间借贷朝着正规金融方向发展, 也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完善和经济的有效运转。

(三) 监管制度不到位

我国没有关于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法规, 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参与主体, 审批条件, 程序及相关法律责任。目前, 虽然也有农村资金互助社, 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等一些特定的金融机构让民间资本得以合法进入, 更多的私人钱庄及其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仍不能合法进入金融市场。在退出机制上, 我国缺乏相应的规范市场退出的规定, 没有一个事前的完备的援助、退出、清算程序, 这非常不利于民间借贷市场的稳定。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建议

民间借贷是一种复杂的金融现象, 国家关于民间借贷的管理应该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不能简单的用同样的办法应对各种民间借贷行为, 应视具体情况来采取办法规范民间借贷市场。

(一) 建立和完善针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法规

政府应当正视和重视民间借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抓紧立法或颁布政令条例, 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保护正当的民间放贷行为,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正常的民间借贷范围, 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对象、方式、利率、期限、资金用途等做出指导性规定, 为正常的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由于民间借贷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 其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因此, 与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应该包括不同方面, 例如即将要颁布的放贷人条例, 以及其他一些如合作金融法、互助金融条例、小额贷款公司条例、民间借贷利率管理条例等, 都应当纳入我国民间金融法制建设的视野。

(二) 构建规范的民间借贷监管机制

民间借贷合法化是必然趋势, 但合法化以后, 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活动迅速发展的态势, 既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 又有潜在的危机。一是要完善监管的宏观体制。既要明确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监管分工, 也要在各监管部门之间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二是要加强对民间借贷活动的日常监管。应该建立监测系统, 对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变动情况等进行定期监测, 及时做出风险预警和提示;三是要改进监管方式, 完善监管手段。民间借贷的固有特点使得其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必然与大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有很大区别, 因此, 监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形式的民间借贷采取更加灵活的监管方式, 实行更加多样化的监管手段, 并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保护。

(三) 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种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贷款服务组织, 对于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规范民间融资, 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开创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道路。首先要加强信贷产品创新, 积极开发各种金融产品, 如符合农村特点、适合农民需求的联保贷款、小额授信贷款等以及不同期限、不同付息方式的信贷产品;其次要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风险, 加强监督管理, 规范小额贷款公司有序运行, 确保小额贷款公司规范运营,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目标;第三要创新融资渠道, 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的后续资金问题。

(四)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民间借贷活跃现象与银行存款利率偏低不无关系, 而利率市场化就是要引导社会资源配置, 提高银行资金使用效率, 缩小不合理民间借贷的生存空间。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 特别是民间借贷的大规模发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通过利率的变化真实反映资金供求关系, 合理调节资金在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市场的分布, 科学控制民间借贷的规模。

(五) 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第一, 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降低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在投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 维持和保护公众支持正规金融的信心, 控制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第二, 根据投资者需要量身打造金融产品。针对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设计多种投融资金融产品, 特别是储蓄替代型的低风险金融产品。第三, 不断完善弱势金融服务体系和机制。对于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村发展的金融机构, 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更加灵活的贷款利率浮动政策, 切实保证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

摘要：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补充,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目前民间借贷尚不规范, 在发展的同时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要体现在法律条例不健全, 监管制度不到位, 借贷双方存在道德缺失等方面。政府应从建立和完善针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法规, 构建规范的民间借贷监管机制, 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着重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等方面入手, 从而使民间借贷朝正规化、阳光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法律规范,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黄月冬.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风险及对策[J].金融观察, 2008, (3) .

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民间借贷 关联区别 负面效应 原因 规范

一、关联区别

1、民间借贷与高利贷的区别：

高利贷：是指高于同期同类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牟取暴利的发贷。

（1）从存在的基础看，高利贷信用存在的基础是小生产占优势的旧生产方式。民间借贷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经济中广泛存在盈余或赤字单位

（2）从借贷的目的看，高利贷主要用于生产性消费，现代民间借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3）从对经济的作用看，高利贷具有资本的剥削方式，它的主要借贷对象——小生产者仅用于维持简单生产活动，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民间借贷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节约了流通费用，保证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

（4）从利息率上来看，高利贷的利息率都高于同类同期银行利息率的4倍以上，民间借贷的利息率都低于同期同类银行利息率的4倍。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2、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

非法集资：是指非经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筹集资金的行为。客观上需向社会公开发出要约邀请，并承诺一定固定利率为条件。

（1）借贷的目的不同：非法集资的目的主要在于商用，参与经济功能；民间借贷的目的主要为解决基本的生活消费的需要。

（2）借贷的方式不同：非法集资的筹集方式是公众公开；民间借贷的筹集方式是向特定的主体私下进行。

（3）法律性质不同：非法集资是非经法律的批准而为之的，不受法律的保护；民间借贷是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进行的法律行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而为的合法行为，应受法律的保护。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

1、手续简便的驱动。为了规避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大都严格贷款发放，使许多人难以取得充足、及时的贷款。在我国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中，有相当大比重由借贷资金承担，大多数农户遇到如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建房治病等大的生活支出时，也需要举债。由于农民的土地、住房、果树等都难以变现和用于抵押担保，贷款数额不大，且季节性强，农户对小额贷款的利率“并不太敏感”。而我国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的固有优势适合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之间的资金调剂，与银行信贷相比，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使得一部分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更倾向于民间借贷。

2、资金供求的失衡。资金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短缺状态，并且长期以来资金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呆、坏账比例居高不下。一方面，个别行业的贷款利用效率不高，形成浪费，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银行不断出现，老的银行不断进行改革，但从获利的角度出发，基本把提供金融服务的眼光投向了城市中的优质客户，面向农村和乡镇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而且网点不断撤并。

3、信贷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多种因素影响，县域金融机构存贷差在增大，一些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进而造成了一方面有不少资金在银行沉淀，另一方面急需用钱的农民、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由于一些小企业、个体户、农户资信程度不够高，又没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也难以找到有实力的担保人作担保，所以很难达到银行的贷款条件。因而，那些无抵押而又急需贷款的个人（主要是农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很难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无奈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

4.盈利思想的引动。由于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县以下缺少证券投资，国债也很难买到，加之近年来国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息较低，对资金持有者缺乏吸引力。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可以获得比在金融机构存款高得多的收益。绝大多数借高利贷者都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钱，或者是在商场上一时亏损为了“翻本”，而放贷者则是为了牟取暴利。对于有钱者来说，将钱存入银行利息太少，投资股票风险太大，投资房地产时间太长、投资钱币、邮票等专业知识又不够，而放高利贷则使他们既能较快获取暴利，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这是其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5、正规金融制度与民间借贷的不兼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制度一直在保护正规金融的垄断地位，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非金融机构也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因此，在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不能产生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以“灰色”的形式存在，形成不和谐的金融二元格局。

6、涵盖率广、成本低廉。民间借贷适用范围远远超过了金融法上的借款合同，只要有需求就会产生民间借贷。而且它没有相关规则、形式的严格限制，无需任何管理人员的维护，所以就谈不上金融上的监控，从而也节省了许多金融法上的中间开支。

三、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

随着經济的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民间的借贷活动不断增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他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的、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将会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整个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扰乱了金融秩序。民间借贷的高利贷性质不可避免地给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民间借贷行为的盲目性和不规范性容易滋生高利贷、诈骗和非法吸储等非法金融行为，不仅扰乱金融秩序，而且出现资金的“体外循环”。

2、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企业资金使用恶性循环。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进一步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虽然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受企业所吸收的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往往得不偿失。借贷资金在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增值有限，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3、容易发生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二是民间借贷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将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部分通过暴力收回借款，借贷双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四是有的民间贷款用于赌博、吸毒等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4、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助长高利贷的存在。许多企业或个体户从民间所借资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水平，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民间借贷资金主要使用者--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高利贷的存在，在社会上造就了部分食利阶层。

5、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根据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民间借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思考

1、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贷款人的利益。限制民间借贷的自发性与盲目性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法律上规范其发展。在我们的法律法规中，尤其应该强调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只有贷款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才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资金的风险就会降低，这样越能促进市场的竞争，降低民间借贷的利率。有了可以依据的法律，即使出现了经济纠纷，借贷双方也可以到法庭上去讨回公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经济主体的产权明晰，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而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就是保护经济主体的产权。

2、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对民间借贷的发展进行引导。要加快农村信用社体制的试点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农村互组合作的金融平台，确立在市场化竞争中自主经营的地位。同时地方政府可以扶持建立多层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对形成规模的民间借贷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小银行和地方性银行的一部分。

3、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活动，为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主要包括打击各种赌博、非法揽储等违法犯罪活动。由于赌博活动风险较大，借贷的资金用于赌博后通常血本无归，由此导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对于借贷双方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损失，而赌博行为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当出现违约和经济纠纷时，通常是私下解决，极容易导致各种极端的社会问题出现。其次要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揽储行为。这里主要是指非法的专门依靠吸收储蓄存款筹集资金但却以放贷为目的金融中介机构行为。它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而且规避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干扰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4、政府应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要加大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建立储蓄投资转化核心机制，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积极为民间社会资金顺利进入投资领域拓宽渠道、扫除障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5、强化金融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民间借贷健康运行。首先是在辦理手续上，要引导其参照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有凭有据，大额度贷款实行公证，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其次要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

参考文献：

[1]刘定华，屈茂辉：《民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王利明：《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机械工业出版2003年版。

[5]武剑：《利率市场化与利率风险管理》，《海南金融》2003年第3期。

[6]李建伟 等：《重点法条解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