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读匠人精神有感（精选10篇）
前阵子，大家都在谈“匠人精神”，我也应景地买下了《匠人精神》一书，暑假在家拿出来仔细品读了一番，读后收获颇多，感受也颇多。这本书的内容基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案例，虽短小精悍，但皆是真情实感，来自生活，又包含了一定的道理在里面，独具匠心，也体现了作者知微见著的能力。
“匠人精神”——淬炼心性，养成自己，以孝育人的成功实践。匠人精神首先意味着个性化，而不是标准化，是“匠心”独运的雕琢，而不是刻板的流水线生产。匠人精神近几年来大爆发，可能缘起与有一年春节期间，中国人跑到日本抢购马桶盖，造成马桶盖几乎断货。这样一个大工业生产线上的普通产品，竟然和寿司、日本武士刀并列在一起，又一次打上了匠人精神的烙印。
在日本，有一个传统词汇指代拥有精湛技艺的手工艺者，叫“职人”。“职人”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谓，“职人精神”代表着精益求精、坚韧不拔和守护传统。现在，许多掌握尖端技术的制造业者也被称作“职人”，甚至遍及社会各个行业，在日本媒体报道中常见“政策职人”、“相扑职人”、“科学职人”和“教育职人”等称呼，都指在本领域掌握高超技艺的能人。
联想到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越来越深切地感悟到，教育它不是工业，而更像是农业，需要教师花费时间与精力深入学生的心灵，翻土、施肥、浇水、除草、间苗。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花，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结果，甚至我们也不敢肯定，每一株幼苗都能开出美丽的花，都能结出硕大的果。但我们依然执着、依然努力，教育需要在和煦的阳光中，春风化雨，潜滋暗长，需要灵魂的安静，需要耐心的等待。做教师真的需要有“匠心”。
“匠心”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专注、技艺和对完美的追求。在教学中，“匠心”可以让孩子们莞尔一笑，学习瞬间变得幸福而快乐；能够使枯燥的知识立刻展现神奇，终身难忘；更会令师生的交流，欢快顺畅，水乳交融。在教学中追求匠人精神应该是每位教师的职业意识。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中指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经济改革中需要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师从事的培养人的工作，可谓精细中之精细，在教师的工作中何尝不需要倡导工匠精神？“教书匠”是社会对教师的戏称，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也是工匠。教育教学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教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以贯之的工作态度，态度决定效果，这正是我们积极推崇的时代工匠精神。
“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在我看来，时代在发展，教师的这一桶水还要常换常新，最好是长流水。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有大量的知识和技能的储备，更主要的是要懂得怎么向学生传播知识和技能，这的确并非易事。教师要依据教育规律，根据教育实际摸索出最适合的方法，提高教育效率和教育效果。众所周知，学生的智力水平和非智力水平参差不齐，教育教学中并不排斥做必要的强化训练。在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师徒带教”的活动，有经验的老师总是悉心地从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指导新老师，这不正是我们最传统、一直推崇的“匠心传承”吗？校园无小事，事事皆教育。一名教师，就是一名“工匠”，必须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积沙成塔。我们的教育固然需要教育家，但更需要大量的一线教师。需要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教书匠，将工匠精神带到工作之中。
中国是这样,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又何尝不是这样。相比较而言, 日本更加注重匠人精神, 更加注重各种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京都国际观光大使美帆, 致力于在中日之间搭建文化桥梁。她带领团队亲临日本各地30多种工艺的制作现场, 与50多位匠人对话。他们不仅走访了京都老铺的新生代手艺人, 也重访了柳宗理的民艺之路。在这本《诚实的手艺》一书中, 美帆用她细致之笔, 将她所熟知的日本手工艺, 透过直觉之眼、自由心灵, 娓娓道来。通过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民艺家族亲身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们得以窥探这一代的日本民艺继承人对民艺未来的探索和思考, 以及那些最真挚的情感。
本书包括各地手艺、手艺新生和寻访柳宗理三章, 见证了手艺在一个尊重传统的国家的传承与复兴。在《各地手艺》这一章中, 美帆说在日本各地存在的手艺不胜枚举, 匠人们一般都是世代家传, 也有带徒弟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其依靠双手传承的宝贵记忆, 使几百年以前的技术得以留存到今天, 这也许就是有着珍惜手艺愿望的人们所创造的奇迹。作者特意提到, 爱奴族的木雕“二风谷盘”, 这是一种木制浅盘, 上面刻有地域特征明显的木雕花纹。纹饰有漩涡、刺形、目形、鳞形四种基本形态, 将这些元素自由组合, 就能创造出个性的花纹。工艺看似简单, 其实从原木到成为木材就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自然干燥, 刻成盘形后还要放置四到五天, 等木料中的水分彻底挥发后再开始雕刻, 并不是寥寥几步就可以完成的。
木雕匠人贝泽守说:“制作出好的作品只是一方面, 守住这份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 正是由于这些匠人坚守传统工艺的制作方式, 我们才得以与上千年前的祖先对话。手艺是一种和时间对抗的艺术, 它经一代代人传承, 为了遵循传统样式和生活规范而维系着自身固有的技术。当我们想要重拾传统, 必须要感谢那些在继承和保留传统文化第一线的手艺人们, 是他们将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茶碗、蕴含木纹肌理的盘子、能让人感受到涓涓流水的纸张, 以及仿佛听得见敲打金属之音的器皿带入了我们的生活。
一、轻薄。罗辑思维的逻辑是组织不重要、内容不重要、产品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制造一个叫罗胖的人格最重要，因为这是所有价值的积累点。
中国市场用30年的经验演示了整个价值链前进的方式：首先是产品为王，再过渡到渠道为王，然后再过渡到内容为王，很快过渡到社区为王。很多大组织都在考虑互联网怎么转型，转型的第一件事是先把自己做小，小到一个人格或者一个人格体，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做自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二、牛逼。罗辑思维找到了一个特别牛逼的切入点，《信息简史》一书中讲到，人类从口语文化的荷马史诗时代转人类文明，经历了500多年的艰难转型期，但现在另外一个进程开启了。
人类从纯粹的书写文明要变成口语文明。罗辑思维的定位非常简单：我替大家读书，作为人类从文字文明到口语文明的缓冲器，我作为有阅读能力的人，可以用口语的方式翻译给大家听，并作出相对优质的产品。
三、死磕。我每天早上发微信的语音都坚持60秒，为了做到形式上的统一，我每天比别的发语音自媒体人大概要多录好几倍，每次录十多次才能录成，这就是一种死磕精神。
选择早上6点半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要抢上全国人民上厕所的时间，我希望争取到第一个你开始需要阅读，需要内容的时间。第二个，绝大部分媒体记者做不到像我这样连续一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这是极苦的事情，这种死磕是为了唤醒尊重。前三个关键词的本质都是一个：为了连接而生。
四、自恋。传统社会所有东西的本质都叫最大公约数，你必须被所有人包容，但互联网造就了一个全新的逻辑，就是社群。人和人之间正在迅速地无法沟通，在这样的社群时代里必须通过自恋才能构建社群。
罗辑思维本就是一个缺陷的产品，我不接受任何改进性意见，我只接受我们一起怎么进一步往下玩儿的建设性意见，这就是自恋。我们正在通过自我缺陷的设定，得到社群里的人对罗辑思维这个产品的认同。
五、分享。罗辑思维招会员并不只是一种盈利方式的创新，而是为了找到人。所有招进来的会员都有几个特征：对知识性产品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会员是为了彼此的信任；会员有行动的意愿，且真能付出行动。
透露一个想法：今年我们可能会推出罗辑思维月饼，首先在社群内发行。比方说500份，一份1万块钱，仅限会员用，一天抢完，500万元资本金筹到。第二，把所有月饼的工序，包括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等摊开，让会员认领。第三，接受全社会关于罗辑思维月饼的联合定制，挣到钱之后，把参加会员的工资付掉，留下20%做一个公益事业，剩下80%跟原始股东分成。
如果月饼这件事情做成了，自然证明：互联网时代自由人自由联合完成生产。传统的工业社会一切都是中心化的，许多人说罗辑思维是粉丝经济，但是互联网时代一旦去中心化就没有所谓的粉丝经济，只有所谓的社群经济。社群经济的底层密码就是让一群协作成本更低、兴趣点更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共同抓住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
通过阅读《德里克：绩效的精神》和《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两篇文章，深有感触。从德里克“绩效精神”一文中所获取的关键概念，在我的脑海中建立起优秀组织的样子。
首先：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有能力从事不平凡的工作，组织的重点必须放在绩效上。
其次：绩效和组织不可分，绩效是组织的一部分
校验的标准是绩效而不是好感；
重点放在长处上；
实践而不是说教；
但求无过的危险；
对不良绩效表现者应该用道德决策，即“做为人，何为正确”来判断。
再次：组织的重点必须放在机会上，而不是问题上人员决策是组织控制手段的正真手段
具体内容：
1、对组织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较高的绩效标准，同时必须允许有错误，甚至失败，但不能容忍的是自满与低标准
2、组织的真正控制手段是人事管理
职位
薪资
升职
降职
3、正直诚实是管理人员的必须具备的唯一决定条件
4、但求无过的危险
5、对人的要求必须要有成就，对平庸无贡献的人，必须加以处理
6、道德决策：能力不匹配的人，在管理岗位上，会影响团队士气，这正好我们的企业文化“小爱乃大恶，大爱似无情”的观点符合。
7、重点放在机会上：组织把重点放在机会上，而不是问题上，那么往往就会形成强烈的绩效精神
8、人事管理对组织的影响，激励需体现在组织倡导的方向上，并且要言行一致。
在形成正向的绩效认知后，又读了《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一文，从实例来了解了绩效对团队的影响。从《绩效主义毁了索尼》文章中，又建立了一个被绩效所累的组织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
1、失去激情团队状况，为了统计业绩花费了大量精力，在真正的工作上却敷衍了事
事例：笔记本电脑的锂电池事故，亏损510亿日元；PS3游戏的上市：2007年亏2000亿日元。
2、激情消失
3、挑战精神消失，为了获得报酬，而定出较低的目标
4、团队精神消失
5、缺乏积极的文化氛围
通过两文的学习，个人观点如下：
绩效是一个企业所必须要有的。关键要区分是将绩效做为目的还是手段。
我认为绩效是为了帮助组织达成目标的一个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
索尼的失败主要是在执行过程中，过于看重绩效，员工将绩效当成了工作的目的，所以被绩效所累，使组织失去激情、从而丧失了团队的挑战精神，不敢创新，不敢尝试
出现了但求无过的情况，这是危险的。
绩效应该是一个航标，在组织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不断的为团队成员指明方向的作用，就如同水渠的作用一样，让水在渠中流淌，不至于分散到各处而干涸
因为创新，我们的生活才这么的幸福;因为创新，我们的生活才这么的快乐;因为创新，我们的生活才这么的精彩。21世纪更是一个飞速创新的信时代，生活没有创新岂可!
以前不能网上购物，必须跑到店里去买东西，而且还要货比三家，商品也不是应有尽有，现在有了网上购物，只需轻轻按下键盘打一下关键字，就会有好几百家来自天南海北的店铺，并且直接可以看见它的信息。
以前没有网上货币，必须从口袋掏钱结账，可能会算错，现在只要轻轻按下付款键，输入密码，绝不用担心算错费用，小到几分，大到几亿，它都能给你计算的丝毫不差。
以前没有电话，联络十分不便，必须使用信件，而且还要费个三天三夜对方才能收到，信件或许还会丢失，现在电话传讯，一分钟只要两毛钱就能对讲，即使相距天涯海角，却能感觉双方近在咫尺。
以前没有监控，店里的东西被偷走了也没法知道，现在只要坐在电脑前，盯着监控拍到的.镜头就能清晰地了解到店里到处的情况。
现在还发明出互联网了，在互联网上甚至了解全国各地呢!正所谓“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清楚的了解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需要创新，但是，生活不光需要创新，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人人都会有创新，关键是你是否抓住了灵感悄临的那一瞬，一个奇异的想法，只要你一直专研下去，画画设计图，动手做一做，哪怕它是多么的渺小或伟大，这样做就必然成功，俗话说的好：坚持就是胜利!
就像卓别林所说的这句话：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能够打破常规，完全自由进行创作，其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但我觉得这不仅仅适用于艺术家，还适用于天底下的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榜样：
鲁班在被野草划伤时不是将它拦腰折断，而是弯下腰仔细观察它，于是发现野草上有许多细小的齿。因而顿生灵感，经过一次次的实验，终于发明了锯，造福于人类。
波义耳做实验时一不小心把几滴盐酸滴到了紫罗兰的花朵上。他赶忙用清水去冲洗，就在此时，紫罗兰花竟变成了红色花!最后他发现了石蕊试剂遇碱变蓝，逢酸变红，这正是他苦苦找寻的双向指示剂!
但我读完了这一篇，我觉得创新实在太重要了，且让我们尽量的抓住身边的灵感来创新吧!
尊敬的张老师，您好，以上是我写的作文，请帮我指导一下，并做修改，辛苦您了，谢谢。
兴海管理区工会主席王昊
近期通过中华先锋网，我阅读了省委组织部组织编纂的《旗帜——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先进事迹选编》一书，认真学习了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材料。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他们都是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奉献着，他们都是优秀的，在各条战线上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为人民和国家事业贡献着力量甚至生命。通过对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学习，我感触颇深，为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好党员而感到自豪，也深深地敬佩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
履行职责，积极投身到学习优秀党员的活动中，爱岗敬业，狠抓落实，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学习他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始终不灰心、不气馁。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严以律己、不图虚名、不谋私利，树立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
焦裕禄、杨善洲、孔繁森??那一个个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让我到自豪的是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队伍中的一员或者和我一样都是普通干部队伍中的一员。通过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我觉得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做到：
一、要养成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好习惯。先进人物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和长处就是刻苦学习，善于思考，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能够主动自我加压，手不释卷，利用一切工余时间学习，钻研技术和业务知识，使自身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不断得到提高。我们要学习他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是与自己工作的实际需要分不开的。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学会用新的理念、新的工作方式和手段、新的技术努力推进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二、要养成勤奋敬业，踏实肯干的好作风。这些先进人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以忘我的境界去干好每一项工作。正是靠着这种勤奋的敬业精神，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党的事业建功立业，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要养成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好品质。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得养成一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以这些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为榜样，认真对照检查不足，切实改进提高工作，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以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自己的工作不断有所进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应当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补精神之钙、培思想之源，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学习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为民情怀；学习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学习优秀党员领导干部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宝贵品格；学习优秀党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道德情操，自觉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担当尽责，勇于作为，修身律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一面鲜红的旗帜，正是这面伟大的旗帜引领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篇二：读《穷人的风骨》有感
读《穷人的风骨》有感
最近，我读了《穷人的风骨》文章。虽然小女孩和父亲很穷，但是穷得有骨气，有志气，让我深深地感动了。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小女孩在学校上学，父亲给她捎钱，让马老师转交给女儿，可父亲手里拿着一沓零钞迟迟不肯给马老师。父亲丢了五元钱，马老师给父亲搭上了五元钱，过了几天后，女孩给父亲写信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整齐的钱。父亲知道了马老师给我女孩五元钱之后，就还给了马老师。并感谢马老师把零钞换成了整齐的钞票。当我读到世界上穷人不少，但能够高擎自己的灵魂活着的人不多。更多的人常常因为很可怜个一点利益而丢失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从而使缺少精神之钙的虚弱身体在这个世界猝然跌倒。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在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有的人家很穷，但穷的有志气！总是教孩子们要诚实，这样才有穷人的风骨。还比如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徐悲鸿，徐悲鸿被激怒了，他知道靠争论是无法改变别人的无知和偏见的，必须用事实向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从此，徐悲鸿发奋努力只靠一杯白开水和两片面包，为的是省下钱来购买绘画用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悲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结员考试，他创作的油画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整个世界。
我读了《穷人的风骨》这篇文章，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穷志不穷！
宁国市实验小学：汪青篇三：补“精神之钙” 祛“四风之害”
补“精神之钙” 祛“四风之害”
－－广平县十里铺中学领导班子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侧记
春寒渐去，暖风徐来。3月13日上午，广平县十里铺中学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浓浓的学习氛围，该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学习正在这里进行，校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党员教师集中学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材料，大家边读边思考，认真做着学习笔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虽说现在生活好了，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不能丢„„”在交流研讨时，张书岭校长发言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是首要任务。3月5日至13日，该校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党员教师集中学习了党章，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县委九届六次全会会议精神，《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摘编》、《习近平同志在正定》、《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必读书目。
明代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已经认识到匠人群体的重要作用，手工业得到了官方的促进。一方面，明代国家和社会日益依赖匠人的技艺来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即使是写出了“中国17 世纪工艺百科全书” 的明末科学家宋应星也拒绝把匠艺人当成一种职业来对待。主流社会对匠艺暧昧不明的态度，正是明代匠艺发展与匠艺人困境的真实写照。
明代城墙背后的故事
现代南京最著名的景观之一便是其完整无损的城墙。五百多年以前，20 多万民工和匠人将城墙修建起来，用来保护明代的首座都城。我们今天知道几乎每段城墙修筑的管理官员的名字，也知道许多制作城墙砖匠人的名字，以及砖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烧制而成的。因为，这些数据都被精心地刻写在每一块砖上。
这给现代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这种逐一标记的做法是由明代的立国者朱元璋出于纯粹的实际考虑而引入的。它提供的信息，提供了征税的凭证；在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时，可以快速地找到制作者；它也可以保证制作者得到公平的薪酬。修建南京城墙的砖，体现了匠人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朱元璋从统治之初就注意到匠人群体，让他们与国家密切关联在一起。他接受了最早由蒙元统治者实行的世袭匠户登记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匠户人家的所有男性成员及其后代都必须从事同一职业。
朱元璋建立起一个在国家控制下的生产网络。陶工、币工、木工、织工都得在官营作坊中，提供一定时限的劳务来替代缴税。官营作坊的产品包括船、车、军队用的武器、官府活动时用的礼仪物品、朝廷给敌人和结盟者提供的商品和贡品， 以及用来填充宫廷宝库的各种奢侈品。关于劳动力和工作周期、原材料、最终产品，所有这一切都有固定的官府配额。
明代以前的各朝代都满足于仅为宫廷所用物品建立专门的营造点，其余物品则购于自由市场， 从一般工艺品当中选择精品。明太祖对农业和工匠的兴趣，是他在深思熟虑元代政府实行的管理方法后做出的回应。13 世纪的蒙元政府，视物质发展优先于学术进取，然而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属于军事。这也意味着，元代统治者热衷于那些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帮助国家提高军事实力的技艺，至于其他技艺，并不推进其技艺水平。同时， 元代引入了一种世袭制度，在平民和军队中征召匠人。明代统治者承认，蒙元政府对技艺的强调于帝国统治有所裨益，于是将技艺生产纳入行政管理结构当中。
让读书人管理生产
明代官府介入重要的技术领域如丝绸业和瓷器生产，其程度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踏入工艺生产领域以后，明太祖将组织和控制的权力交给读书人而不是匠人，他用这种方式让学者与实用技艺连在一起，让匠人与国家连在一起。那些因为文字技艺而进入仕途的学者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组织工艺生产。读书人必须进入新求知领域，而匠人们还留在自己的老本行里：陶瓷技师继续踩蹬陶轮，手艺高超的织工还得继续弯身弓背在织机前劳作。
最早的官营作坊都建立在该行业传统的生产中心，官员们可以找到当地的专业人才。丝织业官营作坊主要位于南直隶、江南和四川地区，陶瓷业则主要在江西省。
明代初年官营作坊的运行毫无障碍，这表明了官府和私人都乐于面对这种健康的共栖情形，彼此能从对方的活动中受益。官营作坊利用私营来完成自己的定额目标，而私营作坊也愿意每年补充官营作坊的生产，并从中获得稳定收入。官府对于私人作坊提供的基础设施也予以积极支持，以利于生产能够进行并有所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介入工艺生产管理中的学者官员意识到，自己作为明代宫廷和国家的代表者，对匠人的依赖要超过匠人对他们的依赖。这是学者精英们遇到的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他们却仍然对匠人瞧不上眼。
开始试图将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扩展到原本没有生产能力地区的，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此后几十年的情况生动地表明，创新性技术的扩展是一种需要精密契合的业务，如果单靠行政力量来推进注定只会遭遇失败。在随后的这个世纪里，官员们面临的挑战是，维持这些刻意而为的生产网络。这经常需要很大的财力花费和巨大的人力投入。比如，丝绸生产需要不同匠人群体的合作、适宜的气候条件、原材料生产领域和最后加工领域之间保持精致的平衡。大多数传统生产地区以外的作坊，从来没能真正投入生产。与此同时，明代那些建立在传统中心的丝绸生产作坊却得以继续繁荣。
不可知的工艺细节：提花机、流水线
在官府控制的工艺领域，如丝绸和瓷器生产， 文献记录也是最为完备的，因而也是最能显示这些文献的特性的。在偶尔情况下，官员们也会对推迟发货或者缺少人力表示不满。在怨言之后， 他们也会写进基本的、精确的、技术上的解释， 以及关于原材料、劳动力、机器等的量化信息， 以此来显示地方官员的能力和专业知识。
到了16 世纪中期，幾乎在所有领域、所有地方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工作单元并行存在，一些在官府的掌控之下，一些则由私人业主在经营。
官营的“苏州织染造织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官方的资料和民间资料对此都有很好的记载。从官方文献我们获知，这个机构雇用了25 个行当中不同级别身份的1705 位匠人。地方文献更为详细， 作为官府建筑物，织造局有一块纪事石碑，立于门口或是在院内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 苏州织染织造局的一块石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1647 年（顺治四年）这里有173 座提花机，分别放置在6 个机房里。这块特殊石碑上还刻画了机房和官署的分布平面图、一份管理机构一览表， 而这些内容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递交给上级的官方报告中。
地方管理文献和碑文中有些丰富的细节，是在个人的著作和记录中难以看到的。但是，无论从现存的碑文还是在管理报告中，却都找不到织造局内工作安排上的细节，没有任何一个报告里提到，织造局在哪里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提花机， 又是谁制作了这些复杂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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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瓷器制造业中，明代官营的瓷器生产在江西景德镇。在相关的资料中，无论私人记录还是官方文献，都普遍强调高度分解化的生产过程。有些人指出，这一制作过程与韦奇伍德（欧洲瓷器的顶尖品牌创立人）所说的18 世纪流水线很相似。
分解性生产要求更多的组织性工作，因为每一步骤都必须与它在总体中的功能保持协调。这种做法使得繁复的专业技能和复杂动作可以分解为简单的单元，任何人在接受少许培训之后就可以完成其中某个单元的工作。这就使得官员对匠人个人性技艺的依赖大为减少。反过来，小型（技艺）单元的专家们可以对用工需求做出更灵活的反应，可以制作更多不同样式。只是，明代皇帝和明末的商业化社会看重特制风格，对别致性的要求超过同一性。
完不成的生产计划促成的政策改革
在宋应星（1587 年—约1666 年）生活的时代， 匠人被纳入官府管理当中已近三百年了。学者们在明朝开国之初对匠艺的态度，也随着后世统治者对匠人约束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着调整。
明太祖的规划看似很美好，几乎对每一种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应对措施。比如，这一体系的核心基石便是固定的供应和需求配额。这一计划通过税收和沿固定线路的运输来保证原材料和劳动力。又如，世袭职业户籍制度可以保证工艺技能不间断地进入官府掌握的制造业当中。
可是，显而易见的是，皇帝的规划并不能保证匠人的后代不会试图去超越这些限制，并且， 那些迫不得已而劳作的匠人与那些为了自己的钱包而自愿从事劳动的匠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当然会有品质上的差异。
事实上，明代的第三个皇帝朱棣已经开始在1403 年修改定额，对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给出新规定。從1573 年起，在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朝廷几乎每年都要宣布补充定额，以满足其对奢侈品日渐增加的需求。这些需求增加的数量之大，官员们往往难以完成任务。
面对不得不征召更多匠人来完成任务这一挑战，官员们一开始采取的办法是官府强制与支付劳务报酬兼用的办法。当生产压力增大时，官员将负担转嫁到匠户身上；当匠户的义务日渐增加时，他们开始痛恨这种世袭制度。每年应召进入官营作坊服劳役，对匠户来说都是限制和负担， 哪怕他们可以得到相当公平的劳务报酬的保障。但是，应征官府差役会引起自己作坊中人手不足， 让他们一年的辛苦劳作入不敷出。如果匠户家的儿子不幸手艺不好，他们就只好花钱雇人替代应差或者交罚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时，在籍匠户就只好卖掉自己的财产和家当。有些匠户甚至连自己的房屋也失去了，成了法外之人，或者说变成了逃户或者流民。
官营制造业依靠对匠人施压来确保质量，而压力恰好对产品质量的提高产生负面效果，由此官营制造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官员们不得不在宫廷要求、消费者的需求、自身利益等诸多方面之间找到平衡。在丝织和瓷器行业里的“供应机房” 这一机构设置中，他们找到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供应机房”这一机构的目的，是用来应对始料未及的不时之需的。一旦在籍匠户劳力都被征用完毕，官员们便会在“供应机房”中征召全国最优秀的匠人来生产高级产品。
在明代皇室墓葬中发现的丝织品以及漆器等物品，都是在这些“短期作坊”中生产的。这些机构不受产量额度和财务费用的限制。他们之所以能达到最好的质量，也是因为他们能选择行业内最好的匠人来采用最精良的技术产出最有创新性的产品。
1531 年，在明世宗统治期间，明代政府和朝廷力图从制度上入手来解决面对的困难。明政府对从前的生产定额、赋税种类做出不同的改革： 在所有行业、所有机构当中都改为全部使用银两来支付，而以前通常是以丝织品来支付的。这一
HOT HISTORY
EYE ON HISTORY
政策改动，让许多地方如苏州和杭州的私人作坊受益良多。
“机户领织”：贸易代理人的出现
当官府在放松对匠艺行业的控制之时，匠人群体开始将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不同形式的联合体，以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安全屏障。
位于丝织产业核心地区如苏州、嘉兴、杭州地区的所属作坊，以及位于南京的中央所属织造机构几乎一直依赖于当地匠人，这些作坊雇用劳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丝织品。这些官营作坊的需求， 有助于在丝织贸易中形成特产市场。有史料表明， 在瓷器、细木工和漆器产品的贸易中也出现了同样情形。“机户领织”制度的出现，也是行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这一套代理人体系促进了公开劳务市场的发展，扶植了私人去获取原料、专业劳动力、销售终端产品的活动，给作坊主带来更多的自由。
与欧洲行会制度不同的是，中国匠人的组织是基于地域，而不是以行业来划分的。当然，匠人组织的地域性特征，也可能是匠人身份世袭制度造成的结果：通过户籍登记和纳税制度，每个手艺人都与他的家庭根基，也就是说与他的来源地绑定在一起。
现有的研究表明，在清代，组织匠人联合会的人经常会成为该领域的职业性贸易代理人，即由明代官府代理人体系演变而来，这一体系对匠人专业技能的认可强化了匠人的职业身份，从而导致了在城市中心出现了匠人的劳动力市场。
自16 世纪50 年代以后，官员和官府越来越淡出工艺行业，他们对私人经济、作坊、匠人和商人各种活动的控制更多是通过社会手段和宗教手段来实行，而不是通过行政机构上的关联。在很多情况下，手艺人群体或者官府不再理会销售和营销，将这些工作留给商人去做。比如在丝织领域，保证定额数量这一任务从官员转到了商人身上。经营管理方面的任务也交给商人：他们现在要负责组织生产，并将货品运送到全国。货品的流动性是明代这一期间的另一大特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亦有提到商人连接南北，将很远的西部地区也看作自己的商业范围。
“南匠”拒北迁
在宋应星生活的时代，游走的匠人是中国行旅途中和主要城市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甚至在劳役税被废除以后也是如此。苏州的木工前往南方，到福建沿海的船厂工作，或者在那个地区正日益发达的商业刻书业中找季节性的工作机会； 天分出色的织工能在私人作坊中得到聘用，或者被官营作坊招去完成特别的任务；玉雕工来到扬州城著名作坊里工作，以便让自己的技艺变得更加精湛；来自四川的榨油工生产的灯油和蜡烛等产品，被富商们发送到沿海的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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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的报告都提及让匠人流动的官府措施，其目的在于去完成短期的任务， 或者去传播和扩散技术知识。然而，全职匠人往往非常坚决地拒绝迁移，就如同从前那些半农半匠人口一样。匠人们虽然人在旅途，但是，他们的世袭身份以及经济的、个人的原因阻止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流动。专家型匠人根本不愿意离开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他们在那里全年都有不同的工作机会。哪怕官员以重罚相威胁， 或者以额外报酬相诱惑，“南匠”仍然经常拒绝来到中国北方的京城。
在国家的强制规定下，行业的传承保持在家庭内部。明太祖的规则一方面认可并细致地区分某些领域内（如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的不同职业工种；另一方面，匠人与地域以及户籍登记的深层关联又严重地阻碍匠人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家庭纽带之外任何群体性身份认同的形成。这种模糊性映射并解釋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明代书面文献中，对匠人行业的认可非常不充分。学者的记录强调本地社会角色与技艺之间的密切关联，其展示的理念是：技艺成就与家庭道德连接在一起。尽管匠人们力争找到新的技能培训方式， 或者新形式的集体组织，但是他们总是被拉回到自己的社会纽带和源起地去学习技艺。即便有人外出旅行，在新师傅那里学习技艺，也无法留下来将其付诸实践。学艺只限于父子关系。匠籍登记制度让匠人移动，但却禁止他们改变身份或者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搬迁到他处，而获得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逃避这些强制性义务的人便成了在逃者。
明代匠艺人与学者的距离
明代国家的这些介入与控制，一方面表明， 他们承认实用知识对人类文明具有潜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这种控制也表明了他们对知识、技术认可程度并不足，无非是将其视为一种认知的附庸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明代学者宁可守护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壕堑，而不是试图在二者之间架起桥梁。学者们在自己的学术文字中对个人技艺显示出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可以被看作一种保卫自身立场的策略。
不过，明代学者并非对工艺、技术或者手艺人的技能不感兴趣。相反，朱元璋将制造业纳入国家掌控之内这一做法，对明代学者思想产生的影响：它影响了这个时代关于实践知识与实用性行动的哲学讨论，影响了关于人的技能与天赋的综合性讨论。正是在这种对技艺知识有查验兴趣的氛围中，宋应星写出了中国古代一部极为重要的综合性科学著作《天工开物》。书中会就某种工艺，细说如何处理原材料，或者指出哪项任务要求哪些特殊劳动力以及哪些地方需要官员予以特别注意时，这反映的是学者对手艺人技能的控制。在讨论将蚕茧投入到滚水中以便抽取丝线的这一缫丝技术时，宋应星写道：“凡绫罗丝， 一起投茧二十枚，包头丝只投十余枚”；在描写取丝绵的过程时，他写道：“湖绵独白净清化者， 总缘手法之妙。上弓之时，惟取快捷，带水扩开。若稍缓，水流去，则结块不尽解，而色不纯白矣。” 这反映出关于技术过程中每一步骤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学者有相关的知识，也有管理方面的技能。正是这一点才保卫了读书人作为官员的角色，才足以让精通技艺的匠人无法靠近学者。
（摘编自《工开万物 17 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江苏人民出版社，有删节）
简析孟德斯鸠的部分经济和宗教思想
学院：政法学院
班级：10级行管（1）班
学号：12010245962
姓名：王丽美
作者简介：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是与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齐名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孟德斯鸠出生在色贡达家族，这是一个贵族世家，历代服务于纳瓦尔朝廷。1716年孟德斯鸠继承了其伯父波尔多议会会长的职务，并依遗嘱承袭了伯父“孟德斯鸠男爵”的尊号，这个称号也就同时标记着他的贵族世家的身份。他既好学，又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充裕的时间去周游列国，阅读资料，吸收经验和知识，从事著述，终于完成了《论法的精神》这部重要的著作。内容概要：
《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共三十一章内容，包含基本理论、政治理论、法律理论和经济理论四个部分。在这 本书里，孟德斯鸠企图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建立起国家与法的一般性的规律与原则，寻找出历史演进的规律。与此同时，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种种方面去研究法律的“精神“，还从社会的演进去探求这种力量在政治、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一般的规律。孟德斯鸠的思想被资产阶级用作反封建、反暴政的武器，孟德斯鸠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被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所采用。孟德斯鸠最大的影响在于他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基本社会理论——“宪政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民国时代的宪法和法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文
前言
作为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孟德斯鸠对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著作中，它不仅对法国经济制度上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而且针对当时已经陷于崩溃边缘、民穷财尽的法国经济状况，提出了改革经济的主张和理论。他认为，“爱俭朴”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共和国的国民应当具有的美德。共和国的国民是以俭朴为乐的。因为，在共和国里，“每一个人既然都应该有同样的幸福和同样的利益，那么也应该享受同样的快乐，抱有同样的希望。”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关于贸易问题的思想，是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18世纪上半叶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力图摆脱封建桎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迫切要求。它也是孟德斯鸠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合理因素，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宗教信仰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并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德斯鸠认为，要把宗教利益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利益结合起来，宗教同法律的作用是
一样的，是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可靠保证。
一、先富民，后富国的经济思想
在经济学说史上，孟德斯鸠是“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坚决批判了所谓“要人民勤劳，就必须征重税”的谬论。他指出：“说重税本身是好的这种推理法是笨拙的。”他还认为，对公民征收较少的赋税，先富民，后富国，从而达到民富国强。他这样的经济观点，让我联想到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免除农业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为了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为了拉动经济的增长，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了提高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决定免除农业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这样的政策，可以说的上是利国利民。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自从这一政策实行以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的产量也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朝着稳健良好的方向发展。
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映了孟德斯鸠思想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所以，他表达的先富民，后富国的思想是很重要的，非常值得重视，也是值得各个国家借鉴和思考的。
二、勤劳俭朴的经济思想
孟德斯鸠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它是提倡勤劳、俭朴，反对好逸恶劳、奢侈浪费的。面对这样的经济思想，不得不让我为今天的消费现状和生活理念感到叹息。如今，中国继承了日本“世界头号奢侈品消费大国”的称号，居世界奢侈品消费排行之首。伴随着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形成和科学发展观政策的贯彻，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所以，人们的消费理念不断更新，消费方式不断变换，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可是，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时候勤劳俭朴，艰苦奋斗都是不过时的。任何事物的自身都存在着两面性，带来益处的同时，坏处也会浮现出来。当然，奢侈逸乐的消费观念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体系的形成。勤劳俭朴，艰苦奋斗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中国历来以这样的美好精神而闻名世界，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它。奢侈的消费观念，能够促进商品的大量生产，能够为商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也能够增加国家的税额。但是，我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满足了，精神需要却变质了。当今这个社会，应该倡导的是物质需求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不能舍弃一方或者偏向一方发展。
这样看来，孟德斯鸠这样节俭的经济思想是符合当今社会现状的，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经济思想，养成勤劳俭朴的习惯，形成良好的消费和生活理念，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关于贸易问题的经济思想
孟德斯鸠以其敏锐的目光清醒的看到，贸易对于风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野蛮的风俗日趋典雅与温厚，又可以破坏纯良的风俗，使之日趋腐败。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
关系这个冷酷的现实。我们不能否认贸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是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在这个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社会上，多少高官因为金钱丧失职位，丢弃名誉，最终落马。是他们抵挡诱惑的能力不够高，还是国家体制不够健全。
腐败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社会话题，这样的问题和现象已存在了几千年并延续至今。重庆的公安局长文强，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这一个又一个的贪污腐败事实，让我们震撼不已。与此同时，我还想到了拿钱买官的社会现实，只要有钱，能够当上公务员，能够拿着国家的俸禄却无所做为。原来，在贸易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如此巨大的社会腐败问题。
我认为，为了治理和减少类似的问题，应该建立健全完善的经济制度；增强对经济的管理力度；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健全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强化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
四、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
孟德斯鸠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反对采取强制手段要人们信教，猛烈抨击宗教裁判所的残暴行为。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派别的宗教组织。比如，在中国就有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等。中国的人口现状是人口多，基数大，同时，又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这样多的人口和民族，如果要求他们信仰一种教派，那会出现何种局面？这个问题的结果难以想象，我们只能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传承和发扬宗教文化，促进不同教派之间的交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促进各民族之间共同繁荣发展。
我们国家的人口问题和民族问题非常符合孟德斯鸠的这一宗教思想，我们应该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并继续坚持和贯彻这一思想。
结语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期，进步的资产阶级是首先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的。这时期的进步思想是推动其后的政治、革命斗争的重要动力。孟德斯鸠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先进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是人类进步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就《论法的精神》而言，上、下两册，四个部分，三十一章内容，向我们诠释了他的热情、智慧、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文笔，更向我们集中展现了他的思想结晶。通过以上我对孟德斯鸠的部分经济和宗教思想的介绍，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孟德斯鸠的思想对今天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贡献和作用，同时也能看到那些思想带来的现实意义。孟德斯鸠的思想牵涉的范围很广，我们不能够一一加以论述和解释，只能抓住符合今天历史发展的某些思想，在了解和学习的同时，继续坚持、借鉴和创新。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颗星星至今仍在闪烁着他的光芒。“我以我血荐轩辕”这豪迈的诗句，是鲁迅23岁时，在日本写下的立志为国奋斗毕生的慷慨之词，这是青年鲁迅爱国雄风的写照，更是鲁迅先生一生矢志不渝的誓言。
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掀开历史的边角，听到荆轲的无奈叹息易水湖畔，燕太子丹送君千里，君言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虽明知此行灾难重重，但为了燕国的存亡，急流险滩，刀山火海也必须闯，于是历史上就有了一幕悲壮的“荆轲刺秦王”。
岁月更替，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我又看到文天祥的痛苦彷徨身处风雨飘摇的宋王朝，当选择变得困难时，爱国便成了惟一的准则，于是乎，威武不能屈，他用一腔热血铸就了一番震撼人心的风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这位用生命书写历史的壮士，追求的何止是人生气节，更有家国天下。
同样是爱国，可当这种意识化为积极的行动，却无法挽救国家时，便出现了以死明志的苦难壮举。
自通商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苦苦探索，不懈追求：秋瑾热血赋诗，谭嗣同挥毫明志，邓中夏许下宏愿……无数革命先烈、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慷慨捐躯，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是无私忘我、奋斗牺牲的.一代。他们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正在变为灿烂的现实。
猛回头，五千年的恩怨情仇也只成了弹指一挥间。身处21世纪的我，触及过去，多少英雄人物，被历史的大浪淘尽。感叹时间与生命的无常，更感叹在那样的时代造就出的爱国英雄。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平和的史书《中华民族精神代代传》，感悟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怀，我们再次缅怀先人，意义就在于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精神。
“我以我血荐轩辕”，在黑暗动荡的社会里，它是历史伟人的写照，凝聚了上古的冲天豪气、报国热情;在改革创新的年代里，它又开辟着华夏儿女的爱国之道，引导着炎黄子孙执著追求。
关键词：新教；天职；资本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70-02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但在资本家和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对比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解读。韦伯突出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重视禁欲主义、勤奋和节俭，突出个人在资本主义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精神组成的统一体。托尼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道德伦理的缺失，宗教的冷淡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带来恶果。托尼跟韦伯一样重视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他明确提出个人主义的发展，从社会伦理、公共道德转向私人道德和宗教冷淡主义，个人主义的泛滥、社会公共道德的缺失，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受约束。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民族主义和经济持续发展”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舍勒从心理体验结构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在资本主义精神的行程中迈步向前的，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
马克斯韦伯的这本书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得以发展，而在同时代的东方却停滞不前？文中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分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资本主义在西方得以发展，作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独特的理性主义是东西方产生差异的根源，而这种独特的理性主义其实就是西方新教中的提倡的理性的天职观。韦伯认为“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的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份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天职观要求人们履行上帝给自己在现世中安排的位置，不逃避自己的责任，将劳作作为自己在现世中的任务，合法赚钱、勤恳工作、节俭生活，这样一种理性的生活和劳作方式正是西方文化中独有的。新教在西方地区比东方地区普及，新教徒在西方占有很重的分量。
将目光转向同时代的东方，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的企业，其实早已存在于世界的各种文明国家之中，但却只是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的差别是东方并没有出现新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长期占据中国官方正统思想的儒教，儒教伦理观中要求不追求自己不可企及的东西，这种思想就会禁锢人们向上流动，追求美好生活和物质财富的步伐。新教中的劳作观念鼓励人们辛勤工作。积累财富，儒教对于商人地位的评价一向不高，通过读书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才是值得推崇的。新教为了消除信徒的欲望，对信徒合理赚钱是鼓励的，新教教义受政治的影响较小；儒教适应世界及其秩序和习俗，归根结蒂不过是一部对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①董仲舒改造儒学之后，四书五经作为科考的依据，读书人只能通过学习入学之后才能入仕做官，儒学就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而在封建社会长期合理的存在。新教中的理性行为更多的是与经济和服务上帝所联系，儒教是起着稳定政权，加强皇权的作用。
西方的新教的教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鼓励资本的原始积累，扩大生产，对于勤恳、节俭的资本家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儒教在对于商人和消费者的冲突中，将天平倾向了消费者，这样的差异使得资本主义在西方大规模的发展。经过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具有多面性，例如对于自己和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而新教中的信徒有一套客观理性地处事标准，对于他人和自己的要求是具有一致性的。新教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可能只是想要单纯的获取财富、节俭生活、奉献上帝，而儒教培养出来的信徒可能会考虑自己的获利途径是否给他人带来了损失，如何能够合理的赚钱同时保全自己良好的名声，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反而束手束脚，新教中的资产阶级考虑的仅仅是如何能赚到更多的钱，途径是否违背了一些原则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与贪婪众所周知。
韦伯认为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可能称之为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这些精神也是资本主义精神，他的观点放大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追求财富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研究方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并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自然也就忽视了那些新兴资产阶级为积累资本、扩大生产，对劳动者的压榨和剥削，也忽视了他们积累资本时罪恶的贸易活动。新教徒中毕业于专门培养技术研究型和工商业专业人才的学院的人数，以及毕业于培养资产阶级的商务性人才的学院的人数较多，这与新教的教义有关，因为他们的信仰排斥安逸享乐的生活，追求忙碌但收益丰厚的工作。受家庭的教育方式和宗教氛围的熏陶，培养了新教徒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个原因则是新教徒在政治领域的尴尬处境，天主教徒很多都是封建官僚和老牌的商业贵族，他们垄断了政治局面，将新教徒排挤出政治领域，新教徒只能在经济领域开拓自己的事业。再将目光转向同时期的东方，中国的儒教思想却是在抵制培养专门的人才，新教培养“专才”，而中国更倾向于培养“通才”，儒教中“君子不器”的观点，反正君子治学一技之长，而是要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而新教徒倾向于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无数个在各个领域的专才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儒教与清教中的天职观水火不容，清教中的天职观所指是人们必须接受神的旨意，履行上帝安排的唯一任务，便是劳作。辛勤的劳作和节俭有度的生活是清教徒履行自己在现世的义务，不去履行自己的工作，就是对上帝责任的逃避。新教徒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回报上帝的恩典，必须在现实中辛勤劳作，努力赚钱。这一特点与资本主义牟利行为的特征不谋而合，具有实质上的统一性。②资本主义产生的途径便是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牟取利润。而新教的天职观使得新兴资产阶级为赚钱获得道德和事实上的可能性。而儒教思想培养的君子避开世俗生活，以入仕做官为荣，谋权不谋利；专业的技术培训适合“小道”，即从事基层工作的百姓，儒教士追求的是辅佐君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新教受到天主教的排挤，无法进入政治领域，而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思想领域占据正统地位，精通四书五经即可通过科举入仕，政治领域中是为儒教士打开大门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秉持着士农工商的理念，做官是最受人憧憬的，做生意则是被政府打压的，尤其在政府为儒教士进入政坛提供了科举的决定，所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君子，在经济领域施展抱负的人很少。而新教徒由于政治上被排挤，教义中又鼓励人们履行自己在现世中的天职，所以新教徒大多活跃在经济领域。
但儒家中的某些思想和新教中的理性主义还是存在某种契合之处，儒教既反对古伊斯兰教中的先知们表达的奢华挥霍的态度，也反对佛教那种拒斥对尘世财富的任何悬系的态度、印度教那严格的传统主义的职业伦理以及清教对理性地专门化了的天职中现世禁欲的营利工作的神话。③新教中也对封建官僚和老牌商业贵族骄奢淫逸生活的批判，以及反对天主教徒隐修遁世、逃避社会责任的思想，两者在生活方式上存在共通之处，都提倡节俭有度的生活。儒教和新教都强调了人在现世生活中，要在各自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国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考试给知识阶层以向上晋升的阶梯，通过科举考试，儒教士向政治上层流动，活跃在政治领域；新教徒则要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作，在对待工作的态度是相同的。加尔文宗崇尚恩典说，信徒要坚信自己被上帝赐予了恩典，于是在世俗生活中要牢牢把握自己的天职，努力工作。而儒教中也存在恩宠说，儒教士在科举中通过考试，被选拨做官，便是在都城中得到了君主的赏识和恩典。在对待欲望上面，两者也是如出一辙。儒教主张回避美色，孔子认为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妇女是彻头彻尾地非理性的人，同妇女打交道就如同跟小人打交道一样困难。④对美色的沉沦会让君子失去理性，失去匡扶大义的理想。新教中的核心特质是禁欲主义，尘世中的各种欲望，尤其是对于性的欲望，会让教徒迷失方向，而辛勤的劳作和粗茶淡饭能让人清心寡欲，是禁欲的良方。儒教和新教都出自对责任的履行而抵制欲望。
韦伯的这本书中只强调了商人和组织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却没有分析消费者——市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舍勒说“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迈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⑤舍勒认为怨恨产生的土壤在于：价值攀比和竞争机制。小市民作为消费者，购买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当资产阶级生产的商品在市场流通，有一部分人的购买会使另一部分人产生嫉妒和怨恨，刺激这部分人的消费情况，消费的增长使得商品需要上升。资本家继续扩大生产，积累资本，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攀比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尊重、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心理就促进市民加倍努力的工作，来战胜其他的人，获取更大的成就，全社会就会逐渐形成一种竞争取胜、优胜劣汰的环境。
这本书中对资本主义大加赞词，却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视而不见。卡尔·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列强掠夺弱小国家，鸦片贸易、黑奴贸易都是资本积累时期血淋淋的历史。而韦伯全书只见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称赞，只看到了资本家个人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精神、忽视了他们面对丰厚利润时的贪婪和残忍。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待资本主义背后发展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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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3}{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24，232，232.
②袁张帆，蔡璞.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脉络探析[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5，（1）.
⑤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三联书店，2004. 17.
参考文献：
〔1〕董正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J].世界历史，2007，（01）.
〔2〕王艳.“怨恨”的社会为什么有“未来”？——舍勒《三论资本主义精神之问题》的伦理思考[J].浙江学刊，2011，（01）.
〔3〕白蔚.三位“马克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J].社会科学辑刊，2006，（05）.
〔4〕耿喜梅，严翠玲，柴淑芹.宗教伦理？经济伦理？社会变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在逻辑及评析[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09）.
〔5〕袁张帆，蔡璞.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脉络探析.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5，（02）.
〔6〕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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