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教育调查报告(通用8篇)
家庭走访,调查家庭基本情况,学生受教育和学习情况,及询问家庭成员对当地教育水平和概况的认识。我们主要准备了两份问卷调查,家长和学生各一份,对象是现有就读小学的家庭,区域范围是枫香寨内。另外,我们还赠送孩子学习用品,给各家庭拍照留念,并尽可将照片洗好寄回。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以下问题:
1.各家庭生活水平普遍偏低,大部分年收入低于三千圆人民币。许多家长外出打工,仅留老人和小孩在家。收入来源要么只是务农所得,要么再外加打工获得。在问及年收入时,许多家长模糊不清或不愿透露,似有隐瞒,导致调查结果不够真实,所以这也是这次调查的一个严重的缺陷。
2.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特别是家长,对当地的教育水平不是很了解,且可以说所有受调查的学生都不了解上学流程,即并不清楚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读大学这一过程。大部份学生并没有明确自己的理想,也没有听说过知名大学。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知道读书很有用处,并且都表示是自己愿意读书的,并非父母所逼。
3.学生和家长并没有形成自己有科学的系统的主见。许多学生和家长安于现状,缺乏追求更高更好生活理想,即使有也很模糊。对于将来打算,孩子前途并不明确。对于怎么才能改变自身的困境也浑然不知道,只知道能读书就好,至于读书究竟怎么怎么好只知皮毛,不明大用。学生尚未形成明确的志向。对于怎样提高和改善当地教育,以及对政府有何意见和要求都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4.父母所谓的重视孩子学习大多数只停留在表面工作,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将教学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有些甚至连孩子的成绩都从不过问,有些把对孩子的教育全权托付给学校,没有做好家庭教育。经过分析和结合当地实况,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地经济水平落后,教育水平低下,交通和消息闭塞。在这么一个文化水平低,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交通欠发达的地区,许多新科学文化知识,新时时代教育科学模式,日新月异的新消息并没有很好的有效的输入。虽然说国家贯彻的两免一补政策已经落到实处,但家庭贫困依然存在,特别是同时供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上学读书的较为困难。
调查,让我亲近了乡亲父老,让我更加的深入的体会了农村农民的艰苦,让我感受到了每一双窘困和无奈的眼神,和每一张坦然的笑脸。深入民间,方知民苦。走访乡下,察觉城乡之差。亲身实践,敢言当地实情。
此次调查活动主要团体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八位学生队,外加黄平当地四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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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留守儿童,教育,隔代抚养,单亲抚养,解决办法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加快,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 使我国留守儿童大量存在并日益增加, 由此引发的教育问题也成为焦点问题, 由此, 本文拟从特征、后果及问题解决思路三方面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做一下探讨。
1 留守儿童教育的特征
我国留守儿童的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隔代教育为主。首先在留守儿童的界定上, 当前我国许多学者通常将那些因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外出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视为留守儿童, 因此, 当前我国的留守儿童在家庭教养上按类型可以划分为单亲亲子教养、祖辈隔代教养、同辈托管教养三种类型。单亲教养主要指父母一方来负责子女教养的实施, 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和家庭分工的影响, 更多的是母亲负责子女的家庭教养;隔代教养主要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来负责子女教养的实施, 同样由于农村特定环境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 更多的是由祖父母负责子女教养;托管教养主要由近亲或好友来负责子女教养的实施。其实, 单亲在家照看的儿童, 尽管其教养没有双亲教养那么顺利或成功, 但也不应被视为留守儿童。
第二, 教养方式上溺爱迁就。不管哪种类型的教养, 留守儿童的教养都有一个共性, 即在教养方式上都以溺爱迁就为主。由于父母双双外出, 对子女难以进行正常的家庭教养, 而被托管的监护人, 由于与被管教的对象是非亲子关系, 在教养方式上更注重物质生活的满足, 较少关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引导与管束, 这就形成了姑息纵容的家庭教养氛围。
第三, 教养内容上主要是作业完成性和生活照看性。由于留守儿童多是隔代教养, 而祖辈们一般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 无法在知识上给孙辈指导与帮助, 所以, 隔代教养在内容上就成了单纯的作业完成和日常生活的照看。
第四, 在教养结果上相互埋怨。一般当父母电话问起学习情况时, 祖孙两辈便会相互指责抱怨。因此很多祖辈会反映现在的孙辈越大越难教, 有时甚至公然顶嘴, 根本无法管理, 而孙辈也会抱怨祖辈不了解他们的思想, 反感祖辈老一套的教育方式。
2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教养情形下, 留守儿童在学业、生活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 学业成绩平庸。大多数留守儿童的双亲常年在外务工, 没有时间关注子女的学习兴趣、需求, 而在家的祖辈多数年事已高且没有能力指导学习, 使得很多留守儿童对学习缺少兴趣,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从而导致学习成绩不良。
第二, 人格发展亚健康。由于缺乏正常的家庭环境, 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不良, 尤其心理问题比较突出, 相比父母在家的儿童, 留守儿童在心理上更多地表现出“无助、自卑、空虚、逆反、对周围充满怨恨”等特征。同时, 由于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期缺乏父母的正确引导与规范, 留守儿童常缺乏判断力, 易受不良文化影响, 因此, 性格上会变得任性, 且还会有一定的交往障碍。
第三, 生活上难以自理。这种溺爱迁就的家庭教养环境, 对留守儿童过多的宠爱和迁就, 很多本应让儿童独立完成的诸如洗衣、扫地等简单家务劳动, 都被祖辈代劳。许多留守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除了上学基本不参与任何劳动, 也已基本脱离正常的农村日常劳作, 这种情形长大的儿童, 更难形成传统农村青少年自食其力的能力。
3 解决思路
据诸多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的文献, 再结合个人理解, 笔者认为首先, 要分清研究对象, 将研究对象聚焦到父母均外出的儿童身上。由于单亲在家者, 儿童能和父母中的一方共同生活且能住在自己家中, 通常是不会产生亲子隔离影响的, 所以, 我们要把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的对象局限在父母均外出的儿童身上。这样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且核心问题在于父母外出以及亲子关系隔离;其次, 找出症结,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产生原因重点在亲子关系的建立上。“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就是亲子感情的淡薄。也就是说以社会力量来取代父母不能陪伴带给留守儿童的教育不足是收效甚微的。其实家庭教育是以父母为核心的亲子教育, 即使是父母中的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言传身教, 可能会出现些问题, 但绝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留守”问题。但如果父母双亲均不在家, 家庭教育则已名存实亡。因此当前留守的儿童教育问题关键是亲子感情的建立、家庭伦理的培养, 所以对此问题的解决, 则可将任务明确为留守家庭的消除, 这样可从源头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解决上述问题, 可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在政府层面要发展当地经济, 缩小城乡差距, 减小与发达地区的距离,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在当地就业的机会。政府出台并制定相关政策, 创造各种条件, 为外出人员的子女提供在当地入托、入学等方面的保障, 确保子女能与父母一同前往流入地接受教育。家长层面要尽量减少父母均外出的情况, 确保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家陪伴子女并能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教养。
关键词:农村幼儿教育;发展现状;面临困惑;思路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精神,全面了解我县学前教育发展现状,客观分析影响和制约我县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制定今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路与措施。近期,我们对全县学前教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组织管理情况
几年来,我县县委、县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普及和发展学前三年教育,加大了对县域幼教发展的统筹规划,研究制定了《卢龙县2010--2013年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提出了“以建设规范化幼儿园为重点,以强化幼儿园管理为核心,以全面提高保教质量为目的”的总体工作思路。确定了“1个中心,2个示范,3个规范”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相继下发了《卢龙县教育局关于普及发展学前三年教育的指导意见》、《卢龙县农村幼儿园评估细则》等指导性文件。积极推进县域幼儿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有效推进了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工作。
为确保“普三”工作落到实处,我县从加强领导、完善管理体系入手,分别建立了行政领导、工作指导和业务研究三套管理网络。行政领导网络由县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组成,各级分别成立了由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副乡(镇)长、村干部为组长的“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幼儿园的硬件建设和资金投入等工作;工作指导网络由教育行政部门、乡镇总校、幼儿园组成,各级分别成立了由局长、总校长、幼儿园园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事、制度建设等管理工作;业务研究网络由县教育局教研室、县直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组成,各级分别设立了副局长、幼教教研员、主管业务的副园长,主要负责幼教课程设置、活动的组织、师资培训等工作。三套网络各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幼教管理体系。
二、经费投入情况
几年来,我县坚持政府拨款、举办者筹措、幼儿家长缴费、社会捐资等多种渠道筹措幼儿教育经费,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效的解决了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一是努力保证幼儿教育事业费。2007-2009年幼儿教育事业费分别为360.23万元、434.4万元、517.3万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5%、20.5%、31.5%。二是逐年加大改善办园条件投入。据统计2007-2009年,全县幼儿园建设累计投资461.7万元,其中,县、乡、村三级投入83.65万元;幼儿园收费投入351.29万元;县直单位对口支援6.98万元;社会捐资助教19.75万元。三是整合县内教育资源,挖潜增效。坚持以小学布局调整为切入点,抓住小学撤并的有利时机,把撤后的闲置小学校舍以及乡镇闲置的厂房改建成独立成院的规范化幼儿园,节约了67.19万元的建设资金。近几年,我们对本县大部分国办园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到目前全县已有各类幼儿园(班)129所,其中市级示范园1所,县级示范园6所,县级一类园29所,县级二类园33所,县级三类园26所,未晋级晋类34所。市、县级示范园、12所乡镇中心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室内外环境做到绿化、美化、净化、儿童化、教育化。这些园所充分发挥了“六中心”的作用,满足了幼儿保育和教育的需要。
三、园所建设情况
我们结合县域实际,坚持因地制宜,采取了多种形式建园。一是以小学布局调整为切入点,抓住小学撤并的有利时机,把学校撤并后的闲置校舍改建成独立成院的规范化幼儿园。如赵官庄中心幼儿园。二是对学区校适当合并或集中改造扩建,整合教育资源,利用节省出来的校舍和教室兴办相对独立的校中园。如大道上幼儿园。三是对完全小学划分相对独立区域的幼儿园。如柏各庄幼儿园。近年来全县共利用撤并的校舍建乡镇中心幼儿园12所,相对独立的规范化幼儿园24所。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稳步提高,全县3-5周岁适龄幼儿12512人,在园幼儿10786人,总入园率86.2%。其中学前一年在园幼儿4226人,入园率98.9%,学前二年在园幼儿4087人,入园率94.1%,学前三年在园幼儿2473人,入园率63.5%。
四、队伍建设情况
全县现有幼儿园园长、教师等工作人员388人。专任幼儿教师382人,学历合格率为99%。
近几年,我县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大部分是从小学转换过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等水平较低。根据此情况,我们分别制定了幼儿教师长期和短期培训计划,并把它列入全县幼教事业发展规划之中,建立了全县幼儿教师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学习培训网络。
一是开展脱职培训。以县教师进修学校和职教中心为依托。举办师资脱产培训班,集中进行专业理论知识培训,充实壮大幼教骨干教师队伍。
二是开展以继续教育为内容的在职岗位培训。我们按学期制订了“六科”教学法短期培训计划,利用双周的星期日或暑假以总校为单位对全体教师进行教学法培训,培训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知识讲座与骨干教师示范课相结合。
三是开展岗位提高培训。组织160名幼儿教师参加了河北省幼儿教材教法培训活动。我们以学区为单位成立了幼教中心教研组,每单周的星期六按学区组织全体幼儿教师进行岗位练兵活动,寓提高教师素质于各项练兵活动之中。
四是不定期地进行专题培训。2007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多次培训,如:幼儿园教育纲要培训,幼儿一日活动组织培训,幼儿园环境布置的培训,幼儿园五大领域培训,幼儿教师自制教育培训等等。
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目前,全县幼儿教师专业达标率99%,比2007年提高了20%。通过“三学”、“六法”考试的教师占90%,胜任学前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达到了98%。
五、保教质量情况
1.制定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加强幼教法规建设,是幼教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围绕《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这“一纲两法”,结合本县实际制定了《卢龙县发展学前三年教育总体规划》和近期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县教育局对各类型幼儿园(班)实行登记注册制,强化了对幼儿园的规范化管理。我们加强了制度建设。全县统一印发了“幼儿园教师岗位职责”、“教职工行为规范”、等16种。使幼教工作有章可循,照章办事。
2.加强档案资料的科学管理。全县统一制定了《卢龙县标准化幼儿园档案管理及资料目录》,从上级文件、办园条件、行政管理、规章制度、教学科研、卫生保健、教师成长档案、幼儿成长档案等八个方面作了明确要求,使全县幼儿园在档案管理上做到了科学化。
3.定期督导评估,实行动态管理。按照《秦皇岛市幼儿园定期评估与考核制度》,结合县域实际,我县每两年对申报的各类幼儿园进行全面的评估认定。通过评估,使各幼儿园明确自身的不足,从而得到提高。对管理不善,质量下降的幼儿园,取消相应类别资格,降低收费标准。
4.加强教科研机构建设。一是积极开展园本研究,实现有效教研。教师首先进行实践反思,通过反思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个人和教研组的研究主题;通过上研究课,进行评课议课,实现同伴互动;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争取教研员和幼教专家的专业引领。园本教研深化了幼儿园的教研工作,使课堂教学和区域活动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使孩子们在活动中学到知识,在学习中获得乐趣。
二是以幼教科研促提高。几年来,结合本县实际,先后进行了“幼小衔接”、“综合主题教育”和“幼儿科学识字”等课题实验研究,多项成果获河北省教研成果奖、全国创新能力发展检测优秀成果奖。这些教改实验成果已向全县推广,直接服务于学前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服务于幼儿在体、智、德、美诸方面的发展。
六、影响和制约我县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普三工作的深入开展,几年内,我县幼教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总的来看,还存在许多明显制约幼教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和问题。
1.基本设施建设有待规范化。我县绝大部分农村幼儿园完全依靠家长缴费来维持园所正常的运转。因为投入不足,且收费偏低,幼儿每人每月最多只收29元,办园条件得不到很好改善,园舍、设施达标率较低,办园条件普遍简陋。大部分村级幼儿园只有幼儿活动室,缺乏必要的功能室,常规保育教育设施普遍偏少,存有低成本运作的现象。
2.教师配置和管理有待标准化。目前我县学前教师配置和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是师幼比例不符和要求。二是有的乡镇教师学历不合格,个别教师没有培训上岗合格证。三是教师配置缺乏稳定性,有的幼儿园、幼儿班教师和低年级教师轮换。四是教师年龄老化。受县(市、区)教师分配制度的影响,大部分幼儿园教师多年“只出不进”,教师年龄中、老年偏多。
七、关于加快我县幼儿教育工作的思路和对策
1.加强硬件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办园条件。各乡镇中心园根据本园实际,拟定设备添置计划,及时增补富有时代气息、有利于幼儿智力开发和品行培养的教玩具,使办园条件逐年提高。
2.遵循幼儿教育规律,防止幼儿教育小学化。各幼儿园(班)进一步加强室内外环境建设,注意与小学的区别,增强对幼儿的吸引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把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纳入工作范畴,认真贯彻落实新《纲要》的精神,把五大领域的课程开齐、开全,采取多种形式,游戏贯穿课堂活动始终,实现玩中学、学中玩。为幼儿园实施《纲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XX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56.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XX-XX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
通过调查,特大胆提出农村教育问题改革的几点设想:
(一)重新认识农村教育、构建农村教育新体系
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多种差别的存在,要求农村教育发展模式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允许各地自主创新。这样,农村教育的目标就会随之多元化,农村教育除了为城市培养人才外,更多的要承担起全面培养适合农村、热爱农村、建设现代化农村的高中初级优秀人才。因此,农村教育要最大限度地强化地方人才的培养和稳定意识。要坚持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战略,从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教育目标,设计教育模式,规划教育未来。我们可以借鉴高等教育改革的思维方式去兴办农村的教育事业,紧紧把握改善农村教育结构这一突出问题,力求办学的最佳效益。一是继续推进农村教育结构和布局调整。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标准,把义务教育阶段分散开去的学校,通过寄宿制或接送制等方式集中起来去办。该撤并的学校坚决撤并,该合并的班级坚决合并,该精简的教师坚决精简,使有限的教育资源优化组合、高效配置,发挥最佳社会效益。二是要进行学制改革。大力发展综合高中教育,其学制可以延长为4--5年。广开各种办学渠道,不断扩大综合高中的办学规模,使尽可能多的农村学生接受高一层次的综合高中教育。通过改革使农村教育形成“成职普”、“初中高”、“农科教”相结合的完整的立体网状结构和良性的运行机制。
(二)农村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各级各类人才
农村教育要彻底摒弃以升学为目的,单纯教人学知识的偏颇做法,从这一认识出发,高度重视学生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同时注重学生精神品质的培养。精神品质是人的精神存在,它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品质三个方面,是人的最根本的素质。教育治贫,首先必须从解决精神贫困入手。要教育和引导学生在认识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矛盾中树立创业理想;在认识人与他人的矛盾中提升道德境界;在认识人与自我的矛盾中确定生命理念。通过社会理想、群体道德、个体生命理念三个层次动机的持久培养,激发并使学生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想农村之所想,急农村之所急,为农村的振兴奋斗终生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同时,要取得国家的政策支持与倾斜,通过有效的方式,办起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高等教育,从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出发,培养和造就一批留得住、用得上,能为家乡脱贫致富尽心竭力的高级人才。
(三)实施初中分流教育
农村初中在农村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教育效益看,初中是农村新增劳动力的出口;从实现“普九”和巩固“普九”成果看,初中是重点和难点。因此,改革农村初中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和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在实施农村教育过程中普遍重视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向农业输送高素质的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工人,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成为其农村教育的主体。同样,发展中国家也将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农村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采取各种措施,把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相比之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却十分薄弱,相当一部分学校仍然是以升学为主要目的,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升学率,学校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惟一标准也是升学率,分流教育根本无从谈起。在有些地区,当我们问及初中分流教育时,几乎所有的校长、乡教办主任都回避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承认,在农村初中如果真的实行分流教育的话,学生辍学率会大大减少。实施农村初中分流教育,缺少师资设备是客观原因,但思想观念不转变、思想认识不到位,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教育中没有位置,这一主观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目前,我国农业正在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智力密集型产业转化,急需各级各类技术人才,这就向农村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即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加速培养新的农业产业大军和技术人才,推进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化。据调查问卷,有86.7%的农户迫切希望孩子从小接受农业科普知识、基本农业劳动技能等方面的教育。为此,应当把农村初中教育定位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为农村经济、社会进步服务上,在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知识基础上,重视培养为农业服务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四)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力度
摘要:国家的兴衰和长治久安与农村义务教育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两者息息相关。本文在对当前义务教育状况的调查上,又提出了自己本人的一些看法及观点。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农村教育现状 师资力量
义务教育在全国普及以来,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给全国教育事业带了莫大的好处,也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和老少边贫地区人民受到了极大的优惠,改善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但问题依然存在,义务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生源减少,教师老龄化,教学质量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农村教育也面临着改革的必要。
一,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农村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严峻。2004年,中央党校组织的“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课题组”先后奔赴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辍学率出现了较大反弹,并不是2002年统计所说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8.6%和90%,辍学率远远高于普九所规定的3%,在很多地方达到了6%以上,一些农村学校不惜采取造假的办法来完成“普九”任务,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
(1)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与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财政紧张,各种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学校的持续发展难以实现。农村学校的环境相当艰难。从硬件来看,农村学校教学和办公环境、教学仪器、试验设备、图书资料和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别,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看见过电脑,也没有图书室,有也只是聊胜于无。有些学校危改资金缺乏,潜在的安全危险仍然没有消除。以前分级办学,以村为单位负责,区县为辅;改革后农村以区县为主,上面的资金不能到位,农村的危房改造出现真空。卫生条件状况很差,现代化教育环境离他们还很遥远。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和心态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城市,客观上造成城乡教育的不平等,加深城乡之间的隔阂,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2)公用经费严重不足
农村税费改革前,本地农村中小学的正常经费投入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县乡财政拨款,二是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是社会集资、捐资,四是学校所收取的学杂费。
农村税费改革后,教育费附加和社会集资被取消了,县财政保证教师正常工资发放都十分困难,农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更是无法保障。
当前本地农村中小学的办公经费的唯一来源是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因此,农村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投入就十不足,造成学校正常运转困难,基层学校承受巨大压力。
(3)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差,教育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由于农村老师的工资普遍比较低,因此一般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农村去教书,所以农村中小学的教师整体素质比较低,但是同时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又严重制约着师资力量的调整。比如武汉新洲区的三店街,教师不是超编,而是缺编,50岁以上的老师比重偏大,因为学校工资低,优秀的老师和毕业生都不愿意去。一般说来,农村高级教师每个月工资才1000多元,一般的老师只有600多元,民办的代课老师只有200多元,有些教了30多年的民办老师只有300多元,这样还不如出去打工。尽管如此,很多想要进来的毕业生还进不来。一方面主要的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尽量往城里调,另一方面,学校宁愿增加代课教师,因为一
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在农村很多学校,没有体音美教师,老师往往是全才全职,什么课程都教,如此可想其教学质量,很多学生到了小学六年级还不如城里的二三年级的学生,连自己的姓名都拼写不出来。
(4)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税费改革以后,教师工资主要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教师工资的足额发放。
如果县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教师工资的足额发放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我们所调查的十几所学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教师工资难以足额发放。拖欠教师工资的数额、年限和部分各校都不尽相同。在所调查的学校中,2003年拖欠教师工资最多的学校达到14万(教师32人),最少的学校是0.8万(教师9人)。所拖欠的教师工资比较集中的年限是2001-2003年。拖欠工资最多的部分是目标奖(每月16元)、滚动工资和2003年我市连续两次所涨的工资。
在工资仍难以足额发放的情况下,教师的其他福利待遇更是难以落实。
(5)学生辍学较多,读书无用论出现回潮
一方面受传统愚昧思想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而排斥教育,一些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僻远,与外界社会联系甚少,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依然盛行。不少人思想观念陈腐,认为孩子在家劳动是天经地义之事,而送孩子(尤其是女孩)上学是一大损失;另一方面又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大学生就业整体不乐观的大背景下,那些背负着很大债务学习的农村孩子,一旦毕业无法就业,相对而言对于他们较高的教育风险投资就得不到回报,而农村义务教育的出口又被堵死或者不畅,即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出口有限和职业教育极不发达,导致学了知识在农村基本没有什么用处,使得农村“读书无用论”重新回潮,尤其是那些家庭比较困难而成绩又不好的孩子,受家庭财力的制约,对教育的需求也很微弱,很多小学都没有毕业。一,我的对策及建议:
(1)贫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的重心仍需上移
义务教育投入主体上移是国际义务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而且在贫困农村地区实行义务教育投入的倾斜和优惠政策也是国际义务教育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
如韩国,政府实施义务教育时,采取的办法是城市收费,农村完全由国家负担,等到国家有财政能力以后,再把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包下来。
税费改革后,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当地的县乡级财政为主,保证义务教育的投入;在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省,甚至中央财政可以作为贫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入的主体。虽然目前中央和省多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以确保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行。但由于在贫困农村地区转移制度往往难以真正到位,而且中央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倾斜政策(主要是对口扶贫,办希望小学和专项投资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问题。因此,在贫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仍需上移,“以县为主”不能一刀切。
(2)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发展农村义务教育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之一,并要求今后20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这是我们党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从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要部署。
农村布局调整是根据区县撤乡并镇、建设小城镇的总体规划,按照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方便居民求学的原则,重点建设好中心小学和乡镇初中,以教育发展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教育布局调整在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在新时期如何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是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
农村各级领导要把义务教育置于城镇化建设的整体之中,列于战略中心地位,作为头等重要大事来抓,并适度超前发展。
认真实施《义务教育法》,克服在教育问题上的短期行为,县级政府财政应该承担起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中的主要责任。
三.我的看法:
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是检验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只有搞好义务教育,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生源来接受高等教育,来发展国家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基础教育搞不好,将对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是令我痛心的:农民大多数人依旧观念陈旧,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依旧有小富即安,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而另一部分人却是一心只想向钱看,不过问生前身后事。这样,为避免我们的后来人重走父辈的后路,加强义务教育的基础作用,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和资源的倾斜以及政策的关心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义务教育法》
纪晗,《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暑期“三下乡”益阳市安化之行
电子系应电0931班雷荣平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的日益富强,我国的农村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农村也越来越受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通过此次“三下乡”活动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发展的速度,同时,也看到了当前农村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农村教育问题。以下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及建议。
关键词:“三下乡”、农村建设、农村教育、留守儿童
引言:今年暑期我有幸成为我院“三下乡”活动的一员,我是属于电器维修组的,此次“三下乡”活动,我们将在益阳市安化县龙塘乡和睦村进行三天的免费家电维修、发放衣物药品、新农村建设调查等活动。
(一)、农村教育问题
1、七月十五日我们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益阳市安化县龙塘乡和睦村。从我们的车进来的途中可看出这个村确实比较偏僻。至少还有40%的木房子,我们下车后,老乡们热情的招待了我们,当天下午及接下来的两天我们这组给老乡们进行了免费家电维修,通过与前来维修家电的老乡交流和空余时间对该村的调查,得出农村教育以下几个问题:
2、走进农村,最让人注意的就是现在的农村人口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以前还是“三八六一九九队”,现在是连妇女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留守儿童,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现在的农村教育问题。本来孩子的教育是父母的责任,父母本来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现在很多夫妇都是一有小孩就扔给老人在农村养着,自己则外出打工,为了小孩的未来,他们在外卖苦力,为孩子的将来挣钱。但他们往往都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的小孩已经与父母都有了代沟,如果与自己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难道就不会有代沟了吗?可想而知,老人一般都比较宠小孩,特别是这个社会的小孩,个个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随着的孩子的长大,老人根本就管不了小孩,这样,父母本是一片好心,辛辛苦苦在外打工挣钱,结果他们会得到什么?得来的是一个从小就是留守儿童,长大是一个叛逆的孩子。
3、人们在形容农村的教育状况时总是用“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失学率高”、“教育状况落后”等短语一言概之。这就模糊了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误导读者进入“边远地区人们不重视教育”这一误区。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乡亲们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起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越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渴望越强烈。教育滞后的根源不在于观念的落后而在于经济的落后.让我们来看一组调查结果,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有80%的家庭的三分之二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家长非常希望孩子能上到大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乡亲们朴实的话语,搞调查时,当问及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他们总说:我的孩子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其实我们这么辛苦,啥也不图,就希望他们多学点东西,找一条好的出路.还记得
有个老汉对我们说:俺孩子能上到哪,我供到哪,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上.由此,我们转过头来想一想,一个地区是否重视教育能单凭入学率或人口文化水平来衡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农村来说,判断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标准应是他们用于教育的开支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虽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但也正因为落后,他们比城里人更渴望受到教育、更渴望“个个都能考上大学”!当你看到和睦村的乡亲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当你听到老汉说“砸锅卖铁也得上”的时候,你还会说他们不重视教育、还在扳着指头数有几个失学儿童吗?!那么,盲目地给老少边穷地区扣上“不重视教育”、“教育意识薄”之类的帽子是不是过于武断、是否含有某些歧视成份呢?
4、教育,是个沉重的话题。但只有正视教育,而非遮盖问题,才能抓住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虽然飞速发展,但离发达地区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而且经济发展阻碍了教育发展速度,而教育又反作用于经济,但最终还得抓住“教育是基础,经济是关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二)建议与改进
从准备下乡到下乡结束,我的心情经历过一次次的万千感慨、一遍遍的心潮澎湃。在与乡亲们从接触到磨合再到打成一片,乡亲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待我们如亲生儿女,我们体会到乡亲们淳朴的情怀,也感受到了农村对知识的渴求,对富裕的渴望。面对这份深重的情谊,我们都想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和睦村的父老乡亲们做出贡献。然而现今我们只能在宣传和睦村成功的经验的同时,提一些不够成熟的建议:
1、村里外出男女多考虑孩子的感受。其实在外打工也是挣不了大钱的,现在政府给了农村很好的政策,年轻人何不考虑在家打工创业呢?更何况,现在又不是没有读书的条件。城市里的父母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读书环境不惜在离学校近的地方租房甚至陪读,难道农村的父母连在家劳作,孩子回来时能全家吃个饭都那么难吗?开家长会时,哪个孩子不希望自己的父母来,更何况,小孩一般都比较依恋自己的父母,长大了就想着独立了。因此,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及夫妇能意识到这些。
2、在外有所作为的或是学有所成的能人,不要忘本,应该不要忘记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不管你现在有多么的风光,落叶总是要归根的。人,一定不能忘本,现在这个和平的社会,并不要你时刻想到为国牺牲,但小到为家乡建设奉献一点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小时候想着怎么报效祖国,回报家乡父老乡亲,结果毕业就定居国外了。我想作为一名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的国家的一员,应该要懂得一写基本的道德水平。
3、政府要多关注农村教育。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如果农村教育不搞好,祖国的未来是个难以想象的场面。特别
是作为我国这样的农村大国。要想我国真真正正的富强来,就必须把农村的经济搞上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古往今来,哪个领袖不是靠农民建立起来的政权。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把农村建设拉上来,才算一个真正的富强的国家。
(三)三下乡的意义及个人感受
大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是当年五四青年开创的 “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光荣传统的延续,是我们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是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的“四个统一”的具体行动,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将自身价值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必由之路。我们通过大学学习后,要想尽快的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适应社会的需要,就要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社会位置,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锻炼意志和毅力。为适应以后的工作做一定准备.这是我参加“三下乡”活动的目的之一.抓住有利时机参与各种形式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对于引导我们按照江泽民同志得出的“四个统一”的要求,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自觉走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缩短成长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距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见世面,长才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这次“三下乡”活动,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了,农村建设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同时,也让我们进一步肯定了我的想法——建设自己的家乡!这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山坳里的农村建设成一个最富强最高科技最和谐的小山庄!总统的来说,我认为一个农村的建设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在村庄规划上,做到公路通到家家户户大门口,极大地方便村民;路旁栽种柿子树,既美化了村庄环境,又为村民增加了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两得。这可能是我国农村规划之创举,大有为之大力宣传的必要。经济发展方面,农业往立体
一、调查结果与问题
㈠转包、出租、互换是目前武威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在问到“你所在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时, 选择“转包”的占78%;选择“出租”的占6.9%;选择“转让”的占4.5%;选择“互换”的占10.6%;选择“入股”的人数为零。由此可见, 转包、出租、互换是目前武威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而股份合作–土地经营权的股份化这一形式基本不存在。
㈡土地流转规模小在问到“你们村土地流转的规模”时, 3.4%的人认为土地流转规模较大, 47.4%的人认为比较小, 49.2%的人认为很小。据了解, 一般各村进行土地流转的仅有几户、十几户, 多的也就是二十几户;转包、转让、互换只是在个别农户间进行, 难成规模化气候。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农民经营中的自发、自主行为, 目的大都是为了方便耕作, 或是为让闲置土地不至于落荒。这些流转绝大部分在外出打工农民的亲戚、朋友、邻居间私下完成, 流转规模较小, 流转土地分散, 流转价格普遍较低。
㈢土地流转方式不规范在问到“农户之间进行土地流转的方式”时, 61.7%的人认为“一般只是口头约定”;30%的人认为“有些订立了书面合同”;认为“订立合同的情况比较多”的仅占8.3%。
㈣土地流转的政策宣传不深入在问到“农民对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是否了解”时, 8.5%的人认为“不了解”, 72.9%的人认为“知道一些”;18.6%的人认为“比较清楚”。在问到“你对土地流转的态度”时, 44.8%的人选择了“顺其自然”, 41.4%的人表示自己“积极推动本村土地流转”, 13.8%的人“不赞成土地流转”。在问到“乡镇在土地流转方面的态度”时, 36.2%的人选择了“顺其自然”, 53.4%的人表示“正在积极推动”, 10.4%的人认为“不鼓励土地流转”。
二、原因分析
㈠农民的“后顾之忧”尚未解除在调查中, 当问到“你认为制约本村土地流转的原因”时, 83.4%的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农民离不开土地”, 8.3%的人认为“农户想流转找不到转让人”, 另有8.3%的人认为是“其他原因”。对此, 有人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农民工就业难”、“农民思想中没有流转的意识、对土地流转不认识、不了解”等等。目前大多数农民缺乏养老、医疗保障, 农民的生活支出主要还是靠土地收入来解决, 土地成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尤其对一些缺乏谋生技能的农民来讲, 土地意味着全部收入, 自然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讲, 土地仍然是安身立命之本, 在土地的这种生存保障功能没有改变之前, 土地流转难以形成规模。
㈡农村生产力现实发展水平制约了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水平最终取决于现代农业和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 现代农业越发育, 二三产业越发达, 农民有了相对稳定的就业渠道、尤其是非农就业渠道和较高的收入, 农民流转土地的要求越强烈。从目前武威的情况看, 一方面, 现代农业发育不足, 二三产业发展相对较慢, 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仍然较高, 土地流转收益相对较低, 绝大多数农户流转土地的需求并不迫切, 短期内也难以形成土地大规模流转的趋势;另一方面, 农村撂荒耕地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 土地流转尽管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 但土地流转的需求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
㈢配套服务不到位, 体系有待健全有关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研究指导不够, 缺乏配套扶持政策。流转平台未建立, 土地流转信息不畅, 出现农户有意转出土地却找不到合适的流入方, 而需要土地的流入方又难以找到有流转土地意向的农户, 造成转入转出两头难。没有专业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机构, 农民对土地预期收益、土地流转价格难以把握, 土地资源效益低。
三、对策建议
㈠广泛宣传, 提高认识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性强、涉及面广, 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以及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解决耕地零散分割、规模过小问题, 提高土地经营效益;有利于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连片开发, 实行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有利于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提高农业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土地、资金、技术、劳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有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是土地流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能“拔苗助长”。在推进土地流转时, 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 尊重农民的经营权、自主权, 切不可背离实际, 一哄而上, 更不能武断强迫。现阶段实行土地流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因此实行土地流转, 要把功夫放在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和促进城镇化上, 为农民稳定转移出农业和农村创造条件。各级干部, 特别是乡镇、村两级干部, 必须提高认识并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正确引导土地流转。要大力宣传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 增强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 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土地不仅仅是农民就业和生存的手段, 更是一笔资产, 加快土地流转正是合理利用这一资产的有效手段。要通过深入宣传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政策,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使土地流转由自发转向自觉。
㈡调整结构, 加快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前提条件, 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一方面,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使一部分农民逐渐离开土地, 向二三产业转移, 不再依靠土地寻求收入, 迫切需要将自己拥有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 从而形成土地流转的供方市场。另一方面, 一部分掌握一技之长的种养大户面向市场,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高效农业, 他们在扩大经营规模中, 需要拥有更多的土地经营权, 从而形成了土地流转的需方市场。
促进土地流转, 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 把现代农业建设同劳动力输转紧密结合起来,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要结合当前农业产业政策, 积极引导, 认真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 大力发展劳务输出产业,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中解放出来, 从少量的承包土地上解放出来, 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和生产空间。着力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和种养大户, 促进土地向种养能手集中, 向优势产业流动, 实现农业资源优化配置。
一、前言
随着国学热和国学教育的发展,经典教育也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和有识之士的重视,在各地得到广泛推广。推广中华经典诵读教育是一项惠民强国的教育之路。中华经典教育不仅能开启生命智慧,培养道德情操,提升人生境界,而且能极大地促进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二、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是针对当前中华经典诵读在全国推广多年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调查。广东省开展经典诵读试点工作始于2004年5月,至今已近10年。广州市番禺区积极倡导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校为番禺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按照学生生源划分为番禺区第五类中学。划分为第五类生源的学校大都为农村中学,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村中学学生入校成绩差,文化素质不高,中华经典文化教育极为缺乏。他们与城区中学学生的文化差距极大。这种文化差异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为:良好的行为习惯没有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不够端正,健全的人格特征没有形成等。要提高农村中学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当从源头抓起,即从思想意识形态抓起。中华经典诵读教育是一种可以形成好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
本次调查报告的目的有二:第一,以石碁中学为试点学校,了解番禺区农村高中学生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水平。首先,当下学生文化素养不高,语文素养更低。但到底有多低,低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没有一个量化的值。其次,学生到底是缺乏哪些中华文化经典的知识和素养,也不清楚。此外,学生中华文化素养的偏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其主观愿望不肯学还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均需要调查清楚。此次调查是为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找到依据,其意义不言而喻。第二,以石碁中学为试点学校,了解番禺区农村高中学生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内容、范围、方式及效果等方面情况。以上调查结果将为此课题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并为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提供可借鉴的资料,可有的放矢地提高农村学生中华经典诵读能力,减少此类活动的盲目性、低效性。
三、调查过程
(一)确定调查范围和对象
本课题研究的是番禺区农村高中学生中华经典诵读问题。从广义来说,调查对象就是指番禺区所有农村高中,但是从实际实施可行性来看,选择典型的农村高中作为试点学校会更合适,更容易有效实施。石碁中学符合作为试点学校的标准,它在番禺区隶属第五类生源学校,第五类学校全部是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中学,学生生源基本来自农村,家长文化程度不高,不重视教育,不重视对孩子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的养成。石碁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分初中和高中。小学、初中经典诵读教育推广得比较多,高中推广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比较少,而高中阶段推广中华经典诵读不仅能进一步巩固中华经典诵读教育的成果,而且能检测中华经典诵读推广的效果,还对在小学初中阶段没有接受过经典诵读教育的高中生有一种强化拓展的作用。
(二)确定调查测试内容
针对农村高中学生的认知情况以及中华经典诵读现有状况,并根据调查目的,设计了两个模块的内容。第一模块是“中华经典诗文”水平测试卷,第二个模块是“中华经典诗文”诵读调查问卷。“中华经典诗文”水平测试卷共40道题,每道题1分,总分为40分。问卷调查共10道题,不计入总分。题型全部采用选择题的形式,方便快速准确测试,不占用过多时间。测试卷和问卷调查的结合可以互为补充,能发挥两种卷型的优势,各取所长,对中华经典诵读情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也是本次调查的特色之一。
编卷的初衷是从两个角度考虑的:第一,降低难度,切实可行。第二,题目典型,铺面较广,具有区分度。以这两个角度为原则,初步确定测试的范围是从古至今的中华经典篇目,包括古代小学启蒙教育的中华经典如《三字经》等,从小学到高中的除课本外的中华经典诵读篇目均有涉及,但重点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下面对两个模块进行统计分析。
第一模块测试卷统计表
题号篇目名朝代·作者体裁、思想内容等备注
1《弟子规》清·李毓秀思想道德启蒙教育小学
2《三字经》宋·王应麟思想道德启蒙教育小学
3《三字经》宋·王应麟思想道德启蒙教育小学
4《论语》春秋·孔门弟子语录体儒学经典小学、中学
5四书五经春秋战国儒学经典小学、中学
6《孟子》战国·孟子儒学经典小学、中学
7《诗经·关雎》春秋诗歌总集儒学经典中学课内
8《诗经·氓》春秋诗歌总集儒学经典中学课内部分
9《国语·周语上》春秋·左丘明国别史著作课外
10《史记》西汉·司马迁史学、传记文学中学课内部分
11《岳阳楼记》北宋·范仲淹写景抒情散文中学课内
12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清代、明代、元小说中学课内
13孔子《论语》春秋·孔子思想道德启蒙教育小学、中学
14屈原《离骚》战国·屈原浪漫主义抒情诗中学课内部分
15诗人文学常识李白、杜甫 唐诗课内拓展
16成语与历史人物曹操等 成语典故课内拓展
17成语字形 成语典故课内拓展
18流行歌曲与《诗经》 课内拓展
19王实甫《西厢记》元代·王实甫戏剧中学课内部分
20王翰《凉州词》唐代·王翰七言绝句中学课内
21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宋代词中学课内
22李清照诗词宋代诗词中学课内部分
23艾青现代诗中学课内部分
24《周易》战国古代哲学著作课外endprint
25《孟子》的《滕文公章句下》
战国·赵·荀况《荀子·劝学》春秋战国儒学经典中学课内
26白居易《琵琶行》唐代长篇叙事诗中学课内
27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南宋七律中学课内
28苏轼《题西林壁》北宋七绝课内
29范仲淹《岳阳楼记》北宋·范仲淹写景抒情散文中学课内
30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五律中学课内
31白居易《长恨歌》唐代长篇叙事诗中学课内
32孔子名言 课内拓展
33《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小说课外
34《红楼梦》清·曹雪芹小说课外
35《儒林外史》明·吴敬梓小说课外
36《西厢记》人物元代·王实甫戏剧中学课内部分
37四大名著人物清代、明代·元小说中学课内
38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诗中学课内
39朱自清《匆匆》现代作家朱自清散文课内
40关于“春天”的古诗 课内拓展
第二模块调查问卷主要针对学生知识现状、主观意愿以及存在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测试安排:
1.测试对象: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全体学生,覆盖面较广。
高一总人数:370人 参考人数:338 缺考:32人
高二总人数:379人 参考人数:335 缺考:34人
高三总人数:368人 参考人数:285 缺考83人
注:高三音体美艺术生外出学习。
2.测试时间:各年级自定,以年级为单位进行测试,经备课组商量,统一用晚修时间进行测试。
3.测试要求:监考老师为各年级语文老师,考试纪律同正规考试一样,采用涂卡方式,测完后学校统一读卡。
4.测完后收回问卷、答题卡,方便复查。
(三)调查结果
测试结束后,将三个年级的答题卡统一送至学校读卡处,现在根据读卡机的成绩进行统计。
一模块调查问卷数据结果统计
年级一模块平均分(总分50)最高分最低分及格人数
高一17.52850
高二19.93071
高三21.4331014
全级19.633515
二模块调查问卷数据结果
调查题目选择项目调查结果统计:高一338(人)调查结果统计:高二335调查结果统计:高三285
课余主要阅读书籍A学习辅导类书籍94(占27.8%)92(占27.4%)104(占36.4%)
B传统经典名著42(占12%)53(占15.8%)27(占9.4%)
C畅销类、网络类文学等150(占44.3%)146(占43.5%)110(占38.6%)
D基本不阅读47(占13.9%)43(占12.8%)42(占14.7%)
对于史籍的阅读情况A只读过中学课本上节选的部分112(占33.1%)114(占34%)109(38.2%)
B有时读,读过部分78(占23.1%)99(占29.6%)59(占20.7%)
C较为系统完整地读过其中一部或几部50(占14.8%)41(占12.2%)25(占8.7%)
D很少读95(占28.1%)80(占23.9%)90(占31.6%)
对四大文学名著人物形象的了解途径A阅读原著125(占37.0%)105(占31.3%)83(占29.1%)
B教材74(占21.9%)87(占26.0%)76(占26.7%)
C电视电影网络等
媒体95(占28.1%)109(占32.5%)85(占29.8%)
D其他途径37(占11.0%)32(占10.0%)35(占12.3%)
古代文化经典教育的用处A用处很大97(占28.7%)109(占32.5%)113(占39.6%)
B一般199(占58.9%)185(占55.2%)135(占47.3%)
C很小21(占6.2%)18(占5.3%)19(占6.7%)
D没有什么用途16(占4.7%)21(占6.3%)17(占6.0%)
是否愿意抽出时间阅读古代文学经典书籍A十分愿意,觉得那是一种人生享受66(占19.5%)73(占21.8%)55(占19.3%)
B愿意但只是偶尔,因为没有时间214(占63.3%)226(占67.5%)183(占64.2%)
C读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书是浪费宝贵
时间13(占3.8%)9(占2.7%)14(占5.0%)
D没兴趣,因为
不喜欢39(占11.5%)25(占7.5%)32(占11.2%)
是否愿意参加学校开设的经典诵读班A很乐意参加74(占21.9%)85(占25.4%)50(占17.5%)
B有时间就去参加175(占51.8%)192(占57.3%)169(占59.3%)
C没兴趣,不参加71(占21%)49(占14.6%)51(占17.9%)
对学校推进中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阅读活动的形式建议A设置为必修课38(占11.2%)50(占14.9%)31(占10.8%)endprint
B设置为选修课108(占32.0%)91(占27.2%)83(占29.1%)
C研究小组129(占38.2%)127(占37.9%)131(占46.0%)
D自主阅读56(占16.6%)62(占18.5%)38(占13.3%)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你认为需要去学习中华经典文化吗A需要204(占60.3%)217(占64.8%)168(占58.9%)
B不需要26(占7.7%)20(占6.0%)9(占3.2%)
C不知道56(占16.6%)32(占9.6%)36(占12.6%)
你认为中学期间阅读中华文化经典存在哪些困难A不懂得如何选择书籍及版本51(占15.1%)31(占9.3%)37(占13.0%)
B文言形式不容易
读懂181(占53.6%)181(占54.0%)119(占41.8%)
C缺乏环境17(占5.0%)27(占8.1%)16(占5.6%)
D没有时间37(占10.9%)31(占9.3%)38(占13.3%)
中华经典水平测试卷数据分析及问题反馈
1.较好态势:
据本次测试调查,我校高中生比较熟悉的中华文化经典篇目题目体现在测试卷的第3、8、11、12、29、38、39题,涉及的篇目或内容是孟母三迁、诗经《氓》、范仲淹《岳阳楼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朱自清《匆匆》等。这些篇目均脍炙人口,是名篇中的名篇。孟母三迁之所以为大多数学生熟知,是因为其融生动的故事性和深刻的教育性为一体,是小学启蒙教育中家长重视教育的一个生动教本,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结合的良好范本。对诗经《氓》的熟悉,也是在情理中,此题考查的是“信誓旦旦”,与中学生特殊的情感体验息息相关,对学生有莫大的吸引力。而另外的三篇为学生熟知有两个因素在里面,一方面这些文章文辞优美,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是这些篇目皆属考试重点篇目,学生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2.现状堪忧:
从水平测试卷测试得出的成绩来看,我校高中生的中华文化水平极低,这是有客观数据做依据的。本次测试卷总分设置为50分,及格分要30分,从测试平均成绩看,高中全级无一个年级合格。平均分最高的是高三级,也仅21.4分,高一低至17.5,全级最高分33分,仅比及格线高出3分。最低分5分,可以说中华经典文化知识极其贫乏。从及格人数来看,高一全级0人及格,高二全级仅1人,高三情况比起高一、高二要好,有14人及格。从测试卷试题结构来看,课内知识和课外拓展结合,穿插考查,既可以测试课内中华经典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学生平时的课外阅读情况,两者兼顾,而且难度不大。以上数据反映出本校学生在课内中华经典知识掌握方面比较薄弱,在课外阅读中华经典方面更为薄弱。由此可见,目前我校的中华经典诵读情况确实令人忧虑。
(四)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及问题反馈
调查问卷的问题着重从两个方面设置,一方面是调查我校高中生目前阅读的客观现状和存在困难,另一方面是调查我校学生对中华经典诵读文化活动的主观意愿。
1.调查结果一:通过对“课余主要阅读书籍、对于史籍的阅读情况、对四大文学名著人物形象的了解途径”三个方面进行调查,我们发现,我校高中生课外阅读的主要形式表现在学习辅导资料的使用上。高中学生面临的是高考,承受着非其他学习阶段所能与之相比的压力,所以,他们购买大量的学习辅导资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购买行为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毋宁说是高考指挥棒下无奈的选择。我们学校学生虽然属于广州市第五类生源,但是对这些学生来说,能考上高中也已经来之不易了,因为在广州市还有将近50%的学生是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因此,他们对高考的重视程度不比重点中学的同学轻。如果有差别的话,就是高考目标的定位差异了。就时间分配和能力而言,他们能用于阅读中华经典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即便是他们当中有一些爱好者,也苦于没有老师的引导或专业指导而难成气候。从调查问卷结果和中华经典水平测试结果看,还可以看出粤教版高中教材的编排对提高中学生的中华经典素养是有成效的,学生每上升一个年级,阅读和掌握的中华经典篇目就越多,在成绩上表现就越好。
2.调查结果二:调查问卷的第6项“是否愿意抽出时间阅读古代文学经典书籍”,第7项“是否愿意参加学校开设的经典诵读班”,该两项是从学生主观能愿性方面来考查的。选择“B愿意但只是偶尔,因为没有时间”这一项的占到了总数的六成以上,而且选择“没兴趣”的仅占极少人数。这些数据或许暗示着一种可能——学生中其实绝大部分是喜欢读中华经典名著的。这是这个调查最振奋人心的地方,也是让笔者激动不已的地方。虽然推广中华经典的道路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但是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3.调查结果三:调查问卷的第8项“对学校推进中学生‘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形式建议”,这项调查的意义在于倾听学生的心声,进行真正意义上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中华经典”形式。根据调查结果,学生大部分赞同开展“选修课”和“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这与笔者的设想不谋而合。学生的意见是一种很好的建议。“开设选修课”与“兴趣研究小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开设选修课”的优势在于它有老师引导,可以提供较为专业的指导,还能吸引更多的爱好者,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研究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优势在于它时间安排的任意性,人员组合的自由性以及参与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它是选修课的延伸与补充。两者结合将极大地推进中华经典在中学生中的普及程度。当然,小组研究学习形式依然必须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完全的放任自流是不可行的,老师要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导和任务目标。
4.调查结果四:调查问卷中的第9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你认为需要去学习中华经典文化”与第10题“你认为中学期间阅读中华文化经典存在哪些困难”是调查学生学习中华经典的意义与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我校高中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学习中华经典文化,这说明绝大部分同学是能意识到学习中华经典的意义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将近四成的学生不能认识到学习中华经典的意义,这也提醒我们要深入学生内部,加大宣传力度,使学生转变观念,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四、结论
本课题组通过中华经典诵读水平测试卷测试以及问卷调查法,对广州市番禺区农村高中经典诵读教育的现状进行研究。调查结果表明,所调查的农村高中学生普遍缺乏中华经典诵读知识,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教育具有其必要性,从长远来看,也具有其紧迫性。中华经典诵读在我区中学每年都有一些推广活动,但就其普及度和影响力来看,效果不明显。开展的活动属于非常态性质,难以对中学生形成持续的影响。该调查报告反映出在中华经典诵读开展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地域存差别,学校有差异,在师资相应水平、学校重视程度、投入力度等方面参差不齐;第二,活动存在阶段性,可持续性发展活动模式还不成熟;第三,诵读推广未形成区统一的规划和培训,研究活动停留在试点;第四,诵读推广力度不够,活动既要重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可考虑到学生参与的义务性。
综上所述,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推广具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目前已有的推广活动的基础上,各级学校应更重视经典诵读推广活动的可持续性,注重其常态化开展,保证其有效性,为弘扬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课题项目:广州市番禺区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成果之一 课题编号:2011-XK016 课题类别:学科类中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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