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经》人文精神

浅析《诗经》人文精神

浅析《诗经》人文精神 篇1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所含的民俗和文化方面的史料十分丰富。本文拟以新的视角，对其中所反映的周代先民的精神文化的若干方面进行观照，对其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中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的诸方面进行探讨，并以散论方式对其“兴”“赋”等艺术形式的内涵加以阐述，且期望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启迪作用。

一、注重自然美的生态环境意识

《诗?小雅》诸篇虽然是宴享的乐歌，但不少篇章反映了周代先民关于自然美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例如《小雅?白华》“南山”篇写道：“南山有薹(苔)，北山有莱。……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表面看来，这段文字的起兴部分似乎与主题不相干，仅仅是诗体的需要，正如朱熹《诗经集注》所言“兴也”。是的，这是诗的一种艺术手法。然而，兴者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1}至于诗人为什么“先言他物”，朱夫子没有讲。其实，这往往是在交代诗歌中所反映事实的背景。“兴”之所言“他物”与诗的正文意义应当是一致的。犹如当代的记叙文首先要写背景一样。背景在文中起对内容、对主题的衬托、烘托和先导作用。换言之，它犹如绿叶对于红花、序幕对于戏剧，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它就谈不上完美。当然，早期诗篇没有散文、叙事诗、抒情诗的严格区分，这是诗的“童年”特有的现象。我对“兴”的这种看法姑且叫它“背景说”吧。当然，除了这项意义之外，在今人眼里，上述例句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热爱大自然、注重山水风景之美即具有自然美的生态意识。不是吗?南北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果树，以及青苔、枸杞等中药材。果实可以食用，可以延年益寿。而且，这样的环境还可以安然地怡养“君子”的后代，即“保艾尔后”{2}。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中国上古，人们在山地生产、生活，围绕着山地形成了许多政治实体，其统治形式也与山有关”{3}。《小雅?白华》“南有嘉鱼”篇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南有嘉鱼……南有木，甘瓠累之。……翩翩者，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在鱼米之乡里，“翩翩起舞的斑鸠，一起飞起来。”这样美好的风景，备酒款待是何等的惬意!“然来思”之“”象征朋友相聚。假设真的有虎吼狐鸣，也不宜在这时描述下文，因为它不是吉祥的征兆。此篇手法亦是“兴也”。“秩秩斯干，幽幽南山。”{4}这是所谓“赋”，但也是在描绘井然有序的河岸风光。描写悠远神秘的终南山等自然景色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在抒发作者的向往大自然之情以及对家园之爱，抒发一种天人混一的境界，抒发自己宽阔的胸怀和内心的自豪感。在这里“筑室百堵”实在是良好的生活环境。“呦呦鹿鸣，食野之萍。……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5}鹿作为周代人们的吉祥物，是祥和的象征。鹿鸣是吉祥、如意、和平、友好、幸福的代称。在《小雅?鹿鸣》中，上述引文是“兴”。这“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与正文没有任何关联的，它与正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鹿鸣于野、鼓瑟弹琴的欢乐气氛中，招待善良的客人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周代先民处处无不留意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世界的自然语言是相通的。因而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日本某高等院校在向金榜题名的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时常以“小鹿在山上跳舞”作为吉祥、成功的同义语祝贺新大学生。

“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万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迩。或肆之宴，或受之几。”{6}这里表明诗作中的主人十分爱护芦苇之类植被，劝诫居民不要让牛羊践踏破坏。这种柔泽嫩绿的植物，随风飘动，十分宜人。设宴摆席要选择这样良好的环境。根据《礼记?曲礼》陈注所说，古人饮食宴会，宾位在室外窗前。这就反映了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具有多么浓厚而清晰的生态思想和强烈而切实的环境保护意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诗的主人公或许有功利思想。因为芦苇及荻花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可用来织席建房。所以，主人公的美感不是单纯的“形式”之美，它同时具有“有用”之美。美来自于生活、实践，来自于主观对现实的客观事物的反映。环保意识即源于人们美的需要和保健需要。

《大雅?生民》“卷阿”全篇描写的主要是贵族春游的景象。在“飘风自南”“凤凰于飞”的祥和宜人春色里，“岂弟(恺悌)君子，来游来歌”。看吧：“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与彼朝阳。萋萋，雍雍喈喈。”{7}难道这不是在歌颂大自然的美丽吗?假如没有了凤凰(即孔雀)和梧桐，仅仅有“朝阳”“高冈”，这“高冈”岂不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冈吗?还会有林茂鸟鸣的美好景色吗?假如这些仅仅是为了“兴”这一艺术形式的需要，而不是反映作者自然美的生态环境意识，那么，为什么作者不写“黄沙茫茫”，不写“乱石满冈”，如此等等呢?尽管那个时代并不缺少这些事物，然而，诗的本质是歌颂美。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代先民已具备了深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以及创造自然美景和保护有利于民众生息的动植物的远见卓识。《国风?周南》“桃夭”等篇也是反映环境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全篇反复强调，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适合那女子安居乐业的家园。从《诗经》的“绿竹青青”{8}到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注重环境美的意识(当然后者还含有节操清高的象征意义)。如果说相宅卜居含有被动适应环境意味的话，那么，种竹育花则反映了先民创造环境美的主动精神。

二、“调和适时”的养生思想

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周代先民就有了“调和适时”的养生思想。所谓“调和”即五味调和，甜酸香辣咸各种食物适当搭配不生毒素，人食后不生病灾。而有些食材却相克，例如：葱白是很好的调味品，蜂蜜也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者却不可混用;如果不慎混合后食用，那么就会产生剧毒，危害生命。据一则故事讲，构树面板不可剁乌鸡肉。二者接触也会产生毒性。中药学上，根据实践经验，认为药物配合可能产生相辅作用，也会产生相克作用。这就被概括为著名的十八反十九畏歌诀。例如：“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食品的搭配也具有同样的道理。所谓适时，那就是按照自然节令选用适合当时气候条件的衣物食品。例如说：阴历“五牛六马七月羊”不可多食。尤其此类病畜不可食用。因为，这时会生毒。正如《论衡》所说：“热而毒盛，故食走马肝杀人。”《儒林传》云：“食肉无食马肝。”{9}总的来说，在暑期不可多用热性肉食品或五香八大味之类补养性佐料。补类多热。内热与外热相遇就会伤人。所以《小雅?白华》“鱼丽”篇指出，“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这里“偕”即“调和”的意思。“时”即适合季节时令的意思。全篇是说，现打捞的鱼，是时鲜美味。食物都有存放期，有个时效性。现代烹饪学知识正是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的。

《商颂?烈祖》是祭祀之词。“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是为祭祀祖先所用，但也反映了至少商周先民已具有烹饪调和、饭前定神静歇片刻而后用膳有利于养生的意识。在体力劳动或激烈运动后不宜立即进食，应休息半个钟头左右，待心跳、呼吸减缓后，再就餐，而且宜慢，否则会产生胃疼等急症，俗称“压着气”。俗话说的“催工莫催食”讲的就是这层道理。“既戒既平”是商代遗民对祖先的祝祷之词，意思是在斋戒清净柔和的情况下可以进食了。这是现实生活方式在祭祀活动中的反映。这种养生意识在民间流传至今。这就是“戒”“平”“和羹”的用意所在，体现了先民的孝心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

三、“济济多士”等人才思想

《大雅?文王》三章里，“思皇多士”等句，明白地表述了周代先民的人才观。“思皇多士”即“人才济济”之意。作者认为贤士众多，作为周王朝的栋梁之材，是周部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可以告慰开国先君在天之灵。作者注意到“王国克生”，即周王朝富有生机，是由于“济济多士”{10}。着眼点不在财富之多、军威之重、疆土之大，而在于“得人”，显示了人本主义的人才观和国家观。如果说春秋时期先儒有“民为邦本”之观念的话，那么所谓“人才”则是人民中的精英部分，更在重视之列。殷周之际国人已认识到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天命靡常”)，最终要归于“令闻”――道德高尚、声誉清亮的统治者，即安邦定国的贤才。《大雅?文王》六章劝诫周朝统治者要效法祖先修德以合乎天理，以求多福。警告他们，殷朝没有丧失百姓支持时，同样能配享上帝之福。提醒他们应当接受殷统治者的教训，懂得守政权不易的道理。七章劝诫君臣不要断绝身体力行，“无遏尔躬”。全诗提出国家应该是“多士”而不是一人，应该是形成一个群策群力的政治家集团乃至成千上万的“济济多士”。而这真正的人才应该效法古圣先贤――文王、周公等，接受历史教训，以身作则，“德音不瑕”才能使万邦宾服，达到分封制的周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儒家倡导立功、立德、立言。要求杰出人才要能为民族立功，为社会立德，为人民立言;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在《国风?豳》“狼跋”篇里，进一步提出了对人才的品性要求，做到“赤舄几几”“德音不瑕”。{11}古人所谓“德”，即得人，深得民心，受到人民拥护。这里文义是说，只要无愧于人，无违于天，面对流言蜚语，要稳如泰山，俗语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做到“遭大变而不失其常”(朱熹语)，临危不惧，一心事国，才能“令闻不已”，才可以担当大任。这就是周朝统治集团对卿士大夫们的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他们人才思想的一个侧面。

四、劳者应获、勤劳光荣的思想

在著名的《国风?魏》“伐檀”篇里，作者对不劳而获的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全诗以一个劳动者的口气，质问贵族剥削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兮……”这就表明了“劳动者应是收获者”的重要思想。当然也等于说不劳而获是可耻的，勤劳致富是光荣的。

《国风?唐》“绸缪”篇本是一首描写初恋的爱情诗。这首诗的主人公之所以被情女视为“粲者”“良人”，即美人，是因为他在那里默默地捆柴、捆草、捆荆条，是因为他为防备阴雨天而辛勤地劳动着。你看，每章首句都是在赞美他的勤奋：“绸缪束薪”“绸缪束刍”“绸缪束楚”。女性明确指出邂逅了这位“良人”，我不忍离去，该怎么办呢?这绝不是轻薄，而是慧眼识丈夫!是基于民间普遍存在的劳动光荣的观念而萌生的对勤劳者的爱慕。

《国风?魏》中著名的“硕鼠”篇中“无食我黍”“无食我麦”的怒吼同样抒发了作者对“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社会现实的深切诘责。当然，也是从反面肯定了“勤劳光荣”“剥削可耻”这一社会学命题。从魏风看，魏国当时民怨沸腾，阶级矛盾已经激化。“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表明劳动者正在怠工或逃避奴役。这种通过逃亡而进行反抗统治者的斗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缓和方式，或称作消极反抗。魏国国土比较广大，这时也许还有荒地可以开垦，所以就采取逃离领主的方式摆脱沉重的经济剥削。一俟无荒地可占，无处可逃，那就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了。这时期农奴虽对统治集团强烈不满，但并未形成反抗的坚强决心和集团意识。因此，可以说，这时农奴(或奴隶)还是一个自在阶级，没有转化为自为阶级，没有形成一种声势或集团势力。无论如何，“劳者应获、勤劳光荣、剥削可耻”这时已成为初步具有自我解放意识的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五、坚贞的爱情观和追求自由恋爱的良好风尚

封建社会的《诗经》评家历来认为郑卫之风是淫风，郑卫之声是轻薄之声。我认为，王风浅明，郑风直爽，卫风含蓄。根据“文如其人”的原则，郑卫之风反映了这两个部族或郑卫民间生活、部族(区别于民族而言)性格的差异。郑卫之民歌都充溢着淳朴而真挚的爱情，欢悦而执着。字里行间反映了郑卫民间生活相对幸福，诸侯政治不太繁苛，社会政治较为清明。因为，“言乃心声”。很难设想，在暴政下生活的庶民大众能够唱出优美的诗篇;也很难设想在残酷的奴隶制下在民间或奴隶中能那样怡然自得地谈情说爱。这种情况说明了当时各诸侯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即有的黑暗些，有的清明些。鞭子是抽不出歌声的。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说明，盛世出诗人。如东汉的张衡、曹魏的建安七子、晋朝的陶谢，唐代诗人群星灿烂、名家辈出，宋代的三苏等诗人群体恰逢封建王朝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不是吗?秦和元明清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统治下诗坛几乎是“万马齐喑”。诗言志，诗亦言情。当然，有所谓“悲愤出诗人”之说。这大约都是在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衰落之际的呐喊者。战国的屈原、晚唐诗人小李(商隐)杜(牧)、南宋的陆游、晚明的文天祥等皆是。然而，一般说来，诗歌总是太平盛世的产物。据此可以说，郑卫之风反映了当时郑卫二国相对于其他诸侯国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相对祥和。

描写恋爱生活的，如“采葛”篇：“一日不见，如三秋兮。”{12}《郑风》“狡童”篇写一位少女怀春，由于“狡童”――那个调皮的男孩子不和自己在一起，以至于使少女不能吃饭和入睡。《郑风》“兮”篇则写一位少女受到叔、伯的干涉，要她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时所发泄的怨恨之词，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汝)”。《国风?唐》“葛生”篇写一位女子坚贞如一的爱情观，在恋爱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发誓生不能同室、死也要同穴：“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可见，这个时代不仅追求现实的幸福，而且执着地追求灵与肉的统一、追求心灵的一致。《国风?桧》“素冠”篇写一位妻子追忆亡夫，心情郁结，愿与对方一起赴死，说到你怎么留下我一人不管了呀。即“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全篇抒发出的那种强烈而纯真、忠贞而专一的爱情誓言，相对于物欲横流的资产阶级“杯水主义”来说则是弥足珍贵的。当然淡化“从一而终”的观念，有利于妇女实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有利于遇人不淑者的自我解放。但是，爱情专一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性自由的有力否定。《诗经》中“百岁之后，归于其居”{13}――“生不能同室，死愿同穴”的坚贞爱情观至今仍值得提倡。

至于“投桃报李”{14}式的爱情观，在今人看来具有市侩气，实际上这意味着爱情平等观的生动体现。试想一个追求另一个、一位傲视另一位的那种居高临下型或恩赐型的爱情，只能导致婚后一方屈从或支配另一方(否则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或离异);哪能谈得上和谐优美?哪能谈得上平等和幸福?爱情和友谊一样是相互的、平等的。只有这样才是长久的，才有平等和幸福可言。而平等是相互尊重的前提，是婚后家庭幸福的必要条件。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那种纯粹高尚的无私奉献的爱情观之崇高价值。

浅析《诗经》人文精神 篇2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二字, 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在《易经》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的人文, 是指礼教文化, 一方面强调内心修养, 使人成为有德行有善心的人, 另一方面强调掌握礼乐仪文、琴棋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或技能。在西方,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文”指的是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理解力和批判力等理想的人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 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考。

现代学术界把人文精神定义为依靠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 结合生活实际, 通过内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自由、批判与超越精神, 以及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批判和思考。它是以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相结合为原则, 以实现完整人性为基础, 以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 它对人的生存发展起着定向或定位的作用。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 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 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 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发展, 通过历史的熏陶与潜移默化, 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 学会做人。

二、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历史乃人文之本, 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 更要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 从人的角度重塑历史教学,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历史学是对人类既往生活的记载、认识, 历史学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例如从“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的霍去病到“精忠报国”的岳飞, 从“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历史人物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历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文精神, 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 在思想上受到教育, 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 明确了为祖国勤奋学习的目的。

2. 通过祖国悠久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的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千百年来, 这些丰富的遗产激励着每一位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 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中国古代的瓷器, 通过对瓷器的学习, 让学生了解精美的瓷器是我们民族的瑰宝, 它能表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 反映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通过启发、诱导, 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究精神、审美能力, 同时也加强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又如唐代妇女多彩多变的服饰, 处处显示出靓丽、浓艳的色彩, 各种造型都很丰满, 雍容之中显示着富庶, 说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与人民生活的安康。唐代服饰所呈现出的包容、开放、大气、进取的文化精神, 是我们培养人文素养的宝贵财富。通过学习, 学生可以了解到历史之美、文化之美, 使学生从内心确立其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 开阔学生的视野, 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陶冶学生的人格情操, 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3. 通过历史事件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民族, 在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通过改革创新而带来了社会大治的史实举不胜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以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 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等。这些改革无一不表现出改革所具有的锐意创新、不墨守成规的改革精神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这些改革为国家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浅析民法中的人文精神 篇3

关键词：民法；人文精神；权益保护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其是民法保持活力的关键因素。我们要全面厘清人文精神的实质内涵，剖析其与民法的共生发展历程，明确民法中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样方能为促进民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精神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其核心在于关心人的需要，弘扬人的理性。人文精神的核心观念有三个：一是人本观念。人本观念简而言之就是以人的存在为衡量社会选择的标尺。人类有追求幸福生活和人格尊严的权利，这种对人之为人的价值追求，提倡的乃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互包容，关怀的重点在于对现实生活中人本身的全面价值。二是个体观念。个体观念是相对“君本位”观念而言的，要求国家、政府，要尊重个人，要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的，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假如人民认为有必要，有权随时收回赋予政府的权力。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能否得到合法合理的保护是衡量包括组织、社会，乃至政府一切行为的标尺[1]。三是自由观念。在人的权利体系中，自由是最为宝贵的，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才是保护人民自由的政府。当人民的自由得不到保护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就应当被取消。自由观念同时是指“每个人”的自由，只有尊重他人的自由，才能有自己的自由，争取自己的自由，决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

二、民法中人文精神溯流

民法中的人文精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在法治论中都强调法律是理性的命令，法律是神袛和理智的体现，为西方法治之路提供了良好的智慧基础。随后，雅典城邦民主制透射出人类最早的民主曙光，充满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原创智慧的古希腊法律思想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法律至上、尊重个人权利、尊重人的价值的人文精神[2]。古罗马时期出现了罗马私法，要求只有独立自由的主体，才能成为劳动产品的所有人，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交换。14世纪，人们发现如果希望得到安宁、幸福的生活，理性地理解和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政府的关系，需要恢复罗马法里的东西并加以改造这里的罗马法其实主要就是罗马私法，即民法。19世纪，民法获得极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古代民法主体不平等的否认和对所有自然人格的恢复上。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为中心的主体制度。20世纪以来的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确立的抽象人格、契约自由进行了修正，顺应了弱者保护的潮流，注重从经济力量强弱对比的角度进行利益平衡，运用身份、契约两种手段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国家借助身份调整民事关系，干预经济力量的自由放任，确立弱者保护思想，实现社会实质正义。总之，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始终都是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可以高度概括为完整人性和严格自由主义。

三、人文精神在民法中的体现

1.注重人格权的保护

人格权是社会和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属于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其具体包括个体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20世纪以来，高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人格权保护的新课题，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露，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此外，随着法治的进步以及对于公民的人格保护的扩张，出现了许多各种新的人格利益，如对于通过造型艺术获得的形象的保护、对于死者姓名和名誉的保护、对于遗体的保护、对于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物品的保护等都需要在民法的人格权制度中有所反映，这就要求民法必须加强人格权利的保护。在现代民法中，人格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其类型与具体内容都得到了极大丰富[3]，民法的人格权保护更加明显。

2.注重弱者权益的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结構发生巨变，社会组织空前复杂庞大，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于国家和谐、稳定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民法对此的调整力度也迅速强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护消费者。法国民法承认消费者可享有“直接诉权”，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生产者、销售者提起诉讼，德国民法承认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等。另一方面是保护劳动者。如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资方解除合同的限制及相应的补偿、对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的限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注重权益保护的规范性

现代民法的规范性主要体现为合同管理更加严格。一方面现代民法对合同的形式做出了明确限定，在消费者信贷合同、住房租赁合同、培训合同等中越来越要求采取书面形式，形式上的要求体现了对个人的具体生活利益的关切，充满着人文精神。另一方面现代民法对合同的格式条款管理更加严格，并已成为当代合同法发展的重要趋势。20世纪中叶，各国立法大都高度重视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以色列、瑞典、英国、德国等通过单行立法对格式条款施以种种限制。除了上诉两点外，现代民法的规范性还体现为强制缔结。强制缔结即指在特殊情形，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方的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如我国《合同法》第289条明确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参考文献：

[1]孟庆吉.论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J].前沿，2012（1）：88-89.

[2]刘耀东，樊志军.民法的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1）：160-167.

[3]袁日新.论民法的人文精神[J].理论界，2007（5）：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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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文化精神 篇4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浅析《诗经》 篇5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中婚恋诗又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诗经》中的婚恋诗种类多，积极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下的爱情观念和情感态度。此篇文章主要对其中婚恋诗进行展开，依据诗文试阐述其中女性形象的鲜明之处及她们的爱情态度，旨在表现《诗经》中婚恋诗部分女性形象所反映出的爱情观点和情感历程的价值以及对后代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 婚恋诗 自由开放 情感态度 女性形象

前言

此篇论文主要研究《诗经》中婚恋诗所反映出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情感故事，就这两个大问题进行展开，女性形象分为

一、理想爱情中的女性形象1.初相识热情开放的女性形象2.恋爱中矜持坚定的女性3.婚姻中坚贞贤惠的女性形象。

二、感情受挫的女性形象1.等待中闺怨思妇的女性形象2.面对挫折勇于斗争的女性形象3.婚姻失败被抛弃的女性形象这两个大方面，六个小类别进行阐述，通过她们的爱情故事对她们的形象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诗经》中的女性形象的爱情态度对后代的积极影响进行分析。

历代文学作品中，爱情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而之于《诗经》，称它为爱情的启蒙教科书，应该能够正确的表达它的精髓所在了。《诗经》中的爱情诗，几乎涵盖了人类爱情的各个时期，各个层面，以及各个阶段［1］。它体现了至真至情的人性美，相濡以沫的眷恋美，单纯自然的守候美以及刻苦铭心的思念美，做到了真正的探寻爱情的本源，深入人的灵魂深处。虽与我们隔了数千年的时空，却依然可以让我们感知到那些鲜活的灵魂和他们不朽的爱情故事。《诗经》中的婚恋诗的一大特点就是多以女性视角出发，其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一、理想爱情中的女性形象

1.初相识热情开放的女性形象

《诗经》中的爱情诗多是反映自由平等恋爱的状态，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敢于热情大胆的追求爱情。当时不用考虑后来封建社会的种种束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勇敢去 追求。在《召南·摽有梅》中就表现了一个期盼爱情，内心对爱情充满了强烈美好幻想的女子的形象。“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想要追求我的男子啊，还不趁着这美好的岁月和我相会，我的青春正在一点一滴的消逝，我就是在等待着你啊，快与我相会”，热情直白的表达了女主人公内心深处对情感寄托的强烈的渴求与追慕，想在青春还在的时刻完成自己的爱情理想。这篇深刻的表现了当时女性自由热情的追爱之心，大胆的催促爱情，勇敢热情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思想相对开放自由，民风开放淳朴的时代，那些传统原始的民情风俗开始获得复苏。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当时女性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因此，她们不封闭，不保守，敢于率直地发出珍爱生命、珍惜青春的急切心声。龚橙在《诗本义》中阐释其心理为“急婿也” ［2］，一个“急”道破了女子的微妙心理和行事风格。诗中女子的这一盼嫁心理，与中国传统的婚恋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非常吻合，在当今的社会也依然非常常见与普及。比如公众化的相亲类节目，民间的托人说媒，介绍对象等。2.恋爱中矜持坚定的女性形象

在《诗经》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两个人不是想见面就可以见面的那样方便。很多情侣可能每次见面相隔的时间都会很长。在《郑风·子衿》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就写了一位等待与心上人再次相间的女性，每天登高远望就是希望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自上次别离已经有些日子，却难以忘记那青色的衣领，牵动着我悠悠的心，上次见面的细节我都还记忆犹新。我没有去看望你，你也就没有音信了吗？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句话就表达出女子对男子深切的想念。没有张口直接告诉你我的思念，你却不能明白我内心的刻骨思念吗？女子直白哀伤的语句让人读了为之伤感，爱情来之不易，而等待却很是熬人。女子望穿秋水，难等心上人。其中女子矜持深沉的内心世界便得以展现。

两人有了感情，自然而然的就能更接近对方的心，也就进入了热恋的阶段，《诗经》中记录男女热恋的篇目并不少，其中一篇《郑风·狡童》很具有特色。“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唯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唯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全诗都是由一个女子对自己心上人看似埋怨实则是撒娇的口吻来写的，“你这个男人啊，竟然不与我说话，明明就是你的缘故，竟害的我没有办法吃饭。你这个狡猾的人啊，竟然不和我一起吃饭，不明白你心里想的是什么，竟害得我夜不能寐。”你给的爱情让我欢喜让我忧，你侬我侬的时候哪怕是星星月亮也愿意许诺为我摘下，结果你现 在是在干什么？爱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的冷漠让我食不能咽寐不能安，哪怕你对我这样冷淡，也没能冰冻我对你的爱意。女主人公的话语骂中有爱，恨中带恋，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 ［3］。爱情里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互相磨合，少不了争吵冷战。爱情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让人幸福甜蜜，也让人生气忧伤。时间会变，地点会变，但只要爱情不变，我们就能牵手度过爱情里的困难阻碍。这首诗就表现出这个女性对爱情十分认真，很能理解对方，即便是生气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爱情的坚定态度。

《诗经》中表现热恋的诗篇还有很多，比如：《鄘风·桑中》、《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等篇都是表现热恋男女感情的经典篇目，其中的女性也多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感情，给予对方尊重的温柔形象。3.婚姻中坚贞贤惠的女性形象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美丽的姑娘今天要嫁做人妇了，姑娘不仅艳如桃花美丽动人，且“宜室”、“宜家”让人满意。美好的生活幸福的婚姻正等待着她。“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唐风·绸缪》，一对新人在新婚之夜的欢喜甜蜜。整首诗语言活泼风趣，极富有生活气息。轻松地将读者带入诗的意境。“今夕何夕”之问，尤其显得含蓄而俏皮，仿佛亲眼看见了那羞涩的新娘，以及陶醉于幸福之中几至忘乎所以的新郎。终于等到这一天，终于可以和你共赏人间美景，看遍世间繁华，你是不是也如我一般在期待这一天？新娘那羞红的脸与这明月红烛相映衬，该是怎么样的可爱与温暖。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郑风·女曰鸡鸣》。“阳光还未完全照进屋内，为家奔波辛苦其实不忍如此早的叫你起床，但为了生活相信你也一定会理解我。”丈夫果然是理解的，按照妻子的期许准备出门打猎，而妻子此时也生出对丈夫的愧疚之情，“弋言加之，与子宜之”，愿你能够满载而归，不枉这辛苦的劳作。这个女子显然是温柔贤惠的，她在丈夫走后便开始心疼丈夫那样早的就出门打猎，并用虔诚的心盼望丈夫收获满满而归。“宜言饮酒，与子偕老”，我愿与你相守一生，不怕粗茶淡饭。婚姻生活就是平淡的重复，男耕女织，女性多是操持家庭生活，洗衣做饭。诗中就展现了一个传统女性对婚姻生活的态度。她积极乐观，安排着家庭的运作，鼓励丈夫。既然选择接受了这段婚姻，就应该尽自己的所能去为家庭而努力，作为女性就更应该如 文中的女性一样，注意生活的细节。也许你会觉得婚姻生活平淡无味，但只要用心经营就会发现琐碎的生活也是微小的幸福，这层层叠叠微小的幸福累积一起就是生活大大的幸福。

还有许多篇目也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对婚姻的忠诚，例如：《邶风·击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的坚贞流传千古。《王风·大车》中“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誓言是从古至今人们评判爱情婚姻的准则。

二、感情受挫的女性形象

1.等待中闺怨思妇的女性形象

《卫风·伯兮》表现了一位因思念愁绪满怀的闺中女子形象。“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你在我心目中是最优秀的英雄，无论外貌以及本领都值得我为你骄傲，你为国家效力，我却独自在家被思念包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心上人不在身边，我连梳妆都觉得没有意思，头发凌乱了又如何呢，我打扮的那么好又能给谁看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我愿为了思念你而头昏目眩，但只盼你能够早日归来解相思之苦。这段文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女主人公的形象鲜明典型，诗的感情幽怨柔婉。

《诗经》中也有很多反映当时思妇等待出门服役的丈夫遥遥不知归期的离愁诗，《卫风·伯兮》、《周南·卷耳》等都是这类诗，那么其中思妇形象也是具体鲜明的。在《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中，表现了一个女性透过自己生活的情况来表现对丈夫的思念，家里的鸡回窝了，天色晚了，羊牛也从野外回来了，丈夫却还在外服役，担心之情溢于言表。盼着丈夫归来却又不知期，所以只能希望丈夫一切都好的无奈之情。这种相思主要不是不只是源于自己的寂寞，而更是出于生活的苦难，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更多的是担心对方的命运，而这样的相思，更让人心生感动。

闺怨女子的形象是多个方面的，她们的思念多是她们的丈夫驰骋沙场而显得非比寻常，这份思念里有骄傲，有担忧，有害怕，有孤独，有期盼平安，更是希望早日归来。而这样独自等待的女人更是让人钦佩，她们必定是坚强的，隐忍的，深明大义，更是有一颗忠贞不屈、耐得住寂寞思念与等待的心。2.面对挫折坚贞刚烈的女性形象

《鄌风·柏舟》就逼真地记述了一个女孩子，因为无法与心爱的人相见而悲愤地呼天唤母。“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那飘荡的柏舟就在水中央，舟上垂发的男子正是我心爱的人啊，我对他的感情至死不渝，母亲、苍天，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成全我呢？“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并不是斥责母亲，而是女主人公感情的迸发，爱上一个人却不能相守的焦躁急切流露于她的呐喊之中，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呼告发誓的方式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王风·大车》中“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女子直接的斥责男子不敢与自己私奔。“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活着不在一室，死了该合葬，你要是说我撒谎，天上的太阳明亮亮！女子对天发誓，指日为证，愿同生共死，这样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反抗也是刚烈让人敬畏。女性生来性格就有被动隐忍的缺点，但诗中的女性可以如此直白的对自己的感情进行宣泄，对自己的心上人大胆表白，着实让人敬佩且爱惜。3.婚姻失败被抛弃的女性形象

提到弃妇诗，不得不说的就是《卫风·氓》，该诗全面的叙诉了一对男女由相恋结婚到男子负心，抛弃女子的全过程。这是中国最古老也是第一首描写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女子并没有什么过错，反而还一次一次地告诫过男人，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男人负心。在经历了痛苦的思考与选择后，女子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毅然离开。我把最好的时光全部都奉献给了你，为家庭也没有丝毫怨言，而你却这样欺骗我的感情，我怨恨，我不甘，却无能为力。曾经我们发誓要白头偕老，但如今这个愿望却让我悔恨，淇水再宽也有个岸边，地上的洼地再低也还有个边，可是你却这样狠心把我抛弃。我将狠心把你忘记，你也不要怪我无情无义。她不再对爱情抱有幻想，结尾之句饱含了她诀别时的怨愤与坚决。她的感情经历虽然哀婉可惜，但她那敢于抗争，敢于放弃的精神更让人为之动容。

而在《郑风·遵大路》中，则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助的弃妇的形象。“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一位痴情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爱情作最后的努力。在一条大路上，男子走得飞快，娇弱心碎的女子踉跄着追上男子，在路边拉扯纠缠，女子一面挽留，一面悲伤地哭诉，追着喊着，不断重复着“无我恶兮，不寁故也！”这是多么的无助！她除了这些无话可说，她内心所有的哀怨，痛苦与心酸都无计可施。苦苦哀求到诗尾戛然而止，引人深思。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女子到底有没有争取到心上人回心转意我们都无可而知。但 这首诗中的弃妇形象不同于以往守在窗前独自落泪的女子，而是勇敢的冲上去挽回所爱，她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此。让读者对她有无尽的遐想。

在《诗经》时代，人们推崇自由恋爱，认为爱情是热烈率真，纯朴真挚，同时也十分强调爱情的忠贞专一。《诗经》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对女性进行关注的文学作品，这些篇章通过对女性形象、情感、命运的描写都折射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状况。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对读者影响颇深。《诗经》表现的爱情故事或热情大胆，或含蓄蕴藉，亦或是淳朴真挚、生机盎然。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启发着读者对爱情的更深层的认识与理解。

结论

一个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通过她们自身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现了《诗经》时代的社会风俗以及个性解放，崇尚自由的思想状况。她们的爱情故事或悲惨或甜蜜，都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爱情的美好与坚贞。她们勇敢的追求爱情，得到爱情后坚贞不移的守护，对婚姻十分负责任的态度，都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思考与学习的部分。在当今社会下，这样健康积极的爱情观，婚姻观是十分具有教育意义的。她们的勇敢坚定，不怕寂寞不怕清苦的情感态度，直观展现了《诗经》婚恋诗的主题，也造就；恶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女性光辉。

注释：

［1］尚学峰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讲义》，北京师范大学，第14页.［2］陈文忠 《召南·摽有梅译注》，2009年 ［3］陈继揆 《读风臆补》 清代 参考文献：

《诗经.郑风》的情诗特色浅析 篇6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十五国风内容丰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从数量上看，《郑风》以二十一篇居国风之首， 朱熹《诗集传》考订其为情诗的有16首，占其诗歌76%，这在国风中是极其罕见的。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它告诉我们，诗是人情感的外化，在心里是“志”，发出来成为优美的言语就是“诗”。春秋时期，社会风云变幻，政治兴衰更替频繁、战争劳役繁苛、生老病死、聚散无常……有多少国家大事值得关注，有多少情感值得唱叹，反映在郑风中却多为男女情思的讴歌，这反映出郑人对自我的关注，对个人情感的关注，他们大胆吟唱对异性的爱慕、思念、追求，风情婉娈，情思炽烈，与其他国风中情歌的温柔敦厚不同，难怪道学家朱熹斥为“淫诗”或“淫奔之诗”。剥去道学家加在郑风情诗上的道德伪善外衣，我们领略到的是两千多年前郑人对情爱的大胆追求与赞颂。

一.郑风情诗的类型

郑风共21首，朱熹考订其为情诗的有16首，其实《叔于田》、《大叔于田》如果不拘泥于史实，未尝不可以看做是女子对仰慕者的赞歌，如此说来，郑风90%都属于情诗，它们细腻地展示了郑地青年男女丰富的爱情婚姻生活。

(一)反映爱情的诗篇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郑风的爱情诗篇表现了男女相恋的各种情态。

1.对异性的爱慕之情：

对《叔于田》、《大叔于田》，高亨在《诗经今注》中秉承毛传的观点，认为这两篇诗都是拥戴者对共叔段的赞美之词，朱熹认为“叔,庄公弟共叔段也。”又说：“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这是朱熹的超越毛传、郑笺的地方。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就谈到“叔乃男子之字,周人尚叔”。称青年男子为叔，这在《诗经》中是屡见不鲜的，郑风就有此类，《兮》中“兮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丰》诗中有“衣锦衣，裳锦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叔都是泛指青年男子。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女子对她心仪的男子吟唱的爱慕之歌，不是吗?“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不是没有其他人，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叔于田》和《大叔于田》都是女子赞美英俊威武的猎手，《叔于田》反复诉说他美且仁、美且武的品格;《大叔于田》是《叔于田》内容的具体化，采用赋得手法，生动具体地描写了男子在田猎中超群的勇敢和过人的本领。并告诫和叮嘱猎手“将叔无纽，戒其伤女”，这是一个爱慕勇士的女子的关心和体贴。

《有女同车》是男子用木槿花的美丽，佩玉的纯洁，玉声的优美，盛赞同车女子的美貌与美德，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比喻贴切生动。

2.青年男女的相会：

《山有扶苏》是男女幽会时相互戏谑之语，“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颇似女子与恋人的对话，语言活泼，性格泼辣。

《野有蔓草》是男子在野外邂逅“清扬婉兮”的女子，发出了“与子偕臧”的呼唤，表现出内心的无限喜悦。

《风雨》描绘女子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的夜晚，与情人久别重逢的喜悦。

《溱洧》是三月三日上巳节，女子热忱地邀请男子前往水边秉兰游乐，并互赠芍药。

《褰裳》女子鼓励恋人涉过溱河与自己相会，并戏谑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表现出少有的大胆和自信。

《出其东门》是一个男子发表爱的宣言，虽然有如云的美女，他却只爱心中的那个人。

3.恋人的相思之苦：

《子衿》是女子对那有着青色衣领的书生的思念，在城阙苦苦地张望，既有“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埋怨，又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悠长慨叹。

《狡童》是恋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女子寝食难安。

《东门之》是女子思念情人，希望他来家里看望她，发出“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的幽怨之辞。

4.想爱而不能的苦恼：

《将仲子》畏惧父母兄弟及邻居之言，姑娘请求情人别来她家与她约会。

《遵大路》女子拉男子的衣袖，拉他的手，苦苦恳求他不要忘记旧情，不要厌弃自己。

《丰》女子后悔没与情人同行，盼他来驾车同去。

(二)反映婚姻生活的诗篇

郑风中反映婚姻生活的诗有两首，《女曰鸡鸣》和《扬之水》。前者通过士与女的对话，展现这对夫妇和谐的家庭生活和诚笃而热烈的感情;后者是妻子劝解丈夫不要听信离间之言。

由此可以知道，郑风中的情诗，以表现男女恋情为主，并且以女子的歌唱为主，显得自由大胆，热情奔放，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郑皆为女惑男之语。”

这是和郑国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分不开的。

郑国处洛、济、黄(河)、颍四水之间,都城有溱、洧环绕,西有高山之险,北有黄河之阻和莆田之泽,东南相对宽阔,自然地理环境非常优越。郑国西靠东周国都雒邑(即今河南洛阳)，南与楚接，东邻宋、陈，东北与鲁、齐相望，北部及西北部是卫国和晋国，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各国城门以郑国最多,如渠门、纯门、时门、闺门、仓门、皇门等，城门之多反映了郑国都城四通八达的交通。发达的交通不但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而且加强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从桓公东迁，到武公建都新郑，郑国处于上升时期，并且成为第一个春秋霸主，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富庶。郑地为殷商旧地，受殷商文化浸染较深，又处在周代礼崩乐坏之际，故其地域性文化得以凸现，形成与周礼相异的生活情调，两性的交往都比较自由，风气开放，所受限制很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郑风多为青年男女情爱之歌，充满了欢乐，令人风神摇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二.郑风情诗的独特魅力

(一)人物形象健康自然

在郑风里，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他们性格各异，遭际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男女都展现出健康、自然的特点。女人眼里的男子或是威武有力的田猎高手，或是温雅有礼的邦之俊杰;男人眼里的女子或颜如舜华，或缟衣綦巾。

特别是诗中众多的女子形象，她们容貌俊美，心灵聪慧，本性纯朴，感情真挚。有“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的孟姜，有“清扬婉兮”如露珠般的美人，有“悠悠我思”的热恋女子，有“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的矜持女子，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泼辣女子，有为了爱人“不能餐”“不能息”的多情女子，有“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的幽默女子，有“秉兰”“赠芍”的浪漫女子，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娴雅女子，有“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的善歌女子，有“无我丑兮”的敦厚女子，有“畏人之多言”的理智女子。她们美丽直率，健康活泼，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也只有溱洧穿流的这片自然富足的土地，可以养育出如此众多的健康自然的形象。

(二)情感表达大胆奔放

美丽的山水滋养人的生命，陶冶人的性情。溱洧河边的女子，性格直率，泼辣大胆，又不失温柔敦厚。她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有着鲜明的自主意识。《溱洧》中，女子大方地邀约喜欢的男子去河边游乐，男子回答“已经去过了”。这里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真的已经去过了，一是委婉地拒绝邀请。女子依然热情地邀请“再去看看嘛”，然后秉兰而游，互赠芍药。

《褰裳》中的女子要爱她的男子涉河来见他，还大胆泼辣地威胁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甚至讥笑他“狂童之狂也且”。《山有扶苏》中女子戏谑“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有人认为“且”是语气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认为“且”字当为“粗”字的`省借，是“拙钝”的意思。李敖在他的《且且且且且》中说“‘且’字就是指男性生殖器的古字”。如果这样说来，倒很有民歌的粗犷，她们很具大胆泼辣之风了。

《诗经》中不乏《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中被弃女子的哀伤记录，《郑风》中也有女子被无情抛弃。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是一些女子无法改变的宿命。不同的是，她不是默默地忍受和无尽的哀叹，而是通过她的行动：拉住男子的袖口和手，恳求他“不要讨厌我，不要嫌弃我”。她渴望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也许最终无法改变被弃的命运，但我们感受到了她为幸福而做的努力，这是和《氓》、《谷风》中的女子不同的。

(三)诗歌形式灵活多变

《诗经》以整齐的四言为主，但《郑风》形式灵活多变，多言混用，形式参差错落，尤其大量使用对话体，使诗歌风神摇曳，多姿多彩。

如《缁衣》杂用了一言、五言、六言，《叔于田》、《大叔于田》、《溱洧》则使用了三言和四言，《女曰鸡鸣》、《丰》运用了四言和五言，《遵大路》使用了四言和六言，《兮》运用了一言、三言、四言，《扬之水》则使用了三言、四言和五言。在《诗经》中这样大量地长短句交错搭配，使诗的节奏趋向繁复多变，既增加了语言的感情色彩，又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同时诗中大量使用人物对话形式，如《溱洧》、《女曰鸡鸣》、《褰裳》、《山有扶苏》、《遵大路》、《兮》、《将仲子》，使诗歌活泼生动，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

《山有扶苏》、《褰裳》中用语大胆奔放，女子与情人的戏谑之语，在戏谑调笑中使诗的情调表现出一种幽默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喜剧形态。

浅析燕赵成语典故中的人文精神 篇7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成重要部分的燕赵成语典故, 它所承载的内涵和信息, 往往是历史文化的精髓, 蕴含着时代的精神和灵魂, 而这种精神正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燕赵成语典故中的人文精神, 以便对未来发展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燕赵成语典故中的人文精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改革进取、包容开放的创新精神

典故“胡服骑射”是其典型代表。在公元前309-307年赵武灵王为提高军事实力而推行的一场卓有成效的军事革新, 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使战国成为七雄之一提供了必要条件。胡服骑射改革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穿胡服, 二是习骑射, 这两方面都体现了学习先进的包容开放的思想。正是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成就了赵武灵王的丰功伟业。

二、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法治精神

燕赵成语典故中奉公守法的精神在春秋赵简子时期就有所表现。赵奢不畏平原君权势而征其租税, 显然体现了执法必严精神;平原君听了赵奢的话后, 不仅交了租税, 且以之为贤, 荐之于赵王, 则明显体现了奉公守法精神。

在赵简子的主持下, 晋国新的刑法铸于大铁鼎之上, 以示不可更改, 人人必须遵法行事。典故“铸刑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赵氏祖先守法的积极性。成语典故“奉公如法”或“奉公守法”就是由赵奢故事演化而来。赵奢也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了我国历史上“奉公守法”精神的化身。同时通过赵奢的升迁我们也可以理解, 赵国的国君和贵族也是十分拥护和赞扬赵奢的这种精神的。

三、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这从“三家灭智”“三家分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四战之地、四战之国中也有所显。曾是春秋五霸的晋国, 政权落入异性贵族手中, 智伯瑶势力最大, 为削弱韩、魏、赵三家实力, 向他们索要土地。韩、魏都给了, 赵氏独不给, 不怕牺牲始终不投降, 显示了极为顽强的毅力。后赵联合韩、魏“三家灭智”, 赵氏的政治地位得以加强, 显示了其大无畏气魄。

四、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和谐观念

这在抵掌而谈、将相和、负荆请罪、刎颈之交等成语典故中清晰可见。苏秦与赵王抵掌而谈, 明显是一幅君臣和睦的动人场景。蔺相如为免将相不和而授秦人以可趁之机, 为廉颇让道。廉颇知其苦心后, 向其负荆请罪, 二人结为刎颈之交, 又恰是一幅将相和谐的美丽图画。

我国现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 在燕赵大地中流传久远的这种“和”的理念在现实社会中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要借史之鉴, 发扬光大。

五、临危勇出、多谋善断的大无畏气魄和高度智慧

这在毛遂自荐、一言九鼎、三寸之舌、两鼠斗穴、许历谏军、完璧归赵、渑池之功、围魏救赵、因势利导、窃符救赵等成语典故中清晰可见。其中, 毛遂自荐、窃符救赵等更多体现了临危勇出的责任感, 而其它几个成语典故则更多体现了多谋善断的高度智慧。

六、浓厚的世情气息

军事活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 受世俗人情的影响, 政治军事人物也要与社会上的各色人物打交道。因此, 与赵国军事相关的成语典故也反映着当时的世俗风情, 具有浓厚的世情气息。市道之教、奇货可居, 反映了人的市侩作风;步履蹒跚、犹豫未决、不遗余力、南辕北辙, 反映着各色人物的行为特征;价值连城、天下无双、羽毛未丰, 反映着人对事物的评价;三人成虎、攻难守易, 反映着生活哲理。

总而言之, 在历史的浩瀚云烟中产生在燕赵大地的成语典故如汪洋大海, 本文从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为切入点, 以点滴之水, 以期见大海之全貌。也只有这种蕴含着精神和灵魂, 才能穿越时空的隧道, 历久而弥新。

参考文献

[1]刘洁修:《汉语成语考释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89年8月第一版。

[2]成晓军、宋素琴:《燕赵文化纵横谈》,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

[3]郝良真:《论赵文化的开放性》, 《赵文化论丛》,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4]孙瑛、张润泽:《赵文化论集》, 崇文书局, 2006年。

[5]马国凡:《成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8年。

[6]张学衔、张兆飞:《中华成语探源》,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7]郝在朝:《邯郸成语典故集》,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7年。

[8]刘洁修:《汉语成语考释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7年9月版。

浅析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篇8

关键词：当代文学 人文精神 文学作品 渗透表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9（c）-0201-01

文学界形象地形容文学艺术为女子的绣花针，它的每一处针眼都蕴含着创作者的情感，进而编织成衣服美好生动的画面。文学本身就应该是有灵有肉的，实现着情感的表达，渗透着人文的气息，该文通过人文精神在现代和当代文学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渗透历程，表达当代文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的意义。

1 现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历程

1.1 五四时期

现代文学起始于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时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发展到了黄金时期。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变迁，时代背景的转变和轮换，先进的知识分子发掘出国家的全新正确道路，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现代文学因其深厚的时代特征，多数呈现出了革命性和阶梯性。

比如说，著名学者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就描述了一个敢于上进、积极进取的普通劳动者在旧社会的剥削下逐渐走向堕落的过程。而巴金先生的《家》也正是通过人文精神的刻画，为我们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旧思想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此外，丁玲老师的“日记体”《莎菲女士日记》也成功描述了一位精神反叛、时而彷徨的知识女性。所有的作品，都到处闪现着人文精神。

1.2 辉煌时期

20世纪的30年代，是中国对外战争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是十年建设的黄金阶段。现代文学在这个阶段得到了繁荣的发展，其中以曹禺的《雷雨》和矛盾的《春蚕》为经典的代表，《春蚕》是借蚕来表征无私奉献的人，歌颂了人类的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力求将人文精神渗透到作品当中。《雷雨》则是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呈现出善良政治的人格主题，表达了旧时代劳动妇女的形象，同样使读者们体会到人文精神渗透于现代文学中的艺术性魅力。

2 当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历程

2.1 改革开放前期

我国文学界以1949年为界限，将中国文学划分为了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百家争鸣的政策号召下，当代文学进一步重视“人”的刻画。在建国前的3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动荡，“文革”之后，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完善更是受到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多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刘心武的《班主任》及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是典型的代表。《班主任》完全再现了社会变迁对青少年心理和命运带来的影响，暗示了精神拯救心灵的重要意义，拯救了心灵才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著名短片小说《神圣的使命》充满“文革”的烙印，展现出了当年知识分子在监牢里感受到的人文精神的扼杀。

2.2 社会主义新时期

自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我国再次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兴起了“先锋文学”，这种文学形式注重于展现人类的生存状态，通过人生境遇，揭示生命本质，让人们能够对人类和社会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使得人类通过文学对命运和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在众多的作品当中，以余华的《活着》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活着》这部作品成功地诠释了生存本质意义，读者们能够在这不作品中感受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存留下来，更是为了追求真正有品位的事情，这是一部蕴含了丰富人文精神的当代作品，它既能够引领读者的心灵起飞，更能够让读者们受到人文精神的启迪和感染。

2.3 在文学教育中的渗透

文学作为当代民族及精神本质的主要载体，对于提升民族忧患意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我国的当代文学教育中必须要渗透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创作人才的培养阶段就生成一种人文的素养，给学生们多多推荐一些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品，比如说老舍先生、鲁迅先生和刘心武先生的作品，让学生们了解人文精神，善于运用人文精神。

3 当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意义

3.1 启迪心灵，提升作品价值

文学是社会背景的土壤，一切能够永恒的东西都是关涉人、关照人的，是一种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肯定，通常这类作品都能够全面透彻地琢磨人生本相。可以说人文精神，在现当代文学当中扮演者重要的内在灵魂角色，它是文学的风骨，更是文学的内蕴，同时是文学的灵魂。人文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渗透使得文学脱离了空洞的边缘，使得文学有如一眼清泉，倒映出真实的生命意义，读者们也可以通过对作品的赏读，窥视到自身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些在作品中塑造和体现出人文精神能够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和人文性。

3.2 结合时代，体现精神气息

众所周知，任何形态和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并且要高于生活，作品本身一定要充斥着浓郁的时代性色彩，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掺入人文的精神，令时代气息浓烈地散发出来，使作品充满活力并且要富有生机，在改变过去程式化的评论和叙事手法中，把握住“人”的灵魂和精髓，所以，在作品当中渗透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于社会心理和时代风貌的直观、真切的彰显，能够积极引导人类的生活，提升读者的精神世界。

3.3 净化灵魂，提高作品可读性

很多读者在近来的文学作品中发现，文学创作越来越集中体现人情味，每一位读者似乎都能够在阅读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影子，进而产生共鸣，这正是凸显了当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读者们能够在主人公的人生旅途和各类经历中找到自己的共同点，进而发掘出人生的真谛，更加懂得该如何把握当下，珍惜生命，能够体会到人间的真情，传达出人性的光辉，使读者的心灵得到净化，而且更乐于赏读当代的文学作品。

4 结语

归根结底，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有机构成，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领域内部想象，纵观整个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各处都十分到位地穿插着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渗透具有重要意义。该次论文我们探讨了人文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渗透历程，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向着摆脱精神桎梏的方向发展，推动人类的解放。

参考文献

[1]赵秀芝.人文精神在现当代文学中的渗透[J].群文天地，2012（24）：54.

[2]郭涛.浅析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11）：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