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势分析(精选8篇)
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建立政务服务中心这一实践,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回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程,探寻其演进脉络,分析其发展走势,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的高效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审批项目的清理——拉开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
1.对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吹响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号角。众所周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诱因是整治行政腐败、治理经济发展软环境,进而发展地方经济。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是从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入手的,随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时限、精减审批环节的热潮。通过清理项目,使不必要的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得到有效遏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遵循经济规律,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职能关系开辟了道路,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清理行政审批项目触及到对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项目清理也到了关键阶段,它涉及到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即把项目清理工作与法律法规的修改结合起来。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经过二轮乃至三轮的项目清理,削减项目的空间已经不大了,而许多能切实提高行政效率的应该削减的项目或精减的环节是由法律、法规以及省级以上部门设定的,并且多带有随意性,许多事项超过了规定的审批权限。据统计,四川省前一阶段所保留的715项审批事项中,有国家法律和国家部委依据的有626项,占83;绵阳市保留的审批项目中由省以上部门设置的更高达90以上。因此要结合法律的修改而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或环节,对这类项目的削减,地方是无权的,这就要求国家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互配合、加强沟通,在实践中,加大法律、法规的修改力度,特别要结合《行政许可法》加大对省级以上部门文件的清理力度,真正实现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效管理。
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重心要与时俱进地转移。随着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不断深入,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工作已不再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中心工作,不能只专注于削减项目,应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转移工作重点。应该从加强对项目的后续监管、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上下功夫,从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完善服务手段上下功夫,从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上下功夫,这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的所在。
二、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试验田
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催生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建设。项目清理以后如何加强管理,如果还放在各政府部门,很容易产生回潮现象,就达不到提高效率、统一监管、服务发展的目的。各地(主要是地级市)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纷纷设立服务大厅(或叫政府行政服务超市),实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方式,广泛推行阳光工程。许多地方受益于改革为地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还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中心。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在于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十分巧合地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2.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作用初步发挥。各地在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出了转变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管理机制、进中心项目的运行机制以及信息网络的办公机制,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是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开、透明、讲求实效的行政审批制度。这是从传统的政府直接控制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控制经济运行的“审批经济”模式之后的又一进步,有效地转变了政府的职能。中心实行一个大厅、敞开式集中办公,提供一条龙服务,这种运作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快”,变分散审批为集中审批,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变多头受理为一家受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真正实现了规范运作、高效服务,大大方便了群众。
二是推动了管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推进各部门整建制进中心,实行一条龙全过程跟踪服务,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效率和服务上来,有利于实现部门审批、执法、监管权的有效分离,使政府的管理方式逐步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重审批、轻监管、轻服务”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到全过程监督、全过程跟踪服务,做到审批、监管、服务的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发挥了政府“裁判员”和“服务员”的作用。
三是促进了机关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转变。基层
企业是否方便、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中心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围绕这个中心,中心实行严格的限时承诺制,公开透明的办公环境、规范的办事程序、严格的考核管理、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彻底改变了过去“门难进、话难说、脸难看、事难办”的机关作风,特别是中心的做法带动和促进了相当一些后方部门行政方式和行政观念的转变,服务意识明显增强。进中心各单位
也根据自身情况,主动改进工作作风和服务方式,出台了许多便民措施,公开做出服务承诺,带来了行风政风的普遍好转,形成了勤政为民、热情服务、共谋发展的良好风气,极大地改善了政府的形象,拉近了政府和群众的距离。
四是探索出依法管理的新途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并非不要审批,而是如何高效规范审批与管理,如何通过审批达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集中式审批,已经探索出一条审批、服务、监管相结合的,以加强执法管理为手段的较为完善的执法管理体制,可有效解决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加强立法监督是基础。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较完备的行政法律监管体系已经确立,可以加强对行政审批的过程监督。依法审批、依法管理是关键。审批后的管理很重要,这就要通过行政执法来实现。因此,要将行政审批与行政执法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审批许可、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机制,切实做到依法审批、依法管理。统一监管是保证。就是要强力推动所有审批事项进入中心办理,特别是要推动政府部门有关业务科室整建制进中心,截断“两头办”的后路,将项目进中心进一步向权力进中心推进,将政府行政审批纳入统一规范的框架内,为审批的规范、效率搭建一个重要的监管平台。
三、《行政许可法》的出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下的重要立法革命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建设与发展又促进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而《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审批制度改革的最重要成果。行政许可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问题是行政许可过多过滥,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规章,甚至通过一般规范性文件滥设许可,而且设定许可的事项不规范,有些行政机关把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一个手段,通过许可乱收费,为本部门争权、为本地方谋利,也导致行政审批领域大量公权被利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说行政许可已经成为一个腐败源并不为过。同时,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总体看,原有的行政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障碍。正是由于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才使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推动一部新的法律的出台。《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改进现行行政许可管理、影响和推动我国的政府现代化进程,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1.行政许可法确立的行政许可合法原则和行政许可设定权制度,将促进行政管理重大决策的高度集中和统一,治理因行政管理决策渠道过多和分散导致的政出多门、决策混乱和管理事务的过多过滥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加速建设有限政府,加速行政机关的改革步伐。行政机关是国家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应当依法进行,否则违法。由于立法的滞后,本该立法机关决定的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却由下级政府及行政机关自主决定了。各地、各部门的官员为追求短期效果和轰动效应,不计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超越职权,随意决策。用行政许可设定权制度的方法治理这些问题,对各类行政管理项目的决定进行规范并进行清理,行政机关的工作量将大大减少,这就为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2.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制度,有助于全面开展行政机关的清理活动,加强政府机关及其行政管理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建设。行政管理是严肃的国家行为,但长期以来,许多行政管理活动却由非国家行政机关代行管理了。行政许可的实施收归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纯属技术业务类的行政许可经法律、法规授权交由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实施,现行许可实施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如果沿循这条立法思路,将各类由社会承担的行政管理事务清理归类,统一收归行政机关行使管理,行政机关以外吃皇粮的机构和人员将大大压缩,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将会明显减轻。
3.行政许可法规定了相对集中实施行政许可的制度,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目前行政机关数量过多过滥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关键是它突破了现行设立行政机关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设立行政机关的方法。行政许可相对集中的规定是继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的又一次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设立的法律规定,一旦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逐步做到相对集中实施,其它方面的行政管理活动也逐步集中行使,大量因过细分工而产生的行政机关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这就为未来合并、调整、精简为数众多的行政机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4.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制度,将为解决行政管理价值取向失控,行政限制手段过多过滥,行政权力恶性膨胀的问题,建设一个有限政府、理性政府,提供宝贵的经验。行政许可法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只有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控制、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才可以考虑设定行政许可,并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要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行政许可法关于规范行政许可范围的法律制度为我们科学规范行政管理范围,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和频率,建立一个理性政府,提供了极其有益的思路。
5.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便民原则和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将有助于转变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作风,加强政府机关的作风建设。人民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长期以来,为人民服务只是挂在口头的一句口号而已,却一直没有切实的法律制度保障这句口号能够真实地落实在行动上。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义务和责任细化和法律化,是对我国立法中忽视行政管理技术和大而化之的历史传统的一次革命,是从根本上治理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拖拉懒散、麻木不仁作风的首次尝试。
四、中心建设的蓬勃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完善
鉴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对推进软环境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所带来的极大收益。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加强中心建设,中心建设呈现出强劲发展的勃勃生机,审批制度改革日益深化与完善。
1.加强软硬件建设,拓展服务功能。随着中心的发展,各地已经把软环境建设、经济发展与中心建设挂起钩来,都把中心建设与发展作为优化地方投资发展软环境、快速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把中心建设作为地方的一个门面、一张名片,投入资金加强服务大厅的建设,改善服务大厅的环境,许多地方建起了上万平米的服务大厅。同时,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以实现“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外网反馈”的网上审批机制为目标,探索构建了以行政审批为主线的行政审批服务平台、行政效能监察平台、要素配置平台和社会服务平台,通过“电子监察”使行政审批更加规范、透明;构建了“一网式”网上服务中心,实行“一表制”受理和一个窗口收费,逐渐实现网上审批,以网上审批为主的模式,在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建立网上直通车,再建一个无形的中心。中心的服务功能不断得到拓展。
2.加强联动,构建立体服务体系。中心的建设是从地级市发起的,由于其服务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并且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各地纷纷往县区、乃至乡镇延伸,四川、安徽等地还建设了省级中心。这样,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服务中心,构建成立体服务体系,更加有利于服务经济建设。
3.推进相对集中许可,推动新一轮改革。《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为推动进一步加强中心建设提供了机遇。各地积极进行研究与探索,推出具有行政审批(含许可、服务)职能的市级相关部门,其内部各处室行使的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处室(审批服务处)相对集中,各部门的审批服务处以整建制的形式向审批中心集中;各部门进审批中心的项目、人员、授权要到位等新举措,对推动新的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乃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必将掀起新一轮改革与中心建设的热潮。
五、政务服务中心的消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取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是从治理发展软环境开始,从清理项目入手,通过中心建设推进改革的深化,催生行政许可法达到了高潮。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中心建设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不光是“中心人”思索的重大课题。当然,政务服务中心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必然性,但政务服务中心本身的存在并没有其价值,它只是时代的产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替代物,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体制过渡时期的必然结果,其目的是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有的地方在建立政务服务中心之初,当地领导人就明确提出,我希望在我手里建起政务服务中心,并希望在我手里消灭政务服务中心。这是基于对审批制度改革精神深刻理解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以及行政审批制度的日益完善,政务服务中心必将走向终结。
当然,终结政务服务中心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发展要求所决定的。因为建立起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审批制度,也必然是一个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需要使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使审批方式找到完全替代方式,以便废止审批,可谓任重而道远。在当前的条件下,不能简单地认为要终结中心,而且要大力加强中心建设,使其真正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不论政务服务中心何时终结其历史使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对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已经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历史性的作用。
中国自2001年开启了对行政审批制度的全面改革, 随着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审批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连续几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撤销和变更了大量的审批事项,体现了中央政府进行改革的决心。然而, 审批改革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一些制约因素逐渐暴露出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部门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以及公众意识形态落后等。众多制约因素中最难改革的问题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实质上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制衡问题,目前来看这也是改革最关键的问题。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场政府主导的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方式决定了中央政府会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改革,那么执行部门会拥有部分审批选择权。
目前对审批制度改革的研究已经非常广泛,涉及到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虽然中国对利益集团的研究比较晚,但是学者们对利益集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利用博弈论研究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能够深入分析各集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机理,分析参与人之间的行动策略, 找出均衡合理的结果,用以解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二、利益集团的性质和行为
奥尔森将利益集团分为三类:特权集团、中间集团、潜在集团。可是并没有将政府放在利益集团理论的框架里进行研究,我国学者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涉及到的利益方将利益集团分为四类:决策者集团、执行者集团、受规制企业集团以及消费者集团。决策者集团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以及国务院的高层,执行者集团主要是国务院的职能部门以及地方执行部门,受规制企业集团包括特殊垄断企业以及普通企业。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这四类利益集团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在利益集团的力量相差不大的时候,政治均衡的结果是爆炸式的改革,而在利益集团的力量相差悬殊的时候,政治均衡的结果是渐进式的改革。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说明各利益集团的力量相差较大,决策者集团和执行者集团虽然规模较小,但拥有权力资源优势,成为影响改革的关键因素。决策者集团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政策的制定者,对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执行者集团作为政策的实施者,对改革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决策者集团与执行者集团之间的博弈对于审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也着重研究这两类集团之间的博弈均衡。
利益是进行渐进式制度改革的动力。制度既是追求个人利益的障碍,但又是进行利益博弈的规则所在。决策者集团关注执政的稳定性、法治性以及政府的声誉,关注宏观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们有动力推动行政审批制度,且具有推动制度改革的政治权力优势。执行者集团具有双重的利益属性,一方面他们关注的是个人效用和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意味着职能部门权力的削弱, 这样也就减少了设租和寻租的机会。职能部门并不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当社会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发生矛盾时,必然追逐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在决策者以经济绩效来考核干部晋升机制的影响下,他们的目标函数与决策者的目标函数又具有一致性,通过缩减审批事项,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吸引更多地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希望可以获得上级政府的良好评价,获得个人晋升的机会。
三、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博弈的参与人为决策者集团和执行者集团。本文将模型简化,决策者集团只关注由于制度改革而带来的GDP增长,其政治声誉、民众的支持等将不再量化。同样地,执行者集团关注区域GDP的增长和从审批制度改革中获取的利益,其个人的晋升等将不再考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大体是决策者集团确定了改革的思路和原则,制定方案,由执行者集团实施。决策者集团和执行者集团的行动有先后顺序,而且执行者集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观察到决策者集团的行动,掌握其信息动态。前面已经假定两类集团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理性作为双方的“共同知识”。假定博弈双方都了解对方的特征、策略空间以及支付函数。双方的博弈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决策者集团制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执行者集团的行动空间一是按照决策者制定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是宁愿承担被查处并接受惩罚的风险而不执行决策者制定的方案,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决策者集团的行动空间是发现执行者集团的违规操作后,查处并惩罚和不查处。查处力度过大之后,理性的执行者集团可能会对审批敷衍了事,这时决策者集团的行动空间为适当改变方案和不变更方案。如图1所示。下面具体来看双方的支付以及博弈过程。
决策者集团决定对某项行政审批制度实行改革,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如果决策者制定的审批制度改革方案并没有违背执行者集团的目标函数,那么执行者会接受决策者的决定,博弈结束。假设决策者集团从制度改革中获取的收益为R,改革的成本为C,包括人力成本、组织成本等。 执行者集团获取的收益为r,r包括获得审批费用以及其他收入,执行者集团认真执行中央政府审批改革的成本为c。 此时决策者集团的收益为U1=R-C,执行者集团的收益为U2=r-c。
如果决策者集团制定的审批制度改革并不符合执行者集团的收益预期,执行者集团在具有双重的目标函数情况下,一方面为了维护本部门和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关注晋升等政治收益,所以他们不会明显地抵制决策者的改革方案,而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保留获利较大的审批项目等,“阳奉阴违”地执行决策者集团制定的审批制度改革方案,此时进入博弈的第二阶段。假设执行者集团“伪装”改革的成本为c1,获取的收益(促进GDP增长的那部分)为r1,因“伪装”改革而给决策者集团造成的效用损失为w。若执行者的行为未被决策者查处,那么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为U11=R-C+r1-w,执行者的效用函数为U21= r-c1+r1。
假设决策者集团发现执行者违反制度的概率为P, P ∈ (0,1),决策者拥有的惩罚资源为D,那么决策者集团要付出的管理成本为P * D,执行者集团的机会主义成本为P * D 。 此时博弈进入第三个阶段 。 若决策者查处后并未做任何制度的改变,那么这时决策者集团的效用函数为U12= R-C+r1-w--P * D,执行者集团的效用函数U22= r-c1+r1-P * D 。
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场渐进式的革命,为了维护社会发展的稳定,会逐步改善利益分配的格局。如果决策者集团的查处力度过大,那么会损害执行者集团的积极性,执行者集团可能会对审批放之不管,这样会损害市场的经济秩序,反而不利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行,影响决策者集团的效用水平。决策者集团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如果下放部分审批选择权,执行者集团还是会保留那些有利的审批项目,虽然决策者集团知道执行者集团在改革的过程中会有违规的操作,但不得不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决策者集团的放任会提高执行者集团寻租的积极性,此时寻租的收益为r2,执行者集团寻租带来GDP增长的那部分为r2,给决策者集团造成效用损失w1>w那么此时决策者集团的效用函数为U13=R-C+r1w1--P*D+r2,执行者集团的效用函数为U23= r-c1+r1-P* D+r2。
直观地来说,从两类集团的效用函数中可以看出,若在第二个子博弈中,执行者集团在“伪装”改革被决策者集团查处之后的效用水平降低甚至小于零,即U22=r-c1+r1-P* D<0,那么执行者集团将会认真执行决策者集团的方案,若执行者集团在“伪装”改革之后的效用水平依然非常大,将会选择“伪装”改革。这个效用水平的大小受执行者的伪装成本、伪改后获取的利益以及决策者集团惩处的影响。决策者集团惩罚执行者集团使其效用水平降低,执行者“伪改”的动力就会变小。由此可见,决策者集团的监督成本是影响执行者集团是否认真改革的一个因素。决策者集团的监督成本越高,执行者集团的效用就越低,反之,执行者集团的效用越高。
用逆推归纳法来求这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因为
,执行者集团会选择伪装改革,这样博弈才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 考虑决策者集团是否会对执行者集团进行查处,分为两种情况 。 第一种:若,决策者集团会选择查处 。 那么对于执行者集团来说也就是说执行者集团伪装改革的成本比较小时,当决策者集团的行政审批制度并不符合执行者集团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执行者集团会选择伪装改革 。 第二种:若U 13 <U 11 ,决策者集团会选择不查处 。那么对于执行者集团来说,只有当0,博弈才会在第二阶段,所以执行者集团依然会选择伪装改革 。 由此可见,执行者集团有选择伪装改革的动力 。
因此该博弈的两个子博弈的精炼纳什均衡分别为: (伪装改革,查处,改变政策)和(伪装改革,不查处,改变政策)。
四、政策建议
“任何一种制度选择或者变革道路的选择,都不可能单单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集团的偏好,而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相对势力及其合力”。一种制度的安排在纳什均衡的情况下,没有人会积极去打破这种制度,大家都会遵守这种制度。反之,如果一种制度不构成纳什均衡,至少会有一个参与人违背这种制度,这是纳什均衡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对于这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来说,若想改变博弈的均衡路径,希望执行者集团认真执 行决策者 集团的改 革方案 , 即U2-U21>0且U2-U22>0,那么就要增加执行者集团伪装改革的成本,降低“伪改”获取的利益。而且决策者集团在事前可以有一个承诺行动,那就是一旦执行者出现违规的行为,那么决策者集团将会严惩,这样博弈的均衡路径将会改变。具体来说,可以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建立严格的法律审批制度可以对执行者集团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这种承诺行动使得决策者集团的严惩对于执行者集团来说成为一种可置信的威胁,这样在不增加监督成本的情况下,改变执行者集团的行为。《行政许可法》的颁布表明了决策者集团改革的决心,但是一些关联制度的建立还有待完善。审批制度不仅要对受审批对象做出规定,更重要的是要对执行审批的单位的行为做出严格的规定,这样其实是增加了执行部门寻租的成本。
一、2014年上半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进展
从本届政府成立伊始至2014年6月,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下放了行政审批事项468项,从中央的角度而言,改革的决心不可谓不大。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2014年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稳增长的任务较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一)着力于为小微企业和创业就业打造公平、高效、透明的竞争环境
2014年上半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高度重视调动企业和社会创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就业给予高度关注,对企业“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1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三项措施:一是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向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方向迈进。二是清理并逐步取消各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三是重点围绕生产经营领域取消和下放包括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等70项审批事项,其中涉及企业主体设立、生产许可、经营范围、资本和资产处置等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关键环节的有48项(含子项)。这次取消和下放的事项集中在生产经营这个重点领域,含金量有所提高,有利于继续释放企业主体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4〕5号)发布,指出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其中,取消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取消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核准等社会关注度高、申报量和审批量大的事项,取消和下放后受益面较广。
2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在放宽注册资本等准入条件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健全完善配套监管制度,维护宽松准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改革工商登记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并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再承担创业投资企业的具体备案年检工作,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登记的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管理职能,移交至创业投资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加快审核专项用于投资小微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发债申请。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各地井喷式地出现了一大批新增中小企业。
6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措施促进创业就业。取消和下放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包括“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核准”“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条件的服务型、商贸企业和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减免税审批”等关系投资创业的34项审批事项,有利于减少中间不必要环节,让优惠政策落地,释放市场活力。围绕促进投资创业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许可、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核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设立内资演出经纪机构审批等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下一步要继续清理和压缩现有前置审批事项,将其中的大多数改为后置审批,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并实行目录化管理制度,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二)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落实改革有效性和持续性最终要实现的政府管理模式。多地对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今年4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继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推进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积极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出台了2013、2014两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从事前审核管理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将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行政管理方法。2014年6月,2014版负面清单公布,进一步瘦身,取消14条、放宽19条管理措施;透明度进一步增加,无限制条件措施从去年的55条大幅缩减为25条,并明确了部分无具体限制条件管理措施的条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对管理措施进行了分类调整,将涉及不同代码的同一行业相关管理措施进行适当归并,从而减少了23条管理措施。上海自贸区自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增长,截至2014年6月底,新设企业数207户,总数达1245户,是去年同期的8.6倍;新增注册资本超过73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倍。新设外资企业中,92%属于负面清单范围以外,按照备案方式设立。投资者通过登录自贸区投资服务平台,自行比对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以外的当场完成备案手续,比原来外资审批方式下的8个工作日大幅度缩短,大大方便了境外投资者投资。
(三)改革向纵深推进
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2月20日,国务院决定向社会公开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形成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向社会公开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理已向社会公开的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所列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公开权力清单是建立阳光政府的重要步骤,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浙江省宣布今年起将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试点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行政审批制度法制化。2014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清理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近年来,一些部门通过各种形式设定了一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设定和实施不够规范,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通知要求对已向社会公开的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所列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清理,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规范行政管理行为,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工作要求一年内完成。
二、2014上半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的问题
(一)政策落实存在梗阻
尽管中央层面着力破除一批玻璃门、弹簧门的政策,但一些地方和领域,市场主体感觉仍不明显。中央政策的效应有逐级衰减的趋势,政令不畅的“堰塞湖”依然存在,“肠梗阻”现象依然严重,改革被人为“截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存在:一是名亡实存。在文件上、规定上取消了行政许可,仅仅是在统计行政许可减少的数目而已,在实际工作仍然保留该行政许可;或是将项目进行合并,玩数字游戏,在计算统计行政许可数目时,看上去也是减少了行政许可。二是变相审批。将原有行政审批项目称为“服务”项目,或者“委托”项目、“交办”项目等,改名换姓,变相保留审批;或是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转移给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如协会,技术检测机构等。三是下放和取消的内容含金量不足。目前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多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改革的核心,一些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中,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的现象,一些真正能够触动原有利益格局、撼动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展开。
(二)一些下放事项基层政府管不了、管不好
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对于基层政府的能力要求比较高,但从实际操作的过程来看,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不足,一些权利放得下却管不起。伴随着行政审批权力的下放,基层政府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审批职责,但是责任重了,人员编制、技术支撑等方面并没有配套,这就导致了一些权利下放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丧失了审批的意义。
(三)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不健全放活变成了放任
上半年,审批制度改革步子迈得大、走得快。但从前置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督这一重要的转变还没做到位、做踏实。以工商注册制度改革来说,注册企业的条件大大降低,大量新企业出现,但与之相匹配的事后监督机制缺位,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启动,大量良莠不齐的主体进入市场,对市场正常运行是很大的挑战。因此真正实现职能转变不仅是简单的放权,而是当管则管,不当管的放权。
(四)制度构建缺乏法治化思维
当前,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遇到的障碍是体制性的、深层次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抵制,大大抵消了改革的积极成效,但往往这些抵制又能够逃离政策性措施的治理。仅仅依靠政策性治理措施对解决深层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题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法治思维就显得必须和迫切。
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更接地气
坚持以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为重点优化市场环境。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调查失业率仍然平稳下降,服务业增速持续高于第二产业,表明小微企业和服务业是市场重要的活跃力量,也是解决就业、保障民生的关键性力量。下半年各项改革依然要把握为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优化市场环境这一重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认真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消除审批管理的“灰色地带”。继续清理各类资质资格审批项目,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专项转移支付。继续释放此前推行放权、松绑、减负的改革活力。加快“负面清单”管理研究,逐步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型。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投资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建立需求导向型的改革制度,对于不同领域的改革哪些审批事项需要下放,哪些应该废除,哪些审批的内容需要调整,要建立科学的调查制度。强化社会参与机制,真正下放和取消一批如工商注册制度改革这样能够释放市场活力的改革。
(二)加快建设事后监管机制
从源头上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审批门槛,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市场放任,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效能、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事前审批效率更要求在事中、事后监管更加严格更加有效,创新监管方式,做到放活不放任。对于简化审批的事项,要相应配套事后监管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真正形成放管结合的新机制。构建政府职责体系,就是按照层级、部门和项目把政府的行政审批、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和监管方面的职责等一一理清楚,分解到位,立法确认。
(三)推动审批制度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必须推动审批制度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形成企业和个人信任的、稳定的制度环境,把审批制度从行政色彩浓郁的政策性行为转变为法治化行为,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和完善现代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是通过法治化重新界定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和任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重新设定和配置,只有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才能从根子上对行政权力的使用形成约束。因此,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在进行法律设定时要注意“公正”和“有效”两个原则,行政审批权力的设定和行使要平等保护所有主体的合法权益,切实严格依法进行,对于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制裁,要确保法治的权威性。
二是规范化行政审批的全过程。在受理环节,建立公示制度,对审批项目名称、设定依据、实施主体、条件、程序等内容予以公示;在实施环节,严格限定审批时限,规范审批程序,并普遍实行首问负责、服务承诺、限时办结等制度;在监督环节,完善内部层级监督机制,建立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规和不当审批行为予以纠正。要让行政相对人看到程序的正义、享受程序的正义、相信程序的正义。
(四)强化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
当权力被下放时,“接棒”的机构是否做好了准备,“接棒”的制度是否健全,直接影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全局。让审批权力“放得下”“接得好”,需要规范有关行政流程,地方和部门应明确承接主体,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建立可操作性的标准化流程,清理和政府部门捆绑的中介机构,同时强化监管,规范服务。不固守已有制度,根据担子的大小确定人员编制、经费划拨等支撑政策,形成人、事、钱相匹配的运行机制。
(五)加大改革落实监督和问责力度
一是加大自上而下督查力度。督查的重要内容是简政放权和一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加大巡查和考核力度,进行事后效果跟踪测评。对落实不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只有问责机制建立起来,才能使督察有意义。二是强化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上半年,权力清单已经对社会公布,但公开不是最终目的,公开是为了让百姓、企事业单位进行反馈,这些项目该不该由政府审批,改革落实的好不好。
研
——2013年度省直“双服务”专项行动工作交流材料
省水利科技推广与发展中心 杜鹏飞
根据组织安排,我于今年参加了由省财政厅牵头,省委统战部、省发改委、省人力社保厅、省国土厅等9个省直部门、高校、金融单位参加的省直第六服务组,赴绍兴市深入开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在各成员单位和全体组员的团结协作下,我始终珍惜机遇,认真学习,积极调研,主动参与,深入思考,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主题的服务工作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主题的服务工作基本情况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能,营造一流发展环境,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2013年3月1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浙江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省级联合审批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浙委办传„2013‟7号)和10月8号省“双服务”集中汇报会精神,按照双服务组第六组整体的安排,我参加的第三小组于10月16日至18日赴上虞市、诸暨市进行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主题的服务活动,采取了召开企业座谈会、政府职能部门座谈会、走访行政服务中心、走访办理审批事项中的企业等服务形式,共召开座谈会4次、走访行政服务中心2家、乡镇分中心1家、走访企业2家,收集有关资料,摸清了上虞市、诸暨市行政审批事项改革面上情况。
二、调研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
1、上虞市自2000年以来,相继开展了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提高了行政服务效率,创优了发展环境,并进行了审改标准化建设。今年上虞市政府确定了“能减必减、能放则放”的工作要求,对全市涉及审批部门的所有事项进行全面清理。全市各部门(单位)积极行动,配合默契,按照审改工作开展的进程要求,完成41个涉及审批部门所有事项的清理和规范。根据事项清理结果和标准化建设要求,对发改局、经信局、规划局、工商局和建管局窗口牵头负责的联审联批“五联动”机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优化完善,适当调整审批流程并由市府办发文明确,确保审批机制的顺畅高效运行。完善了多证联办、联合验收、前臵联用等审批机制,建立由牵头办理窗口一次性向业主收取所需全部材料,相关部门共享资料信息、同步审批办理、缩短承诺办结时间的联动式审批方式。
2、诸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每年突破一个重点,在职能归并和集中审批、提速增效和联合审批、创新方式和优化服务、简政放权和构建三级便民服务体系、规范运行和全程代办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今年三月份以来,诸暨市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手段,按照“合法合理、高效便民”的原则,做好行政审批服务“加、减、乘、除”四篇文章(做好“加法”文章,实现审批运行集中化;做好“减法”文章,实现事项程序简约化;做好“乘法”文章,实现项目审批效率化;做好“除法”文章,推进中介机构改革),认真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进行政审批服务提速,努力做到行政服务效能最大化,为企业、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并于2013年8月份向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将诸暨市列为市场主体设立快速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请示”。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摸底和调查,了解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已经按省里的通知要求组织实施,半年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审批项目的动态管理、审批流程的优化、审批方式的完善、审批监督制度健全、政务服务中心的完善等等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企业和群众不断提高的服务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少差距和问题,地方各级政府面临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
1、设定行政审批项目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动态性与相关调整信息传递的滞后和不对称。如根据发改能源1381号文件,分布式项目发电业务的发电许可证可以豁免,但是相关部门认为审批部门没有明确规定;
2、行政审批项目申报资料设定有待优化简化。当前办事对象对部分审批项目繁多的申报资料和复杂的流程等方面意见还是有,比如申报资料原件,涉及到的部门都要求提供原件,而有些原件的数量毕竟有限;
3、受重审批轻监管的习惯影响,对于审批事项的监管和取消审批后仍需监管的事项,也存在只批不管和监管缺乏措施等现象,监管的制度和措施有待建立和完善;
4、网上审批拓展办事统一平台有待探索建立,提高办事效率。企业投资的项目审批流程过于冗长,如化工企业新上项目一般从市场调研到项目生产至少需要18个月,涉及到“浙江”两个字的企业名称核准预登记需要跑省会杭州两趟;
5、行政审批放权导致基层业务量过重,地方专业人员较缺;
6、土地审批过慢,影响到项目的投入;
7、涉及到环保等中介机构评审时间过长;
8、在基层的中介服务机构受到区域性、垄断性和排他性影响,竞争不充分,有些单位自身没有资质,采用挂靠形式,人员力量得不到保障;有些中介机构受到行业性政策保护等等。
四、意见和建议
通过参加“双服务”工作,我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行政审批工作是体现行政机关服务效能的重要窗口,行政审批服务效率与质量,体现政府服务形象,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完善优化到位,也是体现政令执行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鉴于一段时间以来就审批项目和办理时限已作了几次整合提速,故今后在项目缩减、效率提速的空间在客观上会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在继续尽可能挖掘潜力,进一步整合项目、效率提速的同时,今后的工作着力点应放在探索加强行政审批制度建设和优化运作机制上。根据实地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1、建议由省委省政府牵头建立全省性的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建立审批流程图,明确流程、期限,实现联合审批和资料共享;
2、建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权建立双向选择机制,由县一级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需要省级部门放权;
3、建议加大推进中介机构改革机制建设,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分开”的原则,分类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与单位脱钩,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建立充分竞争机制和追责机制;
4、建议建立全程代办机制,对列入市产业项目年度计划表所有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由指定的部门根据委托全面推行全程代办服务。
5、针对行政审批项目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的滞后,建议建立免责条款,解决审批人员的后顾之忧;
一、领导高度重视,组织保障到位
自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通知》(黄卫文[]5号)和市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后,我局迅速行动起来,主要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市直卫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制定了基本工作目标:将原来分散、多头的卫生行政审批向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平台集中,通过对卫生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进一步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审批效能。
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我局成立了局长为主管领导、有关副局长为分管领导、协管领导的市卫生行政审批领导小组。考虑到卫生行政审批涉及科室多,协调难度大的特点,局还特别指定卫生监督科、规财科、监察室3个科室为牵头科室,协调解决卫生窗口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推进卫生窗口建设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二、制定实施方案,方法措施到位
为保障市级卫生行政制度改革落到实处,我局及时起草了《市卫生局关于印发行政审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黄卫发[2012]61号),明确了窗口实行首席代表负责制,并以授权书的形式充分授予其首席代表负责本机关进驻窗口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严格执行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落实各项考核规定;行使对市级卫生行政审批事项受理决定权、组织协调权、办理送达权、协调答复告知权。为此,我局启用了卫生行政审批专用章,与单位公章同等效力,专门用于本机关行政审批。为了有效监督卫生行政审批效能,我局还进一步完善了“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全程代办”、“过错责任追究”等一系列配套规章制度,卫生局窗口工作人员年年评为先进个人,窗口多次评为“流动红旗”窗口。
三、大胆开拓创新,行政审批改革到位
根据市委、市政府对市直行政审批“五减五制三集中”工作要求,我局对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承担的卫生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认真清理,由原来的15项,通过精简、撤销、调整、合并,并报市纪委监察局审查核定,予以保留五类9项,其中:保留行政审批4项、调整为日常管理2项、调整为公共服务项目2项、暂缓执行4项、取消项目3项。申报材料由原来82项减为14项,办理流程由63项减为9项。
今年以来,根据市监察局的要求,我局及时完成了市级行政权力相关信息采集,行政权力和服务事项流程图报送、审批工作。其中行政许可类11项,行政处罚类26项,行政强制15项,行政奖励11项,行政确认3项,行政征用1项,行政裁决3项,行政监督检查1项,行政备案1项,其他权力事项类1项。在报送的资料中质量较高,受到有关领导好评及推介。
截止目前为止,市直卫生行政审批事项提前完成了“应进必进、授权充分、人员合格、流程优化、服务优质、办事高效”的预期目标任务。
四、大抓硬件建设,网络建设到位
目前,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局均开通了局域网,成功搭建了黄冈行政审批工作平台,按照“受理、审批、决定、办结”四个环节有序开展各项审批工作,基本实现了全程网上审批。按照中心安排,已组织专班就市纪检监察部门核定我局的行政审批、行政服务、日常监管共7个相关项目的设定依据、申报材料目录等进行梳理、规范,并完成了电子版,适时将提供至中心完善黄冈行政审批平台建设。
五、规范审批程序,文书使用到位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巩固政府机构改革成果,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的一项目重要举措。我市行政审批制度自2001年至今经历三次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基本情况
我市从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始以来,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和监督的工作原则,对现有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该取消的一律取消,该调整的必须调整。已对全市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三次改革。第一次由原616项审批事项精减到302项,第二次由302项审批项目又进一步精减到135项,经过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累计精减审批项目481项(其中取消48项、合并减少55项、转为日常监管工作378项),为原审批项目的78%;保留的135项(其中审批项目46项、核准项目48项、审核项目40项、备案项目1项),为原审批项目的22%。2007 年由前两次改革保留的135项审批项目精减到122项,精简了10%。
(一)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我市编委办配合市政府法制办修订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办事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和报件资料,规范机关内部工作流程,建立完善高效透明的运转程序,完善机关内部与外部协调的行政审批并联机制,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一是在审查方式上,简化内部程序比较复杂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环节,并在承诺的行政审批时间内,将审批结果反馈到申报单位,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建立联合办公制度。二是在办理方式上,扩大政务公开范围,积极主动创造有利条件,减少了办事程序,方便基层群众。
(二)规范审批管理办法
针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从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入手,防止和杜绝出现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实行管理办法公开。一是把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落实到位。对改革中取消的审批事项,研究新的管理办法,防止变项审批和权力上收。二是对保留行政审批事项的运作,进行了规范,减少了行政审批的随意性。对保留下来的审批事项要求各单位制定管理制度,审批的内容要具体,审批的条件要可操作,审批的时限要确定,并对外公布,减少审批人的自由酌情权。三是行政审批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挂牌服务,充分利用行政审批改革的成果,变机关内部分散办理为集中办理,明确了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
(三)建立监管长效机制
按照“反腐败、抓源头”工作的要求,遵照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意见,北安市编委办经与法制办、监察局协调,制定了《北安市行政审批工作督查方案》。按照《方案》要求,我们对全市具有行政许可职能的部门进行了调查,了解了有关行政审批工作的运行情况,各部门都能按照《方案》要求认真开展学习和自查自纠,对存在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行政审批工作程序和监督、责任追究、公开等各项制度。一是对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事项加强日常监管,层层落实了责任制,制定管理监管制度,把具体责任落实到承办审、批事项的每一名工作人员,对审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依据审批工作责任制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二是针对以前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制定防范措施,防止已精简的行政审批事项“名亡实存”和反弹现象发生。
二、存在问题
从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看,领导十分重视,部门工作扎实,敢于动真格,精减幅度较大,成绩比较突出。但是,由于改革具有创造性、渐进性特点,制约的因素较多,存在问题也较明显:
一是改革目标单一,标准不统一。强调精减幅度是改革的重要特点,而且改革中也非常好地完成了改革目标。但是,目前改革的目标与标准不统一,哪些项目该精减,哪些项目该保留,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依据和统一的指导,也没有科 学合理的改革程序可以遵循。因此,在审批制度改革中,比较注重审批项目的减少,而在科学性和合理性、长远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结合上注重不够。
二是改革自下而上,部门主动性不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异于机构改革,自下而上地进行,由市、省而国家,形成了下动上不动的局面。其重大的弊端在于单位等待、依靠和要政策的依赖性强,主动性、积极性不够。
三是行政审批项目清理还不够彻底。主要表现:一是原先的清理中漏项目、重复项目仍然存在。二是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原先对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上,根据上级规定,采用的是自下而上方法,只是对少数项目决定保留,大量项目省政府或制定机关未公布废止或停止执行,是保留还是停止执行,因担心上下不对口,害怕执行法律不一造成了清理中存在盲点。三是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后,没有及时调整造成审批的不规范。四是有的行政许可,法律、法规虽规定的有项目,但没有许可条件,在实施过程中担心执法标准不一。四是政审批和行政许可概念没有很好的划分开来,导致程序要求、办结时限等混乱。由于最早开展行政审批改革时,对行政审批的概念与现在的行政许可概念相同,而当时行政审批包括审批、核准、审核、备案四大类,2004年7月1日 4 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何为行政许可作了一个解释,但该解释采取的是排除法,仍然不好操作。五是审批的收费仍然不是十分规范。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除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收费的以外,一律不得 收取任何费用。但由于原先部门规章以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已对少数许可项目规定了收费标准,且有部分收费还需上解。目前此类收费文件未公布废止,部分收费项目还在执行,实际上存在收费依据不充分的问题。同时一些部门反映,有些行政许可在实施和监督检查过程中,确实需要较大的费用,如须复制大量的资料,印制许可证件、送达、公告、组织专家论证、听证、检测、检验等等,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这些费用应由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如何保障,如何编制合理的部门财政预算,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三、几点建议
针对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科学制定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方案,明确总量精减是基本任务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工作已不再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中心工作,不能只专注 于削减项目,应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转移工作重点。应该从加强对项目的后续监管、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上下功夫,从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完善服务手段上下功夫,从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上下功夫,这也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的所在。一是做到该减的要坚决减下去。二是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审批项目和前臵审批 条件,要坚持一个事情一个部门办理,确定主要负责部门。三是大力促进行政审批走向电子化、公开化和规范化,通过推行电子政务和发展网上审批,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二)健全审批监督机制,确保改革成效落到实处
对已取消调整的审批项目,要制定替代管理措施,防止管理脱节。对改变管理方式的项目,要规范办事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对保留的审批项目,要明确审批部门和审批人的责任,做到责权统一。对违法审批出现问题的,不但要追究批而不管的责任,也要追究应审批监管而未履行审批监管职能的责任。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开展经常性监督检查。通过检查,把不该审批的项目精减掉,把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精减掉,把公开化、电子化的办事制度建立起来。从而,节约政府和社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提高政府效率。
关键词:行政许可制度,种类,问题,建议
林业行政许可是指林业行政管理机关 (或者其委托部门和法律授权的其他单位)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依法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并赋予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1]。林业行政许可制度是国家行政许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林业部门履行其保护管理森林资源的法定职权, 是实现林业社会管理和调控市场,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改革和不断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对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 促进林业生态平衡和林业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 推动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建设,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近60年的建设,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森林法》为主体的较为健全的林业法律体系。在现行的林业法律法规中, 对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确立了一系列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2], 在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 促进林业生态平衡和林业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我国现行林业行政许可的范围和种类
目前我国林业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证 (许可事项) 有32项。根据许可的性质, 我们可将我国现行的主要林业行政许可证 (许可事项) 分为以下3类:
1.1 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行为许可的种类
主要包括:林地征用、占用许可, 林木采伐许可, 森林资源、苗圃、自然保护区等的设立和规划许可, 野生动物捕猎许可, 野生植物 (含野生药材, 天然种质资源) 采摘许可, 森林资源运输许可, 濒危物种进出口许可等。
1.2 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资格许可的种类
主要包括:木材经营 (加工) 许可,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收购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许可, 林木种子生产许可和经营许可, 自然保护区、林场等开展旅游等活动的许可等。
1.3 森林资源保护的行政许可
主要包括:动植物检疫许可, 林区用火 (含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其他活动如实弹演习等) 许可, 购买猎枪、弹具许可, 外国人进入自然保护区许可, 外国人从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野外考察的
许可等。
2 现行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加强了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并修订了《森林法》及其配套法规。我国森林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的现象十分严重, 不但毁林现象时有发生, 违法批地、占地屡禁不止;而且滥伐盗伐林木、非法捕杀、贩卖国家珍贵野生动物案件接连发生, 重特大案件还呈现上升趋势, 一些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活动规划管理不当,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等。现行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
2.1 许可证的实施范围还不能满足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
2.2 多数许可证的发放程序还很不规范, 对许可证颁发程序监管不力。
2.3 对依据许可证采取的行为还未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与监督机制等。
3 林业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建议
由于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着缺陷, 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以森林资源为主体的自然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是造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 加强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必须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3.1 遵循生态基本规律, 依法科学设立许可审批事项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 森林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临界阀限现象, 如物种数量与物种消亡之间的关系、生物多样性的衰减与生境破碎化之间的变化等, 这是可持续发展关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理论基础[3]。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 不能超过森林生态系统的资源承载力[4], 否则, 就可能影响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因此, 对影响生态平衡的森林资源开发利用行为, 必须进行立法管理, 根据需要将这些行为纳入到林业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之中, 不断健全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在森林资源和林业管理中, 必须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 科学确定林业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 对许可行为进行全过程监管, 以防止生态悲剧的发生。
3.2 精简高效、权责统一
林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要做到项目的设立、审批的运行、监督各个环节, 坚持效率、效益、效果的统一, 坚持先精简合并, 再下放转向, 在精和简上做文章, 充分体现管理的科学内涵。以精简项目、减少环节、简化手续为基础, 实行审批管理责任制, 谁审批谁负责, 在明确审批项目的同时, 要明确规定每一个环节的条件、标准、权限、时限和责任, 明确规定每一个审批岗位的对象、范围和规模, 责任到岗, 权责一致。
3.3 强化服务、执政为民
为人民服务, 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法定职责, 必须在各个审批项目和审批过程中充分予以体现。林业行政审批要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最根本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权利, 有利于生态建设、生态安全, 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和森林产品的实际需要。要以转变职能和作风为重点, 按简化程序、一般程序、特殊程序, 划分确定林业审批项目, 切实做到简便规范、服务完善、社会知情、办事方便, 将政府的行政职能真正落到实处。
3.4 公开公正、监督制衡
从实际和审批项目特点出发, 提高审批透明度。林木种子、林木检疫、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驯养、繁殖、经营、运输等等, 必须将审批程序性规定、申请条件或材料、受理部门、收费标准等, 用不同形式予以公开。审批结果要以公开内容相一致, 公开的必须严格执行, 未公开的, 既不能作为依据也不能随意解释。对有数量、条件限制的野生动植物经营利用等审批项目, 除按条件审核外, 还要以听证、招投标、拍卖及集体讨论等形式公正处理。要明确监督职责和审批职责, 要使监督权和审批权相平衡, 要体现有审批有监督有过错有追究。既要加强行政审批过程的全面监督, 也要加强对审批部门和岗位的分类监督
21世纪, 追求环境与发展的和谐统一, 重视和加快林业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党和国家也对林业空前重视, 赋予林业以重大的使命和责任。依法加强保护与开发管理, 才能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自然资源基础, 就必须加强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促进林业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 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75-179.
[2]周训芳.《林业政策与法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76-93.
[3]参见李博.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15-318.
近日,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召开主任专题会,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关于一律不得将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通知》精神。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力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行为。近日下发的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和一律不得将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通知,以精简前置审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更加便捷、透明的投资项目核准制为重点,提出了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步骤,取消了三大类18项作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事项,对于转变政府职能,营造便利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关于一律不得将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通知》要求,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取消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作为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做到“五个一律”,即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前置条件;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前置条件的一律不再作为前置审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为前置条件的,除确有必要以外,通过修改法律法规,一律不再作为前置条件;能够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方式解决的事项,或者通过后续监管解决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前置审批;除了特殊需要且具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以外,一律不得设置强制性中介服务,不得指定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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