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推荐8篇）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篇1

1、关爱妇女儿童权益，构筑牢固司法防线

为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落实执法为民要求，我院坚持以人为本，以审判工作为重心，突出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009年-2012年上半年我院共审结涉及妇女儿童案件250余件，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妇女儿童维权构筑了牢固的司法防线。2011年我院喜获“自治区妇女儿童维权先进集体”的殊荣，同时，我院多名女法官分别被上级法院、区妇联授予“办案能手”、“调解能手”、“优秀妇女干部”等光荣称号。（图片：各项奖牌）

2、注重组织领导，创建妇女儿童维权机制。

在院党组的高度重视下，成立了主管副院长任组长，妇委会及各各业务庭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妇女儿童维权领导小组，并在其领导下不断延伸司法服务，结合实际，创新举措，形成了审判、协调、服务的工作格局。在“两个结合”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妇女儿童维权活动措施，即与全区开展的“零家庭暴力社区”创建活动相结合，促进家庭美德建设，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创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与审判工作相结合，运用审判手段，通过多种形式，依法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在法院的各业务庭室开展了争创“优秀妇女维权岗”、“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一系列活动。（图片：妇女维权工作座谈会）

3、注重发挥审判职能，开辟诉讼“绿色通道”

我院针对妇女儿童维权案件开辟“了绿色诉讼通道”，对该类案件

推行快立案、快送达、快调解、快审理、快执行的“五快”工作模式，依法优先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1）认真贯彻执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审判好婚姻家庭案件和未成年人的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审理案件中法官耐心为受害方讲解法律、释明诉权，帮助他们得到应有的赔偿。在判处民事赔偿时尽可能多地依法予以照顾，使被害妇女、儿童不仅在精神上得到抚慰、在经济上也得到救济。（图片：刑案庭审）

（2）充分保障女性罪犯、未成年人罪犯的诉讼权利。对涉及妇女隐私、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坚决贯彻不公开审理的刑事诉讼原则。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女性、未成年人罪犯实行诉讼费缓减免并尽力提供法律援助，充分保证了他们的辩护权。

（3）慎重判处女性罪犯，将严格执法与维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维权合议庭法官们在审理中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的界限，准确掌握犯罪原因，正确分析犯罪心理，并适当给予同情和关照，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4、注重创新工作模式，开创妇女儿童维权新局面。

（1）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我院从妇联、共青团、教育等系统聘任了5人员陪审员，发挥他们的特长，参与涉及妇女权益案件的审理、执行和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与帮教工作，使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审判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陪审员座谈会图片）

（2）组织社会各界妇女旁听典型案件，通过旁听不仅提高了妇女的法律意识，而且增强了她们用法律武器维权的信心和决心，扩大了办案的社会效果。（观摩庭审图）

（3）结合每年的 “3·8”、“6·1”、“12·4”等特殊日期，积极开展妇女儿童权益维护法律宣传，经常性地举办送法进社区、校园、农家等活动，致力提高社会关爱妇女儿童、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意识。2012年3月，我院选派1位优秀女法官为我区各机关乡镇的妇女代表进行授课，为女同胞讲解了关于婚姻家庭关系、劳动权利方面的内容，并现场为大家排忧解难，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社区活动图片1、2和女法官讲座图片）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我们在行动：

九年抚养费一朝解 十二年母子终相见

“你们不辞辛劳的真情执行，不但让我得到了抚养费，还得到了久违的母爱！谢谢法官，谢谢法院！” 这是北海市银海区电建村的张猛英专程随其父亲张某来到我院执行庭办公室感谢执行法官时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据了解，张某与陈某1988年结婚，1992年生育儿子张猛英。后来张某与陈某因其他家庭琐事夫妻感情逐渐破裂，1999年3月陈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审理判决：准予张某与陈某离婚，儿子张猛英随父亲张某生活，陈某每年支付儿子张猛英抚养费1000元至张猛英独立生活时止。判决后陈某从2003年起未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张某遂向我院提出执行申请。

该案在执行过程中，陈某称与张某离婚后，张某处处设置障碍，不允许陈某见儿子，使得儿子不能得到正常的母爱，同时陈某要求履行探视权，并拒绝支付张猛英的抚养费。执行法官了解情况后，觉得本案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和解，平息双方的误会和矛盾，目的不仅是处理一个抚养费执行案，更重要的理顺他们的家庭关系和义务。据此，法官坦诚地指出了双方各自的错误：陈某作为孩子的母亲，与张某在探视孩子问题上存在分歧，采取拒付抚养费的手法作遏制办法，视法律为儿戏，最终只能是害了自己和小孩。而正确的做法是可另诉探视权案件诉讼，来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障。而张某作为父亲，应该理解即使与陈某离婚，陈某也有探望孩子的权利，孩子也有享受母爱的权利。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篇2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了不是由最强大的群体所具有的实力决定的, 而是由最弱的群体决定的, 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的保障, 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共同发展。权益的维护是否得当、是否全面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理性的充分展示, 如果只注重经济的发展, 忽视的法制建设、忽视人群的维护, 国家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存在价值。妇女同男子都一样拥有能够改变世界的能力与智慧, 应当享有与男子的同等的权利才能使社会全体上下齐心;儿童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接班人, 他们的权益得到保护是形成健康身心的重要措施, 直接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效。以下我们就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维护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一、现阶段, 妇女权益维护的相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摆脱了封建社会性质, 也结束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划分, 但不得不说, 传统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仍对很多人产生着不小的影响, 为革除这种思想, 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男尊女的被思想予以打击, 对男女平等的思想大加宣传, 包括在生育问题上也是打出口号“生男生女都一样”, 关于妇女权益维护的法律的完善则是国家在妇女权益维护方面采取的最大、最有效的举措, 以《妇女权益保障法》 (以下简称条文) 作核心, 以各类行政法规、单行条例和政府章程为辅助的妇女权益维护体系基本形成, 但随着时代的演进, 一些新的关于妇女权益维护措施在实际落实中不到位的问题开始显现。

(一) 男子和妇女在应聘工作时遭遇不平等的对待, 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在招聘时, 有的公司企业会在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该工作仅限于男子”等要求, 将妇女排斥在此项工作之外, 使妇女无法获得和男子进行同一项工作的机会。第二个方面, 男子和妇女在开展同一项工作时, 获得的劳动报酬不同男子的工资高于女子。以上所列举的两个方面在生活中属于常见现象, 尽管在条文的二十三条和二十四条中明确规定“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和岗位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并要求“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但在实际生活中仍旧没有被完全的落实。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关于就业的法律规定的法律宣传, 提高公司企业包括应聘者的法律意识, 减少和公平不合理现象的发生, 使人民具有法律维权意识, 维护自己平等就业的权利, 共同努力, 维护在妇女就业层面上的公平。

(二) 妇女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犯是妇女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维护的另一个突出体现, 条文第二十八条提出妇女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卫生保健等权益, 这些权益在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 当妇女进入有“五险一金”规定的公司企业工作之后, 这些权利就从社会负责转化为公司企业负责, 而有的公司就没有将妇女这些保障权利落实, 造成了妇女在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障权利缺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种是公司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对法律规定不熟悉, 一种则是公司利用员工对法律条文的不熟悉, 刻意忽视法律条文对妇女社会保障权益的法律定性要求以保证公司的利益。

(三) 接受教育的妇女在全国妇女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接受教育的男子在全国男子中所占的比例。这种现象在农村是相当明显的, 农村的对外交流较少, 思想落后、信息闭塞、教育环境差, 再加之农村传统思想中的“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的影响, 是很多农村的家长认为女子不需要接受教育, 女子接受教育就是在浪费时间、金钱, 直接剥夺了女子上学的权利, 男子接受教育并考学则相当与古代的登科中举, 是光宗耀祖的, 因而就造成了男子、妇女受教育局面的严重失衡, 为真正落实条文第十八条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国家就要对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加以阐述, 加大宣传力度, 为农村家庭提供相应的上学补助, 加大在义务教育上的教育支出, 并及时对妇女受教育情况信息进行收集, 加以监督催促。

(四) 妇女经常遭受家庭暴力的虐待和性骚扰的侵犯, 使妇女的人身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在条文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条中的相关规定是“禁止用迷信、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这类权益的侵犯无疑是最令妇女烦扰的方面, 同样也是对妇女身心造成最大伤害的方面。在这一方面, 国家应加大惩罚力度, 加强警示力度, 以儆效尤。

二、现阶段, 儿童权益维护的相关问题

儿童权益保护的主要法律章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下简称保护法) , 保护法中涉及到了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全方位的权益保护规定, 但同妇女权益保护的大致情况类似, 都在落实中有所不足。

(一) 在家庭保护章节中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这就对儿童在家庭中的人身健康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在过去, 家庭暴力通常是指以拳脚相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热暴力”, 现在暴力的含义有所扩展, 也就是以不理不睬为表现形式的“冷暴力”。家长或是过于严格对儿童用暴力的形式施加压力, 或是过于松懈对儿童不闻不问, 使儿童无法得到心灵上的抚慰, 心灵受到打击。这就需要家长提高教育水平, 用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儿童, 不能只关注学习成就的取得, 更要注重儿童的心理变化, 响应保护法对儿童家庭保护的规定。

(二) 在学校中最为引发争议的问题就是学校是否应当对学生实行体罚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对此, 保护法中规定“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项规定对学生在学校的人格尊严做出了保护, 而要真正使学生得到应有的保护, 就需要学校的配合。学校要认真落实保护法的规定, 通过说理教育来自纠正学生的错误做法, 要充分照顾到学生的尊严。

(三) 社会中对儿童的保护就是精神上的保护, 主要是不能让一些不良的思想影响到儿童的心灵, 保护法中提出“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只顾盈利不辜法律规定的商家的惩罚力度, 在行业中引以为戒, 充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妇女和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 属于弱势群体的范畴, 国家在立法保护中应当略有倾向、有所侧重, 关注妇女儿童的权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集中最广大群众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不仅要在法律中规定妇女和儿童平等的享受权利, 更要使这种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成为社会群体的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迟玉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J].改革与开放, 2012 (08) .

[2]张瑞萍.从教育入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J].中国妇运, 2013 (05) .

谁来维护中国儿童弱势群体权益 篇3

《南方都市报》４月２９日报道，广东省东莞市长期存在着童工市场，来自四川凉山的大量童工成为这里的廉价劳动力。男童工中年龄最小的还不到9岁，一些小女孩还曾被强奸，想要逃跑者竟被以死亡威胁。

和这些沦为童工的孩子一样，几乎所有处于儿童中弱势地位的孩子，他们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等权利都被成人社会无情地破坏掉。

对这些孩子来说，生活就是每天为生存而挣扎。不管他们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由于缺乏家庭和社区保护，而受到剥削和虐待，他们被排斥在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之外。

被悬空的法律

近年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使得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促使城市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群体出现。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专家推测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总数为1980万，随父母流动到城镇的学龄子女约700万人。

1998年，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出台政策，规定对学龄流动儿童的教育要以流出地为主、公立学校为主。但公立学校收费过高成为流动儿童就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流动儿童家长反映，公立学校不仅收费高，而且比较普遍地存在乱收费现象。流动儿童平均每年比所在城市当地学生多交856.4元，最多的多交27020元。公立学校称自身也有困难，经费不足、学校的容量有限等现实问题困扰着他们。

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我国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辍学又成为流浪儿童增加的原因之一。据2005年上半年统计，各地民政部门的救助人员中未成年人人数，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39.33% 。

对于这个正在壮大的儿童弱势群体，不能说我国政府在政策法规方面无动于衷。从《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到《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中，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法规陆续出台。

遗憾的是，在若干法律出台之后，却缺乏具体的制度和机构用具体的规范来落实法律，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确，立法不完善，法律可操作性差等问题。这些法律悬在半空中，由此也造成了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儿童弱势群体的发展缺乏强制性特殊保护。

童工屡禁不止就是一例。“这些以工商管理部门牵头的专项行动，其着眼点往往局限于社会经济秩序的整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认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法律体系的不健全，管理机制的不完善等，直接导致充当童工的孩子难逃继续做工的厄运。

从我国立法现状看，由于立法机关对儿童权利保护立法缺少总体规划，所以难以形成完善的儿童权利保护法律体系。无论是一个地区未成年人生存环境不良的群体性问题，还是个别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问题，都只有在侵害人触犯了其他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才可能被追究和处置。大多数情况却是依靠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重视。

广东东莞童工事件就是继山西黑砖窑事件之后，再次通过媒体曝光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的。而长期的“严厉打击使用童工”的专项活动并没有使血汗工厂里的童工被禁止，反而更加隐蔽、猖獗。

美国法学专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对于基本权利的承认，可能只是提供了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

缺位的家庭关爱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是预防儿童权益受到侵害的首要环节。目前，在多元文化以及社会转型的冲击下，传统家庭结构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单亲家庭、留守家庭、丁克家庭以及隔代照料家庭等家庭结构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的四周。

我国一向是当代世界所公认的婚姻家庭最稳定的国家，近年离婚率却呈上升趋势，使儿童的权利在家庭失和中遭遇震荡。“父母离婚给孩子造成的创伤仅次于死亡。”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尔做出如此断言。

2002年，福州出现一起继母伤女案：因丈夫赌博，引发夫妻吵架，继母将怨恨转嫁到无辜的年仅8岁的继女身上，女孩曼晓被丧失理智的继母刀断四指。

肉体的伤害是可见的，还有不可见的伤害潜伏在家庭生活中。

传统文化中没爹的孩子在社会群体里受人蔑视是一种常见现象。离异家庭的子女对父母的离异感到羞耻，觉得低人一等从而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他们经常会出现孤僻、怯懦、对人冷漠、缺乏信任感、敌视等不良性格特征。

但有些家长反对以离异为标签来划分孩子，认为父母离异仅是导致儿童权益被损害的一个因素，关键问题还在于父母是否能够与孩子沟通，将自己所渴望的人格尊严与身体安全赋予孩子。

在中国，许多父母都将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成人的眼中儿童必须依附大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完全被忽视，更谈不上作为独立主体而享有相应的权利。因而，人们会谴责诸如性虐待、拐卖儿童、剥削童工这样严重的针对儿童的暴力形式，但说到打骂孩子，却认为是监护人应有的权利。尤其是对做错事情或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父母采取打骂的方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往往造成孩子逆反和对抗心理。当前许多学生辍学或离家出走，原因就在于子女不能与父母很好地沟通。

事实上，很多家长也无暇与孩子沟通。他们整天忙于生计，除了给孩子生活费之外，很难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我都快忘了他们长啥模样了，我爹妈很少回来看我。”被父母留在河南老家的晓晓指着脚上烫的水泡说：“要是我妈在家，我就不会被粥锅烫了。”

2006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约有16万名0到14岁儿童死于意外伤害，约有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被拐卖和遭受各种暴力侵犯的儿童数量在逐年上升。

在来自家庭支持不足的情况下，简单地依靠孩子自身的努力很难摆脱劣势地位。由于家长疏于管理，孩子们欠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知识，致使他们对家庭事故和突发灾害缺乏基本的抵御能力，极易受到伤害。

服务无奈滞后

2007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建立了“政府主导，司法保障，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长期以来，对儿童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一直是政府唱主角——国务院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或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还有儿童福利机构、S0S儿童村、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和近万个各类康复中心、站、班，关怀照顾孤儿、残疾儿童和流浪儿童。

“完全由政府出资是不现实的。”陆士桢说，“社会越往前发展，越不是所有问题都靠政策和钱就能解决。”

陆士桢说，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服务组织关注被解救的童工，如果我们有以心理治疗为主要服务内容的专业服务组织积极介入流浪儿童的解救和服务，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为辍学孩子提供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如果有专业社会服务组织介入儿童权益保护，那么，儿童权益就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从国外经验看，NGO往往是儿童弱势群体社会救助的重要力量，是政府和家庭间的桥梁。但是，如果用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公益性和志愿性六大要素来衡量NGO组织，目前我国相关NGO组织寥寥无几。

尽管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分别通过“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筹集捐款20多亿元，救助失学儿童和失学女童300多万人次，但随着社会的变革，新生的青少年弱势群体在社会上分布更加分散，涉及的问题已再不是简单的贫困和失学。

城乡社区闲散儿童逐渐衍生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中很多人经济并不贫困，却因父母服刑、吸毒、感染艾滋病等因素成为脱离家庭、学校监护的闲散儿童，他们的出现成为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2年6月，北京发生“蓝极速”网吧纵火案。主犯宋春14岁，父母离异，父亲吸毒后因复吸被判劳教一年半；主犯张帆13岁，父母离异，父亲曾因故意伤害被判入狱。这些孩子如同被高速行驶的车轮无情抛甩的废弃物，独自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承受对亲情的思念和无助的痛苦。

在国家政策鞭长莫及，家庭、学校监护失灵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保护青少年的权益，一个关键的环节是调动青少年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真正让青少年成为自我保护的主动者。

然而，长期以来在保护儿童弱势群体权益的工作中，多是喊口号、个体分散工作、短期突击式战役式的工作模式，而以未成年人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手段为儿童弱势群体提供全面的发展服务少。儿童弱势群体结构多样化的趋势，亟待专业NGO的专业服务进入儿童权益保障的日常生活中。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篇4

禄丰市推动落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五项机制”工作联席会议暨省级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示范点授牌仪式在禄丰市人民检察院举行

日期：2021年12月28日 作者：何海燕 来源： 点击：[174]

为推动禄丰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五项机制”进一步落实、落细，更好维护好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2021年12月23日上午，禄丰市推动落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五项机制”工作联席会议暨省级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示范点授牌仪式在禄丰市人民检察院举行。

市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林雪主持推动落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五项机制”工作联席会议。

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民政局等五家成员单位结合各自的职能职责，围绕在妇女儿童权益“五项机制”工作中开展的特色亮点、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进行交流发言。

受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妇联主席崔亚兰委托，市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林雪对联席会议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的重要性，各相关职能部门，把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职责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立足职责职能，多措并举为妇女儿童排忧解难，为妇女儿童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积极协调联动，禄丰市推动落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五项机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各级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为形成风险联查、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搭建了平台；三是强化部门责任，推动落实“五项机制”提升工作实效，要健全合作机制，整合资源力量，推动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做好做实做到位。

楚雄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马晓斗、未检办负责人云娟亲临会议指导，马副检察长指出：禄丰市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省级示范点落户禄丰市检察院，这是对禄丰市妇女儿童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多种力量综合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积极鼓励、积极督促。马副检察长通报了全州检察机关近年来涉未成年人相关办案数据后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一是要切实落实好州、市保护妇女儿童工作“五项”机制，各相关单位要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勇于担当，构建全社会共同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二是要密切结合《婚姻法》、《反 家 庭 暴 力 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新修订的《未 成 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做好妇女儿童工作相关法治宣传，引导广大妇女儿童知法、懂法、守法、护法；三是要积极推进禄丰市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引入社会专业力量，为涉案妇女儿童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心理支持、家庭教育指导等，优化妇女儿童维权渠道，提升权益保障质效；四是要进一步扩大阿渡未检工作室的品牌效应，吸纳各方力量加入未检团队，打造全市一体化的妇女儿童保护团队，充分利用禄丰市检察院未检办案区、禄丰市“一站式”取证与保护中心等专业场所，将妇女儿童保障工作及维权工作落细落实。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崔亚兰主持省级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示范点揭牌仪式。

中共禄丰市委副书记鲁潜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州妇联、州检察院以及长期以来对禄丰妇女儿童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州级部门表示感谢，向为禄丰妇女儿童事业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同志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

鲁潜指出：近年来，禄丰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始终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分类施策，突破难点，坚持党政主导、齐抓共管、高位推进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工作，广大妇女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全社会尊重妇女、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氛围不断改善，妇女儿童的生存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下步工作中，禄丰市将以禄丰市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省级示范点项目实施为契机，继续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总体部署，高位推动，整体推进，同步发展，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的良好格局，开创禄丰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水韵龙乡、康养之城、产业高地、美丽禄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州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映莲致辞指出：省级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示范点在禄丰市举行，是对禄丰市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和未成年人法治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有力鼓舞，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示范点的落成是禄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政法部门担当作为，妇联、共青团及有关部门用心用情用 力 的结果，并就进一步做好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不断健全完善妇女儿童维权服务机制，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坚 持 党 的 领 导，不断健全完善党政主导、部门参与、齐抓共管的妇女儿童维权服务机制，紧紧依靠法治力量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增进妇女儿童福祉，促进妇女儿童发展；二是推动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要用好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这块维权阵地，突出专业化，加强社工机构、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队伍建设，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五项机制”落实，把维护妇女儿童工作做好做实，让维权和服务温暖妇女、温暖未成年人；三是要积极整合资源，加强阵地建设，要不断拓展“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功能，进一步规范“一站式”运用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扛起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责任，为妇女儿童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优质法治保障，不断提升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州人民检察院马晓斗副检察长和州妇联张副主席共同为省级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示范点揭牌。

禄丰璞园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对党委、政府和各级部门给予社工机构的关爱关心关注表示了感谢，对下步服务妇女儿童领域进行了表态发言。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妇联、团市委、市关工委分管领导，州市两级检察机关未检办、金山镇妇联主席、思源社区妇联主席和禄丰璞园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共同见证授牌仪式。

省级妇女儿童“一站式”关爱服务中心示范点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省妇女联合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联合授予。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篇5

开县法律援助为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积极加强与县妇联等单位的协作，运用法律武器为妇女儿童撑起维权保护伞。今年以来，共受理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案件92件(含刑事受援人为未成年人案件)，法律援助服务妇女儿童560人次。

一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县法律援助受理大厅设立妇女和未成年法律援助维权岗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方便受理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案件，使广大妇女儿童方便快捷得到法律援助帮助，县法律援助中心在县妇联和团县委分别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专门接待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咨询和申请；

二是建立快速受理机制。凡涉及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案件，切实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尤其涉及家庭暴力、虐待等对妇女儿童身心构成严重伤害的法律援助案件，建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降低法律援助受援门槛，简化法律援助程序，快速进行法律援助受理，及时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介入；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篇6

市政法委：加强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重大疑难案件的协调指导，督促各成员单位履行职责；牵头召开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会议，审定会议论题；组织成员单位开展妇女儿童权益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建议，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市人大内司委：适时制定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规、条例;组织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视察、检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件进行监督。市法院：指导和监督全州各法庭及时审理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各类案件;结合办案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宣传活动;积极吸纳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维权工作经验的妇联干部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涉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案件的审理;健立健全维权合议厅或妇女维权席、少年维权合议厅，加强对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市检察院：加强对侵害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和审查公诉工作;加大对涉及妇女儿童权益各类案件的监督力度，保障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市公安局：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解救受害妇女儿童;加强防范措施，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有效遏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行为;查禁取缔“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市司法局：加大有关妇女儿童权益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做好市妇女法律援助中心、148法律咨询热线、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工作，积极为符合条件的女性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市教育局：保障适龄儿童入学率，控制适龄儿童特别是女童失辍学；保证九年义务教育，保障在招生、毕业就业指导中坚持男女平等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积极开展对农村青壮年妇女的实用技术教育和扫盲教育。市民政局：加强对属于社会救济对象的妇女儿童的救助工作；逐步建立受暴、受虐妇女儿童救助中心；认真贯彻实施《婚姻法》，研究解决《婚姻法》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管理制度《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市人事局：制定和落实有关保护女性人才的法规及政策；保障女性人才在招录公务员、评聘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先进职务、审核奖励及离退休待遇等方面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保障女性在招工、就业、技能培训、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方面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纠正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制定和落实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规、政策；禁止使用童工；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市的生育保险制度。市农委：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依法纠正剥夺或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行为，保障农村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获得与控制经济资源的权益；在扶贫开发中给予妇女优惠政策。市文体局：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查禁取缔文化市场中有害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文化经营场所和文化经营活动，查禁有辱女性形象、人格的文化产品。市卫生局：以农村妇女健康保健服务为重点，建设并完善妇幼保健服务网络；围绕母婴安全，建立和完善生殖保健体系，降低婴儿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市计生局：认真贯彻有利于妇女的计划生活技术服务、优生优育及生死保健服务的各项措施；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加强政策措施的管理与服务，保护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严格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州工商局：支持妇女举办个体、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女性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为下岗女职工再就业提供政策支持和优质服务；查处在广告和企业名称中有辱女性形象、人格的行为。市信访办：受理涉及女性权益的信访案件，加大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重点信访案件的协调督办力度；加强对有关妇女权益的信访情况的分析研究，减少妇女群众和突发事件的发生，保障弱势妇女群体的合法权益。市妇联：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妇女法律素质；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参与处理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件；积极参加有关执法检查与监督活动；承担维权协调组办公室的工作任务，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领导小组

二○○五年五月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 篇7

关键词：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一、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概述

崔建远教授认为, 土地所有权所包括的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 可派生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典权等。[1]那么, 对农村离异妇女的权益保护, 可从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衍生的附属权利即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等方面考查。

(一) 农村离异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

《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的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占有和使用, 并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因此,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 便享有对宅基地的独占使用并排除他人的非法侵害权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和非法剥夺其宅基地。然而, 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离异妇女往往因为婚姻关系的变动而丧失农村集体成员身份, 故而无法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

(二)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另外, 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 在广大的农村, 由于男尊女卑观念还比较普遍, 导致妇女离异后往往无法获得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仍是最基本生产资料的中国农村, 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无疑意味着生活无法保障, 也违背了立法的意旨, 因此着力保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显得尤为重要。

(三)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

土地征收补偿, 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依照特定的法律程序, 在利用公权力将集体土地收归国有的同时, 给予集体组织和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或其他权益, 以保障集体经济的利益和失地农民的生活。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衍生的附属权利, 主要以获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等经济利益来表现出来。土地征收补偿金的分配对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根据公平公正原则, 凡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都享有获得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的请求权, 不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性别、年龄如何。而在现实生活中, 大量农村离异妇女往往因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权。因此,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权的保护也是土地权益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之现状

2005年底, 某调查组在江西某县10个乡镇18个村委作了一项调查, 在30名农村离婚妇女中, 嫁入男方后, 离婚前和离婚后一直没有分配土地的有14人, 占46.7%。离婚后男方家虽然保留其土地, 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相关权益归男方所有的妇女共有10人, 占33.3%。在这些农村离婚妇女中, 只有6人真正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仅占受调查人数的20%。[2]上述数据表明, 对我国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失衡的现象极为严重。这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关于禁止因妇女婚姻状况的变化而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背道而驰。

实践中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多种多样,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 利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致使离异妇女的丧失宅基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附属的补偿款分配权等权利, 即便回到娘家, 也因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的丧失难以再分到土地。第二, 利用传统的婚嫁观念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由于农村男尊女卑的思想残余影响, 离异妇女在婚前就只能分到较少的土地。另外, 传统的婚嫁习俗是女性结婚后要到男方落户, 此时, 农村妇女的户籍流动性与土地不可移转性之间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种情况下, 通常牺牲的是妇女的土地权益。第三, 利用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济制度不同理解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总体上是大稳定、小调整。但由于地域差异, 观念差异等原因, 各个地方对于制度的理解存在差异, 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具体调整规则。妇女如果在不同规则的村庄之间变更其长期居住地, 其土地权益必然发生变动, 从而得不到有效、统一的保障。

三、现行立法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虽然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明确了对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的保护, 但由于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地情况的特殊性, 现有的法律规定还存有诸多不明确甚至空白之处。

(一) 法律体系不完善, 法规之间联系不紧密

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对农村夫妇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原则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立法不够完善, 且法律之间缺乏密切的关联性, 造成立法与实践相脱节, 导致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 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方面, 采对婚前财产的个人财产部分仍属离婚后的个人所有的处理机制, 那么农民夫妻在离婚时基于对个人婚前财产的保护, 其土地权益往往在婚前即为男方所有, 那么女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分割相关土地权益的请求往往不到法院的支持, 这样就形成了《婚姻法》的婚后财产处理机制与各法律主张保护离异妇女的权益的原则冲突。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由于我国尚未立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统一标准的认定, 导致各地在实践中的执行标准不一致,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户籍为标准认定集体成员的资格。[3]而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又与土地权益直接挂钩, 这样一来, 就可能导致农村妇女离异后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根据传统的婚嫁习俗, 女性结婚后要到男方落户, 当夫妻感情破裂, 离异妇女的户口又被迁出, 户籍变动非常频繁, 这与土地制度的稳定性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以户籍作为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 极有可能导致妇女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实践也证实了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侵害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情况不在少数。

(三) 村民自治制度成为权益实现的羁束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大会极大的自治权。在村民大会上, 村民可以凭借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制定村规民约。而这些在农村男尊女卑观念的大环境下制定的村规民约往往未顾及到离异妇女合法的土地权益。村规民约由于有民主自治的外衣, 相关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存在极大的阻碍, 这也给保护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四) 救济渠道缺失

虽然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在一些法律法规中有了相应的规定, 但在现实中遇到这类问题, 农村离异妇女还是没有合理的救济渠道。在实际生活中,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不高, 农村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 首先想到的是找村组织或是基层政府机构解决问题, 往往无法获得救济。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人非常之少, 即便是部分离异妇女选择了诉至法院, 却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对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 又因为法律之间不紧密性, 很多地方的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 一些法院即使在受理后审判和执行时难度也非常大。这就造成了离异妇女因为救济渠道的缺失, 而无法有效的主张权利。

四、完善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极其普遍, 这一问题能否合理解决, 关系到众多离异妇女的生活保障和法律权益, 也是实现女性解放、人权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制度的不足, 可以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

保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 首先应该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 实现有法可依。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 完善法律法规, 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细致完备的法律条文, 明确法律之间效力的大小, 预防法律之前的立法冲突, 专章专条在立法中对此类型化问题予以规定。从立法层面上消除农村男尊女卑思想残余的影响, 明确村规民约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不得利用村规民约侵害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

(二) 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

立法统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妇女可以依据户口来主张相关权利, 即与其户口所在地的村民享有同等的土地权益;如婚后未办理户口迁移且在居住地劳动的, 也应当与居住地的村民享有同等的土地权益。这样, 人户分离情况下妇女可以依据其实际居住情况向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主张获得相关的资格以及权益, 从而避免了妇女因婚姻变化而丧失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相关土地权益的发生。[4]

(三) 明确并细化相关的土地权制度

我国物权法应当建立和完善与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相关的土地权制度。在立法上, 应将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附属的征收补偿金分配权确立为家庭共有财产, 进而保护妇女因参与家庭生活而在离异后获得相应权利分享的资格。正如王利明教授在《物权法论》一书中提到“流转的权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项重要内容。”[5]因此, 还应明确规定允许离异妇女在承包期内继续行使流转权, 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下通过拍卖等方式继续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这样一来, 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最大限度地防止妇女因婚姻变化而丧失土地权益。

(四) 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司法救济是普通民众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 因此要真正达到保障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目的, 就必须进一步明晰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首先, 可以通过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提高妇女政治参与的比例, 确保妇女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地位。其次, 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对农村离异妇女权利的救济途径规定比较滞后, 应通过完善诉讼程序来进一步保障该类型化中离异妇女的诉讼权益。再次, 可尝试设立专门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调解机构, 与政府调解和法院诉讼相结合, 形成基层纠纷多边解决机制。最后, 加强相关宣传, 普及法律知识, 鼓励农村离异妇女以适当的方式、使用正确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自古以来, 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农民群体中的一个较为弱势的群体的农村离异妇女, 立法更不应该有失偏颇, 而导致群体内部利益保障的失衡, 从而与我国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追求群体内部的公平正义和普适发展, 是我国法制建设、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因而关注这一群体的基本利益诉求, 谋求农民群体利益的最佳平衡点, 是文章的追求所在。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熊小红, 刘斌.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的现状及其影响研究——来自江西H县的调查[J].农业考古, 2006 (3) :300.

[3]张雅维.山东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调查分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1 (3) .

[4]袁敏殊, 韩志才.安徽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状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7) .

[5]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6]李锡鹤.侵权行为究竟侵害了什么[J].东方法学, 2011 (2) .

[7]刘道云.我国人格权保护的限度[J].东方法学, 2011 (3) .

浅议农村离婚妇女权益保护 篇8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财产补偿权；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43-02

一、农村妇女离婚案件中权益受侵犯的表现形式

（一）离婚后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保障

土地初次分配过程中各地坚持“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原则，妇女无论婚嫁与否一般都能分得与男子同等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差异问题逐渐暴露，原来分得土地的妇女由于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而失去土地。离婚后的妇女，其在前夫家时承包的土地被村集体强行收回或被前夫家视为自己承包的土地，回到娘家后，娘家村集体亦不能分给其土地。同时妇女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后，很难享受到原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这样形成了农村妇女离婚后两头都落空的局面，不仅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而且无法取得相应的补偿款，而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离婚后的妇女将丧失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各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错误运用以及各地方人民政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管理不一造成的。

（二）离婚时劳动补偿请求权难以得到保障

《婚姻法》第40条是我国婚姻法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该法条的出发点为了平衡夫妻对财产的分配，承认家庭劳务的付出的经济价值，但是因为法条设计不够完善，导致该法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以实现。离婚诉讼中该主张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适用范围过窄

该条法律规定离婚经济补偿应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换言之，夫妻双方不适用分别财产制就不能适用家务劳动补偿，而目前在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仍然很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财产基本上是家庭共有财产或者夫妻共同所有，少有对财产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这主要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所致。既然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所有，那么该条规定就形同虚设了。最终导致在农村离婚案件中该条法律的适用时难上加难。

2.缺乏补偿的标准

法律的规定比较宽泛，对家务劳动的价值没有一个合理的估价标准，为家务劳动付出到何种程度才是较多？家务劳动的价值又如何来估算？这都没有一个可供执行的标准，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就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离婚案件一般都是基层法院管辖，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因为没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计算标准，导致很多法官不愿意支持当事人的劳务补偿请求[1]。

3.当事人举证难

当事人一方应该秉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确有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事实存在。但是因为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维权意识普遍偏低，所以在举证上可以说是很难达到可以令法官采信的要求。此外，在广大的农村，广大妇女不是只从事家务劳动，而且也参与大部分的经营生产，利用经营生产之余进行了大量的家务劳动，此时，就更难举证了，一般只有邻里街坊可以作证，但是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家事不好参与，而且也认为妇女从事家务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的传统，不应得到额外的劳动补偿，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可以说是举证难。此外，主张劳动补偿可能受到乡里非议，承受着巨大非议的一方可能会放弃该权利的主张。

（三）经济帮助请求权得不到保障

《婚姻法》第42条从保护弱者从发对经济帮助请求权做了规定，这种保护在农村离婚案件中集中表现在对妇女一方的保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却因为设计不完善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帮助的性质不明确

从条文的表面看来此规则似乎属于义务性规范，也就是说不履行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但是现行的婚姻法和婚姻法解释却没有相应的规定，也就说即使违反了该规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需要承担。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该制度的性质就变得模糊了。条文中虽然用的是“必须”，但却找不到法律后果，也就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所以学者更偏向将该制度定义为“道德上的扶助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夫妻抚养义务的组成部分。

2.适用范围小，适用条件模糊

经济帮助的适用范围被严格定义在离婚时有经济困难的，也就是说只能在离婚时提出，离婚后因为生活变故发生的经济困难被排除在经济帮助之外[2]。从适用条件方面分析，该制度的适用需要一方经济困难，但是却没有给出所谓经济困难的标准，是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还是其他的？补偿的标准方面，首先是协商解决，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但是法律没有规定协商不成时法官应该适用何判决标准，应该如何给予困难一方经济补偿才算合理，是对困难一方给予最低的保障还是区分离婚对方的经济条件而区别对待，都没有规定。

二、农村妇女离婚权益保障建议

（一）保障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与农民的社员权密切联系，由于各地界定社员的标准不一，导致土地上权利的保障力度不同。在理论上，如何认定农民所享有的成员资格，存在户籍说、权利义务对等说等观点。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但是，考虑到实践中成员资格认定的复杂性，应当采用综合认定的立场。这就是说，原则上应当以户籍为标准认定成员资格，在此之外还应当考虑其他因素。之所以原则上以户籍作为认定成员资格的标准，是因为在我国，户籍管理是确定公民身份的基本依据，也是其对所在的经济组织的义务来源的依据，而且户口的迁入和迁出是一种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行政行为[3]。除户籍之外，认定成员资格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一是对集体所尽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成员资格的享有应当以农民尽到对集体的义务为前提。二是以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在认定成员资格时，也应当考虑是否以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三是结婚与离婚。通常来说，如果与集体成员结婚，并已经迁入户口的，都可以获得集体成员的资格；而与集体成员离婚，且户口已经迁出的，就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是，婚姻也并非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与集体成员离婚，又没有迁出集体的，其成员资格不应因此而丧失。

在农村，如果妇女出嫁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收回，再加上各地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对“70年不变”的错误理解，离婚后的妇女将难再次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1]。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错误的观念改变过来，只要离婚妇女离婚后户口没有迁出，则户口所在政府也就是夫家所在的政府应该保障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妇女离婚后将户口迁回了父母所在地政府，当地政府应当重新再与其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保障离婚妇女最基本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行各地政府统一土地管理方面的规定，避免出现离婚妇女在夫家和娘家都分不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出现，只有这样离婚妇女的基本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在土地征收补偿款方面，如果离婚妇女离婚前夫家所在地的征收已经开始或者确定要进行，则应该对土地征收的补偿款有分配请求权。如果离婚后将户口迁入出生所在地，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未能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已经和其他集体成员一样对经济组织尽了应尽的义务的，应该获得相应的补偿款。

（二）建立财产分割补偿机制

财产分配时应该考虑婚前妇女的陪嫁财产和离婚后可能收入的预期财产的经济价值。农村妇女结婚时都会有嫁妆作为陪嫁，根据习俗这些财产大部分是生活用品，家电、日用品等，一般由男方提供房屋。在婚姻期间，女方的嫁妆大部分已经在婚姻存续期间消耗殆尽或者价值大大减损，而男方的房屋容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值，如果房屋是男方在婚前所购买的房屋，根据现有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是属于男方个人财产，离婚财产分割时，因为房屋所有权没有因为婚姻的存续而变成夫妻共有财产，女方对房屋就没有请求权，更谈不上对增值部分的请求权了。从这个角度可以很容易发现，在离婚时妇女在财产分割时处于弱势。为此，笔者认为，女方结婚时的嫁妆应该是女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而消耗或者价值减损的部分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

（三）明细经济补偿制度

采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将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具体化。

第一，明确经济补偿的性质是夫妻义务的延伸。如果将经济补偿作为一项道德上的义务的话，那么法律就没有约束力了，如果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加以规制的话，该制度就形同虚设，被请求一方可能会找各种理由拒绝经济补偿。所以笔者认为，宜将经济补偿用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为夫妻扶助义务的延伸，这样该制度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第二，扩大适用期间，宜将其扩大到离婚时和双方一人再婚前，如果男方离婚后又结婚，那么男方就有新的家庭应该供养，那么就可以减弱对前妻的抚养。如果是女方再婚的话，那她的生活就应该由新的家庭负责，不宜再加重前夫的经济负担。

第三，适用条件方面，应该将生活困难界定为虽然参加社会活动，但是仍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保障的，也就是说一方在离婚后虽然努力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但是因为自身身体或者经验问题没有理想的收入，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

第四，补偿的金额应该区分被请求一方的经济条件有多区别。经济补偿首先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协商，这样能充分保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要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没有分歧，法律应该认同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但如果协商未果的前提下，法官应该秉着以维护弱者的精神，结合被请求一方的经济状况做出公平的判决，这样即保障了弱势一方的基本权利，又能不影响被请求一方的正常生活质量，符合公平原则。

参考文献：

[1]谢志辉.浅析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土地财产权益及法律保护[J].经济研究导刊，2007，（10）.

[2]阎晓磊.对《婚姻法》关于离婚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的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