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影评(精选7篇)
20105523 环艺《法律与电影》期末论文
《东京审判》——影评
杨静 20105523 环艺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看的这部具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电影。《东京审判》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四年前的一次偶然视屏上看见的,当时我只是看了一小短的片花,觉得很有震撼力,很有政治和法律的知识。后来听同学们说,这是一部生为中国人必须看的一部电影。
就冲着这一句话,我就去看了这部历史性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检讨战争以及战争责任的电影。那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当时看了后,心中那种爱国的心和中国人的那种对日本的愤怒和仇恨毅然齐发。很小,感触也很少,只是很简单一句话,一些想法。“中国人雄起!”
刚才我又重新的仔细的看了一遍,别是另一种感觉和心情。这一次我很仔细的看,生怕露了一个字或词,这样就不能明白了。重一开始的回忆历史,阐述着历史的真实性到开庭的背景和原由开始的。该片是以发生在1946年东京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许多从未曝光的历史密闻将在片中解密。同时在当时有多国的法官在不同意判处那些日本战犯死刑的会议上,一位中国法官上演了一场场震人心魄,扣人心弦的法庭传奇,最终才艰难的扭转了局面,在那严肃的桌面上,以六票对五票的一票之差,完结了长达818次的开庭的最终结果,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所有战争中死难的中国冤魂。
本部电影中,我先来分析一下主角吧。主角梅汝傲中国法官在片中的出色表现令我十分的佩服。“啪”的一声,梅法官毅然地把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杯砸在地上,水花溅了一地,破碎的玻璃片分散在四周的角落里,永远也无法重合,这个举动震撼了在场的各国法官、也震惊了我,他用自己的决心表达了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非将战犯置于死地的决心。这是在片中最后选票中,梅法官的惊人表现。
这样的镜头有很多,比如在法庭的背后,电影一开始时,涉及到各国要出场的座位顺序时,本来是一件无不起眼的小事,但是梅法官却把这件小小的事是看得如此的大,个人代表的是国家,是中国。本来一开始审判长是由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国家来安排座序的,但在开庭前预演时梅法官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其中,在片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话语有很多:一是在据理力争座次问题上,审判长对梅法官说:
“中国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自豪!”
“我不是斗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这短短的两句话让我震撼,它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自信,让我为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法官而感动。二是在进入判决的阶段时,一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和一句极富湖南特色的地方方言“只要打不死我,老子就要站起来”,多么激昂的话语,多么响彻心底的言辞啊,正式这样的对日本不承认自己的罪恶,吧一切罪恶都推到云霄外,还那样嚣张说不,最后导致在投票箱的那一刻发表了自己的慷慨激昂的讲话。
印象比较深的重点情节:一是庭审刚开始时梅汝?H对审判座次的据理力争;一是两醉酒日本人被美国司机开枪打死的情景;一是溥仪的作证;一是美国法官对东条英机的盘问,以及东条英机最后死硬承认如果可能还会将侵略战争继续进行的丑恶嘴脸;一是日本老板娘被子弹打死时的情景;最后是对死刑进行投票的情节。
在谈谈片中的演员吧,记忆最深的是演梅汝傲的刘松仁,在整部片中,脸上自始自终都是一副没有任何的表情,最后实在争取到合理的法庭座次时,才挤出一丝苦笑,十分的严肃和庄重。其中曾志伟在片中演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觉悟了,然后在其中一悲剧来结束。有很多日本的演员,7名甲级战犯的表演,可谓是入目三分啊。扮演东条英机的老演员将战犯的嚣张跋扈和不可一世拿捏的十分精准。扮演松井石根的老演员将战犯惶恐之下的扭曲表情刻画的入木三分。
不管是故事情节还是演员人物,都刻画得很精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漏洞。我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资料上说:影片的画面与画面之间的衔接有不连贯感,有些地方甚至是有断裂的迹象。比如对东条英机审判的那个场景,镜头对准了东条英机的头顶处,似乎定格了一般,然后下一个画面就直接切到了美国律师的脸上,如果从头顶处往下推进,再缓慢过渡到律师的脸上,效果会很好。还有一点也存在着失误,那就是整个情绪的导线都是集中在中国法官身上。中国法官力争座次问题,中国法官说服大家赞同死刑,似乎整个的审判都是中国人在主导,都是中国人在利用大多数的权力来对日本进行镇压和报复。这样容易误导观念,误导情绪。在演员方面:首先,溥仪的出场应该是一个爆发点。在这个情节上,应该是让溥仪用平静而朴实的语气诉说让别人气愤和窝心的事实,但是溥仪的表现更像是在做秀,有很着迹的伪君子的圆滑和无赖;其次,“小偷”和尚的回忆,情绪激愤是对的,但是他回忆的内容还无法让别人感受到切身的疼痛和颤栗,应该换个内容并且继续细腻;再次,美国律师对东条英机的盘问是很不错的一个部分,有情绪也有内容;还有就是那个日本辩护律师,让他的辩护词更为卑鄙和狡猾一点,也许效果会更好……类似的小角色还有很多,但是都有一个总体上的毛病——没有细腻和深化,只是粗线条的描绘和表演者的冲动肯定是无法让人有情感上的共鸣。这些可能对于我喜欢看电影的人来说,不是专业人士,只能在电影中找到电影中的好,但是不好的地方对我不专业的人来说很难,所以只能借鉴下资料来解决,和对这电影的综合评价。
同时东京审判在初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外,在国际法,特别是在国际刑法处理战犯罪的实践和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表现如下:
1.确立了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重大犯罪。2.同时也追究了个人的战争责任。3.国际司法机构得以继承和发展。
在电影中,中国法官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为审判做出了贡献。表现如下: 1提供战争嫌疑犯名单。中国式遭受日本侵虐时间最长得国家,中国因此在这方面对此很重视,在经调查中,先后向法庭提供了两批33人的战犯的名单,其中也包括那7名甲级战犯。2.提供大量的人证,物证。为了将战犯罪犯定罪,中国人不少战争中的受害者和经历者都前往东京出庭作证,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的事实和暴行。3.支持发庭严惩战犯。为在战争中的中国人民能够瞑目!
是而想想,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研究阶段
从东京审判至今,根据其研究成果及特点,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战后初期。整个东京审判期间,日本各媒体均报道了审判过程,而日本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力度最大。1946—1949 年,朝日新闻社法庭记者团编辑,日本新闻社出版《东京审判》是迄今为止与东京审判同步撰写、编辑、出版的对东京审判过程介绍最为详细全面的专著,因编辑于事发同时,因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随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会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1947)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判记录刊行会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1948—1949)相继出版,这给当时日本国内外了解东京审判的人们提供了很大帮助。著名政治思想学者丸山真男、法学家戒能通孝等发表了不少颇有见解的文章,对东京审判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1946 年11 月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成立的“审判研究会”也指出“每个国民都应充分反省、改变认识。”总体而言,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东京审判的重要意义均给予积极评价。
第二阶段为50 年代—60 年代。这一阶段对东京审判持少数异议的印度法官帕尔的个人意见书成为东京审判论最大话题,帕尔法官个人意见书达1000 多页,主张25 名被告全体无罪,否认法庭管辖权与全面共同谋议罪行,虽然他的个人意见书并未在法庭上宣读,但日本保守势力都十分拥护帕尔观点,2005 年靖国神社建立的“帕尔博士显彰碑”亦是其显著代表。1952 年,田中正明的《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的出版,其观点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东京审判的批评者,东京审判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在荐辞中说:“帕尔的判决书是世纪性的重要发言,主张东条、荒木等A级战犯全员无罪,其理由是尽其条理,依国际法做了克明的表达。在国际法学以至于文明史上,都是重大的文献。”其后,于1967 年撰写的《秘录东京审判》一书,是辩护方观点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事实上,“帕尔法官在主张被告全体无罪的同时也认为无法否认日本的战争犯罪中虐待俘虏以及对平民实施大规模暴行等事实,也就是说,帕尔只是认为无法证明被告的不作为,而并非一定是宣称日本无罪。”(粟屋宪太郎语)
第三阶段为70 年代。1972 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中日关系缓和发展。同时,持续10 年之久的越南战争招致日本国民的反战情绪,东京审判研究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1971 年美国学者理查德·迈尼尔的《胜者的正义》一书出版,成为东京审判研究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英文作品,迈尼尔的著作全面肯定了帕尔意见书,本书也成为此后日本国内东京审判否定论者的宣传武器,其中“胜者之审判”论争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阶段为80 年代—90 年代。1980 年代,日本跨入世界经济大国,其言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1983 年,日本文部省审定修改历史教科书、长篇纪录片《东京审判》的上映及其积极的广告宣传活动,形成日本社会关注东京审判的高潮。1983 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东京审判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东京审判研究学者和唯一健在的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荷兰法官洛林。研究著作主要有细谷千博、安藤任介、大沼保昭三人撰写的《追问东京审判国际研讨会》等。同时,该时期BC级战犯的研究增多,如内海爱子《朝鲜人BC级战犯的记录》等就是例证。同时,也有代表辩护方观点的著作,如田中正明的《东京审判是什么》等。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萧条,出现所谓的新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运动,公开支持部分违背历史事实的言论。“慰安妇”问题成为导火线,东京审判再次成为社会话题。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数量上较之前有了更大的增加,研究角度也有新的变化,1995 年战争结束50 周年纪念出版的有关东京审判的书籍比之前任何一个单独的年份都多。主要研究著作有粟屋宪太郎参考了国际检察局第一手资料,编写的《东京审判资料——国际检察局的询问证书》、《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以及由NHK出版其编写的《通往东京审判之路》、《东京审判论》等,大沼保昭的《从东京审判到战争责任的思想》对如何面对战争责任做了深入探讨等。与此同时,1993 年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的细川首相直率地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1995 年包括自民党在内的三党联合政权下的村山富市首相承认日本“通过殖民统治与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并发表了“表示痛切反省和真心道歉的心情”的村山谈话。
第五阶段为21 世纪。进入21 世纪,东京审判重新出现在公众话语中,其背景是靖国神社之争,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至2006年在任期间年年都去参拜,受靖国神社之争的刺激,东京审判终于在2005 年战争结束60 周年,2006 年东京审判开始60 周年纪念时又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近年来,有学者以新视角研究东京审判,积累了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超越或试图超越由右翼和左翼辩论造成的传统的、不可调和的二元性。如日暮吉延的《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权力和规范》、《正确解读东京审判》等,试图考察国际背景下东京审判作为一个政策的总体情况;户谷由麻的《东京审判二战后法律和正义的追求》审视了东京审判对国际刑法发展的重大意义;武田珂代子的《东京审判中的翻译》从审判的口译形式、语言专家个人档案、口译制度等角度着重对审判中的翻译问题进行了客观研究,探讨了语言翻译对于东京审判的影响;大沼保昭的《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客观分析了战后国家、国民、媒体等的战争责任以及日本具体的战后责任问题;中里成章《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和东京审判》一书客观分析了帕尔法官的主张,试图打破超越帕尔神话。同时,太平洋战争研究会也陆续发表了关于东京审判研究的著作,同时有许多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之间出版的反东京审判的书籍再版发行,如田中正明的《帕尔法官的日本无罪论》、清濑一郎的《秘録东京审判》等,都是否定东京审判的研究作品。
二、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不同研究阶段的研究结果分析可见,日本学者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对东京审判持肯定态度。1948 年11 月13 日,即东京审判发出判决书的日子,《朝日新闻》发表社论:“东京审判的判决对于日本历史和世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和平决心的世界性表现。”与此同时东京审判肯定论者认为,在政治上,东京审判体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审判在批露有关战争的事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定罪是日本为进行侵略战争和实施暴行应得的教训。在法律上,东京审判对于战后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审判原则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成为国际刑事法庭设立的重要步骤。同时,东京审判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的确立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东京审判持否定态度。以清濑一郎为首的东京审判被告辩护团的一系列学术著作是这种论调的理论基础,否定论者一致努力把东京审判说成一无是处,以反抗日本被打上犯罪国家烙印的耻辱,其观点主要有: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即胜者之审判,是不公平的审判;东京审判适用的“破坏和平罪”、“反人道罪”属于事后法,违反“罪不溯前”原则;宣称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美国投掷原子弹、苏联违反日苏中立条约并未得到审判等。而帕尔法官的法庭异议书以及三次访日,迈尼尔的《胜者之正义》一书,被日本否定论者片面利用,成为他们否定东京审判的利器,甚至可以说在否定宣传和塑造公众舆论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审判未追究天皇的责任、追究主要战犯责任不彻底、没有审判其他责任者(财阀、媒体、日本国民等)而全面否定东京审判。
三、今后的研究趋势及启示
从东京审判开始至今,始终存在着正反双方不同声音,既有从客观角度出发的积极观点,同时也有否定东京审判的批判观点。肯定论者在指出东京审判产生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审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否定论者则试图全面批判东京审判,帕尔法官的法庭异议书以及迈尼尔的“胜者之审判”被其大肆利用,直到今天亦是如此。一些话题始终被学者讨论,例如关于胜者之审判、天皇的责任、战争责任、东京审判史观、日本无罪论等。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日渐增加,研究成果不断扩大,研究角度也呈多样化,而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随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资料的逐步公开,掌握了新的第一手资料的历史学家试图摆脱这种非此即彼的诠释,如日本现代史学家粟屋宪太郎发现了一批一手文件,主要是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前记录,这些文件显示东京审判既不是一场复仇的审判,也不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位置。近年来,这种研究趋势更加明显,试图超越对于东京审判评价的单纯二元性。东京审判留下的浩瀚卷宗,对日审判涉及国际社会众多国家,对其研究远非一人之力可完成,需要众多研究者分担,共同研究。
东京审判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国际审判,有着非凡的重要意义。审判涉及法理、法律、历史、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对此研究也是异常复杂艰辛。同时,东京审判是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之下进行的,因此研究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当时国际背景,不能孤立片面对待。正因为东京审判的重要意义以及特殊的国际背景,使得东京审判的研究成为一项浩瀚工程,同时研究必要性更加突出。帕尔法官的法庭异议书被日本否定论者大肆利用,“帕尔神话”成为其宣传否定东京审判的武器,而在国内缺乏对于帕尔法官异议书的深入研究,应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
2011 年5 月3 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对于东京审判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作为二战中最大的受害国,战后的东京审判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以中国与东京审判为主题的研究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此外,还有辩方证据研究、东京审判中的翻译问题研究、东京审判遗留问题研究、BC级战犯审判以及法官意见书研究等,同时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的学科交叉性质会越来越强。东京审判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尤其是东亚—太平洋地区,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时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东京审判研究将对我们认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改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是二战后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进行的国际大审判,两大审判都体现了人认识日本人的战争观及启示或有裨益。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史实大片,《东京审判》首度揭密了那段跌宕起伏、震撼人心却不为太多人熟知的历史,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电影题材从打击日本侵略者向审判侵略元凶的飞跃。
就像一篇影评里说的:“在这个电影江湖里花拳绣腿大行其道的时代,拍这样一部片子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块硬骨头。”虽然电影本身无法承受历史和现实之重,但不能否认,《东京审判》让我们再一次正视了一段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历史。
—Tracy
The Asian2)equivalent of Europe’s3)Nuremberg
Trials gets a 4)rare screen workout in The Tokyo Trial, a largely 5)absorbing attempt to put the 6)POW on the Chinese war field on the post-WWII 7)kangaroo court. Specialized content and 8)spin, plus a 9)melodramatic out-of-court story that runs10)parallel, makes this of interest mainly to the Asian audience who recognize many of the star cast. However, especially in its11)judicial scenes, the12)pic has an elemental, cinematic13)sweep that makes first-time feature director Gao Qunshu a talent to watch. The $3.75 million production14)went out Aug. 15 in China, on the15)anniversary of Japan’s16)surrender.
The Tokyo Trial17)recounts the18)court proceedings against28 top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t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after the war.
Director Gao Qunshu claimed it accurately19)portrays how a Chinese judge20)swayed opinion on the international21)panel of 11 judges to22)narrowly23)avert a “24)miscarriage of justice?
“The film reviews the war as well as those responsible. The Chinese judges averted a shameful miscarriage of justice,?Gao said.
“I aim to tell the25)incontrovertible truth of history,?he added.
The Tokyo Trial comes23 years after the making of26)Tokyo Saiban by Japanese director Masaki Kobayashi, which was criticized for27)misrepresenting history.
In a 1985 review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New York Times film critic Drew Middleton wrote: “[The movie] is visually satisfying, but historically empty. Masaki Kobayashi, the director, himself a prisoner of war, has28)interspersed the trial scenes with bits from World War II29)archives that, gran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ial itself, seem largely irrelevant.
“Moreover we get little about Japanese30)atrocities such as the31)Bataan death march or the Nanjing32)massacres after the Japanese Army took that city in its campaign against China. We do get the33)atom bomb attacks on34)Hiroshima and35)Nagasaki. The message, to me, was that the West was worse than the East in terms of atrocities.?
It’s an opinion shared by36)septuagenarian Chinese director Xie Jin, who was honored last year with a lifetime achievement Golden Rooster in the country’s37)premier film awards. “The movie totally38)confounded right and wrong.?
?The Tokyo Trial is the first film I had paid to watch in more than a decade. It’s praiseworthy for the tru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 hope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audiences can watch it, because too many young people don't know this period of history,?he said.
A poll published by39)Asahi Shimbun Newspaper on May 2 showed 70 percent of Japanese respondents did not know of the content of the Tokyo Trial, and17 percent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the trial.
40)Veteran female director Huang Shuqin complimented the balance of historical seriousness and personal passion in The Tokyo Trial. “The movie shows history peacefully without a personal viewpoint, and it stirs the audience.?
The movie 41)evoked 42)patriotism and a 43)pursuit of peace, instead of stirring hatre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aid Mao Shi'an, a movie critic in Shanghai.
The small-budget film boasts a star-44)studded cast. Hong Kong veteran Kenneth Tsang plays a Chinese prosecutor and Damian Lau a judge. Taiwan starlet Kelly Lin plays a Japanese girl who falls in love with a Chinese journalist, played by Taiwan 45)heartthrob Ken Zhu.
American and Japanese actors also have a part in the film, including Broadway actor John Henry Cox who acted as the chief prosecutor.
“Cox was unaware of the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but after learning of the Japanese war crimes, he gave a strong emotional performance,”Gao said.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Japanese actors at the beginning, but they were quite responsible and cooperative.?
Gao, previously a successful director of TV drama series, makes the most of the 46)splendid main set, with the camera 47)swooping over the courtroom and music bringing a raw power to emotion. Smart 48)editing keeps a large cast in the audience’s eye, and period design and costumes look spot on. Documentary footage is 49)sparingly used throughout. He said he expected the film’s box office to reach 50 million yuan .
二戰后,中国战场上的战俘被带上了一
个裁决不够公正透明的法庭,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审判,这场审判的历史地位绝不亚于欧洲的纽伦堡审判。最近一部难得的电影《东京审判》再现了当年的审讯实景。特定的故事内容和叙事角度,加上相关的戏剧化的庭外故事使得整部电影备受关注,特别引起了亚洲观众的极大兴趣,他们一眼便能认出那豪华的明星阵容。同时这部电影本身,尤其是在那些审判场景里的震撼人心的磅礴气势也让人们对这位首次执导电影的导演高群书刮目相看。这部耗资375万美金(约3000万人民币)的大制作于今年的8月15日(二战日本投降纪念日)在中国公映。
《东京审判》描述了二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进行的一场针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法庭诉讼。
导演高群书宣称这部电影真实再现了一名中国法官是怎样改变由11名各国法官组成的国际陪审团的初衷,从而避免了一场险些酿成的误判。
“这部电影回顾了当年的那场战争,同时也重新评点了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一群中国法官们扭转乾坤,改变了一场不道德的历史误判。”高群书说。
“我的目标是讲述那段无可争议的历史真相。”他补充道。
这部《东京审判》是继23年前日本导演小林正树执导的《东京审判》后的又一部有关这段历史的影片,当年那部电影因歪曲历史而备受批评。
美国《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家德鲁·米德尔顿在其1985年对这部日本电影的评论中写道:“这部电影在视觉上是令人满意的,但在历史描述方面却是空洞乏味的。本身就是一名战犯的导演小林正树,在那些审判场景中夹叙着一些零散的二战历史资料。而这些本该强调审判本身重要意义的资料,却显得相当离题。
“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再获知更多关于日本暴行的历史,比如巴丹死亡行军或者日军在侵华战争时攻占南京城后进行的南京大屠杀。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影片传达的这个信息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提示——在实施暴行方面,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更残酷。”
中国导演谢晋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位古稀老人去年在中国最权威的金鸡电影节上获得了终生成就奖。“那部电影简直是在颠倒黑白。”
“十多年以来,我买票进场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这部《东京审判》(编者注:此处指的是高群书执导的电影)。在反映历史真相方面,这部电影是值得称颂的。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观众都能看看这部电影,因为太多的年轻人不了解那段历史。”他说。
今年5月2日的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70%的日本受访者不了解东京审判的内容,17%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审判。
资深女导演黄蜀芹对于《东京审判》在历史严肃性与个人感情之间的平衡把握,很是赞赏。“这部电影没有夹杂个人观点且不失偏颇地冷静陈述了历史,对观众的感染力很大。”
上海电影评论家毛时安说,这部电影唤起了爱国主义以及对和平的追求,而并不是激化中日之间的仇恨。
这部低预算的电影众星云集。香港资深演员曾江在剧中饰演一名中国检查官,而刘松仁则扮演一名中国法官。台湾的当红女明星林熙蕾饰演一位日本少女,她爱上了由台湾人气小生朱孝天扮演的中国记者。
美国和日本的演员也参演了这部电影,比如来自美国百老汇的约翰·亨利·考克斯在电影里就饰演首席检查官。
“刚开始考克斯不太清楚这段历史,不过当他了解到日本的战争罪行后,他投入了强烈的情感来演绎。”高群书说道,“刚开始我比较担心日本演员的拍摄工作,不过他们还是很负责,相当配合。”
高群书曾是一位成功的电视剧导演。他充分利用壮观的主场景,让摄影机在审判庭上空突然俯冲,同时借助音乐带动起一种强烈的情感。巧妙的电影剪辑使庞大的演员阵容尽现观众眼底。在这部电影里,观众还可以领略到那个时期的特色建筑和服饰。整部电影还谨慎地穿插了一些文献记录片的片段。高群书说,他预计这部电影的票房能达到5000万人民币。
——评《东京审判》
传媒职业影评教学与写作人 涂杰(联系qq:1956702988)
审判,意味着正义与罪恶的较量,这过程是复杂与多变的。而《东京审判》给我带来的感受更加深刻,在罪恶的面前,人性是多么的丑陋,生命是多么的脆弱。这部作品在遵照历史的真实下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后,让我们看到了日本战败后接受审判的具体过程。看完整部影片,我们感觉历史仿佛就在眼前,国家尊严的维护及民族苦难的重现给我们灵魂带来了深深震撼。经过洗礼之后,我们唯有钦佩导演高群书敢于直面历史、敢于呈现史实的勇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震撼这个浅层,更应该去解读导演给我们带来深层次的内涵。从大的方面来看,影片关于战争的探讨是非常明确的,战争可以摧毁一个国家,也可以让众多生命如蝼蚁般集体消逝。战争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隐藏在战争背后的罪恶源泉,我们必须用法律的威严去捍卫正义及那些逝去生命的尊严。所以回顾历史,反思战争,在当今仍具有深刻启示。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家庭因为战争的影响而出现极为悲剧的命运,这是也在告诉我们:在国家战争面前,个体生命的尊严与意识的自由,既无法得到保障的也会变得很渺小。当然,电影或许要传达的还不止这些,从影片人物形象塑造上来看,我们感受到了爱国情怀真挚,也看到了畸形爱国的可怕。影片甚至探讨了哲学,从文明、宗教及人性的角度,去解读法律意义,法律的公平公正究竟要如何在这几者复杂关系间得以充分体现,也是值得我们深究的一个话题。
导演是如何用艺术化的手法为我们传达出如此多变的内涵,我想还得从他对影片剧情构建方式及视听手法的运用入手分析。在整部影片的构建上,高群书一直在为我们诠释什么是“震撼”,什么是“触目惊心”。
在本片的片头部分,突然间出现了原子弹爆炸的巨响,它的威力瞬间摧毁了周围的一切。城市的满目苍夷、民不聊生的景象画面很快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紧接着关于日本战败后无条件投降的字幕信息伴随着凄凉的音乐而出现。导演用真实的黑白影像画面、字幕及音乐的三种艺术手法的综合处理,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到了那个可怕的战争年代,这一刻,观众们只会觉得历史是那么的真正,战争是那么的可怕。这样,既增加了影片的真实性,也很好地调动了我们观影的热情,并让观众们提前进入到剧情的氛围中去。导演这种“开场白”的切入点选择的很巧妙,我们知道关于历史题材的经典之作有很多,但是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种惊艳的方式来触动大家的这类片子并不多见,我相信《东京审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影片在正式剧情构建上可谓是跌宕起伏,特别是剧情的设置在视听元素的完美配合下,让该片的艺术水准颇高。
在电影最开始的场景里,一个全景将参与东京审判的11法官庄严宣誓的神圣感给勾勒出来,营造出了公平、正义的氛围。无论是宣誓的内容,还是“老卫”口中“平等像一家人一样”的台词,都在为整部电影定下轻松愉悦、公平公正的气氛。可笑的是,这种气氛没过多久就被梅汝璈给打破。在面对代表国家地位的一种座位排序的不公对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爱国的中国公民都会感到极度的不满与愤怒。看到这里,大家都会为梅汝璈寸步不让的骨气及机智勇敢的言辞所感动,特别是在办公室内“两个十分钟”的周旋与等待,将梅汝璈的铮铮铁骨及爱国情怀表现的淋淋尽致。
但是,我也看到了无奈的一面。在艰难争取的过程中,我看到近景画面中梅汝璈面部充满紧张的表情及掉烟的慌张行为,特别是看到导演用一个推镜头缓慢地推成梅汝璈近景配合不安的音乐,来强化他内心紧张、不安。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梅汝璈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没底,与“老卫”激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慷慨激昂的状态形成了强烈对比。虽然争取到的结果是好的,但是我们强烈的感受到作为长达百年饱受欺凌的弱国公民的自卑心态,从梅汝璈的身上折射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折射出我们整个民族的不自信状态。我想大家都会有一种思考:弱国无外交。要想用自信的心态面对国际社会,中国必须强大,中国不能在倒退。东京审判是中国在近代百年屈辱史上一次挺起胸膛的机会,这次机会来的不易用的也依然会不易。导演是想用这样的剧情方式,告诉我们在面对同一阵营都有如此不公平的对待,那么日本战犯们会轻易向中国低头认罪吗?这种开端,已经很好地为后面剧情的发展奠定总体氛围:那就是审判的过程是举步维艰的、充满艰辛的。其实看完这段,我们观众的内心会充满复杂情绪。
随着影片地深入,电影的叙事线索逐渐清晰,是以两条线索而展开的:一条是审判的艰难过程;另一条是日本普通家庭的悲剧生活。这种主次分明的两条线索进行相互穿插的叙事方式,与导演的立意紧密相关,可以使影片内涵更趋于复杂性。
在审判的这条线索上,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愤怒与大快人心。在法庭上,从法官们的审判及控辩双方的激烈言辞中,我们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当主法官“老卫”询问日本甲级战犯们是否有罪时,你能想象他们集体否认罪行的丑陋嘴脸吗?为了调动观众的观影情绪,导演在这段场景的处理上用尽了心思,也让人“气愤”,将所有战犯否认罪行的单个画面连续不断地组接在一起,用这种数量堆积的方式形成一种质变效益:强化、放大了战犯们充满人性丑陋的面孔,让观众们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愤怒!这是对积累蒙太奇的一次完美诠释。
当我们看到以纪南为首的公诉检察官,用铁定的事实证据控诉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时,心里充满振奋与力量。但是在日本方面辩护之前,导演有意识地给了广濑一郎所穿军靴的特写画面,这样的隐喻意味分明,让一个带有强烈军国主义形象色彩的辩护律师来进行辩护,可想之后的审判会多么的艰难,那些战犯们会做着死不认罪的自我狡辩就变得太正常了。导演这种对观众情绪强烈的煽动越明显,观众们就越发感受到影片的内涵:战争是可怕的,罪恶是可怕的,人性是丑陋的。为了“丰满”自己的意图,导演也在进行转换,让剧情出现了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用相同的方法将“许多战争亲历者的作证画面”连续不断地呈现了一遍,同样对积累蒙太奇的运用,但给我们的感受和之前的却完全相反,前者充满了“无耻”、“可怕”、“丑陋”,后者充满“力量”、“觉醒”、“振奋”。这种潮起潮落的改变,也在告诉我们:在法律的威严面前,在生命的尊严面前,战争的罪恶,人性的丑陋必须低下高傲的头。当我们看到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犯们,无论他们怎么诡辩,在国际检查官纪南及中国检查官的举证追问下,都是无地自容的,罪恶已经变成铁定的事实。通过在画面的细节处理上,我们能看出这种重大的转变。当东条英机坐在辩护席位上时,一个长达10秒的旋转式俯拍摇镜头注视着他,犹如上帝对他蔑视与嘲笑,对这一群罪恶滔天的战犯们失去最后的信心。正义的到来,终会让这些罪恶伏法。这条线索最后以7位甲级战犯被判以绞刑而宣告结束。
在反映一个日本普通家庭悲剧生活的这条线索上,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悲凉与愚昧无知。作为这条线索主要的人物肖南,影片以他的视角切入这个家庭的。因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让这个家庭的人物形象异常鲜明,人物间的矛盾更具冲突化,使得这个家庭悲剧演绎地更为深刻。在这个普通日本家庭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人物是雄一,因为政府严密管控让他对战争的真相毫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日本战争失败后的耻辱及家破人亡的怒火撒向肖南撒向中国,这是何等的悲凉,当自己亲历法庭目睹真相后仍然活在极端的思维中,这又是何等的愚昧无知。作为家里比较理性的一位——芳子,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了自己的理性判断,以致于在家门口留下无奈悲痛的眼泪。大哥正夫作为家里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目睹战争给他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后,因此人性而得到了回归,以致于他嘴里经常喊出:可恶的日本鬼子。弘二作为这个家庭唯一没有出现人,并在最后得知他以“意外的死法”而命丧黄泉的人物,他让我联想到国家机器、战争之下的悲剧亡灵。樱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妹妹,在处在花季少女时期,因听到带有理想色彩的广播号召而去服务国家,结果沦为日本军队泄欲的工具。特别是电影中有几个细节描述强化了樱子的那种可悲:樱子注视酒店内的花季少女时所流露出羡慕表情、在法庭内听到偶像东条英机的无耻言行时而晕倒的场景等。
纵观这几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性,每个人都是矛盾特征体,我感到了一种无奈。从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也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待中国的复杂情感。如果细心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当时日本社会某一群体的缩影。普通日本家庭,因为战争带来的影响而导致四分五裂甚至家破人亡。再联想整个日本社会,必然是动荡不安,处处弥漫着死亡、绝望的气氛,这种悲剧氛围也很好的验证了影片中梅汝璈的第一人称旁白所透露的现象。我们观众心中或许会增添一种感知与认识:战争的可怕与罪恶,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百年基业,还可以让个体生命的尊严与意识的自由无法得到应有保障的。这种悲剧在这条线索的最后得到了明确:这个日本普通家庭人物的集体死亡。
姓名:张红卫
班级:信管090
4学号:201107005
5一口气看完了《东京审判》,电影的内容是这样的: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5月由中、美、英、苏、澳、等十一个战胜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远东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审判完毕审判期间开庭880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国际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判: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绞刑。短短的电影却给了我几次震撼和感动,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难受,是开心,是迷茫。。或许都有吧。
电影中出现几次高潮,第一个是因为法官的座次问题,梅汝敖先生坚持一定要按日本签定投降书的顺序排列法官的座次,因为这关乎中国的尊严,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坚持,这是一个中国法官的坚持,铮铮铁骨,义正词严。还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很深:
“中国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自豪!”
“我不是斗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这短短的两句话让我震撼,它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自信,让我为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法官而感动。其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宁愿拒绝出庭,甚至辞官,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承受所有中国人的尊严之重,他是对的,他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看到此处的时候,爱国的热情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陡升。
第二次给我震撼的一段是梅汝璈先生的司机开枪打死两个日本人,然而日本宪兵只是简单的询问,在那时日本人的生命是那样轻微,这只是战败国,大家想想日本侵略中国时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更是残忍,连先兵都没有,这里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一定努力壮大自己的国家,为国家不再受欺负而努力!
第三次给我的震撼是肖楠和北野雄一的对话,本来是一次简简单单的一次同学聚会,但北野雄一一次又一次的质问肖楠,抱怨,谴责日本人死了多少,这一切都是中国人的责任,肖楠的反问让他更加生气,他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中国。我并不想以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来对待这场战争,以前我们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因为那场战争不仅对日本本土之外的民族伤害极深,就是对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也产生了历久不息的心灵以及情感重创。这就是战争,无论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归根结底,都会对人民产生深远的痛苦。
第四次给我震撼的是正夫!身为一个日本军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终于明白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不仅对中国、菲律宾等被侵略的国家,同时也对自己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痛苦是不可磨灭的,宏二的死也说明日本下一代的孩子已经完全被军国主义的思想腐蚀,已经没有了孩子该有的童真,而是一个魔鬼!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可见一斑。
第五次震撼是在对战犯量刑的时候,梅汝璈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他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梅汝璈有些泄气了,已经做了“志未酬,士随死”的准备。向哲浚骂他这样的想法是懦夫所为,用的是击将法,然后用一句湖南老话鼓励梅汝璈“只要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要站起来”。受到向哲浚的激励,梅汝璈突然抬起头,无奈的目光重新又自信满满,松泄的脸部肌肉重新又绷紧充满斗志。在11人的法官团中,只有他肩负着国家、民族的荣辱 重担,他也需要朋友和外力的支持、鼓励。通过这些表现,作为观众的我们,在今天才体会到梅汝璈当时所处、所感、所受。
梅汝璈在量刑问题上的激昂演讲后,虽然印度法官仍旧坚持拒绝死刑的看法,但是他的演讲不是只为说服印度法官,而是为了坚定坚持死刑的法官的信念,同时感染拒绝死刑的法官,尽可能争取最终令战犯定下应有的惩罚。
当看到这个片名时,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有点沉重。然观后却有一种热血的,澎湃的爱国之情燃烧在胸。
整个影片可以说有百分之八十是符合历史的,其中很多台词来自历史文献,有很多都没有改动。
影片一开始就把爱国、正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入进来了。一开始,用以我国委派的法官梅汝璈就法官开庭时的座次:坚持中国应该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在英国之后。在他与卫勃的谈话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它应有的席位,竟然降低到了一贯只知道向日本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梅汝璈的这一短话体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傲骨,一个小小的座次却是反映出了国际对中国的态度。“排在英国之后”,这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却排在在战争中只知道退守的英国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霸权主义,不是一种对弱国的欺压与轻视吗?!而中国法官梅汝璈用一腔爱国之情,丰富的专业知识,坚定的立场,赢得了东京审判这长达两年之久无硝烟战争的第一场胜利。
影片着重的讲了对日本攻打中国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当看到片中日本对攻打中国是侵略战争的定性和对大屠杀予以否认,我想每个中国人是满腔怒火的,是有对日本敢做不敢当的鄙视的:愤怒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愤怒日本军对中国人民的杀戮,愤怒日本军对中国无辜妇女方的强暴,愤怒日本军在中国杀人的比赛,愤怒他们对战争的狂热……我们鄙视,鄙视日本军对人性的缺失,鄙视他们缺乏对良知的认识,鄙视他们没有敢做敢当的勇气。
而我为什么着重讲的是日本军呢?影片的第二线索肖楠与樱子,雄一之间的矛盾,让我们知道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日本国内对于日本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被美化与过滤了的。这使日本本岛的人们当听到审判中对日本军的控告时,他们是愤怒的,有着对中国人的排挤与仇恨。他们认为那全是诬陷,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侵略,与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影片中,雄一就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也许对这类人的反映我们只是无奈,那么对策划这场侵略战争的高级将领,我们是愤怒!特别是东条英机,当问到侵略中国的这场战争是否正确,东条英机回答
是正确的,当问到他是否会再次发动这场战争时,他答:“会”当听到这个答案时,我止不住的全身颤抖,愤怒充斥着我的胸。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是一群是别人生命为草芥的人。在的审判中,日本用拖延战术,干扰战术,审判历经两年之久,经过818次开庭受审。当以为恶人终有恶报时,十国的法官却以人道主义反对对东条英机等28个甲级战犯免去死刑,然我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发对这不公的审判,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梅汝璈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代表人类,水,代表了文明„„”(杯子在地上砸碎,水四溅„„)
梅汝璈盯着柏奈尔:“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
(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
梅汝璈:“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进行审判进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最终正义取胜,28名战犯被处以绞刑。
从整个影片中,我所感受到的可以用梅汝璈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内外夹击,梅汝璈艰难赴命
出任国际法庭的法官,在一般人眼中,是神圣而光荣的使命,而对于1946年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籍法官和检察官来说,则更多地意味着艰难和挑战。
这种艰难和挑战具体表现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从内部因素而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内战,对这场国际审判并不重视,缺乏对东京审判的正确认识和估计。他们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走走过场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精心准备,因而在庭审准备、证据提供、国际沟通和交流等很多方面表现并不积极;从外部因素而言,由于美苏冷战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东京审判中国际力量的对抗形势异常复杂,到了后期,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其在远东地区对抗苏联的势力,已经开始尽力为日本人开脱和辩解,东京审判后期的审判形势受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在内外双重压力夹击下的中国法官和中国检察官,如果想将这些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其工作的艰难和面临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中国的法学界和司法部门里,有名望、资历深、有留洋经历的人虽不少,然而,真正能够同时精通国际法、英美法及英语的人却不多。而这屈指可数的人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意出头的:如果审判顺利,日本战犯无论受到多么严厉的处罚,都不会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那是他们应有的下场;而如果审判进展不顺利,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则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自己就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接受现实和历史的“审判”。显然,出任国际法庭的法官实在是一块“烫手的山芋”。42岁的梅汝璈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没有选择退缩,他是这样来理解自己肩负的职责的:“今天我能高居审判台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
法官坐席之争
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次、争座位的斗争总是难免的,国际法庭也不例外。梅汝璈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说:“这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有关国家地位和荣誉的问题。”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因此在开庭前好几天法官们就在此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争执。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座席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依次是美、中、英、苏等,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澳大利亚法官、庭长威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因为庭长坐中间,依次出现的美国、中国法官将坐在他的右边和左边,而他则希望与他亲近的英、美两位法官坐在他的旁边,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一安排。
法官会议并没有就座位的次序进行表决。正式开庭前一天,法官出庭“预演”,威勃终于拿出了蓄谋已久的安排,声称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他安排的法官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璈意识到,庭长这样做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他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排列的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毕,梅汝璈愤然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脱下法袍,以示决心。
梅汝璈说:“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由于梅汝璈的据理力争,庭长无奈之下只有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均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才得以进行,但中国法官梅汝璈终于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事后,梅汝璈回忆说,法官坐席之争的意义在于吸取经验教训和得出正确认识。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不能把它当做细枝末节,以为无关宏旨而淡然置之。此事表明,中国当时虽然跻身五大国之列,但却依然处处遭受压制和歧视。作为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必须学会合理合法地进行抗争,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
力主书写判决书,坚持死刑处罚
1948年4月16日,历时31个月的审理终于结束了。经商议,判决书由11章构成,审判法官中有人主张“判决书应统一书写”,但是梅汝璈坚持认为,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有发言权,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理当由中国人来写。法庭再次接受了他的提议,由他负责判决书第五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
法庭的另一起波澜是围绕量刑问题展开的。由于存在着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加上各国受日本侵害程度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们在对战犯是否该被判处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没有提供量刑依据。当时,庭长威勃主张将战犯全部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像当年的拿破仑那样;印度法官坚持认为,国家行为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应判战犯们无罪;美英法官支持死刑判决,但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过美英战俘的战犯身上,而对于荼毒中国甚深的土肥原贤二等甲级战犯,态度却比较暧昧。中国法官梅汝璈则坚决要求严惩这些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
为了说服其他法官,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使用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将它们与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进行比较,得出日军比德军更惨绝人寰的结论,主张必须对他们处以死刑。梅汝璈曾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最终,东京审判以六票对五票的微弱优势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战犯死刑。这是梅汝璈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在接受上海《申报》采访时,梅先生告诉记者,在最后表决前的一个星期里,他几乎睡不着觉。他说:“要是那些罪孽深重、残害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战犯不被判处死刑,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庭审结束后,证据堆积如山,为了尽快完成工作,梅汝璈和他的两个助手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月,向法庭提交了近300页、总计10万多字的判决书的第五章。这也是全部判决书中撰写得最快的部分。“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审判结束后,梅先生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写道:“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和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不仅程序冗长,而且庭审过程异常惊心动魄,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梅汝璈,很希望将东京审判如实地描述下来,并结合自己的法学专业知识进行评述。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1962年,梅汝璈开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撰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该书完成了拟定七章中的四章。1973年梅汝璈先生去世。从此,梅先生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他后几个章节的写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法庭判决阶段的种种内幕连同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永远地沉睡于梅汝璈先生的心中。
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98年底,梅汝璈先生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这些遗物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梅汝璈
(1904~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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