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通用8篇）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 篇1

摘要：近几年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的社会环境建设水平更加高质量，人们的社会生活设施更加完善。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使人们的接触到更多的食物，很多人由于饮食的不健康和缺乏合理的锻炼导致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现象，甚至是出现一些“富贵病”，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随着亚健康现象的增多，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合理的运动，体育运动的方式受到到更多人们的欢迎，出现了很多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人们可以在这些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中实现运动的同时结交到更多有着共同兴趣的朋友，但是很多体育组织由于没有被政府承认，很多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影响着整体市民体育活动的开展。

关键词：体育视角;全民体育;社会体育组织

人们越来越不满足原有的生活模式，更加重视体育锻炼，更加重视自身健康情况，人们在不断地调节和优化自身的运动行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升，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更高质量的实现，人们健康情况出现了而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自身的健康问题，人们越来越重视体育锻炼对身体质量的优化作用，人们积极投身到各项体育锻炼中。随着人们运动兴趣的提升，很多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应运而生，引领着全民运动的风潮，在人们体育锻炼的发展中占据中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没有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引领，这些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面临着众多的发展困境。

1、体育锻炼的思想优化着我国人民的运动行为

1.1全民锻炼

可以说，锻炼是全民性质的，无论年龄之分，性别之分还是民族之分。在我国，体育锻炼是我国人们的主要活动之一，在工作之余，人们会积极利用时间强化自身的体育锻炼，努力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锻炼的人员不分年龄，很多老年人重视体育锻炼，很多幼儿也积极的锻炼自己，努力提升自身的健康程度。

1.2锻炼形式多样化

我国人们的体育锻炼形式比较丰富，没有出现单一化的锻炼形式。就目前看，比较受我国人们欢迎的体育锻炼形式有：慢跑，快走，球类运动，自行车骑行等活动。人们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和运动爱好锻炼形式的选择，锻炼形式丰富多样，通过各种形式的锻炼，提升着我国人们的身体健康情况。1。3社会性质的组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全民运动的形式没有政府的引领，很多人都是自发的进行体育锻炼，很多社会性质的组织出现在人们的锻炼活动中。这些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都是很据人们的主要运动形式产生的，深入人们的喜爱。参加社会团体进行体育锻炼可以减少锻炼的孤寂感，可以帮助人们在运动的过程中结交志趣相同的朋友，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2、我国社会性质体育团体发展取得的成效

2.1壮大了体育运动的规模

我国众多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的成立，吸引了更多的人们加入到体育锻炼这一行列中，参与锻炼的人数越来越多，壮大了体育运动的规模。众多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减少了人们运动的孤寂感，更多的人加入到锻炼的群体中，在锻炼的同时可以结交到兴趣相同的朋友。随着社会团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团体规模的日益壮大，我国人民的体育锻炼规模实现了更大的壮大。

2.2成功举办一些赛事提升人们的运动热情

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不仅使运动的人数实现了增加，同时成功举办了一些体育赛事，提升了人们的体育热情。例如广州信鸽协会举办的四个级别的全民健康信鸽系列比赛[1]。这些社会团体通过赛事的举办，向人们积极推广体育锻炼的理念，提升人们健康生活的意识。人们通过参加这些体育活动，可以强化他们的身体素质，提升身体的健康程度。

2.3激发了社会的活力

以前人们一直把自己局限在家庭和小范围的朋友圈中，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活动中。随着全面健身的开展，社会性质体育团体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模式和理念，人们从家中走出，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数量众多体育团体给人们提供了众多的体育锻炼的选择机会，吸引着人们的运动兴趣，使人们积极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员或是群体，他们的锻炼行为给人们带来了生机感，激发了社会的活力。

3、我国社会性质体育团体发展的阻碍

3.1缺少专业的指导

这些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的成立不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而是一种兴趣使然，没有成立专门的指导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指导。我国的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正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没有成熟的经验进行活动的指导，很多人员参与到团体中是为了减少运动的孤寂感，没有期望得到专业的指导，这样就导致没有形成强烈的专业指导意识。整体看，我国各类社会体育团体缺少专业的人员指导，没有形成专业的管理形式，对参与人员未能进行专业的指导，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体育锻炼[2]。

3.2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虽然我国的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数量众多，但是他们大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在政府相关部门登记，没有合法的地位。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对这些没有合法地位的社会团体的规定是进行处罚或是取缔，但是目前很多体育组织担负着一定的民间体育活动或是比赛的组织和开展，这样的政策阻碍着社会性质体育团体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壮大[3]。这样的法律形式也阻碍着全民运动的顺利开展和更高质量的推进。

3.3没有形成一定制度的政府资助

在我国，社会性质的体育组织没有被政府部门承认，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没有明确鼓励社会性质的团体举办各类体育活动，也没有形成一定制度的政府资助，很多体育赛事的举办都是靠民间力量进行的。我国没有形成购买服务等形式对社会团体进行体育经费的援助，很多口头提到的鼓励政策也没有在实际中落实，社会团体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实现活动以及赛事的举办。

4、优化我国社会性质体育团体的有效策略

4.1强化政府的政策支持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制定科学的政策进行民间体育指导和帮助，我国的社会性质体育团体没有形成科学的发展道路，在实际的发展中受到相关法规的制约。为了帮助我国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实现更好的发展，更高质量的举办体育赛事，我国政府应该加大相关政策的制定，帮助体育团体实现更好的开展。我国的.体育部门应该将社会性质的团体当成合作的伙伴，而不是进行强制的管理，尽快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4]。

4.2利用新技术强化团体的生命力

现今生活是一个科技水平较高的时代，各种先进的技术产品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中。虽然我国的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但是由于体育锻炼的人数的逐年增多，这些团体依旧呈现着强大的生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民间体育爱好者成立体育社团提供了便利，人们使用软件进行沟通和交流，进行活动的安排[5]。通过这些新技术的使用，强化了锻炼群体的联系和沟通，提升了整体的生命力，使体育锻炼实现更好的开展，更好的提升人们的身体素质。

4.3明确法律地位

很多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受到众多的政策限制，阻碍着社会团体的进一步发展。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调查，我国95%以上的体育社会组织还没有“正式身份”，按照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的规定，还有可能面临处罚甚至取缔[6]。为了解决此问题，我国政府应该改变现有的政策，出台有利于社会体育团体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明确这些群体的法律地位。

4.4强化锻炼活动的主体性

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在目前我国的体育锻炼组织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速进群众积极进行体育锻炼，提升人们的身体素质。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正逐步突破政府垄断的“单中心”结构，走向“多元化”[7]。为了更好的提升群众的锻炼意识，强化社会团体在体育锻炼中的积极引导作用，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改善现有对社会性质体育团体的态度，重视这些社会团体对提升人们体育锻炼的引导作用，提升这些团体在体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4.5体育团体应该强化自身的管理能力

从我国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整体的管理情况看，我国民间的体育团体对自身会员或是队员的管理程度不够科学，整体的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间体育的顺利、安全的开展。为了提升整体的社会团体的体育锻炼能力和对人员的管理能力，这些团体应该强化自身的管理能力，提升自身的管理效能[8]。只有完善的管理机制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才会使民间的体育锻炼的科学性更高，管理的能力更强，使群众能够在最好的程度上进行体育锻炼，最终提升我国的整体体育素养。

5、结论

我国人们对体育锻炼可以提升自身的健康程度有着正确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体育的锻炼热潮中。随着人们体育锻炼热情的高涨，很多社会性质的体育团体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促进着人们实现更多的体育锻炼。但是由于这些团体没有被政府部门承认，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不能开展更深层次的体育活动。同时由于这些团体没有专业人员的指导，很多体院活动的开展有着一定的不科学性。为了提升这些社会团体的体育锻炼引导能力，政府应该强化相关政策的支持，明确这些民间体育团体的法律地位。同时，这些团体应该强化自身的管理能力和专业的体育锻炼能力，利用先进的手段进行体育锻炼和人员之间的交流，使自身的体育引导能力更强，我国群众的体育锻炼活动实现更优质的开展。

作者：李甜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程晖，雍世仁，王麒麟。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困境及解决路径―――以甘肃省天水市为例[J]。社科纵横，(04)：53―56。

〔2〕刘凯。城市社区草根体育组织依托高校发展模式的构建[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04)：117―120。

〔3〕邵丽华。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市体育发展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4(06)：149。

〔4〕丁洁。探究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困境与对策[J]。才智，2016(25)：258。

〔5〕蒋善华。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公共服务职能与专业化建设[J]。当代体育科技，(18)：151―152。

〔6〕刘淑彬。基于全民体育视角分析休闲体育与大众体育教育的改革思路分析[J/OL]。体育科技，2016(02)。

〔7〕秦小平，chen云龙，王健，等。我国社会体育组织发展路径―――基于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05)：1―4。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 篇2

“治理1”一词在西方社会出现已有数百年 ,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中外学者关于治理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世界银行1989年的报告中提出“治理”是指管理一国经济与社会资源中使用权力的方式;Peters等在讨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明确提出社会团体、私人在公共治理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全能的控制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1]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治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府统治的做法,其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自组织等社会组织;决策的方式也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模式,而是经常性的多方协调和妥协。

城市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空间上的运用和实践,是将治理理论运用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是由城市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管理城市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利益主体的高度分化,使得隐含在传统的“单向”城市管理方式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被迅速放大。以发展经济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久经困苦的居民急需摆脱贫穷的生活,政府的政策只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GDP,就能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维持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分层的逐渐形成和公众需求的差异的扩大,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别于传统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的第三部门逐渐兴起,慢慢开始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部门在欧美各国也被称为“社会组织”、“社会自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等。主要包括民间的理事会、非政府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自愿互助组织以及庞大的工会。据统计,2011年,美国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就达到157万家,基本覆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除此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没有达到登记要求的社会组织,估计占到所有广义非营利组织的90%。规模巨大的社会组织是欧美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组织的代表一方面通过向本区议员沟通、发动游行集会传达自身的诉求;另一方面与政府合作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参与城市治理。

不同于已完成城市主体规划和建设的东部一线城市,武汉市从近些年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和改造,力图摆脱全国“最大县城”的帽子。在错过了早期城市改革的黄金期后,武汉市的都市化进程远比北上广深要艰难复杂。以政府为主体的集权管理、“政府办社会”的管理模式以及以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手段为主要方式, 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保障的做法容易引起公众的反对和怨恨。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公众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武汉市的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武汉城市治理水平及面临的问题

城市治理水平能够客观地反映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和居民的满意度。通过科学的度量指标比较不同城市治理水平的差别,能够清楚直观地了解本地城市治理的优势和不足,借鉴领先城市的治理经验,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构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城市治理结构和体系。

(一)武汉城市治理的水平

城市治理水平的评估是公共治理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数据收集主要采取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客观指标的数据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以及学术论文对地方政府的客观经济和社会数据进行收集;问卷调查结果主要通过本研究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所进行的专项问卷调查获得。天则研究所《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是目前研究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实践操作性的指标, 该指标已经分别于2008、2010和2012年完成了对我国省会城市治理水平的测量,该指标采用了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和治理方式在内的三大类共四级指标。

表1和表2显示了武汉公共治理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位置和变动情况。2012年公共治理指数显示,武汉市的公共治理状况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排名第12位。在2010年的公共治理指数报告中,武汉市的公共治理情况排名第26位,前进了14名。总体上来看,武汉的“公民权利”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3显示,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仅在“教育”指标上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 其余各项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社会保障”指标退步了,其余各项分指标进步了。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财产安全”、“意见表达”与“人身权利”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媒体监督”与“权利救济”指标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各项指标均有所下降。从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政治参与”与“廉洁”指标上得分较高,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人大选举”指标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持,“信息公开”与“信任”指标上得分较低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人大选举”、“信息公开”与“政治参与”指标进步了,而“廉洁”与“信任”指标退步了。

注:资料来源于天则研究所 2012 年发表的《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下同。

(二)武汉市城市治理面临的困境

第一,治理主体多元但不协同。武汉市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区“两级政府、一级管理”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两级政府、五级治理”,逐渐培育出众多部分履行政府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组织和草根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总揽公共事务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领导“人治”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权力并没有真正地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市场与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很少,导致主体间难以形成协同合力。社会组织尤其是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和志愿者未能得到充分应用,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监管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这样既产生了行政执法领域的增量,又导致政府监督管理的缺位。

第二,政府官员管理方法和手段不合理,治理能力薄弱。在多年的地方政府竞争和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城市,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开发城市的经济效益。没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武汉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地,2013年全城工地数量已经达到11012个,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也给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第三,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长期的管制以及我国传统政府层级的层层控制,各大城市基本不存在群众自组织,所有的组织均需要在政府登记注册才能举办活动。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组织很难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协商,缺乏吸引人才和挽留人才的平台和机遇。总体来说,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武汉市拥有将近4800家社会组织,但大部分社会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力,在资金、人事管理等重大事务上与政府主管部门存在紧密的联系,许多社会组织的领导是由主管部门任命,缺乏有效运作的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政府想向外出让自己的服务,社会组织也没有能力承担。

第四, 快速城镇化加剧了现有的城市问题,增加了城市治理难度。武汉的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合作龙头。与长沙、南昌相比,武汉无论在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以及交通水平等方面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根据统计,在未来新一轮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武汉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左右,大量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将会涌入武汉。新增人口给武汉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维度的同时,也会因为大量人口聚集而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武汉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也面临各项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中村改造、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体系、城市规划、社会就业、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等方面。武汉是城市化率最高且上升速度最快的省会城市,城市化率从58.88%上升到99.83%仅用了6年时间。截至2012年, 快速的城镇化和不断外扩的城市面积已给武汉带来了168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普遍分布在闹市中间,错过了最佳拆迁时机的政府要解决规模庞大的城中村,其所需的成本和遇到的矛盾也空前强大。

此外,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因素,武汉历来就是重工业集聚的地方,以武汉钢铁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钢铁、能源、采矿工业在兴起和发展,重工业的高污染排放给武汉的土壤、湖泊和河流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据2010年武汉市水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武汉的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五十年来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中心城区仅存38个湖泊。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迫切需要政府转变工作态度和思想意识,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

三、社会组织参与武汉城市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用“治理”代替“管理”,虽是一字之差,却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与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3]多元参与城市治理的模式下, 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市场之外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按照民政部的划分方法,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社会组织的本质是社会的志愿服务,这种特性决定了社会组织将是政府与市场之外最好的补充力量。

( 一 ) 武汉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号召,武汉2014年登记社会组织个数达到了4800个。武汉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通过组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项目、建设孵化园和人才培养基地来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把社会组织培育成政府管理社会的有力助手。据学者调查发现,武汉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于学术交流、咨询服务、调查研究、就业与再就业服务、同学会、文体娱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培训、研究与训练、宣传与交流以及调查并收集资料提供信息;其次是出版刊物及其他出版物;再次是政策建议提案、商业性活动、培育基层组织;而义演、义卖等公益活动、热线服务、提供资金及物质援助等方式最少。[4]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武汉社会组织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利用自身优势,迅速提供市民急需的公共服务。由于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由众多不同阶层的群众共同参与形成的,它能敏锐地发现并整合公众的需求。武汉社会组织正是利用这些优势,在教育、培训、出版、慈善等方面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二是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的自治传统使得成员在自愿的前提下使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矛盾分歧,同时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方便地传达公众对于公共服务和政府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还可以及时了解和传播政府的相关政策,宣传学习与本组织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既提高了政府政策的实施效率,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也使公众更方便地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降低了群众对政府的依赖。

( 二 )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存在问题及改善措施

在武汉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并逐渐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一是社会组织虽然可以代表民意,但并没有单个组织能代表全民的意见。由于大多数的社会组织是在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地域条件下组建的,它们活动的方式和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本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关注点单一,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整体社会群众的利益诉求。二是社会组织本身极具复杂性,没有一个公认的评估标准和监督体系,在调动社会积极性的同时,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三是人财两缺,机构运作困难。目前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组织人才的匮乏,只能由成员自身承担活动的费用,这些都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武汉城市建设迅速扩张的阶段,社会结构迅速分化,经济和文化领域层次差别十分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武汉市的和谐健康发展需要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城市建设。而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国务院大力推行“简政放权”,下放政府行政审批权,目的就是要改变以往“政府办社会”,政府一方独大的局面,转变政府职能,逐渐扩大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权,这给了社会组织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此情形下,武汉市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保障。

第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机构。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实践经验,武汉市应该逐步形成“政府行政规范、组织自治独立、个体资源参与”的城市治理模式。社会组织自治独立并不是将政府与社会组织截然分开, 而是厘清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如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界,从而建立了某种“指令体系”,就可以认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是值得怀疑的。[5]从目前的条件上来看,普通选举的组织领导人还无法使组织获得独立, 推举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人如退休干部,著名学者等参与才可能帮助社会组织较快获得独立性。

第二,加强社会组织的法制建设。简政放权之后,政府退出了之前管辖的众多领域,而政府职能转变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必须及时得到填补,过去那种政府领导管理社会组织的模式不适应当前现实发展的需要,应在宪法的框架下加紧制定和修改与社会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必须从法律层面上明确社会组织的定义、活动范围、法律地位及其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功能:明确界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范围, 在法律层面规定社会组织的职能和权限,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途径、方式和监管措施,取消或删除社会组织必须寻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的规定,降低设立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数额,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采取“备案制”和“追惩制”。如此既能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接受法律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又能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第三,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武汉市可以通过孵化器和人才培养机制,尽可能加快带头人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另外,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并设立优秀项目扶持基金,以购买服务、配套支持、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的方式,努力打造“一街一品、一社一特”,培育出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有社会影响力的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此外,应该正确定位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的六类社区社会组织形式: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都具有独立性、自治性、公益性和基层性。这些草根组织均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基础,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为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政府提供不了而市场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诚然,社会组织也只有在民生建设领域对服务对象、民生需求有了精准的定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6]

第四,加强普及工作,引导社会各界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重视。社会组织是城市居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工具和载体,只有居民广泛参与才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和代表作用。武汉市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吸收社会组织真正参与政府基层的治理,将部分街道社区的职能转移到对应的社会组织上,例如近些年来热议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垃圾处理等问题,使社会组织切实参与到处理街道社区的实际问题,提供社区居民的实际公共需求和服务中,通过示范作用使居民认识到社会组织的作用。[6]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城市治理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本文研究发现,武汉城市治理存在着诸如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低、官员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武汉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从而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三者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 篇3

关键词：自发性 体育活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使得群众体育发展非常迅速，各种体育活动随处可见。因此这种自发性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对象。我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数的12%，并且健康观念的不断增强，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还不是很健全，看病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老年人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不生病、少生病，尽可能的保持自身的身体健康。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大部分城市离退休人员都有参加健身的习惯，因此政府办体育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群众体育的发展。近几年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在城市的广场、公园、甚至路边开展。如何有效地促进这种自发性的群众体育活动更好的开展就需要创新体制。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的形成、维持、发展的研究，是群众体育活动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是指具有共同体育兴趣或体育目的的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的松散的体育组织。

1 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的形成

群体性的活动都是出于对某一事物有着共同的爱好、追求和动机。而城市居民参加体育活动都是出于对健康的追求，他们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如广场舞是最近最为流行的体育锻炼方式。对参加人员没有限制，只要场地足够大，参加成员人数少的几十人，多的几百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其组成部分大多数为女性，年龄为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居多，占到九成以上。他们因为什么而聚集在一起呢？通过访问，共同的爱好和对健康的追求是大家走到一起很重要的原因。另外由于组织成员比较多，而且可以找到年龄相仿，各种行业的人员进行交流，在这种组织里可以交到许多朋友。自发性的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很容易在自发性组织中寻找情感的归属感，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共同的爱好和情感交流的诉求使各种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不断形成。

2 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的发展特点

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不同于正式体协等组织，正式的组织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对成员进行约束。而自发性的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结构比较松散，成员的随意流动性比较明显。成员由于某种原因脱离的组织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疾病、搬迁等。调查发现规模较大的体育组织人数有几百人，少的两三个人。许多组织通常都保持着稳定的成员人数。但少数流行的组织发展非常迅猛，如各种形式的广场舞参与人数众多，他们队伍整齐，甚至许多都穿戴统一，热情高涨。参加这种体育活动组织的场所一般以公园、广场、商场门口等公共场所为主，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的活动的时间一般为晚上七点以后，持续时间在春夏秋天为2个小时左右。

3 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存在的问题

城市自发性体育活动组织的成员以中老年人为主，老年体育群体对健身欲望最强但却容易被有关部门忽视，因此缺乏场地设施是他们的一个主要困难；第二，参加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的成员越来越多，管理就是一个难题，目前都是以自发性为主，成员自己管理。但这样存在不少弊端，高音喇叭扰民、活动场所的环境破坏、甚至有些扰乱交通的行为出现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三，健身项目不少需要跟上时代，尤其是广场舞、排舞等紧随时代的新项目，所以不少组织缺乏技术指导者。

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非常迅速，缺乏指导和管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相应制度进行规范，比如：自下而上的模式，主要是通过城市居民自发形成体育活动组织，形成以后通过社区对组织进行指导和监督，从而使城市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不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明有.榆林市城乡群众体育活动现状的调研分析及对策研究[J].价值工程，2011（16）.

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研究 篇4

[摘 要]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社区管理不断出现新的需求和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对整合社区服务资源、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发展社区自治和提高公民参与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取得不小的成绩，但仍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种种困境。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较为完善，业已成为社区服务和发展的主力军。借鉴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经验，为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寻求对策和建议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社区 中国社区 社会组织 美国社区 非营利组织

一、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历程与现状

“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紧密、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滕尼斯认为：“社区中社会关系是基于某种自然意愿，这种自然意愿存在于同一地方的人群之中，社区群体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彼此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疾病相抚，个体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费孝通认为：“社区是以认同的意愿、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是社区成员之间合作的主要纽带，对其成员行为的控制通常依据传统、习惯或乡规民约”[1]。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活动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组织成员主要是本社区的居民；第二，活动区间通常只限于本社区范围内；第三，基于社区居民的内在需求建立起来，因此具有较强的活力；第四，组织成员进入和退出自由，组织相对松散[2]。

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历史相对短暂，其变化历程是与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91年我国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参与逐步实现社区自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因此，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带来了契机。在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的早期，政府在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上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二是成立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如2002年全国第一个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在上海长寿路街道正式挂牌；2004年上海市市级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成立；2005年初，北京市西城区成立了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并出台了《关于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若干意见（试行）》的文件。至此，我国政府开始积极培育、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并通过奖励、补贴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社区社会组织，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积极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出来的任务。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社区居民也开始根据自身需求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各类社区社会组织。以北京市为例，社区社会组织2000年约有3000家、2009年有11683家、2011年有14895家，这主要归功于城市功能的深化和拓展以及北京市相对灵活的管理方式[3]。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时期，许多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老龄化趋势加快、社会治安状况严峻，特别是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社会生活需求日益丰富，从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要求改善居住环境，从改善居住环境转向精神文化需求。要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仅仅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是远远不够的。社区社会组织在繁荣社区文化生活、弥补公共服务不足、提供便民服务、参与社区管理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发挥能力有限，进一步发展存在种种困境。

二、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

（一）缺乏对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认识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激增与社会矛盾多发并存。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发源于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由于其成长历史的短暂和现有规模、能力的弱小，其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疏导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同。一种观点认为，其可有可无，“多之不多、无之不少”，倾向于任由社区社会组织自生自灭；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社会组织不过是新形势下社区管理的装饰品，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因为多数社区社会组织不能正式登记；另一种观点倾向于将其定义为非法组织[4]。多数地方政府没有真正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忽视其在提供公共服务、缓解社会矛盾、加强社区自治、提高公民参与水平中可以发挥的巨大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参与社区生活的积极性，公益意识也尚未广泛形成，直接导致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参与热情不够，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人群往往就变成“老人团”，年轻人与上班族不愿意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

（二）缺乏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社区社会组织面临合法化困境。2010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认为，作为社会管理新兴主体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立法需要加强和完善。当前，我国实行的依然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和《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迁，这些法律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并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亟待制定国家层面上的专门法律。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的创建设立了过高“门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双重许可主义”，即社会组织的成立需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双重审查和批准后才能够成立。这样的审批程序不仅使成立程序繁琐，而且两个部门在审查标准上可能会出现不同，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很难找到主管部门，“社会组织须有业务主管单位批准”这一规定仍然束缚着此类组织登记成立，获得合法身份。二是对社区社会组织成立的活动资金和会员总数的要求过高。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第1、5项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需要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全国性的社会团体需要10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需要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8条第2项的规定，设立地方性公募基金会需要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的原始基金，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需要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原始基金，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5]。目前，我国多数社区社会组织尚处在起步发展阶段，很难达到诸《条例》中关于活动资金和会员总数的要求，导致其无法得到合法身份。

（三）缺乏充足、稳定的活动经费

一般而言，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助，但是目前来自各方面的资助有限，而且其支持重点可能随时转移。而服务于社区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对充足活动经费的需求相对较高，因此经费缺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社会组织都面临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而关闭的危险，这就严重制约了它们稳定、有序地成长和发展。

（四）缺乏足够的组织能力建设

社区社会组织大多处于自发的状态，社区内部社会组织的成立缺乏宏观规划，已成立的组织内部职责交叉，容易造成职能重叠、资源浪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关系不明，行政事务与社区管理事务交缠不清，政府存在干涉组织的日常运营和管理的情况。另外，社区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无序，部分组织建立了章程，但大都不按章程办事，其法律上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外部监督长期处于真空状态，使其在管理运行中存在诸多弊病。多数社区社会组织内部制度不健全，且运作欠规范，随意性很大，使得其社会公信度不足，难以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支持组织的发展。

（五）缺乏专业工作人员

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能力较低，基础条件薄弱。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人员的短缺，是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目前，工作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和指导，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仅有工作的热情并不能保证将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社区社会组织真正运营好。另外，一些社区服务机构多是由政府投资或利用发行彩票募集的资金筹建的，然后移交给社区居委会管理和使用。一般依靠社区民间力量兴办的服务机构，大都是一些便民、利民的服务网点，专业性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较少，基础条件也很薄弱。

（六）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与内部自律

在外部监督方面，一方面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将经营所得用于私益分配，具体运作情况鲜为人知，导致其社会公信力不足，难以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资金募集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政府监管机关在组织成立时审批严格，而放松日常监管，成立时的许可和成立后的放任并行。在内部监督方面，少数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虚报工作，使上级无法准确得知下级的真实现状，监督工作更加无从谈起。很多的社区社会组织未建立起良好的自律运行机制，如组织章程、活动规范、财务制度等不正常，内部纠纷时有发生，缺乏持续发展的能力。

导致以上种种困境的深层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居民自治发育不足；二是社会组织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社区居民自治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因果关联性。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按照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共同解决社区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方面的问题，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建立属于居民自己的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它是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然而，如果社区自治管理变成行政化的管理，社区居民自治不能得到充分发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如新型社区制基本建成，各项社区服务改善明显，形成了各种社区管理模式，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行政色彩较浓，社区自治不能正常发育。主要表现在：社区管理职能行政化、社区管理人员公职化、社区工作方式机关化、社区运行机制行政化、社区权力行使集中化、社区建设政绩化等。因此，要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社区管理去行政化。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近20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多，服务领域越来越广，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完善，部分地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改革策略取得成效。但是社会组织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上有三项主要行政《条例》亟需修订，《慈善法》应回应社会需求尽早出台，《社会组织总法》的制定应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失当，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关系上，市场经济不健全，使得经济领域内社会组织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企业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和支持不够；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上，志愿文化缺失，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不够。另外，社会组织内部也存在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管理落后、缺乏服务理念和使命感等问题。

社区居民自治发育不全以及社会组织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是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原因。而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能够成为服务社区的主力军，恰好在这两个方面打下深厚的文化与制度基础。下面具体论述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特色以及对中国的借鉴。

三、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政策建议――以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为借鉴

（一）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状况

社区非营利组织是美国社区实现社区自治的重要载体，致力于表达居民的意愿和对社区居民开展服务。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从十八世纪开始出现，19世纪后逐步走向繁荣，已经适应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公共机构曾一度成为全美在社区服务中的主导力量。但19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向贫困开战”战略的实施及政府财政方面的紧缩，联邦政府开始重视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中的作用。非营利组织在联邦、州、城市、社区等各个层次间都建立了组织网络，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项目。目前，社区非营利组织是美国社区发展的主力军，在大小社区活动的社区非营利组织达100万个左右。

由于美国社会群体的复杂性和居民需求的多样性，使得多种类别的社区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全国性的和州、县一级的社会团体在社区的分支机构，如较大的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这些组织与上级组织实际上没有隶属关系，独立开展活动。二是社区中的民间团体，包括综合性居民团体和各类群体性组织，此类团体数量最多。三是社区服务性设施的管理组织，负责社区服务设施的日常运营和维护工作。四是社区非营利组织，这类组织与上述三类组织职能有交叉，但其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才能成立。社区内的各类非营利组织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自按照法律法规，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独立开展活动。

社区非营利组织在美国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社区之间需要的服务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而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具有统一性和单一性的局限，很难为不同社区生活的人们所接受。因此，不少社区针对各社区不同的需求和问题，自发组织一些非营利机构，替代政府的服务机构，自行满足需求和解决问题，并愈来愈被人们所普遍接受，这是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其次，美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相对划分，使得一定区域内人们共同生活的社区理念也较早产生，由于从业场所和家庭功能的局限，使人们产生的一系列思想意愿的表达和生活上的问题，转变为对社区服务的普遍需求。再次，社区服务的内容涉及广泛且庞杂，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方式变得丰富多彩，单一靠政府管理机关来行使社区服务职能很难满足居民的需求，且会带来效率低下、成本增大等问题，因此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诉求，促使社区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并加快其发展。最后，美国公民社会历史长，发育程度较高，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强，有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和能力，这是社区非营利组织能够在美国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6]。

（二）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对策

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在推动我国社区建设，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一系列困境，如对社区社会组织作用认识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活动经费缺乏、组织自身建设不足、专业人才欠缺、他律及自律机制不健全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尽管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我们还是能从美国发挥社区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建设方面作用的实践中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形成解决我国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对策。

1.健全社区社会组织体系，积极开拓社区服务项目。目前，我国社区服务发展较快，特别是社区文化活动日趋丰富，但总体上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如对老年人的服务还比较薄弱，青少年课后服务滞后、活动场所缺乏，家政服务项目需要增加和改进，社区安全感不强。社区服务的开拓和健全光靠居委会的努力是不够的，要建立代表不同群体利益和为不同群体服务的团体，把社区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美国社区内，非营利组织正朝着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服务体系方向努力，涉及的服务范围十分宽广，力求使社区服务达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托、孤有所扶、残有所助、贫有所济、难有所帮、学有所教、需有所供”的全方位的新境界。特别是为社区老年人服务和老年人自我服务的组织及设施比较健全。

借鉴美国的经验，进一步开拓社区服务项目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注重建立为特殊群体服务的社区组织以及公益性服务设施的管理组织，如老年人协会、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协会、残疾人协会、扶贫济困性的团体等。特别是要通过这些组织为弱势群体开展服务，及时地反映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要建立一些志愿者服务组织。一大批热心志愿者队伍的存在，是社区社会组织顺利开展活动及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要从社区建设的要求出发，积极发展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队伍。大、中、小学校要建立社区服务档案，把学生的志愿服务作为好学生评选，甚至作为正常毕业的必备条件。三是要积极发展服务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在沟通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联系、拓展就业途径、缓解社会冲突方面起着重要的润滑剂作用。我国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不少社区服务内容还没有从政府工作中分离出来，一些社区服务项目与企业经营也没有作规范性的区别，因而社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发育迟缓，机制不健全。为此，我们要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优质服务为目标，积极倡导建设社区社会组织，既要满足社区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又能帮助解决社区的就业问题，为社区居民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其它工作。一些公益性设施应尽可能地由居民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自我管理[6]。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健全监督管理机制。政府要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运行和监管提供制度依据，公正、合法地保障社区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使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规范化、制度化。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建立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法制保障，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设立，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转。建议国家制订《社区工作条例》，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在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的性质、责任和权利的基础上，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设立程序、职能、有关政策等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条例，对社区社会组织在登记备案环节适度放宽，破除其尴尬的合法化困境，获得合法的组织身份。

在美国，强调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其的监督和管理，相反政府运用税收、民事法律、劳动政策等手段，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监督。美国通过宽严有度、刚柔共济的具体举措，促使社区非营利组织发挥开创性和探索性作用，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对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可借鉴美国的社区发展经验，培育一批专业评估机构，制定服务标准和规范，并对社区社会组织活动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财政支持的对象和标准。强化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建立机制，允许公民对其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情况进行监督。

3.政府主导，多方协助提供必要资金支持。美国政府对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在过去20年中迅猛发展，提供了包括免税、财政资金支持在内的各项支持举措，联邦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花费，50%以上投向非营利组织。对社区服务项目，在财政上每年提供10%～80%不等的财政资金，其中以60%～70%为多。在税收上给予社区非营利组织特定的免税政策。

比较而言，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由于缺乏充足稳定的活动经费，严重地制约了其稳定、长久的发展。因此，政府应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加大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适度拓宽社区社会组织融资渠道，保障其正常运转所需经费支持。要重点支持社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类型的组织是指依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设立的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社区社会组织。要用足用好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这类组织开展的一些有偿服务，能免税的要予以免税。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同时，要完善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机制。严格规定社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接受捐赠和开展有偿服务时的收入不能作为分红分给出资人，有专项用途的必须专款专用，没有专项用途的必须转变为社区居民的福利和用于扩大再服务。

4.提高社区工作人员能力素养。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知识层次较高，社会阅历广，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具有为社会奉献的精神，能够对组织进行合法、高效的管理，使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以最少的成本提供最多的服务，而目前我国的社区工作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的培训和指导，因此专业的社区工作人员队伍亟需发展和壮大。首先，应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高等院校应增加社会工作相关专业培养的力度，健全职业社区工作人员培养体系，弥补社会短缺、空缺。其次，加强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要经常性的进行业务培训，并与外界有关方面加强联系，就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流，提高组织自我建设、自我发展的能力。再次，可以充分利用志愿者的资源，通过整合素质相对较高的志愿者资源，有效地缓解专业人员短缺的问题，并促进志愿者服务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 篇5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半边天”的参与。实现男女平等，促进妇女事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好各级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妇女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妇女工作和妇联组织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男女平等、两性和谐将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今年是我国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十周年，也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开局之年。推进男女平等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一个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人人享有同等机遇和权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同时，男女的平等发展、协调共进也必然有利于形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局面，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两性和谐发展、共同进步、共享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和谐社会要求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女性发展相对滞后必将引起党和国家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必将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战略中把女性发展摆上应有的位置。

第二，妇女的特殊利益将得到更有力的维护。建国以来，国家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使广大妇女的发展获得了物质基础、政治保证和法律保证，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增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在增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价值观念在形成，素质也在提高。但妇女的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劣势地位，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牺牲妇女利益、损害妇女权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大量的妇女弱势群体依然存在。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但一定是弱势群体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得到维护的公平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措施和制度建设，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使他们的地位由弱变强，人数由多变少。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服务、加强公共管理、支持公益事业等手段进行多层次的利益调整，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和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妇女群体的利益需求必将得到更多的支持，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摆脱弱势地位，与男性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三，妇女发展的资源将更丰富，机会将更公平，发展的步伐也将更快。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和政府必将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完善社会政策和措施，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更好地统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这种协调本身会使社会资源的分配更合理、人民群众的发展环境更公平。这对于妇联组织和妇女工作来说，是一个重要机遇。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了群众工作的份量，也将使妇联组织和妇女工作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这就为我们更多地争取资源、更好地改善环境提供了可能。我们必须抓住这个重要时机，靠创造性的工作去争取资源，谋求发展。

第四，妇女发展的环境将更优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调动的社会，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妇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妇女还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天然使命，在家庭稳定、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妇女素质提高与否、妇女的作用发挥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为妇女参与发展和妇女自身发展提供更优良的环境、更有力的支持、更强大的动力。

第五，妇联组织的作用更加突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能够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些机制形成和健全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地说，一方面，妇联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参与妇女群众利益的表达和维护机制的建立，做好妇女群众的代言人，真正把广大妇女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积极性调动好；另一方面，要向妇女群众传递党的声音，多做释疑解惑的工作，使广大妇女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这些任务有些是给传统的工作赋予了新的内涵，有些则需要完全的创新创造。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妇联组织要切实找准位置，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引导广大妇女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

第六，妇联组织自身建设面临新的课题。首先，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妇联组织的组织体系、基层组织、工作机制及方式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条件都存在着不完善、不适应的问题。突出的是：组织体

系的覆盖面不够全、影响力不够大；基层组织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还不够细致；工作作风的机关化倾向还比较严重等等。其次，妇联干部的整体素质还与做好新形势下妇女工作的历史要求有一定距离。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妇联工作正面临着时代变革的大势，任务空前地纷繁复杂，出现了一定的迷惘情绪，困惑于“

干不过来”和“不知如何去干”；群众工作的能力不强、水平不高，主要是缺乏战略思维和科学实践能力。妇联组织和广大妇联干部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在自身建设上狠下功夫，不断增强做妇女群众工作的本领，以更有效地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从***妇女工作看妇联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经验和不足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男女两性的平等协调发展，坚持把妇女发展纳入党政工作的重要议程，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赋予妇女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权和发展机会，为妇女的发展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为构建和谐祁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广大妇女群众要赢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必须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中建功立业、发挥作用。只有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才能获得妇女自身的协调发展，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多年来，***县妇联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等活动为载体，团结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自身进步与发展。2004年***县财税收入达到2亿元，经济的繁荣为解决女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农村，以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为突破口，大力推进科技致富。全县每年开展科技培训40余期，培训妇女3000余人，同时，鼓励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发展名、特、优新产品和多种经营，目前全县有年创收10万元以上的种养女能手60余人，妇女在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及流通销售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城镇，积极引导广大女职工岗位创新，岗位成才，重点做好下岗女工再就业工作，全县每年创立“巾帼文明示范岗”3-5个，“巾帼建功标兵”5-8人，培训下岗女工3000余名，安置2000余名。目前，全县女性就业人数与男性就业人数已经基本持平，一些特殊行业还稍有赶超。

2、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为构建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最基本和可延续的单位，实现每个家庭成员自由、平等、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至关重要，而妇女在家庭的幸福稳定、家庭美德的弘扬和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倡导团结互助、扶贫解困、文明健康、崇尚科学的良好风尚，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004年全县80％的家庭达到了“五好家庭”标准，家庭暴力案件下降了17％，“零家庭暴力社区”达到85％。而且组织了20余支女性文艺宣传队伍，她们深入社区、街道、乡镇、村组广泛宣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美好使者。

3、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为构建和谐***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女性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要途径是参政议政。近年来***县委、政府坚持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加大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力度，努力提高女性参政比例，拓宽女性参政渠道，提高女性参政层次，提出了“四有”、“四必须”的工作要求，“四有”即：研究干部工作时有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内容，招考、招收干部时有女干部的比例，培训干部时有女干部的名额，提拔干部时有女干部的数量；“四必须”即：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必须有女性成员，在女同志比较集中的教育、卫生、文化等部门领导班子中必须有女干部，涉及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部门必须配备女“一把手”，村（居）班子中必须至少有一名女同志。这样，女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大批优秀妇女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她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全县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目前全县有女干部5947人，占干部总数的33.8，有县处级干部6人，约占同级的18，有副科以上女干部167人，占同级的11.2,全县有县直和乡镇党政女一把手11人，各办事处、镇党政领导班子中女干部的配备率达到了96.3。

4、加强女性维权工作力度，为构建和谐***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是妇联组织的重要职能，一直以来，祁阳县妇联把维护妇女参政、教育、劳动、卫生、婚姻、人身等各方面的权益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努力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通过推动建立和完善妇女维权法庭、妇女维权联席会议、妇女维权法律援助和家庭暴力处置预警等各项制度，在构建社会化维权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抓，政协呼吁，司法联动，妇联协调，社会参与的社会化维权工作局面。同时，把针对妇女的法制宣传和维权活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坚持群众化工作方针，大力开展了以家庭为领域的“法律知识进万家”、“不让毒品进我家”、“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创建“无毒”、“无暴力”、健康文明家庭等群众性活动，吸引了广大群众的热情参与，成为我县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载体。

从***县的妇女工作可以看出，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我们妇女和妇联组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积累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不太和谐的地方，如妇女经济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女性就业难、家庭暴力等。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根源方面。几百年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观念在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中还依然存在，特别有些领导的意识里总有种“女不如男”的偏见，导致政策决策有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女性自身方面。部分女性有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得过且过的思想，有的甚至愿意重新“回归家庭”，甘当男性附庸。这是女性发展不如男性，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三是社会体制方面。目前我国正在体制转轨中，对女性不利的体制还依然存在，它制约了女性的发展，同时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充分发挥妇联优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做出积极贡献

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妇联组织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以服务群众为重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促进妇女发展，推动社会和谐稳定。

1、积极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首先，要进一步争取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的主流，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原则，确保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坚持把妇女发展问题纳入社会发展整体规划，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都要充分考虑妇女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维护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其次，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社会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特别是抓住国策十周年契机，广造声势，加大宣传力度，使男女平等的思想真正转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努力营造尊重妇女、关爱妇女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次，要大力弘扬时代文明风尚，努力促进和实现家庭的和谐，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之基。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积极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发动妇女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营造平等发展、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2、努力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和能力。提高妇女素质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和基础。要切实把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摆到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做好培养、吸引、使用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壮大妇女人才队伍。其一，要引领广大妇女争做经济建设的开拓者。以提高广大妇女的科技、文化和道德素质为重点，积极为她们创造学习条件，开辟就业渠道，提供培训机会，增强她们参与发展的意识，提高她们的创造活力，为推进经济建设建功立业。其二，要引领广大妇女争做时代精神的先行者。要促进广大妇女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光大以公民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在参与中发展，在竞争中进步，在创造中前进，切实把巨大的妇女人力资源转化为强大的人才资源。其三，要引领广大妇女争做社会文明的传播者。促进广大妇女进一步增强民主法制观念，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以自身的文明进步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3、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妇女的合法利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妇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要代表和维护好妇女各方面的利益，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工作渠道，紧紧抓住关系妇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重大现实问题，展开深入地调查研究，拿出有理有利的依据和数据，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建议，及时向党委、人大、政府和有关部门反馈，不失时机地从源头上履行维权职能，推动宏观政策反映不同阶层妇女群体利益，促进男女平等，从而推动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妇联组织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总结经验，富有创新，以开放的姿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借助法律、行政、社会、文化的各种力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化维权机制，共同解决妇女权益重大问题，维护社会稳定。要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文明创建等群众性活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融洽关系，引导全社会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依法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 篇6

组织工作历来是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是新的历史时期组织工作的职责所在。组织部门应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准确定位、发挥优势、主动作为，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开展组织工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组织部门和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组织部门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式、拓宽工作领域，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实到组织工作实践中。

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以人为本，以发展求和谐、以和谐促发展”的思路和要求来谋划、推进和检验组织工作，努力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组织者，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

发挥自身优势。切实履行联系各方、沟通协调的职能，积极做好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努力使方方面面的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各种矛盾和问题得到正确处理、党群干群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为推进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推进工作创新。不断完善组织工作运行机制，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要求相适应的组织工作新格局；积极整合组织工作资源，做到干部工作与基层党建工作“两个轮子”一起转，理论武装、班子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基层党建、民主集中制建设六项工作一起抓；大力推进组织工作创新，使组织工作更有活力、更有效率，以适应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提高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各级领导干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提高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关键是要大力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明确能力提高的目标要求。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努力提高领导干部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同时，把提高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与提高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使各级领导干部善于在实现科学发展中促进社会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实现科学发展。

形成能力提高的正确导向。更新选人用人观念，重视使用既懂经济又懂社会事务管理的干部，重视使用既勇于开拓创新又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开展群众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干部，重视使用既有行政管理经验又善于依法办事的干部，真正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通过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改进能力提高的培训方式。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调整充实教育培训内容，加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教育培训力度；把握和遵循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规律，按照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需要，改进培训方式方法，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改进和创新，促进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提高。

拓宽能力提高的实践途径。在更大范围内选派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并通过重视使用有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经历的干部，引导更多的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进行实践锻炼，学习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提高工作创新的能力；真正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认真倾听民声、深入了解民意，提高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同时，在更大范围推进干部交流，加大干部工作岗位轮换的力度。通过拓宽能力提高的实践途径，提高领导干部抓发展、促和谐的实际工作能力。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人才支撑

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使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组织工作应积极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着力开发人才资源，不断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落实科学人才观。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坚持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才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充分调动各类人才为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做好人才培养规划，努力造就一大批与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高素质党政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把能力与实绩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完善人才选拔机制，真正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要求；完善人才流动机制，疏通人才流动渠道，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完善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为各类人才健康成长、发挥作用提供良好条件。

解决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并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解决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解决人才流失严重、人才市场发育不健全的问题。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和实施者。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在基层。组织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体现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应适应农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新变化，按照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的原则，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促进新农村建设各项任务的实现。

围绕建设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的作用。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应坚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各个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街道社区党组织作为构建和谐社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作用，做到工作责任落实、工作队伍充实、工作基础夯实、工作作风务实，以党建工作水平的提高保证构建和谐社区工作水平的提高。

围绕促进企业和谐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作用。企业是否和谐发展，直接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企业党组织应十分重视企业的和谐发展，通过主动作为，引导党员成为“技术产品创新的强手、经营管理的能手、企业文化建设的巧手、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突击手”，推动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维护国家、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保证企业顺利发展。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构建发展研究论文 篇7

1 我国体育院校组织结构的现状

我国现有专业体育院校(按照首字母排序)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河北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山东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共计14所。经过统计和分析,仅有哈尔滨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和首都体育学院4所院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图。其中哈尔滨体育学院将组织结构划分为三个级层,沈阳体育学院采用混合结构,其余12所体院组织结构均为两个级层,也就是部门的简单罗列,并没有清晰的反应其管理关系。

1.1 由四个职能部门构成的院校

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5所院校把组织结构分为4个职能部门,再由每个职能部门进行细分。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见表1)。

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体育大学分为四个主要部门:行政部门、党群部门、教学单位和直属单位,每个部门再进行详细的划分,属于典型的职能式组织结构。成都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和西安体育学院采用的也是类似的组织结构,将学院分为四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再进行职能的详细划分。

1.2 由三个职能部门构成的院校

河北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山东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5所院校把组织结构分为3个职能部门,再由每个职能部门进行细分。以河北体育学院为例(见表2)。

河北体育学院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党政机构、行政机构和教辅机构,每个部门再进行详细的划分,属于典型的职能式组织结构。吉林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山东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采用的也是类似的组织结构,将学院分为三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再进行职能的详细划分。其中,吉林体育学院绘制了组织结构图。

1.3 由两个职能部门构成的院校

哈尔滨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4所院校把组织结构分为2个职能部门,再由每个职能部门进行细分。以天津体育学院为例(见表3)。

天津体育学院分为两个主要部门:管理机构和教学机构,每个部门再进行详细的划分,也属于典型的职能式组织结构。哈尔滨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和首都体育学院采用的也是类似的组织结构,将学院分为两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再进行职能的详细划分。哈尔滨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和首都体育学院都拥有组织结构图。

2 我国体育院校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采用“职能式”组织结构存在很多弊端

我国体育院校采用的都是“职能式”组织结构,具有模式化、制度化的特点,职能式组织结构在中到小型规模下最优,和职能式组织结构的承载能力相比较,体育院校过于庞大,很难从组织结构上反应院校各自的特色,容易造成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较慢,可能引起高层决策堆积,导致部门之间缺乏横向协调,缺乏创新,对组织的目标认识有限等弊端,不利于综合性人才的培养。

2.2 现行组织结构严重滞后于现代管理需求

我国大多数体育院校现有组织结构显然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不符合现代组织运行和管理模式的要求。现代组织运行模式要求建立高效管理制度,而组织结构的优化能够更好地提高组织效率。现代教育体制一改再改,但是实现教育体制改革不是纸上谈兵,不从院校内部,核心开始进行改革的话,新的教育体制只能是空谈,对于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只能停留在蓝图上。

2.3 现行组织结构不能成为战略的有效载体

战略决定结构,结构传承战略,这是组织运行的基本规律。而我国体育专业院校的组织结构设置基本上和战略相分离,还谈不上和战略相匹配,更谈不上成为战略的有效载体。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战略决定结构,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业绩。体育院校的传略目标是为国家培养体育栋梁,输送高等体育人才,研发体育相关产品,但是组织结构不明确,那么在培养人才,开发产品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部门都在关注同一个事物,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物没有人关注的情况,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结果严重偏离预期。

2.4 党政系统庞大

从列举出的三个体育院校组织结构关系表中都可以看到,每个院校都拥有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党政机构,没有列举出的院校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现行组织结构下的体育高等教育事业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的,随着新时期体育院校对体育专业发展多样化的需要,党政组织功能正逐渐弱化。从体育专业性的角度出发,非体育专业的党支部书记虽然能把握政治方向,但容易导致政治性和专业性之间体制割裂。同时,我国体育院校的事务性机构庞大,导致机关人员较多,控制、协调、服务职能不能充分体现。在保证院校党政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可以合并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

3 我国体育院校“矩阵型”组织结构的建立

3.1 建立原则

建立组织结构的原则:a.要有利于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b.要有良好的工作效率;c.要严格按照提高专业管理的程度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把组织目标切分成各级、各部门、个人的任务和目标,并且在各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实现互相协调;d.要实现统一指挥,要求各级机构以及个人必须服从同一个上级的命令;e.要尽量减少管理的层次,尽量扩大管理的幅度;f.要做到权责对等,职责与职权必须保持一致;g.要严格按照组织的实际需要来决定集权与分权的程度;h.组织结构不应频繁调整,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要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随着组织环境及战略目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i.分配给同一级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工作量、职责以及职权等方面应该做到大体上相同,不要出现偏少的现象。

依照上述原则,结合我国体育院校的特点,将组织结构划分为系统、计划、项目、任务和活动5个层级(图1),呈金字塔形分布,完善纵向层级间的控制机制,层级越高工作越重要,越复杂,同时人力资源也更加稀少。系统层级的执行者是院长,职能是制定战略目标;计划层级的执行者是副院长,职能是制定实现目标的计划;项目层级的执行者是系部主任,职能是制定项目步骤,分派任务;任务层级的执行者是教研室主任,职能是执行、完成任务;活动层级的执行者是教师,职能是执行具体的活动,管理学生。

3.2 构建体育院校“矩阵型”组织结构

现行组织结构下的体育高等教育事业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的,随着新时期体育院校对体育专业发展多样化的需要,党政组织功能正逐渐弱化。尤其是非体育专业毕业的党支部书记,即便能够把握住正确的政治方向,但站在体育专业的角度上,他们很容易引起政治性和专业性之间体制的割裂。新建的组织结构弱化了党政部分,按照组织管理属性,划分界定工作岗位,实现集分权合理、信息畅通、有效协作的高效组织。体育院校主要是培养高等体育类人才,人员组成主要有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根据这一特点划分设置管理岗位(党群部门、行政部门),教学岗位(系(院)),辅助岗位(直属机构),完善横向职能间的协调机制(图2),结合教学、训练、科研和竞赛进一步细分部门、岗位、职能。

3.3 分步实施,系统推进

根据最终确定的组织结构,明晰各个部门及各业务板块的功能职责后,制定具体实施战略。选择先进的部门进行具体的计划方案,进行实地测试后,进行系统的推进实施,最终形成部门职能、岗位设置及职务说明书。

4 结论

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新整合不只是在纸上画画,而是要塑造体育院校教职员工的工作环境,对行为产生转变,进而创造新的校园文化,支持和促进我国体育院校的长期发展战略,为我国的体育事业更上一层楼搭建一个崭新的平台。

参考文献

[1]尹隆森.组织结构与职位设计实务[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英]S.Tyson,T.Jackson.组织行为学精要[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3]盖勇,孙平.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结构设计[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4]余志卫.关于深化高校组织结构改革的思考[J].文教资料,2006,32:12-13

[5]戴中光.高校组织结构的检视和“扁平化”组织结构设想[J].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9(14):6-8

[6]孙菁.院校研究与高校管理组织结构的变革[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5:62-65

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研究 篇8

关键词：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中山市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24-02

社会组织，又称“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1]。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是指基层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群众性自治组织[2]。目前，各地建立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名称很多，功能各异，从组成人员的职业状态、组织的目标和功能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可以将众多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分为综合型、志趣型、专业型、服务型四种类型[3]。

经调研统计，截至2012年12月，中山市共建立综合型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即老年人协会320个，参加人数共计107 490人。其中镇区级22个，占全市6.9%；村居级有298个，占全市基层老年人协会的93.1%。另外，在中山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老年志趣型组织、专业型组织共8家。在全市众多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中，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包括22个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和8个老年志趣型组织、专业型组织，其他绝大多数村居级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都是由村（居）两委批准成立，并报镇区老龄办备案，没有经过社团登记。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山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这些问题制约了其发展，影响了其功能发挥。

一、法律地位问题

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是基层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申请成立程序，民间自治组织必须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取得合法地位。但如前所述，在中山市众多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中，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只有22个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和8个志趣型、专业型老年协会，其他绝大多数村居级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都是由村（居）两委批准成立，并报镇区老龄办备案，没有经过社团登记。

因此严格地说，这些村居级协会不具备法人资格。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其开展工作没有法律基础。例如在中山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个别经济富裕的村居级老人协会存在这一突出问题。

二、经费紧张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经费紧张问题几乎是绝大多数基层老年组织反映的问题。当前主要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1.财政支持力度不大

2005年，为推动镇区级老年人协会的建立，中山市从民政福利基金中拨出专项基金72万元，向每个已成立的镇区级老年人协会提供3万元启动经费，没有后续管理、运营费用。目前，由社区（村）拨款给村居级老年协会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没有享受过拨款，没有相对固定的经费来源。

2.捐款问题

调查之处普遍反映由于近几年经济调整等原因，捐款有一定的困难，可利用的经费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不是独立社团法人，也影响捐款。

3.税收问题

在调查中，登记注册、具有社团独立法人资格的老年社会组织反映的另一个关于经费的突出问题就是税收问题。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属于非营利组织，定位为公益性社会组织，但是在税收问题上优惠政策不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论是业务主管部门的拨款、个人或企业赞助，全部都要扣税，而且比例较高。二是，当地税局要求老年社会组织每年在规定时间内要完成网上报税，但是目前各种老年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老年人而且是义务劳动，完成复杂的网上报税对他们来说具有较大困难。

4.缺乏应有的“造血功能”

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政府拨款、慈善捐款、提供服务的收入。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过渡期，政府部门迫于财政压力千方百计压缩财政预算[4]；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民间捐助的热情不是很高，所以来自政府投入和社会捐赠的部分都是有限的，就需要社会组织积极进行经营性运作，提高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只有很少基层老年社会组织能实现“造血功能”，更多的是依赖政府、村（居）委会的拨款。

三、活动场地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活动场地非常有限，现有的老年福利设施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办公场所问题

目前中山市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22个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和8个志趣型、专业型老年协会在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基本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其他在镇区老龄办备案的村居级老年社会组织中有一些是村（居）委会从自己的办公场所中腾出一部分给老年社会组织，还有部分老年协会没有办公场所。

2.活动场地问题

没有足够的活动场地，是中山市多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难题。活动场地面积小，设施简陋、陈旧，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的需求。虽然老年人活动中心（室、站）、“星光老人之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场地不足的矛盾，但由于没有后续运作及发展经费，大多数老年人活动中心（室、站）、“星光老人之家”实行的是低偿服务，只能维持低水平的运作，运营管理粗放、环境条件较为简陋，总体看来档次较低。由于投入少，不少老年人活动中心（室、站）、“星光老人之家”，里面的设备除了一台电视机和几张供打牌用的桌椅外，其他一无所有，因而活动内容单调，形式单一，要组织老年人开展比较有规模的文体娱乐活动比较困难，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活动场所不足，服务设施薄弱，很难满足老年居民就近、多形式活动的需要，制约了其发展。

四、管理问题

调研发现，中山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会不分

老年人协会在近年内才获得较大发展，因此对协会的管理缺乏经验，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5]。最突出的问题是政、会不分，老年人协会的会长主要由居委会和村党支部书记或主任和村主任兼任。黄乾、原新（2006）的数据显示，在城镇，老年人协会会长由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或主任兼任的协会占老年人协会的比例平均为57.5%；在农村基层老年人协会中，会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的占农村老年人协会比例为63.1%[6]。课题组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在中山市村居级基层老年人协会中，大部分协会都是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兼任会长。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协会实际上成为党支部和居委会的执行机构之一，从而严重制约了老年人协会自治功能的正常发挥，使得老年人协会的自治功能出现萎缩并导致了普通社区老年人参与积极性的降低。

2.宣传力度不够，老年人参与率较低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老年人对老年社会组织的了解处于模糊的状态，界定并不清晰，通常是参加过相关老年社会组织活动的老年人才在一定程度了解老年社会组织的相应状况，45.5%不清楚自己所在的村居是否设有老年社会组织。这说明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日常宣传不够，在老年人尤其是普通社区老年人中还没有形成影响力，还没有充分调动老年人参加老年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3.有些组织机构不健全

据调查，有些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完善，有会长、副会长、章程、协会人员名册等，但是有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因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没有承担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代表，组织机构不健全。

4.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都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大部分是由退休老同志担任，组织为了节省成本，管理人员也由退休的老同志兼任。兼职固然可以起到节省成本的作用，但也使组织的管理及组织活动阵地的管理有时处于真空状态，不利于加强对老年社会组织的管理，还存在少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无法发挥实质作用。同时，部分老同志的管理观念陈旧，很少参加相关的教育培训、业务培训，自身能力得不到提高，缺乏现代的管理理念和手段来管理协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发展。

五、发展不平衡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中山市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不同镇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中山市24个镇区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经济条件较为富裕的镇区，其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建设要相对成熟一些。由于这些镇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对宽裕一些，就可以对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投入较多，扶持力度更大。如火炬开发区属于国家级开发区，开发区政府为一些村居级老年协会“开绿灯”，解决了村居级老年协会在银行的开户问题，方便这些组织更好地筹集社会资源。

2.镇区、村居之间发展不平衡

调研发现，在组建镇区老年协会初期，不仅市政府拨款予以资助，提供启动经费，各镇区政府为了支持镇区级老年人协会的发展，都为其开辟了专门的办公场所、活动场所，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开展的活动比较丰富多彩。而村居级老年协会无论从办公场所、活动场所、活动开展等方面都要逊色很多，有的村居级老年协会开展活动很少，有的甚至不开展活动。也就意味着中山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建设目前还处于“点”的阶段，各个镇区有一些亮点，但还没有发展到“线”进而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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