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史概论教案

数学史概论教案（共4篇）

数学史概论教案 篇1

主讲人：林寿

导言

主讲人简介：林寿，宁德师专教授，漳州师院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德国《数学文摘》和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1978.4~1980.2宁德师专数学科学习；1984.9~1987.7苏州大学数学系硕士研究生；1998.9~2000.5 浙江大学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拓扑学方向的科研项目先后20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优秀专著出版基金等的资助，研究课题涉及拓扑空间论、集合论拓扑、函数空间拓扑等，在国内外重要数学刊物上发表拓扑学论文90多篇，科学出版社出版著作3部。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授予福建省优秀专家，1997年获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一等奖。

个人主页：http://www.ndsz.net/ls.asp

一、数学史要学习什么？为什么要开设数学史的选修课？

数学史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和一般文化的联系。对于深刻认识作为科学的数学本身，及全面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庞加莱（法，1854－1912年）语录：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

萨顿（美，(1884-1956年)：学习数学史倒不一定产生更出色的数学家，但它产生更温雅的数学家，学习数学史能丰富他们的思想，抚慰他们的心灵，并且培植他们高雅的质量。

数学史的分期：

1、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公元前6世纪）；

2、初等数学时期（公元前6世纪－16世纪）；

3、近代数学时期（17世纪－18世纪）；

4、现代数学时期（1820年至今）。

二、教学工作安排

授课形式：讲解与自学相结合，分13讲。

第一讲：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第二讲：古代希腊数学； 第三讲：中世纪的东西方数学I； 第四讲：中世纪的东西方数学II； 第五讲：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

第六讲：牛顿时代：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的创立； 第七讲：18世纪的数学：分析时代； 第八讲：19世纪的代数； 第九讲：19世纪的几何与分析I； 第十讲：19世纪的几何与分析II； 第十一讲：20世纪数学概观 I； 第十二讲：20世纪数学概观 II； 第十三讲：20世纪数学概观 III； 选

讲：数学论文写作初步。

作业：每一讲写6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30%记入学期总成绩。

考查：每位同学选取一名数学家，以这数学家为主题写一篇数学史讲稿（约 2000字），并把讲稿内容制作成PowerPoint文档（约15分钟，5－8张文档），70%记入学期总成绩。

要求：讲稿用A4纸单面打印，连同PowerPoint文档于2008年6月18日（第17周星期三）上交。

三、主要参考书

1、[美]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中译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1981，4卷本）；

2、张奠宙.20世纪数学经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吴文俊主编.世界著名数学家传记（上、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4、程民德主编.中国现代数学家传（5卷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002；

5、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6、王元，严士健，石钟慈，谈德颜编译.数学百科全书（5卷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2000；

7、郭金彬，孔国平.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8、徐品方，张红.数学符号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第一讲

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主要内容：数与形概念的产生、河谷文明与早期数学、西汉以前的中国数学。

1、数与形概念的产生

从原始的“数”到抽象的“数”概念的形成，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人从生产活动中认识到了具体的数，导致了记数法。“屈指可数”表明人类记数最原始、最方便的工具是手指。

如，手指计数（伊朗，1966），结绳计数（秘鲁，1972）（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有古代南美印加部落用来记事的绳结，当时人称之为基普），文字5000年（伊拉克，2001）（楔形数字），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

早期几种记数系统，如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甲骨文、古希腊、古印度、玛雅（玛雅文明诞生于热带丛林之中，玛雅是一个地区、一支民族和一种文明，分布在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等。

世界上不同年代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进位制和眼花缭乱的记数符号体系，足以证明数学起源的多元性和数学符号的多样性。

2、河谷文明与早期数学 2.1 古代埃及的数学 背景：古代埃及简况

埃及文明上溯到距今6000年左右，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出现一些小国家，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初步统一的国家。

古代埃及可以分为5个大的历史时期：早期王国时期（公元前3100－前2688年）、古王国时期（前2686－前2181年）、中王国时期（前2040－前1768年）、新王国时期（前1567－前1086年）、后期王国时期（前1085－前332年）。

（1）古王国时期：前2686－前2181年。埃及进入统一时代，开始建造金字塔，是第一个繁荣而伟大的时代。（2）新王国时期：前1567－前1086年。埃及进入极盛时期，建立了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

直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为止。

埃及人创造了连续3000多年的辉煌历史，建立了国家，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发明了铜器、创造了文字、掌握了较高的天文学和几何学知识，建造了巍峨宏伟的神庙和金字塔。

吉萨金字塔（公元前2600年）（刚果，1978），它显示了埃及人极其精确的测量能力，其中它的边长和高度的比例约为圆周率的一半。

古埃及最重要的传世数学文献：纸草书，来自现实生活的数学问题集。莱茵德纸草书（1858年为苏格兰收藏家莱茵德购得，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主体部分由84个数学问题组成，其中还有历史上第一个尝试“化圆为化”的公式）。

莫斯科纸草书（1893年由俄国贵族戈列尼雪夫购得，现藏莫斯科普希金精细艺术博物馆，包含了25个数学问题）。

埃及纸草书（民主德国，1981）。

数学贡献：记数制，基本的算术运算，分数运算，一次方程，正方形、矩形、等腰梯形等图形的面积公式，近似的圆面积，锥体体积等。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征服埃及以后，这一古老的数学完全被蒸蒸日上的希腊数学所取代。

2.2 古代巴比伦的数学 背景：古代巴比伦简况

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上溯到距今6000年之前，几乎和埃及人同时发明了文字“楔形文字”。

（1）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729年。汉穆拉比（在位前 1792－前 1750）统一了两河流域，建成了一个强盛的中央集权帝国，颁布了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

（2）亚述帝国：前8世纪－前612年，建都尼尼微（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市）。（3）新巴比伦王国：前612－前53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前604－前562年）统治时期达到极盛，先后两次攻陷耶路撒冷，建成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世界古代七大奇观指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苔密斯神殿、摩索拉斯陵墓、宙斯神像、亚历山大灯塔、罗德岛太阳神铜像，他们是分布于西亚、北非和地中海沿岸的古迹，是古代西方人眼中的全部世界，而中国的长城距他们太远了。记录者古希腊哲学家费隆·拜占廷说过：“心眼所见，永难磨灭”。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国家逐渐兴起，并于公元前538年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

了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主要文献是泥版，迄今已有约50万块泥版出土。苏美尔计数泥版（文达，1982）。

现在泥版文书中大约有300多块是数学文献：以60进制为主的楔形文记数系统，长于计算，发展程序化算法的熟练技巧（开方根），能处理三项二次方程，有三次方程的例子，三角形、梯形的面积公式，棱柱、方锥的体积公式。

泥版楔形文，普林顿322（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以前，数论意义：整勾股数）。

巴比伦泥板和彗星（不丹，1986）。2.3 西汉以前的中国数学 黄河壶口瀑布（中国，2002）

《史记·夏本纪》大禹治水（公元前21世纪）中提到“左规矩，右准绳”，表明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而且知道“勾三股四弦五”。

考古学的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1952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至今六七千年的陶器上刻画的符号中，有一些符号就是表示数字的符号。

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一些是记录数字的文字，表明中国已经使用了完整的十进制记数，包括从一至十，以及百、千、万，最大的数字为三万。殷墟甲骨上数学（商代，公元前1400－前1100年，1983－1984年间河南安阳出土）。

算筹（1971年陕西千阳县西汉墓出土）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它的起源大约可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后来写在纸上便成为算筹记数法。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又开始出现严格的十进位制筹算记数（约公元前300年）。怎样用算筹记数呢？公元3－4世纪成书的《孙子算经》记载说：“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

为了避免涂改，在唐代以后，我国又创用了一种商业大写数字，又叫会计体：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

中国传统数学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筹算基础之上，是中国传统数学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这与西方及阿拉伯数学是明显不同的。

我国是世界上首先发现和认识负数的国家。战国时法家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年）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现已失传）中已应用了负数，“衣五人终岁用千百不足四百五十”，意思是说，5个人一年开支1500钱，差450钱。甘肃居延海附近（今甘肃省张掖市管领）发现的汉简中有“负四筭（suàn，筹码，同算），得七筭，相除得三筭”的句子。

在2002年中国考古发现报告会上，介绍了继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汉时期城址及秦代简牍。2002年7月，考古人员在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汉古城出土了36000余枚秦简，记录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21－前210年）的秦朝历史，其中有一份完整的“九九乘法口诀表”。在《管子》、《荀子》、《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都提到过“九九”，但实物还是首次发现，这是我国有文字记录最早的乘法口诀表。

最后给一首数字诗，取自宋朝理学家邵康节（公元1011－1077年，中国占卜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写的一首诗，描绘像花园一样美丽的地方，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宛如一副淡雅的水墨画：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思考题

1、您对《数学史》课程的期望。

2、谈谈您的理解：数学是什么?

3、数学崇拜与数学忌讳。

4、从数学的起源简述人类活动对文化发展的贡献。

5、数的概念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6、探讨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伦的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第二讲 古代希腊数学

主要内容：论证数学的发端，亚历山大学派，古希腊数学的衰落家，简述11位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数学工作。

恩格斯指出：“没有希腊的文化和罗马帝国奠定的基础，没没有现代的欧洲。” “如果不知道远溯古希腊各代前辈所建立和发展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近年来数学的目标，也不可能理解它的成就。” ——Claude Hugo Hermann Weyl 背景：古希腊的变迁 古希腊地图。

希腊时期（公元前11世纪－前3世纪）：分为爱奥尼亚时期和雅典时期。爱奥尼亚时期：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其中公元前11世纪－前9世纪希腊各部落进入爱琴地区，公元前9－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先后形成，前776年召开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希波战争（前499－前449年）以后，雅典成为希腊的霸主。

雅典时期：公元前6－前3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雅典及其同盟者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希腊各城邦陷入混战之中。

马其顿帝国崛起：前6世纪－前323年。马其顿位于希腊的北部，处于希腊文明的边缘，被希腊人视为蛮族。公元前4世纪起马其顿逐渐成为希腊北部的重要国家，正当希腊的城邦在经历将近100年的内战之后都精疲力竭的时候，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公元前382－前336年）把整个希腊统一于其统治之下，前337年希腊各城邦承认马其顿的霸主地位。前334年，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率大军渡海东征，拉开了征服世界的序幕。亚历山大最大的敌人是强大的波斯帝国，他先后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和埃及，攻下巴比伦，波斯帝国灭亡。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他庞大的帝国也随之分裂，古希腊历史结束。但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将希腊文明传播至东方，史称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7世纪）：分为亚历山大时期和亚历山大后期。

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323－前30年，前48－前30年凯撒、屋大维侵占埃及。亚历山大后期：公元前30－公元640年，公元640年阿拉伯人焚毁亚历山大城藏书。

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395年（公元330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廷，现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西罗马帝国：公元395－公元476年（为日尔曼人所灭），东罗马帝国：公元395－公元1453年（610年改称拜占廷帝国，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

本讲分三节介绍：古典时期的希腊数学、亚历山大学派时期、希腊数学的衰落。

1、古典时期的希腊数学 公元前600－前300年。

1.1 爱奥尼亚学派（米利都学派）：泰勒斯（公元前625－前547年），出生于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城，早年经商，被称为“希腊哲学、科学之父”。

哲学：万物源于水，即“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其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的带动下，人们开始摆脱神的束缚，去探索宇宙的奥秘，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出现了希腊科学的繁荣。泰勒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数学：创数学命题逻辑证明之先河，希腊几何学的鼻祖，最早留名于世的数学家，证明了一些几何命题，如“圆的直径将圆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两相交直线形成的对顶角相等”，“如果一个三角形有两角、一边分别与另一个三角形的对应角、边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全等”，“半圆上的圆周角是直角”（泰勒斯定理），测量过金字塔的高度。

预报了公元前585年的一次日食。

1.2 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60－前480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萨摩斯岛，与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同时，曾师从爱奥尼亚学派，年青时曾游历埃及和巴比伦，在萨摩斯岛建立了具有宗教、哲学、科学性质的学派，致力于哲学和数学的研究，繁荣兴旺达一个世纪以上。

哲学（，智力爱好）：万物皆为数。没有数就既不可能表达、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事物，宣称宇宙万物的主宰者用数来统御宇宙，试图通过揭示数的奥秘来探索宇宙永恒的真理。

数学：数学研究抽象概念的认识归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μαθηματιχα”（可学到的知识），“毕达哥拉斯定理”（希腊，1955），完全数（等于除它本身以外的全部因子之和，如6，28，496，„）、亲和数（一对数，其中每一个数除它本身以外的所有因子之和是另一个数，如220，284），正五角星作图与“黄金分割”（正五角星是该学派的标志，正五角星相邻两个顶点的距离与其边长之比，或简单说正五边形边长与其对角线之比，正好是黄金比），发现了“不可公度量”，困惑古希腊的数学家，出现的逻辑困难史称“第一次数学危机”。

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成为希腊民主政治与经济文化的中心，希腊数学也随之走向繁荣，可谓哲学盛行、学派林立、名家百出。雅典古卫城最宏伟、最精美、最著名的建筑是为敬奉城市庇护女神雅典娜建造的“帕提农神庙”（也称“巴台农神庙”，建造于公元前447－前432年），其中应用了一些数学原理。

雅典时期：开创演绎数学。掷铁饼者（米隆，约前450年）。

1.3 伊利亚学派：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30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半岛的伊利亚城邦，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的学生。

芝诺悖论：两分法，运动不存在。再由是：位移事物在达到目的地之前必须先抵达一半处，即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无限多个点，所以，如果它起动了，它永远到不了终点，或者，它根本起动不了。

阿基里斯（荷马史诗《依里亚特》中的希腊名将，善跑）、飞矢不动。芝诺的功绩在于把动和静的关系、无限和有限的关系、连续和离散的关系以非数学的形态提出，并进行了辩证的考察。

1.4 诡辩学派（智人学派）：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雅典城，代表人物均以雄辩著称，诡辩的希腊原词含智慧之意，故亦称智人学派。

古典几何三大作图问题：三等分任意角、化圆为方、倍立方。

安蒂丰（约公元前480－前411年），有关他的生平至今没有确切的定论，只知他在雅典从事学术活动，是智人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用“穷竭法”讨论化圆为方问题。他从一个圆内接正方形出发，将边数逐步加倍到正八边形、正十六边形、、持续重复这一过程，随着圆面积的逐渐穷竭，将得到一个边长极微小的圆内接正多边形。安蒂丰认为这个内接正多边形将与圆重合，既然通常能够作出一个等于任何已知多边形的正方形，那么就能作出等于一个圆的正方形。这种推理当然没有真正解决化圆为方问题，但安蒂丰却因此成为古希腊“穷竭法”的始祖。

希腊人对三大作图问题的所有解答都无法严格遵守尺规作图的限制。1855年，法国科学院拒绝再审查化圆为方问题的解。直到19世纪，数学家们才利用现代数学知识弄清了这三大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解的。如1882年林德曼（德，1852－1939年）证明了数的超越性，从而确立了尺规化圆为方的不可能性。

1.5 柏拉图学派：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出生于雅典的显贵世家，曾师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的学生。作为一名哲学家，柏拉图对于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认识论、数学哲学和数学教育思想，后人将分析法和归谬法归的使用归功于柏拉图，在古代希腊社会条件下，对于科学的形成和数学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推进作用。代表作《理想国》。

柏拉图说：“上帝按几何原理行事”，“不懂几何者免进”，认为打开宇宙之迷的钥匙是数与几何图形，发展了用演绎逻辑方法系统整理零散数学知识的思想。

柏拉图不是数学家，却赢得了“数学家的缔造者”的美称，公元前387年以万贯家财在雅典创办学院，讲授哲学与数学，直到529年东罗马君王查士丁尼下令关闭所有的希腊学校才告终止。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桑蒂（1483－1520年）的壁画：雅典学院（创作于1509－1510年）。

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乌拉圭，1996），柏拉图的学生。

1.6 亚里士多德学派（吕园学派）：出生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镇，公元前335年建立了自己的学派，讲学于雅典的吕园，又称“吕园学派”，相传亚里士多德还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把古希腊哲学推向最高峰，将前人使用的数学推理规律规范化和系统化，创立了独立的逻辑学，堪称“逻辑学之父”，“矛盾律”、“排中律”成为数学中间接证明的核心，努力把形式逻辑的方法运用于数学的推理上，为欧几里得演绎几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被后人奉为演绎推理的圣经。

1207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部被译成拉丁文。13世纪由托马斯·阿奎那（意，1225－1274年）建立了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稍加篡改用来适应基督教教义，试图从哲学上以理性的名义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亚历山大帝国版图、亚历山大帝国解体。

希腊化时期的数学（公元前300－公元600年）。亚历山大去世后，帝国一分为三：安提柯王朝（马其顿）、托勒密王朝（埃及）、塞琉古王朝（叙利亚）。

亚历山大灯塔（匈牙利，1980）。亚历山大城现在是埃及最大的海港城市。邮票中的主图是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的亚历山大（法罗斯）灯塔，建于托勒密王朝鼎盛时期的公元前285－前247年，建成的灯塔高达117米，1375年的一次猛烈地震，灯塔全毁，法罗斯岛连同附近海岸地区慢慢沉入海底，千古奇观从此烟消云散。

世界古代七大奇观指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苔密斯神殿、摩索拉斯陵墓、宙斯神像、亚历山大灯塔、罗德岛太阳神铜像，他们是分布于西亚、北非和地中海沿岸的古迹，那是古代西方人眼中的全部世界，而中国的长城距他们太远了。记录者古希腊哲学家费隆·拜占廷说过：“心眼所见，永难磨灭”。

2、亚历山大学派时期

公元前300－前30年。托勒密（托勒密·索特尔，约前367－前283年）统治下的希腊埃及，定都于亚历山大城，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开始兴建亚历山大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提倡学术，罗致人才，进入了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数学黄金时代，先后出现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三大数学家，他们的成就标志了古典希腊数学的巅峰。

2.1 欧几里得（公元前325－前265年）

早年学习于雅典，公元前300年应托勒密一世之请来到亚历山大，成为亚历山大学派的奠基人。用逻辑方法把几何知识建成一座巍峨的大厦，他的公理化思想和方法历尽沧桑而流传千古，成为后人难以跨跃的高峰。“几何无王者之道”，后推广为：“求知无坦途”。

《原本》（Στοιχετα，意指：学科中具有广泛应用的最重要的定理）。13卷： 第一卷：直边形，全等、平行公理、毕达哥拉斯定理（世界最早、完整、严格的证明）、初等作图法等；

第二卷：几何方法解代数问题，求面积、体积等； 第三、四卷：圆、弦、切线、圆的内接、外切； 第五、六卷：比例论与相似形； 第七、八、九、十卷：数论；

第十一、十二、十三卷：立体几何，包括穷竭法，是微积分思想的来源。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对公理、公设的区分，由5条公理，5条公设，119条定义和465条命题组成，构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数学公理体系。

5公理：（1）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2）等量加等量，和相等；（3）等量减等量，差相等；（4）彼此重合的图形是全等的；（5）整体大于部分。

5公设：（1）假定从任意一点到任意一点可作一直线；（2）一条有限直线可不断延长；（3）以任意中心和直径可以画圆；（4）凡直角都彼此相等；（5）若一直线落在两直线上所构成的同旁内角和小于两直角，那么把两直线无限延长，它们都在同旁内角和小于两直角的一侧相交。

《原本》是数学史上第一座理论丰碑，确立了数学的演绎范式，正如英国著名哲学与数学家罗素（1872－1970年）说过：“欧几里得的《原本》毫无疑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它也成为科学史上流传最广的著作之一，仅从1482年第一个拉丁文印刷本在威尼斯问世以来，已出了各种文字的版本1000多个。存在缺陷，定义借助直观，公理系统不完备。

2.2 数学之神：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与牛顿（英，1642－1727年）、高斯（德，1777－1855年）并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大数学家之一，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曾在亚历山大城师从欧几里得的门生。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移动地球”。最为杰出的数学贡献是，在《圆的度量》中，发展了200年前安蒂丰的穷竭法，用于计算周长、面积或体积，通过计算圆内接和外切正96边形的周长，求得圆周率介于3•10/71和3•1/7之间（约为3.14），这是数学史上第一次给出科学求圆周率的方法，把希腊几何学几乎提高到西方17世纪后才得以超越的高峰。阿基米德螺线，一位应用数学家，阿基米德之死（在保卫叙拉古的战斗中被罗马士兵所杀）。墓碑上是阿基米德最引以为豪的数学发现的象征图形：球及其外切圆柱。

2.3 阿波罗尼奥斯（约公元前262－前190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珀尔加，年青时曾在亚历山大城跟随欧几里得的门生学习，贡献涉及几何学和天文学，最重要的数学成就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创立了相当完美的圆锥曲线论，以欧几里得严谨风格写成的传世之作《圆锥曲线》，是希腊演绎几何的最高成就，用纯几何的手段达到了今日解析几何的一些主要结论，确实令人惊叹，对圆锥曲线研究所达到的高度，直到17世纪笛卡儿、帕斯卡出场之前，始终无人能够超越。《圆锥曲线》全书共8卷，含487个命题。

克莱因（美，1908－1992年）：它是这样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以致后代学者至少从几何上几乎不能再对这个问题有新的发言权。这确实可以看成是古希腊几何的登峰造极之作。

贝尔纳（英，1901－1971年）：他的工作如此的完备，所以几乎二千年后，开普勒和牛顿可以原封不动地搬用，来推导行星轨道的性质。

3、希腊数学的衰落

公元180年前后的罗马帝国版图。

公元前6世纪，在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畔，有一座罗马城逐渐建立起来。公元前509年，罗马建立了共和国。古罗马经过多个世纪的战争，时分时合多次。公元前27年，罗马建立了元首政治，共和国宣告灭亡，从此进入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前1世纪完全征服了希腊各国而夺得了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1世纪时，罗马帝国继续扩张，到2世纪，帝国版图确定下来，它地跨欧、亚、非三洲，地中海成了它的内湖。传统的史学家把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称为早期罗马帝国。

进入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帝国在战乱中于395年由最后一个君主提奥多正式把帝国分为两部分，西部以罗马为首都分给了长子阿卡狄（称为西罗马帝国），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为首都分给了次子贺诺里（称为东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被日耳曼人废掉，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奴隶制社会的历史结束了，从此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

古罗马斗兽场（建于公元70－82年）。西班牙古罗马高架引水桥（建于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高架引水桥从遥远的雪山引水到阿尔卡萨城堡，全长15公里，有166个拱门，它由2万多块大石头堆砌而成，石块间没有任何水泥等灰浆类物质黏合，至今仍能坚固完好，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据说，这座已经1900岁引水桥的引水功能，直到1950年还在使用呢！如今它是塞哥维亚的标志性建筑。

罗马帝国的建立，唯理的希腊文明从而被务实的罗马文明所取代。同气势恢弘的罗马建筑相比，罗马人在数学领域远谈不上有什么显赫的功绩。由于希腊文化的惯性影响以及罗马统治者对自由研究的宽松态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亚历山大城仍然维持学术中心的地位，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从公元前30年－公元600年常称为希腊数学的“亚历山大后期”。

3.1 托勒密（埃及，90－165年），在亚历山大城工作，最重要的著作是《天文学大成》（《至大论》）13卷

第一、二卷：地心体系的基本轮廓； 第三卷：太阳运动； 第四卷：月亮运动；

第五卷：计算月地距离和日地距离； 第六卷：日食和月食的计算； 第七、八卷：恒星和岁差现象；

第九－十三卷：分别讨论五大行星的运动，本轮和均轮的组合在这里得到运用。

提出地心说而成为整个中世纪西方天文学的经典。《大成》中总结了在他之前的古代三角学知识，其中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包含有一张正弦三角函数表，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的构造原理并流传于世的系统的三角函数表。三角学的贡献是亚历山大后期几何学最富创造性的成就。

托勒密的本轮－均轮模型。

3.2 丢番图（公元200－284年）《算术》

亚历山大后期希腊数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突破了前期以几何学为中心的传统，使算术和代数成为独立的学科。希腊算术与代数成就的最高标志是丢番图的《算术》，这是一部具有东方色彩、对古典希腊几何传统最离经叛道的算术与代数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不定方程：将一个已知的平方数分为两个平方数。17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在阅读《算术》时对该问题给出一个边注，引出了后来举世瞩目的“费马大定理”。另一重要贡献是创用了一套缩写符号，一种“简写代数”，是真正的符号代数出现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段。

关于丢番图的生平，知之甚少，推测大约公元250年前后活动于亚历山大城，知道他活了84岁。丢番图的墓志铭：坟中安葬着丢番图，多么令人惊讶，它忠实地记录了所经历的道路。上帝给予的童年占六分之一，又过十二分之一，两颊长胡，再过七分之一，点燃起结婚的蜡烛。五年之后天赐贵子，可怜迟到的宁馨儿，享年仅及其父之半，便进入冰冷的墓。悲伤只有用数论的研究去弥补，又过四年，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这相当于方程：1/6•x+1/12•x+1/7•x+5+1/2•x+4=x，x=84。古希腊数学的落幕。

基督教在罗马被奉为国教后，将希腊学术视为异端邪说，对异教学者横加迫害。公元415年，亚历山大女数学家希帕蒂娅（公元370－415年）被一群听命于主教的基督暴徒残酷杀害。希帕蒂娅曾注释过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和丢番图的著作，是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女数学家。希帕蒂娅的被害预示了在基督教的阴影笼罩下整个中世纪欧洲数学的厄运。

柏拉图学园被封闭。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下令封闭了雅典的所有学校，包括柏拉图公元前387年创立的雅典学院。

亚历山大图书馆（当时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三劫，希腊古代数学至此落下帷幕。

第1次劫难：前47年，罗马凯撒烧毁了亚历山大港的舰队，大火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70万卷图书付之一炬。

第2次劫难：公元392年罗马狄奥多修下令拆毁塞拉皮斯希腊神庙，30多万件希腊文手稿被毁。

第3次劫难：公元640年阿拉伯奥马尔一世下令收缴亚历山大城全部希腊书籍予以焚毁。

附：埃及阳历、儒略历、格里历、公历

目前通行世界的公历，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种阳历。这部历法浸透了人类几千年间所创造的文明，是古罗马人向埃及人学得，并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基督教的兴起而传播于世界各地。

由于计算尼罗河泛滥周期的需要，产生了古埃及的天文学和太阳历。埃及阳历：每年365天，12个月，每月30天，外加5天年终节日。天文学家索西吉斯（前90－？）建议罗马儒略·凯撒（前100－前44年）大帝使用阳历，注意4年置闰一次；公元前46年制定儒略历。

儒略历：平年365天，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单月为大月（凯撒生日在7月），8月也定为大月（屋大维（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年，凯撒姐姐的儿子，是凯撒遗嘱的第一继承人，生日在8月），从8月开始，单月为小，双月为大，所欠缺的天数均从2月（不吉利的月份）里扣除，使之成为28天。闰年366天，使2月成为29天。

儒略历从公元前45年1月1日开始实行。

公元325年，罗马教皇将儒略历规定为教历。公历的纪元，就是从“耶稣降生”的那年算起的，这与基督教的兴盛密切相关。

问题： 一年365.25天比实际回归年长度365.2422多0.0078天，至公元1582年，已与实际天数多了10天。

为了不违背宗教的规定，满足教会对历法的要求，罗马教皇格里高利13世设立了改革历法的专门委员会，比较了各种方案后，决定采用意大利医生利里奥的方案，在400年中去掉儒略历多出的三个闰年。

格里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13世，将1582年10月5日直接变成15日；在4年一闰的基础上每逢百之年只有能被400整除的才算闰年；历年的平均长度为365.2425，更接近回归年长度（与回归年长度相差25.92秒），要过3333历年两者才会相差1日。

由于格里历的内容比较简洁，便于记忆，而且精度较高，与天时符合较好，因此它逐步为各国政府所采用。

公历：格里历先在天主教国家使用，20世纪初为全世界普遍采用，所以又叫公历。

我国于1912年开始采用公历，但仍用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历纪年。

思考题

1、试分析芝诺悖论：飞矢不动。

2、欧几里得《原本》对数学以及整个科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3、简述欧几里得《原本》的现代意义？

4、以“化圆为方”问题为例，说明未解决问题在数学中的重要性。

5、体验阿基米德方法：通过计算半径为1的圆内接和外切正96边形的周长，计算圆周率的近似值，计算到小数点后3位数。

6、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怎样引起第一次数学危机的？他们为什么要对这次数学危机采取回避的态度？

第三讲：中世纪的东西方数学I

中国传统数学的形成与兴盛：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分成三个阶段：《周髀算经》与《九章算术》、刘徽与祖冲之、宋元数学，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三次高峰，简述9位中国科学家的数学工作。

1、中算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国，1983），秦汉时期形成中国传统数学体系。我们通过一些古典数学文献说明数学体系的形成。1983－1984年间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一批西汉初年（即吕后至文帝初年，约为公元前170年前后）的竹简，共千余支。经初步整理，其中有历谱、日书等多种古代珍贵的文献，还有一部数学著作，据写在一支竹简背面的字迹辨认，这部竹简算书的书名叫《算数书》，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经研究，它和《九章算术》（公元1世纪）有许多相同之处，体例也是“问题集”形式，大多数题都由问、答、术三部分组成，而且有些概念、术语也与《九章算术》的一样。

《周髀算经》（髀：量日影的标杆）编纂于西汉末年，约公元前100年，它虽是一部天文学著作（“盖天说”－天圆地方；中国古代正统的宇宙观是“浑天说”－大地是悬浮于宇宙空间的圆球，“天体如弹丸，地如卵中黄”），涉及的数学知识有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西周），其中包括两项重要的数学成就：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中国最早关于勾股定理的书面记载），数学在天文测量中的应用（测太阳高或远的“陈子测日法”，陈子约公元前6、7世纪人，相似形方法）。

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

中国传统数学最重要的著作是《九章算术》（东汉，公元100年）。它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是经过历代多人修订、增补而成，其中的数学内容，有些也可以追溯到周代。中国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周礼》记载西周贵族子弟必学的六门课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有一门是“九数”。《九章算术》是由“九数”发展而来。在秦焚书（公元前213年）之前，至少已有原始的本子。经过西汉张苍（约公元前256－152年，约公元前200年，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耿寿昌（公元前73－49年，约公元前50年）等人删补，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至迟在公元100年。

全书246个问题，分成九章：（1）方田（土地测量），包括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环形、弓形、截球体的表面积计算，另有约分、通分、四则运算，求最大公约数等运算法则；（2）粟米（粮食交易的比例方法）；（3）衰分（比例分配的算法），介绍依等级分配物资或按等级摊派税收的比例分配算法；（4）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5）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6）均输（征税），处理行程和合理解决征税问题，包括复比例和连比例等比较复杂的比例分配问题；（7）盈不足（盈亏类问题解法及其应用）；（8）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9）勾股（直角三角形），介绍利用构股定理测量计算高、深、广、远的问题。所包含的数学成就是丰富和多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既有算术方面的，也有代数与几何方面的内容。如方程第一题，其算筹式为

它完整地叙述了当时已有的数学成就，对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影响，如同《原本》对西方数学发展的影响一样深远，在长达一千多年间，一直作为中国的数学教科书，并被公认为世界数学古典名著之一。《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式形成。

2、中算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数学稳步发展 三国演义（中国，1998）。

从公元220年东汉分裂，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史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也是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在长期独尊儒学之后，学术界思辨之风再起，在数学上也兴起了论证的趋势。许多研究以注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形式出现，实质是寻求这两部著作中一些重要结论的数学证明。这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独特而丰产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数学稳步发展的时期。

《九章算术》注释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刘徽和祖冲之父子。

2.1 刘徽（魏晋，公元3世纪）（中国，2002），淄乡（今山东邹平县）人，布衣数学家，于263年撰《九章算术注》，不仅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与数学原理，并且多有创造，奠定了这位数学家在中国数学史上的不朽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数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刘徽数学成就中最突出的是“割圆术”（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逼近圆面积）。在刘徽之前，通常认为“周三径一”，即圆周率取为3。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割圆术：“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通过计算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求出圆周率为3927/1250（=3.1416）（阿基米德计算了圆内接和外切正96边形的周长）。为方便计算，刘徽主张利用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求出157/50（=3.14）作为圆周率，后人常把这个值称为“徽率”。这使刘徽成为中算史上第一位用可靠的理论来推算圆周率的数学家，并享有国际声誉。

让我们来体会刘徽的“割圆术”。

刘徽对π的估算值（密克罗尼西亚，1999）。

刘徽利用极限思想求圆的面积，就极限思想而言，从现存中国古算著作看，在清代李善兰及西方微积分学传入中国之前，再没有人超过甚至达到刘徽的水平。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文俊院士指出：“从对数学贡献的角度来衡量，刘徽应该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相提并论”。

刘徽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到南北朝时期被祖冲之推进和发展。

2.2 祖冲之（429－500年），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源）人，活跃于南朝的宋、齐两代，曾做过一些小官，但他却成为历代为数很少能名列正史的数学家之一。祖冲之：“迟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

祖冲之的著作《缀术》，取得了圆周率的计算和球体体积的推导两大数学成就。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贡献记载在《隋书》（唐，魏征主编）的《律历志》中：“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 即，祖冲之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以355/113（=3.1415929…）为密率，22/7（=3.1428…）为约率。

1913年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1875－1950年）在《中国和日本的数学之发展》里主张称355/113为祖率。

祖冲之如何算出如此精密结果，《隋书·律历志》写道：“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缀术》失传了，没有任何史料流传下来。史学家认为，祖冲之除开继续使用刘徽的“割圆术”“割之又割”外，并不存在有其它方法的可能性。如按刘徽的方法，继续算至圆内接正12288边形和正24576边形可得出圆周率在3.14159261与3.14159271之间。

《缀术》的另一贡献是祖氏原理 ：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在西方文献中称为卡瓦列里原理，或不可分量原理，因为1635年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1598－1647年）独立提出，对微积分的建立有重要影响。

在数学成就方面，整个唐代却没有产生出能够与其前的魏晋南北朝和其后的宋元时期相媲美的数学大家，主要的数学成就在于建立中国数学教育制度。为了教学需要唐初由李淳风（604－672年）等人注释并校订了《算经十书》（约656年），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刘徽）、《孙子算经》（约成书于公元400年，内有“物不知数”问题）、《夏候阳算经》（成书于公元6、7世纪，内有“百鸡问题”：今有鸡翁一，直钱五；鸡母一，直钱三；鸡雏三，直钱一。凡百钱，买鸡翁、母、雏各几何）、《张邱建算经》（张邱建，北魏清河（今邢台市清河县）人，约成书于公元466－485年间）、《缀术》（祖冲之）、《五曹算经》（北周甄鸾（字叔遵，河北无极人）著）、《五经算经》（北周甄鸾著）和《缉古算经》（约成书于626年前后，唐王孝通，内有三次方程及其根，但没有解题方法）。十部算经对继承古代数学经典有积极的意义，显示了汉唐千余年间中国数学发展的水平，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公元587年隋文帝开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1905年清朝废止科举制度）。

3、中算发展的第三次高峰：数学全盛时期

社会背景：公元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907－960年）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了广泛应用。雕版印书的发达，特别是北宋中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约1041—1048年），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升创造活字印刷术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给数学著作的保存与流传带来了福音。事实上，整个宋元时期（960—1368年），重新统一了的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数学发展的变化，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数学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传统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这一时期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先进的数学计算技术，其印刷出版、记载着中国传统数学最高成就的宋元算书，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

下面介绍宋元时期的一些计算技术。3.1 贾宪三角

贾宪（约公元11世纪）是北宋人，在朝中任左班殿值，约1050年完成一部叫《黄帝九章算术细草》的著作，原书丢失，但其主要内容被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摘录，因能传世。贾宪发明了“增乘开方法”，是中算史上第一个完整、可推广到任意次方的开方程序，一种非常有效和高度机械化的算法。在此基础上，贾宪创造了“开方作法本源图”（即“古法七乘方图”或贾宪三角），西方人叫“帕斯卡三角”或“算术三角形”，因为法国数学家帕斯卡（1623－1662年）于1654年发表论文《论算术三角形，以及另外一些类似的小问题》。

算术三角形（利比里亚，1999）。3.2 隙积术 沈括（1030－1094年），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著名的科学家，1080年任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因1082年的“永乐城（今宁夏银川附近）之战”败于西夏（1032－1227年）而结束政治生涯，经过6年的软禁之苦后，开始赋闲幽居生活。沈括一生论著极多，其中以《梦溪笔谈》（1093年）影响最大，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化学等领域，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他对数学的主要成就有两项，会圆术（解决由弦求孤的问题）和隙积术（开创研究高阶等差级数之先河）。

3.3天元术

李冶（金、元，1192－1279年），金代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人，出生的时候，金朝（1115－1234年）正由盛而衰，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于封龙山治学，潜心学问。1248年撰成代数名著《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称未知数为天元，“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正负术”中云：“正算赤，负算黑”，李冶感到用笔记录时换色的不便，便在《测圆海镜》中用斜画一杠表示负数。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李冶的天元术列方程：x^3+336x^2+4184x+2488320=0。3.4 大衍术

秦九韶（约1202－1261年），南宋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曾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守，1244年，因母丧离任，回湖州（今浙江吴兴）守孝三年。此间，秦九韶专心致志于研究数学，于1247年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内容分为九类：大衍类、天时类、田域类、测望类、赋役类、钱谷类、营建类、军旅类、市易类，其中有两项贡献使得宋代算书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数书九章》是我国古算中最早用圆圈Ο表示0号的著作。

一是发展了一次同余组解法，创立了“大衍求一术”（一种解一次同余式的一般性算法程序，现称中国剩余定理，所谓“求一”，通俗他说，就是求“一个数的多少倍除以另一个数，所得的余数为一”）的一般解法。中算家对于一次同余式问题解法最早见于《孙子算经》（约公元400年）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孙子算经》给出的答案是23，但其算法很简略，未说明其理论根据。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性解法。在西方，最早接触一次同余式的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1170－1250年）于1202年在《算盘书》中给出了两个一次同余问题，但没有一般算法，1743年瑞士数学家欧拉（1707－1783年）和1801年德国数学家高斯（1777－1855年）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了深入研究，重新获得与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结果。

二是总结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将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推广到了高次方程的一般情形，提出了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现称秦九韶法）。在西方，直到1804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1765－1822年）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数字高次方程无理根的近似值问题，而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1786－1837年）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西方称霍纳法。

3.5 垛积术

杨辉（公元13世纪），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做过地方官，足迹遍及钱塘、台州、苏州等地，是东南一带有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杨辉的主要数学著作之一《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是为了普及《九章算术》中的数学知识而作，它从《九章算术》的246道题中选择了80道有代表性的题目，进行详解，其中主要的数学贡献是“垛积术”，这是在沈括“隙积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多面体体积公式导出相应的垛积术公式。另一贡献是所谓的“杨辉三角”，其实是记载了贾宪的工作。

3.6 四元术

朱世杰（约1260－1320年），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当时的北方，正处于天元术逐渐发展成为二元术、三元术的重要时期，朱世杰在经过长期游学、讲学之后，终于在1299年和1303年在扬州刊刻了他的两部代表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

中国数学自晚唐以来不断发展的简化筹算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日用数学和商用数学更加普及，南宋时期杨辉可以作为这一倾向的代表，而朱世杰则是这一倾向的继承。《算学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出版后不久即流传至日本和朝鲜。就学术成就而论，《四元玉鉴》远超《算学启蒙》，它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主要贡献有四元术和招差术（高次内插公式）。

四元术是多元高次方程列方程和解方程的方法，未知数最多可达四个，即天元、地元、人元和物元。如《四元玉鉴》卷首“假令四草”之“四象会元”，其中四元布列意为即元气（常数项）居中，天元（未知数x）于下，地元（未知数y）于左，人元（未知数z）于右，物元（未知数u）于上，所以上述方程指“x22xxy2xz4y4z0”。

朱世杰的好友莫若在《四元玉鉴》的序文中说道：《四元玉鉴》，其法以元气居中，立天元一于下，地元一于左，人元一于右，物元一于上，阴阳升降，进退左右，互通变化，错综无穷。

清代数学家罗士琳（1774—1853年）在《畴人传·续编·朱世杰条》中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1884－1956年）说：朱世杰是汉民族，他所生存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家。

3.7 内插法

郭守敬（1231－1316年），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元代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曾任工部郎中、太史令、都水监事和昭文馆大学士等官职。与太史令王恂（1235－1281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唐县（今唐县人），至元十八年（1281年），王恂丧父，去官守孝。守孝期间，因悲伤过度，不思饮食，饥馁染病而亡，享年46岁），一同吸收了前代历法的精华，运用宋金两朝的数学成就（包括沈括的会圆术），使用了三次内插公式，在1280年完成了中国古代最精密的历法《授时历》。设定一年为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运行时间只差26秒，早于欧洲1582年开始使用的“格里历”300年，使用时间长达363年（1281－1643年），中国古代的历法也发展到了高峰。

此外，1276年，郭守敬根据镜成象原理发明了“景符”测影器，制造了世界闻名的简仪、高表、窥（kuí）几、仰仪、日晷（guǐ）、浑天象等12种天文仪器，元至元十三年（l276年）建造的河南登封观星台留存至今。古希腊数学以几何定理的演绎推理为特征、具有公理化模式，与中国传统数学以计算为中心、具有程序性和机械性的算法化模式相辉映，交替影响世界数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创造的宋元算法，如隙积术、大衍术、开方术、垛积术、招差术、天元术等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4、中算的衰落

朱世杰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宋元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性人物，是中国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古代数学发展的顶峰，而《四元玉鉴》可以说是宋元（960－1368年）数学的绝唱。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规定八股文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消减数学内容，明初起300余年内中国传统数学研究呈现全面衰退，致使明代大数学家看不懂宋元重要数学成就。明清两朝（1368－1911年）共543年，不仅未能产生出与《数书九章》、《四元玉鉴》相媲美的数学杰作，而且在18世纪中叶“乾嘉学派”重新发掘研究以前，像“四元术”这样一些宋元数学的精粹长期失传、无人通晓。

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示意图。

思考题

1、简述刘徽的数学贡献。

2、用数列极限证明：圆内椄正6•2^{n}边形的周长的极限是圆周长。

3、《九章算术》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何？

4、试比较阿基米德证明体积计算公式的方法与中国古代数学家的球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方法的异同。

5、更精确地计算圆周率是否有意义？谈谈您的理由。

6、分析宋元时期中国传统数学兴盛的社会条件。

第四讲：中世纪的东西方数学II 主要内容：印度数学、阿拉伯数学、中世纪的欧洲数学，简述了10位科学家的数学工作。

1、印度数学（公元5－12世纪）背景：古印度简况 印度古文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纪中叶出现在印度西北部，逐渐向南扩张。雅利安（梵（fàn）文，原意是“高贵的”或“土地所有者”）人入侵印度，征服了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影响逐渐扩散到整个印度，在到达以后的第一个千年里，创造了书写和口语的梵文，在印度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印度土著文化从此衰微不振。吠陀教也是雅利安人创造的，这是印度最古老而又有文字记载的宗教。可以说，古代印度的文化便是根值于吠陀教和梵语之上。

史前时期：公元前2300年前，公元前2500年前后，先民开始使用文字； 哈拉帕文化（1922年印度哈拉帕地区发掘发现）：前2300－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早期国家；

早期吠陀时代：前1500－前900年，前1500年左右，吠陀时代开始，印度文明的中心渐次由西向东推进到恒河流域，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

后期吠陀时代：前900－前600年，雅利安人的国家形成，婆罗门教形成； 列国时代：前6－前4世纪，摩揭陀国在恒河流域中部称霸，开始走上统一北印度的道路，佛教产生；

帝国时代：前4－公元4世纪，从孔雀王朝到贵霜帝国；

印度历史上曾出现过强盛的王朝，如孔雀王朝（前324－前187年）、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但总体而言，整个古代和中世纪，富庶的南亚次大陆几乎不断地处于外族的侵扰之下，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贵霜帝国的入侵及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占，所以古代印度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复杂的背景，最显著的特色是其宗教性。

印度的宗教主要是婆罗门教、印度教，梵天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创造神。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吠陀教，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公元4世纪是婆罗门教的鼎盛时期，公元4世纪以后，由于佛教和耆（qí）那（梵文，本意“胜利者”或“征服者”）教的发展，婆罗门教开始衰弱。公元8、9世纪，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教义，结合印度民间的信仰，经商羯罗改革，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教。印度教与婆罗门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教义基本相同，都信奉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主张善恶有报、人生轮回，轮回的形态取决于现世的行为，只有达到“梵我同一”方可获得解脱，修成正果。

印度数学分为河谷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400年）、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0－前3世纪）、悉檀多时期（公元5－12世纪）。

1.1 吠陀时期（公元前10－前3世纪）

《吠陀》手稿（毛里求斯，1980），《吠陀》（梵文，意为知识、光明）是印度雅利安人的作品，成书于公元前15－前5世纪，历时1000年左右，婆罗门教的经典，其中的《绳法经》（前8－前2世纪）是《吠陀》中关于庙宇、祭坛的设计与测量的部分（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公元前486年）传扬佛教时期，佛教是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因父为释迦族，得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也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门徒称他为佛），包含几何、代数知识，如毕达哥拉斯定理、圆周率的近似值等。

阿育王（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268－前232年）是印度第一个信奉佛教的君主，阿育王石柱（尼泊尔，1996）记录了现在阿拉伯数字的最早形态。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的印度数学，可参考的资料主要是1881年发现的书写在桦树皮上的“巴克沙利手稿”（巴克沙利当时和古代大部分时间属于印度，今天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距离白沙瓦约80公里处的一座村庄），其数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分数、平方根、数列、收支与利润计算、比例算法、级数求和、代数方程等，出现了完整的十进制数码，其中有“•”（点）表示0，后来逐渐演变为现在通用的“0”，这一过程至迟于公元9世纪已完成，有公元876年的“瓜廖尔石碑”为证，这是印度数学的一大发明。

印度头等重要的天文学著作，无名氏著的《苏利耶历数全书》（梵文，意思是太阳的知识，相传为太阳神苏利耶所著）大约是公元5世纪所写（1860年被译为英文）。印度数学从这个时期开始对天文学比对宗教更有用。

1.2 “悉檀多”时期（公元5世纪－12世纪）

悉檀多是梵文，佛教术语，为“宗”或“体系”之意，意译为“历数书”。这是印度数学的繁荣鼎盛时期，是以计算为中心的实用数学的时代，数学贡献主要是算术与代数，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数学家。

1.2.1阿耶波多（公元476－约550年）

在印度的科学史上有重要的影响的人物，“阿耶波多号”人造卫星（印度，1975）。最早的印度数学家，499年天文学著作《阿耶波多历数书》（圣使天文书）传世（相当于祖冲之《缀术》的年代），最突出之处在于对希腊三角学的改进,制作正弦表（sine一词由阿耶波多称为半弦的jiva演化而来），和一次不定方程的解法。阿耶波多获得了π的近似值3.1416（与刘徽所得的近似值相当），建立了丢番图方程求解的“库塔卡”（原意为“粉碎”）法。

1.2.2 婆罗摩笈多（598－约665年）

印度古天文台：乌贾因天文台。在这段时间（中国的隋唐时期），整个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产生一个大数学家。婆罗摩笈多出生在印度的7大宗教圣城之一的乌贾因，并在这里长大。婆多摩笈多成年以后，一直在故乡乌贾因天文台工作，在望远镜出现之前，它可谓是东方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628年发表天文学著作《婆罗摩修正体系》（宇宙的开端），这是一部有21章的天文学著作，其中第12、18章讲的是数学，分数成就十分可贵，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零的运算法则，丢番图方程求解的“瓦格布拉蒂”法，即现在所谓的佩尔（英，1611－1685年）方程的一种解法。

1.2.3婆什迦罗Ⅱ（1114－1188年）

印度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婆什迦罗号”（1979）。

印度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婆什迦罗，出生于印度南方的比德尔，成年后来到乌贾因天文台工作，成为婆多摩笈多的继承者，后来还做了这家天文台的台长。

古印度数学最高成就《天文系统之冠》（1150年，中国的南宋时期），其中有两部婆什迦罗的重要数学著作《算法本源》、《莉拉沃蒂》。

《算法本源》主要探讨代数问题。《莉拉沃蒂》（原意“美丽”）从一个印度教信徒的祈祷开始展开，讲的是算术问题，流传着一个浪漫的故事。

《莉拉沃蒂》中的一个算术问题：带着微笑眼睛的美丽少女，请你告诉我，按照你的理解的正确反演法，什么数乘以3，加上这个乘积的3/4，然后除以7，减去此商的1/3，自乘，减去52，取平方根，加上8，除以10，得2？根据反演法，从2这个数开始回推，于是（2•10－8）^2＝144，144＋52＝196，196＝14，14•（3/2）•7•（4/7）/3=28，答案是28。

由于印度屡被其他民族征服，使印度古代天文学和数学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但印度数学始终保持东方数学以计算为中心的实用化特点。现代初等算术运算方法的发展，起始于印度，可能在大约10、11世纪，它被阿拉伯人采用，后来传到欧洲，在那里，它们被改造成现在的形式。这些工作受到15世纪欧洲算术家们的充分注意。

与算术和代数相比，印度人在几何方面的工作则显得薄弱。此外，印度人用诗的语言来表达数学，他们的著作含糊而神秘（虽然发明了零号），且多半是经验的，很少给出推导和证明。

2、阿拉伯数学（公元8－15世纪）背景：阿拉伯简况

阿拉伯帝国的兴盛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的插曲之一，这当然与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的传奇经历有关。穆罕默德570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麦加。麦加当时是一个远离商业、艺术和文化中心的落后地区，穆罕默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大成人。25岁那年，由于他娶了一位富商的遗孀，经济状况才得到改善。直到40岁前后，穆罕默德的生命才有了奇妙的变化。穆罕默德领悟到有且只有一个全能的神主宰世界，并确信真主安拉选择了他作为使者，在人间传教。穆罕默德610年在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至632年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政教合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这就是伊斯兰教的来历，它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顺从”，其信徒叫穆斯林（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

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他的最初四个继任者，哈里发为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

以“圣战”为名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扩张，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大约在650年，依据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所讲的启示辑录而成的《古兰经》（伊斯兰教的最根本经典，伊斯兰教义的最高准则和纲领，伊斯兰教法的立法依据，由先知穆罕默德从610－632年历时22年的传教过程中陆续颁布的）问世，被穆斯林认为是上天的启示。

《圣训》（穆罕默德阐释《古兰经》和实践伊斯兰教理的言行录）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倭（wō）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主要支持者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大贵族，因此他们把首都迁至大马士革，遵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正统派），崇尚白色，中国史籍称“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版图东起印度西部，西至西班牙，北抵里海和中亚，南达北非，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迄今为止，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倭马亚王朝的不断扩张和森严的等级统治逐渐激起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各教派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在今天的伊朗一带崛起了一个新的教派——阿拔斯派。他们利用东方各地人民起义的力量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750年，盛极一时的“白衣大食”灭亡了。

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阿拉伯帝国第二个封建王朝，因其旗帜尚黑，中国史籍称“黑衣大食”。750年，由阿拉伯贵族艾布·阿拔斯（750－754年在位）创建，故名。

755年阿拉伯帝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王国，东部王国阿拔斯王朝762年迁都巴格达，750－842年是帝国的极盛时代，哈里发哈龙•兰希（公元786－808年统治巴格达）因《天方夜谭》（又名《一千零一夜》）而为人们所熟知，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人创建的“一座举世无双的城市”，国际贸易与文化中心之一，创造出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阿拔斯王朝前期（750－850年）的100年是阿拉伯文化的飞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译述活动的繁荣时期，希腊语占首位，其次是古叙利亚语、波斯语、梵语、希伯来语和奈伯特语，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在政府的规划下有组织、有领导地被译成阿拉伯文，史称“百年翻译运动”。9世纪中叶后，王朝进入分裂和衰落时代，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

麦加城大清真寺：伊斯兰教第一圣寺。阿拉伯人之所以重视天文学，是因为他们需要知道祈祷的准确时间（每天5次），使广大帝国内的臣民在祈祷时能够明辨方向（面朝麦加）。可以说，阿拉伯人对数学的需要主要是通过天文学和占星术（根据天象来预卜人间事务的一种方术）等。

伊斯坦布尔的天文学家（1971）。

9－15世纪阿拉伯科学繁荣了600年，创立了文化中心巴格达（波斯语，“神赐的礼物”）。公元830年，哈里发麦蒙（公元809－833年统治巴格达）下令在巴格达建造了智慧宫，这里面有巨大的图书馆、观象台、研究院，是一个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于一体的联合机构，掀起了著名的翻译运动，包括《原本》、《圆锥曲线》和《天文学大成》等在内的希腊天文、数学经典先后被译成了阿拉伯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关。很快，它就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形成后人所谓的“巴格达学派”，研究的内容包括哲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建筑、伊斯兰教教义或阿拉伯语语法学，等等。

阿拉伯科学（突尼斯，1980）。

在世界文明史上，阿拉伯人在保存和传播希腊、印度甚至中国的文化，最终为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准备学术前提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阿拉伯数学的贡献，消化希腊数学，吸收印度数学，对文艺复兴后欧洲数学的进步有深刻的影响。最突出的事实：值得赞美的是他们充当了世界上的大量精神财富的保存者，在黑暗时代过去之后，这些精神财富得以传给欧洲人。

2.1 早期阿拉伯数学（8世纪中叶－9世纪）

阿尔·花拉子米（783－850年）（苏联，1983），生于波斯北部花拉子模地区（今乌兹别克境内），813年来到巴格达，后成为智慧宫的领头学者。820年出版《还原与对消概要》，以其逻辑严密、系统性强、通俗易懂和联系实际等特点被奉为“代数教科书的鼻祖”，1140年被罗伯特（英）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成为欧洲延用几个世纪标准的代数学教科书，这也使得花拉子米成为中世纪对欧洲数学影响最大的阿拉伯数学家，这对东方数学家来说十分罕见。阿拉伯语的“al-jabr”意为还原，即移项，传入欧洲后，到14世纪演变为拉丁语“algebra”，就成了今天英文的“algebra”（代数），因此花拉子米的上述著作通常称为《代数学》。可以说，正如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阿拉伯人命名了代数学。

《代数学》所讨论的数学问题本身并不比丢番图或婆罗摩笈多的问题简单，但它探讨了一般性解法，因而远比希腊人和印度人的著作更接近于近代初等代数。《代数学》中关于三项二次方程的求解。

花拉子米的另一本书《印度计算法》，系统介绍了印度数码和十进制记数法，12世纪，这本书便传入欧洲并广为传播（其拉丁文手稿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所以欧洲一直称这种数码为阿拉伯数码。

976年的西班牙数码。

印度－阿拉伯数码用较少的符号，最方便地表示一切数和运算，给数学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方便，是一一项卓越的伟大贡献。它传入欧洲以后，加快了欧洲数学的发展，许多数学家、天文学家对这套集体智慧的发现赞美不绝。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年）写道：“用十个记号来表示一切的数，每个记号不但有绝对的值，而且有位置的值，这种巧妙的方法出自印度。这是一个深远而又重要的思想，它今天看来如此简单，以至我们忽视了它的真正伟绩，简直无法估计它的奇妙程度。而当我们想到它竟逃过古代希腊最伟大的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两位天才思想的关注时，我们更感到这成就的伟大了。”

印度－阿拉伯数码13世纪传入我国，是元朝伊斯兰教徒从当时西方带进来的一套阿拉伯数码，中国人没有采用它。公元16世纪，西洋历算书大量输入我国，原著上的印度－阿拉伯数字，我国一律用中国数码一、二、三等改译出来。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上海出版了一本用上海口音译出的西算启蒙书，书中正式出现了印度－阿拉伯数字通用原型。1892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W.M.Calvin, 1836－1908年）和清代邹立文合译《笔算数学》一书，首次正式采用了印度－阿拉伯数字，数字是按书籍直写的。直到1902－1905年，中国数学教科书或数学用表才普遍使用印度－阿拉伯数字，并且一律与西洋算书一样横排。

阿拉伯的三角学。

阿尔·巴塔尼（858－929年），出生于哈兰（今土耳其东南部），对希腊三角学系统化的工作，最重要的著作《历数书》（或《天文论著》、《星的科学》）中发现地球轨道是一个经常变动的椭圆，创立了系统的三角学术语，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人都利用和参考了它的成果，对中世纪欧洲影响最大的天文学家。

2.2 中期阿拉伯数学（10－12世纪）

奥马·海雅姆（1048－1131年）（阿尔巴尼亚，1997），出生于波斯东北部霍拉桑地区（今伊朗东北部），受命在伊斯法罕（今伊朗西部）天文台负责历法改革工作，编制了中世纪最精密的历法“哲拉里历”（在平年365天的基础上，每33年增加8个闰日。这样一来，与实际的回归年仅相差19.37秒，即每4460年才误差一天，比现在全世界实行的公历，每400年置97个闰日，还要准确），在代数学方面的成就集中反映于他的《还原与对消问题的论证》（1070），最杰出的贡献是研究三次方程根的几何作图法，提出的用圆锥曲线图求根的理论。这一创造，使代数与几何的联系更加密切，可惜在1851年以前欧洲人并不了解他的这种解析几何方法。此外，他在证明欧几里得平行公设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尝试。

奥马·海雅姆陵墓（伊朗，1934年修建），“海亚姆”指制造或经营帐篷的职业。

阿尔·比鲁尼（973－1048年）（巴基斯坦，1973），出生于波斯花拉子模城的比伦郊区，三角学理论的贡献是利用二次插值法制定了正弦、正切函数表，证明了一些三角公式，如正弦公式、和差化积公式、倍角公式和半角公式，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思想等。

2.3 后期阿拉伯数学（13－15世纪）

纳西尔丁·图西（1201－1274年）（伊朗，1956），出生于波斯的图斯城（也属霍拉桑地区，今伊朗境内），最重要的数学著作《论完全四边形》是数学史上流传至今最早的三角学专著。在此以前，三角学知识只出现于天文学的论著中，是附属于天文学的一种计算方法，纳西尔丁的工作使得三角学成为纯粹数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对15世纪欧洲三角学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部书里，首次陈述了著名的正弦定理。

阿尔·卡西（1380－1429年）（伊朗，1979），出生于卡尚（今属伊朗），在撒马尔罕（帖木儿王国都城，今属乌兹别克）创建天文台，并出任第一任台长，百科全书《算术之鈅》（1427），在数学上取得了两项世界领先的成就，一是圆周率的计算，1424年一直算到了正3·2^28边形的周长以给出π的17位精确值，二是给出sin1°的精确值。人们常以他的卒年（1429）作为阿拉伯数学的终结。

恰好这个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之火开始在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南部）点燃。

3、中世纪的欧洲数学（5－14世纪）主要内容：黑暗时期、科学复苏。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世纪文艺复兴长达1000多年的欧洲历史称为欧洲中世纪。

公元5－11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教会成为欧洲社会的绝对势力，宣扬天启真理，追求来世，淡漠世俗生活，对自然不感兴趣。

3.1 教会统治

犹太教最神圣的露天会堂：哭墙（耶路撒冷圣殿山，犹太人把这座墙视为他们信仰和团结的象征。据传说，当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时，犹太人经常聚集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他们每每追忆往事，回想起所罗门圣殿被毁的情景，不免嚎啕大哭一场。后来常有犹太人来到这里哭号，“哭墙”因而得名。如今，每到犹太教安息日，仍然有人到“哭墙”表示哀悼）。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基督”一词是古希腊语的译音，意为“救世主”。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耶稣是上帝耶和华之子，他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的拿撒勒，母亲名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玛利亚未被迎娶前，圣灵降临在她身上，使她怀孕。约瑟一度想休了玛利亚，但受了天使的指示，仍把她娶了过来。耶稣30岁时受了约翰的洗礼，坚定了他对上帝的信念。此后，耶稣就率领彼得、约翰等门徒四处宣传福音，引起了犹太贵族和祭司的恐慌，他们收买了耶稣的门徒犹大，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三天以后，耶稣复活，向门徒和群众显现神迹，要求他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讲福音。从此，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

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旧约》、《新约》），记述的都是上帝的启示，是基督教徒信仰的总纲和处世的规范，是永恒的真理。据《圣经》记载，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会并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晚餐”，在晚餐上就坐的正好是13个人，耶稣是被他的第13个门徒犹大出卖的。13就成了不吉利的数字了。

135年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

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索非亚大教堂（建于532－537年，2008年4月3日北京奥运圣火途经之地）。

基督教产生不久，就逐渐形成拉丁语系的西派和希腊语的东派。东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派以罗马为中心，天主教就是从西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在古代基督教中，西派不占优势。5世纪时外族侵扰帝国西部，西罗马当局已无力支撑局面，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利用其影响，一度使罗马免遭匈奴入侵，这使罗马主教的威信大大提高，得以居于意大利、北非、西班牙、高卢一带拉丁语系教会的首位。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5世纪末起至10世纪，罗马主教和罗马教会逐步确立了在整个西派教会中的实际领导地位。5世纪起，东西两派矛盾日益尖锐，863年和867年，出现了罗马主教尼古拉一世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佛提乌相互革除对方教籍的严重局面。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东派自称正教，西派自称公教。天主教会及其教皇制，作为独特的单一教会和体制至此正式确立。

罗马公教也称天主教，因为16世纪传入中国后，因其信徒将所崇奉的神称为“天主”，因而在中国被称为天主教。

16世纪中叶，罗马公教派生出新教派，统称“新教”，在中国称为“耶稣教”。所以，基督教是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的总称。

圣彼得教堂（梵蒂冈，建于1506－1626年）。

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5世纪末起至10世纪，罗马主教和罗马教会逐步确立了在整个西派教会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基督教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

5－11世纪，成为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梵蒂冈在拉丁语中意为“先知之地”。1929年，意大利政府同教皇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其主权属教皇。

中世纪基督教日益封建化，整个社会以宗教和神学为核心，科学思想是异端邪说。由于罗马人偏重于实用而没有发展抽象数学，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数学也有一定的影响，终使黑暗时代的欧洲在数学领域毫无成就。造成数学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战火连绵，神学一统天下。《圣经》是最根本的知识，教徒整日研读圣经，视科学是神学的婢女，神学被誉为“科学的皇后”，甚至反对数学的学习与研究。如公元529年公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中的条款规定：“绝对禁止应受到取缔的数学艺术”。数学的发展受到沉重的打击。

因宗教教育的需要，也出现一些水平低下的初级算术与几何教材。罗马人博埃齐（约480－524年）主要以哲学家留名青史，他的哲学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过渡，在数学方面，根据希腊材料用拉丁文选编了《几何学》（《原本》第1、3、4卷部分内容）、《算术入门》等教科书，成为中世纪早期欧洲人了解希腊科学的唯一来源，他的众多著作为传播希腊罗马文化，为普及百科知识，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公元522年博埃齐被诬控叛国罪而遭监禁，524年被处决。

法国人热尔拜尔（938－1003年）（法国，1964）999年当选为罗马教皇，提倡学习数学，翻译了一些阿拉伯科学著作，把印度－阿拉伯数码带入欧洲。3.2 科学复苏

贸易与旅游的发展，欧洲出现新兴的城市，欧洲人开始与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发生接触，了解阿拉伯、希腊的文化，创立了大学（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1160年巴黎大学，1167年牛津大学，1209年剑桥大学，1222年帕多瓦大学，1224年那不勒斯大学）。

“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岸地区发动的侵略性远征。因东侵军队的衣服上均有红十字的标记，故称为十字军。1095年，罗马教皇在法国召开宗教大会，宣布组成十字军远征，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东侵活动从1096年起，到1291年止，历时近200年，大规模的侵略共8次。第一次东征（1096—1099年）攻占了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第四次东征（1202年—1204年）攻陷了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建立拉丁帝国。历次东侵所占据点后来不断丧失，1291年最后据点阿克城失守，标志着十字军东征彻底失败。

十字军东征对地中海沿岸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西欧各国人民也损失惨重。几十万十字军死亡，同时教廷和封建主却取得了大量的财富。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使西欧人大开眼界，进入了阿拉伯世界。从此，欧洲人了解到了希腊及东方古典学术，对这些学术著作的搜求、翻译和研究，科学开始复苏，加速了西欧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12世纪是欧洲数学的大翻译时期，希腊人的著作被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后，“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

阿德拉特（英，1090－1150年）——《原本》和花拉子米的天文表。杰拉德（意，1114－1187年）——《天文学大成》、《原本》、《圆锥曲线》、《圆的度量》。

基督教兴起后，希腊的一切都被视为异端而被灭绝，只有柏拉图的哲学，经过教会的改造而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1207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部被译成拉丁文。13世纪由托马斯·阿奎那（意，1225－1274年）建立了经院哲学（著有《神学大全》，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百科全书，后世称之为托马斯主义），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稍加篡改用来适应基督教教义，经院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哲学上以理性的名义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托马斯提出了著名的证明上帝存在的5种论证，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以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为基础的托勒密体系，成为被教会认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文学体系。

欧洲人了解到希腊和阿拉伯数学，构成后来欧洲数学发展的基础。欧洲黑暗时期过后第一位有影响的数学家是斐波那契（意，约1170－1250年），他随父亲到印度、埃及、阿拉伯和希腊等地旅行，通过广泛地学习和认真研究，掌握了许多计算技术，回到意大利后，编著了代表作《算盘书》（1202，1228），主要是一些源自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的科学问题的汇集，书中系统介绍了印度－阿拉伯数码，对改变欧洲数学的面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欧洲数学在经历了漫长黑夜之后走向复苏的号角。

1228年《算盘书》修订后还载有如下“兔子问题”：

某人在一处有围墙的地方养了一对小兔，假定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小兔，而小兔出生后两个月就能生育。问从这对兔子开始，一年内能繁殖成多少对兔子？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导致了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

13世纪，整个拉丁世界数学无大进展，而14世纪相对是数学上的不毛之地，因为一是发生了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使政治**，环境不安定（战争的导火线主要是王位继承问题；1337－1360英胜，1369－1396年法几乎收复全部失地，双方缔结20年停战协定，1415－1428年英胜，1429－1453年法领土全部收复，至此百年战争以法的胜利而结束）；二是10年之久的鼠疫引起了“黑死病”瘟疫，扫荡了欧洲1/3以上的人口，使人的思想不能集中追求知识（1348－1352年，“黑死病”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三是烦琐哲学的思想仍在束缚科学，压得科学家抬不起头，只好把精力消磨在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奇妙莫测的无聊问题论证上，如“一根针尖上可以站立多少个天使？”“苍蝇有多少根胡须？”

科学在欧洲的复苏，加速了欧洲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数学的高涨。

思考题

1、印度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们的数学发展有何重要贡献？

2、有关零号“0”的历史。

3、简述阿尔·花拉子米的数学贡献。

4、论述阿拉伯数学对保存希腊数学、传播东方数学的作用。

5、试说明：古代东方数学的特点之一是以计算为中心的实用化数学。

6、求斐波那契数列的通项公式。

第五讲：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

主要介绍15－17世纪初的东西方数学，内容有文明背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数学、15－17世纪的中国数学。

1、文明背景 1.1 文艺复兴

14世纪可以看做是文艺复兴的开始。文艺复兴是指14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意，1265－1321年），代表作为《神曲》（写于1307－1321年），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15世纪后期起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这场斗争是在“复兴古典学术和艺术”的旗号掩蔽下进行的，那些从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意大利各寺院里清理出来的古旧藏书，以及后来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都展现在学者面前。

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三杰：达•芬奇（1452－1519年），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说不尽的蒙娜丽莎，这是一个永远探讨不完的问题。自问世至今，将近五百年，后人不知做过多少品评和揣测，留下越来越多的迷局。当今，世上有研究《蒙娜丽莎》的专著数百部，而有近百名学者将此画作为终身课题。时间的推移不会使疑团得到解决，只会随着研究的深入，将更多的疑惑留给后人。2007年海德堡大学专家宣称，通过分析图书馆内一本约500年历史的藏书页空白处潦草的笔记，他们可以确认，这位有着神秘微笑的女子闺名丽莎·盖拉尔迪尼，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布商弗朗切斯科·德焦孔多的妻子。文件标注日期为1503年10月，与专家判断作品完成的大致时间1503至1506年间刚好吻合），重视数学，“不懂数学的人不要读我的书”，“凡是和数学没有联系的地方，都不是可靠的”；米开朗琪罗（1475－1564年），代表作“大卫”、“摩西”、圣彼得大教堂；拉斐尔（1483－1520年），代表作“雅典学院”。

“人文主义”思想是文艺复兴的灵魂和中心，主张以世俗的“人”为中心，歌颂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禁锢，赞颂世俗生活、反对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

在这历时约200年的历史中，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使得知识界的面貌大大改观，也使数学活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蓬勃兴起，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1.2 技术进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在15世纪后半叶开始产生近代自然科学。

四大发明相继传入欧洲。

火药：大约在公元8、9世纪时，中国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已传到了阿拉伯、波斯等地。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时，火器传到阿拉伯，欧洲人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3世纪后期通过阿拉伯人的著作才知道火药。14世纪初，阿拉伯国家攻打西班牙时，使用火药和火器，欧洲人于是开始接触到火药和火器，并学习制造，从14世纪欧洲开始使用火药和一些火器。

造纸：造纸术首先传入与我国毗邻的朝鲜和越南随后传到了日本，大概是在公元105年。公元751年（唐玄宗十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阿拉伯帝国沙利将军的军队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交战，唐军大败，被俘士兵中有从军的造纸工人，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巴格达。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了解造纸技术的，最早接触纸和造纸技术的欧洲国家是一度为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萨狄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场。13世纪，造纸术传入了葡萄牙，继而传入欧洲。

印刷术：中国的印刷术已经在11世纪传到东南亚诸国。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是在14世纪，从我国新疆沿中亚、西亚逐步传到欧洲的。1450－1455年约翰·古腾堡（德，1400－1468年）用金属活字印出欧洲第一套《拉丁文文法》。尽管如此，认为毕昇是位特别有影响的人物是不对的。首先，欧洲并不是从中国学会制造活字，而是独立发明的。其次，中国从西方学到现代印刷术是相当近期的事，在此之前活字印刷术从来没有得到普遍使用。

指南针：指南针发明以后，首先把它应用在航海事业上，南宋时候，阿拉伯、波斯商人，经常搭乘我国的海船往来贸易，也学会使用指南针。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指南针由海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1450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右一）改良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欧几里得的《原本》1482年在威尼斯出版了第一个印刷版。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1.3 航海探险

最知名的有哥伦布（西，1451－1506年）（智利，1992）。

葡萄牙在15世纪初期就侵入非洲西北部，建立侵略据点，1487年，迪亚士（葡，1450－1500年）率领舰队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第二年春天进入印度洋，归途中发现好望角，在开辟新航路的活动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1497年，贵族达•伽马（葡，1469－1524年）在迪亚士航行的基础上绕过非洲，在1498年到达印度海岸，从而找到了通向东方的新航路。

哥伦布通过阅读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对富庶的东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相信当时已日益流行的地圆学说，认为地球是圆的，只要从欧洲海岸一直向西航行，就可以到达印度，得到大量的黄金、香料。1492年8月3日哥伦布（西，1451－1506年）从西班牙出发了，一直向西航行，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到达了一个现在称为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到达美洲。

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葡，1480－1521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探险船队出航，先是沿着已经知道的道路向西航行，然后转向南，沿着美洲大陆摸索南下，在春天到来之际发现了美洲南部的海峡（后人称为麦哲伦海峡）。而后横渡太平洋，1521年3月，终于到达了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干涉岛上内部战争时，被当地的土著人杀死，后来船队沿着已经熟悉的航路进入印度洋，再沿着葡萄牙人发现的航路于1522年9月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了首次环球航行，证实了地球是球形的。哥伦布在瓜纳阿尼岛登陆（1492）。1.4 天文学的革命

托勒密（埃及，90－165年），宗教神学的宇宙观：上帝创造了地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哥白尼（波，1473－1543年）根据长期观察推算提出“日心说”。虽然未能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但反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地心说”，沉重打击了宗教神学，成为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先声。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被教会列为禁书。

布鲁诺（意，1548－1600年）信奉哥白尼学说，以超人的预见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他1584年在《论无限、宇宙及世界》这本书当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一般人认为布鲁诺的思想简直是“骇人听闻”，甚至连那个时代被尊为“天空立法者”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也无法接受，开普勒在阅读布鲁诺的著作时感到一阵阵头目眩晕！布鲁诺在天主教会的眼里，是极端有害的“异端”和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施展狡诈的阴谋鬼计，以收买布鲁诺的朋友，将布鲁诺诱骗回国，并于1592年5月23日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宗教判所的监狱里，接连不断地审讯和折磨竟达8年之久。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布鲁诺相信真理的信念。天主教会的人们绝望了，他们凶相毕露，建议当局将布鲁诺活活烧死。布鲁诺似乎早已料到，当他听完宣判后，面不改色地对这伙凶残的刽子手轻蔑地说：“你们宣读判决时的恐惧心理，比我走向火堆还要大得多。”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上英勇就义了。

邮票：哥白尼（波，1473－1543年）（委内瑞拉，1973）。

2、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数学

近代始于对古典时代的复兴，但人们很快看到，它远不是一场复兴，而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数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变化，在此介绍代数学、三角学、射影几何、对数等的进步。

2.1 代数学

欧洲人在数学上的推进是从代数学开始的，它是文艺复兴时期成果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领域，拉开了近代数学的序幕，其中包括三、四次方程的求解与符号代数的引入。关于方程的根式解。16世纪意大利数学最重要的成就。

1515年博洛尼亚大学数学教授费罗（意，1465－1526年）发现了形如x^3+mx=n的三次方程的代数解法，密传给学生费奥。

塔塔利亚（意，1499－1557年）（原姓丰坦那，塔塔利亚是绰号，意为口吃者）发表了《论数字与度量》（1556－1560），被称为数学百科全书和16世纪最好的数学著作之一，其中有关于二项展开式系数排成的“塔塔利亚三角形”，比帕斯卡发表它的时间（1665年）要早100多年。

塔塔利亚最重要的数学成就是发现了三次方程的代数解法，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辨论。塔塔利亚宣称可解形如x^3+mx^2=n的三次方程，1535年2月22日费奥与塔塔利亚在威尼斯公开竞赛，各出30个问题，塔塔利亚在2小时内全部解出而获胜，扬名整个意大利。1539年塔塔利亚把他关于三次方程的解法写成一首25行诗告诉卡尔丹。1548年8月10日塔塔利亚与卡尔丹的学生费拉里在米兰大教堂附近举行了公开辩论，争论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饭时间，听众一哄而散，结果不了了之。双方各自宣布获胜。直至8年后，塔塔利亚才在他的名著《论数字与度量》中的一篇插文里叙述了整个论战过程。

米兰大教堂：欧洲中世纪最大的教堂，可供4万人举行宗教活动，建于1386－1485年。有135个尖塔，象浓密的塔林刺向天空，且在每个塔尖上有神的雕像。教堂外部总共有2000多个雕像，甚为奇特。如果连内部雕像总共有 6000多尊，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这个教堂有一个高达107米的尖塔，出于公元15世纪意大利建筑巨匠伯鲁诺列斯基之手。塔顶上有金色圣母玛利亚雕像，在阳光下显得光辉夺目，神奇而又壮丽，高耸的尖塔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虚渺的天空，使人忘却今生，幻想来世。

卡尔丹（意，1501－1576年），医学博士，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中的一些科学观点与达•芬奇的论述颇为相似，著作《事物之精妙》（1550年）、《世间万物》（1557年）仅在16世纪就有十几个版本流传，后来又被译为多种文字，影响深远。他是一个天才和愚人的奇怪混合，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怪杰，兼学者与无赖于一身，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渡过了光怪陆离的一生，在数学、天文学、哲学、物理学和医学中都有一定的成就，同时也一直醉心于占星术（为基督命运占星和对自己死期的预卜）和赌博的研究，一生共写了各种类型的文章、书籍200多种。最重要的数学著作是1545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大术》（全名为《大术，或论代数法则》），该书系统给出代数学中的许多新概念和新方法，内有三次、四次方程的解法（由卡尔丹的学生费拉里（意，1522－1565年）发现）。在《大术》中方程的负根被采用，专门讨论了解方程中遇到的虚根问题，首次把它当作一般的数进行运算，认识到如果一个方程有一个虚根，则应该有与之共轭的另一个虚根。

邦贝利（意，1526－157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代数学家，他的前辈们曾经将这门学科推向一个发展高潮。邦贝利认为除了卡尔丹之外还没有人能够很深入代数学这一学科，但他对卡尔丹的表述并不满意，因此准备写一本书，以其清楚明了的表述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借助别的书而掌握代数学这门学问，这是1572年邦贝利出版《代数》的背景。在书中邦贝利引进了虚数，正式给出了负数的明确定义。

符号代数。

认识到了数学符号的意义，符号系统的建立使代数成为一门科学，从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的标志，反映了数学高度抽象与简炼。

修道士帕西奥里（意，1445－1517年）（意，1994），1494年用铅字印刷出版的《算术集成》（全称《算术、几何、比与比例集成》）是继斐波那契之后第一部内容全面的数学书，其中采用了优越的记号及大量的数学符号（多为词语的缩写形式或词首字母），这是本书的最突出之处，推进了代数学的发展。虽然帕西奥里对数学本身缺乏创建，但其著作具有简明、通俗和综合的特点，因而广泛流传，16世纪意大利的代数学有长足的发展，其间帕西奥里著作的教育和启示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算术集成》中有“青蛙入井问题”的变形“猫捉老鼠问题”：一只老鼠在60英尺高的白杨树顶上，一只猫在树脚下的地上。老鼠每天下降1/2英尺，晚上又上升1/6英尺；猫每天往上爬1英尺，晚上又滑下1/4英尺；这棵树在猫和老鼠之间每天长1/4英尺，晚上又缩1/8英尺。试问猫要多久能捉住老鼠？

施蒂费尔（德，1487－1567年），16世纪德国最大的数学家，研究过代数和数论，首先使用加号＋、减号－和根号的人之一，1544年《综合数学》（又译《算术大全》）中指出：符号使用是代数学的一大进步。最早在印刷图书中用“＋”作加、用“－”作减的是维德曼（德，1460－约1499年），1489年出版的《各种贸易的最优速算法》（又译《简算与速算》）创用“＋”、“－”号用于表示剩余和不足，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544年施蒂费尔及其他一些数学家相继采用了这两个抽象数学语言符号才真正地、正式地登上了加减运算的舞台，渐渐地名扬四海，才得到了大家公认和使用。

等号叫一对双生子。关于等号，《算术集成》中用ae（来自aequalis）表示相等。牛津大学数学教授雷科德（英，1510－1558）于1557年在代数论文《智慧的磨刀石》中首次用符号＝表示相等，文章中写道：“为了避免枯燥的重复is aequalleto这个词，也就是等于，如像我经常在自己的工作实际用到那样，我就放二条平行线――同样长＝的一对双生子，因为任何两件东西，不可能比它们更相等。”

发明现代小数点的人是克拉维斯（德，1537－1612年），他在繁荣数学这门学科上超过了16世纪的任何其他德国学者，1593年在罗马出版的《星盘》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小数点，即把小数点作为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分界的记号，1608年出版的《代数学》中更明确地使用这种小数点。这是用点表示小数记法之开始。

1629年吉拉德（荷，1593－1632年）出版的《代数的新发现》中用有限线段解释方程的负根，并且第一个提出用减号“－”表示负数。从此，负数符号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沿用至今。

韦达（法，1540－1603年），律师与政治家，业余研究数学，16世纪法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数学家（1593年解出比利时大使提出的45次方程问题，但他不承认负数，叫它为“不合理的数”），也被认为是16世纪最大的数学家，从先辈的著作特别是丢番图的著作中获得了使用字母的想法，用字母等符号表示未知量的值进行运算，规定了代数与算术的分界，被西方称为“代数学之父”，1591年《分析引论》（或《分析方法入门》）是韦达最重要的代数著作，也是最早的符号代数专著。在《分析引论》的结尾写下一句座右铭“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Nullum non problema solvere）。1615年《论方程的整理与修正》用代数方式推出了一般的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记载了著名的韦达定理，即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式。他的著作内容深奥，言辞艰涩，其理论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直到1646年韦达的文集出版才使他的理论渐渐流传开来，得到后人的承认和赞赏。

2.2 三角学

欧洲文艺复兴始于意大利，之后是德国。德国在数学研究上独占魁首，遥遥领先除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各国。

1450年以前，三角学主要是球面三角。

15、16世纪德国人从意大利人获得了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中的三角学知识，如阿尔·巴塔尼（858－929年）的《历数书》、纳西尔丁·图西（1201－1274年）的《论完全四边形》。在16世纪，三角学已从天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数学分支。

雷格蒙塔努斯（德，1436－1476年），又名缪勒，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和讲授天文学，逐渐掌握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说，并努力钻研与之相关的几何学、算术与三角学，后到罗马，不断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经典学术著作，对数学的主要贡献是在三角学方面，代表作是完成于1464年《论各种三角形》（或称《三角学全书》，1533年出版），是欧洲人对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所作的第一个完整、独立的阐述，欧洲传播三角学，他的著作手稿在学者中广为传阅，成为15世纪最有能力、最有影响的数学家，对16世纪的数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哥白尼的工作受到他的影响，可惜40岁时英年早逝，死英是瘟疫，但有传闻说他是被仇人毒死的。雷格蒙塔努斯出版的《星历表》给出了1475－1506年间每天的天体位置，有趣的是，哥伦布在第四次航海探险时随身携带了一份《星历表》，并利用它预示的1504年2月29日的月食吓唬牙买加的土著印第安人，终于使他们屈服。

韦达（法，1540－1603年），1579年《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系统讲述了用所有6种三角函数解平面的球面三角形，这在西欧也许是第一部书，1615年《截角术》系统化了球面三角和平面三角学。

2.3 射影几何

欧洲几何学创造性的复兴晚于代数学。文艺复兴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几何创造其动力却来自艺术，因为画家们在将三维世界绘制到二维画布上时，面临着一些投影的问题。正是由于绘画、制图中提出的问题的刺激导致了富有文艺复兴特色的学科，透视学的兴起，从而诞生了射影几何学。研究图形的射影性质，即它们经过射影变换不变的性质的几何学，一度也叫做投影几何学。

起源于绘画和建筑学中的透视法，也就是投影和截景。公元前200年左右，古希腊数学家阿波罗尼奥斯在《圆锥曲线论》中把二次曲线作为正圆锥面的截线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的盛行促进了理论的发展，透视法成为一门几何与绘画结合的热门学科。阿尔贝蒂（意，1404－1472年）于1435年发表《论绘画》一书，阐述了最早的数学透视法思想，他引入投影线和和截景概念，提出在同一投影线下和景物的情况下，任意两个截景间有何种数学关系或何种共同的数学性质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射影几何发展的起点。

德沙格（法，1591－1661年），约1630年住在巴黎的德沙格又同那时法国的几个领头的数学家成为朋友，随后，经常出席梅森的“巴黎学会”的活动，与著名的数学家费马也有交往。上述这批人的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使法国成为17世纪上半叶世界数学史上最辉煌的国度，也为18、19世纪形成世界的数学中心打下良好的基础。身处这一旋涡的德沙格以其新颖的思想和独特的数学方法，开辟了数学的一个新领域，成为射影几何学的先驱。1636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透视法的论文《关于透视绘图的一般方法》，主要著作是1639年《试论锥面截一平面所得结果的初稿》，充满了创造性的新思想、新方法，是射影几何早期发展的代表作。书中提出并证明了“德沙格定理”：如果两个三角形对应顶点的连线共点，那么它们的对应边的交点共线。其逆定理也成立。图形连续变化，变换的不变性，关心结构不涉及度量。

随着解析几何和后来的微积分的迅猛发展，该书逐渐被遗忘了。直到1845年，法国几何学家、数学史家沙勒才在巴黎的一个旧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手抄本，此时射影几何正处于复兴时期，人们才认识到德沙格这本著作的价值。1950年前后，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又找到它的原版本，历经300余年的沧桑岁月，它终于在诸多数学名著中有了一个适当的位置。

帕斯卡（法，1623－1662年）1640年《圆锥曲线论》（1779年发现），帕斯卡定理：圆锥曲线的内接六边形对边交点共线。不同于物理学上的帕斯卡定律：加在密闭液体任一部分的压强，必然按其原来的大小，由液体向各个方向传递。

射影几何的综合方法，用代数方法处理问题更有效，射影几何产生后很快让位于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他们的工作也渐被遗忘，迟至19世纪才又被人们重新发现。

2.4 对数 16世纪前半叶，欧洲人把实用的算术计算放在数学的首位。由于天文和航海计算的需要，计算技术最大的改进是对数的发明与应用。

1585年史蒂文（荷，1548－1620年）曾是荷兰军队的军需总监，领导过许多公共建筑工程的建设，在数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十进算术》，系统地探讨了十进制记数及其运算理论，并提倡用十进制小数来书写分数，阐述的思想虽然很简单，却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史蒂文是第一个系统论述十进分数及其算术的人，其动机是简化计算，把它献给天文学家、测量人员和商人。在文明史上，史蒂文是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典范，他用科学的方式去处理实际问题，极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是像一个数学家那样思维，这是他科学生涯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纳皮尔（苏格兰，1550－1617年），把大部分精力花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论争中，但仍为数学的发展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受三角公式积化和差，几何级数指数等的启示，纳皮尔在对数的理论上至少花了20年的时间，于1590年左右开始写关于对数的著作，1614年发表《奇妙对数规则的说明》。纳皮尔的惊人发明被整个欧洲热心地采用，尤其是天文学界，简直为这个发现沸腾起来了。拉普拉斯就认为，对数的发现“以其节省劳力而延长了天文学家的寿命”。

邮票：纳皮尔的对数（尼加拉瓜，1971）。

在谁最先发现对数这个问题上，纳皮尔只遇到一个对手，即瑞士仪器制造者比尔吉。比尔吉独立设想并造出了对数表，于1620年出版了《算术和几何级数表》。虽然两个人都在发表之前很早就有了对数的概念，但纳皮尔的途径是几何的，比尔吉的途径是代数的。

1620年冈特（英，1581－1626年）制成第一把对数尺。

数学史上是先有对数，后有指数概念。而今天的教科书是先讲指数，并用指数来定义对数，这正与它的历史相反。

对数1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对数一词被译为“假数”。如1653年由波兰数学家穆尼阁（1611－1656）和薛凤祚合编的《比例对数表》一书，是传入我国最早的对数著作。当时lg2=0.3010中2叫“真数”（沿用至今），0.3010叫“假数”，真数与假数列成表叫对数表，后来改“假数”为“对数”。

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初等数学的主要内容基本定型，文艺复兴促成的东西方数学的融合，为近代数学的兴起及以后的惊人发展铺平了道路。3、15－17世纪的中国数学

两个特点：珠算发展，西学东渐。3.1 珠算

珠算盘是算筹的发展。珠算盘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chuò）耕录》（1366年）。明代算盘完全取代了算筹，珠算开始普及于中国，现存最早的珠算书是1573年（明万历元年）闽建（今福建建瓯）徐心鲁订正的《盘珠算法》。

程大位（明，1533－1606年），安徽休宁（今屯溪）人，自幼酷爱数学，从20多岁起便在长江下游一带经商，收罗了很多古代与当时的数学书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1592年60岁时，编著了一部集珠算理论之大成的著作《直指算法统宗》，详述算盘的用法，载有大量运算口诀，流传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以外。从它流传的长久和广泛方面来讲，那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任何著作也不能与之相比。

中国算盘（利比里亚，1999）、日本算盘（日本，1987）。

但实际上，珠算对筹算的取代，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建立于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失传。

3.2 西方数学的传入

乐山大佛（唐，713－803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传入：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汉唐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另一次是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由于演算天文历法的需要，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便将西方一些数学知识传入中国。

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1345年），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中的西岱岛，是世界驰名的天主教堂，也是巴黎最负盛名的古代胜迹之一。整个建筑全部由石头砌成，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占地5500平方千米。两座钟楼后面有座高达90米的尖塔，巍峨入云，塔顶是一个细长的十字架，远望似与天穹相接。整个建筑象征着基督教的神秘，给人以庄严华丽、神秘莫测之感。几个世纪以来，巴黎圣母院一直是法国宗教、政治和民众生活中重大事件和举行典礼仪式的重要场所。

西方数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是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明末清初），标志性事件是欧几里得《原本》的首次翻译。《原本》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公理化著作，影响最广泛的数学名著。罗素（英，1872－1970年）：“欧几里得的《原本》毫无疑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

最早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是明万历年间（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被中国人尊称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厅中有利玛窦（意，1552－1610年）的雕象。利玛窦曾在德国学习数学，后又给世界大科学家伽利略（意，1564－1642年）讲过几何学，但利玛窦来华并非以数学家的身份，而是“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制订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合儒”、“补儒”及“超儒”的和平传教政策，即“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学术上要有高水平，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南昌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名声大振。1600年利玛窦与徐光启（明，1562－1633年）在南京相识，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科学合作。

利玛窦第一次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地球是圆的。九星会聚（中国，1982）。徐光启（明，1562—1633年），上海徐家汇（今属上海市）人，明末著名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第一个认识到中国的近代科学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同时注意总结中国的固有科学遗产，成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大师。

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546－1601年）的“地心说”（第谷认为地球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行星绕太阳转，而太阳则率领行星绕地球转。这个体系虽在欧洲没有流行，但传入中国后曾被一度接受）。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对数、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崇祯历书》（1634年修成），其中天文学和数学基本理论占全书30%，奠定了我国近300年历法的基础。《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地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1634年，《崇祯历书》编撰完成，经过8次较量之后，崇祯皇帝最终相信西方天文学确实比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更好，1644年他下令颁行天下。但是他诏书刚刚下去没几天，李自成的军队就打进了京城，颁行《崇祯历书》的命令还没有实施，明朝就崩溃了。汤若望（德，1592－1666年，1622年进入广东）把《崇祯历书》做了删改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改为103卷，连同所编的新历本一起进呈清政府，献给满清政权。顺治皇帝给题写了书名，命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将这个历法颁行天下。

《崇祯历书》对中国天文学整体上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它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天文学作为政治巫术的性质。我们知道《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天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在农业和水利上，编成巨著《农政全书》（1639年刻板付印）。

数学史概论教案 篇2

1、文明背景 1.1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指14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兴起，15世纪后期起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历时约200年的历史中，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数学活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蓬勃兴起。

1.2 技术进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在15世纪后半叶开始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四大发明相继传入欧洲。1450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欧几里得的《原本》1482年在威尼斯出版了第一个印刷版。

1.3 航海探险

1488年，迪亚士（葡，1450－1500年）进入印度洋，发现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葡，1469－1524年）到达印度海岸，找到了通向东方的新航路。1492年，哥伦布（西，1451－1506年）到达美洲。1519－1522年，麦哲伦（葡，1480－1521年）船队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

1.4 天文学的革命

哥白尼（波，1473－1543年）提出“日心说”，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布鲁诺（意，1548－1600年）1584年在《论无限、宇宙及世界》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

2、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数学

近代始于对古典时代的复兴，但人们很快看到，它远不是一场复兴，而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2.1 代数学

欧洲人在数学上的推进是从代数学开始的，它是文艺复兴时期成果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领域，拉开了近代数学的序幕。

帕西奥里（意，1445－1517年），1494年出版《算术集成》是一部数学百科全书，其中采用了优越的记号及大量的数学符号，推进了代数学的发展。

塔塔利亚（意，1499－1557年）发表了《论数字与度量》（1556－1560），1 16世纪最好的数学著作之一，发现了三次方程的代数解法。

卡尔丹（意，1501－1576年）最重要的数学著作是1545年出版的《大术》，内有三次、四次方程的解法。

邦贝利（意，1526－157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代数学家，1572年出版《代数》，引进了虚数，正式给出了负数的明确定义。

施蒂费尔（德，1487－1567年），16世纪德国最大的数学家，1544年《综合数学》中指出：符号使用是代数学的一大进步。

韦达（法，1540－1603年），16世纪法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数学家，被西方称为“代数学之父”，1591年出版《分析引论》是最早的符号代数专著。

2.2 三角学

在16世纪，三角学已从天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数学分支。雷格蒙塔努斯（德，1436－1476年），1464年完成《论各种三角形》（1533年出版），是欧洲人对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所作的第一个完整、独立的阐述。

韦达（法，1540－1603年），1579年《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系统讲述了各钟三角函数，1615年《截角术》系统化了球面三角和平面三角学。

2.3 射影几何

文艺复兴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几何创造其动力却来自艺术。正是由于绘画、制图中提出的问题的刺激导致了富有文艺复兴特色的学科，诞生了射影几何学。

阿尔贝蒂（意，1404－1472年），1435年发表《论绘画》，阐述了最早的数学透视法思想，是射影几何发展的起点。

德沙格（法，1591－1661年）主要著作是1639年《试论锥面截一平面所得结果的初稿》，射影几何早期发展的代表作。

帕斯卡（法，1623－1662年）1640年《圆锥曲线论》（1779年发现），内有帕斯卡定理：圆锥曲线的内接六边形对边交点共线。

射影几何产生后很快让位于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他们的工作也渐被遗忘，迟至19世纪才又被人们重新发现。

2.4 对数

1585年史蒂文（荷，1548－1620年）著作《十进算术》，系统地探讨了十进制记数及其运算理论，并提倡用十进制小数来书写分数。

纳皮尔（苏格兰，1550－1617年）至少花了20年的时间，于1590年左右开始写关于对数的著作，1614年发表《奇妙对数规则的说明》。

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初等数学的主要内容基本定型，文艺复兴促成的东西方数学的融合，为近代数学的兴起及以后的惊人发展铺平了道路。3、15－17世纪的中国数学

3.1 珠算

珠算盘是算筹的发展。珠算盘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chuò）耕录》（1366年）。

程大位（明，1533－1606年）1592年编著了《直指算法统宗》。从它流传的长久和广泛方面来讲，那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任何著作也不能与之相比。

3.2 西方数学的传入

西方数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是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明末清初），标志性事件是欧几里得《原本》的首次翻译。

最早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是明万历年间（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被中国人尊称为“西学东渐第一师”。

徐光启（明，1562—1633年），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大师。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原本》前6卷出版。《几何原本》是中国近代翻译西方数学书籍的开始，相继出现了许多欧洲数学著作。

3.3 明末的中国科技

李时珍（1518－1593年）《本草纲目》，徐光启（1562－1633年）《农政全书》，徐霞客（1586－1641年）《徐霞客游记》，宋应星（1587－

中国史学史教案 篇3

附中国史学史参考书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批评纵横谈》朱杰勤《中国史学史》等等,以上史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史籍介绍和汇编为主，阐述其源流，考订其史官制度之变迁，重于历史文献学和制度的发展；另一类为历史哲学方面的内容，阐述历史意识的产生、历史学的形成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探求史学发展的规律，以及史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第一讲

中国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及史学的起源

一、中国史学史的任务

中国史学史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清代朴学的兴起与其时代的关系，宋代理学兴起与史学著作之风格如司马光与司马迁对于三家分晋的记载大不相同）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如甲骨文的了现对于古代历史认识的改变，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是史学的总结，更标志着政治方针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则是新兴的学科，近人梁启超、夏曾佑在建立方面有一定功勋，他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新史学》等著作，尽管不够严谨，其奠基之功不可没灭。）通过叙述史学本身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的具体过程和源流演变进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历史。

历史学与历史是有区别的，历史是曾级发生过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真实事实，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利用史料来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的学科，它包括占有史料、认识历史以及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理论和实践，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历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一方面，史学随着历史（诸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了发展而发展，并在促进历史的发展中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它又因为对历史的认识需要有个认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过程，往往表现出滞后于历史发展的现象（人们的认识水平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如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甚至不如哲学和政治学那样跟得上历史的脚步。历史也是变化发展的，要从后往前进行观察，正如人们所说的“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待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又如人们对秦始皇修陵墓大加挞伐，但今天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为我们创造了大量财富。）

二、史学的起源

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就产生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我国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生产斗争（治水平土和耕稼）和氏族部落间械斗的过程中（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等等），为了积累和保存以往的经验，纪念那些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以及自己的祖先和氏族的起 源的传说（这反映了原始婚姻关系的情况，如盘古氏开天地，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商的祖先，弃为其母姜原践巨人足迹所生，《山海经》、《诗经》、《史记》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多有），先是口耳相传，继又辅之以结绳刻木的手段帮助记忆，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是历史记载发生的前提。这些远古的传说在史学上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远古的和非史学的，只有它们才能提供关于史学来源的材料。首先，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了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其次，当人们创造出来文字以后，这些远古的传说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并记载下来，成为史学家探索、揭示先民初始时期社会历史面貌的重要资料。第三，远古的传说所反映出来的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曾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今天，我们从先秦史籍中还能看到被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古代神话、故事传说，尽管这些资料记载是零星的，并且免不了都经过后人的加工，而且各书的记载亦互相差异，但无疑都是现实生活斗争的反映，是古代历史的镜子，而不是后人凭自己的臆想所虚构出来的。后来文字与历法产生以后，人们又用文字来记载历史事件及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而形成了历史著作，历史学终于产生了。

三、史籍和史官

中国史学的产生于奴隶社会，从夏到到西周的一千多年间，奴隶主不仅占有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垄断着精神产品的生产，历史学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无不打上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颛顼帝和帝尧时，因为上古时期“古者民神不杂”，由于出现了九黎乱德的情况，人人可以沟通天人，致使 “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使神灵 “无有严威”，于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第二次是在帝尧时期，他出兵征伐三苗，所谓“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这样就把沟通天人的特权掌握在奴隶主阶级自己的手中，他们这种垄断是通过巫觋（男曰觋，女曰巫。）来实现的。

我国从夏代起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机构，于是就要拟定各种制度，发布政令，从而产生了文书。各个部门进行工作，都各有自己的文件，如军事、政治、生产技术等等，将这些文件分类加以保管，就成为档案，这些档案文件便是最早的成文史料，流传至今的《尚书》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汇编。

天命思想是商周奴隶主阶级继承原始社会人们对于自然（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认识的一种遗迹，也是他们进行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殷商奴隶主阶级认为天命决定着人事，如史书上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以此神化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统治。殷人已有明确的史书记载，所以《尚书》上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统治者虽然鉴于商亡的历史教训，感到天命不可尽信，但他们提出的“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原则，仍然带着旧的迷信天命的色彩。商周统治者都从天命论证历史和说明现实的情况，表明神意史观在当时占着主导的地位。

当时辅佐商王和周王进行统治的官吏，具有宗教首领的性质，他们的知识结构具有宗教祭祀方面的知识、中医药方面的知识和天文方面的知识，是中国第一代的知识分子，也负有提供历史经验的责任，所以叫做巫，也可以叫做史，所以上古时代是巫史不分的。其中有一些史官，虽然不是专为记载历史而设，但他们 除交通神人、处理政务、箴君王、备顾问外，还掌管文书、起草公文、记录时事。还常为国君讲授历史，以使国君无忘先王之业，当时的统治者还把历史当作教育后代的课本。这样，大约在距今三千七百多年以前，我国就出现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连续不断地产生了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等最早的一批文字资料和作品。未能成文的历史和时事，则主要依靠瞽史（可见古代人们的社会分工是很合理的，也是各用其所长，人尽其材），默记口诵，赓续流传。

从甲骨文起，在历史记载中所包含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始末诸要素日趋完善，涉及到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方面，其写作技巧也日益提高，历史著作产生的条件已逐渐成熟起来。

“史”字原义，并非指书，而是指用文字记事的人，是职务名称，如同后世起草文书、掌管文件的秘书、书记之类的官吏，职位并不太高。在西周，一些下级机关部门，凡是从事于记事的官吏皆称史。（中国古代很多制度是从周代完善起来并有典籍记载的。）《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对此，清代学者江永曾作过解释，认为这里的“中”是指簿书，“又”是指右手，手持簿书为“史”，这正与周代那些起草文书、掌管文件的官吏叫“史”之义相符合。为什么当时把簿书叫做“中”呢?清代另一学者吴大澄有过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中’字是“册”的简笔字，持中就是持册。周代把办理文书的工作叫做“治中”，这个“治中”也就是治册，是办理文书的的同义词。

夏代既然已经出现了国家，那么在奴隶制国家机构中，设置这类性质的官吏应当说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古籍中亦记载夏代设有太史令。如《吕氏春秋·先识》篇说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至于殷代设置这种官吏，则已更无争议，《尚书》上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不仅在《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中都记载有内史等名称，而且甲骨文中亦有“作册”、“史”、“太史”、“内史”、“尹”等职称的出现。这些职称，直到西周初期还在沿用着，西周金文里就有“作册”、“内史”、“内史尹”等的称呼。在《周礼》中则还记载了周代的史官设置，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这五史之说，前人依据春秋时期史料考定，基本上都得到证实。史官的地位是比比较尊贵的，而且是世袭的，带有文化家族的意味，占有独特的知识话语的权力。另外，在《礼记·玉藻》篇和《汉书·艺文志》两书还载有左史、右史的名称，不过所记职责互不相同，前者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后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对此，清代学者黄以周曾作过考辨，指出其具体分工应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二史都是设在国王身边的官吏，记言就是为国王起草文书，发布文告推行政令；所谓书事，则是指负责记录所发生的与国王有关的一些事件，这就不单局限于人事方面，自然界的重大变化即天道亦需记载，周代史官已经比较完善了，不仅王室有史官，至少在春秋时各诸侯国各有史官和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郑志》以及其余各国之《春秋》其名称散见于各种史籍之中，如董狐（晋）、齐之太史兄弟、南史氏、左史倚相等等，打破了王室垄断史书记载的特权。三代以来史官的发展趋势是人事的内容逐步超过了天道，史官的职守逐步地摆脱了神道宗教的事务，慢慢地分离而成为某种专业，因而史官有更多的机会从事于历史记载、史料的搜集、汇编和保存，这就为史学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西周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与其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并成为统治集团成员言行是非的准绳，维护着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所以，其道德观念，对整个社会具有法律裁判的性质和作用，而对历史著作也就具有了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的意 义。

至少在春秋初期，为了在历史记载中直接表达统治者的愿望和要求，史官们经过长期的记事实践，根据当时存留史事的格局，逐步在记事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现其立场观点的方法。记注式的文字记录，已初具历史著作的性质。《春秋》是这种著作的代表。它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奉周礼为评人论事的标准，着重于对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训诫。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具有历史著作雏形的官修编年史。

四、甲骨文与金文所记载的历史

不仅关于史书史官的记载见之于文献，而且见之于甲骨文字与金文等实物资料。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体文字，已发现的大约有十万片，可以辨识有三千多字。因为它是殷商王家占卜的文辞，所以也称之为卜辞。殷人信奉鬼神，事无大小，都要取决于占卜。凡政治、军事、病丧、祭祀、风雨以及日常大小事件，事先都要先占卜一下，并把占卜的原因和结果，刻在甲骨上面。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古籍里所说的“君举必书”的最早起源。正因为一举一动都有记载，所以其内容非常广泛，可以说反映了殷商社会的各个方面。

(1)反映自然界的变化：风、雨、日蚀、大风暴的来临，天象的恶劣变化等。（这从《易经》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人们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关系的得视。）

(2)反映对外战争：为了获得大量的奴隶以满足奴隶主阶级的贪欲，殷王朝曾向周围方国部落不断发动战争，抓捕俘虏以充当奴隶。武丁时代战争特别频繁，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

(3)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反映：据专家研究，殷代全国各地建造了很多监狱，用来囚禁奴隶，而奴隶则用逃跑、暴动等方式与奴隶主进行反抗斗争。这类记载在卜辞中数量相当大，它一方面反映了殷代统治者利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统治和镇压，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激烈。(4)关于生产活动的反映：在殷代，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农业逐步发展起来，在卜辞里有禾、黍、麦、稻、米、、田、圃、蚕、桑等字，并且占卜有年、受年和祈年的记录很多。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法，也已经相当严密，在甲骨文中，习见“十三月”的名称，足见殷人是懂得置闰的。手工业方面，从地下发掘资料证明，不仅种类很多，而且所造的工艺品还非常精致。甲骨文里除了载有铜、石、玉、骨等工种外，还有造船、织绸、制革、酿酒等部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殷代在交通方面已有了驿传制度。

另外，关于殷王的生活、迁都的情况以及各种祭祀活动也都有记载。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尽管甲骨文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同时它的内容又是以王家活动为中心，但毕竟为我们透露出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又不象后世史书那样往往经过有意的粉饰、歪曲和篡改，因而其真实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更何况商王的王家活动又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 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甲骨文无疑是我们研究三千年前殷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珍贵的历史资料。

金文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存西周钟鼎文就是西周史官们的一种作品。金文又称钟鼎文，是铸在钟鼎盘盂等青铜器上的铭文。钟鼎文起源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流传下来的两周青铜器，有铭文者已达四千具以上。古人铸器，本意在于实用。在器物上刻字或铸字，起初是为了示其所有，后来又发展到有专为勒铭 记事而作器。如《墨子·鲁问》云：“攻其邻国，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存世金文中有关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等的记载，最长者达四百九十七字，为毛公鼎铭。金文一字一句皆为古人真迹，绝无传抄错误或经后人窜改的毛病，所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内容多为分封、赏赐、战争、纪念、会盟等的专门纪念，也可以作为日后的封地归属的凭证。由于文字发展到此时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金文又多少带有工艺品的意味，所以制作精美，书法考究，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范本。

除官方史官外，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史官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如古书上所说的瞽史、朦史。对于史料的留存和史事的传播来说，瞽史的作用亦不能低估。古籍中往往把他与左、右史相提并论，不是没有道理的。瞽朦是属于太师的乐官，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

(《周礼·春官》)，即“主诵诗并颂世系，以戒劝人君‛。又说“瞽为诗”，他们的说唱，应包含着比笔录详尽的史实，对简略而缺乏关联的左、右史的记录，起着联络会通、委曲细节的作用，他们之间相互补充，保存了我国古史的相对全貌。春秋时人引的《瞽史之纪》，可断定是他们讽谏周王的文字记录。

《国语·晋语四》引“《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又引“《瞽史之纪》曰： 唐叔之世，将如商数’。”语意都是和其“知天道”、“世奠系”吻合的。靠他们口诵而赓续流传的史事，为以后融合言、事的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五、《尚书》及其史学价值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其体裁属史料选辑。它的内容主要是政府档案，如报告、公告、誓词、命令之类，所以它也是远古历代的政治论文集。相传孔子曾整理编选过《尚书》，因而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又称《书经》。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指春秋时代的秦穆公，而不是战国以后之秦朝）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始皇焚书时，《尚书》一度散佚，至汉文帝时，尊孔崇儒，才由秦时任过博士官的老儒生伏胜口授默写出来，共有二十八篇，因为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所以叫《今文尚书》，《今文尚书》被西汉政府立于学官，设立博士传授，因而广为学者所传诵。汉武帝时，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所谓古字，即秦以前的籀书，也叫蝌蚪文。经过当时学者孔安国的校读整理，结果比伏生传授的多出十六篇，于是世间便出现了今文与古文两种不同版本的《尚书》但《古文尚书》没有列入学官，流传不广，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便失传了。到了东晋王朝在江南建立后，为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广求经籍，豫章内史梅赜便出来献上一本所谓《古文尚书》。它除包含《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外，还多出二十五篇，又带着孔安国的《传》，即注释，说是孔壁《古文尚书》失而复得。大家信以为真，加上朝廷的提倡，于是广为流行。唐代孔颖达奉诏编定《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其中对《尚书》的解释，就用这孔安国的《传》。当时梅赜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被作为官定本颁行全国，元、明、清时，民间乡垫都读它。其实孔壁《古文尚书》业已亡佚，梅赜所献的这本连同《孔传》，乃是三国末年魏晋间人伪造的。宋朝的朱熹已怀疑梅氏《古文尚书》的可靠性说：“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认为不合事理，令人怀疑；至于《尚书》孔安国《传》，则“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朱子语类》）至清 代，阎若璩写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举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作，后来丁晏又著《尚书余论》，惠栋也著文进行说明，进一步揭露伪造者是三国魏的王肃，于是《古文尚书》是假书，孔安国的《传》是伪《孔传》，终于成为铁案。这是我国学术史上极有科学性的一项研究成果。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尚书》，是《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今古文都有的三十三篇为真，其余为伪。两书的篇目划分也不尽相同。由于《尚书》的今古文之争，所以后世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学派，其风格大为不同。大致而言，古文学派忠实于经文原意，重于训诂、音韵与文字的考订与名物制度经典的解释，今文学派重于发挥经文中的微言大义，重于阐释经文中所包含的伦理与哲学思想，而且为后人的自由发挥提供了一定空间，多为变法者或思想宣传家所所采用。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大多是历史人物的言语，诚如唐代刘知几所说“盖《书》的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史”（《史通·六家》）《尚书》基本上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告。典是重要的史事记录；诰是君对臣的谈话；谟是臣对君的谋划；誓是王誓众之辞；命是册命或君主的某种命辞；一言以蔽之，《书》是政事之纪，它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若按其性质而论，可以分为如下六类：

（1）讲述帝王事迹：如《尧典》，这已经可以称之为正式的历史，所以大家认为是战国时人根据传说追记成的。

（2）记载典章制度：属于后来志书性质，如《禹贡》，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志，据近代学者考证，它也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吕刑》则类似于后代的刑法志。

（3）议论国家政治：《洪范》就是箕子为武王论天地之大法，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4）

誓师词：如《甘誓》、《牧誓》就是分别为夏启、周武王对外作战的誓词。

（5）

策命：《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封晋文侯为方伯(诸侯的领袖)的命令。

（6）

诰：诰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的是自上而下，也有是自下而上。《盘庚》是商王对臣民的训话，属于前者，《无逸》则是周公劝告成王之词，属于后者。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前三类乃是历史记载，后三类则为文书档案。从总的来看，尽管它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历史著作，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可忽视，因为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而又较完整的史书，保存了我国奴隶社会最早的一批重要文献，特别是商周二代。这些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情况、生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重大的作用。盘庚迁都，是商代历史上一件大事，这位商朝的“中兴贤主”为了迁都到殷，先后发表过三次讲演。由于当时从世族百官到百姓庶民几乎一致反对，所以他反复说明迁都的原因，劝告群臣必须服从王命，指责群臣不该以“浮言”鼓动群众，并告诚人民应当听从他的命令，否则将如乘船一样，会有沉溺的危险。《盘庚》篇就是这三次讲演的记录，它不仅反映了迁殷前后臣民的不安情绪，面且也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阶级关系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情况。虽说是当时的政治文件，却成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至于《周书》十九篇，除少数篇目外，大都为西周初期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周初统治者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诸如武王伐纣、周公讨叛、营建 洛邑、封树侯国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逸》篇，已经体现出周初统治者具有以殷为鉴的思想，它告诫成王不应贪图安逸，要效法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这种敬天保民、以殷为鉴的思想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尚书》既是文件汇编，因此在内容上各篇之间互相独立而缺乏内在联系，加之又无明确的时间记载顺序，就为研究古代史的人留下了一些困难。

第二讲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一、《春秋》名称之由来

春秋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因为一部史书而得名的，这是因为记事必须标年，商时一年只分春秋二季，所以取春秋二字连用来代表年，作为史事记载的通称。晋代杜预在解释《春秋》书名时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经传集解序》）这就是说，编年史体之所以称为春秋，就因为其书以年为纲，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因此，春秋时代以后仍然有许多编年体史书籍沿用着这一古老的名称，如《吴越春秋》、《楚汉春秋》等。

春秋时各国史书各有其名，如晋国叫《乘》，郑叫《志》，秦叫《秦记》，楚叫《梼杌》，鲁国叫《春秋》，孔子编的史书名为《春秋》，就是沿用鲁史记的原名，以鲁国旧有的史书为基础，（鲁国是史书和保留周礼文化最完善的国家），又是当时通用的一个名称。但随着各国史记的忘佚，《春秋》之名便专属孔子了。

二、孔

子

生

平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他的祖先原是宋国奴隶主贵族，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失败，迁居鲁国，家庭衰落。所以孔子早年生活贫困，靠给富贵人家相礼为生，也做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中年时曾一度担任过鲁国季氏政权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此后便“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并无成效。他一生当中，很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讲学和整理典籍上面。他一个人招收大批学生进行讲学，据说他有弟子三千，其中有突出成就的为七十余人。他的学生中如颜回、原宪等不少人的出身是很贫苦的。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古时学在王官，而他却大开私人讲学之门，这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对“官府之学”的冲击和对非官方学术活动的开展都起了很大作用，使学术文化得以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开放。

在讲学的同时，孔子还整理了古代典籍《六经》，并用它作为教材教育学生，从而使这些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所以孔子在教育史上、文化史上都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

由于孔子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文化实践中的丰富阅历以及好学勤思的习性，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就在当时已被人们认为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的杰出人物。但是孔子在政治上毕竟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所以他虽然生活在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但他不是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为新制度的诞生而 大喊大叫，相反，他是一位哀叹世风不古而力图重建文武周公事业和他自己理想中的西周盛世而奔走呐喊的保守思想家。他对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推崇备至，他经常形于梦寐：“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楚见周公！”（《论语·述而》）

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作为封邦建国制基础的井田制在瓦解，奴隶制在崩溃，社会即将进入土地私有制，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奴隶主贵族的最高代表周天子的权威旁落，各地诸侯也逐渐衰弱了，而大夫则日益骄横，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子式微，诸侯坐大，这是历史的趋势。孔子看到奴隶主阶级江河日下，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为挽救日见衰败的奴隶制，孔子为之奔走呼号，为维护封建礼制而呕心沥血，如在他七十多岁高龄时，他听说鲁国的大夫在季氏自己家中用天子之乐舞八佾，他怒不可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请求国君派他带兵去讨伐大逆不道之臣。他克已复礼的主张到处碰壁，但从不灰心。他的这套政治方针当然是行不通的，他只能到处碰壁，正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在政界失败了，便去从事文化教育，拿起文史作为斗争工具，从思想意识方面继续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

三、孔子作《春秋》的目的

孔子出身于贵族,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重礼文、行、忠、信的教学内容，强调历史知识、社会实践和作人原则的结合。由于在政治实践上的处处碰壁，他改而企图用学术著作来宣扬并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作春秋的目的，主要出于一种拨乱反正的目的，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道德准则，通过对历史上一些人和事的叙述和评论来宣扬自己的学说。他认为：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通过史实来说明问题，将比空谈理论深刻明白得多，所以他修编了《春秋》一书。他作《春秋》的态度近乎苛刻，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来写的：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对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司马迁和孟子都有评论，司马迁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王道”，维护周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和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又说：

“上大夫壶遂曰： ‘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 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孔子修《春秋》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有他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写历史来宣扬他的思想观点，评论“是非”，“惩恶而劝善”，鞭挞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拥护周天子的权威，维持正在崩溃之中的奴隶制，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社会状态，通过正定名份，使人各安其位，各尊其德，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所以，《春秋》与其说是一部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四、《春秋》的思想特点和史学特点

1、主观主义的历史观点，所谓尊尊亲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孔子修《春秋》并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从研究史实中得出结论的，而是结论早已存在于他的心目之中。他常常是强使史实就他，用选择甚至歪曲史实的办法，来宣扬他的思想观点的。例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天，晋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国，成为中原的霸主。当年冬天，又在温地大会诸侯以讨不服，并把周天子也叫去参加。周天子这时早巳失去了过去的权威，只好听从诸侯的召唤，亲自赶去听侯吩咐。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孔子根据他”君君臣臣“、维护周天子权威的原则，认为自古以来，只有天子召见诸侯，哪有诸侯召见天子的?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于是便在《春秋》中把这一历史事实写成：“天王狩于河阳。”意为周天子到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冬猎。这样写，周天子的权威是维护住了，天王像个天王的样子了，晋文公以臣召君之失也掩盖起来了，臣下像臣下的样子了，但却完全违背了事实，是十足主观主义的写法。

又如《春秋·闵公二年》记载：“十有二月，狄入卫。” “入”意为侵入过，但不能占有其地。而实际情况却是狄灭了卫国，那个好鹤的卫懿公君死臣散，国土为狄人所占领。孔子为什么不据实直书呢?因为当时齐桓公称霸，若写狄灭了卫，就等于说齐桓公不能尊周攘夷，不能攘逐北方的狄人，不能救患、分灾、讨罪，霸主不象个霸主。所以必须为齐桓公隐讳耻辱，只说狄人到过卫国。

再如鲁隐公是被鲁大夫公子羿所杀，鲁桓公被齐侯所杀。当时鲁桓公带着他的老婆姜氏到齐国会见齐侯，姜氏同齐侯私通，为桓公发觉，齐侯就叫彭生将桓公弄死。按照《春秋》用词的惯例，隐公应书被 “弑”，桓公应书被 “戕”。但这样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光彩的，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于是孔子就在《春秋》中书作：隐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薨”的含义是寿终正寝，善终，不是被杀。这样孔子就隐讳了尊者的无耻，但却掩盖了事实的真象。

2、惩恶扬善，立场鲜明。这尊者隐讳的史学方法，孔子修《春秋》时使用得很多。孔子千百计地掩盖统治者的丑事和罪恶，无非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尊严，让人们顺从他的统治。而在另一方面，孔子对于敢于犯上作乱，敢于不遵守奴隶社会的秩序的，则坚决予以贬斥。例如卫国的司寇齐豹，因被卫侯之兄絷夺走了官职和食邑，就杀絷作乱。孔子在记载这一历史事实时，根本就不承认齐豹是司寇，连齐豹这个名字都不屑提，干脆称他为“盗”，书曰：昭公二年“秋，盗杀卫侯之兄絷。”

又如襄公二十一年，邾国庶其背叛他的国君，以漆、闾丘之地投降鲁国。昭公五年，莒国牟夷以牟娄及防、兹之地投降鲁国。三十一年，邾国黑肱以滥地投降鲁国。三人都是小国的大夫，非卿。按照《春秋》记事惯例，是非卿不书名的，但孔子认为这三人盗地叛君，罪恶极大，便在《春秋》中破例地记上他们的名字，意思是要把他们三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使之遗臭万年。据说如果不这样进行“惩不义”，则“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贪冒之民，将寘（zhi）力焉”，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就将会维持不住了。

《春秋》书法的特点，是通过谨慎人用字来表现作者的立场观点，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这种特点的产生，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要求在历史记载中强烈体现自已的意志，另一方而则与我国古代官修史书独特的体制有很大关系。至少从商代以来就发生的利用历史对国君进行劝戒的作法，在春秋时有意识地扩展到了劝戒统治阶级主要成员。他们不仅注意比较遥远的过去，更注意目前，企图通过成文的历史，在当代树立起符合自己理想的楷模，谴责违背统治者利益的人和事，及时发挥其教育作用，这也说明史学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人们重视其在社会上的教育作用。显然，孔子是想用隐讳、褒贬的方法来“惩恶劝善”，使“乱臣贼子”惧，从而维护住周王室的尊严，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但这只是他自己的主观愿望而已，在实际上，他的这部《春秋》在当时能起这么大的政治作用吗?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但这却是夸大之辞。《左传》作者对《春秋》也推崇备至，显示出作者对史学目的的认识同于《春秋》，《左传》阐释了《春秋》笔法，而且谈到了对《春秋》的看法：“君子曰：‘《春秋》之称（用词造句），微而显（言简意豁），志而晦（记事而义深），婉而成章（表达委婉，但顺理成章），尽而不汙（尽其事实无所汙曲），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3、文字简约的《春秋》笔法。当时，书写条件大受限制，文字是写在竹简或木牍之上的，篇幅也有限，汉字又是如此难写，因此文章不可能长篇大论，所有不关重要的字、词都得省去。孔子写书又有所“忌讳”，怕“时难”，为求“免祸”，对于当代之事，常常是有话不敢直截了当地写出来，更由于瞽史的作用，可能使一字褒贬的真实含义得到传扬，所以当时统治者的近切愿望，可以通过这种简赅的用字来表达，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用字讲究，符合事件与人物的性质标准，不加专门的评论，而是在行文中通过用字来表达作者的立场与评价，如弑、篡、征、讨、伐等等。所谓《春秋》的“笔削大义微言”，只不过是我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通过这种书法所表出来的是奴隶主政权的官方立场，其书法除了“告则书，不告则否”，“令不及鲁，故不书” 之类的惯例外，主要在于遵循政治思想上的原则，其围绕“君举必书”这一中心所进行褒贬予夺的标准，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经纪人伦”，这在《春秋》中所反映是很充分的，它反对一切违背周礼的僭越行为，表彰那些唯礼是从的人事。《春秋》多从礼与非礼评鉴史事，决定书与不书，及如何书。《春秋》简约地罗列了我国春秋时期的大事，有取舍详约，于纪事中寓褒贬，对我国史学著作具有发端的意义。但是它记事过于简略，每条最多者四十多字，最少者仅一字；表达作者态度的方法使不少记载的字面意义违背史实；更缺乏对史事具体过程和情节的记述，《春秋》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部共只用了一万八千多字，极其简略，导致了晦涩不明。有的记载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从不说明事件的原因和经过，所以单从《春秋》看，孔子寓于其中的褒贬到底是什么是很难了解的。就连孔子的学生们都听过孔子口授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事件，对《春秋》的含义也是 “退而异言”，理解的很不一致。于是“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是《春秋》的讲解本，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历史的事实与孔子所表达的褒贬所指。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孔子对鬼神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自己可以说是“不语乱、力、怪、神”，他虽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去宣扬。《春秋》里面尽管也记载了许多灾异如水、旱、雷、电、地震等，而且孔子也有较浓重的天命思想，可是他对这些灾异并没有人为地去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春秋时期各种政治军事活动如会盟、征伐本来都是结合着祭祀活动进行的，但《春秋》却能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是先秦时期的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种思想内容正体现了以天道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转向以人事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的过渡。

五、孔子及其《春秋》对于史学的贡献

①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在此以前，著述历史皆是史官之职，孔子《春秋》的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史书从官书中解放出来，私人著作的风气随之兴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表明学术已不再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尽管这种解放是有限的，但其影响很大。

②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述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与甲骨文的记事零碎、金文的一篇篇孤立相比，已完全不同，它是我国第一部名符其实 的历史书。

《春秋》纪事，一般都有年、时、月、日，日子不明则有年、时、月，至少也有年、时。同时它所记的，正如上文已经指出过的，并不单纯只是鲁国一国的历史，而是把春秋一代天下大势的演变，做了全面的记载，涉及了一百二十四国之事，实际上它是一部春秋国际史，这也是孔子的一种创造。

③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属辞指的是语言的用词讲究，遣词造句，比事指排比史事。孔子在《春秋》的编写过程中，对于用辞和史料的选择编排都是很讲究的，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同样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主选辞用字上规定一些义例，这是《春秋》书法上的一个特点，也是史学上一种新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对后世史家撰史起过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作《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确实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孔子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结束者，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开创者，其承先启后之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三讲

《左传》及其史学地位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编年体史书雏形的史书，编年体的真正成熟的代表之作是《左传》。《左传》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趋于成熟的标志。

一、《左传》的名称与作者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把它与写定于汉初的《公羊传》（公羊高）《谷梁传》（谷梁赤）一起看成是《春秋》三传。其中公羊和谷梁两传主要阐释《春秋》的 “微言大义”，虽然涉及历史，有些地方对理解《春秋》也不无参考价值，但基本上只是在文字间强辞夺理、穿凿附会。主要是借题发挥，其史学价值并不大。司马迁和班固都记载说《左传》是春秋时期的史官左丘明的作品，是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的。司马迁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关于这个问题，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得更加清楚：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所以传示来世。……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著述之冠冕也。‛

根据司马迁和班固刘知几等人的记载，左丘明和孔子大约是同时代的人。《论语》中甚至提到左丘明，而且孔子对左丘明非常尊敬，似乎左丘明年长于孔子，至少他们应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按一般情况而言，《左传》的成书的年代应与《春秋》相当，但其书虽与《春秋》纪事的起点相同，却记载了孔子死后五十年的事情，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还有一些带有预测意味的的话也得到应验，由此可知，《左传》成书应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战国时期一些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也常引用《左传》中的话，一些内容已经比较流行，由此可以推断出《左传》的成书当在战国初期。但司马迁等人的说法并没有错，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说过：“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这是符合先秦著作形成的实际情况的。《左传》最初是出于左丘明的口耳之授，后来才著之竹帛，又经过后人一些加工整理，才最后写定。在战国以前，著作大体都是集众作的。那时学术重传授系统，谁是这部书的最初传授者，谁就是这部书的作者或编者，但是书中往往附益有不少其他人的东西。他的弟子或后来的传授者们都可以加些词句或篇章进去，对原书进行扩充，所谓“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并不是前人写了一本书，后人就丝毫增删不得。其实《左传》是一部集众合成的作品，唐代的刘知几就已指出过：《左传》文辞，“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但由于左丘明是它的最初传授者，因而左氏也就被称为《左传》的作者了。

至于左丘明传诵《左传》，最初是否就是为了解释《春秋》，“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以至“受经作传”，对于这个问题，自汉代以来就有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左传》本身来考察，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它大体是以《春秋》为纲，用具体史实来解释说明、补充订正《春秋》的。《春秋》待《左传》而明，两者相辅而行，《春秋》离开《左传》就难以独立成书。但《左传》不象《公羊》和《谷梁》两传那样完全依据《春秋》，所谓“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它带有很大的独立性，相当于一部相对独立的史书，而且涉及了不少《春秋》中所没有的内容。关于左丘明的历史，古代留下来的材料很少。他复姓左丘，省称左氏。司马迁称他是“鲁君子”，君子即贵族。又说“左丘失明。” “左丘明无目”。据《周礼》记载，古代有一种官名“瞽朦”，职务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 以役大师。”这是一种乐官，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史官，他们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以提供鉴戒，箴谏时世。所以《国语》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朦不失诵，以训御之。”瞽，无目。蒙，有眸子而无见。古以盲人为乐宫，因而瞽朦便成为乐官的代称。左丘明很可能是春秋末期出身于鲁国贵族的一位瞽蒙。他既熟知统治阶级的历史，又习闻先辈瞽蒙的诵说，因而掌握了丰富的史实。同时由于职务的关系，他自己也必须传诵这些史实，一年复—年，传诵的内容逐渐丰富，组织日益严密，修辞越发考究，于是便成为讲解《春秋》的绝好好材料了。然后又经过孔门子弟的记录补充，加工润色，至战国初年，一部与简略的《春秋》互为表里的《左传》便最后完成了。所以它实是始于左丘明而又集众合成的作品。

二、《左传》思想特点

作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写定的一部史书，《左传》比起写成于奴隶社会的《春秋》来，在思想内容和编纂方法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春秋》的出发点是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所 以据鲁、亲周、故殷、寓褒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以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左传》则不同，它的历史观点有许多大的进步，具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

1、《左传》不再以一国为中心，不象《春秋》以鲁国为中心，而是以全局为出了发点来记载历史，平均注意于晋、鲁、楚、郑、齐、卫、宋、周、吴、秦、越、陈等各个国家。虽然由于各国积累的史料有多有少，主要以晋国的内容为重要，但也是兼记各国史实。因而在记载各国史实时有详有略，但从《左传》记事的出发点看，它对各国并无偏倚。这是当时周王室的“大一统”局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而战国的局面业已出现的反映。还反映了一些民族融合的内容。《左传》承认了社会的变化。这种历史进化观点是十分可贵的，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发展的正视，它所包括的内容更加现实些，不象《春秋》完全出于道德标准。

2、《左传》不为尊者讳，对于奴隶主贵族以至周天子的腐朽没落，反而多所揭露。具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婉惜之情。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都起了剧烈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历史学家来说，对待这些问题的反应就更为敏感。事实证明，《左传》作者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的。众所周知，左传记载齐桓、晋文的霸业，晋悼的复霸，是全书精采的篇章。然而书中并没有流露出象孔子那样鼓吹恢复西周宗法封建秩序的观点或感情，对于春秋初年开始衰微没落的周王室也没有给予任何同情，所以能够如实地记录了周郑交质、晋侯召王(僖公二十八年)、王室向诸侯求金、求车(隐公三年、桓公十五年)等史实。这些史实反映了当时的周王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已连一个诸侯的地位也不如了。对于由“王”而“霸”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大国兼并小国和吞灭同姓国的历史事实也毫不掩饰，并且认为这种兼并是很自然的趋向，而不是什么违天不道的事情。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 社会发展趋向的旧制度的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反对。书中不仅多次引用当时著名的政治人物、贤大夫的言论，对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国君加 以无情的谴责，而且作者还借用“君子”之言来直接发表议论。如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作者就借“君子曰”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谴责“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难以在上矣”(文公六年)。这种抨击是很激烈的。可见作者对于野蛮、残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这些言论，显然又与《左传》作者的“民本”思想密切相关。

到了春秋晚期，诸侯衰微，政在大夫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趋势，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则标志着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开始。对于这种局面，特别是对那些所谓“乱臣贼子”的掌权行为，《左传》作者大都寄予一定的同情。鲁国新兴地主势力季氏赶跑了鲁昭公，《左传》记载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昭公三十二年)。这就表明季氏赶走鲁君，是深得民心并且得到诸侯赞同的正当行动。他还引用了晋范献子评论季氏政权的一段话，来进一步说明鲁政权操在季氏之手的局面已定，鲁昭公就是要想复辟也只能是徒劳的。范献子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昭公二十七年)。象这样一个基础稳固、四处有援、大得民心的新兴政权，有谁能够把它推翻呢?这种承认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观点，在许多史实的记载叙述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载史墨评论昭公之死的一段结论性的话更为典型；他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三后之姓(指虞、夏、商)，于今为庶”。这种观点自然和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不仅如实地记下了这些历史事实，而且记下了对这些历史事实所进行的观点鲜明的重要评论，也就决非出于偶然。这种观点，正是西周末年以来王室势力衰微，地方权力加大，诸侯国政权不断更迭的历史反映。《左传》作者既能承认并又肯定这一社会变革的现实，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起了良好的影响，成为此后中国史学园地里发展起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如实记下了晋侯召天王的史实，不像《春秋》那样讳曰“天王狩于河阳”。《左传》的这些记载，对于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公室的没落，字里行间带着惋惜的情调，但却并不为之隐讳。它暴露公室的腐朽，揭示公室同异姓诸侯之间的矛盾，肯定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必将上台执政，对于日暮途穷的奴隶主阶级并一留恋，这种进化论的史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是十分可贵的。这种记事的态度，同《春秋》往后看是不同的。这是战国初年奴隶社会业已崩溃，封建制度正在确立的社会现实在史学上的反映。

3、对于鬼神观念的变化。《春秋》很重视记载灾异，其用意，是要把天象和人事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天要人间发生某种事变的预兆。《左传》也记星象的变动，谈天命，谈鬼神，而有常以来占卜来预言吉凶休咎，认为人世间的祸福都是天从社会外部决定了的。所以它具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基本上是以天命论的唯心史观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的变化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又常以信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叙述着尊天命与怀疑天命的两种思想斗争，提出了“重人事，轻鬼神”的观点，作者调和天道与人事，并不是轻视人事，而是企图借助天道的权威来维护作者想象中的天给人世所拟定的纲纪，因此作者强调的并不是天道，而是在不破坏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强调实现人的作用。这说明在人们的头脑中，上帝的观念已经模糊起来，《左传》作者对于商代以来的统治思想天命鬼神观念已经动摇了，而且它具有一种折衷的态度和矛盾心理，说明它对鬼神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4、《左传》具有可贵的民本的思想。

在奴隶社会，奴隶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甚至连牲畜都不如，随着奴隶社 会的瓦解，封建制度的出现，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了。《左传》注意到了人的作用，它记载昭公三年叔向与晏婴的那段对话，就很清楚地指出了：齐国为什么将为陈氏所有呢?因为老百姓“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晋公室为什么难以继续维 持下去呢?因为“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可见，《左传》的作者已经看到了人心向背对政权存亡的决定作用。他还写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它认为天和神都要尊重人的意志，这就否定了天和神的神圣性，而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指出了决定社会变化的力量来自社会内部，即人的努力，而不是来自社会外部，即天的安排，它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在二千多年以前，是很进步的思想。但这些在《左传》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5、《左传》提倡记载史事必须据事直书，它赞扬像齐大史兄弟、南史氏这样的一些“直史”和“良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大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歌颂的这种直书、实录的精神，后来被作为史官的美德和评价史书的一个标准，在整个古代史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代史官坚持直书，是出自史官的责任感，也是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了提高的表现。因为只有如实地记载史实，史书才能发挥垂训鉴戒、鉴往知来的作用。当然，像齐大史、南史氏这样的古代史官或史家，即使能摆脱统治者的压制，顶住权贵势力的干扰，极有胆识地坚持秉笔直书，也不可能在总体上写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因为他们本身不可能突破阶级立场和时代的限制，他们坚持书“崔抒弑其君”，就是受忠君思想的支配，目的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对于被统治阶级，他们就不会秉笔书了。但是，他们冒死直书，坚持实录的精神是可贵可敬的，而且比起隐讳的笔法来，他们的记载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

6、作者用周礼来作为品评是非的标准。要实现其正定名分的目的，这和《春秋》是一脉相承的。它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继承并发挥了《春秋》以周礼为准则的正名思想，它说：“君子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以周礼作为评论人物、褒贬人物事件的准绳。但时至春秋，诸侯强大而王室衰落，周王往往被诸侯所左右，面对这种局面，《左传》作者是矛盾的，即不愿抛弃旧原则，又不能无视新现实，于是只好折衷，承认新现实而申明旧原则。

7、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这里既包含了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又包含了旧贵族之间的相互矛盾．另外还有下少的记载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些矛盾斗争，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因之而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记晋灵公时的情况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指晋灵公女宠家的财富)溢尤”（昭公三年）。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由于这个原因，晋国民众统治者恨之入骨，“闻公命如逃寇雠，”反映出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在齐国,由于统治阶级的拼命剥削，官府贮藏的粮食多得腐烂变质,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则痛苦不堪，甚至连小吏三老也挨冻受饿。人们为了生活下去，不断进行反抗，结果又遭到统治者的残暴镇压，《左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国之诸市，履贱踊贵”。说明了人民被处刑砍脚的人很多，在市场上出现了假脚昂贵，鞋子反而无人购买的反常现象。这些记载，自然都是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三、《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

1、《左传》的编纂方法，也比《春秋》前进了很大的一步，可以说它是一部比较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它是可以独立成书的，它突破了《春秋》只记事不记言的框框，言事兼记，每事皆详，内容丰富，全书达十八万字，是《史记》之前篇幅最大的巨著。它对材料有剪裁，叙事有重点。虽然以时间为主要线索，也常常突破时间的局限，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必追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清楚的印象。如对晋楚城濮之战，晋秦鄢陵之战等重大事件，对齐桓公、管仲、晏婴、晋文公、郑子产等重要人物，都溯源竟委，前后照应，予以详细记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左传》以记载事实为主，又有论断性的文字，这就把史和论结合起来了。

2、《左传》取材广泛，而善于运笔，它大体上以鲁《春秋》为纲，而“取各国史策为之”。一些无经之传非鲁史的部分，和经传历法有差异的地方，可能就是取材于别国史乘，它还记载了不少史料价值很高的材料，如各诸侯国之间的载书，一些私人往来信件和民间歌谣。这些材料的运用，往往能把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表达得准确鲜明，形象生动。它的记事范围不只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上的一些现象的记载，为我们研究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3、《左传》在历史文学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左传》文字通俗清新，简洁精炼，准确明快，尤长于描写人物和战争。它善于对众多的历史人物，按照他们各自在历史事件中所处地位，描述其在事件中的各种表现，真实地反映出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思想。象赵盾、子产、叔向、晏婴、晋灵公、楚灵王、郑庄公、晋文公等人物，都写得各具情态，神彩焕然。如写晋国初霸时期的中心人物文公重耳及其周围的一些人物，用了相当的篇幅，详写了重耳在外十九年的流亡生活。表现他“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的经历，揭示其最后回晋作了君主在政治上就比较成熟的原因。在城濮之战中，他能听取各种意见，制胜强敌，奠定了晋国霸权的基础。

“公子”流亡遭冷遇，最后返国为君，这在春秋时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重耳的性格及其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着力描绘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能加强读者对历史人物及有关历史事件的理解，取得一般概括性的叙述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左传》写战争的文字特别出色。司马迁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作者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它善于抓住战争的起因，敌对各方在战前的动态，战时的力量对比，各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布署，参战人员对所赴战争的看法和打算，及其遭遇，战争的经过和结局等，纵横交错、宏纤毕具地表现战争的全局。春秋时明几场主要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韩原之战、郡之战，晋楚邮之战、鄢陵之战，都写得绘声绘色，雄壮激烈。

4、《左传》对中国史学影响很大。它成书之后，即在各国与各地广泛流传，战国后期不少人采用《左传》以著书。司马迁写《史记》时，不仅大量利用它所提供的材料，而且仿效其君子曰而为“太史公曰”，对史事人物加以评论，后 来的刘知几、章学诚都把它看作编年体史书的鼻祖，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说：“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更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

四、《左传》的姊妹篇——《国语》

《左传》又称《春秋内传》，此外又有《春秋外传》，就是《国语》，这两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三国韦昭、唐刘知几亦都确认《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但 《国语》中又记有涉及楚灭越、杀越王无疆的事，此事发生往公元前334年，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不可能活到这时候。所以《国语》中也挟杂有后人补充的一些材料，但它的最初编者应是左丘明。

《国语》以国为单元，分国编排史料，计《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共二十一卷。内容为记西周穆王至战国鲁悼公期间的一些史实。其下迄鲁悼公年间智伯之诛，与《左传》相同；但起子西周穆王，则比《左传》提前多了。全书以记言为主，“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其记载以无具体年月者为多，一事始末也常不完整，事与事之间不一定连贯，文风和语言也不统一。所以这是一部重要言论的集子，一部片断史料的汇编。它不象《左传》那样系统、连贯、完整，对材料有剪裁、有组织、有加工、有评论，又言简意赅，成—家之言。因此《左传》可说是一部熔铸而成的历史著作，而《国语》则是整辑排比而成的一部史料集子。但《国语》分国编排史料，开后来国别史的先河（同进稍后的《战国策》也是国别体史书，特别善于写辞令，语言非常有逻辑性，而且在技巧上非常讲究。）在编纂体例上也自成一家，刘知几称之为“国语家”，在历史编纂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很清楚地指出了《春秋》、《左传》、《国语》三书的关系。清代赵翼认为：《国语》“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左氏作《春秋传》时，必博取各国国史以备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摘以作《传》矣；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事自成片断者，则不忍竟弃，因删节而并存之”，成《国语》。

所以《国语》与《左传》，作者虽同为一人，但两书在个别地方，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却互有出入，也就不足为怪。例如《国语·越语下》记载，越灭吴在鲁哀公十年，《左传》则云：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两者相差十二年。又《国语·周语中》记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周文公即周公旦之诗，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却说是西周末年召穆公之诗：两书记载有所不同。这并不难理解：《国语》是左丘明的史料汇编，它摘录列国史书原文，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对其中的史料不一定经过考定；而《左传》则是左丘明的一部著述，对所引用的史料必然要作一番鉴别考定，不照抄旧文。

据统计，《国语》全书所记载的史事，是《周语》三十三条，《鲁语》三十七条，《齐语》六条，《晋语》九十二条，《郑语》一条，《楚语》十八条，《吴语》七条，《越语》二条，合计一百九十六条。其中记晋事最多，达九十二条。《左传》也是这样，记晋事所占的篇幅最大，为全书的四分之一。再以《国语》所记的一 百九十六条史料的主题同《左传》对看，计同于《左传》者一百零四条，为《左传》所无者九十二条。同于《左传》者，多可看出《左传》引自《国语》。例如曹刿论战—事，《国语·鲁语上》记载云：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氏，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匿，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矢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而《左传》记此事，则为：

“(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 《国语》记曹刿论战，文词支蔓，冗弱无骨；而《左传》则词多体要，语言简洁。人们讲究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是要开宗明义，立义明确，内容充实，结尾要有力，而《国语》中曹刿论战这一节则并非这样。这是《左传》中不少材料引自《国语》，而又经过删节润色的证明。至于《国语》有而《左传》无的九十二条史料，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左传》记事范围以外的。《左传》传《春秋》，所以编年记事与《春秋》同起于鲁隐公元年。隐公以前的史事，如《国语》中所记录的周穆王征犬戎，周厉王弥谤、幽王灭亡，周东迁等等，虽属重大，但也理所当然地为《左传》所弃置。

在《国语》中还有一部分史料，则可能由于同《左传》的主题无关，显得烦碎细小，因而也为《左传》所不采用。如《国语·鲁语下》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物如羊，却故意对孔子说得土狗，孔子回答：“羊也。”这说明孔子对出土文物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又如在陈国，孔子认出“肃慎氏之矢”，说明他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对于这类关于孔子博物有学识的材料，《左传》一概不收，因为这同它的主题无关。它是一部偏重于记政治活动的史书，所以它也记孔子的言行，而且不下十余条，但只限于孔子在政治方面的言论与行动。总之，《左传》引用了《国语》的大量材料，但它并不是随便照抄，而是经过了一番选择的。

《国语》与《左传》的历史观点很一致，它们在编纂学上都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史记的框框，不再以一国为中心，而是平均注意于各国，说明作者思想中周王室大一统的观念已很淡薄，这方面两书是相同的。它与《左传》一样也不为尊者讳，反而有许多揭露奴隶主贵族暴虐没落的记载。如记载周厉王弥谤：“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诬，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国语》也讲天命，但也注意到人事的作用，《左传》认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则进一步指出这些大事来源于农业之中，它把农业看成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的根本大事，这是唯物的思想，比《左传》还要进步。

《国语》与《左传》作者同为左丘明，便前者是一部史料汇编，后者是一部历史著作，《左传》中的许多记载来源于《国语》，所以《国语》的史料价值很高。

第四讲 司马迁其及史学巨著——《史记》 《史记》是一部贯通上下三千年的通史，它确立了纪纪传体的史书体裁，开创了贯通古今的通史的写作，并以其独特的人民性与卓越的思想性滋养着后代的进步史学家，影响一真延续到现代。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产生，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奠定了古代史学确立和发展的基础。《史记》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亚洲许多国家的重要史料。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史学名著。

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1、家学渊源。司马迁(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生长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也是大一统局面出现后第一个经济文化的高潮时代。司马迁的幼年，是跟着父亲司马谈住在家乡度过的，“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参加过一些农业劳动，可见他的家庭应是一个中产以下的人家。司马谈是一位具有渊博学问的人，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写过《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各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肯定地赞扬了道家，批判了其他各家学说。《论六家要指》继承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批判精神的传统，并接受了《吕氏春秋》总揽百家语之影响的重要论述。他对各个学派有批评也有肯定，比较中肯地道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他批评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而肯定它“序四时之大顺”；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事难尽从”，“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而肯定其“序君臣父子长幼之礼”；批评墨家“俭而难遵”，肯定它“强本节用”，批评法家“严而少恩”，肯定它“正君臣上下之分”。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贯通融合，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明言各家学说都是“为治”，只是提法不同，归根结底，都是殊途同归的。对各家学说只要取舍适当，都能为治国服务。西汉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要求学术文化经过相互吸收而进行一番整理总结。司马谈所著，即是以各家学说同归于“治”为指导思想，进行此项总结的尝试。以上两个方面，即对各家学派“一分为二”地加以总结而又主张吸收各家所长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勤奋博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作了太史令，移家长安，这对司马迁来说，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他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自谓“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古文即古代学问的总称。这表明他很早就有古文修养，很早就能阅读用古文写的古代典籍。后来还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跟孔安国研究《尚书》，并进而博览和研究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日后继续他父亲的史官事业准备了条件。

3、阅历丰富。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据他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这次远游，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回到长安后，任职郎中，平时是宫门武装侍卫，皇帝外出就是车驾的侍从。虽然郎中只是一个小官，但司马迁从此却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活。后来因“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又有过第二次远游，一直到达了今天的四川和云 南西部。在侍奉武帝出巡的时候，也到过很多地方，自云：“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史记·五帝本纪》)。可见他的游踪，几遍全国。

这样多次的长途漫游，对司马迁后来进行伟大著作《史记》的写作起着很大的影响。在游历过程中，他不但观赏了祖国雄奇壮丽的山河，考察了各地的历史遗迹，收集了大量古代的文物资料和历史故事传说，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了解了各地的风土民情、经济生活和地理形势，而且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所有这些，既使他扩大了眼界，开扩了胸襟，丰富了生活，增长了阅历，同时对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发展也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为什么《史记》能够写得那么生动、逼真而又富有活力，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探访过韩信、萧何、曹参的故居，凭吊过屈原自沉的汩罗江，到过孔子的故乡去观车服礼器。特别是彭城、丰、沛一带的漫游，对于他描写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重要人物的活动和汉朝初年统治集团的面貌，都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又往往都是在官方簿书的记载中无法见到的非常珍贵的资料。所以游历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他一生中进行学习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过程。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王朝视察和安抚少数民族地区，这个重大使命的委派，说明他的才能和学识已被汉武帝所看中。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

4、责任与使命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登泰山举行封禅，司马谈以太史令侍从武帝。到了洛阳，却因病留了下来。封禅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未能参予，确使他又急又气，恰好这时出使西南的司马迁回到了洛阳。当时已经处于病危的司马谈向他儿子交待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很悲痛地垂着眼泪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喜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去世的第三年，即元封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这对于他的伟大著作事业，无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可以方便地查阅“石室金匮”，也就是皇家图书馆里所藏的各种典籍文书和档案资料了。又过了三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司马迁任太史令以后所做有益于人民的一件好事。汉兴以来，一直沿用秦的《颛顼历》，以致出现“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汉书·律历志》上)的现象，早有改正的必要。掌管历法是太史令的重要职务之一，所以司马迁为太史令后，于元封七年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书·律历志》上)。武帝于是他就把司马迁等人的建议和统治阶级受命改制的思想联系起来，“改正朔，易服色”，并正式命令司马迁等人共同制订汉历。在司马迁的主持下，聘请了许多懂得历法的专家和民间的历法研究者共数十人，终于制订出一个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亦即今天还在通行着的“夏历”。改历工作的胜利完成，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对于天文历法的精深造诣，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并知医药，长于文史的学识渊 博的通才。

5、悲愤经历，忍辱负重。太初元年，在改历工作完成以后，司马迁就开始他的伟大著述工作。从二十岁起，他就已经在着手准备了，二十多年以来，无论是著述思想还是历史资料，应当说已经基本酝酿积累就绪，特别是从全国范围的长期游历中所得的调查资料，自然比任何本本史料都要可贵，加之任太史令后又有四五年的资料整理准备，于是太初元年就正式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专心著述的司马迁，因李陵案件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汉武帝，被捕入狱，处以死刑，这确是一场飞来横祸。按照汉律，判死刑的人，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一种是纳钱赎罪，另一种是受“腐刑”。前者司马迁是办不到的，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这种亲身遭遇，使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看到了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伪性与残忍性。第一条路既然走不通，要活下去，那就只有忍受耻辱而受残酷的“腐刑”。这时的司马迁，精神极为痛苦，徘徊于生死斗争之中。但他想到自己的著述尚未完成，父亲的遗志没有实现，就这样死去那是毫无代价，也心有不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想到了历史上许多于国有功的英雄人物，“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但到了大祸临头的时候，也都只有忍垢于尘埃之中。他还想起了古代的许多先辈，也都是在苦难的境遇中，发愤著作，以鸣其不平于天下后世的：“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报任安书》)。司马迁为了实现平生的著作理想，决计步先辈之后尘，忍辱含垢，终于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种遭遇，自然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从而也就增强了他的作品的进步性，从此以后也给他的创作事业带来更大的力量。他在给好友任安的信里，就正反映了他当时精神上难以形容的痛苦和发愤著书的决心。出狱不久，司马迁做了中书令，名义上地位比太史令为高，实际上只是个“闺阁之臣”，与宦者无异。这种处境，常常刺痛他那受了损害、受了污辱的心灵，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当司马迁初任太史令时，心中充满了对生活前途的美好理想，并对仕宦表示很大的热心。现在担任了名义比太史令显贵得多的中书令，他的仕宦兴趣却反而消失无余了。他除了坚持著述工作以外，对其他一切事情全然抱定沉默的态度，毅然以刑后余生的全部精力，贡献于他的著作。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他在给友人任安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著作已经基本完成的消息：“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纲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这是司马迁用整个生命换取来的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他理想、血汗和精神的结晶。这时他大约五十四、五岁。此后，他的事迹就无从查考了，卒于何年也无从确定，大概逝世在武帝末年，他的一生约与武帝相终始。

二、进步的历史观

司马迁的认识水平可以说是超越了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所以其《史记》的思想特点与其进步性是后世封建史家所无法比拟的。

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发展观。

如何看待天人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司马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提出要“究天人之际”，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科学知识修养的学者，精通天文历法，他根据天文科学的知识，说明自然界的发展、天体的运行都有自己的一定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并且必须按照这种规律去行事。他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太史公自序》)。所以，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天道”不是永恒不变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之行，故长于变”(《太史公自序》)，可见他强调的这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显然是对立的。他还认为天是没 有意志的，“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载《全汉文》卷26引《艺文类聚》卷30)。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这种思想，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宗教迷信，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敢于和当时的官学天人感应论针锋相对地唱对台戏。要知道，他还是个董仲舒的“及门”弟子呢，能够作出如此成就，便越发显得难能可贵了。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他所指的天，有时亦指时势而言，如《魏世家》说：“天方令秦平海内”。，《秦楚之际月表》称赞刘邦的成功：“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等等，象这一类的“天”，与其把它解释成具有意志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不如把它按照“势”或“时势”的观点来理解更适合于司马迁作《史记》的原意。尽管由于科学发展水平所限以及司马迁本人所承受的思想的复杂性，天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可能说明得很清楚，但是他能够表明天道、人事各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去作随心所欲的安排，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天道、人事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在不断地变化(当然两者之间，也常常会产生相互制约与影响的作用，人谋可以制约历史的进程，时势也可以影响人事的变化)，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无可否认是一大进步。

“通古今之变”，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关于这点，司马迁曾明白表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这就说明他是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为了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把自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上下数千年人类历史的活动过程全部贯串在一起，这种通史体裁，本身就可以“通古今之变”，使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以及礼法制度的因革损益，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比较得一目了然。所以郑樵竭力称颂其“会通之义”。《史记》中以十表体现“通古今之变”最为明显，但在其他各种体例的编写中，也同样贯串了这一精神。他在评论秦取天下而成帝业一事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秦国的历史谈起，并联系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动以及秦在各国之间所处的地位，从而肯定了秦成帝业的历史影响。他的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在《平准书》里，历举各代史实来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并且在研究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中，得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的历史辩证发展的法则。有的人只就“一 质一文，终始之变”，便把它说成是循环论，其实不然，这里的“文”是指形式，“质”是指内容，两者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何况这一论点又是在论述历史发展时提出来的，所举的社会历史都是在发展变化着而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正所谓“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事实证明，司马迁在当时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自己编撰《史记》的目的要求，在当时来说，不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来史家写史指出了应走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司马迁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突出各种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人物在物质文化创造上的功绩，这本身就是对宣扬天的作用和宗教鬼神思想的否定。他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 是天和鬼神，而是人类自己。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进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楚元王世家》）这就是说，只要“君子用而小人退”，政治就上轨道，国家就会兴旺；“贤人隐，乱臣贵”，政治必然腐败，国家肯定危亡，充分重视人谋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楚汉战争开始时，楚占绝对优势，但最后却以楚败而告终。这个变化，当然不是出于偶当然,司马迁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指出，汉之所以能夺取天下，与它军事上“谋计用兵”，政治上集思广益是分不开的，而人心向背又是楚汉之争成败的一个关键。他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他写项羽所到之处实行坑杀政策，所过之境“无不残灭”；还写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写他坑田荣降卒，虏其老弱妇女，于是“齐人相聚而叛之”。对于刘邦，则写他破武关后约束大家“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写他在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而他“又让不受”。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两种不同的后果也就生动地体现出来了，汉得楚失，决不是出于天意，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人谋。

3、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原因

司马迁对于当时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发展状况是非常关切的，他在《史记》中曾写了《平准书》、《货殖列传》的专门篇章来论述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生产状况，试图从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情况时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可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方面说明社会的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而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各人为满足物质需要而去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都表明了司马迁是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还力图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二千多年前能够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这样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确是罕见的。他还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合理的，认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谋求个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他总结了“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社会现象，因而得出了“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货殖列传》)的光辉结论。这种观点同统治者利用仁义道德来抹煞人民物质利益的重“义”轻“利”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司马迁把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放在首位，一个人如果吃穿都无着落，也就谈不上仁义道德。所以他很含蓄地说：“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侯之门仁义存”(《游侠列传》)。司马迁还试图从经济条件出发，来说明人们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役使关系是由于人们对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有钱有势就有仁义，这是司马迁所发现的真理，也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虚伪性与片面性的无情揭露。当然，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给统治者指明，所谓仁义道德并不能起万能作用，对于劳动人民首先要满足他们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否则再宣传也无济于事。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大胆的、进步的，它有利于广大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4、成一家之言。

家本是社会组织单位，把家运用到学术领域，称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流派为家，是经过相当长过程的。《荀子》、《韩非子》、《庄子》书中有关学派的评论对此都起过推动作用。司马谈论述各家学派，见解更超过前人。他所特别推崇的道家，是融合各家之长、能随时适应客观变化的道家，这与老庄的道家不同。实则表明司马谈要吸收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的抱负。于是至司马迁，便立志要把著史这一家学跟作为独立学派的“家”统一起来。司马迁对此看得格外意义重大，他说：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就是说，周公以后五百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孔子去世又五百年了，应该继承孔子的事业，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面所谈，司马迁以；“通”、“变”观点总结历史盛衰变化的因果关系，怀疑

甚至否定“天意”的安排，重视人心向背和人谋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都是构成他独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在肯定司马迁历史观进步性的同肘，也必须注意到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都还是比较复杂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不在他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我们在研究司马迁历史观时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

三、《史记》光辉的人民性

1、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

《史记》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项羽列入本纪，这种举动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中确是绝无仅有的范例。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在他的书中反复地论述了陈胜的首义之功，并把《陈涉世家》置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显示陈胜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篇中又着重叙述了陈胜起义以后如何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的具体历史过程，篇末则特别点出：“陈胜虽已死，其所臵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把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比做汤、武征伐桀，纣，孔子写作〈春秋〉，这在古代史上是最高的评价了。作这样的比 拟，那是有其深刻的含义的。司马迁一再强调陈胜的“首事”之功，实际上就是把陈胜起义作为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没有陈胜的首难，就推不倒暴秦，从而也就不可能出现汉朝的大一统局面。所以在记述陈胜之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人认为他的远大志向也就是富贵。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非常大胆而杰出的。

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是因为项羽曾经一度成为全国的首脑——西楚霸王，成为发号施令于全国的政治中心人物，他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急)也“(《秦楚之际月表》)。后来项羽“位虽不终”，失败了，可是他灭秦的历史功绩，为“近古以来未尝有。”(《项羽本纪》)，是永远也否定不了的，因而在《项羽本纪》的全篇文章中，他倾注了饱满的精神和同情的笔锋，对于项羽的英雄精神予以充分表彰，他说项羽见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身处汉代，敢于把汉的敌手列入本纪，与高祖并列，其卓识大胆和推崇景慕之意不是灼然可见了么?对于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形象和历史功绩，竟能如此热烈地歌颂，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同情，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肯定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勋。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司马迁史学思想中卓越不凡的人民性。

2、热情地颂扬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里，还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作过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他在叙述这些英雄人物时，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抱着热爱的态度，分别不同情况，给予颂扬和评价，使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和业绩，千百年来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对于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一生遭遇，司马迁是寄以满腔的同情，对他崇高的品质加以大力地赞扬。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崇拜和热爱屈原，就因为屈原热爱自己的祖国，能与恶劣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尽管两次被流放，他仍始终不忘自己祖国的危亡和人民的痛苦，所以司马迁赞扬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并认为象屈原这样的人物，“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在《廉颇蔺相如列传》里，突出地描述和颂扬了他们两人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质。王蜀则强调他爱国精神之重大影响，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宁愿牺牲自己，不肯背叛祖国，这种爱国精神，在当时的齐国曾经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再如他写信陵君、司马穰苴、李广等人物时，也都能从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发扬爱国精神，倾注爱国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经起过积极的教育作用。另外，司马迁在评论历史人物时，还以对人民态度的好坏作为衡量的标准。凡是对人民起过有益作用的人，大都得到表扬和赞美，反之，则受到批评和谴责。《吴起传》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土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李将军传》说：“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而对屡立战功的霍去病，在肯定其战功的前提下，对他不关心士卒疾苦则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卫将军骠骑列传》)非常明显，这些对不同人物的赞扬和批评，正反映了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是以对待下层群众的态度如何作为准绳的。这在《蒙恬传》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蒙恬主持筑长城、通直道，对秦实有大功，最后被赵高胡亥处死，也自觉冤枉。然而司马迁从被压迫 人民的利益出发，认为当时天下未定，百姓困穷，痍伤满目，根本不应当兴此规模巨大的工程，而蒙恬“阿意兴功”。完全无视千百万人民的痛苦，落得个惨死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对此，他在《蒙恬列传》的论赞里是说得那么恳切而入 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人民的同情心理。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当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颂扬的人物，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除了上述两类人物外，对于那些为安定社会秩序作过重大贡献、尽忠补过立有大功，高节至贤敢于反抗强暴者的人物，也都分别不同情况，有分寸地予以颂扬和评论。

3、勇敢地揭露统治阶级人物凶残狠毒的面貌

司马迁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不仅表现在对许多人物的歌颂上，而且表现在他敢于对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及其爪牙凶残狠毒面貌的揭露上。他在《史记》里立了《酷吏列传》的专篇。所写人物全属汉代，并且除一人为景帝时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善于采用两面手法，挑拨离间，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榨取钱财。对于他们穷凶极恶的面目，司马迁都以辛辣的语言一个个刻划出来。他写宁成，说“其治如狼牧羊”，并引了当时民间流传的谚语“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来说明人民对他的憎恨。对于酷吏们贪酷枉法，揣度圣意，深意周纳、作威作福的作法可谓刻划的入木三分。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俗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当有人责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因如是乎?”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一问一答，不仅赤裸裸地暴露出杜周阿谀逢迎的丑恶嘴脸，更主要的还道出了封建社会法律的实质，揭露了封建社会法律的虚伪性，所谓法律，在封建社会中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任意杀人的工具，他要怎样杀人，就会有怎样的法律。正由于司马迁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能够揭露得如此尖锐和深刻。对于统治阶级所津津乐道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司马迁也同样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不过是掌权者粉饰门面欺骗人民的一种手段，“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何知仁义，已飨其利 者为有德”(《游侠列传》)。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法律科条，说到底，都不过是束缚、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而已。对于统治者残酷屠杀人民的罪行，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亦加以深刻的揭露。义纵任用牙爪之吏，“以鹰击毛挚为治。‛，‚所诛杀甚多。”做定襄太守时，一天之内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这些酷吏的凶残罪行无不使人切齿，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而受到“上以为能”的称赞。这就说明这批掌握生杀大权，到处淫威杀人的歹徒，是完全得到汉武帝的直接纵恿和支持的。所以司马迁不仅对那些酷吏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且对于罪魁祸首的汉武帝亦予以谴责和讽刺。他在《平准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记录了各种不同的巨大数字，揭露汉武帝轻用民力、厚敛于民的罪行，指出所谓“平准”，只不过是在为国兴利的幌子下，进上步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压榨和迫害而已。批评了汉武帝表面上讲究“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严刻寡恩。卫宏《汉旧仪注》中说：“太史公作景帝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但即便被削去，在《史记》中仍然还保存着大量揭露汉武帝暴虐奢侈以及妄求长生不死的愚昧可笑的记载。对于当今皇上尚且如此直书，其勇敢大胆的精神也就可以想见了。这种精神在封建时代史学家当中又有谁可以和他相媲美呢！

4、忠实地据事直书的精神

司马迁《史记》，从汉代刘向、杨雄、班固等人起，都一致公认它是部“实录”，班固并解释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何谓实录?刘知几在《史通》里有过说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惑经》篇)。这个说明与班固的四句话十二个字精神是一致的，即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编写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正是这样做的。他对于汉初近百年历史，首先记载了它的繁荣、强盛和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由于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武帝执政初期，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一般说是比较好过的。所以司马迁面对这一繁荣景象是歌颂的。他在《平准书》里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

类似的记载，还散见于《史记》其他的许多篇章中，诸如“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南亩。”等等，不胜枚举。可是汉武帝为了夸张功德，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同时又耗费大量金钱来搞封禅、求仙和巡游的勾当，结果是“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瞻。”(《平准书》)。“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酷吏列传》)整个王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从以上这些治乱盛衰绝然相反的记载中，充分说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处理，确是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他记载汉对匈奴的战争也同样直书其事。汉朝为了征伐匈奴，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尽管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损失也是十分惨重，这在《匈奴列传》和其他许多有关篇章中都有详实的记载，正所谓 “见盛观衰”。记事是如此，记人也同样是如此。项羽和刘邦是两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凡是读过《史记》的人都会感到司马迁是爱项羽而憎刘邦的，可是他在具体叙述两人的历史功绩时，却又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在《项羽本记》里，司马迁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以饱满的精力，把项羽那种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描绘在读者面前，他热情地歌颂其勇猛直前“将五诸侯灭秦”的历史功绩，深切地同情其乌江自刎的悲惨结局。但是，对于项羽坑杀秦卒，分封诸侯、刚愎自用以及专重武力等等，同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尖锐的批评，特别是通过韩信之口批判了项羽在政治上的重大弱点。韩信说：

‚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臵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淮阴侯列传》)。

韩信所列举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不是无关紧要的小节，而是关系到胜败存亡的大端。对于这些弱点，司马迁并不因为同情喜爱项羽而加以讳饰。西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刘邦，在司马迁的笔下无疑是一个属于贬斥的人物，而所处的时代又使他不可能进行明显的褒贬，于是他就把对刘邦的批判，往往是巧妙地借有关人物之口在有关的列传中表露出来，这样，既记载了历史，又进行了揭露。在《项羽 本纪》中，通过与项羽的对比，衬托出刘邦的怯懦无能而又残酷无情的流氓无赖嘴脸，在《留侯世家》中写出了刘邦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中写出了刘邦的猜忌功臣，在《淮阴侯列传》中更借韩信之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综合这一系列散见于各篇的叙述，一个狡诈多端的流氓无赖的本色也就完全毕露出来了。元明之际的杂剧作家雎景臣写过一出《山坡羊·高祖还乡》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写的，其立意构思可谓别出心裁。但在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刘邦在楚汉战争和建立西汉王朝中所起的作用还是照样加以肯定，并承认他比项羽机智而多谋。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指出：“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而不直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为本朝及个人恩怨而讳饰，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切身的利害问题。又如司马迁在认识能力上明显要比当时以至后世的史学家高出一筹，如写秦始皇出身时，不是对他大加神话，而是如实叙述其身世来历，写出其不明到底是秦庄襄王之子还是吕不韦之子，不像后世史家对其加以种种的神话。而司马迁写当代历史敢于据事直书，不向暴力屈服，特别是对当朝开国君主和当今皇上的丑恶行径，照样大胆地进行揭露和讽刺，如实地记载下真实历史情况，他的不朽之作《史记》，自然无愧于“实录”之称。这种“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为我国封建时代的史学编纂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5、扩大了史书的记事范围

司马迁写作《史记》，扩大了史书的记事范围，使它不单只是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史记》作传的对象，范围极其广泛，几乎 涉及到整个社会各阶层中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其中有：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隐者、土豪、商贾、医者、卜者、农 民、悱优、妇女等等所谓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流，这就突破了古代以来历史仅记上屈贵族人物的藩篱，这是他独到的见不识，不同凡响。在这些人物中，有许多是属于中下层的。就以西汉王朝初年的统治集团人物来说，从开国君主到佐命元勋，也大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有屠狗的屠户，养马的马夫，小商贩，甚至是专给做丧事人家充当吹鼓手的。这就使《史记》一书有可能比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全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不单写了汉族的历史，也写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此外，还替朝鲜、大宛等邻近中国的国家立了专传，并对中亚许多国家的历史也作了记载，这些记载对于研究世界史，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以后许多史家对司马迁这一创造大都予以继承，从而成为我国历史家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之一。

四、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巨大贡献

1、创立了完整的纪传体史的体例 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全部体例，包括本纪

十二、列传七

十、世家三十、十表、八书，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史记》的体裁，是司马迁在总结继承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尽管五种体裁各有渊源，但其原来的性质、用途却与《史记》不尽相同，何况把这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里，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自然要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和组织，因此，它绝不是随意的凑合，更不是因袭，而是一种创造。正如梁启超所说：“诸体虽非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中国历史研究 法》第二章)。是用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并非专为叙述帝王 政迹而立。司马迁心目中的本纪，是纲纪天下政治的意思，也就是把当时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中心人物立为本纪。所以项羽并非皇帝，吕后也非天子，而司马迁都把他(她)们列入本纪，因为在楚汉战争期间，项羽是“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中心人物；而吕后在惠帝时实际上是掌握实权的人物。后来史家在撰述纪传体史书时，虽然模仿《史记》，却是貌同而心异，实际上已失去了司马迁立本纪的真实精神。就象刘知几这样杰出的史评家，也不理解这一精神，因而在《史通》里对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大表不满，这正说明刘知几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还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思想境界远比不上司马迁。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对于那些起过作用而没有立传的人物，“不容尽没”，亦以表载之。所以表是全书的联络和补充。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文化史性质，为后来文化典章制度史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世家——主要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虽然也是以人物为中心，但它与列传不尽相同，往往把某一家族的世代活动也记录下来。列传——是记载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当然，这五种体例，并不是各自独立。面是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面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史体的产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郑樵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被确定为正史。无论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时代之远，史学价值之高，艺术影响之大，它都是空前的。

2、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

司马迁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贯串古今三千年历史的伟大著作，首先就得掌握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凡是读过《史记》的人，都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史料搜集的辛勤，史料来源的广阔，史料掌握的丰富，史料取舍的审慎，都是十分惊人的，司马迁用自己的创作行动，在史学建设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南宋郑樵虽然扬马抑班，但由于他自己对《史记》未作认真考察，轻信了班彪，班固父子之言，竟然也说出“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跻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通志·总序》)这一番话来，实在未免厚诬古人。司马迁《史记》的史料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这些书大多收藏在皇家图书馆里，即所谓“石室金匮之书”。汉武帝很喜欢收藏书籍，多次下令全国，征求图书，并在宫廷里设了几个藏书的地方。经过最高统治者的搜访征求，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越来越多，“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以其特殊身份，对这些藏书完全有机会可以看到并加以利用。这部分书籍，数量肯定十分可观，司马迁用“六经异传”、“百家杂语”来概括，也肯定不会只有七八种，凡《汉书·艺文志》见录的书目，除晚出者外，皇家 图书馆里应该都有收藏。二是档案文书，这一部分资料也是大量的，因为不但有当代的，面且还有前代留下来的。如秦东向以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史记·礼书》)；到了天下并起亡秦的时候，“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象这一类的档案公文材料，自非一般人所能见到，而司马迁因职务关系，在撰写《史记》时却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尤其有关秦汉之际的历史，许多内容都是依据这类材料写成的，如《曹相国世家》、《樊哙列传》等所记战功，若是没有档案材料可资依据，要写出那样精确的数字是很难想象的。又如《三王世家》，就曾全录封策原文，保存了“汉廷奏覆颁下施行之式”。三是 重视运用亲身见闻和实地调查的材料。这种由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其价值往往胜过于有形的文字记载，它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之不足，订正旧日载籍之谬误，并且可以加深对真实历史了解的程度。《史记》之所以能够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与作者掌握并运用这类丰富的活的材料是分不开的，特别是秦以来至汉初这近百 年历史的撰写，主要就是依据这部分活的资料。如秦楚、楚汉战争的叙述，秦汉之际各种人物的描写，能够写得那么生动而有文采，都与此有极大的关系，而秦汉之际大小战役战场的复杂变化，如果没有一个了如指掌的形势在胸中，也是无从加以捉摸和叙述的。正如顾炎武所说：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司马迁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编写史书，亲历其境采访史事是非常重要的。他从复杂的社会中，创造性地积累丰富的现实材料，为史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司马迁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以后，并没有为史料所役使而随便引用，凡所采录的，都经过一番考订选择的工夫，有可疑的则存疑，写作态度十分审慎。“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史记·五帝本纪》)，既然不雅训，他就不采纳；“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自己不知道的，就不随便写；“至《禹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记·大宛列传》)，古书所记奇谈怪物，他更不随声应和。由于他对史料采取这样谨严详审的态度，严肃地忠实于信实的史料，所以他的《史记》才为后人一致公认为实录。

3、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

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这是《史记》的一大特点。司马迁是武帝时代人，而其书就有《今上本纪》，他把历史一直写到当代的汉武帝。以朝代而言，夏、商、周三代各成一纪，到了秦朝，既有《秦本纪》，又有《始皇本纪》。至于汉代，则从高祖到武帝每人各为一纪。在十表中，三代作“世表”，十二诸侯作“年表”，秦楚之际则作“月表”。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专记汉代历史的就有六十二篇，兼记汉代及秦代的有十一篇。自天下并起而亡秦到《史记》成书约百年时间，这一百年的历史，在全书分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几个时代的总量大得多。这种重今思想，不单表现在具体篇章数量的比重上，更主要的还直接反映在内容中。他对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一直是抱着热情歌颂的态度，而对上古倒并不抱多大敬意，这也说明司马迁进步和发展史观。他在《六国年表》中有一段话正反映了这一思想，他说：

“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由于司马迁的着眼点是在秦取天下，“世异变”，“成功大”，因而对于那些不识时代变化而“牵于所 闻”、以古非今的思想提出了批评。班固也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司马迁在《史记》的撰写中，确实是贯彻了详今略古这一原则，成为史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之一。

4、运用时代语言反映时代特点 撰写历史少不了要记述人物的言语，这种言语如何表达，在史学领域里显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用当时的口语和方言，另一种则是“援引《诗》，《书》，宪章《史》、《汉》”，“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史通·言语》)。这两种做法，效果自然不同。因为人们的语言可以透露出各自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状态，是其全部生活的反映，而每个人又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各种语言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一定社会所具有的特点。所以刘知几在写《史通》时，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家写史必须采用当时语言，“从实而书”，“记其当世口语”，不必加以文饰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真实历史情况。其实这一主张，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早已躬行有得，并且做得十分出色，为《史记》记的成就增添了光彩。如写陈胜年轻时为人佣耕的一段对话：“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毋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简单数语，活生生地刻划出—群农民天真质朴的性格，反映了陈胜对现实不满的心情，透露出他那非凡的理想。《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因击匈奴兵败，革职家居，一天晚上外出归来，路经霸陵亭，亭尉喝醉了酒，竟呵止他 不给通行，司马迁引了李广从骑和亭尉的一段对话，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只这一句话，就强烈地反映出失势人物的遭遇和亭尉作威作福的那付神态。象李广那样的失势人物和神态活现的亭尉这两种人，在当时都是不少的，司马迁对前者的同情，对后者的憎恶，自己虽未发一言，其情状则已溢于词表。此外，书中还大量引用当时的民谚歌谣来表达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司马迁在社会实践中，仔细观察社会，处处留心民间口头语言，从而有可能大量吸取这些生动的口语，恰当地使用在自己的著作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5、创立了论赞的作法。

古代史书没有论赞，如《春秋》所用的笔法，《左传》中只有简单的论赞，而司马迁则创立了对人对事进行评论的论赞。论人论事，特别客观公正，没有或少有个人的意气和爱憎，现在看来，也不失其进少性与客观性，深为后人所称道。而且司马迁的论赞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借别人的评论或反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陈涉为王以后，故佣耕者来访，说了陈涉一些坏话，陈涉将之处死，司马迁用故友之口来说明陈涉之败由于忘本，导致众叛亲离。又如《叔孙通列传》，更是一篇体现这种形式的典范，全篇多次对叔孙通进行了评论，可是作者本人却一次都未直接出面，先借秦诸生的话：“先生何言之谀也”，点出叔孙通为了升官发财，违背事实，对秦二世奉承拍马。接着就借鲁之两生的话指出他在汉高祖时制定朝仪，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而这套朝仪，确实使得汉高祖喜得心花怒放：“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高祖第一次行朝仪后所说的一句得意忘形的话，自然也意味着对定朝仪的人的赞赏。其实司马迁引这句话，还是在于针对叔孙通的“谀”而进行的批评。此外，传中还引用叔孙通一批弟子的埋怨和吹捧的话，米衬托叔孙通的虚伪与狡猾。总之，对于叔孙通的为 人，司马迁个人没有发过一句议论，都是通过别人的评论，把这个历事十主，以面谀得亲贵的叔孙通的面目，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在《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反映得非常明显。当然，司马迁并不只是限于引用别人的议论或反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往往还通过吸收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谚语、俗语等穿插在他的叙述和论赞里，来反映自己主观的评价，并且做得非常出色。另一种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里，把自己对所叙人物、事件和现象的

态度、论点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采用客观的内容来体现主观的评价。这是《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最基本形式。又如〈李斯列传》，司马迁通过对李斯生平事迹的叙述，使人们看到这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典型人物。列传开头说：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个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李斯卑鄙的思想品质和丑恶的人生观。《廉颇蔺相如列传》则通过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描绘，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通过历史叙述以表达其论断的形式，在《史记》一书中 广泛地得到使用的，特别是对著名历史人物的叙述。还有第三种，《史记》里还经常采用对比衬托的形式来表现作者的意旨，这一形式，在《李将军列传》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列传里司马迁曾插进程不识治军来衬托和说明李广在作战中所以常常获得胜利，原因就在于得到士卒的拥护。他先借程不识作陪衬，这是以客衬主，后来又用程不识之口道出两人治军的异同，这又是反客作主，最后通过叙述，把两人作了对比，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作者对李广的肯定评价，这种并叙比较的艺术手法，极尽抑扬变化之妙。不仅如此，司马迁还通过《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这两篇文章的比较叙述，写出了李广跟卫青、霍去病的出身不同、治军不同、战争经历不同和所享名声与下场也各不相同的情况，通过这种对比，更加衬托出李广一生为保卫祖国奋身疆场和体恤士卒热爱人民的品质，但是这样一位深得军心、民心的爱国将领，却一直受到贵戚的排挤和压抑，最后落得个“引刀自刭”悲惨结局，面卫青、霍去病却步步青云。司马迁在这两篇传记中，处处给予李广以深厚的同情，并对他的遭遇表露出愤愤的不平。在《项羽本纪》里，写鸿门宴中的项羽和刘邦，一方是轻敌、不忍和少谋，一方是怯懦、沉着而有机智。通过人物事件的对比刻划，不但使作者的观点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表达语言的高超艺术手法，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

五、《史记》在历史文学上的巨大贡献

1、人物描写中的形象性与典型性。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胜利的史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所以鲁迅说它是“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作者善于用不同的笔调，不同的语言，去刻划多种多样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使他们个性分明，神态逼露。同为贵族出身的四公子，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点，同样都是策士，每人有每人的脸谱特色。司马迁正是通过对各人不同形象的描绘，表现出他的爱和憎，表扬和批评。他把项羽刻画成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专欲以力服人、终于为人所制的失败英雄的形象，把大诗人屈原塑造成一个对祖国无限热爱和忠诚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对于管仲和晏婴，前者突出他和鲍叔之间高尚的知己情感，后者则集中记叙了晏婴和越石父以及御者的轶事来歌颂，通过不同的艺术概括，使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目中，而为人人所喜闻乐道。对于反面人物也一样，象历事十主，以面谀得亲贵的叔孙通，出身微贱、骤致富贵的外戚田分等，经过生动的描绘和精心的塑造，一个个原形毕露，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抓住主要情节，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避免千人一面的概念化叙述，这是司马迁写作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历史人物经过他的艺术加工，个个

性格突出，人人形象逼真，收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的效果。

2、高超的语言艺术

司马迁在语言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善于运用丰富多采的语言，生动地刻画出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的形象。特别是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项羽和刘邦都曾见过秦始皇，并且都讲过想要取代秦始皇的话。但是由于他们两人的身份地位和 性格的不同，因此在司马迁的笔下，他们两人说话的语气也就大不一样：“(项)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而刘邦则“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前者粗犷直率，后者欣羡延慕。如果把这两句话加以对调，则于两人的形象性格就会显得大不相称。又如张良在鸿门宴说的一段话：“臣良奉白壁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本纪》)。同样两句赠送礼物的话，前者说“献”，后者言“奉”，一字之别，正好反映了对方——项羽和范增两人身分地位的不同。可见司马迁在语言的选择和运用上，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经过精心细致地推敲的。在《史记》中，司马迁还大量采用当时的口语，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神态，而且很成功。《张丞相列传》里写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项羽本纪》里写刘邦在鸿门宴上不告而别，范增得知此事，立即敲破玉斗，怒气冲冲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苏秦列传》中写苏秦与他嫂嫂的一段对话：“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等等，都表现出由于作者成功地使用了生动、活泼的口语，把说话人的声音笑貌也都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在《史记》中熟练地使用语言艺术、特别是大量地采用当时的口语来刻画人物个性，可以说这是司马迁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司马迁还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进一步反映和揭露各种社会矛盾。如上引苏秦和他嫂嫂的对话，就活画出一幅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而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通过翟公的遭遇，更加典型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人情的虚伪与冷酷：“下邦翟公为廷尉，宾客阗(盈)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一揭露是多么真切而深刻！显然与司马迁本人的亲身遭遇，使他看透了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残酷的利害关系是分不开的。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如后代蒙学作品中所说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另外，司马迁还常常利用歌谣、谚语、俗语等穿插在叙述和论赞里，同样使他在写人叙事上，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和作品的战斗力。

3、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杰作，但它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作者司马迁用他那不畏最高统治者残酷迫害的坚强毅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创造性地写出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是我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大一统局面在历史文化上的反映。书中所有人物都是真人真事，不夸张，不虚构，它是一部信史，与单纯的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差别。但是另一方面，司马迁又能抓住文学的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根据历史事实，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典型，巧妙地使两者结合和统一起来，创造了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

六、《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续补

司马迁历史学及其《史记》的成立，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还有他个人的条件和努力。第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自春秋战国至秦汉，封建制逐渐代替了奴隶制，而封建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又逐步发展起来，新旧势力的纷争，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诸侯王与朝廷的对抗，各族之间的矛盾，各个集团间的倾轧，接踵继起，纷至沓来；于是政权兴而又亡，社会宁而又乱，各种人物出没浮沉。这一切，给司马迁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提出了众多的问题，也提供了认识历史的良好条件；第二，司马迁以前的思想家在宇宙观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对人类社会一些个别零散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他建立自己较为系统的朴素的唯物观点创造了条件；第三，唯心主义的系统化及其泛滥，给唯物主义提出了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回答各种问题的任务，二者“相激使然”，是司马迁历史观中唯物主义观点比较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先秦史学已在历史理论、编纂范围、著作体例、历史材料、历史文学方面，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打下了基础；第五，个人的修养和阅历，特别是他参加制订太初历的科学活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提高了他观察和理解史事的能力，而遭李陵之祸，内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寻求“一家之言”。

时代为司马迁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司马迁“隐忍苟活”，锲而不舍，终于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完整意义的历史学。它的成立，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封建史学的新时代。从整体上看，他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真话，敢于从实际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去寻求自己的道路，更多地保留了封建制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思想的生气；他评论史事，不以已经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为主要的标准，有儒家、有道家、有法家，甚至有“鄙语”、“谚语”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诸子独立思考的作风。其后，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大多注重其独特的思想趣向，刘向扬雄称赞《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和班彪、班固则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赞》）（处士即隐士，如宋代的林逋，梅妻鹤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司马迁死后，他的外孙杨恽对其书有传布之功。“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此后，由于《史记》的巨大成功吸引着许多学者继续司马迁的工作。人们要依照他的办法续写以后的历史。自迁以后至东汉初年班彪之前的100余年间为《史记》作续补的有16人之多，他们是：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等。其中最有名者为褚少孙与冯商、扬雄，凡褚少孙所补均有“褚先生曰”，但其篇目未明，价值亦不甚大。《史记》初名《太史公书（记）》，魏晋时始得名《史记》，但魏晋时人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至唐代以后始重其书。后世注《史记》者也大有其人，其中最重要者是宋裴因的《集解》，唐司贞的《索引》，张守节的《正义》，人称《史记》三家注。

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

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并没有把史学当作一门学问，当时尚无史学这个概念，史书被当作儒家经典的附庸。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史书数量大增，在目录学上形成 一个独立的门类，史学在学术文化领域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取得了重要

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封建经济制度从战国秦汉的土地私有制演变为封建庄园制，这种制度经济上军事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社会动荡另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数学、医学、地理学、农业科技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出现了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裴秀的著名的科学家。在科学文化上，纤维纸普遍使用，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史书的撰写和流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各分立政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各政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互相交织，激烈斗争，向史学家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历史问题，也为史书的编写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同时各地方政权为生存而需要物质武器，提出“足食强兵”的口号，同时也需要精神武器，于是重视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各政权先后收集了大理图书和编成了很多图书目录。

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库中，有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武器，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与议论，汉儒治经，以名物训诂为主，这时业已走向繁琐和迷信。东汉时经学又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来欺骗民众。标志着经学的衰落，各种异端思想兴盛起来，于是有玄学的兴起，清谈玄学祖尚虚无，放荡不羁，以无事为贵。又有佛教的盛行，宣扬天堂乐趣，因果报应之说，无非叫人们摒绝一切内心的思虑与感情，安分守已。玄学和佛教固然可以用来麻痹人们的斗争意志，但毕竟是偏于虚无缥缈的说教，严重脱离实际，并不能提供统治的鉴戒和应变的办法。这样，在当时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史学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重具体事实，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可以鉴往知来，又可以“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当时急需的是治国用兵之才，是应变有效的办法，而经学、玄学、佛学并不能教给人们这种才能，只有史书才是有效的教材，所以此时史学被各政权所重视，普遍修撰史书，正所谓“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史学成为重要的学术门类。同时各政权为了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每个政权都设立史官，撰修史书，说明自已是顺天应人的政权，别的政权都是伪政权。各政权又设设立名目不同的史官职务，有叫著作郎的，有叫撰史学士的，或叫修史学士的，史官成为清要的职位。史官制度的健全，对于史料的及时保存，系统史著的撰修，有重大作用。

各政权设置史官，诏修国史，目的当然是为了占有以至垄断史学，使之完全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并不是统一的王朝，全国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朝代更替频繁，有的政权仅维持几十年就垮台了。这样，统治者也就不可能将史官制度发展得很健全，将封建文化专制搞得很严密。东汉初不准“私改作国史”，后来蔡邕亦有国史“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的顾虑，而隋朝，“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但汉、隋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却不曾禁止私人撰写史书，这就空出了较大的自由，使私人撰史之风盛极一时。《隋书·经籍志》记载：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私撰史书，便于发挥作者的专长，成一家之言，常有较高的质量，富有创造性。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原因。史书数量大，在图书分类目录上便自然成为独立的部类。于是西晋荀勖在编《中经新薄》时，便专门将史书编为一类，这是经史分家，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东晋李充时，又将史书的地位排在诸子之前，仅次于经书的位置，这是当时史书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

地位提高的反映，此后这种分类法被普遍采用，到按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著录图书的《隋书·经籍志》问世，这种四分法的权威地位便确立了，直到现在，一些图书馆还在采用此法。

史学一词，也是产生于此时的。《晋书·石勒载记》中记载：“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勒伪称赵王。……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睿为史学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史学”一词最早的记载。石勒出身羯人，并曾为人力耕，文化水平有限，却能重视史学，这是因为史学和经学学虽皆为统治者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经学重在抽象的义理，而史学则重在具体的事实，提供有据可查的容易理解事实，自然易于为石勒所接受，这也是明白浅显的道理。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并建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分别由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谢元立主持，这表明史学的独立地位得到社会的公认。

《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史书大多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作品，同一种断代史书往往多到二三十家。如此时编写的后汉历史有十二家，三国历史二十余家，晋史二十三家，十六国史三十家，南北朝史十九家。这还只是限于纪传、编年二体有据可查的断代史而言，四百年间竟出现百部以上的著作，撰史风气之盛也就可以想见了。这一时期，不但史著数量大增，史著门类也在不断扩大，有通史，有断代，有纪传，有编年，另外还有传记、史注、方志等等，其中尤以纪传体的断代史和人物传记为最多，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史》、《汉》两书的影响，另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有利于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的发展，从而使得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二、社会上对史学的重视

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促使了史学地位的提高，而史学地位的提高，又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史学的关注。与此同时，经学的势力，由于受到汉末黄巾起义军的扫荡和魏晋时期道家哲学的严重挑战而逐渐衰退下来，失去了它在学术思想界原有的独占统治地位，这就刺激了学者们以史学作为努力的方向，并以名列史家为光荣，于是世族子弟竟相争入史局，作为显名进仕之阶。晋华峤言当时的佐著作郎“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晋书·阎缵传》)。宋著名史家何承天年老撰国史，“诸佐并名家年少”(《宋书·何承天传》)。北齐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颜氏家训·劝学篇》)。随着史学社会地位的提高，史职竟成了沽名钓誉的工具，当时慕史家之名的大有人在。为了达到个人的虚荣，甚至出现了许多不择手段的怪现象。何法盛窃人史著则千载传为奇谈：“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与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南史·徐广传》）。这个传说虽不一定可信，但它却反映了史学在当时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只要能够写出历史著作，便可以一举扬名于世，说明当世社会风气对于史学的重视。

三、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1、编写断代史成风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政局动荡不安，朝代更迭、国家兴亡显得十分频繁，前朝灭亡后朝为之修史，这是编写断代史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这一时期统治者特别重视本朝史的编写。那些旋兴旋灭的短命王朝或政权，亦多设官修史，为自身树碑立传。此一时期，私人著史之风更为盛行，王朝更迭频繁又为私人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个人修断代史史料易于搜集，撰写容易完整，自成一书，成为断代史特别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当时所撰之书由于战乱大多亡佚，但它们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都曾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也出现一不少秉笔直书的良史，如北魏太武帝年间崔浩撰写国史，“叙述国事，无所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史通·古今正史》）此时遗留下来的仅有的几部著作，无论从史学思想、史书内容和编撰技巧等各方面，也足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史学领域的基本面貌，代表此时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2、人物传记的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特点，是人物传记特别发达，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精神面貌。当时学者和统治者都特别注重纪传体。从学术渊源来看，《史》、《汉》的盛行，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门阀制度的发达、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更为这种史体的风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纪传体的重心在于人物传记，它最能够表现史家的才能，反映作者的史识，因此纪传史作者精心构思之处亦多集中于此，而社会上品评史家长短、评价史书优劣，也大都着眼于人物传记。所以魏晋南北朝许多史家一意致力于传记的经营，对于表和志往往不太重视，这对于后世研究此时的社会经济军事状况大为不利。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一部典型的代表作。这种情况的产生，当然不应单从史家的学力和才华寻找原因，主要的应从当时的史学思想追究根源。当时史学思想的重点在于褒贬人物，而对于典章制度并不那么重视，这正是社会客观条件在史学上的反映。正因如此，摆脱其他内容，叙述人物始末的人物传记，在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既有分类传记，也有以地域为中心的传记。著名史家谢承曾撰《会稽先贤传》七卷，陈寿著《益部耆旧传》十篇，习凿齿作《襄阳耆旧记》五卷，等等，都是记载某一地区的人物传记。袁宏著《名士传》三卷，皇甫谧作《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三书，梁时和尚释慧皎撰《高僧传》十四卷，等等，则是按照同类编写的人物传记。这些著作的出现，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丰富了历史著作的内容。魏晋时期的清谈，实际上这是当时一批代表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对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进行的软弱的抗议，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而《高土传》、《逸士传》等著作，则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这一社会现象提供了史料。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盛行，为封建统治者增添了一种新的统治工具，给劳动人民套上了一付新的精神枷锁。它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经济，而且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突出现象，佛教的流传已经充斥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支配着当时的整个社会。随着佛教中许多流派的先后传入和创立，也就涌现了一批有名望的僧人，其中有不少人 还参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些内容正史中很少记载，因此，象《高僧传》《洛阳伽蓝记》这类著作，又正可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同时，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今天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的古代绘画、音乐艺术和医学、音韵学、逻辑学等知识。因此，《高僧传》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

及佛教史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各类人物传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史学的发展充实了丰富的内容。可是，随着人物传记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家传、别传和墓志、碑铭，这类文章大多是些隐恶扬善、歌功颂德之作，必须善于区别。

3、地方志的萌芽

关于方志的起源，说法很多。但是从后来方志所具有的内容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记载某一地区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著作。这种具备亦地、亦史特点的著作，实际上在西汉以来所出现的“地记”中已经有所体现。这种地记，一般都是既载人物，又述风土。这种著作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与门阀豪族势力的增长。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逐渐发展，因而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不少地记性质的著作，而豪族势力的增长又成为产生地记一类著作的社会基础。这样，亦地亦史性质的著作，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发展。习凿齿所撰的《襄阳耆旧记》，马端临谓其“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文献通考》卷198《经籍考》史部传记)，其实就是属于这样一类的著作。这样的著作，从内容来看，已经完全具备了地方志的规模。再就常璩的《华阳国志》而言，是属于方志。清代章学诚早巳讲了，地方志如同古国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地方历史，而《华阳国志》的内容正是如此，它叙述了巴蜀、汉中、南中一带风土、人情、物产等情况，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历史。不过它是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来表述历史的，如公孙述传、二牧(指刘焉、刘琦)传、蜀二主(指刘备，刘禅)传，„„一直写到成汉李雄。对于汉以后的地方土女也都一一记录其名姓。古代书目无地方志--类，杜佑在《通典州郡门·序》中提到《华阳国志》，显然是把它作为地理书看待的。《隋书·经籍志》则把它列入霸史(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类。这种亦地亦史性质的著作，虽然还没有统一的归类，但是它们的大量出现，却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即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豪族割据势力的强大，因而这类著作也就成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有用资料。

4、谱学的建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撰家谱也盛极一时，并且形成了专门之学——谱学（也叫谱牒学），它是这个时期史学发展中新出现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又一个特色。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的谱牒著作，连同亡佚的计算在内，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三百卷。谱牒学的盛行，是和门阀豪族势力的发展分不开的。门阀豪族最重门第、血统、婚宦，谱牒学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它是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史学。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之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在于显示门第。而门第的高下，又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姓谱记录非常重视，这是当时那种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唐代柳芳在论述谱学源流时指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宫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 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

‘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柳冲传》)。这段话集中地说明了谱学发达的社会根源，它是完全为了维护门阀豪族的特殊地位和权利的。同是王姓，独以琅琊王氏为贵。琅琊王氏也以此自别于他郡王姓来显示自己的高贵。梁武帝萧衍未做皇帝之前，曾给齐帝上了一个奏书，彻底道破了谱牒与门第之间的利害关系。奏书中说：“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梁书·武帝纪》上)。可见谱牒对于门阀豪 族保持门第上的特殊地位和权力是何等的重要。另外，在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不以人材优劣为本，而以门第高下为据，这就从政治上促成谱学的发达。在门第 森严的情况下，婚姻制度亦与门第有密切关系，门不当，户不对，门第不相称就不能通婚，这也非得讲究家谱不可。还有在社交活动中，谱学也显得十分重要。当时社会上避讳之风十分盛行，与别人交谈，不能触犯对方的祖讳。官场中对避讳一事更为讲究，做官的都必须熟悉家谱，否则会招致意料不到的后果。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的发达，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社会上的需要。

有了各类家谱，也就有了专门的人去研究各家谱学，从而又产生了统谱或百家谱。最初作统谱的是西晋挚虞，他编了一部《族姓昭穆记》，把各家谱系分清。这种谱学纯粹是为高门世族服务的东西，对家族之外来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借以维持其社会地位和特殊权力，就家族内部来说，则是为了模糊阶级界限，掩盖阶级实质，一族之内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族长就是大庄园主，被剥削的族人虽也上谱，却处于农奴地位。可见谱学是维持封建宗法制度，巩固族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在这种谱学盛行的情况下，也曾产生了先贤传、耆旧传之类的史学著作，这类传记，实际上也只是在于表彰这些人物的门第和郡望而已。

5、史学理论的出现

随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史学理论也相应出现了，虽然此时的史学理论还很不成体系，但这是治史深入的又一表现。论史事，如诸葛亮著《论前汉事》；二是评论史书, 考辨史体，如何常侍著《论三国志》、徐众著《三国志评》等，可惜这些史评专著今皆亡夫，相传曹丕也有理论著作传于后世。但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却一直流传下来了。《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而其中的《史传》篇论述史书的起源演变、纪传体与编年体的得失，又评论古代一系列史书的体例，提倡“奸慝惩戒”、“善恶皆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学评论专篇。它对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就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史评总结史学实践，评论史实，评论史书编纂方法，提出批评意见，这有助于史书质量的提高，把历史研究推向进步。

史考是考证史实、驳议辨疑，如晋谯周的《古史考》，刘宝的《汉书驳议》，陈姚察的《定汉书疑》之类。《史通·古今正史》记载：“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谯周的《古史考〉曾产生很大影响，揭开了我国古史考证的序幕，为把古史研究引向深入大有益处。

6、史钞、史注和史考的兴盛

史书种类繁，数量多，卷帙又大，读者必然难以遍读，亦不易掌握，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史钞的兴起。史钞即“钞撮旧史，自为一书”。它删繁就简，博取约存，提要钩玄，便于综览。其中有合抄众史，如三国吴张温的《三史略》、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等；又有专抄一史，如晋葛洪的《汉书钞》，南朝梁张缅的《晋书钞》、《后汉略》之类。大抵所有的正史在当时都有人下过节抄的功夫。同时又出现了《童悟》之类的通俗历史读物，表明这时期的史学也在向普及的方面发展。《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梁时甚至出现了“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景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有注史之风的兴起。注史即释音训义，注解旧史，解原文之不懂难懂者，“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对读史起辅助作用。注史始于东汉虔服、应劭之注《汉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又有《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可惜两书均已亡夫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提倡读史，注史之风也随之大盛。单从《隋书·经籍志》看，当时注《史记》的有三家，注《汉书》的有二十几家，注《后汉书》、《三国志》的也不止一家。此时注史人数之多，除清代以外是最多的，可谓名家辈出。史注是史学普及的一种产物，它原是旧史的一种附庸之作。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人的一些史注，例如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之类，却并不局限在对于原著的文字训诂，而是以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为主，兼及备异和论辩，引据博洽，注文篇幅甚至超过原著。这就使史注这种附庸之作具有了和原著同等的史料价值，这是对于史著的一种发展，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进期治史深入、史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

四、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及其它史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达还表现在对重要史书注释工作的重视。当时从事注释工作的人很多，单以《汉书》而言，从汉末至陈，为它作注的就有二十五家之多。裴因的《史记集解》和其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便是在这个时期所完成的著名的史注。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八岁就已学通《论语》和《毛诗》，后更“博览坟籍，立身简素”，二十岁便开始做官，东晋武帝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这时裴松之已四十九岁。宋文帝时，官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被封为西乡侯。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乃命裴松之作注。于是松之“上搜旧闻，旁摭遗逸”(《上三国志注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于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书成奏上，宋文帝极为称赞，说它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宋书·裴松之传》)。

对于〈三国志注〉的内容，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作了概括的说明，“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可见裴松之注《三国志》，重点不在于训诂名物，而在于史料补阙、备异、矫妄、论辩等四个方面。清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曾将其内容归纳为六类：“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

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由于补注的内容涉及面很宽，所以搜集采摘的资料也就特别广博，引用的书籍达一百五十余种，作注时所费功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简略，因此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加之他所引用的那些历史著作后来绝大多数都亡佚了，如果要想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了解得更详细些，那就只有依赖于裴氏的《三国志注》。大家比较熟悉的曹操在许昌实行屯田一事，陈寿在《魏书·武帝纪》中只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魏书·任峻传》中也只用了“是的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臵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个字。从这简单的记载中，要想比较清楚地了解曹操屯田的来龙去脉，自然是很困难的。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补充了有关屯田事迹一百四十字，在《任峻传注》中又补充了一百八十二字。经过这样的补充，于是曹操实行屯田的目的，措施和结果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了，这就为研究曹操屯田解决了一大困难。对于历史人物，补充的资料也很多，如三国时期著名的科学家马钧，陈寿在《三国志》中只字未提，裴松之分别在《魏书明帝纪注》和《杜夔传注》中引了有关著作的记载共一千二百余字，对马钧的生平事迹和创造发明作了详细的交待，从而使马钧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得以流传下来。又如对当时的哲学家王弼，陈寿在《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中仅用了二十三个字，当然也就难以讲清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想。裴松之在注中引了七百五十余字，既补充了生平事迹，又增叙了思想学说，为后人研究这位哲学家提供了方便。

另外，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通过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以反映出魏晋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水平。这一时期史学非常繁荣，史家人才辈出，史著成果累累，就是三国史的著作，也是蔚为大观。可惜这些著作后来大都失传，可是它们的成果，在《三国志注》中却被大量引述，加上裴松之所引用的大都首尾完具，一般均不加剪裁割裂，对于了解这些著作的大概情况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同时我们从裴注的引文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许多历史学家在搜集资料、考订史实、编纂史书等方面，都曾作出过很大的成就，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著作也都发表过各自不同的意见。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编纂、史学思想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水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再就裴松之《三国志注》本身来说，在史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贡献。前人为史书作注，大都着眼于名物训诂、音义地理等的解释，《三国志注》除此之外，还大量补充史实，汇集异同，考辨真伪，进行评论，为史书注释工作开拓了新的途径。特别是对辨别史料真伪，确定史料取舍，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有很大的贡献。

当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正如前人所指出的，在补充史实方面，“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史类《三国志》提要)。同时所引史料考订失实、荒唐不经的情况亦多有之，所以刘知几批评说：“喜聚异闻，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至于遗漏之处亦在所不少，特别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原书不详，裴注未补，原书未载，裴注不增。赵翼曾经指出：“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窍。„„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陔余丛考》卷6《三国志》条)此外，此时的史学著作还有《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世说新语》等等。

第六讲 隋唐史官制度的建立与史学功能新特点

一、隋唐两朝对于史书控制的强化

史学的重要作用，在汉唐间的数百年中，逐渐被统治者，尤其为最高统治集团所认识，因而控制修史日趋严密。唐以前，由于官修，私修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但大多数是奉诏著史，或是在成书之后得到朝廷认可，但基本上都是一人独立作史，他们都想成一家之言，而不在书中掺杂别人的意见，这些史学家多数本身就是史官，有些不是史官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都可以看到史官们所记载下来的史料和保存的典籍，并利用这些文献来著史，所以隋以前所有历史著作的写成，又都同史官制度有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修史往往不能完全符合当权统治集团的需要，甚至某些奉诏所修的国史，亦由于修史者不尽站在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一边，自觉不自觉地触及乃至危害其统治利益。隋文帝时，为了进上步加强中央集的统治，在史学方面加强了控制，开皇十一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明令禁止私人修史。唐代在政治上的再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相应的措施，扫除分袭割据的痕迹，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私人修史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唐代于武德年间下诏修前代史,李渊在《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中要求编修史书，必须做到“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但史书并未修成。除了各方面原因外，也由于当时统治者对于官修史书的措施并不得力。贞观君臣十分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太宗曾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并开始编纂实录与修撰国史等本朝史，在这一过程中，修史与取鉴、资治有紧密而有机的结合起来，历史著述在整个文化典籍中取得独立和占居第二的地位的稳定，纪传体史著取代了“古史记之正传”的编年体史著而处独尊，正史的修撰逐渐官府化和制度化，从而使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地位逐步巩固起来。所以唐从贞观年起，就开始修前代史书，设置秘书内省，修五代之史（《唐会要·史馆上》）由姚思廉领衔主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主修《北齐书》，令狐德芬修《周书》，魏征主修《隋书》，并任命宰相房玄龄总领监修，由魏征总加撰定，详加损益，撰总论，让令狐德芬主管体制、义例等问题，一时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还让房玄龄等重修《晋书》，太宗亲自作宣武二帝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的史论，全书总题御撰。在撰修前代史的同时，对国史修撰的控制更加严密了，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又“别臵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唐六典》卷九《史馆》）把修国史与前代史区分开来。唐以后，史官制度发展为史馆制度，从此历朝之纪传体正史便由官方史馆修编而成于多人之手，不再是由某人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了。在这些正史上虽然都有撰者的名字，其实他只是主编人而已，有的甚至是挂个虚名。只是因为他是宰相，是监修国史，官衔最高，史馆修成史书时便由他上表呈送皇帝，书便署了他的名字，实际上这书乃是史馆个集体之作。

二、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

关于史馆，关于史馆，《史通·史官建置》记载：

“暨皇家(指李唐)之建国也，乃别臵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42 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又《唐会要》卷六三《史馆·史馆移置》记载：

“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 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臵史馆于门下省之南。‛

‚开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监史馆，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谏议大夫尹暗遂奏移于中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

据此可知，史馆为国家官署之一，隶属于门下省或中书省，由宰相兼任“监修”，即史馆之长。馆址则在禁中，位于门下省(鸾台)或中书省(风阁)的附近。以前史官隶属于秘书省，这是掌管图书秘籍的官署，如后之国家中央图书馆，政治地位并不高。唐代史馆改属门下省或中书省，这是唐朝的中央首脑机构，宰相治事之所，政治地位很高。从史馆的隶属关系，首长职衔，馆址所在，以及“馆宇华丽，酒馔丰厚”等等看，唐朝的统治者是在大力提高史馆的地位、重其职，也尽力为史馆的修史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而其目的，则是直接地严密地控制史书的编纂，并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

史馆的任务是修前代史，也负责储备材料以修本朝史。修前代史之史官常用他官兼任，其书修成，其职即罢，带有临时性；为修本朝史而收集资料之史官，则带有固定性。史官有“修撰”、“直馆”之名，《旧唐书·职官志》载：“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官入馆者，并为直馆。”此外，史馆中还常设有修史辅助人员多人： “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上固六人，装横直一人，熟纸匠六人。‛

对于史馆中执笔修史之士，朝廷是很注意选择的，以便保证修史为朝廷政治服务。所以就是史馆中的人员，也并非人人都能直接参与修撰之事。咸亨年间，唐高宗李治下过这样的命令：

“撰修国史，义存典实，自非操履忠正，识量该通，才学有闻，难堪斯任。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讹舛，亦恐泄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简堪修史人，灼然为众所推者，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

由于史馆修撰是选择他官兼任，所以出现过在家修史，而不居史馆编撰的现象。朝廷怕失去控制，泄漏秘密，于是又有“就史馆参详撰录”的规定，《唐会要》卷六三《史馆·在外修史》记载：

“(开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左丞相张说在家修史。中书侍郎李元绂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刊臵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堕矣。’从之。‛

此外，对于史官又有利禄引诱，将史馆设在鸾渚为邻，与凤池相接的地方，馆宇华丽，酒馔丰厚。至于史书修成之后，皇帝又有丰厚的赏赐，仅《册府元龟》卷五四四《国史部·恩赏》中所辑录的此类材料，就有二十多宗。

史馆修史，不论前朝还是本朝，都离不开史料，唐代凭借其政治经济威力，在搜集资料方面很有成就，太宗、玄宗时曾多次下令搜集史料，为史馆修史提供情了丰富的史料。

唐政府最为重视的还是对于本朝史料的收集，以为史馆编修本朝史提供依据，其中收集史料的一套做法，相当完备。

(一)于门下省设置起居郎，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两者职同而分侍：“每天子

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因之以成功，”唐朝规定：起居注每季为卷，季末录送史馆。这种起居注记录皇帝每天的言论和行事，它的起源甚早，可以上溯于汉代。汉武帝时即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时有《明帝起居注》，有《汉献帝起居注》，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帝王亦多有起居注。所以在《隋书·经籍志》中，起居注形成为史部十三类之一。但直至隋初，并无正员专司其事，仅以令官兼掌，又废置不常。至隋炀帝时，始专置起居舍人二员，唐时又把这一职司固定完善起来，并明确了它同史馆的关系。可惜唐以前的历朝起居注，均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二)武则天长寿二年以后，又规定宰相须记《时政记》，按月汇送史馆。《旧唐书·姚恕传》：“自永徽以后，左、右史(即起居郎、起居舍人)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恕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时政记》可以补充起居注的不足，也是史馆修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三)唐朝还规定：中央及地方各官署，均有录报大事于史馆的责任，这就使史馆的资料来源更加广泛了。据《唐会要>卷六六三记载，唐朝曾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其具体内容如下：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

‚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

‚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

‚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 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

‚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

‚州县废臵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

‚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

‚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

‚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

‚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

‚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

‚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

‚刺史都督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

‚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勘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

唐代史馆就是依据上述起居注、时政记及诸司录报之材料，来编纂本朝史。所编本朝史，大致可分为二类：编年体之实录与纪传体之国史。

唐朝时，每一帝死后，便由嗣君命史馆汇集其在位史事，用编年体勒成一书，谓

之实录。实录起源于南朝，现在所知的最早实是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中的“《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至唐，新君编纂先帝实录，成惯例。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朝自高祖李渊至武宗李炎的十六代皇帝，均修有实录，不缺一帝，总数达二十五部之多。这当然是史馆工作的一项成果。自唐宣宗以后的五个皇帝，因唐末战乱，实录或佚或阙，后由宋朝人宋敏求补成。于是唐朝二十一代君主，无不修有实录。可惜这套实录后来都失传了，现在只能看到韩愈主编的《顺宗实录》五卷，收在《韩昌黎集·外集》中。实录是各帝统治期间的编年体大事记，修成于后一代，被当作帝王的一种法祖教科书。它的史料性很强，是根据起居注、时政记、各官署录报材料编成的史料长编，它为国史的编纂提供了依据。国史一称正史，是纪传体史著，它总辑各实录事迹，勒成著作。比起实录来，国史对史料有更多的删节和加工。

在唐代，朝廷曾不断令人撰写本朝国史。从贞观直到武则天时期，修本朝史者史不绝书，而且多为一时名臣。但唐人写国史，只能是随写随续。安史之乱以后，中原荡覆，图典焚佚，朝廷撰修国史不能正常进行了，所以唐时终于没能修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唐代史，但已经修成的部分唐国史，却为后人著述唐史提供了蓝本。唐代史书可谓多矣，有魏征等修成的《隋书》、《陈书》、《梁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等，但不同的是，这些史书多为官方编修，或由史馆自己编成而由官方修改认可，如李延寿之《南北史》，总的来说，其思想成就并不高。尤其可贵的是，李延寿的《南北史》能够抛弃以前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偏见，南北一视同仁。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结果，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势力上升，文化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史馆凭借国家的人力、物力、权力，大集群儒，广泛收集各种资料，集体编成史书，这有助于克服个人收集史料与整理史料的种种困难，提高了修史的速度，便于史料的及时整理与保存。但史馆是封建王朝控制史学的一种官署，由官来写史，为官而写史,目的是提供巩固统治的历史鉴戒，维护封建秩序。史馆又实行宰相监修，遇事诸多牵制，常使执笔修史者无从下笔。同时所任用的史官们又往往是自视甚高的平庸之辈，刘知几曾指出：史馆中“人自以为荀(悦)、袁(宏)，家自称为政(刘向字子政)，骏(刘歆字子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加之史官内外串通，各有背景，人多嘴杂，“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俱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实录则取嫉权门，直书则见仇贵族。这样，史馆史官只好“争学敬且，务相推避”了。即使是出类拔萃的史家，在这种官僚机构中也是难有作为的。所以，史官修史，成书快，卷帙大，但质量差，充斥着封建主义的官方思想，在编纂体例上也难有创新。但进代总是向前发展的，便唐以后史学的成就，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官办史馆的作品上，而是主要表现在私人的创作上。在唐代，真正对史学的发展作出创造性新贡献的，是私撰《史通》的刘知几和创作《通典》的杜佑。

第七讲 宋元时期史学的特点——以《资治通鉴》为例

第一节 宋元史学的特点

宋代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中国的经济重心

完成了南移，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阶级矛盾也很尖锐，所以地主阶级进行了改革，在思想上兴起了理学，希望以此来应对新的社会变化，主张 “文以载道”。这些特点在史学上都有所反映，史书的编撰和文献的整理都取得了不小成就，在历史观点上，思想家和史学家由于见解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书的各种体裁和体例都出现了，如纪事本末体。在内容和体裁上这些作品也都各具特色，显示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第一是编年体史书比以前有很大发展。官修的《日历》和《实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其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巨制，在它的影响下，编年体史书有了很大发展，较为重要的作品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

第二是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宋初王溥修《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撰写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典制体的巨制。对后世典制体史书的撰写产生深远的影响。宋朝秘书省设会要所，编写宋代历朝会要多达3 000余卷。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布。今天的《宋会要辑稿》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集抄出来的。元修的《经世大典》880卷，从形式上看是类书，但实际内容是典制书。此外还有专科性的典制书。

第三，通史在史书撰述中的地位大大加强。编年、纪传和典制三种重要体裁史书中都有自己的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三部通史巨制的出现，是宋元时期的代表作。

欧阳修的《五代史记》也是通史性质著作，吕祖谦的《大事记》是一部编年 体的通史，上起接春秋，下至汉武帝征和年间，共12卷，是没有完成的著作。此外，黄震的《古今纪要》等，也是通史性质著作。

第四，古史和当代史的史书增多。前代史的总结和撰写受到重视。古史的增 多和史学求通的观念有联系。重要的史书有司马光的《稽古录》、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等。其中有的著作理学气味较浓。

北宋时期的《旧五代史》《和元人修的《宋史》、《辽史》、《金史》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元人修三史，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这是史学观念上的一个发展。《辽史》的《表》、《国语解》，《金史》的《国语解》以及《宋史》的《道学传》等篇目有新意，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动。《金史〉叙事简而有要，深得史法。由于三史编修时间短，史实考订不精，特别是《宋史》疏漏的缺点尤其突出。

宋人记录、编修当代史成为一种风气。朝廷设相应的机构记载国家大事。机构设置和名称在不同时期不尽一致，但基本上沿袭下来形成了制度。1．时政记。有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2．起居注。起居注官员侍立皇帝身旁，跟从行幸，记载朝廷大事。3．日历。据时政记、起居注和相关材料，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加以编纂。4．实录。它是据日历的材料进一步加工修成的。5．会要。会要载典章制度的有关材料。

6、国史。国史的体裁是纪传体，是根据其他材料进一步修成的。《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十九》记载宋代修的国史有：太祖、太宗、真宗的《三朝国史》，仁宗、英宗的《两朝国史》和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的《四朝国史》。洪迈曾想合九朝三史为一书，但没有做到。另外还有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的《四朝国史》。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宋代实录与国史有些不断重修，这是宋代史学引人注意的又一个方面。

宋人撰写当代史重要著作有王禹的《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46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此外还有数量很多的杂史、笔记。

第五，新体裁、体例史书出现。重要的作品有袁枢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和他学生写的《资治通鉴纲目》，是纲目体史书。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术史性质的作品。

第六，民族史、地方史和域外史有很大的发展。

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比前一时期有显著的发展。治金文献形成为专门的学问，即金石学，目录学、校雠学有较大的发展。文献的辨伪、刊误、纠缪上出现新的局面。古籍的注释及类书、丛书的编纂，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为史学 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宋人的辨伪、考订，可以说是开后代考据学的先声。

这个时期史学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上，各种不同的历 史观点展开激烈的辩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宋人力图从“理”的角度把握历史 过程，这是历史哲理的思考。在天人关系上，新的见解出现了，天人感应的灾祥 说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在史学工作作用的理解上，宋人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从历 史盛衰总结的角度，从史学和经学关系上，从历史的教化作用上，从史学对社会 生活的影响上，提出各自的认识。总之，史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史学工作的作用，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心，使史学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两宋史学家 很多人又是理学家；有的人虽不是理学家，但思想上和理学有联系。理学对宋代 史学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在历史文学上，不少史家是有成就的，许多史家又是著名的散文家。欧阳修 文风简洁晓畅、摇曳多姿。司马光的文风严整之中而又从容，写战争恢宏场面，显示其驾驭文字的能力，曲折有致，有声有色。这些都使他们的史著产生更大的影响，有的篇章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传诵的名作。

第二节 宋元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

一 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

宋元时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是隋唐史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史学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反映在史学思想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哲学上的变化，理学产生，对宋元的史学思想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又一个鲜明的时代印记。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史学思想的斗争同当时的理学和反理学的斗争，同理学内部的分歧和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宋代理学家关于历史的认识是当时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宋代史学家很 多人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者和理学有某种联系。这种既是史学家，又是理学家或者和理学有一定关联的二重属性，为宋代史学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效 应。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苏辙、朱熹、吕祖谦、王应麟、黄震、金履祥等 人的学术特征，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在《宋元学案》中说得清清楚楚。马端临师 承朱学的传人。郑樵有反理学的观点，同时又和理学有一定的联系。理学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影响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著的《皇极经世书》把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宇宙发展总过程的组成部分，编排出从“开物”到“闭物”的具体行程。在这个宇宙变动的周期中，人类历史只占极小的区段。周敦颐作《太极图说》，王夫之认为这本书是

“究天人合一之原”。张载以气化流行观点，说明人与生物同源，天人统一。二程认为理为宇宙根本，理支配自然变化，也支配社会历史变动。理的流行成为历史变动的原因，促使历史发生变化。朱熹进一步发挥这样的观点，并运用这样的思想指导写史书。

宋代修的许多古史，把人类历史记载大大提前。有的从盘古开辟天地写起；有 的在历史“邃古之初”，首先论述理气的流行，再叙人类产生；有的古史首篇就是《太极篇》。贯通天人古今去写历史，成为一种风气，以天理名分思考历史的变动，是贯通古今的一种做法。

笼统说理学家轻视史学，这样的看法不妥当。理学反对先史后经，反对废经 治史，反对把史学作为“记诵之学”。他们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程颐说：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

《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历史兴废存亡之“理”，在程颐看来是支配社会盛衰变动的普遍法则，物极则反，事极则变，是万事万物变化法则，也是人类历史变化的法则。

理学家说的历史盛衰之理，是先验的天理，这种天理体现为封建纲常道德名 分的教条，维系这种天理，社会才可以长治久安。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大纲不正，万目即紊”。“名分正则天下定”。朱 熹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人间君王适应变化，对一些制度可以作变通损益，但天理纲常是不能变动的。二程说稽古而不泥常，是指古代的东西可以为借鉴，但不能死守着框框不作任何变动。

关于历史过程的见解，理学家一般都是美化三代，宣称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 代。二程说先王三代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是以法把持天下，以智力把持天下，历史的发展是后世不如前世。程颐说：“若举大运而言，则三王不如五帝之盛，两汉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汉之盛，至其中间，又有多少盛衰。”邵雍把中国历史分成皇、帝、王、伯<霸)四种情况，以皇。帝、王、伯(霸)和一年四季 的春、夏、秋、冬相比附，说：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邵雍的皇帝王霸说，从趋势上看历史在倒退。一个周期结束后，接着是新的周期 开始。但历史不是简单地循环，三代而后，基本是伯(霸)道通行于世 ,邵雍把皇、帝、王、霸作为统治的一种特征。他认为，三皇以道行事，五帝以德行事，三王以功行事，五伯以力行事。皇帝王伯和道德功力相配合，构成一个系统。邵雍的这一套编造出来的理论，在北宋理学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对宋代史学产生影响。

理学家关于《春秋》褒贬义例的各自见解以及关于正统看法的分歧，直接影 到史书的编纂。有的史家称辨正统，是“直欲还天理人心之正”。有的人称朱熹 写的《资治通鉴纲目》的凡例，是“合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一些史评著作以 理学的观点评判历史是非功过，讨论历史盛衰兴亡。范祖禹在《唐鉴》中的议论，受到程颐的称赞，称范祖禹的议论是三代以下的好文字，原因是范祖禹以“纯王”的天理来评论唐朝的史事与人物。

二 宋元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

从史学思想上看，宋元史学表现出它的深邃性、丰富性。北宋时期，宋元史 学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来了，围绕这些问题不同的观点展开了争论。南宋时 期史家思考深入了一步，把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在哲理的高度上进行更加 系统的讨论。元代的史学思想是承南宋的余绪而有所变化。

宋元时期的史学思想发展可以归结为：

——历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变化的过程是怎样的，怎样看待历史的王道时期和霸道时期。

——史学的意义是什么。这又涉及到经和史关系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 什么，史学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作用。

北宋时期史学思想突出的是名教思想，强调名分等级，认为这是历史和社会 的根本问题。司马光说：“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理安得独在哉！‛名分紊乱，礼制即崩溃，则天下大乱。这是司马光思考历史兴衰的主要观点。

与司马光不同的是王安石，虽然王也要维护封建统治，但他不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他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对先王之政，只能法其意，他所提倡的《周礼》，只不过是借《周礼》之名以行改革之实，他还认为灾异发生不是人事引起的，不能用历史事实附会灾异现象。王安石以“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的道理来驳斥灾异论的“傅会”之讹误。这是宋代史学思想的一个大发展。他还主张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以求经世致用。

南宋时有朱熹和陈亮关于王霸义利之辨，从天理人欲的角度谈历史过程问题，朱熹认为是道支配历史，贯串历史，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是“利”和“欲”，只是有时暗合义理，就整个社会历史来看，“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朱熹认为义和利两者不能两立。陈亮则反对其说，主张功利主义，他认为其一治理社会可以王霸并行用，义利双行，陈亮坚持世界和历史的客观性质，认为历史过程是一贯的，其二不能把历史打成两截。不能认为后代都不如古代。其三认为义利不是绝对对立的，王霸可以并用。南宋的郑樵提出会通观点，反对把历史过程割裂开来，马端临则把古今制度变化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看待，指出反古实难，他的思考更加深入了一步。宋元时期关于史学工作作用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 从历史的兴衰变化上，总结出可以借鉴的治道来，这可以称为“资鉴”的观点。第二种主要是理学家的看法，认为要从历史盛衰中总结盛衰之“理”，以历史证明天理万古常存；以“理”去“格君心之非”，使人君排除不合天理的杂念，按天理行事。史学是格物致知、认识天理的手段。第三种是从历史盛衰大势中，从历代典章制度得失中，总结认识，作为经世之用。陈亮的事功之学，叶适的经制之学，在史学致用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吕祖谦集合事功、经制之学，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吕祖谦认为，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说：“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史学的作用很大，他说：“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吕祖谦重视史学，抬高史官的地位，反映出吕祖谦学术的特点之一。他对史官作用的评价太过分了。但是程朱贬抑史学为理学之附从，吕祖谦和他们相比较，是

一个鲜明对照。此外，两宋时的历史文献学和金石学兴起，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说明了文化的普及与大众化。

第三节 司马光及其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

一、《资治通鉴》编修的经过

1、司马光的生平及其编修《资治通鉴》的动因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所编著。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由奉礼郎迁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土。当时正值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旧 党”首领，故于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执政后，司马光即请求作外官，出知永兴军。次年，王安石为相后，又自请改判西京御史台(闲差)，在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于《资治迩鉴》的编纂。哲宗即位（1085年)，保守派重新得势，司马光担任宰相，把新法废除得一干二净。第二年，他便死了。死后封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见解上尽管迥然不同，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是反对新法的人推出来的招牌，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是被吕惠卿等所利用，可是他们两人的私交始终很好，相互之间并无人身攻击。

司马光从小就爱好历史，这是他编修《通鉴》的先决条件。《资治通鉴》是奉诏编纂的，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受诏，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书成奏上，历时十九年之久。其实在受诏之前，他早已开始这一工作了。仁宗嘉佑年间，就着手编写过一部“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大事年表，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采猎经史，作了扼要的记载，名为《历年图》，计七卷，在治平元年(1064年)进呈给英宗。接着又在此基础上，仿《左传》体裁，起自三家分晋，止于秦二世三年，写成编年史八卷，取名《通志》，“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进通志表》)。实际上这就是今本《通鉴》中的周、秦二纪。进呈英宗后，深得赞赏，并于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官府还给他提供了自行选择助修人员，得就秘阁翻阅所藏图书、并给吏史笔札等方便条件，这样，就使司马光有可能顺利地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尽管以后他的官职多次变动，但编书工作却从未中断。

司马光为什么要编修《资治通鉴》，他在皇佑中曾对刘恕讲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通鉴外纪后序》)。又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亦说：“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神宗于1067年继位以后，司马光进《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可见当时统治者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

有趣的造型教案(史青青) 篇4

有趣的造型

授课教师：史青青 授课班级：三年级3班

有趣的造型

凤凰台小学

史青青

一、直接导入：

同学们看老师这里有这么多的小玩偶，再加上老师提前让同学们准备了蛋壳和乒乓球，大家都已猜到我进今天要学习哪一课了吧？对！（板书：15 有趣的造型）

二、观看微视频，欣赏作品，探究制作方法

1、师：有位小公主（老师展示用蛋壳制作好的玩偶）要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同学们听！（播放微视频制作步骤）

师：看了公主的蜕变过程，同学们回忆一下视频里老师都用了哪些材料和哪些方法？

生总结：材料：塑料袋，卡纸，毛线，海绵纸

制作方法：折，画，剪，贴，卷

2、欣赏作品，小组探究

师：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别的班的同学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一看，拆一拆，研究一下他们的作品用了什么材料，用了哪些方法做的。同学们想不想用蛋壳或乒乓球制作出精美有趣的造型？那让我们一起阿里研究吧。

三、深入探究

1、师：同学们今天也准备了蛋壳或乒乓球，回忆一下你的蛋壳完成的？ 生：回答

师总结：用尖锐的器物将蛋壳扎破，然后开到适合的大小，倒出蛋液，冲洗干净。

2、师：想一想蛋壳、乒乓球怎样才能站平稳？

生：做上一个底座

师：怎样的底座牢固？下面用你手里的卡纸折一折，卷一卷试试。

学生做，教师评价，观看课件，总结：除了用纸折这些牢固的底座，我们还可以用这些现成的小化妆瓶品，饮料瓶，小盒子，小酒杯等。

3、大家想一想蛋壳或乒乓球可以用来做动物的那部分？出示课件图片：猪、鱼、兔子、老虎，学生观察。

师总结：可以看做动物的头部，鱼的身子，是很灵活的。师：蛋壳作品中的动物与真实的动物有什么不同？ 总结：颜色鲜艳、形象简化、夸张（板书）

4、师：这两个作品你觉得好不好看？（课件出示图片,）再加上点什么会更好一些？

生：帽子、衣服。。。师：看老师是这样做的。经过老师的装饰添加，变得更精致有趣了！下面说一说你想用什么材料来进行设计？

生：。。

师：想法都不错，让我们来看看其实还可以设计出更多的作品,如神话故事，京剧脸谱等。（出示课件）下面老师把我喜欢的形象制作步骤介绍给大家！（课件：狮子和小丑的制作）四、五、六、学生作业，教师指导 展示、评价 课后拓展 请大家动手做一做，做出更生动有趣的作品！自评，互评，师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