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要素

社会治理的要素（精选6篇）

社会治理的要素 篇1

2015-01-20 02:35:00 环球时报 李世默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我想说，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

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贤能治理。这是理想状态，贤能治理也会出问题。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官员来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过这个体系，最终进入中国的最高治理阶层。

二是实验治理。中国几十年来推行很多政策，都是从小地方先试起来。成功了就让其他地方学习，然后才是全国推广，失败成本较低。这样的实验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实现，在美国不可能。

三是回应治理。有没有能力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据我了解，中共其实有非常复杂和有效及时的反应机制。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中国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这个模式要改，因为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可是在改变过程中增长率就会下降，又会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很难。

而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义定死了，认为只有往某种方向去改变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做的改变，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对政治体制“动刀”，对政治体制做质的改变，我想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预算，以前中国的国家税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次把它变成了全国的预算，这是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二是党纪和国法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对中纪委进行了重组，把地方纪委的决策权力从地方党委那里抽出来。

三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三中全会把人大、党中央、国务院这传统“三驾马车”的格局打破了。国家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都是党中央在领导。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台中央。

四中全会通过依法治国继续并巩固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和格局。很多人把新中国的60多年分成两个30年，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第三个30年。第三个30年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复兴。

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篇2

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識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發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发布，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本文通过分析智慧治理能力构成要素，从而说明政府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 篇3

2014-8-27 来源：江西政法网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的稳定进入风险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

正确理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功能定位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概括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和问题针对性，为我们深刻理解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提供了导航作用。加强社会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高度强调社会建设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基础作用，从而改变了原有的以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为主要追求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建设，既包括发展社会事业，即收入分配制度、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的培育和养成，这些既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社会治理主体趋于多元化。政府必须与各种社会组织一起形成协作网络，在共同分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共享公共资源，参与公共治理，并使各方共同受益。

以合作与协商为治理方式。要实现社会治理，必须建立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协作为特征的、纵横协调的、多元统一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结构。促进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改进治理方式

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就是要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切实改变过去条条分割、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看待，在党委的领导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自助、自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法治权威，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公共危机的法治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公共危机的长效、制度化手段。坚持源头治理，就是既要抓住问题的“流”，更要治理问题的“源”，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坚持综合治理，就是在解决问题时，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灭火队式”的治理模式，在推进社会治理中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从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入手，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冲突，解决社会问题。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

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

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

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建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面对大量而复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

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大量和频发的社会矛盾中，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实施往往成为触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为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强调，“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要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要暂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损害群众利益。

建立顺畅有序的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要建立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当的、规范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从当前来讲，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充分利用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等等，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要建立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通过心理干预，使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能够及时得到适当的心理援助，从而尽快摆脱心理危机。通过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心理危机引发的社会风险。通过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服务。通过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要完善矛盾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从当前来讲，尤其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要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在当前，尤其要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工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风险社会的微观治理难点 篇4

作者：郑承军

2014-03-10来源：人民论坛3月上 文字大小：【大】 【中】 【小】

面对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人群，面对新旧更替的转型社会，面对层出不穷、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矛盾，针对无辜群众的极端化社会事件的频发无疑让社会矛盾雪上加霜。要想真正把握极端化社会现象的发生特点和排解方式，笔者认为，应该从极端行为、风险社会、风险防控三个方面入手。

从平和到暴戾：极端行为

人们都说国人的性格是平和、趋稳的，追求的都是“花好月圆”、“岁月静好”之类的境界，在社会交往中也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的处事原则，是什么让一些人突然抛开了平静求稳的心态，鬼迷心窍、不计后果、铤而走险？试想，从平和到暴戾，极端行为者要迈过心灵多少道关卡？

极端行为，简而言之，就是非同寻常的行为，其行为方式、行为效果往往都完全偏离正常的行为轨道和行为模式，并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和后果。人不可能一出生就是一个极端的人，即便是极端的人，也不可能一直极端，他总有平和、放松、舒缓的时候，而他极端的力量并非无中生有、无名而起的。它应该根源于极端化行为者自认为的走投无路继而心生绝望。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注定是要与社会发生关系，当这种关系让人感到渺茫、迷惘、绝望，平静的心态就会发生倾斜，人的心态就会在气愤、怒火的倾轧里辗转，时而放下、时而暴起、时而平缓、时而暴激，渐渐从平和升级到暴怒，跃过心头的几重关卡，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平和走向暴戾。因此，要杜绝极端行为的发生，从微观治理来说，政府部门，尤其是窗口行业，一定要控制好办事者个人的情绪，俗话说：“冲动是魔鬼，事后就后悔”，从医学角度来解释，当人在有激烈的情绪波动时会心跳加快、血液上涌，容易失去平静和理性而采取极端行为。当然，对于那些患有心理疾病，有精神病史者，更要加强治疗、疏导和管控。

杜绝极端行为，要维护每个人的体面和尊严，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存在。对于个人价值，历史上曾有不同的观点。黑格尔持整体论，认为个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在集体中的定位；而青年黑格尔派持个体论，突出个体的价值，认为个体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施蒂那强调唯我主义，我就是价值，是极端利己主义；鲍威尔主张合理利己主义，费尔巴哈认为在于

类的特性和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追求的合理性来源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人与社会，两者不可分割，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共同发展。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人的平和来源于人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尊严和体面，如果这些都失去了，人将失去与社会依存的平衡点，进而采取极端，失去世界。

从田园牧歌到风险丛生：风险社会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蛮荒开始，逐步走向奴隶主把守的庄园时代，再走向封建割据的城堡时代，进而走向烟囱林立的工业时代，现在，人类社会已经来到无烟的信息化时代。如果说城堡时代之前还有田园牧歌般的宁静生活、平实日子、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幻想，那么，市场经济的到来，将这种田园牧歌的静谧打破，从谦让到竞争，从规矩到无序，从安宁到风险。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风险社会。

首先，风险社会的存在是必然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社会是充满风险的社会。社会矛盾和风险社会如影随从、相伴相随，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就是在社会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化解中不断进步的，没有社会矛盾，就没有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社会矛盾在社会层面上的现实表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永动矛盾导致世界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循环往复下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因素不断强化和放大的今天，随着人口爆炸、城市扩张、交通拥堵、生态恶化、空气污染等现实情况的加剧，风险社会更加“步步惊心”。有人说，人类社会就是一部风险不断产生、不断化解、又不断生成、不断排解的连续剧，永无剧终。

其次，风险社会的风险是指既不安全、又未毁灭的状态。以研究风险社会闻名世界的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概念包括八点：一是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和责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二是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三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四是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控制与失控；五是在认知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六是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时重组；七是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八是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概括得很简洁：“风险概念表述的是在安全与毁灭之间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性特征。”第三，风险社会的风险正在加剧。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名着《风险社会》中说：“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到达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高

度。”由于人口膨胀、生态恶化，工业化、市场经济、现代性带来的负效应，以及无节制开发和科学技术（如转基因技术、核技术、胚胎干细胞技术等）带来的负作用等因素，使风险从个体风险转向社会风险，从局部影响转为全局震撼，从可测损失到不可估量。以《第三次浪潮》闻名的阿尔温·托夫勒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达十余万起，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仍然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

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极端行为是风险社会的浓缩化缩影、极端化表现。从贝克对风险概念界定的二、四、八可以看出，个人极端行为也是一种社会风险，是充满危险、与社会相对立、影响较大的不确定行为，具有失去控制、失去理性、丧失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贝克语）的个体混乱性。个人极端行为的丧心病狂是疯狂世界对个体人的映射。个人极端行为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导致大范围的群体事件。“京温商城坠亡”事件就差点酿成更大的社会风险。因此，要想防控社会风险，从微观治理而言，一定要从小事着眼，防微杜渐，绝不能掉以轻心。

从危险到保险：风险防控

化解个人极端行为，防范社会风险，有许多防控措施和治理路径。比如：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个人极端行为的危害，新闻报道上要积极引导、避免过分渲染、过度炒作，心理疏导上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等等。从微观治理的角度，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一定要负起责任、扮好角色，真正做到细微入手、防患于未然。

极端行为不可饶恕，但也有个别人是因为感到走投无路、绝望无助，才铤而走险。政府在防控方面，最好的对策就是：让群众有出路、有希望、有帮助，让危险转为保险。

加强对群众小事的关心力度。福柯认为，“治理就是治理事”。每件小事都处理好了，社会自然就治理好了。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治理方面存在着“宏观强、微观弱”的不足。政府在宏观决策、行政动员和整体实施等方面管理能力比较强，但在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服务、管理细节方面意识明显偏弱。中国的行政体制习惯于对上负责，往往缺乏对下负责的意识，使一些群众在办事时被推诿、扯皮，个别群众因感到办事无望进而绝望,才采取极端行为的。因此，政府既要关心国家大事，也要关心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群众小事，切忌动不动就以“维稳”为借口压制群众的正常利益诉求。

要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风险。贫富差距，可怕的不是经济上的差距，可怕的是由于社会不公而导致的整个社会阶层的断裂。中国社科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收入不同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感知中，收入3000元/月以下者认为社会矛盾很严重为14.29%，3000-5000元/月为13.28%，5000-10000元/月为11.79%，10000元/月以上为12.7%。可见，大家都感到社会矛盾突出，收入低者感知更甚。共同富裕，是避免极端行为和社会风险不容回避的主题。

要重视社会改革与经济、行政、文化等改革的配套进行。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社会改革却略显滞后，尤其是在经济总量年年攀升的背景下，对每个公民的社保、医保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却不平衡，一旦一些底层群众失去社保、医保的最低保障，他们将认为失去生活下去的底线和勇气，情急之下，有可能进而选择极端行为，威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要强调职权和责任。治理也是一种管理，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管理就是维护职权和恪守责任。“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他认为管理围绕的核心就是“责任”，在他的管理着作中大谈“责任”，而无一处谈到“权力”，他认为：“权力和职权是两回事。管理当局并没有权力，而只有责任。它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除此之外，决不能多要一点。”因此，德鲁克说，管理当局只有在它进行工作时才有职权，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力”。在对待极端行为和社会风险时，为政者更要强调责任和职权，真正负起社会治理的责任来。

要启动“社会安全阀”。社会安全阀是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提出的。他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类制度或习俗，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亦称社会安全阀制度。政府应该通过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完善信访调解制度，改变过去单一的上访诉求渠道，妥善处理群众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引导群众自觉按照法律所允许的正常渠道去宣泄不满情绪，防止不满意见过度蓄积，导致社会危机爆发。

要简化群众办事的程序，切忌复杂化和多头管理。《史记》中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也就是说，政令不能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它；政令平和易行，亲近百姓，百姓才能归顺。

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不可能涵盖一切生活实际，因此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原则是必须的，但要杜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事情不是只有“办”和“不办”两个结局，应该多寻找对策和解决方案，不能简单地以“违反原则”为由把群众拒之门外。即便一时办不了，也要加强心理疏导和解释工作，让群众心顺气顺。《淮南子》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意即：治国有常规，以利民为本。政教有常道，以政令畅通为上。假如有利于百姓，不必事事遵循古法；假如能将事情办好，不必事事依照旧制。

还要大力构建“务实、理性、宽容、平和”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国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素养的精神标识，团结友善、助人为乐、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可以避免个人极端行为的发生，并荡涤其带来的负面社会风气，构筑相互理解的价值认同。

乡村社会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篇5

作者：詹鹏宇

乡村社会指乡或镇一级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治理不仅包括政府的管理，还包括社会自我管理，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当前全面落实党的“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乡村社会治理是重中之重，这里生活着6.7亿人，另有2.2亿人虽然居留在城市，但决定他们福祉的根本之地还是在乡村，如农民工。因此，探讨乡村社会治理之道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市场化条件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市场化是指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被用于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种状态。30多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冲击、侵蚀、洗刷、重组着我国社会原有的一切秩序。乡村社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确立了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在经济上初步完善了乡村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然而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因为以下因素的制约，仍然难以摆脱弱势地位。

一是农业产品价格的“蛛网震荡”导致的市场失灵。乡村社会经济以农为本。在市场化条件下，农产品价格因特殊的生产、供需条件导致周期性波动：这类产品生产周期长，其决策依据现实销售价格刺激下产生的预期，而实际市场价格却取决于前一周期的生产规模。某个较低的初始供应量导致了较高的第一周期价格，而这一高价将刺激生产，使第二周期供应量大为提高；第二周期供大于求的结果会把该周期市场价格压至均衡水平以下；这一低价又会抑制生产，使第三周期供应量也低于均衡水平，从而推高价格„„如此循环，在PQ坐标系中便形成了一个蛛网状图形，人们称之为“蛛网震荡”，或“蛛网循环”。“蛛网震荡”加上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型供给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业、农民会处于弱势。

二是分户经营的合作难题。由国家确立的乡村社会基本经营体制，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确定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力和土地被分割成零星小块，限制了乡村社会更深入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与合作难题双重制约下的乡村社会，生产与生活陷入高风险和低水平发展的困境。家庭经营受限于规模太小，绝大多数只能提供农业初级产品，无力（资金、技术、市场信息、销售渠道）向后拉长产业链，生产出消费品，导致乡村社会单一的经济结构及对城市经济的依附。合作的高成本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强化了乡村经济的弱势地位。同时，离散型、原子化的市场主体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提供乡村社会公共物品，如生产所需的道路、农田水利，生活所需的环境整治、文化设施建设，而公共物品的缺失和不足，更进一步限制了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由此导致，扶贫越扶越贫，年轻一代以脚投票大量涌入城市。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构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

从治理角度而言，解决农产品市场失灵问题的办法是拉长产业链，或仓储分时销售，对陷入蛛网震荡的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通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方式避开或削弱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失。而这需要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解决乡村社会合作难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解决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不足问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虽然说当前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时期的发展，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水平，具备以工哺农的财政能力。但是，国家财政能力再雄厚，也决不可能解决9亿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离开了农村社会自我组织，乡村公共品供给是难以优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增加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善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从治理的本义出发，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也是农民治理和治理农民的题中之义。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参与。

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但这次农民组织化不同于传统和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中国农村依靠士绅和族权势力组织农民，人民公社依靠国家强制组织农民。在这两种组织形式，农民只是依附听令，很少个人利益追求。市场化条件下组织农民，依托的是市场分工引致的利益分化，农民因自身利益追求，自行组织各种机构，行使一定职能，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本质上这种组织是介于国家政权和个人之间，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组织。

理想状态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国家政权、社会公共组织、个人三位一体的共治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主要是指培育和发展具有一定作用范围和职能的社会公共组织。在乡村社会，按功能划分，农民组织应在3个方面提高组织化水平：一是政治维权组织。如农会、消费者协会等。二是经济合作组织。如帮工队、生产互助小组、专业合作社等。三是文化生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老人协会、秧歌队、农民技术协会等。

农民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不仅有助于农民掌握和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他们在日益全球化的大市场中的适应能力，而且有助于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的连接，与其他利益体建立对话。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建立政权与农民之间、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有效联系，达到共同治理，促进乡村社会基层民主建设和促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的目的。

发挥乡镇政权的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机构改革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乡镇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考虑乡镇政府职能问题，要从农村工作的现状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出发，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从实际情况看，随着乡镇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可支配财力减少和职能转向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村社会出现“官权退、民权进”的局面。乡镇政权迫于节约行政成本、弥补履职能力不足的压力，主观上有着发展农民自治组织的动力。传统上，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结构，使得乡村社会组织资源相对稀缺，除了国家政权组织外，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民间组织”，因此，乡村社会农民的再组织客观上仍不得不依靠乡镇政权的大力扶持。

社会治理的要素 篇6

关键词: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大众传媒;言论自由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023—02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可喜的一面。然而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在使一大批人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贫富差距,而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无疑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同时还应该看到:构建和谐社会,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言论自由——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换句话说,就是我国的大众传媒(网络媒体除外)尚缺乏充分的言论自由,如此状况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很不匹配的。

一、言论自由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1.关于言论自由的解读。(1)狭义的言论自由,是指公民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或者讨论问题的权利。客观而言,这一点较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现在确实有了很大改观,人们日常生活中谈论一般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有从前的那种恐惧感,一般都不会因言获罪,这当然是社会进步与老百姓自由度大幅提高的表现。(2)广义的言论自由,则既包括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和讨论问题的权利,还包括出版自由、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等权利,即所谓“公开地对外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信仰”[1] 。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还缺乏充分的言论自由。

2.“和谐”的“谐”字包含有言论自由之意。(1)有相同的思想、共同的追求,即志同道合。以此为前提,必能达到言、行相合、统一;(2)人人皆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即言论自由,畅所欲言;(3)汇集所有的言论和思想,经过协调、取舍,求大同、存小异,以达到和谐的目的。

3.事实证明: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近年来,许多在网络媒体上轰动一时,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重大社会新闻就充分说明,没有充分保障民众发表不同声音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和谐的。

二、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言论自由都应当受到重视与保护

1.历史上许多学者和政治领袖都曾发表过支持言论自由的观点。1644年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说:“言论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之母,它象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表见解、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1741年,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关于新闻自由》一文中说:“通过新闻自由,整个民族的学识、智能和天才可以用来维护自由。” [2] 1859年,英国学者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认为,“……言论自由制度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根本保障,不仅会造就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会造就智力活跃的民众。” [3]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4]

革命导师马克思认为,在一切政治自由中,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5]

新中国的创建者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指出,要让人讲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能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他明确指出,“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6]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就体现言论自由的批评言论说: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针对言论自由的“风向标”——舆论监督,他又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 [7] 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8 ]

而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则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公开宣告,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所谓“保障……表达权”,正是我国政治领袖对言论自由的最新解读。

2.言论自由受到我国宪法保护,也是我国向国际社会所承诺保护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的第19条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中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当然要履行这个宣言。1988年12月,在联大四十三届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丁元洪先生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四十周年的仪式上的讲话中肯定了宣言的内容:“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主张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一贯支持和遵守《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有关人权的原则。”

3.言论自由是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动力源泉。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即通过公开交换思想和意见,真理最终会战胜虚妄,分歧最终让位给协作,通过交流与协商,加深对别人价值观的了解,进一步明确界定妥协的范围,并开辟前进的道路。这样的交流越多越好,这样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

4.言论自由是当今网络信息时代的呼声。通过电脑和手机自由言谈和短信往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说通过网络互动交流信息也要遵循一定的章法,但不可否认,言论自由是网络得以迅速发展扩张的最主要动力,也是当今网络时代不可压抑的呼声。

三、关于言论自由必须澄清的三大认识要点

1.毫无顾忌、随便乱说不是言论自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一个国家里,即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只能是人们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不应该做的事”;“自由是做一切法律所允许做的事情的权利;然而,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话,那么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有这个权利。”[9]

2.尊重他人是言论自由的底线。人人都可以坚持己见并批驳对方,但也必须尊重他人发表意见的权利,谁也没有资格任意剥夺人家的这一权利。而且诸多历史事实证明,某些貌似荒谬的“异端学说”,有可能最终成为社会公认的真知灼见,比如人所共知的哥白尼日心学说和布鲁诺的新宇宙论。这就意味着,尊重他人是每个公民享受言论自由时所必须坚守的底线。

3.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是言论自由的道德基础与法律常识。首先,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任意发表违反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言论;其次,真正的言论自由并非是指可以不顾社会公德地信口雌黄。特别是涉及到他人隐私的事情,那是万万不可乱说一气的,否则情节严重的必然会构成诬陷或诽谤罪名,这当然是那些说话不负责任者所应付出的代价。

四、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就一定能建成和谐稳定的新中国

1.相信保护言论自由总是利大于弊。重新审视对社会负面新闻的一贯严厉处置做法。我们应当认识到:对社会负面新闻这一类信息,并非封锁得越严,社会效果就越好,社会就越能保持稳定。殊不知人们越不知道事实真相,就越可能惶恐不安。显然,这种心态极其不稳定的人与了解真相、头脑中是非分明的人相比,对社会而言要危险得多,因为很难保证他或她不会因负面情绪得不到发泄而最终诉诸暴力。

2.相信通过言论自由能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任何社会都有社会矛盾,然而如何对待社会矛盾?是将其尽量掩盖装作不存在,还是将其公开,并向全社会征询解决之道,其后果却是大大的不同。保护好言论自由,就是最大限度地让国民就社会矛盾的产生与发展展开讨论,探讨如何消除其根源。退而求其次,暂时不能解决的社会矛盾,就应当考虑采取哪些措施来加以缓和,避免其进一步发展成社会冲突。

五、结语

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样能充分利用好言论自由的优势,克服其潜在弊端,把这原本只属于西方国家的“专利”也拿来为我所用。不怕失败与挫折,坚持把保护与重视言论自由这条路走下去,就一定能逐步扭转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冲突频发的不正常局面,并在实现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国家富强昌盛的基础之上,最终建成和谐稳定的新中国。

参考文献: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M].上海:上海财政大学出版社,2000:41.

[2]夏中一.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152.

[3][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6.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22.

[5][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23.

[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58.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

[8]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

[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