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建设廉政谈话制度（共14篇）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谈话目的
（一）按照立足教育、着眼防范、主动监督、关口前移的要求，从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干部出发，进一步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监督；
（二）检查督促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落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从政；
（三）坚持早提醒、早防范、早查纠，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
（四）深入开展谈心活动，沟通思想，研究问题，交换意见，保证党员干部正确使用权力。
二、谈话对象
（一）机关各科室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主要负责人）；
（二）新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
（三）在廉政建设方面群众有反映的干部；
（四）其他需要进行廉政谈话的干部。
三、谈话内容
（一）对单位各科室第一责任人的谈话内容：
1、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以及委党工委工作部署的情况。2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
3、参加党工委织生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接受党内外监督的情况。
4、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况。
5、对开展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及其他需要交谈的问题。
6、提出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
（二）对新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的谈话内容：
1、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政策规定；
2、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履行职责、思想作风和廉洁从政等方面的要求；
3、提出自觉执行各项廉政规定，严于律已，主动接受监督，在勤政廉政方面作出表率的要求；
（三）对群众有反映的党员干部进行提醒谈话。转达群众反映，了解核实情况，提醒注意。针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可要求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说明，或根据需要，要求本人回复，写出书面说明材料。
（四）对有信访举报，经调查属轻微违纪、尚未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诫勉说话。严肃进行批评教育，提出整改要求，并责成本人就有关问题进行书面回复。谈话以后，还要进行跟踪督查，促其改正。
四、谈话组织
（一）廉政谈话在党工委领导下，由党工委办公室负责组织，有关部门配合。
（二）与各科室主要负责人的谈话应有计划地进行。与机关干部谈话以纪检领导为主。与新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谈话由党工委主要领导、纪检领导组织实施。
（三）对群众有反映的党员干部的谈话，由纪检领导负责，经党工委主要领导同意后再实施谈话。
（四）廉政谈话一般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也可采取集体座谈的方式进行。新担任职务干部的谈话应在其任用后一个月内完成；提醒和诫勉谈话应及时进行。谈话可定期不定期的开展。
五、谈话要求
（一）对谈话人要求
谈话人要以对组织、对同志高度负责精神和政治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以平等的方式谈话。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有关问题，通过研究讨论、意见，求得共识；对需要提醒谈话对象注意的问题，要从关心爱护干部出发，该提醒的提醒，该招呼的招呼，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涉及领导班子和谈话对象本人比较敏感的重要问题，要把握政策和原则，慎重表态；对谈话对象要求转达的意见和建议，要如实反映；对需要谈话对象落实的事项要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对反映问题反实的，一定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澄清。
（二）对谈话对象要求
一、完善的三省六部制是廉政建设的基础
三省六部制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两代都对这种中央官僚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和完善,使之成为隋唐的中枢决策机构。其中中书省,长官中书令,负责起草政令,属决策机构;门下省,长官侍中,负责封驳审议,属审议机构;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负责执行政令,其下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各部尚书,负责各部事务。这种中央官僚体制的设置,把原来集决策、审议、执行等权力于一身的个人开府宰相制,变成了决策、审议、执行三权分立的施政机构宰相制,促使中央官署之间的牵制和监督局面的形成。如专门设立了封驳审议的门下省,对中书省的传宣诏赦的实施之前,行使封还诏书之权,形成了多层审议,用以保证诏赦的准确无误。
同时这种体制也使唐代官僚队伍的行政效率得到调整与提高。为了克服官署衙门办事推诿,相互扯皮和议而不决等弊政,唐代在职官设置中还采取了调整与提高行政效率的廉政措施。在中央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政事堂是宰相“议政之所”。据《隋书·虞世基传》云,虞世基迁内史侍郎,“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1]85在尚书省设立了都省机构。“都省”是唐代尚书的总官署,又称都司、都台、都堂,始于隋,其职权是纠正省内诸司文案,监督省属官员的职责履行、检核省内诸司失。正如《唐六典》所云:“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2]41为了使各类文件都按时签发、勾检,都省还制定了详细的程限:“凡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小事五天,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狱案三十日,其急务不与焉。小事判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私人以上者给二日,大事各加一日。”[2]43如果违反上述规定,还要以“稽缓制书官文书”之罪被起诉,视其情节判处杖等刑。另外,尚书省内诸司及中央各部门下发的文件,“准式并合都省发付”和“勾检稽失”,否则,“不在行用之限”[3]108。
言谏记注官制的完善和重用。言谏官指设在中书、门下两省向天子进谏得失的官员,主要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以及补拾遗等,均分左右,左隶“门下”,右属“中书”。谏官向皇帝指陈得失的形式大致有二:一是廷争,二是封事。廷争是当面向皇帝直言得失,有时因与皇帝意见不合,常会在庭殿发生争议,甚至会“面折”皇帝之失,故名廷争。贞观时期魏征常用这种形式,向唐太宗进谏。上封事是用书面章奏陈述为政得失。贞观时期“,宰相入内平章政事,必使谏官随入,预为政事,有所开说,必虚以纳之”[4]39。记注官指设在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其执掌是记录皇帝的言论和起居事宜,是古代天子左右记言,记事职官的演变。由于记注官的特殊使命,故唐制规定:天子御含元殿或宣政殿,受百官朝见时,记注官可左右侍立于阶,“人主有命,则逼阶廷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5]156。朝会完毕,天子与宰相商议政事,记注官则“秉笔随相入禁殿,命令,皆得详录”[3]118。记注官在唐初和唐文宗时最受重视,多以名臣兼任。虽品位不高,但却被称为清选,故有“左右史正同第一流,其选殆精于尚书郎”之说。记注官的设立与重用,不仅为修撰国史的史官积累了必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起着“戒人主不为非法”的作用。
二、严格的选官考课制度是廉政制度建设的必要条件
隋唐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是科举制,这是继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以后又一新的选官制度,创始于隋,完善于唐。此后科举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基本的选官制度。唐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有可科举、铨选二项,另外前代的自举。荐举及门荫等继续存在。常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此外还有开元礼、三礼、三传、吏科、道举、童子科等。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生主要有两类:国子监下属之学的毕业生和由州县推荐来的士人。制举是由皇帝或由皇帝指派的官员主持考试,科目极多,总共一百二十多种。常举的应考人数千人之多,录取比例为十分之一二,进士为百分之一二。制举及策者极少。铨选是科举及第者、前资官、流外官等人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和迁转官职的重要途径。为了保护科举制度选官的公平公正性,唐代在科举取士制度中渗入了一系列的廉政措施,如:南曹驳放、联保官保、锁闭考官、搜索夹带、胡名暗考、审查复试、对照笔迹、回避之制。
同时为了保证官僚队伍的廉洁性,唐政府对任命的官吏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课制度。首先颁定考格。考格即官吏的考课资格。唐代规定,“每个官员任职连续在二百日以上者方可参加考课。同时也颁布了细周密而完善的考课制度。其考课的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官员个人品德、工作作风和态度等方面提出的要求;“二十七最”:献替可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这是根据不同工作岗位和职责提出的最高标准。
其考察方法首先是:“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写一篇简要考状,由“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2]47而且,允许被考人对其考评提出异议,甚至上诉。
其次,考功复审。诸司和各地将考簿送达尚书省后,由吏部考功司进行复审。其中“(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此外,还要由主事三人,令史十三人,书令史二十五人,掌固四人,共同组成考课复审机构。如发现不符,有权纠正。
再次,校考监考。复审结束后,皇帝还要委派其他官员进行监、校。正如《旧唐书》所云:“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外官考。”[6]85如发现不当,可驳回。如唐代宗大历年间,刑部侍郎班宏任京官考使,右仆射崔宁丁所属兵部侍郎刘乃为上下考班宏以“上多虚美,则下趋竟;上阿容,则下朋党”为由,“因削之”[7]178。
复次,对读注定。经过复审和校监后,“京官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如仍发现不当之处,可提出复审,如没有异议,即奏闻皇帝。
最后,奖惩黜陟。据《文献通考》云:“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进一等,夺禄一季。”同书又云:“四考皆中中考,进一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解任。”[8]198考课等第是奖惩制度黜陟的依据,奖惩制度是考课制度发挥“惩恶扬善”作用的体现,使官吏的为政清廉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三、细致周密的监察制度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
监察制度是官吏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官僚队伍进行法律监督,促进廉政建设的主要措施之一。经过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演变发展,唐代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强化,它同官吏考课制度相辅相成,收到了“考中监绩,察中监法”的效果。
唐代官吏监察机构设置的日益周密完善。御史台成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其长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共同承担具体的监察职责,又各有分工,侍御史要在弹劾,殿中侍御史要在知班,监察御史要在出使。除一般的监察工作外,御史还有特定的监察任务,如侍御史要知东西推,即把京城分成东、西二区,由侍御史二人分别推鞠两区发生的案狱;如殿中侍御史要分知左右巡,巡查京城内不法之事,还要监临国库开支,担任监左藏库使和监太仓使;又如监察御史除分察尚书省六仓、分巡州县外,还要任监祭使和馆驿使,开元以前还出任监军。严密的监察机构有利于监察职能的发挥。
监察立法的严密细致。武则天光宅之年(684),在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的同时,又命尚书省刑部侍郎韦方质修成左右肃政台《风俗廉察四十八条》。据《新唐书》载:“光宅元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寻命左右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经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补充修订,发展为《六察法》。《新唐书》载:“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囊;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隐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思哭不能自申者。”[7]180“六察法”不仅涉及官员的政绩,也旁及官员的品行、才能、学识等方面。同时对官员违法监察规定了严格责任。唐律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6]130
监察官员的慎重选任。按照唐代铨选官员的规定:“五品以上须经皇帝亲自批准制授,六品以下吏部量资而任,其选任多由御史台长官提名,皇帝制授。”唐代御史台官员,除其长官司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五品以上外,其余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均为六品至八品官。唐代的监察官员虽然品秩较低,但在选拔上却十分严格,而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标准和条件。主要有六条:一是要清正廉明,刚正不阿;而是要敢于指陈得失,无所回避;三是要对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嫉恶如仇、勇于斗争;四是要有真才实学、精明能干,善于决狱断案;五是要有地方州县的任职经历;六是要选进士举人充任御史。玄宗天宝十四年(754),李华撰写的《御史大夫厅壁记》云:“距义宁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二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声威以棱缴外按戎律者八人。”开元、天宝年间,“至宰相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使者九人,异性封王者二人。”[9]585对监察官选任的严格要求有利于提高监察官素质并最终提高监察工作的效能。
唐代通过一系列廉政制度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唐代国家政权的自身调节能力,促使吏治有所改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文化繁荣,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局面。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唐代的廉政制度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难以充分发挥廉政建设的积极效用。它的成败得失给当今社会的廉政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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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新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党组书记、局长刘玫琳为首的党组一班人在新乡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管理体制，完善保障机制，提升服务理念，优化服务方式，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制度，有力推动了该局党风廉政工作。他们的做法是：
注重教育，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根基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只有从思想源头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根基，才能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化为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为此，新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玫琳等党组一班人把政治理论学习摆在思想道德建设的首位，作为履行职责的第一需要。学习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注重同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努力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大局观念和法纪意识，增强干部职工拒腐防变的能力。
针对管钱管物管项目工程的干部重工作轻学习的实际，局党组加大了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力度，充分利用“三会一课”的时间，采取集中辅导、请专家讲课、个人自学等形式不间断地学习《廉政准则》《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意见》《省纪委关于深入治理党风方面存在的五个突出问题的具体意见》等党风廉政建设文件和国务院、河南省政府、新乡市政府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李林星结合学习《廉政准则》的体会，在全局大会上作了《践行廉政准则，坚守“四条底线”》专题讲座，要求同志们认真学习《廉政准则》，守住自己法律、纪律、交友、职责四条底纸，提高了各级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增强了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针对一些同志存在着“党风廉政建设是领导的事，与己无关”的问题，局党组深入开展了“为谁掌权，怎样用权”大讨论和“四查四看”活动，即查思想，看遵纪守规意识树得牢不牢；查工作，看有无吃拿卡要行为；查作风，看为机关服务的态度是否端正；查生活，看有无接受和自己职能相关的商业人员请吃请喝。通过大讨论，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越辩越明，觉悟越辩越高，树立了“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观念。
针对社会腐败问题，他们认真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重点组织人、财、物、基建工程等重点岗位人员职业道德和党纪法规培训，采取讲课、观看录相、召开座谈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警示教育，做到关口前移，防微杜渐，真正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注重用先进典型和反面人物警示干部，引导大家算清四笔账，即“政治账、人生账、经济账、家庭账”，帮助干部职工认清了贪污腐败的利害关系，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遵纪守规意识。
针对该局担负公房出租、公务车辆定编、基建项目建设、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工作实际，他们对主要责任单位广泛开展了治理商业贿赂自查自纠活动，帮助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掌握了商业贿赂目的明确化、手段多样化、行为隐蔽化、侵犯客体复杂化等特征，明确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通过扎实的党风廉政思想教育，该局干部职工牢固确立了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观念，铸牢了拒腐防变的廉政思想防线。
完善制度，建立预防腐败的约束机制
制度管长远、管根本。抓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工夫，努力实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的工作格局，切实堵住各种腐败漏洞。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组织领导。按照中纪委、河南省纪委、新乡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该局加强了对廉政建设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刘玫琳为组长，5位县处级干部为副组长，10个科室的科长及监察室一名成员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为更好地落实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形成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齐抓共管的氛围。同时，局党组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坚持做到每半年分析一次廉政建设形势，每年年底组织党组成员和各处室及直属单位主要领导进行述职述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工作实际，该局对《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按“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除规定“一把手”对全局廉政建设负总责、负全责外，还对局领导班子成员、各科室领导、局下属单位领导和党员干部抓廉政建设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和细化。由于责任明确，班子成员和各科室领导都赋予了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在实际工作中，党员领导干部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其分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补位，做到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构筑了以上带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体系。
完善规章制度。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严肃而长期的工程，既要靠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工作，更要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来约束和规范。为此，局党组从基础性的管理工作抓起，加大规章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创新纪检监察工作制度，严格执行领导例会制度，班子议事规则、领导班子值班制度和接待日制度，同时局督查督办工作领导小组拓宽纪检监察工作内容，加强对日常各项工作的督导检查，把纪检监察与全局经常性的督查督办工作结合起来，定期召开督导检查情况分析会，分析评估整改落实情况，强化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
结合普法工作和局机关管钱、管物、管车、管房的实际，注意研究科学管理，强化保障措施，使各项管理与保障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他们先后制定了《权力运行管理监督机制的工作意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意见》《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意见》。这些规章制度的出台，使机关事务工作建立起了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机关运行机制，对勤政廉政、反腐倡廉、增强法制观念、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起到了较好的制约作用，杜绝了各职能部门可能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形成党组和支部两级责任体系。局党组负责人与各党支部书记签订了2010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强化了书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和层层抓落实的责任制。制定了推行权力运行管理监督机制工作意见，进一步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不断健全制度保障、程序运行、全程监控和考核评价等配套体系，逐步形成长效机制。
加强监督，营造拒腐防变的工作氛围
监督出廉洁，监督出战斗力。该局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做到具体业务工作开展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决不留空档。
这几年，该局承担的大宗物资采购、重点基建工程、大额资产处置等项目较多，且都涉及较大数额的资金，在很多外人眼里是个“肥差”，但该局从领导班子到普通干部都认为它是个“高压线”，从不擅自介入项目工程，也从不在明里或暗里推荐工程队或供货商，自觉做到洁身自好，即使相关单位委托该局办理这些事务，局领导也会主动成立专门班子运作并邀请有关人员监督，给自己戴上“绝缘体”，自觉将廉洁自律的要求主动转化为勤政的动力，为市委、市政府理好财、办好事，没有发生一起违纪违规事件。如在各项基建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局党组无论指定哪一个副局长主抓，局领导都会积极为党委、政府当好“红管家”，主动成立项目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重大事项，确保了各项决策的科学性。
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一年来，局领导班子及全体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管好身边的人及配偶、子女，认真遵守党纪法规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遵守中央提出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均未出现违规、违纪现象。
针对涉及到的“三重一大”内容，局党组高度重视，强化工作机制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助手作用，先后对部分科室需要采购的设备和物资进行以财务、纪检为单位的价格调查和采购后的物资派查，对需要招投标确定的采购项目，如公房出租合同的签订、公用车辆的拍卖、重要干部的任免和资金使用情况，按照规定和程序进行了监督检查，并记录在案，制订可行的实施方案，履行正规的招投标手续，有力促进了监管机制的落实。
遏制车辆腐败，杜绝公车私用。在春节、五一等假期期间，针对易犯“节日病”的现状，局党组决定，除留一辆值班车外，其余车辆一律在新区地下停车场统一封存，停车证由局办公室专人管理，有力地避免了公车私用等现象。
度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按照中共xx市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谈话制度的意见》常办发〔XX〕11号文件精神，经党组同意，现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谈话制度制定如下方案。
一、例行谈心谈话制度
1.谈话对象：党组、纪检组领导班子及成员。
2.谈话人：（1）对会党组领导班子及成员的谈心谈话，原则上由联系或分管的上级党委或政府负责人负责，上级纪委主要负责人可根据工作需要选择部分单位开展谈心谈话；（2）对会纪检组长的谈心谈话，由上级纪委负责人根据职责分工进行。
3.谈话内容：党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纪检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情况；党组、纪检组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情况；批评与自我批评。
4.组织实施：例行谈心谈话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谈话人应当对党组、纪检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两个责任”履职情况进行现场点评并提出具体要求。谈话结束后，要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交办，谈话对象应在一个月内书面回复整改情况。
二、任前廉政谈话制度
1.谈话对象：提拔重用和平级交流任用的会机关干部。
2.谈话人：提拔重用和平级交流任用的会机关干部的任前廉政谈话，由党组书记、纪检组长进行。
3.谈话内容：根据谈话对象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性质，有针对性地指出其廉政风险点，明确党风廉政建设职责，提出具体要求和希望。
4.组织实施：任前廉政谈话原则上与任职谈话一并进行，由组织联络科会同纪检组具体组织开展，并做好谈话记录。
三、提醒谈话制度
1.谈话对象：下属单位或群众有反映，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
2.谈话人：党组书记或其他班子成员，纪检组长。
3.谈话内容：转达群众反映，了解核实情况，提醒注意言行。
4.组织实施：原则上由纪检组提出建议名单，经党组批准后实施。谈话时，应做好谈话记录，经谈话对象签字确认后，归入谈话对象廉政档案。谈话对象应在谈话结束后一个月内书面回复整改情况。
四、约谈制度
1.谈话对象：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党组成员、科室负责人及其他机关干部，及时进行约谈：（1）对党组、纪检组部署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及时学习传达、不及时安排部署、不及时督促落实的；（2）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不力、不敢抓不敢管，导致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四风”问题突出的；（3）对党组、纪检组的有关规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发生顶风违纪问题的；（4）党组成员以及分管范围内机关干部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5）对发现的重大腐败问题不制止、不查处、不报告的；（6）其他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进行约谈的。
2.谈话人：对党组成员、科室负责人的约谈，由党组书记或纪检组长进行；对其他机关干部的约谈，由纪检组长进行。
3.谈话内容：谈话人向谈话对象说明谈话原因，指出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了解核实的情况；谈话对象汇报有关情况，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谈话人提出相关建议和整改要求；谈话对象表明态度。
4.组织实施：由纪检组根据掌握的情况进行安排。约谈时，应做好谈话记录，经谈话对象签字确认后，归入谈话对象廉政档案。谈话对象应在约谈结束后一个月内书面回复整改情况。
五、“两同时”谈话制度
1.谈话对象：向上级汇报或接受工作安排的党员干部。
2.谈话人：全体党组班子成员。
3.谈话内容：在部署有关工作任务、单独交办工作或个别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的同时，党组班子成员同时提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工作要求。
4.组织实施：由党组班子成员自觉进行。谈话人与谈话对象均应留下谈话时间、地点与内容方面的记录备查。
第一条为了加强我局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完善对干警及其他人员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制度，落实司法为民宗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及中纪委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实行廉政谈话制度，是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从根本上保护干部的目的为出发点，将关口前移，以事前监督为主，对相关人员进行教育、帮助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三条本制度所指廉政谈话制度是在院党组的领导下，以廉政建设、司法公正为主要内容，本着教育为先、预防未主的方针，按照本制度规定的内容、程序、分工和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教育、提醒、警示和告诫的一项监督制度。
第四条廉政谈话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掌握政策，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并在一定范围内保密。
第五条干警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自律，自觉接受监督；如实向组织汇报思想工作和廉洁自律情况，自觉接受教育、批评和监督，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强化司法为民意识。
第六条廉政谈话分为教育谈话、提醒谈话、警示谈话和诫勉谈话。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廉政谈话：㈠职务晋升或者审判职务晋升时，要进行教育谈话；在廉政方面要肯定成绩，提出新的要求；㈡当事人反映强烈、有投诉举报信，或反映虽不强烈，但反映举报次数较多，经查属于作风问题的，要进行提醒谈话；㈢当事人反映、投诉举报，不论一次，还是多次，只要发现苗头性问题，证据尚不充分的，要进行警示谈话；㈣经初步核实，有轻微不廉洁行为尚不构成违纪的，进行诫勉谈话。
第八条廉政谈话的内容：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特别是政治纪律的情况；㈡ 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㈢贯彻执行有关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遵守审判、执行、财经、人事纪律的情况；㈣ 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情况；㈤ 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和有关部门受理举报问题的情况；㈥主要领导指定要谈的情况；㈦ 其它需要教育、提醒和告诫的问题。
第九条廉政谈话的组织及分工：除诫勉谈话统一由纪检组组织实施外，其它谈话分级负责，分别进行。㈠对各庭、处、室、队的正副职领导干部的廉政谈话，视情况分别由主管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负责并组织实施；㈡ 对本庭室所属干部的廉政谈话在主管院长指导下，由本部门负责人负责并组织实施，必要时纪检监察部门派人参加；㈢ 职务晋升和工作调动时的谈话，由主管领导和政治处负责；㈣ 诫勉谈话统一由纪检组监察室组织实施；㈤ 需要院长谈话的，纪检监察部门经请示院长后酌定。
第十条廉政谈话的程序及规定：㈠纪检监察组根据信访情况与核实掌握的有关违纪线索，可以通知相关责任人进行廉政谈话；谈话组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工作需要确定谈话对象的，报主管院领导同意，并将谈话记录上交院监察室；㈡谈话组应当提前2—3天以适当的方式将谈话的时间、地点通知被谈话人；㈢ 进行廉政谈话时，不得少于2人；㈣ 需要被谈话人对有关问题做出书面答复或说明(明示)的，可以要求其提供书面材料；㈤被谈话人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可以采纳的，应当采纳并将采纳情况及时告知被谈话人；㈥谈话时要做好记录。记清时间、地点、谈话人和被谈话人的基本情况；㈦ 诫勉谈话的记录应存入被谈话人的廉政档案；其他谈话到纪检监察室统一备案备查，但不入廉政档案；㈧ 受领导委托、指定谈话的，事后要及时将谈话情况向授权领导如实报告。
第十一条对谈话人的要求：㈠ 将谈话的内容、要求明确地告知被谈话人；㈡ 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㈢ 耐心倾听被谈话人的申辩，不强加于人；㈣ 不准挟嫌报复，不准假公济私；㈤ 不准向被谈话人泄露投诉举报人的单位和姓名，不准将举报信访件或者被谈话人不宜知道的其它材料给被谈话人阅看；㈥ 保护被谈话人的声誉，不得向外泄露谈话的内容；㈦ 对经过谈话已经澄清的问题，谈话人要明确告知被谈话人，使其放下包袱，消除顾虑，大胆工作。
第十二条对申辩的处理：对各种谈话中本人申辩的，要实事求是给予处理，一是要做好记录。二是要调查核实。申辩正确的，不够诫勉谈话的应撤销诫勉谈话并告知本人，其他应将申辩情况核实后再与本人说清。
第十三条被谈话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警示或诫勉谈话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批评或作组织处理；对经两次以上谈话仍没有明显改进的被谈话人，应及时采取适当的组织处理措施。
第二条党风廉政谈话是企业党组织指定专人对企业领导人员、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宣传教育和实施批评、劝诫的制度，包括个人谈话和集体谈话两种形式。
第三条党风廉政谈话一般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级谈话。鼎立公司可以对所属各单位领导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廉政谈话。企业领导人员包括领导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有关人员包括涉及人、财、物等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下列情况需要进行党风廉政谈话：
×、领导人员上岗前。
×、领导人员任职期间。
×、领导人员民主生活会召开前。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检查后。
×、有关人员出现违纪苗头或犯有轻微错误时。
×、企业基建工程、物资采购、改革调整等实施前。
×、其他有关需要进行党风廉政谈话的情况。
第五条党风廉政谈话应根据被谈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谈话内容、形式、目的及要求。谈话内容主要包括：
×、宣传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具体内容；
×、进行党风党纪党性教育，树立正确权力观，遵纪守法，严格执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
×、增强主动接受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监督的意识；
×、联系违纪案例和职工群众反映的意见进行警示教育；
×、需要告诫被谈话者注意的有关问题及要求；
×、其他有关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的内容。
第六条领导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存在违纪苗头但不构成违纪错误，或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存在尚不够责任追究的问题，应进行劝诫谈话，同时应下达《劝诫通知书》，被劝诫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党组织书面报告整改措施或整改结果。
第七条公司党组织要对党风廉政谈话后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谈话后未引起重视或没有纠正的要批评教育；对谈话后发生违纪的要按党规党纪从重处理。
第八条进行党风廉政谈话应有专项记载。有关人员的《劝诫通知书》和整改报告应归入领导人员廉政档案或其他卷宗。
第九条公司下属各单位可根据本制度制定实施办法。
一、廉政文化的内涵
廉政文化可以概括为:以廉政为基本要求,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以廉洁大众化为目标而形成的文化总和。是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高级阶段,是“传统廉政文化”与“现代廉政文化”的集合体,“崇高价值理想”、“合理价值取向”与“科学价值评价”的统一体以及“行为模式”、“行为准则”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
农村廉政文化是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与农村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政文化与农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廉政文化进农村不仅是要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廉政教育,更关键的是要在农村树立廉政理念、营造廉政环境,增强广大农村群众参与反腐斗争的意识,促进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奠定坚实的基础[1]。
二、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分析
(一)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廉政文化建设脱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践行的光荣传统,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已凸显脱离实际的缺陷,在建设过程中盲目树立大目标、大理想,严重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现实。只是形式上的开大会作报告,会后不深入实施,达不到廉政宣传的效果。其次,廉政文化宣传形式略显单一。现阶段,农村传统的廉政宣传形式与载体的灵活性不够,针对性不强,内容呆板,套路陈旧,多为写标语和开大会、看宣传片等空洞的说教方法,严重脱离农村群众生活实际,因此村民参与度不高。最后,廉政制度缺失。农村廉政制度的合理完善是廉政文化建设在农村顺利开展的智力支持。目前,中国农村廉政制度薄弱,廉政文化建设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难以开展。部分现行的廉政制度可行性差、配套性弱,脱离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形同虚设。
(二)制约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因分析
制约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主要可以分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首先,制度建设是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一块“短板”。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和监管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部分乡镇部门缺乏系统、有效的检查考核机制;村级管理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干部选用制度不严格,民主监督力度相应地被削弱,廉政宣传制度不完善进而难以实施等。其次,经济利益是诱发农村腐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相对缺失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关注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种惠农政策不断出台,相继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致使乡镇财政失去了大部分经济来源,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公款私用等贪污腐败现象难免出现,为廉政文化在农村的建设造成阻力。再次,农村腐败文化有着一定的市场和顽强的生命力,具体表现为:首先,一些村民认为腐败是现实生活的正常现象,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敢怒不敢言,怕“官官相护”,又怕打击报复。其次,腐败干部的存在,使清廉干被孤立、排斥,甚至遭到打击,致使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举步维艰。最后,中国农村廉政制度缺失,社会控制弱化,监管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部分乡镇部门没有建立起系统、有效的检查考核机制;村级管理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干部选用制度不严格,民主监督力度相应地被削弱,廉政宣传制度不完善进而难以实施等。
推进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把握大局,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建立健全廉政的基本制度,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三、完善中国农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严格村干部任用制度
村干部是农村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带头实施者,村干部队伍建设是农村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要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结合起来,力求建立一支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干部队伍。
1.细化资格准入制度。建立一整套干部选拔、人事管理运行机制,要把好领导干部任命的选拔关。坚持和完善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制度,重点解决选举中宗族势力干扰等侵犯村民民主权力的问题。各村党委、政府要抓住机遇,任用优秀的返乡农民工和响应号召到农村基层服务的大学生,改变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面貌。
2.推广村干部廉政教育制度。加强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和廉政道德教育,提高觉悟,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推广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推广廉政道德教育,树立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使村干部在对比中明辨是非,自觉抵腐败文化的腐蚀。思想政治和廉政道德教育并重,使村干部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道德上的纯洁性。
3.创建基层干部述职述廉制度。结合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定期开展述职述廉工作。针对一整年的工作情况,村“两委”班子成员结合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在党员大会及村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述职述廉,接受评议和质询。并认真开展农村基层干部任前廉政谈话以及诫勉谈话,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勤廉考核。
(二)创新村级管理制度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步向现代转型的变革时期,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交错频繁发生,要健全农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设,就要创新村级管理制度,维持农村可持续科学发展。
1.健全民主议事和民主决策制度。坚持“一事一议”,乡镇党委、政府对需要决策和处理的事项,要经过党委会、政府办公会研究决定,人事任免、大额财务支出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健全村民会议、村代表会议、村民质询听证会等民主议事制度,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经由村民按规定程序集体讨论决定。
2.落实村务公开制度。村级组织要把支农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及其使用情况、村集体财务收支情况、村集体财产处置情况、“一事一议”情况,以及村民关心的其他事项,全部纳入村务公开内容。村务公开工作要逐步从书面公告向村民质询会等形式深化,并坚决防止不公开、不及时公开和假公开等问题。
3.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村级财政管理体制,村财务开支要由经办人签字、会计审计、村民委员会主任审批等一系列审查后入账。成立村财务核算中心,加强财务审计,对村里乱开支要坚决予以抵制。落实“一卡通”制度,改变过去由村干部发放现金的做法,为农村廉政文化建设打下财政制度基础。
(三)加强廉政监督制度
廉政文化建设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通过完善制度来加强对权力主体和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贪污腐败形成。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将监督制度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进行科学合理的革新。
1.开展党内监督机制。加强纪检队伍建设,强化村干部的监督意识。要求各级干部克服不想监督、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的不负责心。强化基层组织内部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进乡党委负责的农村基层廉政建设责任体制,建立并完善县、乡、村三级互动体系,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加强监督,重振廉政的雄风。
2.落实法律法规监督机制。随着廉政问题关注度的日益加大,国家出台多部相关法律法规。如2010 年印发《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2 年印发《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但针对农村地区廉政建设的条文内容笼统,自由裁量范围较大。因此,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广大农村急需配套性好、可操作性强的村务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会议指出,2008年7月,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出先行试点、分步实施、全面推行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三项制度”的部署。全省各市、县党委、政府和纪委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从清理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手,全面推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农村集体“三资”代理服务、“勤廉双述”民主评议干部“三项制度”,取得了较好成效。截止今年6月份,全省9061个行政村完成了“三资”清理工作,共清查村级集体资金72亿元、资产116亿元;清查耕地、林地、草原等资源面积842万公顷,收回不在册的土地3.08万公顷。全省90%以上的乡镇建立了“三资”代理服务中心,有近60%的乡镇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方便了群众。通过建立和实施“三项制度”,全省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穩定。
会议强调,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必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三农”工作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力度。要突出检查重点。着力检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管理使用情况,检查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公共事业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农村灾后重建资金物资使用及救灾补贴发放等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要把握关键环节。认真检查涉农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招标投标、资金预决算等环节,防止和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检查涉农专项资金的管理和分配流程,防止和纠正挤占、截留和挪用涉农资金的行为;检查涉农补贴面积申报、对象确定、金额公示等环节,防止和纠正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
二是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建设。要树立和弘扬执政为民、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教育和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增强群众观念、增进与群众感情,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树立和弘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教育和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察实情、讲实话、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业绩,做带领和组织群众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秀带头人。
三是着力推进“三项制度”落实。要进一步抓好清产核资工作,做到认真、彻底,逐笔资金、逐项资产、逐块地段进行清理盘点。通过清理,明确权属,建立台账,做到家底清楚,产权明晰。要提高“三资”代理服务水平,年底前,各乡镇代理服务中心都要建立起“三资”信息监管系统,各市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立起“三资”监管平台,力争在明年底实现全省联网和信息共享。有条件的乡镇可以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做到“两个中心”同时建设。
四是认真解决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对“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对不良商家和监管失职单位部门的惩戒力度。加强对抗洪抢险救灾物资资金调拨、分配、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及时足额发放到灾区群众手中。进一步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力度,着力解决盲目乱占耕地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监督,纠正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承包地、以租代征侵占截留农民流转收益等问题。
五是严肃查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重点查办农村基层干部虚报浮夸、与民争利案件,贪污挪用、骗取套取、截留抵扣强农惠农资金案件,在土地承包、流转和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案件。
会议强调,各地要加强领导,确保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有关职能部门要紧密结合农业和农村工作实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增强工作合力。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传达会议精神,高质量高标准地建设好两个中心,落实好“三项制度”,妥善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更好地推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为全省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二、谈话对象
廉政谈话的主要对象是本局全体工作人员。
三、谈话的基本要求
要遵循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题旨解明，力戒空泛，以诚相见，有针对性的基本要求，针对谈话对象的不同情况，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因时制宜，因地制导，及时而又经常地进行谈话，力求取得实效。谈话时应注意：与晋升职务，获得表彰的干部谈话，要侧重勉励，鞭策，提出新要求，对应注意的问题加以警示；与犯了错误的干部谈话，要本着热情帮助，严肃批评的原则，认真剖析其错误的性质、危害，分析原因，指出改正办法，帮助他们从中吸取教训；同群众有反映的干部谈话，要摆清事实、分清是非，注意倾听谈话对象的意见、申述，该批评的批评，该澄清的澄清，既警诫干部，又要帮助干部排除干扰，轻装前进；同工作中遇到挫折困难的干部谈话，既要鼓励，又要共同探讨问题症结，从精神上、工作上给予支持，管理制度《县档案局党风廉政谈话制度》。谈话要突出重点，触及要害，对于一些问题的谈话，可指定专人记录并存档。
四、谈话责任制
领导班子成员由局长负责谈话；股室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由分管副局长负责谈话。谈话负责人要把执行谈话制度作为重要职责，并注意利用几个时机：
实行廉政谈话制度，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实施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的重要措施，目的在于通过廉政谈话，全面掌握、关心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提醒党员干部忠诚履职、廉洁自律，及时发现和纠正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组织保障
党委书记对单位廉政谈话工作负总责，党委副书记对全县各学校基层党组织及局机关党支部廉政谈话工作负责，廉政谈话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内容。
二、谈话原则
廉政谈话应当坚持抓早抓小、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原则。
三、谈话制度
廉政谈话实行分级实施制度，原则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级负责、分别进行。由党委书记与班子成员、股室负责人进行廉政谈话，班子成员与联系学校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及分管股室职工进行廉政谈话。
四、谈话类型
廉政谈话主要分为任前谈话、岗前谈话、提醒谈话、批评教育谈话和诫勉谈话五种类型。
（一）任前谈话：对新提任或转任的股级进行谈话。谈话人对谈话对象进行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教育、民主集中制教育、遵纪守法和廉政勤政教育，明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求，引导谈话对象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和自律意识，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廉洁从政，筑牢廉政思想防线。
（二）岗前谈话：对新录用或新调动到本单位任职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进行岗位交流或调整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进行谈话。谈话内容与任前谈话内容相同。
（三）提醒谈话：对在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履职尽责、道德品质、勤政廉政等方面可能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谈话。谈话人对谈话对象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如何改进等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帮助谈话对象认识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制定改进措施。
（四）批评教育谈话：对在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履职尽责、道德品质、勤政廉政等方面有了轻微错误，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但尚未构成违纪的党员干部进行谈话。谈话人向谈话对象直面指出存在哪些问题，并围绕如何正确看待和使用权利，如何改进和转变工作作风，如何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职责，如何严格执行制度规定、规范从政行为，如何贯彻执行好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等内容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帮助谈话对象及时改正错误，避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产生。
（五）诫勉谈话：对在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履职尽责、道德品质、勤政廉政等方面有违规违纪行为，但情节轻微且还未达到纪律处分条件的党员干部进行谈话。谈话人向谈话对象说明谈话原因，认真听取其对有关问题的解释、说明或检讨，对谈话对象提出要求，谈话对象要对谈话人所提要求表明态度。
五、谈话要求
（一）廉政谈话一般以个别谈话为主，原则上实行一事一谈。但必要时，对任前谈话、岗前谈话和群体性或者同类型的问题可以进行集中谈话。
（二）谈话应突出思想性，体现上级对下级的关心、爱护和监督作用。谈话前，要认真作出计划安排和准备。要结合局纪委的督查情况开展，要将违反工作纪律、工作进度滞后等内容纳入谈话内容。
（三）廉政谈话应当向谈话对象说明谈话的原因、谈话纪律。进行提醒、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时，应认真听取谈话对象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并要求其提出改正措施，需要其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答复或者说明的，可以要求其提供书面材料。
（四）谈话对象应正确对待廉政谈话，实事求是地回答或说明问题。谈话人要做好谈话笔录，并要求谈话对象签字。谈话笔录要作为附件材料上报给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谈话后，谈话对象要按照谈话人提出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及时书面向谈话人汇报落实情况。谈话对象谈话后没有改正错误或者改正不明显的，谈话部门应根据情节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改正，拒不改正 的将依纪依规作出处理。
（六）谈话人员开展廉政谈话时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格保守秘密，不得泄露信访举报件的来源或者信访举报人的姓名、单位等有关情况，不得向外泄露谈话内容，违者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七）廉政谈话工作应定期进行，党委书记每半年对班子成员及股室负责人开展1次廉政谈话、上1次廉政党课；班子成员每季度对分管股室及联系学校负责人开展1次廉政谈话，每半年对分管股室职工开展1次廉洁从政教育。
廉政谈话结果将作为党员干部目标考核和评先选优、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非中共党员干部,需要进行廉政谈话的,参照本办法实施。本制度由县局纪委负责解释，具体工作由县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1 制度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1)制度建设是建立健全廉政惩防体系的基础。制度具有稳定性,是长期起重要作用的。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和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秩序;制度具有全局性,任何人都在它的制约之下,制度可预防因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制度带有强制性,违反制度,违反纪律要被追究责任。党风廉政建设不仅本身要靠制度来规范,而且相关工作的实施也要靠制度来保证。
(2)制度建设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保证。廉政惩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体系。企业只有加强制度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约束从业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的有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同时,也只有把防治腐败的要求寓于制度建设之中,才能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
2 国有企业廉政制度建设的特点
国有企业的党风廉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种党风廉政相关制度在整体上要保证统一,并且能够高效率地实现预期目标。要实现党风廉政制度建设的系统化,在实践中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原则:
(1)制度制定需考虑全局性。党风廉政制度的内容和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在建立制度的时候,必须从本企业、本部门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所要达到的整体目标,以此来研究制订各项具体的制度,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2)制度制定要做好关联性。各项党风廉政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单靠某些方面的制度达不到好的效果,必须要从制度的整体作用和相互联系出发,建立健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制度,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干部违规违纪制度、廉洁自律制度等,才能达到整体的效果,形成反腐倡廉的协调性机制。
(3)制度制定要注重实践性。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必须要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果制定的制度脱离实际,只有抽象的原则,不具体,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仅仅是“挂在墙上,锁在抽屉里”的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实践性原则是制度建设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3 党风廉政建设与企业标准化制度建设的契合点
常州公交将惩防体系建设融入公司内部基本制度,涵盖公司管理的各个方面,建立健全了涉及到公司廉政建设、生产经营、内部管理等各方面的153项管理制度、167项流程、112项岗位标准和253项工作标准。
(1)突出责任意识,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常州公交逐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配套制度,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与责任追究管理办法》、《民主生活会管理办法》、《述职述廉述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通过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构建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保证和促进集团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落实。
(2)提高决策水平,规范关键管理权力。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企业管理,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常州公交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制订了《干部及后备干部管理规定》、《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干部违规违纪处分办法》等制度。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健全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制度。在干部使用管理方面,建立任前廉政谈话制度等有关制度。完善了二级单位绩效考核指标中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扣,切实将廉政责任和绩效考核挂钩。
制订《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施办法》、《企业事务公开管理办法》等制度。涉及全局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重大改革方案及财务收支计划、经营责任制方案以及涉及职工福利和切身利益的事项等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发挥了职代会参政议政的作用,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民主权利,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充分发挥党内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形成了监督合力,保证了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保障了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3)完善内控制度,效能、纪检“双管齐下”。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各类物资采购、社会化承包项目越来越多,常州公交积极推进招投标和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工作,并在“管理再造”工程中,系统化专业化地完善了《招投标管理规定》、《合格供方管理办法》、《燃料供应管理办法》、《全面预算管理规定》、《费用预支及报销管理办法》、《票据管理办法》、《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等制度。为加强企业的勤政建设,改善管理,提高效能,促使企业管理人员廉洁高效地工作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常州公交纪委监察审计部还积极开展各类招投标监督工作,督促相关单位、部门规范了合同管理实施及招投标相关制度,理清管理职责。通过监察履行职责,检查纠正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融入生产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
效能监察是企业纪检工作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切入点,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有利于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科学决策;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落实责任制;有利于促进民主监督;有利于防治腐败,实施标本兼治,强化源头管理。常州公交制订了《效能监察管理办法》等制度,并通过梳理相关流程,把效能监察与常州公交制度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作用,及时查找制度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完善内部管理相关制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不但抓廉政,还要抓勤政。
2014年的“管理深化”活动中,常州公交以“管理再造”的制度、流程建设为基础,查找权力运行中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制定了相应的防控措施,编制、印发了《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党风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各相关部室及下属单位以深化思想认识为切入点、以岗位职能为立足点、以流程环节为突破点、以落实防范措施构建长效机制为根本点,共梳理规范了61项权力事项,收编了55张权力运行流程图,排查确定了152个权力运行风险点,确立了177项防控措施,初步搭建了内部权力事项廉政风险防控的基本框架。进一步科学规范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为防止决策失误、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又筑起一道防护墙。
为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前移监督关口，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的新途径，现就建立和实施我校干部廉政谈话和诫勉谈话制度作出如下决定：
一、目的意义
干部廉政谈话和诫勉谈话制度，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的一种思想教
育方法。其目的是帮助各级领导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考验，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
二、廉政谈话
1、谈话对象：新提拔聘任的，或干部交流聘任新岗的副科级以上干部。
2、谈话内容：
（1）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主要内容是党纪政纪条规。要求新任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带头模范遵纪守法，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严格按照《廉政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管好自己，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言行一致，自觉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不仅要对本部门分管的各项业务工作负责，还要认真落实省、市和学校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对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负责。
（2）发放“领导干部廉政手册”。
（3）转达干部、群众的希望和意见。
三、诫勉谈话
1、谈话对象：有轻微违纪行为，尚不够立案查处的，或群众有较多反映，但尚未发现有明显违纪行为的付科级以上干部。
2、谈话内容：
（1）根据群众的反映，或已经存在的违纪行为，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要求，提醒其正视自己的问题，限期予以改正，以防微杜渐。
（2）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就群众反映或举报的问题作出口头或书面说明，使其警觉，以期提高认识，加强自律。
四、组织实施
1、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中层党政正职的廉政谈话或诫勉谈话由分管组织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或分管校领导组织进行；中层副职由组织部长、纪检监察室主任或该部门正职组织进行。遇有特殊情况可委托有关领导谈话。
2、廉政谈话在干部聘任一个月内进行，诫勉谈话则视需要进行。具体谈话时间、地点及内容应提前通知被谈话人。
3、廉政谈话和诫勉谈话记录应存入干部个人廉政档案。
根据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自治区纪委二次全会关于新上任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制度的要求，依据地区纪委《谈话制 度》，结合塔瓦库勒乡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一、谈话的指导思想和目的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法规为依据，按照立足教育、着眼防范、主动监督关口前移的要求，通过实施廉政谈话制度，早提醒、早打招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共同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二、谈话的对象
村级领导班子，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新调整的 村级领导班子，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三、谈话的内容
（一）被谈话人所在村两委班子及其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二）被谈话人所在村两委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其他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
（三）新调整的村级领导班子和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任职容易出现哪些问题、以前出过哪些问题、今后要注意的方面。
（四）为政不清廉，以权谋私，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贪图享乐，虽够不成党纪、政纪处分，但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者。
（五）群众反映（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有轻微违纪行为、一般性不正之风问题或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
（六）听取被谈话人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意见和建议。
（七）群众信访反映的其他需要予以廉政谈话的问题。
三、谈话的实施
（一）谈话由乡纪检委决定，并确定谈话人。
（二）参加廉政谈话的人数不得少于2人。
（三）做好记录。谈话后及时整理廉政谈话情况，并装入本人廉政档案。
四、谈话要求
（一）廉政谈话不能泛泛而谈，要有侧重点和针对性，直截了当地说明被谈话对象存在的问题，指出其思想根源。
（二）谈话对象介绍情况要紧扣本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介绍情况要开门见山，实事求是。
一、重规章制度建设轻人的执行建设
在廉政制度创新和执行中, 人是最关键也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 人的建设应当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国家过于重视制度自身建设而轻视了人的建设, 虽然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 但制度执行却出现了严重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是认识缺位。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廉政制度创新是党委、纪委的事, 反腐倡廉与己无关, 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重要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有人甚至认为搞好当地经济、抓出效益是“实”的, 廉政制度建设是“虚”的, 只要工作开展了就行, 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
二是流于形式。有些人把制度当“摆设”, 停留于喊口号, 而未抓落实、求实效;有些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落实, 选择容易执行的制度落实, 或要求下级执行紧、自己却执行松;有些人执行制度时为应付领导检查, 或应付已经发生了的问题;有些人在制度创新时不结合自身实际, 满足于照转、照抄、照搬。
三是执行不严。有些人在执行制度时, 奉行“好人主义”, 对不执行制度或违反制度的人不管不问, 或追究不到位, 处罚较软, 甚至存在着地方 (部门) 保护主义思想, 对本地本部门违法乱纪行为采取纵容、隐瞒、包庇的错误态度;还有少数人在制度之外“另起炉灶”, 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谋求特权, 严重损害了制度的威信。
四是教育乏力。当前, 廉政教育在内容上缺乏针对性, 没有将教育与干部实际工作和制度建设有针对地结合起来, 重点不突出;在教育对象上搞一刀切, 将领导干部的教育和普通老百姓的教育混为一谈, 缺乏层次性, 无视对象的区别;在教育方式上缺乏创造性, 局限于开会报告、参观考察、学习心得、读书笔记、民主生活会等形式。
二、重正式规则建设轻非正式规则
廉政制度包括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在廉政正式规则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一系列正式制度, 但非正式规则建设却显得特别乏力, 极大地影响了制度的执行力建设, 主要表现在:
一是行政伦理观念滞后。行政伦理又称行政道德, 它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 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 是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当前, 我国行政伦理建设落后, 行政伦理观念滞后。科学的行政伦理观念是法与道德的统一、他律与自律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但我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掌握权力的官员是道德情操高尚的君子, 把反腐败制度的设计寄望于只有他人利益、没有个人利益的道德高尚的人, 而当前又矫枉过正, 在社会中存在着重法轻德的弊端, 过于强调法律的作用而轻视伦理道德的作用。
二是廉政文化意识淡薄。廉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 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当前, 有些人思想认识不到位, 认为廉政文化就是关于廉洁方面的文化, 是纪检监察机关业务方面的事, 用不着小题大做, 没必要兴师动众;有些地方廉政文化建设投入不足, 经费难保;有些地方建设工作没有主题, 缺乏方向感;有些地方建设内容缺乏针对性, 或流于形式等等, 廉政文化意识淡薄, 忽视了廉政文化在廉政制度创新和执行力建设中的作用。
三、重制度自身建设轻实施机构建设
制度的实施机构在整个制度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廉政制度既需要严谨的条文规定, 更需要有效的实施机制。目前, 我国建立了众多合理的廉政制度, 但却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 其原因就是缺少有效的实施机构, 廉政监督机构缺乏足够的独立性, 法律制度对廉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不能满足反腐倡廉的需要。具体说,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独立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廉政监督机构具有独立性, 但监督机构在人事安排、职务提升、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得过政府机关的“关”, 从而导致监督机构不能不受到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 缺乏有效的独立性。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也得不到外部的力量支持, 也导致监督机构权力无形的削弱, 而权力高度集中于党政“一把手”的现象更导致了监督虚置, 严重削弱了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二是缺乏协调性。目前, 我国已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但没有起核心作用的机构和渠道, 各种监督力量之间缺少合力, 形成了实际上的多中心监督体制,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彼此既有交叉, 也有空隙, 职责权限不清, 又缺乏沟通和协调, 加上保障机制不完善, 监督不力或无监督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三是缺乏积极性。廉政制度是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 需要监督机构积极主动地去监督。但当前, 由于有的监督人员缺乏责任感而不主动监督, 有的业务不熟而不会监督, 有的注重自我保护而不敢监督等等原因, 使整个监督机构缺乏积极主动性。
四、重单一规则建设轻规则体系建设
这些年来, 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规制度, 可以说成就斐然。但从当前廉政制度建设的全局看, 廉政建设缺乏总体规划, 尤其是各项制度相互间缺乏衔接, 甚至互相抵触, 不能形成完整的权力约束体系。具体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系统性。廉政制度体系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 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作为廉政制度理应在大的环境的框架内进行, 与大环境相适应, 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反腐绩效。这要求各部门各地区的廉政制度创新能与党委的总体部署相吻合, 但当前各项廉政制度还不能形成系统, 甚至制度之间相互矛盾, 制度主体不明, 责任不清, 容易给投机取巧之人钻“空子”和打“擦边球”, 从而无法形成发挥综合效能的有机整体。
二是缺乏实质性。我国有些廉政制度过于细化、量化、标准太高太严等, 使廉政制度执行起来要么十分困难, 要么成本太大;有些制度设计过于简单, 缺乏权威性和强制性,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有些过于笼统, 说明不清, 标准不明, 执行起来或不知约束谁, 或缺乏参照, 等等。这些使我国廉政制度建设在内容上缺乏实质性。
三是缺乏针对性。在制度创新呼声不断高涨的形势下, 很多人即把问题的解决之路归于制度的创新, 而忽视本地区本部门的客观实际, 盲目照搬照抄一些条例框架, 这样一来就丧失了创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实践中, 常常会发现一些制度都是按照上级的制度照搬照抄, 原则性很强, 缺乏对本单位的针对性, 往往徒有虚名, 流于形式, 这些制度越多, 越会使人厌烦和麻木, 给执行者增加抵触情绪或逆反心理, 甚至殃及其他制度的有效执行。
四是缺乏发展性。廉政制度创新要把制度创新的程度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 制度创新过快会造成诸多不适应, 甚至引起公然反对, 使制度执行起来困难很大;过慢则会跟不上时代步伐, 制约反腐倡廉工作的进行。当前, 我们国家有些部门未能根据实践的要求, 及时制定新的制度, 尤其是许多迫切需要制定的制度至今仍未出台, 而已有的制度有些也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加以全面梳理, 调整严重滞后, 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廉政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前瞻性、发展性不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通知N].人民日报, 2005126 (1) .
[2]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N].人民日报, 2010224 (1) .
[3]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N].人民日报, 2008623 (1) .
[4]文件起草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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