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共10篇）
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的“深恶痛绝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
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但是阿Q对革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闯进赵太爷、钱太爷的家里随意地占有他们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
另外，阿Q的革命还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要把自己的仇人都杀头，取统治者而代之，当然，这是一种落后的农民革命观。但如果革命党能正确引导，他们是会真正觉悟起来的。但是，阿Q在对革命“神往”之后，还是那么糊涂。直到临死之前，他那可悲可笑的精神胜利法和封建正统观念依然没有改变。阿Q至死也没有觉醒。
阿Q的悲惨结局，既表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也显示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
一、看客文化中的替罪羊
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非常典型地以二元对立的结构写出了貌似祥和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小人物始终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情节模式, 整个封建文化氛围与个人不能解脱的救赎、精神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等等, 造成人物悲剧的不是哪一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 而是在整个看客文化背景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幸的是他们成为承受精神奴役、被动接受不平等命运的替罪羊, 他们从社会中孤立出去而成为悲剧的一种标志和符号。隐形的等级制度形成一种看客的心理, 对人性的漠视和事不关己的嘲讽在整个社会的文化中根深蒂固, 比如《药》中华老栓和其他人一样等待着对夏瑜的斩首, 民众对鲜血的麻木, 对革命者的不理解, 都成为整个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 而貌似善良的华老栓在这场屠杀中正是充当刽子手的帮凶, 还理所应当地等待着用人血馒头救治下一代的生命。对于看客们来说, 这司空见惯的场景与自己并没有一点关系, 以至于形成一种看客文化, 就是盲目的依从或追从时代的主流, 必要时担任一定的职责来促使主流的顺利发展。那么有看客现象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人成为这种屠杀中的牺牲者, 他们渺小、卑微、低贱, 他们努力地想成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但却找不到出路, 最终被社会所抛弃甚至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就像弗莱所说的那样:“悲剧性讽刺作品的主人公不一定就存在悲剧性缺陷或执迷不悟到了悲惨的境地, 他不过是个遭到社会孤立的人而已。”
《祝福》中以鲁镇庆祝新年为背景凸显出祥林嫂这一角色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重在凸显出祥林嫂受奴役的牺牲者形象。鲁镇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祥林嫂, 在经济上剥夺着祥林嫂, 在男权话语的环境中统治着祥林嫂, 这些她都是在默默地忍受, 但她的存在成为封建黑暗社会的缩影, 她的悲惨遭遇只能成为鲁镇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没有获得任何的怜悯和同情, 她成为时代强加在她身上的替罪羊, 所有的矛盾和缺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她的心理构成中凝聚和升华。在《祝福》中鲁镇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缩影, 它成为人与人之间对立、冷漠、排斥的屏障, 祥林嫂极力地想在这缝隙的文化中寻求出路和解脱, 她用她的麻利、不争、捐献试图找到精神的出路, 或者是得到一点点人性的关怀, 但一张无形的等级使她始终难以融入到社会之中。在初到鲁四老爷家时, 她用自己的麻利能干赢得了人们在把她的逃婚、改嫁、丧子当做趣闻来谈论, 祥林嫂的悲剧在于她把整个社会包袱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她渴望在精神上被救赎, 但却逃脱不了舆论的枷锁。《祝福》结尾中祥林嫂悲剧性之死使她暂时逃脱了舆论精神对她的压榨, 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性的黑洞及禁锢的思想链条就此斩断, 也不能说明类似的替罪羊模型得到了遏制, 事实是替罪羊的角色在不断的变换而人性的悲剧还会重演, 这才是时代的悲剧, 是人性麻木的悲哀!
在《阿Q正传》中, 鲁迅塑造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形象, 他是芸芸众生中的渺小者, 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在反讽式的悲剧中“主人公论体力和智力都比我们低劣, 使我们感到可以他们受奴役、遭挫折或行为荒唐可笑的境况, 他们便属于‘讽刺’类型的人物。”造成阿Q精神胜利的是周遭人的利己主义, 他们对弱势群体的辛辣嘲讽正是整个文化氛围的缩影。鲁迅在塑造这样一物质和精神上的一无所有人物实际上也是为整个时代风气的描摹。人们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胜利之中, 以想象的象征符号达到转败为胜的模式,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将个人的悲剧演绎成时代悲剧的讽刺模式。
二、自我牺牲意识下的替罪羊
中国人总是习惯以“听天由命”作为自己不能逃离现实苦痛的说辞, 实际上这只是人们自导自演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在《祝福》中祥林嫂一次次的捐门槛、一次次的受人白眼, 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认为自己应该被如此对待, 在不自觉中就成为封建吃人的礼教束缚中一个可悲可怜的人物, 成为维护封建正统思想、正统文化的替罪羊。同样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这一自我牺牲意识。
可以说阿Q从生到死都是在这样自欺欺人的环境中生存, 也就是这样的环境才能够让他自然地摒弃世俗观念, 甚至认为这样的欺辱、不公平待遇是上天安排的, 睡醒一觉就什么都没有了。从阿Q的身上更能折射出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它表现为一种等级攀比。中国的文化属于一种集体主义的文化, 与西方倡导个性的个体主义文化相比, 中国人更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大集体中, 以及与人的关系方面。所以, 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应较多地体现了它的社会内涵, 典型地表现为“高人一等”的欲望以及自尊心掩盖下的虚荣心。当一个中国人处于困境的时候, 这句话大概是最好的安慰剂:如果你没有了鞋穿, 想想你周围还有没有脚的人。按理分析, 听到这句话, 第一反应是深刻的同情。而一般中国人拿他来当自己的安慰剂珍藏, 从别人的惨状中找寻自己的幸福。很明显, 这种幸福建立在与别人对比胜利的基础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足以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也正是阿Q被批判最多的地方。
鲁迅描写了很多“替罪羊”的角色, 他善于将国民的劣根性, 时代的悲剧性通过一个貌似不相干的人但实际上与这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联系在一起, 他把无尽的苦难一股脑的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让社会的压力、封建礼教的束缚、个人的牺牲全在同一时刻显现出来。就像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解释:“我们不能光是说替罪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当说他是无辜时, 是指他所遭受的不幸大大超过他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 就像登山运动员一声喊叫竟引起一场雪崩一样。说他有罪, 是指他是一个罪恶社会的成员;或者说,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 类似的不公正构成了生存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成为鲁迅小说中的一种反讽模式, 成为标榜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标志。
摘要：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论述了悲剧性讽刺中典型的牺牲者形象, 本文以弗莱的讽刺性替罪羊角度着手, 试图分析《祝福》和《阿Q正传》中祥林嫂和阿Q悲剧典型形成的根源, 并阐释时代精神或作家笔下替罪羊的象征性意义。
关键词：替罪羊,看客文化,自我牺牲,象征
参考文献
关键词：鲁迅 《药》 《阿Q正传》 辛亥革命
鲁迅先生在1919到1921年写了《药》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的公共点在于都涉及到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图景。从时间顺序来看，《药》写的是辛亥革命前，《阿Q正传》写的是在革命期间。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国民真实的生存环境，并且深入的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
《药》第一次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剖析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本质，从而艺术的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并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药》写了明暗两条线，明线写开茶馆的华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药是假的，当然治不好，结果是悲剧。鲁迅小说中多次写到愚弱的国民羸弱的病体，这虽也是当时的现状，但这一题材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鲁迅先生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意识到拯救病弱的灵魂比拯救病弱的肉体更加重要，因此他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暗线写革命者夏瑜的被捕被杀。小说通过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治病，批判了人们的愚昧、迷信和落后。通过对夏瑜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总结了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的沉痛教训。对于夏瑜的牺牲，小说中的群众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华老栓，夏瑜是为了解救像他这样的受苦人而英勇牺牲的，但他不仅不谈不问，反而去买他的血给儿子小栓治病；其二是那些茶客，他们都不理解夏瑜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被杀，反而说他疯了；其三是夏瑜的母亲，连革命者的母亲夏四奶奶也不明白自己儿子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在清明节上坟时反而在人前觉得羞愧。因此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剧的十分深刻的反映，它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鲁迅先生把这个历史悲剧和教训反映出来，无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小说。这篇小说的后三章，集中描写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在未庄引起的变化。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是贫苦落后农民阿Q。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注重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使得阿Q对革命一无所知。他原“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由于他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当革命到来时又必然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因此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他看到举人老爷到乡下来藏东西，是那样害怕革命，赵太爷等人对他也变得异常和气，因此他开始神往了，但他对革命根本不理解，他认为革命只有三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报私仇（当然他也分不清敌友）；三是解决女人问题。本来应该是革命依靠对象的阿Q，对革命却是这样理解能怪谁呢？当然责任还应是在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同时，这部小说较《药》更为深刻之处，还在于着力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地主阶级的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没能发动民众，动员民众，而且革命很不彻底。从小说中看，城里的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革命，忙于剪辫子，这辫子虽是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象征，但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它却不应该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如果宣传好民众，他们是会自己动手剪掉的，用不着革命者亲自动手。相反，因为没有宣传民众，就是剪了辫子，也解决不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未庄的秀才不敢进城，阿Q也不敢进城，因为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城里举人老爷、未庄的赵太爷都没有给予狠狠的打击；同时还让这类人物钻进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加入了“柿油党”。未庄仍然还是赵太爷的天下，贫苦农民阿Q却被诬为盗贼而抓去枪毙了。这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实现的和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不相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作品深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它与封建势力的血缘关系，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鲁迅先生写作这两篇小说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年左右。他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与多年来的理性思考熔铸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把夏瑜的悲剧和啊Q的悲剧联结起来，表达了对中国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一是因为夏瑜这样革命精英势单力薄；二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三是革命阶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不知不覺地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阻力。
鲁迅先生深刻的洞察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万难打破的铁屋子”，就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地理环境的封闭，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沉淀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地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使国民不仅表现出无意识的服从，而且是自觉、自愿的认同。这种精神上的奴化与毒害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也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首先必须是人的思想解放，必须改造国民性弱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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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读这篇小说是在上初中时，那时读了没有现在的深刻认识，只是感觉文笔轻松滑稽，今人发笑，但是现在再读有了一种更深的`感受。阿Q正传，不只是教人笑，而是譬喻灵活，意义深广，其中包含着一种严肃的意义，不只是刻画了一个叫阿Q的乡下无赖，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反映出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
读了这本书使我感到书中的阿Q有一种似曾相识是感觉，这也就是作者的高名之处，写出了中国人普遍有的一种劣根性。首先是卑怯，书中写到阿Q喜欢与人打架，但是要先估计对手，力气小的他才打，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他已伸头等挨打了，对势力弱的小D则摆出挑战的架子，对小尼姑则动手动脚。二就是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打了架吃亏时，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象样，居然儿子打起老子了。于是他心满意足的俨如得胜地回去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懦弱的劣根，也就是被人期侮了也不自强，从自己找原因，而是归为别人更强，或某种客观原因。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倒致了中国封建时期的落后。三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时，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闹革命，他也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但是阿Q的目的非常明确，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拆，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好让他满门抄斩。
对于阿Q，有太多的说法，其软弱无能，势强凌弱，无不暴露其本质。在那样一个年代中，深处恶劣的环境，阿Q先生却更表现出了不争气不警醒的态度。它渐渐形成了阿Q风格，即现在人们所说的阿Q主义。
生活环境的恶劣，做人的种.种失败，更使我们的心感到同情与怜悯，也许同情与怜悯对他来说无所谓，他会感到那些是什么屁东西，走阿Q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屈膝人下，任人欺凌已是一种习惯。阿Q先生认为这是天命难违，是人的意志所不能转移的，关键是他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虽然有人说他会舂米干活，那只是当时看到他还有一点可用之处才说的风凉话，但事后是过河拆桥，没用了就踢到一边去——奴才到底是奴才，因为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自尊。
虽说他有奴才的本性，却不乏知道另一个道理——强势的不敢欺负，难道还惹不起弱的，才有了调戏小尼姑的伟大做为。算是长了出息。
反感革命党，痛恨剪辫子，怀疑在外面走路的女人与别人有勾搭。但为了高人一筹，却想着投靠革命党，在思想上占领高地。结果不选择却被屈成死罪。一向欣赏别人被砍头的阿Q却自己尝到了被砍的感觉。难道这是命运的捉弄?
在那样的年代，不应该有这样的阿Q精神，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必须要有自尊，必须要有尊严，必须要有志气。这样的人才不会寄人篱下，民族才更有生机。这种讽刺阿Q精神的思想，从侧面激励了我们要有尊严，让我们更加有了勇气，敢于面对困难。
阿Q，是洗涤了我们的心灵的人物!
读《阿Q正传》有感
读完了文章，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阿Q“精神胜利法”，他总借着“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来逃避冷酷的现实。
文章以辛亥革命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残害的落后农民的人物形象。阿Q生活贫困，靠打短工为生，住在土谷祠，无依无靠，甚至连自己的姓氏也“丢掉”了。
文章开头就写了阿Q在未庄并不怎么好的人缘地位，以及总少不了挨打和被开玩笑的生活。面对人们的各种过激行为，他总是吃亏，但他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阿Q向往有一个家，所以他想“女人”，所以他才会对吴妈说那样的话，由此看得出阿Q心中的“家”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那时的人们不懂，阿Q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阿Q胆子不算大，但他能毫不讳饰的说出来他上城的那些日子干了不好的勾当，却使人们更加疏远他了。
当革命党来到镇子时，阿Q又幻想他加入了革命党，去掠夺赵府和“假洋鬼子”的财物，后来革命党抢去了这些阿Q梦寐以求的东西，却没叫上阿Q，再后来阿Q被抓走扣上了打劫的罪名，游街示众，最后被枪毙了……
正如鲁迅先生自己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上篇）
作者：伦晓蕉
来源：《现代教育实践与研究》2013年第02期
【摘要】鲁迅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他的精神被视为一种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阿Q正传》中以阿Q为主要人物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特点来探求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他的这种“国民性”思想主要体现在精神胜利法和奴性。
【关键词】《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奴性
一、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鲁迅，他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但我认为，除此之外，他还是位无可争议的爱国主义者。终其一生，他都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的寻找着强国的方法。青年时期的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曾目睹了国人的麻木和愚昧，自此，他认识到对中国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改变精神上的而非身体上痛苦。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拯救中华民族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以其匕首式的语言针砭时弊的指出了国人的诟病，《阿Q正传》中阿Q这个形象就是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典型代表。
阿Q的精神胜利法
用自欺来自我慰藉
阿Q是生活在未庄的一个赤贫的农民。他无房无地，长年借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工维持生计。他虽生活在未庄，但未庄的人们却都看不起他。他们不知道他的姓氏、籍贯，甚至就连他的“形状”也无人知晓，人们只有在忙时才会记得他，但也只是记得他的做工。他不仅忍受着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剥削，在生活中还要忍受诸如赵老太爷、假洋鬼子和秀才等人的欺凌，他总是遭到闲人的毒打和嘲笑，但是在精神上他却常处优胜。当与别人发生口角时，他总是瞪着眼睛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即使是被人打了，他也总是用“儿子打老子”来寻求自我安慰，树立良好的自我感觉。就这样他在精神上总能反败为胜然后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这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仅表现在被欺凌之后的自我慰藉，对自身的缺点他也常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自我的内心平衡。比如说他头上有几处癞疮疤，因此，他讳说“癞”及一切同音字，渐渐地，连“光、亮、灯、烛”都一并讳了，每逢别人犯讳，他总是发怒，但未庄的闲人们却总喜欢开他的玩笑，起先阿Q也用打骂来反抗，但
不知怎么回事，打骂也无济于事总还是他吃亏的时候多，于是阿Q就将反抗方式改为怒目而视，但也并没有多大的效果，未庄的人们还是照旧嘲笑他、欺凌他，面对这样的情况阿Q只好说：“你不配……”说这话的时候，他便觉得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别人想要还不配拥有呢，这就是阿Q在面对自己的缺点时的精神胜利法，这种方法会使他觉得即使是自己的缺点也比别人强，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高人一等。
阿Q这种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中的一种，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鲁迅的这句话指出了中国人的不敢正视现实和自欺，同时也指出他们在这种不敢正视现实和自欺中日渐沉沦却还自我感觉良好。就如同阿Q一样，在经历挫折的时候他总是为自己找各种的借口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从内心里实现反败为胜。就连最后快被枪毙时，他还用“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
我认为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还是国民性中的面子问题。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阿Q更甚。他无权又无势，有的只是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因此，他唯一拥有并且能去维护的就是自尊心了。所以，当他受到欺凌时，他总要想办法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维护自己的脸面。但是，一无所有的他只能通过自我欺骗的方法来获得心灵上暂时的胜利。
二、阿Q身上体现的奴性思想
1、奴性思想的体现。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将中国的历史直截了当的概括为两种形式，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中国人的秉性中积淀了深厚的奴隶意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以使他们几乎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安心的做着奴隶。阿Q就是这些奴隶中的典型代表。他无力反抗，唯一希望的是将奴隶做的安稳一些。在“假洋鬼子”将哭丧棒加诸在他的身上之前，他在那刹那，便缩紧了筋骨，耸着肩膀等候着。他没有反抗也不敢反抗，对统治阶级强加在身上的痛苦逆来顺受，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正是中国人思想中驯良的奴性思想的体现。而面对像王胡、小D 和小尼姑这些比自己弱小的人时他却尽可能的取笑和欺负他们，随意的放刁耍赖，稍有不顺还可以和他们打架。在他们面前，他仿佛成了主子，是不容他们随意嘲笑和蔑视的。这又体现了奴性思想中的恃强凌弱。就像阿Q受了钱太爷家大儿子的气之后，就拿小尼姑出气，向小尼姑吐唾沫，还伸手摸小尼姑的头，并且，说一些像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之类的话，侮辱小尼姑。”阿Q在被当做抢劫犯接受审判时所表现出来的卑怯也体现了他的这种奴性思想。当他被带到大堂时，当那些一脸横肉的假洋鬼子怒目而视的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当长衫人物让他不要跪时，他却总觉得站不住，终于还是又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当他第二次被带上堂时，虽然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但也仍然还是下跪了。“临下骄者，事上必谗”或许就是这种奴性思想的真实写照。阿Q身上的这种奴性还体现在当辛亥革命到达未庄时，他将参加革命视为一
种“造反”。这其实就是源于他认识中的奴隶观念，他认为权力是统治阶级的，而像自己这样的人要想取得权力只能通过“造反”这样的途径。在他的观念里，参加革命实际上就是一种“主奴地位”的互换。因此，当他幻想革命成功之后的种种时，首先想到的是报复小D、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其次是将未庄的财产占为己有。最后就是也过一把当皇帝的瘾，为自己选美。在他的幻想里，他几乎将未庄所有的女子都囊括在内，但最终却在鼾声里结束了他的幻想。从这可以看出，阿Q身上存在着深深的奴隶思想，他渴望参加革命，但他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仅仅打击报复那些曾经欺压过他的人而不是为了解放向他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
2、奴性思想广泛存在的原因。
阿Q身上的这种奴性实质上普遍存在于国民性之中，是国人所共有的，也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中的一种。虽然这种奴性的表现形式在个人的身上各不相同，但我想，形成这种奴性的原因却是相同的。首先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造就了国民逆来顺受、奴颜婢膝的性格。对统治阶级，他们甘愿俯首称臣。其次是中国人长期受到异族的压榨。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长期受到本民族意外的压榨，汉族人民已习惯了做奴隶，习惯了服从和认命。他们从没有想过反抗，即便真发生革命，他们也只认为不过就是再换个主子而已。因此，奴性才广泛的存在于国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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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接受美学,鲁迅,《阿Q正传》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在70年代得到发展的由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是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维时空中研究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范式，接受美学突出读者的接受与再创造在文学作品价值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作品是为读者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任何作家在创作中都要考虑到读者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比如他们的社会阅历、艺术修养、期待视野等。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创作即暗合了接受美学的特征，把读者放在首位，并且挖掘出了更多值得让读者接受的内容，从他的小说集《呐喊》中的《阿Q正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阿Q正传》的创作初衷始终以读者为出发点，以读者为中心，我们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可看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中国当时的广大民众受剥削压迫、身处苦难而又愚昧落后、觉悟低下、沉睡难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作品对于读者恐怕很难有什么冲击力。因此，鲁迅拿起笔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使读者警醒，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身边人，引起思考。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他认为只有提倡文艺，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人们向前。因此，他的创作意图，正是着眼于读者，着眼于启蒙，发挥文学作品的作用。作品必须为民众所接受。从创作思想指导上，鲁迅与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在此。鲁迅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为文主张———为中国的民众。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阿Q正传》中的阿Q应运而生。
《阿Q正传》中的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是一个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雇农。这本已十分可悲，但尤为可悲的是他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对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他都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对来自比他强大的阶级或个人的残酷迫害麻木健忘，自甘轻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这正是当时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劣根性之一。读者时时可以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身边人。
阿Q的身世十分含糊，但和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自尊自负，在精神上也不把有钱的赵老太爷放在眼里。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他头上的仿佛就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家打，赌博赢钱又不幸被抢时，他总是用“精神胜利法”救回几乎失败的自己。斗不过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但对比自己弱小的小尼姑之类是绝对要找回“自信”的。阿Q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健忘、麻醉，甚至至死不觉醒。在生命将要结束时，他还自我安慰：“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在临刑示众时他还“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对自己身世的解释，对自己癞疮疤的光荣守护，对自己被打的开解，由欺负弱小寻回的自信，甚至临死前对来生的假想，都让不同的读者产生深思，对作品产生新的期待。
但“阿Q越是获得精神的胜利，读者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感到得意，读者越是感到痛苦”。[4]读者在欣赏鲁迅作品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已经又创造性地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阿Q形象，从而实现了作家—作品—读者接受的过程，从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鲁迅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鲁迅先生是立志用笔画出国民劣根性的。他在不经意间很好地把握了接受美学的特征，并且收到了极为震撼的效果，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如《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在不同阶层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震动了文坛，而且震动了社会，人们纷纷猜测这个署名“巴人”的作者是谁。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人认为作品的情节和自己有关，而此事只有某人知道，因此猜测肯定是某人写的，后来知道作者与他素不相识，便又逢人声明不是骂他。茅盾曾高度评论鲁迅的创作：“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读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冯雪峰、郁达夫等人也纷纷发文赞赏他的创作，其他广大的进步青年、评论家都有不同的响应。
小说问世八十多年来，阿Q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读者中影响深远。读者在阅读鉴赏阿Q的形象中心灵受到震动，从而审视灵魂。不同时代的读者又不断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内涵、意义，即“对原来的艺术形象进行开拓、补充、再创，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体味到艺术家在创造这个艺术形象时不曾说出，甚至不曾想到的东西”。[5]这就更证明了作者当时创作的初衷是以读者为中心的。
重视期待视野与审美距离，是接受美学的一大特征。姚斯认为，读者的阅读感受与自己期待视界相同，读者便感到作品缺乏创新和刺激;相反，作品意味大出意料，超出期待视野，便感到振奋，这种新体验便丰富和拓展了新的期待视野，于是便产生了文学欣赏中必需的审美距离。鲁迅并没有盲目地满足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期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强烈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而且发掘出了更多让读者接受的内容，从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给了读者更多的召唤与深思。《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刚开始人们并未料到鲁迅先生要让阿Q做革命党，正如郑西谛(郑振铎)曾批评道：“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想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就回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6]
而《晨报》主编伏园先生也不愿阿Q那样的一个大团圆，鲁迅说：“《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6]但由于某种原因，伏园暂时离京。待到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鲁迅虽然通过《阿Q正传》以文学反映着时代给人留下的烙印，但他更是以思想的深刻与睿智，冷静地审视现实与人生，让文学与现实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把重心放在揭示人的思想的落后与被奴役上。因为在阅读中，“读者虽然可能会因期待暂时受遏而不理解，但很快又会为豁然开朗的艺术境界而更兴奋，在更高层次上使自己的审美理想得以驰骋。它意味着读者审美能力的丰富、发展和提高，以及对文学发展革新的肯定”。[8]人们在阅读中所期待的阿Q的结局自然多种多样，虽未曾想到会是作为革命党被枪毙，但恰恰是鲁迅的安排，拉开了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更恒久的魅力。
总而言之，充分地考虑读者，为读者而创作，为启示疗救民众为出发点的鲁迅作品《阿Q正传》暗合了姚斯和伊塞尔接受美学的方法。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说：“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法国作家法朗士在《乐图之花》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书是什么?主要的只是一连串小的印成的记号而已，它是要读者自己添补形成色彩和情感，才好使那些记号相应地活跃起来，一本书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气盎然，情感是否热如火，冷如冰，还要靠读者自己的体验。或者换句话说，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魔灵的手指，它只拨动我们脑纤维的琴弦和灵魂的音板，而激发出来的声音却与我们心灵相关。”这些关于作品和读者理解之间存在着差异和互相补充、阐发的精彩议论，形象而生动地道出了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中与接受理论不经意的相合之处。因为他使读者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不仅是对自身存在和世界重新审视和批判，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一作品，从而最终实现了创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娜拉走后怎样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33.
[2]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呐喊》自序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25.
[3]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论睁了眼看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78.
[4]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J].鲁迅研究, 1984, (1) .
[5]胡经之, 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346.
[6][7]钱理群, 金宏达.鲁迅文集精读本.《阿Q正传》的成因 (杂文选编)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120.
关键词言语阿Q正传社会语言学
中国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1-029-02
“言语能够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更进一步地讲，言语能够反映这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其关注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也就是说，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经历或经验，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社会特征的同等性，以及人们彼此之间将要共有的亲密程度和其他因素等。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说话者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在实际的会话中，人们总是在衡量自己和听话人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进而来决定在会话过程中应该有的礼貌程度。
而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他能够显而易见的反映出礼貌程度，并且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人们说话的时候，选择任何词语、任何说法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人物间的称呼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下面笔者就尝试用上述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文中的称呼。
一、原称呼语的分析
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它能够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在《阿Q正传》中，人物称呼语的运用很清楚地体现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部小说中，赵太爷和秀才对阿Q的贬损的称呼语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当阿Q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时，赵太爷对着阿Q吼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第一章，20)赵太爷、秀才、洋先生和假洋鬼子都是小说中未庄有钱有势的人物，而阿Q只是赵太爷家的一个小长工，所以他们比阿Q有更大的权势，而阿Q处于弱势。或者说阿Q和他们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很少。所以赵太爷对阿Q直呼其名，而且还叫他“你这浑小子”，而阿Q却得尊称他们为“太爷”(第六章，282)。秀才也表现出他的权势：“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官话这样骂。(第四章，250)当阿Q称“假洋鬼子”为“秃儿!驴!(第三章，237)时，阿Q就遭到了“假洋鬼子”的痛打。
然而，当阿Q遇到王胡、小尼姑、小D和吴妈时，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阿Q似乎比他们几个有更多的权势，或者说他和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至少在阿Q看来是这样。所以他们之间说话很随便，甚至互相用一些贬损的词语。
——对王胡
“这毛虫!”(第三章，232)“癫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第三章，232)阿Q和王胡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而且体力也相差无几，所以他们有着同样的权势和较多的同等关系，因此彼此可以叫对方“毛虫”、“癫皮狗”。
——对小尼姑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呢。”(第三章，238)
阿Q同样叫“假洋鬼子”和小尼姑“秃儿”。小尼姑只是跑掉了，而“假洋鬼子”却狠狠地打了他。
——对吴妈
“女人……昊妈……这小孤嫣。。”阿Q想。(第四章，248)
——对小D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第五章，262)“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第五章，262)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妈和小D明显比阿Q的权势要小。阿Q骂小D“畜生”，小D只有商量的口气称自己为“虫豸”。而没有表示任何的抗议。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但是阿Q在体力上要胜过吴妈和小D，所以也可以说阿Q比他们有更多的权势。
二、称呼语的变化分析
在现实中，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人们说话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有权势但是彼此有很多同等关系的讲话；有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权势稍差却彼此有很少同等关系的人讲话。说话人为了想要和听话人建立某种亲近的关系。就会有意识地使用那些能够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用语。反之亦然。这一点也可以在(阿Q正传)中得到证实。当阿Q公开声明他将要参加革命党时，往日那些有权势的人如赵太爷等被吓坏了。所以和阿Q说话也改变了称谓。
“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第七章，294)赵太爷称阿Q为“老Q，这显然是表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轮到赵太爷向阿Q套近乎了。“老Q”明显比“阿Q”，甚至“你这浑小子”、“忘八蛋”有更大的同等关系。而阿Q此时并没有回答他，则更表明此时的阿Q比赵太爷他们有权势，因为他是革命党。再看此时秀才的称呼：“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第七章，294)“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即洋先生)惴惴地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第七章，294)赵白眼则更是称呼阿Q为“阿……Q哥”，更能说明此时阿Q和他们权势的变化。而自称“穷朋友”，则表明众人为了和阿Q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心理。
（导入）鲁迅先生对文章创作曾经说过八个字“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选材要严”的问题。这部小说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对农民以及农村的影响。好，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看一看，革命了，未庄有什么变化？
（学生朗读课文——“革命”）
师：谁来说说，在当时甚至是历史上振聋发聩的辛亥革命，对未庄有什么影响？ 学生1：我没有看到未庄有什么变化，因为它发生的时候，未庄的百姓还“睡得熟，都没有知道”。
学生2：人们对革命党的描绘是“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明朝，足见未庄的落后。
师：辛亥革命来了，这场革命旨在推翻统治人们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将处于列强践踏下的中国民众解救出来，可是，革命的消息确实来未庄转移金银细软的举人老爷带来的，真是滑稽！足见辛亥革命的远离群众。这场革命中的受益民众之未庄百姓对革命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学生1：惊讶，因为居然连举人老爷这样的大人物都害怕了。
学生2：阿Q，这个在未庄连姓氏权都被剥夺了的人，没有地位，没有归属，一向+对革命深恶痛绝，可是现在居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对革命心驰神往起来了。
学生3：不安。
学生4：邹七嫂是不以为然的态度。
师：人们对于这场能够改变民众命运的革命所持的态度自然不是革命者们想看到的态度，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连阿Q都热切渴望呢！
生1：因为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做足宣传，哪像我们当今颁布一条法令，制定一项国策，都进行透彻深入地思想工作，所谓的“洗脑”（群生笑），而辛亥革命这么大的事，农民作为受惠者却没有知情权，这自然是它的最大的弊端了，那么人们有这样的态度，也不足为奇了。
生2：是啊，阿Q的心中革命居然成了他报私仇的工具，这哪里受革命啊，简直动机不纯！
生3：在那时，一场革命在中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广大农民起来参与，否则就会流产，这是严重脱离群众。
师：不仅如此，连赵秀才和赵太爷对阿Q的态度也陡然好了起来让阿Q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荣光，这种无知和愚昧，是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证明！可见，没有群众基础的革命是不会赢得胜利的。
师：革命了，人们对阿Q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生1：赵家对他前倨后恭。生2：可怜的眼光。
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变化？
生：赵家知道，革命就是革他们这帮人的命的；而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担心阿Q要革自己的命，所以“恐惧”
师：阿Q心中的革命是什么？革命党什么样？他参加革命要做什么呢？ 生1：革命在他心中就是造反的代名词。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他参加革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师：能说说他的改变命运的人生计划吗？
生2：先是对未庄曾经在他头上作威作福的鸟男女进行报复，然后是去抢赵家的东西，然后是娶老婆。
师：同学们，我们看到阿Q的革命计划之后，会哑然失笑，革命是他一夜暴富的工具，革命还能解决他的家庭问题，除了物质匮乏之外，更深的还有精神的空虚，反映到情感世界的空虚，革命成了娶老婆的工具，而且，革命的对象并不是真正应该革掉命的人群，而是他的阶级弟兄，这种革命理想是非常可怕的，带有强盗式的不讲道理的意味。如果这也算革命的话，那么革命注定是不会成功的！是啊，革命的春风，竟然没有刮到未庄，革命的受惠者居然不了解革命的要义，而是痴心妄想，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
师：阿Q是怎么实践革命的呢？ 生：他选择到尼姑庵去革命。
师：为什么不去个那些欺负他的人的命呢？ 生1：或许是被欺负惯了，形成了弱势心理吧！生2：或许是害怕吧!生3：想自己比尼姑强大，不容易“失手”。
师：呵呵，有道理啊！一个长期处于弱势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强势啊！那么，他革命的战果如何？
生1：他来晚了一步，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生2：他一向深恶而痛觉之的秀才和洋鬼子居然携手革命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师：这两个人素不相能，我们都知道，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项个人为什么相约革命呢？
当革命的风暴刮到未庄时，他们昔日的威风无影无踪，竟谦卑地称阿Q为“老Q”，又显出兔子似的肚怯和狐狸似的狡猾。而他们一旦了解到革命大势无可阻挡时，便改变手法，投机钻营。赵秀才成了未庄第一个“盘辫家”，相约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并且不惜花四块大洋买了一块“银桃子”成为革命党人。小说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了辛亥革命中封建反动势力混迹革命内部，使革命夭折的历史。
师：他们革命的过程怎样？
生：砸了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打了尼姑，抢了宣德炉。师：整个一个打砸抢，看来，文化大革命时的打砸抢绝不是始作俑者，是有历史渊源的。
师：由此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既不发动群众也不彻底的革命。革命到来的时候，一时间，泥沙俱下，革命队伍鱼龙混杂。一些革命投机分子，为了共同的利益，在革命风暴来临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并且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委曲求全，相约革命。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将革命引向变质，革命演变成了反革命！当革命的主力不理解革命的真谛，当被革命的对象占据革命主流位置时，革命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革命”通过选取精要的素材，惟妙惟肖地展现了辛亥革命到来时的社会众生图，为以后的革命提供了前车之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再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支军队要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鲁迅先生为我们提供了选材要严的典范，下节课我们要学习“不准革命”，我们将探究“开掘要深”的问题！
好多人拿他的《秋夜》说事。“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可以说，这个句子就是“罪魁祸首”。后来我问询过有见地的人，原来鲁迅这样写自有用意，一是留存矛盾辩证的哲学思想，二是要告诉读者，一件事物要从两方面看或多面方看，只看其中的一面是不完整的，要求同存异。
从此以后，再读鲁迅的文章，我就不敢怠慢了。
这样说吧，到今天为止，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让我记忆深刻。谁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鲁迅先生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复杂，文章也并非真正的枯燥无味，细细品读，也还是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说他的文章幽默讽刺，是匕首，是投枪，真的一点都不为过。《阿Q正传》这个中篇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末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底层一群被扭曲得畸形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命运。尽管写得非常概念，可鲁迅先生抓住了典型，把典型写活了，所以深得人心，不同的人看了，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记得有位作家这样评价鲁迅的这篇小说：“小时候我也觉得那是好文章，写绝了，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视其为揭露中国人国民性的扛鼎之作，凭这一篇就把所有忧国忧民的中国作家甩得远远的，就配去得诺贝尔奖。这个印象在很长时间内抵消了我对他其他作品的怀疑。”
可见，《阿Q正传》不仅只有我这个接近千禧年出生的小女孩看好。
尽管阿Q是个籍贯和姓名都不可考的人，他没有家，很穷酸，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靠给人家做短工为生，活得很平庸，但他也有自己的活法，那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每次在被人欺负的时候，往往都能平静自若地面对。比如，被人打，他就会喊：“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对于欺负他的人，他喊完之后就在心里用这样的方法维护自己可怜的面子，从未有过真正的反抗，这实际上就是妥协，也是放弃反抗的表现。但可笑的是，阿Q也欺凌弱小，他把从强者那里受的气全部撒在弱者身上。在现实等级制度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在强、弱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创造一种精神上的平衡。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他的这种自我的精神胜利法与心理学中的“酸葡萄”效应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当然，精神胜利法无疑有它积极的一面。毫不夸张地讲，几乎所有人都会通过遗忘或自我膨胀来减少焦躁感与自卑感。正如成功之父卡耐基所说：“快乐的诀窍就是，如果你不快乐，那么就微笑，假装自己很快乐。”是的，鲁迅写的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留下了他擅长写杂文的影子，“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旧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针砭时弊，是很贴切的。狐狸吃不到葡萄架上的葡萄就抿抿嘴说葡萄是酸的，没什么好吃的。那么，我们还能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酸的吗?不容质疑，阿Q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却以一种自我消遣的方式追求心里满足，继而引发了在物质追求上的惰性，这是他最大的悲哀之处，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悲哀。
老师在分析阿Q这个人物形象时说，其实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包含了一种反抗初期的萌芽，他的恼恨，他的愤愤不平就是这种反抗的萌芽，但是由于这种恼恨转化成了自我欺骗与选择性遗忘，而不是进一步的反叛与报复，所以他的这种反抗不彻底，导致了他一生可悲的命运。这也难怪鲁迅先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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