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诚信的故事

商鞅诚信的故事（精选8篇）

商鞅诚信的故事 篇1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

他下决心发愤图强，大力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还是外来人，只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秦孝公的这一举措，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在卫国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并得到秦孝公的召见。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重视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了，朝廷就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但却遭到秦国的贵族和大臣的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又刚刚即位，改革的事便暂时搁置了。

过了两年，秦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决定。”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他想了一个办法建立威信，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谁10两金子。”不一会儿，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10两赏金?”

有人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的玩笑吧。”大家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前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50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就在大伙儿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赏给扛木头的人50两黄澄澄的金子，一两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开，一下子轰动了秦国。

老百姓们都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商鞅知道，他的办法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被罚做官府的奴婢。

大家都严格地遵守新法。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量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并最终完成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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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诚信的故事 篇2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但是, 在当今的世风中, 无诚信, 差不多已成为人人感慨、人人无奈的一种毒风!在民间流传的一个“越字谣”中, 说道:“话越说越好听, 事越办越差劲;……消费者起来越受骗, 广告越做越迷人;……手里越来越不差钱, 心里想的越来越恶心……。”也许像任何民间笑话一样, 颇为夸张、激烈, 不过, 这也总能让人猛省。

这里, 不妨再就诚信缺失现象, 举些已经公开发表的故事和资料, 以供大家赏玩或研究。

一、先看几个“有趣”的小故事: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有一个买酱油的故事。乙是大批发商, 甲搞的是小批发, 甲自乙处购一批酱油, 分三次取货。第一次到乙处拉货, 乙早已算准了时候, 先往桶里倒了半桶水, 又注入酱油, 甲也粗心, 没有检查。待到拉回去后, 他不由连呼上当。第二次到乙处拉货, 甲便多了一个心眼, 拿了探子去。而乙也偏偏早已料到了这一招, 在头天晚上往桶里倒上水, 摆在院中, 由于时值寒冬, 一夜之间桶里的水全都成了冰, 又注入酱油。甲拿探子一试, 提上来的果然是酱油, 以为这次无事, 便拉回去, 待把酱油倒出来之后方知再次上当。第三次到乙处拉货, 甲不免又多了一个心眼儿, 在用探子探时, 还要拉出来对照一下桶的深度, 而乙又早已料到, 在头一天晚上将桶倒水放倒, 使水在一侧冻住, 又注入酱油, 甲一试果然上当。

故事至此便结束了, 并没有那种善恶终有报的下场。甲对付乙不信任的办法, 却是更不诚信!可叹!

其实, 故事犹如一面镜子, 可以让我们照见世风的一斑。

▲被炫耀的“聪明”, 被泯灭的“诚信”。

出租车把他载到一所大楼前。“劳驾, ”他对司机说, “别关计价器。我到公司里去去就回来, 然后我们再朝前开。”司机不满地皱了皱眉。

“也许, 先结账不是更好吗?”司机问。“不, 不, 我还要继续坐您的车呢, ”他说, “瞧您, 不信任我吗?你想我会逃掉?那好……我把我的帽子押在您这儿”。

“您说哪儿去了!”司机生气道, “我要您的帽子干吗?我信任您……您把公文包留下再走。”“啊, 什么?”他冒火了, “行啊, 我把我的公文包留下。只是您要允许我记下您的车牌号码。”“您这是干吗?”司机皱起了眉头, “不信任我吗?您想我会开车溜掉?那好!把我车号记下吧:MT-40-20。不过您得先让我看看, 公文包里都有些什么。”“好, 既然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他也凶巴巴地说:“干脆就来正式的!这是我的证件:身份证、通行证、结婚证。拿去吧!要知道, 您可是在跟一个正派人打交道。把您的也给我!”“给!”司机说, “这是驾驶证、工会证……”

他们恶狠狠地直瞪着对方。“听我说”, 他突然改口道, “您不觉得害臊吗?”“您呢?”“我为我们两个感到害臊!”他说。“我也是!”司机说着垂下了眼睛, “收回您的证件吧。”“您也收回您的。”“请把公文包拿去。”“谢谢”, 他说。我会把您的车号忘掉的:MT-40-20。”“让我们都忘了吧。”

他们相互温和地笑了笑, 随后他下了车。

快走到入口处时, 他发现通行证不在了。“真见鬼!”他想, “就是说, 他还是扣下了我的通行证以防万一……哼, 没什么……他溜不掉的……我也采取了万全之策, 我戳破了他的后轮胎……。”

他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 而他们口口声声说的“信任”哪儿去了?

▲假酒假话“百分百”

有10个老头, 相约每人带一壶酒来开酒会。一个老头有私心, 灌一壶白水去了。谁知别人也和他一样, 大家都带了白水去。到喝酒时, 可就热闹了。倒了一杯, 发现一点酒味没有, 以为是自己那壶水。不好说酒淡, 反而喷啧称赞:“好酒!好酒!”“喷香, 爽口!”就这样, 大家喝了一肚子白水, 还连连夸奖:“这酒真好, 真好。”

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一个老头带了水, 而且没被发现。那么下一次聚会的时候, 他就肯定还要带水。如果一个干部当乡长的时候, 靠吹牛拍马和虚报“成绩”当了乡长, 那么到了新的岗位上, 他就会继续吹牛, 继续拍马, 继续虚假浮夸, 并企图以此登上市长的高位。但一个投机者“成功”, 会使一百个诚实者受到伤害, 使一千个旁观者心理失衡。

如果第一次带水的时候就被及时发现并给予严惩, 那么以后也就不会“十个老头十壶水”了。

二、诚信缺失已成大患

故事有典型性, 但也可能是偶发的。当然, 如果这类故事俯拾皆是, 那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到底我国目前的信用状态、诚信素质如何?请看一组资料:

◆企业信用缺失据统计 (2007年7月) , 我国企业赊销后坏账严重、账款拖欠时间长, 平均坏账率达5%-10%, 美国企业则为0.25%-0.5%, 相差10倍-20倍;中国企业账款逾期时间平均为90多天, 美国企业只有7天;中国企业每年的无效成本占销售总额的14%, 美国企业只有2%-3%。有资料显示, 中国50%的经济合作带有欺诈性, 足见市场交易行为中的信用危机何其严重!中国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一些国内企业没有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 而是用在政府公关和“忽悠”消费者身上。结果, 这些企业主要不是制造产品, 而是在“忽悠”概念;消费者花掉昂贵费用主要不是消费使用价值, 而是消费“忽悠”。

◆中介机构欺诈比如,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290家国有企业的审计结果显示, 企业会计报表失真占68.46%。财政部发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抽查的159家企业中, 资产及利润不实者竟分别达147家及157家。

整个社会制度是基于信用而构建的, 一旦信用被打破, 则原有的平稳必然陷入混乱, 相应的制度就会出现扭曲。我们反思今天的改革难点, 就必须追根溯源至诚信这一最基本的话题。

三、切勿误读“三国”, 歪用“诚实”

当今, 诚信缺失的条件下, 有人却找到了“经典”依据:说曹操屡屡说谎而不败, 而后主刘蝉却只因愚蠢而诚实!真是“欲加之歪, 何患无词”。

官渡之战时, 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曹操喜出望外, 不及穿履, 跣足出迎。他和许攸的对话堪称垂世经典: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 趋步出账曰:“吾以诚相投, 而公见欺如是, 岂吾所望哉!”操拘留曰:“子远 (许攸字) 勿嗔, 尚容实诉:军中粮食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 今果然也。”操也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曰:“军中只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 粮已尽矣。”从一年到半年、一个月, 曹操连说四次谎话, 及至被人揭老底, 脸也不红。

相比之下, 后主刘禅的诚实, 简直就是愚蠢了。刘禅归降司马昭后, 在一次宴会上, 司马昭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 不思蜀也。”须臾, 后主起身更衣, 正 (蜀臣) 跟至厢下, 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倘彼再问, 可泣而答曰:‘先人坟墓, 远在蜀地, 乃心而悲, 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后主牢记入席, 酒微醉, 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正之言以外, 欲哭无泪, 遂闭其目。昭曰:“何乃似正语耶?”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深喜后主诚实, 并不疑虑。

这是事买么?从“三国演义”而言, 确实如此。但是, 这不能说明诚信本身“不智”, 而只是误读的荒唐!

就曹操的说谎而言:一, 作者本意是在描述“奸曹”, 有意贬曹, 而非颂其“非诚”;二, 曹操不能一语揭底, 意在挽留许攸, 曹对许挽留的诚意是明显的, 所以才一步步逐步言实;三, 果如曹言, “兵不厌诈”, 即使对属下或兵众, 也不可泄底而引起军中惊慌;四, 曹之实、曹之言, 背后还有“敌营”, 实力不济, 一旦传出, 可能招致大败。曹作为统帅, 不可不慎。

就刘禅而言, 对降主如此不留心机, 可谓愚蠢至极, 但要注意, 除非读者是白痴, 谁都知道这种“诚实”, 是一种缺乏起码智慧的表现, 难怪刘禅“扶不上墙”!

可见, 诚信不是不要智慧, 不是不讲策略, 更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不管环境对象, 一味“坦白”。问题的要害在于:诚信, 就是傻笨或吃亏吗?!现在, 不就有人认为, 不讲诚信才是“聪明”么?请问:只讲欺诈, 人性何在?

印度圣雄甘地曾告诫人们, 有七样东西可以毁灭我们:

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

没有责任感的享乐,

不劳而获的财富,

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

不道德的生意,

没有人性的科学,

没有牺牲的崇拜,

一句话, 世无诚信, 不知其可!

四、怎么办?诚信兴亡, 人人有责

真正要树立诚信之风, 道理是有的, 办法也是有的。就看你是不是真想、真要、真干。不是“非不为也, 实不能也”, 而是“非不能也, 实不为也”。也是不能实

动态博弈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人人都尔虞我诈的社会中, 如果有谁选择诚实守信则他的利益必然受损, 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而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指责的, 所以诚信也是一个纳什均衡。我虞有的相衡诚受责个

可见, 当背离行为 (失信、欺诈等等) 发 (生后, 惩罚措施是否被认真执行, 让失信者付出高昂代价, 是建立社会诚信的关键所在!说的再多, 说的再狠, 而不见切实行动, 是没有用的, 甚至比不说还要糟糕。因为等于告诉人们:你干你的, 他只是说说而已!

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信用体系和诚信风气?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如信息透明、群众知情权问题;权益责任制度体系问题;个人和企业信用记录和奖惩公布问题;经济活动问责体制问题等, 都有待解决或完善。

其中, 最要紧的是政府诚信和罚诫兑现问题。

公信力比私信力更重要。因为, 作为国家公共权力机关, 政府既是民众利益的集中代表者, 又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者执行者;既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又是公共关系的协调者和设计者。政府是否诚信, 较之于企业诚信、个人诚信而言, 具有很强的示范性, 往往会对社会产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响。

政府诚信, 对于社会风气的好转至少有四大意义。

意义之一:政府诚信是引领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首先, 政府诚信对社会经济活动起着根本的价值导向作用。其次, 政府诚信是调节社会经济发展中利益矛盾的伦理支柱。亚当·斯密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永远具备的。”正是这些诚信行为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 使社会利益冲突得以调节。再次, 政府诚信可以增强正向的外部性。这正如接种疫苗的有益效应不仅对本人有利, 而且能使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受益一样。

意义之二:政府诚信是推动政风建设的关键。首先, 政府诚信推进政风建设, 公务员以诚信为荣, 以浮躁为耻, 以个人能力为荣, 以炫耀“背景”为耻。其次, 政府诚信可以减少偏袒一方而损害另一方的行为。

意义之三:政府诚信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大量的史实证明:当一个政府能够顺应民心、合民意, 能够得到民众信任的时候, 社会的风气则会正、会好;而当一个政府失信, 不能赢得民众信任时, 社会首先危机四伏。

意义之四:政府诚信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证。政府诚信是国与国交流的基本原则, 也是一国政府一诺千金的品格和正气。凭借它, 可以便捷地参与国际竞争, 发挥比较优势, 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 增强国际竞争力。

惩诫兑现就蕴于政府诚信之中。

当然, 规则的科学设计和真正执行, 才能使惩诫得以实现。

如前所述, 人人尔虞我诈和人人讲求诚信都可以是纳什均衡。只要适当设计规则, 使对背离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 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背离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 人们就不会有心思去背离规则的约束。那么靠什么使得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呢?主要靠的是规则。回头来看, 人们之所以在经济转型时期会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不正, 说到底, 应该归因于在市场活动范围扩大的同时, 却有一些人为的规则违反了市场交换的基本条件, 致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试想, 如果诈骗一次, 就能解决一生的生存问题, 而且充其量只是接受行政处分和公众斥责, 如果有关系捞人, 或买通执法人, 就更好办了。并没有损失太大的利益, 就会有人以欺诈为生了。在西方, 诈骗者一旦被发现, 终生都会因此而受到牵连, 但中国对此类行为的惩治力度太弱。

有一个近日的明显例证:美国政府对制药界辉瑞公司 (这是全球最大的制药界、美国制药界的巨头) 因在营销中夸大药效而罚款23亿美元!在我国这类的事可谓多见, 有谁受到了真正的刻骨铭心的惩罚?!

商鞅改革的启示 篇3

商鞅以改革者名世，又因改革惨遭车裂之祸。对这样一个评价复杂、价值多元的历史人物，只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择其要点评价之。那么，商鞅当年所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改革呢？首先看一下历史评价。世人通常认可司马迁的史笔，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一方面承认商鞅变法的客观效果，称其“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对商鞅本人的评价却不高：“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前者讲“秦民大悦”，后者又“卒受恶名于秦”，显见其矛盾。

谈商鞅变法，不能不提《商君书》。这是一部专门为秦孝公治理百姓，控制官吏，穷兵黩武，称王称霸出谋划策的不传之秘。在其后的历史岁月中，即使一些自称以儒治国的帝王，也往往内法而外儒，或者阳儒而阴法。故有人说，这是戕害中华文明创巨痛深的坏书之最。

该书的主张一是反智愚民。在商鞅看来，欲实现称霸目标，有效地统御百姓是当务之急。商鞅强调“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的历史经验，即不论治理国家还是战胜强敌，都必须以制服民众为前提。他深知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这段话带有极其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只要存在这些体现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或载体，即使不发生战事，也会削弱国家，甚至导致灭亡；没有这些，即使发生战事，国家也会兴盛，甚至称霸天下。因此，他把实行思想控制、消灭文化载体作为治国的重点之一，而这也成为秦国随后“焚书坑儒”的政策依据。可以想见，倘起商鞅于地下，如果他提出封堵互联网的建议，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愚民”正是其治术之核心，他经验老到地告诉秦王：“民愚则易治也。”由此可见，商鞅的变法和改革，是上层的改革，是“精英”的改革，不仅民众不得与闻，而且不许说三道四，即所谓“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愚民议政，全部被流放边疆，识相者自然噤若寒蝉了。那么，如何使民众“愚而易使”呢？他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之一就是禁止民众的自由流动，“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这样农民就不会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了。

二是弱民强国。以“富国强兵”相号召的商鞅变法，对于秦国来说，当然是重要的。然而，它所采取的措施却是以“弱民强国”为手段的。在这里，“弱”带有“削弱”、“弱化”、“剥夺”的含义。《商君书》的核心是“农战”二字，即农耕与作战，目的是“称霸”。作战必须考虑综合国力，这就牵涉到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格局。为此，他在《商君书》中设专章传授“弱民”之道：“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他的结论是：“故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什么意思呢？实行强民的政策，会使兵力疲弱，就会削弱国家；实行弱民的政策，会使兵力强大，就能成就王业。为推行这种畸形战略，他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禁止粮食买卖，垄断山林湖泽，实行户口管制，强化徭役税赋等等。这些政策的初衷，无一不是通过盘剥民众而充盈国库。由此可见，《商君书》及其变法，与一般民众没有多少利益可言，只不过是实现秦国霸权的“点子公司”。仅从经济上“弱民”还不够，商鞅告诉孝公，民低贱则重爵禄（“民辱则贵爵”），民孱弱则尊官吏（“弱则尊官”），民贫穷则重奖赏（“贫则重赏”）。以刑罚治民，小民易被驱使（“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赐治民，则民敢于牺牲（“以赏治民则轻死”）。两千多年前的秦国政权，不过是群雄逐鹿中的一个捕猎者，人们自然不能奢望它“利为民所谋”；然而，这并不等于当时的人们不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商鞅重敛天下，以充府库，发动战争，谋求霸权的思路，只能使秦国强盛于一时，却不能保证“始皇”于万世。

三是残民以逞。如果以为商鞅是法家，自然以法治国，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明白无误地告诉秦王：“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在他眼里，法令是用来防备百姓、收拾百姓的，只有实施有效治理百姓的法令，才能获得名声和土地。他的法学理论是民众如果高于法律，国家就会混乱；法律如果高于民众，军力就会强大。也就是说，作为秦孝公“家法”的法令，必须高于民众的利益与意志。商鞅变法在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弃礼任法，轻罪重刑，什伍连坐。他崇尚严刑峻法，取死之刑多如牛毛，施用凿顶、抽筋、车裂、镬烹等多种残忍至极的杀人方式。还首设连坐之法，一人犯罪，亲邻株连，大量无辜民众被残害。由于实行了商鞅这一系列辱民、贫民、弱民、刑民的政策，秦国民众在饥饿、耻辱、愚昧、恐惧的威胁下，只能如同兵马俑一样，成为面无表情、残暴冷酷的战争机器。史书称秦为“虎狼之国”，并非毫无道理。然而，这样一个阴狠残暴的改革者，在当今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竟然被奉为“万古法圣”和“法圣天神”！

商鞅及其推行的变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是褒贬并存、毁誉同在的。评价似乎有某种规律：凡是具有改革倾向或矢志社会改革者，往往对其加以肯定或同情；凡是主张仁政治国或强调社会平衡发展者，往往对其加以否定或指斥。前者如王安石、毛泽东，王安石曾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年轻时的毛泽东，受欧风西渐之影响，抱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愿望，也曾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商鞅徙木立信论》）

反之，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反对者苏轼，对商鞅则是全盘否定的，他在《商鞅论》中认为，商鞅的改革成效“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史记》肯定商鞅之功，“此司马迁之罪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指陈胜、吴广起义）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秦国二世而亡，商鞅实乃祸根。苏轼进一步指出，商鞅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历代帝王）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苏轼毕竟是苏轼，穿过历史迷雾，看透了历代帝王阳儒而阴法，对商鞅之术阳讳而阴用，对孔孟之道阳奉而阴违的隐秘。

北宋时的司马光，在政治上虽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但他对商鞅的评价则采取了相对客观、公允的立场，褒其当褒，贬其当贬。一方面，他反对商鞅“弱民强国”的思路，指出其“不加赋而上用足”的虚伪；另一方面，他在《资治通鉴》中则对其取信于民的做法予以肯定：“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评介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是困难的。“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旧唐书•杜佑传》），正是本文的目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商鞅诚信的故事 篇4

有一天中午，我和妈妈在公园里散步，我们发现一个残疾的老公公皱着眉头，在等待着顾客的到来。我想：天气太特热了，他还推着一个大板车，车上放着红色的大大的火龙果，那美丽的外表，就美得迷人，那绿色的叶子像少女的短发，似乎一阵风吹过，头发就能随风舞动。我刚一看到就想了白花花的果肉，黑黑的小芝麻，就不禁流起了口水。年幼的赶紧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吃火龙果，我们去买那位老公公的吧，他种的火龙果看着这么舒服。”妈妈答应了，带着我向那位老公公走去，妈妈向老公公问了价钱——1斤七元八角。我和妈妈选了一个又红又大的火龙果，一称九元八角。我的妈妈急忙掏出一张10元递给了老爷爷，边递边说：“叔叔，不用找了，就这一点点零钱。”而老公公却非常执着，在兜里翻找到了两角零钱，并急忙说：“这钱啊，我必须找，因为诚信乃做人之本，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怎么能持久地做好事情呢?”说完，他把那两张一角的钱递给了妈妈。妈妈又把这两角还给了老公公，说：“老人家，你还是留着，说不定有什么用呢!”老公公说：“孩子，我有胳膊，有腿，难道还缺了什么吗?”我的妈妈看了看老公公的左臂(因为那儿残疾了)眼眶都湿润了，忙说：“老人家，既然您这么讲究诚信，那这两角钱我收下了，祝您幸福快乐，再见!”

事后，妈妈对我说：“这老公公，也太实在了，如果在超市，那些售货员都会‘四舍五入’的，要是社会上人人都会向那个老爷爷一样诚信，那以后奸商都没有了。人们自然会很幸福、很快乐。”

诚信，这美丽的字眼，和残疾的老公公一样让我深思，让我感动。

作者|王煜锴 四年级

诚信的故事作文 篇5

记得有一次单元考试，我遇到了一道难题。这道题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而且我还在语文书上做了标记，我绞尽脑汁想啊想，一点儿思绪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可怎么办啊?这道题有三分呢?

就在这时，我发现老师正在奋笔疾书，其他同学也正在低头答题，没有人注意我。我脑子里闪现了一个念头：翻开语文书看一眼吧!我把手悄悄伸进课桌，飞快地摸到了语文书，可语文书好像有了粘性一样，怎么也打不开。

我的心跳个不停，好像在说：“这样做是不好的!”我转念一想：老师早上才刚刚讲过做人要诚实。我怎么能因为这三分而丢掉诚信呢?更何况我这样做，对学习没有帮助，而且这样一种没有意义的分数，对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一个虚假的分数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但它也会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让我于心不安。我想到这里，语文书仿佛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让我的手一下子缩了回去，我静下心来继续答题。

交卷了，虽然那三分我没有拿到，但我没有因此丢掉诚信。

诚信的故事 篇6

那已经是四年级的事情了。天空晴朗得令人感到十分舒畅，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发数学测验卷。测验卷一张张地发放到同学们的.手上，而我却像其他没领到测验卷的同学一样，心“扑腾腾”直跳。终于，一张试卷掉到了我的桌面。紧张的我把测验卷一翻，简直把我吓坏了，鲜红的大大的100出现在我的目光中，我又赶紧把测验卷翻了过去，害怕同学们拿我的测验卷去对答案，如果让他们发现老师改错了哪里，那我的100分就泡汤了!

同桌拿着测验卷回到了座位，便笑着咧开了嘴地问我：“哎，你多少分呀!给我看看!”我思索了一会儿，“好吧，但我只能告诉你我多少分，但不能给你看。”“那到底多少分呀!快告诉我嘛!”“100分而已”“而已，你……”同桌话还没说完，铃声便响了起来。数学老师站上讲台，说：“这次测验只有一位同学的了100分，所以都要加油呀!现在我们开始评讲测验卷”。

老师把测验卷一题一题地详细地解析，当老师讲到计算题“0101”时，我惊呆了，我的答案“02”和正确答案“001”不相同啊!我再一次核对一番，还是不对，我想我是粗心大意把乘号看成加号了。我悄悄地问同桌，“我有一题，老师改错了，该怎么办呀!”她居然毫不犹豫地说：“把错的答案涂了再写上对的不就行了吗!”我震惊了，心想：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是……铃声又响了起来。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一窝蜂涌上讲台，一个一个地跟老师说自己测验卷哪里改错了，要加上几分。老师便大声的说：“由于这次测验卷大部分是同学帮忙改的，难免有些出错所以如果有出错的话赶快上来纠正。”我沉默了许久，如果听同桌的话把错的悄悄改过来，那真的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终于，我拿起测验卷坚定地朝讲台方向走去，让老师把那一分减掉，老师惊讶的说：“只有同学上来找我加分，而你却上来找我减分，不错，真是个诚实的孩子!”

拿着那张99分的测验卷，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下讲台，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搬走了。由100分变成99分，我用了1分换了我一辈子的诚信，看来我还是赚了。

浅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及启示 篇7

一、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为增强实力,先后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变法运动,而商鞅变法是其中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是政令延续最持久的一个。它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深度迎合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

变法之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六国卑秦,不与之盟”。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1)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深度迎合了秦孝公“变法求强”的政治意图,所有法令都围绕“富国强兵”展开,为秦国“图霸”服务。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虽然变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能够取得秦孝公的肯定与支持,是商鞅变法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二)变法内容体现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旋律

商鞅变法是较为典型的“战时变法”,受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当时各国征伐不断,“富国强兵”是主旋律,商鞅变法的《强秦九论》都是为增强国力、提高竞争力服务的。

1. 鼓励农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奴隶制时代,“国富”与否直接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强弱,农业既是民生根本,更是战略保障。因此,商鞅变法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农业生产。第一,废井田、开阡陌, 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耕者有其田,这是对奴隶制度的根本性颠覆,也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土地私有制的诞生还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整合优化,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奖励农耕,让农民多纳公粮以获得爵位,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劳动的一种高度认同。第三,确立新的赋税体系,调整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课税种类及额度,特别是降低农民的赋税,突出“重农”导向。废除苛捐杂税, 实现藏富于民。第四,统一度量衡,不仅打通了经济、文化的壁垒,而且促进了区域融合,对统一大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奖励军功, 打造强悍的军事帝国。强大的军力不仅是保境安民的基础,更是称霸列国的资本,军功爵制的改革也自然成为商鞅变法最关键的拼图,其核心便是“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商君为法于秦,战斩首一者,赐爵一级。(2)秦国子民无论家世显赫,还是出身布衣,要想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就必须多立军功。新法给了普通百姓摆脱社会底层的途径,将百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变法后的秦国,军士之骁勇、军力之强悍是山东诸国无法比拟的。同时严禁私斗,有效遏制了内耗,营造出积极向上、一致对外的氛围。

3. 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有效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地方管辖权彻底收归中央,让法令直达地方。其次,改革户籍,规定所有居民都要进行登记,并实行连坐法,强制百姓相互监督,提升违法成本。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增强社会生产力、规范社会秩序,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

(三)依靠诚信和铁腕维护变法权威

商鞅变法触动了奴隶主和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遇到极大的政治阻力。为使变法顺利推进,商鞅主要从两个方面维护变法。

1. 取得民众的信任支持。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变法集团的思路很明确,仅凭变法集团的力量,不足取得对反对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将徙木立信作为变法的一种政治宣传,立信于民、立足于民,让民众参与,更使其遵从,自下而上地守法护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铁腕刑治反对势力。无论变法决心多么坚定,民众信心多么大,反对势力都会为自身利益奋力一搏。“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 变法集团为维护新法的绝对权威,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了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无论是反对势力还是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变法已不可逆,变法最大障碍得以清除。

(四)顺应了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潮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秦国统一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它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财富,登上历史舞台。商鞅变法造就的崭新秦国,其优势对于山东诸强而言是全方位的,经济、军事、政治体系焕然一新,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列国征伐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商鞅变法不仅重新划分了实力格局,也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虽然帝国骤然而起,又骤然坍塌,但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步伐已然不可逆转。可以说,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既是时代造就了商鞅变法,也是商鞅变法引领了时代变革,书写出战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商鞅变法给“依法治国”带来的启示

商鞅变法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虽然时过境迁,但其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推进“依法治国”层面,我们仍能从商鞅变法中汲取精髓,深化依法治国战略。

(一)依法治国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商鞅变法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得到了统治阶层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最底层民众的响应。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者和国家的基础合二为一。因此,依法治国的总体方略和具体措施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完成拯救中国的重任,就是由于其没有发动群众力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因而被人民所抛弃。历史在不断证明,凡是满足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支持的,就能够蓬勃发展,凡是与人民意愿相违背的,不被人民所接受的,就要被历史裁汰。新常态下,依法治国也要坚持群众路线,保护人民的既得利益,更要发展人民的长远利益,使广大群众成为法制建设的坚实基础,才能够使依法治国发挥强大的作用,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

(二)依法治国必须明确法治体系的核心

商鞅变法是战时变法,核心是“富国强兵”,重点突出,主题明确。虽然当时的法令在当下已意义不大,但变法的精髓其实我们,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法治建设的重要主题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巩固物质基础。

当然,我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一个方面,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医患关系紧张、教育资源不平衡、养老体系不完善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依靠法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使社会发展真正驶上平稳高速的运行轨道。亦如商鞅变法一般,所有措施都围绕“富国强兵”的核心展开。我国法治体系必须为国家发展服务,为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利益服务,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服务。

(三)依法治国必须保障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纵观建国之后的法治建设历程,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不严和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从中央反腐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执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给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依法治国,法才是治国的最重要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绝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执法必严,需要解决好两个“端口”,一是在执法的顶端决不允许“以权代法”和“以言代法”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以个人或个别群体的意志代替法律意志;二是在执法的底端决不允许“中梗阻”和“权力寻租”等情况的出现,要将对执法的监督覆盖到每个环节。此外,还必须完善违法必究的惩戒体系。一是加强对社会违法行为的惩治,建立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二是加强对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惩治,要使执法源头得到净化,打造廉政的政府形象;三是加强舆论引导,充分披露对违法行为的打击过程和惩处结果,如商鞅刑治贵族一样,使广大群众信服,更要使其遵从。

(四)依法治国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经济已不再适用两千年前农业至上的简单模式,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系。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果的优化,就必须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我国已经初步构筑起经济健康运行的法律框架,但还许多不足之处尚待改进。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法律的主导地位,即便法律规定会有相对滞后的情况出现,也应在法律修改和补充的环节加以完善,而不应以过多的主观干预掣肘经济发展,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

摘要：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秦国从西部弱国逐步跃升为超强霸主,直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乃至国运的转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对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进行讨论,探析法治强国对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商鞅变法,成功原因,启示

注释

11《左转·成公十三年》

商鞅式的企业文化 篇8

一边是“全球500强”企业,另一边是生命个体,无论是冥冥之中哪一股力量把二者结合到一起,为什么悲剧会屡屡发生?

对此,有心理专家罗列数据,言之凿凿地说,比起社会上的自杀率,富士康的自杀率并不高;有媒体调查指出,富士康的工资、福利比许多企业都高,“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两者互为印证,结论自然是员工跳楼盖因个人生活或心理有问题。

别的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杀的是这些心理专家、媒体记者的儿女或兄妹,他们就不会如此冷静地分析、调查,得出荒谬的结论了。

郭台铭说:“我总对员工们说,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媒体报道说:郭台铭“以军阀的铁腕管理着”富士康。

或许,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寻找答案的线索。

对于中国人,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小波先生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始终是一个争论不断的话题。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专制,学者们并无异议。

然而,同样是专制,为什么春秋战国(诸侯国国君专制)与秦帝国之后(秦始皇、刘邦、朱元璋等帝王专制),同样作用于中国,却有巨大的不同呢?

其实,中国专制历史的分野,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商鞅变法,主要内容为定都、建县、辟土、定赋、本富、劝战、禁奸、重令。其中禁奸规定: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互相觉察;一家有过,九家举报,不举报者,十家连坐。

政令一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商鞅把他们全都拘禁于官府治罪,发配边疆。因为前者“梗令”,后者“媚令”,皆非“良民”。同时大开杀戒,商鞅经常到渭水监斩,最多时一天诛杀700人。

严刑峻法之下,秦人完全异化为“农业生产机器人”和“军事战争机器人”,不敢对政令言是言非,唯有机械地遵照执行,具有极高的效率。

虽说苛政猛于虎,秦帝国兴于商鞅变法,亦亡于商鞅变法,但汉袭秦制,千年之下,由于商鞅之道确实可以驱万民为一人之驱使,剥取天下之财富供一人之淫乐,所以商鞅虽亡,其政绵延不息。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化工业产生了“经济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异化为流水线上的零部件。其实,中国农民在商鞅变法之后,始终是典型的“经济人”,“冷漠”地置身于帝国的兴亡之外。

专制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但商鞅以极其不人道、野蛮的手法,一层一级地推进到社会底层,彻底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却是之前与之后封建专制的最大不同。

富士康“十连跳”悲剧的背后,是商鞅式的企业治理模式—郭台铭的“铁腕管理”层层推进,对员工进行精神奴役。

《第一财经日报》刊发标题为《工业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国》的记者采访文章,指出:“5月14日,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晚会,这是专为入职不到3个月的新员工准备的晚会。4月开始,富士康龙华园区几乎每周都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在这场励志晚会上,很多90后员工看到一半就想退场。‘不许出去!’门口几个保安粗暴地喊话,随即拿着一根棍子拦在了门口。”

富士康员工程林说:“在生产线上,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

假如商业帝国的崛起,在中国,只是制造新一代“沉默的大多数”:兴,员工苦;亡,员工苦—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