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精选8篇）
[内容速览]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在内蒙古地区，这里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显示出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随着商贸的交往，必然引起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又是一个上升到文化的问题，后者尤其重要，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连接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
草原通道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要想沟通东西方交往是极其困难的。北亚遍布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难以适宜人类的生存，中亚又有崇山峻岭和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筑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方的通道。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这个地区恰好是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在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比较平坦，生态环境比较一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好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上，其生态环境与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基本相同。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可见，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丝绸之路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在诸民族势力强大后，都先后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向西可抵达今新疆境内，使沙漠丝绸之路经常出现隔断的现象。如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丝绸之路，但张骞的出使每次都被匈奴所截获，影响了通道的畅通。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过沙漠丝绸之路出使西域诸国被截获的现象也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侣、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须取道回纥，走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经济是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使游牧民族的经济溃退，因而必须依赖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所以历史上才出现双方和亲、朝贡、战争等交替的局面。当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和睦相处时，双方的使者频繁来往，使中原地区的文化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而西方的商人也经过草原通道来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和回纥两个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建立了突厥汗国政权，其疆域在最盛时，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早已存在的联系。在突厥人统治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之前，丝绸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边缘地带进行，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但通往罗马的道路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从事商业贸易需要经过波斯的中间环节，从而对突厥和罗马的直接利益造成损害。为了摆脱这种局面，突厥和罗马进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导致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同时促成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直接贸易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这条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咸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具体路线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虽然不很便捷，但却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后又恢复了东西方的交往。
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归附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这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又得到了开发，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于此，从事政治上的沟通和经济上的贸易。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给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都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为各国使者、商贾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铭》中描绘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在元朝，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发郎国（中世纪近东人对欧洲人的称呼）的使者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在开平（上都前身）朝见忽必烈；元惠宗时期，发郎国人再次到达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发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遣马黎诺里等人到元上都谒见元惠宗，并呈献罗马教皇的回信和礼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到元朝各地游览，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另外，印度、缅国（今缅甸）、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元上都，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集宁路古城所处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个榷场，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二、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与草原文化的交流
在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我国的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内困和外来打击，其势力逐渐衰退之时，都要进行西迁。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并非偶然。当一个游牧民族的势力强大之时，都要占据整个北方草原地区，并且紧紧依靠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而生存，而原先占据草原地区的民族必然另寻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北方草原地区的东、南、北都不适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向西发展，如匈奴、回纥、契丹等便属于这种情况。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经历连年的严重天灾，又遭到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的攻击，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公元91年，汉朝派大将耿夔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居延海一带），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西迁至乌孙的游牧地区，后又迁到康居、阿兰聊（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南到高加索山脉之地）。北匈奴入阿兰聊以后，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并开始扮演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公元840年，回鹘政权灭亡后，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这一支回鹘人于公元10世纪在葱岭以西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1124年，辽朝被金朝覆灭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北趋，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政权和乃蛮、葛逻禄、康里等游牧部落，威服今新疆和中亚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西辽政权。西辽政权共统治了80余年，经过辽朝二百余载的文化熏陶，在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包括儒家思想、汉语言文字、中原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在内的汉文化已经成为契丹文化的主要支柱。因此，西迁中亚地区后，并未被当地伊斯兰教文化同化，反而使契丹民族的文化和汉文化对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所以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不但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有着悠久的历史的草原文化, 遍布于世界很多地区, 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所探讨的草原文化, 特指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考古证明,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 是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其中, 草原文化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 西至阿尔泰山, 涵盖整个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大部。区域分布之广是其他两大区域文化不可比拟的。[1]创建了草原文化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地涸泽碱卤, 不生五谷”、“木皮三寸, 冰厚六尺”的干旱、寒冷气候条件下, 又常常相互争战。与此相应,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是草原人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人民的这些生活方式特征都渗透在草原文化精神之中。在游牧民族中蒙古族分布最广、人口最多。因而, 蒙古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草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语言, 蒙古语言文字目前仍在广泛流行和使用。草原人民有着自己的哲学宗教、天文历算。还有着展示草原文化艺术形式的寺庙和塔, 据有关资料显示, 前后二百年间, 在清政府的大力扶植和直接资助下, 中国的北方草原相继建起喇嘛庙一千二百余座, 不少著名喇嘛寺庙都有清朝皇帝亲赐的寺名与匾额。[2]另外, 草原歌舞音乐的激荡寄托着草原人民心愿。素负盛名的蒙古族歌舞和元曲今天已成为草原文化最耀眼的光环。内蕴与草原人实践中的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在多样的草原文化形式中包含着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草原文化的普世价值特征。
崇尚自然, 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最完美的生态智慧。草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不仅把人当作“天” (自然) 的一部分, 而且把“天” (自然) 当作敬奉的对象, 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惜自然。草原文化中传统的游牧、轮牧、休牧的行动准则实际上是对草原生态科学合理地把握。“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草原文化的崇尚自然, “天人合一”将人与自然汇聚成一幅和谐之画。
胸襟宽广, 践行自由:文化即人化, 草原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面对的是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无境的苍穹使草原人无拘束地追逐着生活的目标。对他们而言, 自由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 而是当下生活。苍穹之美孕育着草原人的宽广胸襟, 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豪迈刚健。这就是追求自由, 人之自由的境界。
兼收并畜而好探求:文化界称草原民族为“行国”, 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游牧民族善于“走出去, 请进来”积极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化特质。从历史进展的角度看, 草原文化自秦汉到元代, 每个时期都呈现着不同的形式。元代以后为蒙古族文化形态, 当今, 蒙古族文化已成为草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可以看出, 历经多次更替、演变的草原文化其精神内核更加坚实了。另外, 草原人的“行国”方式使草原文化不断地与他乡文化发生交流、碰撞、融合。一方面使草原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为草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每一种文化都言说着一个故事, 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暗含着人类的一种智慧和共同追求。对自然的复归、对自由的追求、对未知的探索等在这些维度上充分展示的, 当属草原文化。这便是草原文化与“他者”文化对话的前提, 是文化全球化的未来形式, 即“世界文学”的形成之基。
二、认清现状与问题:寻求草原文化与“他者”文化对话之度
全球化这一现象早已有之。文化全球化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呈现出不同特征。古代中国在全球化交融中处于主动地位。这是由于古代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国家恰恰适合了西方文化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近代以来, 伴随着西欧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 环球航行以及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在欧洲的声望严重下降。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拖进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狂潮中, 中国文化发展受到重创。[3]当今, 建立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影响和冲击各国文化。尤其给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意味着“世界文学”形成之路是曲折而漫长的。
文化越来越屈从经济, 相对独立性功能减弱:在全球化条件下, 文化与经济被僵硬地捆绑在一起, 经济上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优势, 经济上的强权衍生出文化上的强权。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条件下, 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扭曲。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成了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现象。
文化交流缺乏平等的平台, 以强势文化输出为主导:二战以后, 美国成为世界上传媒最发达的国家, 其媒体覆盖全球。它使用100多种文字, 向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万计的用户发布承载着美国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新闻。马克思当年曾指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 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英文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据说将来再过十几、二十几年, 世界上只有600种语言了。成千上万种语言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消失、没落。
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压力与机遇并存:全球化的推行, 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 人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全球网络的开通, 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形态间的接触。对话, 可以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共享;先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文化条件的改善和提高, 为民族文化快速走向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可以说, 全球化过程蕴含着巨大文化活力, 是民族文化发展难得的宝贵资源。
草原文化工业 (产业) 化发展缓慢:1980年, 欧洲议会所属的文化合作委员会探讨“文化工业”的涵义, 从此完成为一种文化———经济类型。从资本运作来看, 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的增殖, 它必然要向一切可能获取利润的空间渗透和扩张;从技术进步来看, 文化工业是指随科技手段成为文化的主要载体与生产、传播手段, 文化生产与传播获得标准化、模式化, 可以通过复制批量生产。文化工业的主要产品很多, 如电影、电视、无线电广播、录像机、唱片、录音带、激光唱盘和视盘、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从政治转型来看, 文化工业也是有效的政治舆论手段, 它与现代政治体系部分重叠。[4]“草原文化”品牌以崇尚生态文明、纯天然、无污染为本土化特征, 已向全球化迈出了步伐。比如蒙牛、鄂尔多斯、河套面粉等知名企业和产品。但是这些“草原文化”品牌生存的基础是对本土地区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制造, 然后出口。草原文化工业 (产业) 化的方式与日本的漫画, 美国的麦当劳相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日本的漫画, 以及很多地方性的东西在世界各地儿童文化里得到了富足的发展。华特森 (James Natson) 写过一本书, 认为麦当劳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地方化的成功, 它每到一个不同的社会, 都有适应这个社会的一些变通机制, 比如在印度, 有素食的麦当劳;在夏威夷有面食的麦当劳;在中国又有中国的特点。同是本土化的品牌在全球化中, 草原文化产业显得有些缺乏灵活性、变通性。所以草原文化在全球化中还有待于多方位、多角度地拓展世界市场。
草原文化的贫困问题值得人民关注:世界银行《2000—2001年度报告》指出, “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 而且还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贫困就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4]84文化贫困是贫困中的一种, 不仅仅是指知识贫困, 更是指某一群体、家庭或个人在知识水平、科技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 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以牧区为主的草原文化的贫困已是不争的事实。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内蒙古牧区旗迁入人口占自治区迁入人口15.82%, 其中牧区迁入文盲人口占自治区迁入文盲人口的23.52%,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8.60%, 可见牧区迁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当低。可以说, 草原人的受教育程度远不如全国平均受教育水平。实际上, 我国人口受教育率与国际比较存在很大差距。因此, 人口素质偏低、缺乏高层次科技人才是草原文化贫困的凸显特征。
草原文化环境的营造有待发展:近年来, 草原人不合理的经济行为造成了草原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的30多年间, 内蒙古天然草场面积减少了11.5%, 其中, 可利用面积下降了24.7%。草原生态的退化削弱了草原文明的根基, 直接威胁草原人的生存。在人与文化之间, 人创造文化, 文化塑造人。笔者认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营造和谐发展的草原文化具有长期性、曲折性。首先必须改变草原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 采取多种措施既发展草原文化又建造和谐生态环境。另外, 培养、提高草原人的认识能力、科学技术人力, 使草原人自觉营造和谐发展的草原文化。
三、实现文化自觉:草原文化与“他者”文化对话的精神之根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面对全球化背景, 民族文化的自觉显得至关重要。“民族主体意识”是否存在决定着此民族文化能否成为全球文化中的一员。草原文化的“自我”只有借助于“他者”文化之镜才能得到真正的认识。没有对全球文化的充分理解和把握, 草原文化就很难生发出其在世界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自觉性。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草原文化自觉就是草原文化发展的时代之路。
实现草原文化自觉, 有赖于草原文化“危机意识”的强化。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归依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 是任何国家、民族的最大悲哀。草原文化发展到今天不管其是否具有无所归依之感都应该反省自身, 唤起民族文化的忧患意识。因为真正可怕的不是“他者”文化的威胁, 而是自身的麻木不仁。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他者”文化的对话与整合是草原文化实现自觉的核心。
对话与整合是以人类生存的多样性需求为其前提的。一种语言代表着人类智慧的某一方面, 隐藏着该方面的特有的精神基因。语言的多样性天然是健康的, 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必要非物质条件。取消文化多样性就等于取消人类的精神存在, 就等于取消人类本身。在文化多样性必然存在的前提下, 草原文化如何与“他者”文化对话呢?Hans Kung (孔汉思) 有这样一个看法, 即认为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是文明对话的基础:第一个是恕道, 也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第二个是仁道, 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 几欲达而达人”。[5]笔者认为, 这两个“道”言出了草原文化与“他者”文化对话的方法。草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与“他者”文化的对话就是要增加自我反思的能力, 同时要了解别人, 通过了解使彼此的视阈能够得以展现;就是要学到未知的东西, 倾听不同的声音, 向不同的视野开放, 分享真知灼见, 发现彼此心领神会的领域, 推动我们努力实现一个真正的包含所有人的共同体。面对文化的多样性, 无知和傲慢的思想将会压倒倾听和学习的渴望, 使文化对话陷入困境。在倾听和学习的过程中具有主体意识的草原文化将不断地吸收着“他者”文化的精华和接收着来自“他者”文化的冲突、碰撞, 不断建构着自己的文化。这就是草原文化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整合精神。必须承认, 草原文化的整合过程往往是和文化冲突、碰撞相伴的。正是在碰撞、交流过程中可能保藏和萌发着草原文化新的发展生机, 才能激活草原文化思想的活力。当然, 草原文化须保持整合之“度”:既要使文化冲突保持一定的张力以求发展, 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草原文化的萎缩。由此, 在全球化视野下, 对话与整合将会生发出草原文化的新景观。
四、结语
经过对话与整合并具有自觉精神的草原文化与前此的文化景观不同的是, 在全球化背景中, 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将扬弃自身封闭的、保守的、僵化的、固执的状态, 在向世界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中, 一方面促使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 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氛围和文化机理;另一方面使自身得到修正、丰富与完善。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今后, 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6]是的, 在今后形成的“世界文学”中彰显着草原文化的精神, 这便是草原文化的光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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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中国与蒙古的合作仍将不断升级。
中蒙屡签“大单” 产业互补强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蒙古国，中国在蒙影响力正逐渐提高。去年，蒙古国正式将中国大使馆所在的大街命名为“北京街”。目前，中国是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投资伙伴国，在蒙古注册的外资企业有50%来自中国，2015年蒙古对外贸易中有一大半是与中国开展的。
中蒙两国大力推动经贸合作的同时，对接发展战略也成为双方共识。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蒙古国则在2014年提出了“草原之路”倡议，“两路”自此相遇。根据此前规划，“草原之路”倡议由5个项目组成，总投资需求约为500亿美元，具体包括：连接中俄的997公里高速公路，1100公里电气线路，扩展跨蒙古国铁路、天然气管道和石油管道。
利好已经在两国开展的合作中体现出来。双方共同建设的蒙欣—巴音嘎啦水泥厂、乌兰巴托新机场高速公路等项目，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活力。阿木古朗热电站项目，增加了电力供应，使不少蒙古家庭用上了暖气。在6月份举办的“十二届中俄蒙经贸展览会”，中蒙签订项目合作意向金额6.7亿元，涉及旅游、农牧和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
中国前驻蒙古国大使高树茂指出，蒙古国结合自身国情提出的“草原之路”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蒙古国历史上就是万里茶道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推动“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对接，对蒙古国自身发展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至关重要。
谈到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现状，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那拉图这样说：“蒙古现在需要发展，蒙古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自己没有生产性企业，几乎都靠出口矿产品赚取外汇，再用外汇购买生产用品和生活用品。从这个角度说，蒙古离不开中国的大市场，互补性是特别强的。”
中国企业在蒙古国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据商那拉图介绍，从蒙古国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以来，先后有7100家中资公司在蒙注册，而据来自蒙古国税务部门的统计，目前仍在蒙古从事经营活动的中资企业仅有2000家左右。中资企业在蒙发展到底遭遇了哪些问题呢？商那拉图表示：“有些中国企业有了钱‘走出去以后，对于国际惯例的学习，以及融入当地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有很多待改进的地方。很多来蒙古投资的中资企业，用中国的思维在蒙古发展和做事，往往遇到思维上的不对接和这方面的障碍和困难。”
旅游合作成为亮点
在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代表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中，旅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旅游合作成为亮点。
目前，相邻的中、俄、蒙三国已经互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国和旅游目的地国。如今，三国旅游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成为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亮点。具体而言，中俄蒙三国五地旅游联席会议机制已经建立，并先后召开三次会议；三国联合举办了一系列旅游博览会、洽谈会、推介会；跨境自驾游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展开；重走“万里茶道（茶叶之路）”等活动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往来于中俄、中蒙之间的旅游专列、旅游包机不断增加；三国间青少年旅游团互访活动日益频繁；三国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区合作正在积极研究和探索之中。
7月22日，由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代表团、由俄罗斯联邦旅游署署长萨福诺夫率领的俄罗斯联邦旅游代表团和由蒙古国驻华大使苏赫巴特尔率领的蒙古国旅游代表团在内蒙古举行了首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
李金早表示，当前，三国旅游交流密切，边境旅游快速发展，旅游交流规模不断提升。随着三国旅游交流日益密切，旅游交流合作正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愈来愈强大的民意基础，成为三国经济、贸易、人文等各方面合作的重要内容。中俄蒙旅游部门应积极落实《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三方共识，根据路线图总体设计加强国际合作，切实推进有关工作，通过发展旅游为“万里茶道”注入新的活力。中方愿鼓励并支持三国进一步加强地区间旅游合作，激发各地积极性，共同构建中俄蒙旅游圈。
苏赫巴特尔表示，中俄蒙发展跨国旅游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未来应加强冬季旅游项目的合作。蒙古国很重视万里茶道的建设，希望可以通过“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把中俄蒙三国的优势展现出来。
矿产和基础设施是“重头戏”
据了解，中蒙最新签署了10多份合作协议，涵盖经济贸易、能源、基础设施、金融、气候变化、广电等领域。目前，以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最为迫切。
商那拉图介绍说：“蒙古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很大的。蒙古吸引外资或者外国人的商业合作或者经济合作就两大块，一是矿产领域，第二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领域需求很大，但是资金从哪儿来？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蒙古总统倡议中蒙俄三国首脑定期会晤，同时现在也启动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蒙古对这些项目的实施带动蒙古的发展现在有很大的期待。”
此外，中国和蒙古国同为世界重要的矿产资源和矿业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是中蒙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 蒙古国深居亚欧大陆腹地，156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国土下面，蕴藏着巨大的矿产和能源资源，已发现53个矿种，主要有铜、铅、锌、金、银、铁、煤、萤石、磷等。蒙古国已探明储量铜2亿吨，煤1520亿吨，黄金3400吨。
萨仁图雅
09级教育1班
40940113
以草原文化为背景、以游牧生活为依托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艺术与蒙古族舞蹈艺术，是一个值得系统研究的、为草原文化增色生辉的课题。
从我国舞蹈历史的发展进程上看，它主要由三大源泉汇聚而成：一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原农耕型舞蹈文化；二是以北方草原、森林、戈壁为代表的游牧型舞蹈文化；三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渔猎型舞蹈文化。从艺术起源的角度分析，这三大舞蹈文化体系，特别是农耕民族舞蹈与游牧民族舞蹈之间，历来就不存在什么孰先孰后的统属关系问题，而是由分别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古代人民，各自按照自己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历史发展轨迹独立创造而成的。其后，才在长期交流融汇、互动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了中华民族舞蹈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历史发展格局。我们站在草原文化的角度，分别对这种既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必然联系，又各自沿着不同历史文化轨迹自成体系发展的舞蹈艺术，进行分门别类地探讨和阐释，将对促进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蒙古高原便是一个自成世界的、独成体系的游牧文化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浩瀚的蒙古高原，曾经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摇篮和驰骋的舞台。他们不仅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创造了文明，传承了文化，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作出过辉煌贡献，同时也创造出了具有纵深的历史性、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的地域性的独具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质的舞蹈艺术。以蒙古民族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艺术，作为表达游牧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感情的艺术载体，草原文化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既是对传统游牧舞蹈文化类型的传承，也是对当今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草原文化的形象诠释。
考古发现与当代舞蹈实践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均已证实，生活在蒙古高原，以狩猎、游牧或以“牧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氏族、部落和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希望通过跳舞来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生殖繁衍和实际生活带来希望和乐趣的群体。归根结底，在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里，人文情怀中，马背上的潇洒浪漫，生活中的豪放不羁、聚宴时的热情好客，宗教祭祀中的虔诚祈祷，畜牧业劳动中的与动物为伴，以及庆典礼仪、节令习俗中的礼仪规范、行为举止、服饰装扮......都是他们可以借舞抒怀，或写意或写实的最直接、最本能的艺术体现。这就如同美国著名音乐舞蹈史家库尔特〃萨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中所说：“受动物舞蹈影响的民族有多种形式的舞蹈动作，而且跳起舞来非常热情。”惟其如此，才有了以蒙古民族为代表的各游牧民族皆能歌善舞，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美誉。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从草原文化的角度，整合各种舞蹈文化信息，努力发掘、研究游牧民族舞蹈的文化资源，探究其历史的成因与艺术的特质，尤其是对蒙古族舞蹈的艺术存在、艺术生成、艺术本质、艺术发展、艺术演变、艺术价值、艺术属性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从凝聚其间的各种生活要素和艺术元素中，探索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了解它的根在哪里，美在何处，传扬、展示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风采，当是我们努力探究的向度。
近现代以来，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对这种由我国众多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由蒙古民族所秉承的既具有游牧舞蹈文化特质又具有时代新质的艺术模式和美学范式，各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作了大量研究，业已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即至今未见有学者对其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探索向度、草原艺术的研究深度，将蒙古族舞蹈艺术这种集北方游牧民族舞蹈之大成的特质、因素、属性、概念等等，予以一以贯之的、触类旁通的进行整合性的研究与阐释。有鉴于此，笔者耗时三年，即将面世的名为《中国蒙古族舞蹈艺术论》一书，似可从舞蹈理论的层面填补此项研究之不足。
在这样一个正值舞蹈本体化、本土化等文化复归情结方兴未艾之际，我们有责任在这复杂交织的多元文化时代，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与蒙古族舞蹈之间，于承传递嬗中所发生的，有如遗传基因般的文化秉承现象，用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满怀民族的情感，用民族的话语权予以重新认识、重新分析并作出尽其所能地阐释，使其在变单项舞蹈学科研究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层面上建立起适合国际间平等对话的语境体系，用中华民族的话语权，结合大量的舞蹈实证，解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蒙古族的舞蹈文化，竭力促使它在全球化、多元化、多样化的舞蹈格局中，增添一份理所应当的文化份额。再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在这话语纷争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舞蹈艺术，只有将蕴含其间的文化精神、艺术的本质与特征、艺术的品格和元素等等，用自己的话语权和研究成果走向社会，被社会所接受，它的影响力才会扩大，才有可能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在国际舞苑上占有一席之地。
总而言之，民族舞蹈艺术的历史原本就是民族文化的历史，保护民族舞蹈文化遗产，弘扬民族舞蹈文化，就是保护和弘扬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由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由蒙古民族承续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舞蹈文化，足以给我们留下许多想像的空间和深入探讨的话题。以现代的视角和理念审视解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和蒙古族舞蹈的起源与发展、传承与演进、拓展与延伸，将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超乎艺术之外的遐想和启迪。草原文化：是指自古以来，在大草原上过着游牧、狩猎、渔猎以及林业经济生活的民族，由他们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整体。其博大与深邃，足可和农耕文化相媲美，只不过未得到充分地发掘与研究。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过去以封建正统思想为主导，重农轻牧，古文献中，有关农耕文化的内容记述比较详尽，对游牧民族和草原文化的记载较少，还常带有贬低之意，这就给草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许多困难。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中，以农耕民族掌握政权的时候居多。当农耕民族建立政权后，从不敢轻视游牧民族，为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扰与掠夺，建造了长城防御之后，仍极重视边关贸易，互通有无。即便在汉唐盛世，仍采取和亲政策，以增强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友好往来，像汉代与匈奴、唐代写突厥都曾如此。从而保持了一定时期内的和平与安定的生活，使两类文化得到不断地融合发展。
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中，鲜卑建立过北魏、契丹建立了辽朝、女真建了金等政权，而蒙古族和满洲族，则建立了震撼世界的元朝和有近300年历史的清朝，都创造了不同时代特征的草原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如果说农耕文化是以土地为根本，在沿江河流域的平原上创造了著称于世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话，那么，草原文化则是在辽阔无垠蓝天下的绿野上，不断孕育出耀眼的文明之光，闪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舞蹈文化是不受语言文字局限的，在探索草原文化型民间舞蹈中，定会发现许多过去文字记载中所没有的重要收获。……178
2、贝〃比依勒：舞蹈一词在蒙古族方言中有不同的称谓：新疆蒙古族称自娱性民间舞蹈为“贝.比依勒”，称表演性舞蹈为“勃吉克”，而在内蒙古地区“孛吉克”则是舞蹈的通称。“孛吉克”一词最早出于元明时期，之前称“迭布色”，有“顿足、踏足、足蹈之意”。尚无统一的规范，保持着游牧歌舞随意性与灵活性的特征。“贝.比依勒”是在民间乐器托布秀尔伴奏中进行，托布秀尔音色浑厚、优美，演奏曲调活泼、旋律即兴、节奏性强，适于舞蹈者表演和即兴发挥。蒙古族舞蹈家称此为“托布秀尔乐舞”。另一方面，托布秀尔所演奏的乐曲以沙吾尔登命名较多，表演时多以沙吾尔登一曲作为开始，又称这种舞蹈为“沙吾尔登舞”，并以它作为“新疆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舞蹈”。……183
3、安代：是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流传于内蒙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以库伦地区最为盛行。安代是由萨满“唱安代”“唱白鹰”(查干额利叶)跳神治病发展而来的舞蹈形式。过去以唱为主，后逐渐发展为今天自娱性的群众舞蹈。古代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们遇到病痛或天旱不雨时盛行请萨满跳神，这是安代流传不断的群众基础。过去“唱安代”治病的活动，要择吉日在一定场地上按程序进行。开始前几个人把病人扶进场内，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长凳上。旁边有两个男青年随时搀扶。病人(女)要把头发向前披散开，遮住脸面，双手合掌拈一灶香。众人围成大圆圈(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人)，面向里圈，这时歌手到场中心唱传统的安代歌词，如“唱白鹰”开始。众人随着她唱和，挥帕、顿足，沿圈起舞，接着歌手们又用歌声劝慰病人…… ……185
4、筷子舞：属表演性道具舞蹈，流传于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是婚礼、喜庆节日欢宴时，在弦乐及人声伴唱下，由男性艺人单独表演的舞蹈形式。舞者右手握一把筷子敲击手掌、肩部、腰部、腿部等处。击打时肩部环绕耸动，腕部翻绕灵活，敲打的声音清脆，节奏鲜明，情绪热烈欢快。舞者时而转身打地，时而蹲跳打脚，各种动作基本上保持半蹲的舞蹈姿态。筷子舞的伴奏乐器有三弦、四胡、笛子、扬琴等，伴唱的歌曲多用伊克昭盟地区流传的民歌，以4/4拍、2/4节拍居多，表演往往是由慢转快，或原地、或行进，最后在快速表演的高潮中结束。现在已经有了女子集体或男女集体的编排。……186
5、盅碗舞：同属表演性道具舞蹈，亦称“打盅子”，是喜庆节日里单人表演的舞蹈形式。过去由男艺人表演。表演者双手各持盅子一对，用食指、无名指夹住上面盅子的边缘，中指扣于盅内，大拇指托住下面的盅子。两盅之间有空隙，可以碰击作响。表演开始时，艺人坐于地毯上缓缓起舞，盅子随着音乐节拍发出规律的响声，或轻抖双腕，使盅子碰击，发出细碎清脆银铃般美妙的声音。然后舞者慢慢站起，两臂伸展、屈收，在胸前环绕，进退或绕圈行走。盅子美妙的声音随表演者舞动而缭绕不绝。伴奏乐器有三弦、扬琴、四胡、笛子等。乐曲多采用伊克昭盟地区民歌，如《金盅》(敖门代莱》等。1950年代以后，盅碗舞多由女子表演，动作舒展流畅，柔美端庄，高潮时多作“板腰”“旋转”等技巧，技艺高超者还头顶燃灯或燃烛起舞，光影随摇曳，引人人胜。经专业舞蹈工作者加工，技巧与造型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典雅优美的女子独舞节目。……187
————2012年《蔚蓝的故乡》内蒙古电视台春节晚会片头及
大屏幕制作体会
王 羽
【摘要】：介绍了2012年内蒙古电视台春节晚会在电视舞美视频与节目包装技术与晚会内容结合方面的创新之处,包括舞台视频结构上的变化、虚拟视频技术运用给观众带来的全新欣赏效果、晚会整体包装的制作方式以及现代电视技术与草原文化融合的特点。
【作者单位】：内蒙古电视台 制作部
【关键词】：舞美视频设计 LED屏幕制作
针对性和创新性 整体视觉风格 个性元素特征 创意及技术含量 传统年味文化 草原文化 民族祥瑞元素 文化底蕴及艺术品味
大型文艺电视晚会，往往代表着一个电视台节目制作的最高水平。每一年的春节文艺联欢晚会,早已经成为国人辞旧迎新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艺术盛宴。2012年《蔚蓝的故乡》内蒙古电视台春节文艺联欢晚会在各级领导悉心指导和电视制作人员通力合作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丰富的艺术性、悦目的观赏性，为节日的内蒙古带来了欢乐、祥和,这不仅体现了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成功结合的意义,而且为自治区电视技术的进步、制作水准的提升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参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晚会的视频包装制作水平的好坏与否，也成为观众对节目质量评价的一大要点。大型晚会节目包装既跟普通的电视栏目包装有其相似的地方，又有它自身的独特性。如何策划制作好大型晚会的视频包装程序，也就成为各大省级电视台大型文艺活动发展的共识与方向。本人有幸全程参与了2012年内蒙古电视台春节晚会整体视频包装的策划、创意与制作，且感受颇深。期望以此为例，浅谈一下自己对于大型电视晚会活动视频包装制作的心得和感悟，与大家分享。
内蒙古电视台春节晚会从2005到2012的7年间，由起步逐渐走向成熟，进而成为自治区各族人民欢度新春佳节仪式般的习俗，这种习俗的演变和高收视率加之观众的好评，是每年春晚成功的最大表现。然而，随着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娱乐形式开始呈现多样化，也给春晚带来的新的压力和挑战，在观众审美素养逐步提高的带动下，不仅观念、意识改变了，而且对晚会整体视觉效果的呈现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电视栏目片头是集科技、文化、艺术于一体的专业传播艺术，高新技术在电视节目制作领域的广泛应用，使视频制作的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把晚会视频的创意与构思，色彩与光效，构图与造型，音乐及艺术等元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创作出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实现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最大程度地满足观众对电视作品的审美需求，这无疑是晚会视频包装制作人员新的技术课题。
今年春晚的演出场地在首府乌兰恰特大剧院，由于剧场先天建筑格局，不便于对演出场地进行大的改造，导演组经研究决定要加大对晚会视频建设和软景舞美制作的力度，在局部地面、顶部及台口两侧做文章，使舞台空间有了更大的延展性、拓展性，尤其首次使用高明流投射软幕开场，这无疑对舞台的视屏制作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这次晚会节目单元设计和舞台效果的最终呈现及最后的整体观感，特从如下几点分析总结经验得失：
一、设计制作强调针对性和创新性
这台晚会在视频制作方面，为了有效的与节目内容和形态相匹配，故而杜绝使用现成普通的电子动态画面，要求原创，强调有针对性使节目内容与舞台视频背景水乳交融，有机的融为一体，营造、烘托舞台气氛，为此，晚会片头及舞美视频部分在前期策划、创意与构思时，就考虑到如何突显节目主题，并且能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下明确地表达节目个性化思想，展现节目特色，以新颖的创意，巧妙的艺术表现形式，抓住观众欣赏心理，以期达到最终的视频制作目的。
晚会开场部分为春晚总片头和投影纱幕，生肖龙的特效，和开场舞在统一的调性下，好莱坞大片式的开场特效，构图大气别致，个性特征突出，以传统年味元素为主线，又加入蒙元祥瑞元素，极具形式意味，画面层层递进强化主题内涵，以蒙古族传统过年祭火习俗，采集圣火，五个区域最后汇集到乌兰恰特大剧院，由于使用高流明纱幕投影，现场感极强，冲击震撼的视觉效应，使传统与时尚，民俗与现代，写实与写意，诸多元素，沛然莫之能御，大气庄重，气势恢弘，真正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充分调动了现场观众的情绪，手法新颖独特，个性品位十足，体现了内蒙古电视台春晚片头和舞美视频的整体制作水准。
《开场舞——查干萨日》从整体色调和LED背景设计元素的有机融合，舞台的色调与舞蹈演员服饰的协调搭配，构图与造型契合协调，演员舞姿与背景画面的浑然一体，无一不是制作者对节目艺术特质深刻理解和独特精湛表现手法的合理运用。情景魔术剧《魔法旅行团》，魔术师精湛高超的表演与SOUPERBABAY摇滚乐团小演员创意性的链接组合，前一部分部分梦幻、神秘，后一部分热烈奔放，从气氛营造到现场表演都做到有的放矢，灯光、音效、动作造型，演员服饰做了整体性的考量，大量使用设计前沿最新的制作表现手段，丰富的画面语言和自由转换的空间感，也为晚会视频附丽上绚烂的民族特色与现代的时尚气息。
二、强调整体视觉风格的和谐统一
本台晚会时常150分钟左右，由大型舞蹈、语言类节目、魔术、杂技、绝活、器乐、声乐、视频短片等将近30个节目构成，形态多元，风格迥异，如何使其和谐统一又避免单调重复，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舞台视频片头的构图与造型更注重追求现场视觉的美感效应，客观真实或艺术真实地再现主题内容，达到表达创意的效果。一般说来，舞台视频必须严格掌握节目时长，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有限性，所以制作上特别要求凝练紧凑，内容精悍，以有限篇幅表现无限内涵，一个好的节目视频片头必须做到主题明确突出，内涵丰富深刻，风格新颖独特，要经得起现场的检验，要展现时代精神，同时又要能被观众所理解和接受。晚会演出作为一门视听艺术，首先离不开光和色。晚会视频艺术创作中如何将色彩技术与色彩艺术融为一体，创作出美轮美奂的视频片头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晚会节目中庞龙、韩雷的《草原香》与韩红的《莫尼山》使晚会的压轴戏，由于表演者是国内知名的歌手，故而导演对他们的演出视频背景格外重视，在创作之处，我紧紧把握作品的内涵和灯光师有效沟通，对歌手走台方式，出场位置、灯光布置、演出服饰，做了整体的把握掌控，对LED整体色彩的运用和特技的使用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做到繁而不乱,自然生动。之后经过分析可归纳为如下两点：（1）利用色彩的调性把握视觉效果
舞台画面的构成元素是动态的，视频片头中的色彩是可以运动的，片头所表现的视觉效果更是动感艺术的综合体现。因此，只有体现节目特定内容的色彩，才能更好地体现视觉效果。（2）利用色彩给人的普遍心理感受
暖色调：即红色、橙色、黄色、赭色等色彩的搭配，可呈现温馨、和煦、热情的氛围。
冷色调：即青色、绿色、紫色等色彩的搭配，可呈现宁静、清凉、高雅的氛围。
对比色调：即把色性完全相反的色彩搭配在同一个空间里。例如：红与绿、黄与紫、橙与蓝等的搭配，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给人亮丽、鲜艳、喜庆的感觉。当然，对比色调如果用得不好，会适得其反，产生俗气、刺眼的不良效果。这就要把握“大调和，小对比”这一个重要原则，即总体的色调应该是统一和谐的，局部的地方可以有一些小的强烈对比。
画面色彩担负着渲染气氛，深化主题、表达情感的重任，是构成视频画面的重要因素。从事片头制作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体验到色彩的表达对艺术创作至关重要，色彩具有很强的设计感，如果为了强调画面的色彩感而脱离节目色彩应用的特殊性，这样的色彩设计是失败的。基于以上因素，这次晚会的成功正是节目正确的使用这些科学的色彩原理。
三、凸显鲜明的个性元素特征
从目前的舞美视频片头制作手段来看，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写实，另一种是写意。写实片头常使用节目所要反映的题材取向作为基本元素，采用实景素材拍摄或后期合成润色进行分解整合，更好的延伸舞台诠释节目。写意的片头常见的形式是用装饰性、抽象性、符号化得视觉元素通过三维、二位动画处理，借助抽象的视觉语言来体现具像的内容。烘托、渲染舞台节目强化艺术效果。
这两种表现方式都需要制作者调动各方面的知识素养，找寻独到的艺术感觉，捕捉节目特点融入民族元素，把创作意图完美的表现出来。
本台春晚节目如组歌《金色草原年》：《春之歌》、《三少组歌》、《阿妈的奶茶》在色彩运用中，大量使用临近的色彩，拉开视觉对比，创造出既整体又相对独立的视觉节奏。本台晚会的大型歌舞表演：《问候歌》、《吉祥颂》、《蔚蓝的祝福》、《欢乐颂》、尽量做到和而不同，突出特点，强化色彩性格，运用重复、交替、渐变、突变强调节奏感等表现手法，在画面上形成特定的线性连结关系，感觉到生机勃勃的色彩旋律。巧妙运用色彩的点、线、面的基本设计元素和单元之间的间隔、转换、变迁等艺术技巧手段，产生具有生命力的画面色彩张力，更好的服务于节目的表现。
故而，作为节目片头制作者，应考虑色彩艺术的特殊性，根据节目定位和风格特征，合理使用色彩，使色彩更为简洁、有序，使栏目片头更具视觉冲击力，更富有想象力和表现力。将科学观念与艺术表现融为一体，更好的服务于舞台表演。
四、强化视频制作的原创性及技术性
视频片头的创意，就是用极为简洁生动的电视画面语言，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有序组合，构成特定意境，使观众对其内涵产生认同与共鸣，从而留下深刻印象。创意作为整个栏目片头包装活动的灵魂和生命之所在，是栏目整体包装的核心，好的节目视频都是立意新颖，视角独特，让人过目不忘。如果说创意是灵魂，那么，主题就是大脑中枢。主题决定创意，创意表现主题。创意的前提是准确的节目定位，准确定位的前提是把握节目表达的主题；创意的核心是个性化，个性化思想又要紧扣主题；创意的表现要求高技术含量，通过高超的表现手段再现主题；创意的目的是震撼观众心灵，从而达到突现主题的目的。
所以，创意是电视艺术赖以存在的必要元素，而形象元素又是构成电视画面的基础材料，它具有叙事作用，表意作用。一个形象元素只有和其他元素相结合才能表达一种思想，这种组合的形式结构就是构图。构图可以形成画面表现中心，进而生动突出地表现主体形象，引人注目，给观众以鲜明深刻的视觉形象和审美感受，从而更好的表达主题思想和创作意图。
由青年歌手与老年合唱团共同演出的《因为爱情》是本台晚会的高潮与亮点，舞台表演与前期视频素材图片的有机结合，25对白发苍苍的老者与背景当年风华正茂的结婚照形成强烈的对比，岁月流逝爱情永恒，唤起了人们美好的情愫„„
独唱《天韵摇篮》画面中一张张稚气的孩童可爱的面庞和有如天籁的歌喉，诠释着成长的法则，带来了春的气息，洋溢着生命力悸动„„
多元的表现手法，新颖的创意思维，气场的烘托营造，使整台晚会高潮迭起，亮点颇多。视频艺术既是“空间艺术”又是“视觉艺术”，它运用各种技术造型手段和空间关系来表现时空，塑造形象，以获得美感效果。电视画面要在比例固定的平面框架内表现无限的三维现实空间，观众在欣赏节目时首先感受到的外在语言形式就是独特的创意，个性化的表现方式，再通过画面形式语言深入到对节目内容、舞台造型元素及整体效果的感受与传达。所以视频片头的创作应该遵循一定的空间构图规律，将画面背景、图形图像、色彩光线、运动字幕等诸多元素进行有机的排列组合，实现对片头创意、画面构思、空间暗示、描绘再现，从根本上形成舞台画面的视觉语言和造型效果。因而在镜头、画面、构图、声音、字幕上非常讲究。精致性是舞台视频的最基本要求，精致性不仅要求画面丰富、构图讲究、镜头精美、特技运用得当、剪辑精练、还应包括音乐与画面的和谐统一、表演与背景的统一，色调与光效的统一。二、三维动画和影视后期合成技术是电脑高新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利用图形图像学、计算机辅助设计原理融入绘画、摄像等艺术门类的专业表现技巧，从电脑中营造具有三维空间感的虚拟物体和场景。实现了传统复杂方法无法实现的创作效果，为电视栏目片头创作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本台晚会使用了一最新的影视动画软件、插件，突破攻克了一些制作瓶颈和技术难题，对以后同类型晚会的视频制作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和技术参照。
五、文化底蕴及艺术品味的体现与延伸
年俗,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极具代表性。中华民族历史愈久,文化财富丰益,农历过年(春节)的风俗，各族人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最美好的情感和愿望,一些方式逐渐脱离了私人化的范畴,得到公众的认可,于是民俗产生了。年俗的产生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作为民族情感的最高潮,年的内容也异常丰富。草原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她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从文化定位特征来看，草原文化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一种复合性文化。
如何强化地缘特点，体现民族特色，本台晚会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尝试：如大型歌舞表演大量使用挖掘民族祥瑞元素，从蒙族传统器物，建筑、服饰、家具、首饰、工艺品中提炼装饰设计元素植入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人耳目一新。
现在观众普遍反映“晚会多了，看完之后值得回味的却少之又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由于观众的文化素质，审美素养提高了，选择的意识增强了，另一方面也要求电视人应雅俗契合，努力推出精致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像一条主线，隐约于图像、文字乃至音乐中，贯穿始终；这种文化应该是多层面的、复合性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游离于包装形式之外的一种思考，一种启迪的力量，从而在潜意识里留下文化的烙印。就晚会视频制作而言，作为晚会包装形象战略，它是技术与艺术巧妙结合的典范，仅仅依靠画面语言，仅仅依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高雅的艺术品味是极其重要、广泛深刻的思想内涵、张扬个性的艺术形式、体贴入微的人文情怀以外，都是极其重要的，让人们从视频包装之外，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感动和艺术的启迪。任何一个风格独特、富于个性化的节目视频制作都是技术与艺术巧妙结合的典范，它包含着多方面、多视角的综合知识。
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事实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正逐步表明，在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不但分布有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北方草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第一个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并作出系统解读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当时虽然没有使用草原文化这一概念，但他对西辽河流域文化的阐述，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草原文化是完全一致的。苏秉琦指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约1000年后，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中原、关中、山东、西南、江南等地区也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华大地出现“满天星斗”式的万国林立局面。苏秉琦还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牛森主编《中国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继苏秉琦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还相继确认，孕育“红山文化”的北方地区，还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进步的历史。对此，草原文化研究学者乌恩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著《蒙古族传统文化》，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除上述各点之外，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作用之中。一方面，它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了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参见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笔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儿歌中有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如果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种宗教生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生态观，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抱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们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护生态方面，客观上具有内在的“强制”优势。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人们经常会问，草原民族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坚韧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其实，这同他们践行自由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是草原文化践行自由的特质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上的反映。在草原民族那里，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必理论，不必言说，完全熔铸在民族性格之中。这是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富个性的地方之一。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籍描写草原民族“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草原民族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蒙古民族中，人们至今喜欢用“英雄”（巴特尔）这一词汇作为自己的名字。蒙古族还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些英雄史诗，如《江格尔》等通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对“力”的崇拜、对“勇”的崇拜、对“王”的崇拜。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这种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性格。
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1 内蒙古地区制造业和物流业联动发展现状分析
1.1 物流增速缓、费用占比高
对于内蒙古地区而言,物流业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虽然经过了几年的快速发展,但是整体运营效率在全国范围内依旧处于中低水平。随着近几年市场需求的整体低迷,内蒙古地区社会物流总额增速有所放缓,呈稳定发展态势。2014年,全区社会物流总额完成近36 000亿元,同比增长5.7%,主要特点是增幅呈逐步回升态势。全区社会物流总费用超过2 900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接近17%。其中运输费占65.5%、保管费占26.3%、管理费占8.2%。
1.2 制造业物流业务外包比例不高
对于制造业而言,物流业务所占成本较高,很多制造企业不愿意放弃这部分业务所带了的隐性利润。尤其对于内蒙古这样第三方物流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制造企业很难通过高效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因此大部分制造企业选择自营物流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地区物流业的发展。据了解,内蒙古地区制造企业物流外包比例还不足16%。
1.3 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近几年,内蒙古地区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加大,公路、铁路、航空场站等设施的改善已经有了明显效果,一批现代化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物流中心等物流枢纽以初具规模。据了解,截止2014年底内蒙古地区铁路线路运营里程超过9 600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6万公里。已建成民航货运业务机场12个、大型物流园区56个,在建的大型物流园区92个,年投资额超过了260亿元。
1.4 物流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围绕着工业发展,以制造业作为重点,投资建设了一批物流中心、物流园等物流枢纽,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标准的物流体系。同时,积极鼓励和培育了一批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有效提升了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水平。此外,从内蒙古地区的区位优势出发,结合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整体构想,加大进出口物流产业培育,重点投资建设口岸物流设施,提升了全区口岸物流外包的能力和水平。
2 内蒙古地区制造业和物流业联动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制造业和物流业发展协调性差
首先,随着物流业的发展以及物流业地位的提升,物流业作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已经在制造业的各个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制造业各环节的物流需求无法有效整合,造成物流业务重复,运作效率低。其次,内蒙古地区的绝大多数的物流企业规模简单、服务质量较低,加之内蒙古地区地理位置跨度较大,多功能、集约化的物流企业发展较为困难,因此提供统一的、高质量的物流服务难度较大。再次,内蒙古地区物流业与制造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双方对真实的市场需求和供给能力存在认知偏差,经常出现供需不均衡的情况。
2.2 物流企业服务水平普遍较低
据了解,目前内蒙古地区的物流企业已超过1 700家,从业人员约21万人,自治区、各盟市共同备案的物流公司(包括物流园区)实现投产的共86家,3A级以上物流企业达到24家。虽然内蒙古地区的物流企业数量众多、整体规模大,但是能满足制造企业需要的专业服务的物流企业并不多,而且内蒙古地区物流企业粗放式经营的现象较为严重,集约化程度不高。而制造企业急需的一体化服务,特别是物流流程再造以及供应链全程服务的能力还不足。其主要原因包括物流企业专业化分工不明确、应急措施考虑不周全、对物流活动进行有效跟踪和监控的能力不足等。
2.3 物流信息平台发展滞后
由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不完善,内蒙古地区的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所需的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较为缓慢与滞后,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联动发展所需的完整网络系统平台,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一方面是许多物流企业为争抢客源低价竞争,另一方面是有需求的制造企业很难通过信息平台找到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物流企业,使得产业联动发展阻力增大。
2.4 物流企业现代化程度较低
物流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决定了其服务能力和水平,也是能否实现与制造业有效联动的关键。目前,内蒙古地区物流企业现代化程度还相对较低,还无法全面满足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一方面,企业管理现代化程度较低。库存管理过程中主要以传统管理模式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统筹管理思维,导致库存成本居高不下;运输过程中,各环节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衔接;装卸搬运过程中,操作规范落实不到位,导致货损率较高。另一方面,装备技术现代化水平较低。如条码技术、EDI技术、自动化仓库、高速化的自动分拣装置等的有效利用率较低。
3 内蒙古地区制造业和物流业联动发展策略分析
3.1 鼓励制造企业物流业务外包,加速推进物流需求社会化
首先,制造业物流需求社会化,必须打破传统的的禁锢,应积极将物流业务外包给专门的物流企业,设法改变企业的自营物流的的运作模式,集中精力于其核心业务的开发,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次,物流企业应主动寻求与制造企业的合作,以制造企业需求为核心,强化自身竞争力。再次,应深化物流企业结构性改革,在提升服务效能的基础上建立专门面对制造企业的职能部门,针对该类市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应的服务方案,提升对制造企业的吸引力。
3.2 以区域制造业集群为目标,建立制造业物流服务系统
目前,内蒙古已经开展了沿黄河交通干线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这为内蒙古地区制造业物流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应以呼包鄂经济圈为中心,形成专门服务产业集群的物流系统,并辐射到周边城市。这类物流服务应满足制造业精益生产、敏捷制造等新型生产制造方式的需求,并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实施定点定向的物流服务。可以在产业集群范围内成立专门的配送中心或物流公司,从事仓储、配送、运输等物流服务,也可将多家物流企业联合,组建区域物流中心,提升物流服务质量,满足区域内产业集群物流服务的需求。
3.3 加速物流资源整合,提升物流服务能力
内蒙古地区物流企业仍旧处于“多、小、散、弱”的基本状态,大多数企业依旧处于粗放式的经营,经营效率低、利润小、服务差、物流能力不足。从满足制造业发展需求的角度来说,整合和重组物流资源是很必要的。可以通过龙头企业兼并、中小物流企业重组合作、构建物流企业联盟等方式提升物流行业的整体水平。
3.4 加快物流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信息的互通共享
应尽快完善内蒙古地区的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不仅物流行业内的信息互通,更为与制造业的联动打下坚实基础。应加快搭建一个标准化、全覆盖的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网络信息技术、电子数据交换、人工智能技术等的综合利用。这不仅有利于对物流活动过程的全面控制,更能有效减少物流业和制造业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3.5 完善物流企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为客户选择提供依据
目前,内蒙古地区制造企业在选择第三方物流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依靠主观判断,缺乏一套客观、系统、全面的评价体系。因此,为方便客户对物流服务进行选择,应建立健全物流企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并实现公开化。该体系应在当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牵头下建立和实施,并应涵盖准时交付率、准时发货率、订货完成率、提货准确率、库存准确率、缺货损失、每公里成本、仓储运营成本等物流服务主要指标,能够全面体现物流企业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这不仅能够为客户提供选择依据,还能够有效提升物流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及品牌影响力。
3.6 加强政府扶持力度,积极争取资金及智力支持
要想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就必须积极获取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不仅应加强政策方面的支持,还应强化资金和智力方面的支持。首先,应积极引导物流业向专业化、产业化、集约化转型,对有实力的物流企业采取宣传和鼓励措施,实现带动示范效应,并积极引导中小物流企业进入物流园区,实现规范化、统一化管理。其次,应把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统筹规划,并纳入地区发展总体规划中。再次,应在物流业发展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包括立项审批、土地审批、规划建设审批以及工商、税收、信贷等各方面给予优惠,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物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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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头琴 音乐 蒙古族 草原文化
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民族乐器，具有音色淳厚、声音悠扬、音域宽广等特点，马头琴音乐优美的旋律、深邃的内涵和抒情的技法蕴含着蒙古族独特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当前马头琴已经与蒙古族的生产与生活密不可分，成为融化在血液与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马头琴音乐形式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经典与代表，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今天应该开发马头琴音乐形式的内在价值，更好理解和传承蒙古族草原文化，促进马头琴音乐形式进一步地发展，将蒙古族草原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
一、马头琴的概述
（一）马头琴的传说
相传马头琴诞生在察哈尔草原，一个叫苏和的小伙子领养了一匹刚刚出生的小白马，在苏和的精心照料下小白马迅速成长，并且获得了重大比赛的第一名，让苏和取得了迎娶王爷女儿的资格。然而黑心的王爷不但反悔了亲事，打伤了苏和，而且将小白马霸占为己有。小白马思念苏和心切，在王爷骑乘的途中将王爷摔下，并向苏和家乡跑去，红了眼的王爷下令射死小白马。小白马虽然回到了苏和身边，但是因为身中数箭流血过多而死。为了纪念小白马，苏和用马骨、马筋和马尾做成了一把琴，并把小白马頭像雕刻在琴首，这就成了流传后世的马头琴。在马头琴的传说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草原文化的特点，婚姻制度、等级制度、音乐形式与文化状态都有一个集中的体现，成为研究蒙古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依据与途径。
（二）马头琴的历史
马头琴在蒙语中被称为胡兀尔或莫林胡兀尔，其起源与蒙古族从游猎转向牧猎这一时期，是隋唐时期西域奚琴的继续发展。根据考证，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中就存在一种二弦琴，这是马头琴最早的文献记录。马头琴在明朝已经被列为宫廷乐器，并专门为表现蒙古族元素而演奏。在清朝时期，满清推行满蒙一体，这使得马头琴可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推广。新中国建立后在民族政策的影响下马头琴这一乐器焕发出时代与民族的青春，成为了各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在各种大型的演出和机会中总能看到马头琴的影子。回顾历史，马头琴已经成为蒙古族文化的代表，并正在参与着新型中华民族文化的创建。
二、马头琴音乐
（一）马头琴演奏技法
马头琴是一种难于掌握演奏技巧的乐器，当前演奏技法普遍采用单音演奏法，这样可以确保演奏马头琴时体现出独有的特色，并能够保证声音的清晰与淳厚。同时，一些马头琴演奏者还可以融入土尔古特演奏法的优势，这有利于通过泛音和颤音来展现蒙古音乐与马头琴音乐的深邃与传统。此外，一些马头琴演奏者将科尔沁演奏法的元素通入到实际的演奏过程中，这使得马头琴的表现形式大大扩展，并能够有效地演绎现代化的乐曲，丰富了马头琴艺术与文化的内涵。
（二）马头琴音乐的特色
马头琴通过节奏、音高和跨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让听众能够体验到万马奔腾的场景，也能感受咏叹调般的舒适，更能感受草原文化肃穆的内涵，还能体现出蒙古族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马头琴音乐的文化特征是最为主要的特色，通过对马头琴音乐的认知可以更好地理解草原文化，也能够更多地认知蒙古民族。
（三）马头琴音乐的代表
马头琴音乐历史悠久，蒙古草原地域辽阔，因此经典音乐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色烈》这是根据朱色烈山峰而命名的音乐名字，音乐用来表现与歌颂男女间坚贞的爱情。《四季》是由同名民歌而改编的马头琴独奏曲，通过马头琴悠扬的曲调与流畅的节奏给听众描绘了蒙古草原一年四季自然景色的变化，歌颂了蒙古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万马奔腾》是新中国建设时期内蒙古千里草原的描画，通过马头琴各种技法的运用体现了万马奔腾的起始，为人们描绘出蒙古草原壮阔的建设图景。
三、马头琴音乐形式与蒙古族草原文化
（一）马头琴音乐形式的特点与蒙古族草原文化的关系
马头琴音乐形式以宫、羽调式为其基本调式，以宽广悠长的节奏形态和连续的前八后十六分音符结合切分节奏为其节奏特征；以其四、五度结构为基本框架，以六、七、八度大跳音型为其旋律旋法特征，在宽阔的音程中构成旋律。这是蒙古族豪放个性的展现，也是马头琴音乐的旋法特征，体现了草原民族宽广的胸怀、粗犷豪放的个性，同时也体现了蒙古族草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二）马头琴音乐形式审美特征与蒙古族草原文化的关系
马头琴音乐审美特征，是蒙古族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由此创造的审美意识的产物。蒙古民族长期的游牧劳动是他们审美感觉生成的原因，也是创造美的艺术实践的基础。因此，蒙古族的艺术美的本质在于“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的统一性”。这是蒙古族审美风格和审美思想的独特本质特征，也是马头琴音乐的审美特征，更是草原文化的审美核心。草原民族的音乐惯用人情体察鸟兽、草木，描摹山川风云的状貌，在草原音乐中表达对景色的敏感、对骏马的盛赞、对湖泊的厚爱、对故乡的眷恋，使人类情感丰富到惊人的程度。
四、结语
马头琴音乐是蒙古族音乐的核心，是草原文化的内核，通过蒙古族千百年的积累与丰富，马头琴音乐形式有了极大地发展，形成了不同分类、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音乐体系。新时期要挖掘马头琴音乐的优势，继续丰富和开发马头琴音乐形式的优势与价值，使其在更好地展现蒙古族草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对马头琴音乐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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