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的原文翻译

明史的原文翻译（精选9篇）

明史的原文翻译 篇1

帝得疾，适遇星变，诏罢明年元会，百官朝参如朔望。宁言：“四方来觐，不得一睹天颜，疑似之际，必至讹言相惊，愿勉循旧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从，而“夺门”之变作。

天顺中，曹、石窃柄。张宁，字靖之，海盐人阅读答案。事关礼科者，宁辄裁损，英宗以是知宁。朝鲜与邻部毛怜卫仇杀，诏宁同都指挥武忠往解。宁辞义慷慨，而忠骁健，张两弓折之，射雁一发坠，朝鲜人大惊服，两人竟解其仇而还。中官覃包邀与相见，不往。寻擢都给事中。

宪宗初御经筵，请日以《大学衍义》进讲。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礼部尚书姚夔仍故事，设斋建醮，会百官赴坛行香。宁言无益，徒伤大体，乞禁止。帝嘉纳之。未几，给事中王徽以牛玉事劾大学士李贤，得罪。宁率六科论救，由是寝与内阁忤。会王竑等荐宁堪佥都御史清军职贴黄，与岳正并举。得旨，会举多私，皆子外任。宁出为汀州知府，以简静为治，期年善政具举。

宁才高负志节，善章奏，声称籍甚。英宗尝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谏垣，不为大臣所喜。既出守，益郁郁不得志，以病免归。家居三十年，言者屡荐，终不复召。

无子，有二妾。宁没，剪发誓死，楼居不下者四十年。诏旌为“双节”。（选自《明史·张宁传》）

译文：

张宁，字靖之，海盐人。景泰五年考中进士。授官礼科给事中。七年夏季，皇上听从唐周瑜等人的上奏，考核南京大小各级官员。张宁说：“京都尤其是根本地方，不能唯独免去京都官员的考核。”又说：“京都卫所带有俸禄的武职，一卫达两千多人，合计三万多位。每年需要花费银两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加上其他可以折算成俸禄的东西，动辄上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这其中又有许多是老弱且不熟悉骑马射击的人，不如挑选出可用的人，让他们补任天下都司、卫所的缺官，而全部淘汰掉其余的人。”但此倡议受到阻碍而没有施行。

皇上得了病，正巧又帅星象变异，便下诏免去次年元旦例行的接见群臣的仪式，让各级官员仍在每月初一与十五上朝参见，张宁说：“各地来觐见的官员，不能一睹天子容颜，心存疑虑之际，一定会互传谣言而感到惊异，希望陛下勉强依循旧规，以抚慰人心。”皇上因病不能依从张宁的建议，而“夺门”的政变便爆发了。

天顺年间，曹吉祥、石亨窃取国家大权。事情与礼科有关的，张宁就有所制的损减，英宗因此知道了张宁的为人。朝鲜与相信部落毛怜卫结仇相互残杀，皇上诏令张宁同都指挥武忠前往调停。张宁言辞意气慷慨，而武忠骁勇矫健，拉开两张弓折断了它们，射大雁又一发就让大雁落地，朝鲜人大为惊叹佩服，两人最后化解了双方的仇怨而返京。太监覃包约张宁相见，张宁不去。不久被提升为都给事中。

宪宗刚刚开始参加经筵讲席，张宁就请求每天用《大学衍义》进讲。这年十月，皇太后生日，礼部尚书姚夔依照成规，设斋建醮，如今各部官员前往斋坛进香。张宁说这样做没有什么益处，只是伤害大局，请求禁止。皇上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给事中王徽因为牛玉的事情弹劾大学士李贤，反遭了罪。张宁率领六科给事中们发言相救，由此逐渐跟内阁有了矛盾。恰在此时王竑等推荐张宁有能力任佥都御史清军职贴黄，与岳正一同受推荐。结果得圣旨，协同推荐多有私人感情，受荐者均给予京都之外的任职。张宁外任为汀州知府，用简单宁静作为治州方针，一年后优良的政绩都显示了出来。

张宁才能很高，心怀志气节操，擅长写奏章，声誉很好。英宗曾经想要重用他，没有成功。他久处谏议官衙，不受大臣的喜欢。外任后，更加郁郁不得志，因病免去官职回乡。在家住了三十年，谏官多次推荐他，可皇上最后还是不再召他回京。

明史的原文翻译 篇2

“对一个译者来说, 译一个词, 不仅要正确地把词义译出, 而且要把这词所具有的特色、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褒贬的态度和正反的说法, 不温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体现。”黄邦杰先生的这句话是建立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一句经验总结, 很精辟。我们通过字典, 通过所学的语法知识了解的字词含义,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可以说是对字词本身的一种表面理解。然而语言是活生生的, 只有了解了字词在实际情况下的具体意义, 才可以说是真正地理解了字词。

我们来看下面这句话: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理解是翻译的基础, 在理解时, 译者必须注意分析原文中的每一个细节, 即使小到冠词也不能疏忽。在这里“a word”指的是一个词“the word”指的是最恰当的那个词, 因而, 我们不妨把这句话翻成:我从来不愁找不到一个词来表达思想, 而皮特则从来不愁找不出最恰当的那个词来。

再看看下面这个句子:He was a fool for danger.这句话我们如果逐字直译, 将会使译文生硬晦涩, 让读者一头雾水。“a fool for danger”字典里找不出对应的解释,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复阅读原文, 根据理解对词的意义进行处理。“一个傻瓜, 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我们不妨借用中文里的一个俗语来形象地传达原句的意和情: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文学翻译中要做到绝对的“信”, 是比较难的。因为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内涵、思维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很难做到翻译完全对等。我们只有通过反复阅读原文, 根据字面形象去揣测作者的心思, 理解原文字、词、句的深层内涵, 并把信息传递给译者, 才能使译语读者准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直译, 字当句对地翻译, 容易让译文读者一头雾水, 不知所云。

二、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

“假如译词而不译意的话, 那只能算是翻译了一半, 所以说一加一还是等于一。如果翻译了原文的意思那才可以算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不但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还传达了原文内容所有、字面所无的意味那就是一加以等于三了。”王佐良先生也曾指出“翻译时当一切照原作, 雅俗如之, 深浅如之, 口气如之, 文体如之”。这些名家名言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那就是在文学翻译中, 除了要译准原文的字词, 还要力图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一般性翻译, 只要译文准确、通顺, 大抵就说得过去了,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却高得多, 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 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 否则就没有尽到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们来看一些例句:

(1) Is it necessary to shout?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英语句子, 我们很可能会把它译成“有必要大喊大叫吗?”似乎这样译也很忠实通顺, 然而在原文的情境中说话人是用一种非常含蓄委婉的口气在说话, 不愿意或不敢张扬事态, 想好言好语同听话人交流。这样一来, 译成“有必要大喊大叫吗?”就有责备听话人的语气在里面了, 不太合适。我们来看看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是怎么翻译的吧:说话就说话, 非得叫唤不可吗?

(2) What the devil use would they be to Pickering?这句话很俗, 译文当然不能雅, 否则就有失原文的味道了。“皮克林要它作什么屁用?”杨宪益先生的这个译文就很传神。

(3) 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这句话中“Home”“Home”“Homely”三个词形, 音相同或相似, 那我们如何在翻译时把这种精妙的韵味表达出来呢, 且看刘炳善教授是如何处理的:家虽不佳仍是家。“家”“佳”“家”三字绝好地和原文中的三个词形成映照。

文学翻译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要很好地理解原文, 除了上述语言层面的要求, 还必须具备相关话题的历史、地理、社会等背景知识, 否则就难以完全看懂全文, 建立在一知半解基础上的翻译又如何能准确地将原文信息传递给译文读者呢?意思尚没有准确传达, 风格意蕴就更是空中楼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 准确理解原文应该是文学翻译的第一要务。

摘要：一般性翻译, 只要译文准确、通顺, 大抵就说得过去了,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却高得多, 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 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本文通过举例, 谈谈如何在文学翻译中理解英语原文的字词, 表达原文的韵味。

关键词：文学翻译,理解,表达,文学味

参考文献

[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C].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明史·顾成传》原文及翻译 篇3

《明史·顾成传》原文：

顾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业操舟，往来江、淮间，遂家江都。成少魁岸，膂力绝人，善马槊，文其身以自异。太祖渡江，来归，以勇选为帐前亲兵，擎盖出入。尝从上出，舟胶于沙，成负舟而行。从攻镇江，与勇士十人转斗入城，被执，十人皆死。成跃起断缚，仆持刀者，脱归。导众攻城，克之，授百户。大小数十战，皆有功，进坚城卫指挥佥事。从伐蜀，攻罗江，擒元帅以下二十余人，进降汉州。蜀平，改成都后卫。洪武六年，擒重庆妖贼王元保。

八年调守贵州。时群蛮叛服不常，成连岁出兵，悉平之。已，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为前锋，首克普定，留成列栅以守。蛮数万来攻，成出栅，手杀数十百人，贼退走。余贼犹在南城，成斩所俘而纵其一，曰：“吾夜二鼓来杀汝。”夜二鼓，吹角鸣砲，贼闻悉走，获器甲无算。进指挥使。诸蛮隶普定者悉平。十七年，平阿黑、螺蛳等十余寨。明年奏罢普定府，析其地为三州、六长官司。进贵州都指挥同知。有告其受赇及僭用玉器等物者，帝以久劳不问。

建文元年，为左军都督，从耿炳文御燕师，战真定，被执。燕王解其缚曰：“此天以尔授我也!”送北平，辅世子居守。南军围城，防御、调度一听于成。燕王即位，论功，封镇远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命仍镇贵州。

成性忠谨，涉猎书史。始居北平，多效谋画，然终不肯将兵，赐兵器亦不受。再镇贵州，屡平播州、都匀诸叛蛮，威镇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其被召至京也，命辅太子监国。成顿首言：“太子仁明，廷臣皆贤，辅导之事非愚臣所及，请归备蛮。”

时群小谋夺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辞文华殿因曰殿下但当竭诚孝敬孳孳恤民万事在天小人不足措意

十二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五。赠夏国公，谥武毅。(节自《明史顾成传》)

《明史·顾成传》译文：

顾成，字景韶，祖籍湖南湘潭。顾成的祖父以操舟为业，架船在长江、淮河间往来谋生，于是就迁居在江都(江苏省今扬州地区)。顾成长相魁梧，力大无穷，擅长骑马使长枪，用文身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明太祖朱元璋渡江。顾成投军于太祖部下。因其勇猛，被选为太祖帐前亲兵，为太祖出入擎掌华盖。顾成有一次跟随太祖渡河，渡船被搁浅在沙滩上，顾成竟背船而行。

攻打镇江，顾成带十个勇士突击到城内，被敌人抓获。他带的十个人皆被杀，顾成却一跃而起，挣断绑绳，打翻拿刀要杀他的敌人，逃回城外。顾成引导部队攻城，把城攻下，因功授百户。大小数十战，顾成都立了功，于是升为坚城卫指挥佥事。攻打四川，攻罗江，捉获敌军元帅以下20余人，致使汉州敌军投降。四川平定后，顾成改任成都后卫。洪武六年，顾成擒获了重庆妖贼王元保。

洪武八年，顾成被调守贵州。当时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对中央时叛时服，顾成连年出兵，全部平定。后来，顾成作为先锋，又跟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征讨云南，首战就攻克了普定。傅友德命令顾成打好连接的木桩作屏障来守城。叛乱的少数民族数万军队攻城，顾成出营迎战，亲手杀敌近百人，敌人退走。但其余的敌军还在南城，顾成命令杀掉俘虏，只故意放走一个俘虏，对他说：“我今夜二更就去杀你们”。当夜二更，顾成命令吹号角放火炮，敌人全部吓跑，缴获敌军丢弃的武器衣甲无数。顾成被升为指挥使。普定地区叛乱的少数民族全部被平定。

洪武十七年，顾成又平定了阿黑、螺蛳等十余寨的少数民族叛乱。第二年，顾成给皇帝上书取消普定府，把普定府管辖的地方分为三州，由六位官员管理。顾成被升为贵州都指挥同知，这时有人告发顾成受x贿并逾越使用只有皇室才能使用的玉器等物。皇帝念其劳苦功高，未加追究。

建文帝元年，任左军都督，跟随耿炳文抵御燕王朱棣的军队，在真定作战时被燕王的军队俘虏。燕王解掉他的绑绳说：“这是上天把你送给我啊!”顾成投降了燕王，被送到北平帮助燕王的儿子守卫北平。建文帝的军队围城，守城部队的调度、防御都听从顾成的建议。燕王继位当了皇帝，论功行赏，封顾成为镇远候。年俸一千五百石，并颁给了世袭文书，命他仍然镇守贵州。

顾成生性忠厚谨慎，重视读书学习，开始到北平的时候，只出谋划策，但始终不肯领兵与建文帝的军队作战，赐给兵器也不接受。第二次镇守贵州，屡次平定播州，都匀的少数民族叛乱，威振南方，当地人给他立生祠祭拜他。他被召到京城，皇帝命他辅佐太子监国，顾成叩头回答皇帝：“太子仁厚聪明，诸大臣都很贤良，辅助引导太子的事不是我这样愚笨的人能够胜任的，我请求让我回到贵州去防备少数民族作乱”。当时有些奸臣阴谋改立太子，因此太子忧心忡忡。顾成到文华殿向太子辞行，趁机劝太子说：“殿下只该竭诚孝敬皇帝，兢兢业业为老百姓办事，万事在天，对那帮生事的小人不足费心”。

永乐十二年五月，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死后被追封夏国公，谥号“武毅”。

《明史戚继光传》原文及翻译 篇4

原文：

戚继光，字元敬，世登州卫指挥佥事。父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有操行。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中嗣职，用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改佥逝江都司，充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乐清、瑞安、临海，继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寻会俞大猷兵，围汪直余党于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办贼。已而倭遁，他倭复焚掠台州。给事中罗嘉宾等劾继光无功且通番。方按问，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剽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头。继光急趋宁海，扼桃渚，败之龙山，追至雁门岭。贼遁去，乘虚袭台州。继光手歼其魁，蹙余贼瓜陵江尽死。而圻头倭复趋台州，继光邀击之仙居，道无脱者，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浙东平，继光进秩三等。闽、广贼流入江西。总督胡宗宪檄继光援。击破之上坊巢，贼奔建宁。继光还逝江。明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闽中连告急，京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平明入城，兴化人始知，牛酒劳不绝。继光乃旋师。（节选自《明史戚继光传》）

译文：

《明史俞通海传》原文及翻译 篇5

原文：

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也。父廷玉徙巢。元末，盗起汝、颍。廷玉父子与赵普胜、廖永安等结寨巢湖，有水军千艘，数为庐州左君弼所窘，遣通海间道归太祖。太祖方驻师和阳，谋渡江，无舟楫。通海至，大喜曰：“天赞我也!”亲往抚其军。

通海为人沉毅。治军严而有恩，士乐为用。巢湖诸将皆长于水战，而通海为最。从克宁国，下水阳，因以师略太湖，降张士诚守将于马迹山，舣舟胥口。吕珍兵暴至，诸将欲退。通海曰：“不可，彼众我寡，退则情见，不如击之。”乃身先疾斗，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战，命帐下士被己甲督战。敌以为通海也，不敢逼，徐解去。由是一目遂眇。

友谅大举围南昌，从太祖击之。遇于康郎山，舟小不能仰攻，力战几不支。通海乘风纵火焚其舟二十余，敌少挫。太祖舟胶，友谅骁将张定边直前犯太祖舟。常遇春射中定边，通海飞舸来援。舟骤进水涌，太祖舟得脱。而通海舟复为敌巨舰所压，兵皆以头低舰，兜鍪尽裂，仅免。明日复战，偕廖永忠等以七舟置火药，焚敌舟数百。逾二日，复以六舟深入。敌连大舰力拒。太祖登舵楼望，久之无所见，意已没。有顷，六舟绕敌舰出，飘摇若游龙。军士欢噪，勇气百倍，战益力。友谅兵大败。师次左蠡，通海进曰：“湖有浅，舟难回旋。莫若入江，据敌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遂移师出湖，水路结衢。友谅不敢出，居湖中一月，食尽，引兵突走，竟败死。是役也，通海功最多。师还，赐良田金帛。

从徐达平安丰，又从克湖州，略太仓，秋毫不犯，民大悦。围平江，战灭渡桥，捣桃花坞，中流矢，创甚，归金陵。太祖幸其第，问曰：“平章知予来问疾乎?”通海不能语。太祖挥涕而出。翌日卒，年三十八。太祖临哭甚哀，从官卫士皆感涕。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二十一》)

译文：

俞通海，字碧泉。他的祖先是濠州人。他的父亲俞廷玉搬迁到巢湖。元朝末年，盗匪起于汝州、颖州。俞廷玉父子和赵普胜、廖永安等人在巢湖安营扎寨，拥有千艘战舰兵力的水军部队。他们多次被庐州左君弼困窘，派遣俞通海悄悄地从小道归顺太祖。太祖正在和阳驻军，谋划渡过长江，缺少船只。俞通海来到，太祖非常高兴说：“上天帮助我呀!”太祖亲自前往安抚他们的军队。

俞通海为人沉着刚毅，治军严明而有恩德，士兵乐意为他所用。巢湖各将都擅长水战，而俞通海是最好的。跟从攻克宁国，攻下水阳，乘机用水军平定太湖，在马迹山收降张士诚守将，停船于胥口。吕珍军队突然来到，诸将想退。俞通海说：“不可以后退，敌方多我们少，后退的话，那么我方情况就被暴露了，还不如攻击他们。”于是通海自己先带头迅速战斗，对方箭下如雨，射中他的右眼。不能作战，他命令手下士兵披上自己的盔甲监督指挥作战。敌人把督战的士兵当作通海了，就不敢逼近，慢慢地退兵离开了。俞通海从此一只眼睛失明。

陈友谅大力举兵围攻南昌。俞通海跟从太祖攻击敌人。在康郎山相遇，因为船小不能仰攻大船，太祖军奋力作战差点支持不住。俞通海乘风放火焚烧敌船二十多艘，敌军稍稍受挫。太祖的.船搁浅被围困了，陈友谅的骁勇的将领张定边径直向前冲，进犯太祖的船。常遇春射中张定边，俞通海乘飞舸前来援战，船只飞速驶来，带动湖水急涌而至，太祖的船只得以脱险。而俞通海的船又被敌方巨舰压住，兵士都用头抵住敌舰，头盔全咧，才勉强脱险。第二天再战，俞通海偕同廖永忠等把七艘船装上火药进攻敌舰，焚烧敌船数百艘。过了两天，俞通海又派六艘战船深入敌方。敌方联合大舰船奋力抵抗。太祖登上舵楼远望，很久都没有看到什么，料想俞通海的船只已经沉没了。过了一会儿，六艘船绕过敌方的舰船出现，飘飘扬扬如游龙。军队欢呼，勇气猛增百倍，作战更加奋力。陈友谅的军队大败。太祖军队驻扎在左蠡，俞通海进言说：“湖水很浅，小船很难周旋，不如进入长江，占据敌方的上游。他们的船进入，就立刻可以擒拿了。”于是就转移军队驶出湖，在水边和陆地构建栅栏。陈友谅不敢出来。在湖中停留了一个月，粮食用完，陈友谅带兵突围逃跑，最终失败死去。这场战役，俞通海军功最多。军队回京，赐予良田金帛。

浅析《明史》谶谣中的社会历史 篇6

一、反映明朝的宫廷政治事件

宫廷是封建帝王的政治统治的中枢, 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政治决策之地。正是因为宫廷处于权力的最高峰, 在宫廷内部所发生的皇权之争、朝臣权力之争、外戚与宦官擅权之争等便成了隐秘的话题。因为谶谣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一般群众乃至上层人物都十分崇信谶谣, 认为它是上天神灵所预示的未来方向, 不可违抗, 于是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便利用谶谣将它作为斗争的工具。如《明史·五行志三》载:“建文初年, 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 逐燕日高飞, 高飞上帝畿。’已忽不见, 是靖难之谶也。”明太祖朱元璋死后, 由他的嫡长孙继承, 年号为建文。建文帝年少嗣位, 锐意革新, 故有削藩之策。此举为燕王朱棣叛乱提供了契机, 便借口“清君侧”起兵南下, 后遂即位, 是为明成祖。“高飞上帝畿”指的就是燕王入据京师登上帝位。这种人为的制谶, 其目的是使谶谣发挥出操纵性的社会功能, 以利于社会进程朝自己的方向驶去。

自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后, 大明朝平稳前行, 到了英宗朱祁镇时, 外乱内变并发, 明朝处于动荡之中。正统二年, 京师大旱, 于是街巷小孩捏泥做龙来祈雨, 曾有童谣一首:“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雨若再来, 还我土地。”正统十四年 (1449) , 土木堡事变发生, 明英宗被俘而去, 其弟朱祁钰即位, 是为明景帝。公元1457年正月, 英宗复辟, 二月景帝病死, 史称“夺门之变”。童谣所指即此。正统二年大旱的童谣十余年后“灵验”, 足见谶谣一旦被政治家所利用, 涉及到当权者的利益的宫廷政治事件, 正史的记载往往会曲笔或抹杀。后来论赏“夺门迎复”功劳, 封石亨忠国公, 其他诸人封爵有差, 两京大臣被排斥殆尽, 郎中朱铨、龙文等被石亨引用升为侍郎, 他们结党营私, 广纳重贿, 求官者竞相走其后门, 故京城便有了“朱三千, 龙八百”的谣语。

明代后妃虽没像汉唐后妃那样赤裸裸的干预朝政, 但她们的政治活动在明朝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曾发生过影响, 故《明史》中多有谣语或称颂或揭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妻马皇后辅佐其夫有贤德, 对明初政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明史》卷113《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传》中有谣语曰:“我后圣慈, 化行家邦。抚我育我, 怀德难忘。怀德难忘, 于万斯年。毖彼下泉, 悠悠苍天。”明宪宗朱见深即位时年仅十六岁, 而原来侍奉宪宗于东宫的万氏已经三十五岁, 因机警善迎帝意封为贵妃。二人相差十九岁, 虽然曾生一子, 却又夭折。万贵妃专宠后宫, 凡掖庭嫔妃怀孕者辄被万氏逼饮药堕胎, 遂为中外所忧。大臣彭时上疏引用一谣曰“子出多母”, 希望皇帝对后妃恩宠均等, 以能多子为贵。此谣谚的引用, 借社会大众之口言宫中根本之重, 从而说明此谣是兼“天意”、“民意”于一体的社会功能。

明朝宦官专权尤为严重, 致使朝政独揽与政治黑暗。《明史》卷30《五行志三》所载谶谣“委鬼当头坐, 茄花满地生”即为现实的反映。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死, 九月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魏忠贤升任为司礼监秉笔大臣, 其乳母客氏受封为奉圣夫人。谶语第一句“委鬼”二字合起来组成魏字, 第二句“茄”读“楷”, 又转音为客, 指客氏。此谶预示阉党势力遍及天下。针对宦官专政造成的政治黑暗, 当时人们制有很多谣语予以揭露, 如《明史》卷306《李蕃传》:“李蕃, 日照人, 与李鲁生皆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皆为魏忠贤心腹……又有李恒茂者, 邢台人……恒茂、鲁生、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请托, 时人为之语曰:‘官要起, 问三李’。”《明史》卷306《田尔耕传》:“魏广微亦与缔姻, 时有‘大儿田尔耕’之谣。”这是明代京师人民对田尔耕阿谀宦官魏忠贤的嘲笑。宦官本无子, 田尔耕之流的卑鄙便跃然纸上, 为人不齿。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挥霍浪费, 国库空虚, 大臣们在廷议中劝他从节俭入手, 缓解财政上的困难。这当然不是朱厚照所爱听的。阉党焦芳投其所好, 引述“无钱拣故纸”谚语讨好皇帝。这里的“故纸”指旧时的文书契约, 即将过去制定的田租、契据等文书找出来, 查清匿隐, 增加税收。

由此可知, 谶谣作为一种古代的“大众宣称工具”, 对宫廷政治事件的描述, 往往以一种含蓄隐秘的方法揭示, 从出可知宫廷内部的虚伪和残酷, 也知宫廷权势之间的争斗与无耻。利用谶谣对此现象进行剖析, 有助于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认识当时的社会。

二、反映明朝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

1. 对明代政治黑暗的揭露。

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重用宦官奸佞, 政治黑暗, 又宠信方术, 因此失误极多。而当时刘吉、万安、刘珝等人都没有起到阁臣的作用, 在《明史》卷168《刘吉传》中就有“纸糊三阁老, 泥塑六尚书”之谣, 以讽朝政与官员的尸位素餐。《明史》卷209《杨继盛传》载:“是嵩以臣而窃君之权, 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 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明嘉靖二十一年 (1542) , 严嵩以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 由此独揽朝政专权二十年。其子严世蕃历尚宝司卿、太常少卿、工部左侍郎, 颇通国典, 常代父票拟。父子皆受世宗宠信。杨继盛在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中引用京师人民对奸相严嵩父子嘲讽之谣, 表达了对严嵩父子狼狈为奸的痛恨。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 恣意挥霍, 大兴土木。当时人民受徭役驱使入山伐木, 其状况如《明史》卷226《吕坤传》引四川民谣曰:“入山一千, 出山五百。”即人民徭役之苦借助谣谚向当权者血泪控诉。《明史》卷235《王汝训传》载, 陈与郊因受到王汝训、王明的弹劾, 非但没有丢官罢职, 反而升任为太常少卿, 所以京城里的人们为之语曰“欲京堂, 须劾章”, 这是对明代吏政黑暗的一个辛辣讽刺。

2. 反映明朝农民起义事实。

由于朝政黑暗、地主盘剥与自然天灾等因素, 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明崇祯元年 (1628) , 陕西连年大旱, 陕北农民王嘉胤、高迎祥等纷纷起义, 次年李自成也加入高迎祥的义军, 其势渐大, 《明史》卷309《李自成传》中有一谣曰:“迎闯王, 不纳粮。”反映出广大穷苦人民对自己领袖李自成的热烈拥戴和发自内心的激情, 同时它又是巨大的呼唤, 唤醒那些还挣扎在黑暗统治下的兄弟们起来斗争。《明史》卷187《洪锺传》中有一民谣则揭示出了官军镇压发生在正德年间一次农民起义军时的残暴, 所谓“贼如梳, 军为篦, 士兵如剃”, 即言官军经过的地方毛发不留, 掠夺一空。再如《明史》卷268《曹文诏传》对刽子手的刻画:“军中有一曹, 西贼闻之心胆摇。”此谣是明代地主豪绅对曹文诏镇压李自成起义军的赞语, 其实他是个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 官修史书显然是站在统治者立场说话。

3. 反映明人下南洋的社会现实。

《明史》录载的谣谚中多有对他国的咏颂, 这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现象。一方面说明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了解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透露出明人与域外国家有频繁的政治与经济交往。如《明史》卷324《真腊国传》有“富贵真腊”一谚语流行于世, 这条谚语说明真腊国十分富足:“其国城隍周七十余里, 幅员广数千里。国中有金塔、金桥、殿宇三十余所。王岁时一会, 罗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 名曰百塔洲。盛食以金盘、金碗, 故有‘富贵真腊’之谚。”此谚虽有夸大之词, 但其流行激发了明人进取开拓的热情。中国在明代对外贸易日益发达, 当时大批华侨前往南洋一带经商谋生。合猫里, 一名猫里务, 在吕宋岛附近, 原来较贫困, 后来因为地处交通要道, 生产逐渐发展而成为富国, 华侨大量前往求富。故而当时社会流传着一句谚语:“若要富, 须往猫里务。”为了顺利达到他国, 当时便有开发海上交通的壮举, 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明史》卷324《宾童龙国传》中所载谣语“上怕七州, 下怕昆仑, 针迷舵失, 人船莫存”正是生动的说明。七州与昆仑都是前往西洋的必经之地, 这里风急浪大, 礁石林立, 行船至此, 往往遇险, 当时的谣语真实反映了开拓者的勇气与决心。

三、对明代各类人物或称颂或嘲讽

1. 对清官的称颂与期盼。

《明史》卷161《陈选传》载:“授御史, 巡按江西, 尽黜贪残吏。时人语曰:‘前有韩雍, 后有陈选。’”韩雍于正统七年 (1442) 举进士, 授御史, 以才略称, 其巡抚江西时罢黜贪官墨吏57人。其后, 陈选于天顺四年 (1460) 成进士, 授御史, 巡抚江西, 对贪官污吏不留情面, 所以赢得时人传颂。《明史》卷162《周斌传》载:“斌在江阴, 有惠政。民歌曰:‘旱为灾, 周公祷之甘露来;水为患, 周公祷之阴雨散。’”周斌作江阴令时有善政, 人们为他作了这首颂歌, 虽为夸张说法却表达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与爱戴。《明史》卷245《李应昇传》:“为之谣曰:‘前林后李, 清和无比。’林谓晋江林学曾, 卒官南京户部侍郎。以清慎著称也。”明代李应昇与林学曾先后为南康推官、户部侍郎, 他们为官清廉, 为政和慎, 受到人们的称赞。《明史》卷281《方克勤传》:“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 我民父母。’”这是济宁人民对知府方克勤的颂歌。他罢免了人民的劳役, 又逢久旱得雨, 所以人民咏出了这样的赞歌。

2. 对朝中大臣的称颂或嘲讽。

《明史》卷164《左鼎传》言:“鼎居官清勤, 卓有声誉。御史陈纲以敢言名, 而鼎尤善为章奏。京师语曰:‘左鼎手, 陈纲口’。”《明史》卷181《谢迁传》载:“迁仪观俊伟, 秉节直亮。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 而迁见事明敏, 善持论。时人为之语曰:‘李公谋, 刘公断, 谢公尤侃侃。’”明代孝宗弘治中, 刘健以武英殿大学士、李东阳以文渊阁大学士、谢迁以东阁大学士三人同朝辅政, 他们各有所长, 国人遂以这三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特点。《明史》卷288《李维桢传》言:“维桢弱冠登朝, 博闻强记, 与同馆许国齐名。馆中为之语曰:‘记不得, 问老许;做不得, 问小李。’”这两句时语是翰林院庶常馆中对许国与李维桢二人能力超人的称颂。由于谣语的语言特色, 大多史书的编纂中也多引用说明人物的特点。比如《明史》卷281《赵豫传》载:“讼者至, 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 有‘宋江太守明日来’之谣。”赵豫遇到人们找他告状, 总是以“明日来”这句话好言相劝, 宋江民谣正抓住他的这个特点, 诙谐形象, 情趣盎然。

3. 对明代学术人物的称颂。

《明史》卷283《何廷仁传》载:“守仁之门, 从游者恒数百, 浙东、江西尤众, 善推演师说者称弘纲、廷仁及钱德洪、王畿。时人语曰:‘江有何、黄, 浙有钱、王。’”明代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 聚徒讲学常数百人, 而能发挥其说者以江西的何廷仁、黄弘纲, 浙江的钱德洪、王畿最为著称, 故而时人有此评语。《明史》卷287《皇甫涍传》:“兄弟并好学工诗, 称‘皇甫四杰’……其后, 里人张凤翼、燕翼、献翼并负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皇, 后有三张。’”明代皇甫录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在嘉靖间中了进士, 一个也是举人, 人称‘皇甫四杰’。后来他们的同乡张凤翼、张燕翼、张献翼也以才学名世, 所以吴地的人们把他们几个并列称颂。

从以上所引《明史》中的谶谣可以看出, 谶谣所表达出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 它大大拓展了“谶”或“谣”关注的对象,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传统的‘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 而谶谣除了涉及政治以外, 还涉及了社会状况, 舆论环境, 家族甚至个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 谶谣可视为活的史料。”[4]《明史》中的谶谣由于其特有的时代色彩, 对当时社会重大的历史事件、人民主要的社会活动等都有很生动的反映。野心家则利用它作为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起义者也利用它作为起事的号召。谶谣无疑是人为的歌谣,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的心声与愿望, 因而才得以在社会上流传, 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舆论监督、新闻传播的功能。作为社会的晴雨表, 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民情。形式自由活泼的谶谣还对其他文学与非文学样式, 如诗歌、话本小说、人物传记、文人笔记、地理类著作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以, 谶谣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谶谣既然是一种语言文字符号, 那么它必定是人所创作的, 制作谶谣者可以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但不少谶谣是作为工具被人们创造和使用, 或是事情发生后一些人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委托是前人所作, 就不可避免的夹杂着唯心的因素与迷信色彩。再加上谶谣的传播是开放性的, 社会中上至皇孙贵胄、王公大臣, 下至贩夫走卒、歌伎顽童等, 都传唱着谶谣, 这势必带来谶谣的变形或失真。因此, 我们要以敏锐地历史眼光, 取其精华与去其糟粕, 客观地评价其价值。

参考文献

[1][清]纪昀, 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65:47.

[2][唐]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62:376.

[3]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5.

《明史胡宗宪传》原文及翻译 篇7

胡宗宪，字汝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益都、余姚二县。擢御史，巡按宣、大。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时歙人汪直据五岛煽诸倭入寇，而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时柘林诸倭移屯陶宅，势稍杀。会苏、松巡抚曹邦辅歼倭浒墅，文华欲攘功不得，大恨，遂进剿陶宅残寇。宗宪与共将锐卒四千营砖桥约邦辅夹击倭殊死战宗宪兵死者千余而倭犯浙东诸州县杀文武吏甚众。宗宪乃与文华定招抚计。文华还朝，盛毁总督杨宜，而荐宗宪，遂以为兵部右侍郎代宜。初，宗宪令客蒋洲、陈可愿谕日本国王，遇汪直养子E于五岛，邀使见直。宗宪与直同乡里，欲招致之，释直母妻于金华狱，资给甚厚。洲等谕宗宪指。直心动，又知母妻无恙，大喜曰：“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但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因留洲而遣E等护可愿归。宗宪厚遇E，令立功。E大喜，以徐海入犯来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萨摩二岛倭分掠瓜洲、上海、慈溪，自引万余人攻乍浦，陈东、麻叶与俱。宗宪壁塘栖，与巡抚阮鹗相掎角。会海趋皂林，鹗遣游击宗礼击海于崇德三里桥，三战三捷。三十六年正月，阮鹗改抚福建，即命宗宪兼浙江巡抚事。至明年春，新倭复大至，严旨责宗宪。宗宪惧得罪，上疏陈战功，谓贼可指日灭。所司论其欺诞。帝怒，尽夺诸将大猷等职，切让宗宪，令克期平贼。时赵文华已得罪死，宗宪失内援，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行告庙礼，厚赉银币。

（节选自《明史》，有删改）

翻译：

明史余珊传原文及翻译参考 篇8

原文：

余珊,字德辉,桐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许成名等教习，留翰林十七人。珊以为滥，疏论之。语侵内阁,不纳。巡盐长芦,发中官奸利事。为所诬,械系诏狱,谪安陆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佥事,讨平梅花峒贼。迁四川副使,备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应诏陈十渐:纪纲之颓,风俗之坏,国势之衰,外裔之强,邦本之摇,人才之凋,言路之塞,邪正之淆,君臣之暌,灾异之臻。

“此十者,天子有一,无以保四海。陛下圣明,何以致此,无乃辅弼召之欤。窃见今日之为辅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变，下召民灾，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于鱼烂不已。愿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学士杨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学士石珤者,并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闻献皇帝①好贤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议礼诸臣,一言未合,辄以悖逆加之。谪配死徙,朝宁为空。此岂献皇帝意?非其意,虽尊以天下,无当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骏奔清庙,以慰献皇帝在天之灵哉!”疏反覆万四千言,最为剀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辅弼第一人，谓费宏也。珊律己清严,居官有威惠。外艰归,士民祠之名宦。后副使胡东皋谒祠,独顾珊叹曰:“此吾师也。”服阙，以故官莅广东。终四川按察使。

注①：献皇帝：兴献王朱祐杬,明宪宗之子,明世宗嘉靖帝的生父,被追封为兴献皇帝。

译文：

余珊,字德辉,桐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官行人,提升为御史。庶吉士许成名等完成教习任务后,留在翰林院的有十七人。余珊认为过多,上奏章批评这件事。言语冒犯了内阁,没有被采纳。到长芦巡查盐务,揭发宦官不法谋取私利的事情。余珊被宦官诬陷,戴上刑具被关入监狱,被贬谪为安陆判官。

后调任为澧州知州。世宗登位,提升余珊为江西佥事讨伐平定梅花峒的盗贼。升任四川副使,驻防威州和茂州一带。嘉靖四年二月奉诏奏陈十种潜在的弊病:網常法纪废弛,风俗败坏,国力衰微,外族势力强盛,国家的根本动摇,人才凋零,言路闭塞,奸邪正气混清,君臣相隔,灾异出现。

二十世纪《明史》纂修研究 篇9

《明史》之纂修, 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一百年, 百年修一史, 世所罕见, 亦显其纂修之曲折与复杂。

20世纪, 较早对《明史》纂修作系统总结的是黄云眉和李晋华。1931年, 黄云眉发表《明史编纂考略》一文, 从纵向的角度考述了《明史》编修的经过, 将《明史》之纂修分为三个时期。紧接着, 李晋华作《明史纂修考》一文, 从横向的角度对《明史》纂修作全方位的考察。汤纲等人的《〈明史〉的纂修及史学思想》一文, 对《明史》纂修的时代背景、纂修经过、编纂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姜胜利的《清人明史学探研》一书将官修《明史》纳入清人明史学的整体范围来研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卷列有《明史》一篇, 其中对《明史》的编纂背景、成书过程、《明史》编纂体例的介绍尤为详细, 是一篇系统研究《明史》的重要文章。

除以上成果对《明史》纂修问题作较为综合的研究之外, 另有一些学者对《明史》纂修问题的某一方面有所关注。周骏富的《〈明史·艺文志〉渊源考》一文探讨了《明史·艺文志》渊源问题。孟森《明史讲义》讨论了《明史》纂修中的失误以及其在体例上的特点。李洵的《〈明史·食货志〉的编纂学》一文, 对《明史食货志》的史料来源进行研究。何珍如的《〈明史·食货志〉的源流》通过对比王原、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四部《明史》稿本, 认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从而将《明史·食货志》源流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预修史家与《明史》纂修关系之研究

20世纪, 学界还出现了不少研究预修史家与《明史》纂修关系的文章。《明史》纂修过程中, 很多史家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 探讨预修史家与《明史》纂修之关系, 不仅有利于弄清《明史》纂修之过程, 也有利于促进对清初史学之研究。

关于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的关系, 学术界很重视, 研究成果也较多。张须的《万季野与〈明史〉》探讨了万斯同编纂《明史稿》的过程, 肯定他对《明史》之编纂所做的巨大贡献。朱端强的《〈明史稿〉的实际编撰者万斯同》对万斯同的生平、参与修《明史》的经过进行了考述, 并对其史法进行了总结。岑大利的《万斯同与〈明史〉》考察了万斯同在《明史》纂修过程中的活动, 肯定了其为《明史》纂修作出的重要贡献。黄爱平的《万斯同与〈明史〉的纂修》认为万斯同在《明史》纂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明史》成书“用力最多, 贡献最大”。她的《〈明史〉纂修与清初史学:兼论万斯同、王鸿绪在〈明史〉纂修中的作用》再一次对万斯同在《明史》纂修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朱端强的《万斯同〈明史〉修纂思想条辨》认为万斯同曾提出一系列《明史》修纂思想。

关于王鸿绪与《明史》纂修之关系, 也是《明史》研究中的一个复杂问题。20世纪30年代, 侯仁之的《王鸿绪与〈明史列传〉残稿》对多年流行的、学界几成定论的王鸿绪“攘窃”万稿据为己有之说进行辩证, 指出王鸿绪对万氏《明史稿》作了大量修改、考订工作, 功不可没, 为王鸿绪作了初步洗刷。黄爱平的《王鸿绪与〈明史〉的纂修—王鸿绪“窜改”、“攘窃”说质疑》认为“王鸿绪在《明史》纂修过程中, 既非完全任意篡改, 也说不上是无耻攘窃, 相反, 他却实实在在花了很大的功夫,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确为仅次于万斯同之后的第二人”。两年后, 牟小东的《〈明史稿〉旧案重提》条列了学界对王鸿绪由指责到否定的过程, 认为众史家对王鸿绪的指责和否定其实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十年之后, 黄爱平发文《〈明史〉纂修与清初史学:兼论万斯同、王鸿绪在〈明史〉纂修中的作用》, 认为王鸿绪于《明史》纂修后期“独自担负了《明史》全稿的修改审定工作, 继万斯同之后对《明史》纂修费心最多, 用力最勤”, 并对王鸿绪遭到冤屈的原因进行探讨。至此, 《明史》纂修过程中的这段公案, 终于有了一个公正的裁决, 二百年来王鸿绪所遭受的冤屈终于得以洗雪。

另外, 张明凯的《康熙皇帝与〈明史〉》探讨了康熙皇帝与《明史》纂修之关系;付荣珂的《顾亭林与〈明史〉》、王镇远的《顾炎武与〈明史〉》分析了顾炎武与《明史》的关系。朱端强的《姜宸英与〈明史·刑法志〉》认为姜宸英与《明史·刑法志》的关系。孟燕宁的《汤斌与〈明史〉纂修》分析了汤斌在《明史》纂修中的活动及作出的贡献;赵连稳的《黄宗羲与〈明史〉编纂》分析了黄宗羲与《明史》纂修的关系;王嘉川的《徐元文与〈明史〉纂修》认为徐元文为《明史》的成功纂修起到了创始奠基的作用;曹之的《〈明史〉预修同僚考略》则从总体上对《明史》预修同僚进行考察。另外, 孙卫国的《清官修〈明史〉与王世贞》认为《明史》之纂修与明朝史家王世贞有着密切关系。

三、《明史》诸稿本关系之研究

《明史》之纂修历时近百年, 有众多史家参与, 前后形成了多种稿本, 加之纂修时间距今较近, 因而历次修改的稿本中有不少被保存下来。对多个稿本进行梳理和辨析, 有利于对《明史》纂修作进一步的探讨。

陈守实的《明史稿考证》对王鸿绪三百一十卷《明史稿》进行考证, 此举揭开了20世纪《明史》稿本问题研究的序幕。柳诒徵的《明史稿校录》将所见十二册钞本《明史稿》的部分列传与王鸿绪《明史稿》和今通行本《明史》进行了对照, 认为此钞本系康熙时纂修各官所撰之稿本, 而不是万斯同史稿。李晋华的《明史纂修考》对《明史》纂修各官如尤侗、毛奇龄、汤斌、方象瑛、朱彝尊、施闰章、汪琬、沈珩、王邦荣、王源所拟史稿进行考察, 这是较早对《明史》稿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侯仁之的《〈明史列传稿〉校录》对所见的《明史列传稿》进行校录。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对其所见北京图书馆所藏不同《明史》稿本进行介绍和分析。许青松等的《〈明史〉残稿介绍》对其所见之《明史》残稿进行介绍。黄爱平的《〈明史〉稿本考略》对所见的《明史》诸稿本一一进行辨析, 这是迄今为止对《明史》稿本考察最为全面的成果。方祖猷的《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对万氏手稿的流散和存亡情况进行分析。乔治忠、杨艳秋的《〈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探讨了《四库全书》本《明史》的产生过程、内容的重新修订, 以及《明史考证捃逸》与《四库全书》本《明史》的关系。二人的《〈四库全书〉本〈明史〉对论赞的修改》还对《四库全书》本《明史》论赞改修的原因、改修的状况、改修的思想性和学术性进行评析。

王稿与万稿关系, 是《明史》稿本研究中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从清朝杨椿、昭梿、陶澍、魏源, 一直到近现代梁启超、黄云眉、李晋华等学者, 或认为王鸿绪任意窜改, 或认为王鸿绪无耻剽窃, 众口一词, 几成定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肯定王鸿绪篡改了万斯同的《明史稿》, 而且还骂他为“白昼行劫的偷书贼”。黄云眉在《明史编纂考略》一文中抨击王氏“史德之败坏, 可谓已极!”李晋华的《明史纂修考》不仅认为王鸿绪剽窃了万稿, 且慨叹道:“不特纂修诸臣惨淡经营之成绩归于乌有, 即斯同二十余年不辞劳瘁, 提要钩玄之苦心, 亦几枉费矣。”就在学界齐声声讨王鸿绪剽窃行为的时候, 侯仁之发表《王鸿绪与〈明史列传〉残稿》对多年流行的、学界几成定论的王鸿绪“攘窃”万稿据为己有之说作了辨证, 指出王鸿绪对明史稿作了大量修改、考订工作, 功不可没, 为王鸿绪作了初步洗刷。

除了以上研究成果外, 还有学者对几种《明史》稿本进行比较研究。万明的《试谈几部明史中的〈张居正传〉》通过对几部《张居正传》的对比, 辨明《明史》众稿间的渊源关系及演变脉络。曹铁的《〈明史〉与〈明史稿〉史料价值的比较研究》对《明史》与《明史稿》的关系进行分析, 认为张廷玉等进呈的《明史》多本于王鸿绪的《明史稿》, 认为二者就史料价值而言, 互有优劣。德国学者刘奋明的《谈“明史”与“明史稿”的兵志》对《明史稿》、《明史》中的《兵志》进行对比, 探讨其渊源, 品评其优劣短长。

四、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以上所列成果显示了20世纪《明史》研究中, 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和作出的成绩。但是, 在这一领域中仍存在需要加以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首先, 应加强对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对比研究。这三部史稿是《明史》纂修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 目前学界虽有一些比较研究的, 但也只是对三稿中的单篇进行比较, 从整体上进行比较的成果还没有出现。而加强对三者的比较研究, 可以更清楚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和改动情况。当然, 这一工作任务艰巨, 但意义重大。其次, 对预修史家与《明史》纂修关系之研究还需加强。在《明史》纂修的近百年中, 参与其中的学者, 前前后后约有五百余人,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明史》的纂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目前学界仅仅研究了其中一些人在《明史》纂修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更多人的努力则湮没无闻。加强此问题之研究, 不仅可以进一步弄清《明史》纂修之细节, 同时也有利于总结预修史家的史学成就、加强对清初史学之研究。

总而言之, 关于《明史》的研究仍是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期待着

摘要：二十世纪的清官修《明史》研究, 在具体纂修过程、预修史家与《明史》纂修关系、《明史》诸稿本关系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仍需加强对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