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结果（精选4篇）
关威
[摘要] 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结束战争。这种作法直观看来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史学界对此一般持否定态度。其实，当时中国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局面，主要是：战争的整体军事形势不容乐观，法国方面并没有改变对华战争政策，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严峻。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认为，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迫于当时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采取的保守性决策。[关键词] 中法战争；形势；乘胜即收
发生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近代一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战争后期的1885年3月24日，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使战场形势有了一定转机。然而清政府却“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条约，结束了战争。对此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这种评价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图根据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对“乘胜即收”的深层次原因作进一步分析，以求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战争后期的总体军事形势
1885年3月24日，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地区出乎意料地取得镇南关大捷，随后又于3月29日克复谅山。有人据此认为，战争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军队应该乘胜进军。其实，这种估计并不准确。
首先，越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中法战争开始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总体是处于劣势，镇南关以南的地方大多失去。镇南关战役中国取得胜利，除了老将冯子材等参战将士英勇杀敌，也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法军方面，由于轻敌冒进，孤军深入，弹药和给养遇到困难，加上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作战，重型武器难以发挥优势，战斗力有所削弱；中国方面，除了利用有利地形，且以逸待劳，另外还有王德榜一军在法军背后截断了其给养和援军，动摇了法军军心。这说明，此次战役的胜利虽然挫败了法军的嚣张气焰，使越南战场的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但却不能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可以继续保持不败。事实上，在此次战役发生前两天的3月22日，负责前线军事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向朝廷报告局势时还忧虑重重：“近日密查关内外军情，甚为可忧，„„诸军气馁心离，军民多怨，目前边事益难。”说明他对局势的看法并不乐观。此外，中国与法国签订《停战条件》后的4月13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向朝廷报告：“顷接冯廿四电，探报法添兵到，定廿八日分三路复攻谅山，„„已电各军严备互援。”还有，在西线军队取得临洮大捷后，云贵总督岑毓英向朝廷报告形势时也心情沉重：“记名提督刘永福自左域失利退扎连山总，军心瓦解，陆续逃遁，所存不满五百余名，„„迄今将及一月,多方召集，不足千人，战守两难，进退失据。”
其次，台湾及东南沿海的局势始终十分危急。1884年8月，法国发动第二阶段的战争，消灭了福建水师，并且攻击和围困台湾，企图据地为质压迫中国妥协。清政府虽然采取了应急措施，包括派淮军宿将刘铭传以巡抚衔赴台指挥抗战，派船运送援兵和饷械增援等，但是都不能有效解除台湾的危难局面。刘铭传到台湾后向朝廷报告局势时说：“现在军械缺乏，„„地广兵单，情形较前更紧。受困日久，民心惶恐，求迅速济兵济械，设法救援。”1885年3月25日，刘铭传又报告说：“闽省久无信来，亦无兑款，若一月后无大批饷至，兵必溃散。„„毛瑟枪子、饷项二事最急，若无接济，束手待毙。”此前，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奏折中说：“臣等细阅前后电报，刘铭传以百战之余，乃至有呼天之语，敌舰外逼，军火渐穷，土匪内讧，人心摇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矣。”镇南关大捷后几天，3月31日，孤拔率领法国舰队攻占了澎湖，借以抵消镇南关大捷对法国的不利影响。这更加剧了台湾的危难局面。以上两点之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台湾和越南两地在清政府棋局中的地位已有差别。早在战争之初，李鸿章就曾指出：“若仅在越地鏖兵，利钝无甚关系；波及内地，则各省强弱不齐，民穷财匮，实大可虞。”战局的发展，令人担忧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清政府不得不疲于应付台湾和东南沿海多处告警的局面，军事、财政等都很困难，颇觉力不从心。清政府对台湾安危的焦虑及对越南战事的厌倦，在它向前线发布的停战撤兵命令中体现出来。1885年4月10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中说：“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这说明，清政府已经下了决心，宁可放弃已经难以挽回的越南，一定要保全台湾。
二、茹费理下台后法国的对华政策
一般观点认为，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政局陷入混乱，茹费理被迫辞职，法国似乎改变了对华战争政策，所以清政府不应该停战，应该继续进军。那么，镇南关大捷后法国对华政策究竟如何呢？直观看起来，茹费理内阁的垮台是由于法军在镇南关和谅山的失败，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茹费理下台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茹费理下台是统治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斗争的结果。1871年，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不久，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血腥地镇压了。在那之后，法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直相当尖锐，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经常以各种形式的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反对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还由于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了，割地赔款，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因而法国的政局经常处于不安定状态。因此，当法军在越南失利的消息传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便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对外侵略的示威游行，这对茹费理内阁无疑是相当严重的打击。
其次，茹费理下台是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出击的结果。茹费理在法国统治阶级中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就是说他在法国政坛上的地位并非牢固，他面对着十分强大的反动派。其中包括，以克雷蒙梭为首的一派，和以杜怀尔为首的一派。法军在镇南关的失利，已经使茹费理感到强大的压力。紧接着，法军又在谅山失利的消息于法国时间3月29日早晨报告给茹费理。茹费理闻讯后心神不安、情绪低落，他似乎预感到内阁无法度过这个难关。他把这个消息转告外交部司长毕乐时说：“明日内阁将不再存在了。”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茹费理还是要做一些补救措施来收买人心，以求尽可能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29日白天，茹费理与他的助手们紧急协商后决定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包括增派援军、增拨军费等。对此，毕乐记录道：“人们总怕北京朝廷最近开谈和议是一种诡计，以懈怠我们警惕之心。它或者另有计划中断谈判，再以广西军出来一赌运气。„„依照这些考虑，政府当日即采取一连串的紧要措施。它颁发命令，立即遣发至东京、交趾支那及顺化若干陆军新大队及新炮兵队。它并电孤拔海军提督，迅即组织封锁北直隶。最后它又准备翌日即向众议院要求追加二万万法郎，作为陆海战争之用。”3月30日上午，法国议会开会，会场内外一片喧闹，有人悲观，有人愤怒，大家都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茹费理，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茹费理。反对派议员先后发言严厉批评茹费理，有人甚至要求追究他的法律责任。3月30日下午二时，茹费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议会会场。茹费理在发言中首先通报了有关情况，然后带有强烈目的性地着重介绍了29日他与助手们研究决定采取的紧急措施，并预言这些措施将很快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接着，茹费理请求议会讨论通过他提出的增拨军费的议案。他还特别强调，为了尽快挽回法国在越南的损失，“他将不把拨发经费的投票当做是信任的投票。这样可以使这个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获得满场一致的同意。然后议院可以再自由决定到底要把这些计划委托什么人去执行。”茹费理的意思是，拨发经费和信任内阁可以分开而论，先通过拨发经费，再决定对内阁的态度。茹费理这番话是想给人们一种他对国家负责的印象，以求博得一些同情。但是，他很快失望了。反对派议员坚持要求必须先更换内阁，然后再讨论其他的问题。随后，对茹费理提出的“增拨军费议案有先议权”的提议进行表决，结果以306票对149票否决。这事实上表明了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于是茹费理被迫辞职。
以上探讨了茹费理下台的原因，下面再分析茹费理下台后法国对华继续侵略的政策是否改变的问题。3月24日镇南关战斗发生，一些法国议员对法国的失利表示出强烈不满。3月28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议会中今天有质询，反对党攻击茹费理说，早应宣战，以防中国取得饷械的补充等等。”3月29日，谅山战役发生，法军再次失利，法国舆论大哗，对茹费理提出更严厉的批评。3月30日，金登干致赫德电报中说：“法报认为总理衙门的谈判，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并咎茹费理不应受绐。”可见，反对派议员抨击和搞掉茹费理，并不是反对他对外侵略，而是认为他侵略部署不力，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和形象。这也就是说，反对派议员搞掉茹费理，决不是想改变法国的侵略扩张方针，而是希望换个人来更好地维护法国的殖民利益。3月30日下午，茹费理宣布辞职，反对派议员倒阁的目的达到。紧接着，议会开始讨论对华政策的问题。一些议员先后发言，认为法国不能改变对华战争政策，应设法尽快挽回损失。如李播在发言中指出，更换内阁“不是说要放弃我们兵士用鲜血胜利取得的东京阵地。放弃这些阵地不但是一种国家所不能宽恕的懦弱畏葸，抑且使我们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荣誉与安全不能保持。”3月31日，茹费理下台前提出的关于增拨军费的议案被议会通过了。对此，毕乐这样记载：“茹费理先生辞职后，法国两议院一致同意垫款五千万法郎，以应前夕所请求拨付东京的费用。这个消息北京知道后，人们认为是法国战争计划的象征。”显然，法国统治阶级急于挽回战场失利的损失。在4月4日金登干与毕乐签订《中法议和草约》后，4月7日，金登干致赫德电报中说：“法议会今天开会，总统„„向议会演说：‘我们要求中国尊重我们的条约权利和天津条约所允让的权利，如谈判能达此目的，当然很好，否则我们决心不改变远征的原议，诉之武力。’”其实，总税务司赫德早在1884年10月17日致金登干函中就分析认为：“我猜想无论是茹费理当权，或者另外一帮——即使是和平党也罢——执政，都将决定从事于大规模的战争，和野心更大的计划。”
三、中国的周边形势
由于中国国力衰弱，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必然对清政府的决策发生重要影响。当时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的有俄国和日本。俄国在不久前的中俄伊犁交涉中受到挫折，对中国的怨恨一直存在，因此支持法国侵略。清政府对此当然清楚，始终存有戒心。1884年8月24日，军机处曾命驻俄、英大臣曾纪泽：“法船现已在福州开战，打坏马尾炮台、船局。倘俄暗许助虐，不但法势更张，而朝鲜、东三省各处添防，我力亦分。阁下即就近密探法、俄有无合谋中国之事。”9月10日，军机处又电告曾纪泽：“闻法人有与俄、倭密约，明年法犯北洋，俄犯吉林，倭攻朝鲜，以图牵我兵力之说。自系法人虚声。俄国有无举动，著曾纪泽密察，随时电闻。”9月13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俄新闻馆言：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日前俄有兵船一帮，在烟台装粮煤、洋钱甚多，不知何往，以后尚有水师兵队北来。”对此，赫德也指出：“现在关于俄国的谣言很险恶，大家怕它会为了吞占满洲和新疆而有所动作。”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随着实力的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强。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朝鲜。1882年7月，日本侵略分子曾在朝鲜策动了“壬午兵变”，想染指朝鲜。结果被清军平息，由此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中法战争开始后，日本主战派异常得意，认为是大好时机，于是立即开始活动。法国也对日本的扩张行动给以积极的支持。1884年9月，法国驻日公使先基维支与日本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协商，决定法国以私人贷款方式提供100万日圆，作为日本在朝鲜扩张的补充费用。日本政府也积极策划，命令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竹添进一立即前往朝鲜。竹添进一到达朝鲜后紧急策划，与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合谋于12月4日在汉城发动了“甲申事变”，攻占王宫，软禁朝鲜国王，组成以“开化党”人为主的政府。这次事变虽然很快就被驻汉城的清军平息，但是由此造成朝鲜及北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令清政府极为震惊，此前不久被派赴援助台湾的北洋海军的2艘战舰也受命立即返回北洋。李鸿章12月10日致总理衙门电中说：“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此外，中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也不断发来消息，说日本各处军火工厂甚为忙乱，日本军队也处于戒备待命状态。这些都对清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对于当时中国面临的险恶周边环境，赫德分析指出：“中国如仅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它能够好好地打一阵，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在法国所能派出的一万人之外，再添上三万兵力，朝鲜也许会叛变，三合会等等也许会在内地造成扰乱，俄国也许又在边境上拿去一大块，前途真是够严重的！”这个分析应该说比较客观，反映出清政府的为难和怯阵心理。
四、李鸿章与乘胜即收
关于乘胜即收，史学界一般认为是李鸿章主谋决定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李鸿章还没有那样的地位和权力。1885年初，清政府综合考虑各方面困难，决定不再持续打下去，于是委派赫德通过海关驻伦敦代办金登干与法国进行秘密议和谈判。1885年2月17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说：“我现在正在拼命地抓住裂缝的两端，以使它们能重新接合。我把事情全抓在我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3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说：“李督在过去一星期内很活动，也许有迳向法驻津领事试探谈判的可能，请茹费理注意，李现在并无权力在任何方面接触这项问题，因此，请勿让李督方面的任何尝试影响现经皇帝批准进行的谈判。”3月2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又说：“李鸿章在过去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谈判，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却在多管闲事。”这说明，这次秘密外交谈判李鸿章无法参与。3月30日茹费理下台后，4月4日，金登干与法国方面订立《中法议和草约》，清政府很快批准，于4月7日发布停战撤兵谕旨。5月20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透露：“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的，她很勇决，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这是值得特别考虑的。„„太后不仅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读了这些话，乘胜即收究竟是谁决定的已经相当清楚了。
李鸿章虽然不是乘胜即收的决策者，但他是赞成这一决策的。清政府其他官员也有不少是赞成的。比如，曾纪泽在3月30日茹费理辞职的当天致电清政府认为：“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两江总督曾国荃在致李鸿章信中认为：“趁此台湾镇口两处兵事尚无挫衄之时，复新得谅山克复、法将受伤之信，顺风转舵，峻坂走丸，在彼族为求成，在中朝为大度，事机相凑，体统无伤，计无有善于此者。”
乘胜即收虽然不是李鸿章所能决定的，但是最后与法国订立条约还是要李鸿章出面。根据《中法议和草约》的约定，1885年5月初，清政府命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正式和约的谈判。张之洞5月3日致电李鸿章：“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希望李鸿章在谈判中尽力多争回些权益。其实李鸿章也是这样想的。但李鸿章开始谈判后发现，由于法方执意坚持以金登干与法国订立的《中法议和草约》为谈判基础，他几乎没有周旋的余地。他5月5日复电张之洞：“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公徒责望，似未深知。”5月26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谈判详细情况之后特地说：“缘前六条每欲添易字句，巴等坚称法廷来电，经两国国家商定一语不可动移。若删改原文，仍非赫德转电外部不可，非鸿章等所能为力也。”表明他的困难处境。5月28日，张之洞再致电李鸿章：“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赫德不足论，仍须公主持，勿贻后悔。”其对李鸿章的信任和期望之意不言而喻。但李鸿章确实难有作为，他5月30日复电张之洞：“事由中制，非鸿章所能主持。”6月9日，经朝廷批准，李鸿章与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又称《中法新约》或《李巴协定》），标志中法战争结束。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认为，第一，镇南关大捷等战役虽然给越南战场的战局带来一定转机，但是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形势；加上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战局始终非常严峻，因此战争的总体形势依然是严重的。第二，镇南关大捷等战役后法国内阁出现变动，并不意味法国将改变对华战争政策，而是相反，法国已经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以挽回损失，如果不是中国接受停战的话。第三，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日本的扩张野心，使清政府对战争前途、对国家整体安全不能不存有深深的疑虑。因此说，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考虑到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迫不得已采取的委曲求全的决策。清政府决策的关键是要“收”，既然“收”是已经确定的，那么在何种条件下收，其实只是时机的问题。比较而言，乘胜即收，似乎还比在其他不利情况下收稍微有利。考虑到这场战争中国虽受到不少挫折和损失，但最终坚持没有赔款，这应该说是利用了镇南关大捷等战役的积极影响，是不幸中的一点安慰。所以，对于乘胜即收，应该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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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On Problem of Finishing Fight Policy in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
Guan Wei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自19世纪70年代起, 西方列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中国的边疆危机频繁发生, 尤其是法国侵略越南所引起的西南边疆危机愈演愈烈, 中法关系愈日恶化, 终于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战争中, 法国舰队肆行于中国沿海, 山东的海疆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光绪十年六月九日 (1884年7月30日) , 总理衙门在与美国驻华使馆秘书何天爵的面谈中得知, “法国若侵扰口岸, ……当在福州、吴淞、烟台等处”[1]455。同年六月二十四日 (8月14日) , 清廷得知, “法总兵福禄诺, 有胶州口岸易攻之说”[2]卷188, 639, 令山东严密防范。七月二十二日 (9月11日) , 山东“闻法因不得基隆煤, 将谋威海卫”[1]537的消息。八月十二日 (9月30日)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 “法有五船在山东庙岛地方游弋”[3]306。
但是, 当时山东沿海一带的海防状况并不理想, “登莱之防未严”[4]卷37, 13。光绪元年 (1875) , 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 总揽了山东海防建设事宜。但是, 由于经费困难等各种原因, 到中法战争爆发之际, 山东的海防建设尚未形成规模。光绪九年八月三十日 (1883年9月30日) , 李鸿章奏称:“海防筹办有年, 因限于经费, 船舰不齐, 水师尚未练成, 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其海外之旅顺口筑台浚坞, 威海卫鱼雷营正在兴工, 尚未克期可竣。”[4]卷34, 50李鸿章曾为山东代购两艘蚊船, 分别命名为“镇中”、“镇边”, 但认为两艘炮舰若零星分布, 力单无用, 便于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 (1881年9月17日) 将两船纳入北洋合队操练, 同时又将山东登荣水师加以裁减, 仅留4只旧式艇船巡防浅滩险港, 水师又“多系广东蛋户渔家, 只能弄船, 不习战事, 其船亦由广东装造, 工料窳薄, 不足以一战”[5]481。山东原有泰安轮船驻守烟台洋面,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将其调赴朝鲜、旅顺、金州等处装运军煤。李鸿章虽早已认识到威海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但限于财力决定推迟威海卫的海防工程建设, 仅于光绪九年 (1883) 先在威海金线顶建水雷营一处。烟台已建成通伸冈炮台一座, 但势单力孤, 且没有配备大炮, 旧有八角口炮台等仅存基址, 难以济用。山东的海防地理形势又十分复杂, 海面辽阔, “绵亘二千余里, 弥漫汪洋, 无险足恃, 守难言守, 防不胜防”[1]108。因此, 当时整个山东海防状况是无船、无炮、无险, 一旦敌人侵扰, 防海非常困难。严峻的海疆形势, 迫使清廷和山东地方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山东海防。
二、清廷对山东海防的关注与指导
在这次海疆危机中, 清廷对山东海防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积极指导, 不仅切责督促山东巡抚陈士杰 (字隽丞, 湖南桂阳州人, 1881年1月任山东巡抚, 1886年6月病免) 和负责北洋防务的李鸿章认真筹备山东海防, 而且还派大臣亲往山东察看海防布置情况。
当时, 朝中很多官员认为烟台在北洋海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必须严密防守。光绪九年十月九日 (1883年11月8日) , 云贵总督岑毓英 (字彦卿, 广西西林人) 奏称:“查各省海口, 以天津、烟台最关紧要, 但求朝廷添派重兵, 于此二处严密防守。”[1]240光绪十年十二月六日 (1884年1月3日) , 山西巡抚张之洞认为, “欲固天津, 宜防烟台;敌人不得烟台以资接济, 断不敢深入渤海, 必宜有健将扼守”, 因此他建议朝廷派“素性忠赤、意量宏远, 新立战功于海外”、曾屯防烟台、“规画略有成算”[1]269的提督吴长庆再次防守烟台。时左庶子恽彦彬也曾提议:“烟台为直沽门户, 与旅顺相对, 其间岛屿极多, 之罘西北有暗礁, 庙岛之东有长山头浅滩, 均不利船行, 若能声势联络, 敌船不能飞渡。”[4]卷45, 9-10根据这些主张, 清廷严令山东增强烟台防务。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1883年12月19日) , 清廷上谕:“山东要隘以烟台为最, ……着李鸿章遴选得力将领, 如曹克忠、郭宝昌等酌带数营扼扎烟台, ……陈士杰当就本省现有各营严密布置, 察明地方应如何预筹备御。”[4]卷37, 14北黎冲突后, 法国任命孤拔为舰队司令, 将军舰调往福州和基隆, 阴谋在中国沿海占领一两个地区, 以迫使清政府就范, 中国沿海形势更加严峻, 清廷也更加重视烟台的防务。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1884年8月17日) , 清廷谕示陈士杰举办团练:“山东烟台海口, 关系紧要, 深恐兵力太单, 不敷防剿, 着陈士杰赶紧激励绅民举办团练, 以备辅兵力之不逮。”[4]卷44, 28七月一日 (8月21日) , 清廷又谕令山东:“山东烟台防务吃重, 现募新军尤需得人, 现带总兵王正起能否胜任?着察看。”[4]卷45, 2七月五日 (8月25日) , 清廷又派前江苏巡抚吴元炳 (字子建, 河南固始人) 前往山东细心察看烟台防务。当时朝廷中与陈士杰有矛盾者上奏弹劾他办理海防草率, 朝廷便又派事下尚书延煦、左都御使祁世长前往山东察看海防情形。鉴于烟台防务的重要, 清廷还令李鸿章在营口、旅顺、烟台三处设旱线以通消息。
清廷在密切关注烟台防务的同时, 还令山东加强胶州、威海等重要海口的防守。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1884年8月19日) , 清廷根据吴大澂 (字清卿, 江苏吴县人) 的奏报得知, “山东防军不过六千余人, 胶州海口甚宽, 由胶至省无险可扼”[2]卷188, 639, 便令陈士杰筹备胶州海防, 于山东省腹地各营“酌量抽调练军勇营, 或迅速增募, 即行妥筹办理, 总须添足万人, 期于战守确有可恃”[4]卷44, 29。在得知法军将谋占威海后, 清廷又令陈士杰会同李鸿章实力筹备此处防务。
综上所述, 清廷从京师安全出发, 密切关注和积极指导山东筹海事宜, 这对于山东海防的加强大有裨益。
三、山东地方政府的筹海举措
严峻的海疆形势, 中央的不断督促, 使山东地方政府不得不尽心尽力, 积极筹措, 办理海防。
当时具体负责山东海防事宜的是巡抚陈士杰, 他采取措施加强海岸防守, 并把防海重点放在了烟台和登州。针对山东海防兵力不足的实况, 陈士杰双管齐下, 一面在登、莱、青、武4府办理民团, 以互相联络, 一面在沿海地区增兵备战。他或从腹地抽调练军勇营、或派将领增募新勇营以厚集沿海兵力。当时山东原有勇营主要有广武军、松字营、济字营、振字六营、精健三营、马队一营、利捷水师营, 由于从这些勇营中抽调的官兵不足以防守沿海, 陈士杰又增募了一些新的勇营。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 (1884年5月9日) , 兖州镇总兵全祖凯所募兵营成军, 五月十五日 (6月8日) , 副将李世祥招募楚军500人成军。陈士杰还函商曾国荃“奏调道员李光久, 率一老营, 招二新营, 迅赴山东, 统领各军, 以备海防之急[3]366, 同年九月三日 (10月21日) , 李光久带领毅字三营到山东。
在沿海增兵后, 陈士杰根据山东海防的地理形势进行了兵力布置[1]110。对于威海卫的防务, 陈士杰与李鸿章函商, 决定弃而不守。其依据是:“威海本海滨一荒岛, ……该岛三面环山, 避风而水深, 用以演习水雷, 颇为得地。此时已将水雷移往他处备用, 则威海仅属空岛, 守与不守, 均于大局无关损益, 且处处设防, 转不无兵分力单之虞。”[3]417
四、山东海防的历史特点
综上所述, 中法战争时, 由于清政府担心法舰北上, 重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悲剧, 对山东海防表现出了极为重视的态度。山东巡抚陈士杰和北洋海防的总设计师李鸿章在御敌于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根据朝廷的指示举办团练、抽调或增募兵勇加强山东海岸防卫。这些海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山东海防力量, 但仍未跳出以岸为守的传统海防观的束缚, 这突出表现在对威海弃而不守方面。这固然与当时清朝和山东海上力量虚弱有关, 但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则应归根于清朝海权意识的淡薄。战争中, 清廷曾明确谕旨陈士杰:“如有法兵船驶近, 务先断其接济, 彼如登岸开衅, 即行并力决胜, 以遏凶锋。”[2]卷187, 613这一谕令充分证明, 清廷采取的是一种以陆战保卫海疆的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
中法战争中, 山东海防兵力发生了变化, 主要是防勇, 这与以往海疆危机中以绿营兵担任海防任务相比是一个进步。防勇亦称防军、防营或练勇, 因征勇留防各地而得名, 是太平天国和捻军被镇压后屯驻留守在长江南北各省险要区域和重要城镇的勇营。与绿营相比, 防勇具有不同于制兵的种种优点:防军是粮饷取于公家, 而其用人权、饷权归于各省督抚的地方半私人性质军队;防军驻防集中, 粮饷优厚;防军机动性大, 随便性多。这些优点, 决定了勇营在初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当时有人评颂防军“较之往日营兵, 何啻天壤之别”[6]卷58, 20。山东在镇压捻军中所募勇营很多, 全省肃清后, 只酌留振字、济字、精建营马步队及利捷水师营。陈士杰开任山东巡抚后, 曾统带在郴州、桂阳等地所练广武军来到山东, 计中前后左右五营, 副中营两哨, 炮队左右二营。以这些防勇担任海岸防卫重任抵御法军侵略, 是洋务运动时期山东海防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不同之处, 是晚清山东海防事业中的一种新气象, 在实践效果上来看, 与绿营相比, 实有增强山东海防武力的意义。但是, 勇营的素质也存在一些问题, 毕竟属于旧式军队, 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巩固国防。
摘要：中法战争中, 山东海疆形势严峻, 为了保卫京师和海疆安全, 清廷与山东地方政府积极筹海, 加强海防。这一时期, 山东海防出现了新气象, 但仍未跳出以岸为守的传统布防窠臼。
关键词：中法战争,山东海防,陈士杰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 (五)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2]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张振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 (二) [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4]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 (二) [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5.
[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二)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关键词:中法战争;谅山事件;据地为质;封锁
一、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爆发后,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军官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李、福交涉之时,清政府力图维持宗主地位、屏蔽滇桂门户。同年4月,上谕就要求李与福谈判,“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1]李则致信总理衙门称:“伏查四月初十日密谕各节,内越南职贡照旧一节,已隐括于第四款‘法国现与越议改条约,决不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之内。……通商一节,已包括在第三款,‘毗连越南北圻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之内’,既云边界,必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明矣。……其第二款‘北圻华军调回边界’云云,查桂军退扎谅山,滇军退扎馆司、保胜,皆近边界。此约倘蒙许可,只须密饬边军屯扎原处,勿再进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约。”[2]
李之说法自属敷衍,但清政府据李所述,认为《李福协定》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基于保藩固边的考虑,清政府仍驻军北圻边境,等待与法国议订详约。法军在《协定》签订后仍继续推进,6月23日进抵谅山,驻防清军予以阻止,两军交火,法人败绩,是为谅山事件。谅山事件发生后,法国要求清军退兵、支付赔款,并考虑夺占沿海口岸作为质押。为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法军开始对目标口岸进行封锁。
二、据地为质,谅山事件
在法国的“据地为质”计划中,福州、基隆是首选目标,而福州更是重中之重。在法国看来,福州不仅是重要通商口岸,而且拥有马尾船厂,占据福州可以逼迫清廷妥协。基隆则具有重要商业价值,基隆煤矿的全年产量为55000吨,按照20法郎1吨的价格,总值达1100000万法郎。法国考虑在索赔未果的情况下,利用基隆的商业利益作为补偿。
基于这种考虑,谅山事件爆发伊始,法军就对福州、基隆进行封锁。7月13日,法舰驶入闽江,“泊马尾,不准华船入口”,监视口内福建水师。7月22日法舰驶抵基隆,8月2日封锁口岸,“禁阻战略物资在基隆卸船。”
面对法军重压,清政府认定谅山事件咎在法国,深恐屈就法人之胁迫而演成列强纷起宰割之局,因此同意撤兵但坚拒赔偿。中方代表曾国荃同法使巴德诺开始谈判,巴索赔2.5亿法郎,并以中国允偿为商谈之先决条件。曾为促成和局,表示可以付给法国“五十万银两,约三兆半佛郎,名义是救助谅山的死难者”,但是不惟法国拒绝接受,清政府也拒绝承认。
8月21日,兵费交涉破裂后,法国开始实施“据地为质”计划。它本拟占据福州,后为避免西方列强的反对,改为占据马尾船厂。8月23日,法军进攻船厂,但孤拔“可使用的登陆水兵只不过六百人;而中国方面则有数千步兵,或者如人所传说,他们已在船厂埋藏了地雷”。法军封锁福州一月有余,终未如愿“据地”。茹费理与巴德诺、孤拔就“质押”地点展开讨论,巴、孤主张直接北上封锁渤海湾,夺取旅顺、威海卫,阻断海运漕粮。茹经过权衡,9月下旬决定首先攻取基隆、淡水。
10月1日,法军攻占基隆城区,但未能入据矿区。巴德诺表示:“人家即让与我一城,我们且无力占领。”9月26日,法舰抵淡水进行封锁,不久又进行登陆,为清军挫败,是为“淡水大捷”。法舰封锁基隆、淡水,在海峡两岸造成紧迫氛围。10月12日,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奏称:“闻各船俱不敢再装兵械,无复有接济之望。”然而法国迄未宣战,不能阻止清政府租用中立国船只运送军队或军需品。法舰“蝮蛇号”曾在淡水截获载运勇械的“华安号”,但因挂用英旗,仍行放回。
在这种情形下,法国为了维持并扩大对基隆的占领,决定封锁台湾,阻绝来自大陆的接济。孤拔的封锁部署如下:以六舰位于基隆海面,以三舰位于淡水海面,以一舰泊马祖,以二舰往返基隆、马祖间。不过,法军为能继续利用香港获取补给,而承诺不在公海搜查船只。
不过,孤拔仅计划以八至十艘军舰来执行封锁任务,数量上的严重不足注定这种封锁难有成效。1885年1月7日,法军宣布重新封锁台湾。尽管法舰封台迄近半年,经屡次增加兵力,截至1885年3月最多达35艘,但在大部分时间战舰数量不足,对于封锁台湾西岸数千余里的海岸线,显然不敷使用。
三、封锁
首先是公海搜查。1884年12月,英国承认中法存在战争状态而宣布严守中立,香港不再允许法舰购煤修船,而法国也认为台湾封锁未达预期效果,因此从1885年2月开始在公海上检查船只、查禁军火,不再限于台湾西岸。法舰数量终究有限,只能调用有限舰只搜查公海,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是阻禁漕粮。早在1884年7月,巴、孤就提议占据旅顺、威海卫作为质押,断绝北运漕粮,但没有得到茹费理的支持。1885年1月,法国计划实施北上方案,封锁渤海湾。巴、孤则强调法军兵力有限,欲使封锁产生效力,必须查禁海运漕粮。2月21日,法国决定禁阻由沪起运的漕船,并于26日正式实施。法军宣布将米作为战时禁制品,禁止运往广州以北各口。几经波折,法国终将封阻漕粮付诸实施,但已与最初的北上方案相距甚远。不过4月初两国即告停战,6月13日法军正式解除封锁,因而这一举措未对清政府产生严重影响。
此外,法国还对北海进行封锁,以切断入越清军之补给。1885年3月7日法国宣布封锁北海,禁止军需物资入港,14日正式实施,一直持续到5月22日。其实,清政府向北圻输送军火并不抵达北海,而是从广州溯西江至龙州,再分别转运滇、桂两军。法军封锁北海并不会影响北圻清军的军需供应,自然不会构成实质威胁。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罗亚尔.中法战争(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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