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草原文化特色

略论草原文化特色（推荐8篇）

略论草原文化特色 篇1

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事实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正逐步表明，在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不但分布有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北方草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第一个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并作出系统解读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当时虽然没有使用草原文化这一概念，但他对西辽河流域文化的阐述，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草原文化是完全一致的。苏秉琦指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约1000年后，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中原、关中、山东、西南、江南等地区也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华大地出现“满天星斗”式的万国林立局面。苏秉琦还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牛森主编《中国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继苏秉琦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还相继确认，孕育“红山文化”的北方地区，还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进步的历史。对此，草原文化研究学者乌恩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著《蒙古族传统文化》，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除上述各点之外，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作用之中。一方面，它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了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参见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笔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儿歌中有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如果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种宗教生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生态观，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抱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们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护生态方面，客观上具有内在的“强制”优势。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人们经常会问，草原民族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坚韧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其实，这同他们践行自由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是草原文化践行自由的特质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上的反映。在草原民族那里，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必理论，不必言说，完全熔铸在民族性格之中。这是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富个性的地方之一。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籍描写草原民族“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草原民族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蒙古民族中，人们至今喜欢用“英雄”（巴特尔）这一词汇作为自己的名字。蒙古族还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些英雄史诗，如《江格尔》等通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对“力”的崇拜、对“勇”的崇拜、对“王”的崇拜。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这种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性格。

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略论草原文化特色 篇2

内蒙古地属我国少数民族地区, 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这样的资源为发展特色畜牧业提高可有利的条件, 草原文化是内蒙古的一项特色资源, 是内蒙古特色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草原文化为内蒙古特色畜牧业、特色旅游业、特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身后繁荣文化底蕴。这也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样的特色资源是吸引外资、吸引消费群体有利基础条件, 在草原文化的背景下发展特色的畜牧业为内蒙古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开放、包容、发展的特质, 才能使内蒙古巨型企业在传统产业获得现代性方面的可能, 像伊利、蒙牛、永业等企业深受开放包容的草原文化的影响, 最终创造了品牌的效应, 实现可国际接轨, 完成了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在市场化、共计划的进程中, 作为内蒙古企业的杰出代表, 伊利的开放, 实现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对接;内蒙的进取, 实现了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对接;永业的创造, 实现了与科技、管理和组织创新的对接。

1 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经济特征

1.1 草原文化的内涵

内蒙古发展畜牧业有其特殊的资源优势, 这样特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内蒙古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先决条件。一种观点认为, 草原文化主要是指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在的独特文化, 是由草原地理环境 (自然因素) 、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 是草原游牧民族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各种途径自我选择的结果, 是游牧民族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进步、追求文明的表征,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 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 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根据学术界对草原文化的普遍理解, 草原文化是:为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 由蒙古族为主要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 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并存, 通过草原生态系统与其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信仰、心理特征的融合,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和发展的, 并不断为异质文化的精粹为养料的动态文化。

1.2 草原文化的经济特征

1.2.1 自由开放的奔放精神

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说, 自由开放的天性绝对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深的溶于民族性格之中。当然草原文化是由兼容并蓄的特征, 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对不同文化、宗教、种族和人才一视同仁的政策法规,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外来的文化, 积极的学习和吸纳各民族先进的文化, 并且积极的对外开放, 欢迎先进的技术、人才和文化融入其中。当然这种文化也是融入在内蒙古的企业文化之中, 以积极开放学习的心态企业吸纳国内外优秀的品牌企业, 学习其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营销方式, 同时注重特色产品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 并且发挥自身的资源与时, 创立自己的特色产业、特色品牌

1.2.2 崇信重义精神气质

崇信重义既是草原民族的行为准则, 也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草原民族以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荣, 以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耻, 为追求这一崇尚的价值目标, 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辞。因此, 守信讲义历来被认为是草原民族对优秀的民族秉性之一, 也是草原文化始终高扬的精神旗帜。这样的气质怎么能不吸引外商对其投资, 大量的资金注入一定会带来特色产业的发展进而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这样的气质同样能够把企业做强做大, 诚信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合作的前提也是诚信, 一个有诚信的民族和企业一定是受大家尊重和看重的。

1.2.3 开拓进取的精神气质

自强不息, 开拓进取, 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质决定了在恶劣的条件下要想生存就必须进行各种争战, 渐渐的也就练就了草原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气质。到今天为止, 这种民族精神依旧是蒙古族人民族精神的内核和精华, 也是成为当地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如蒙牛“学习沟通、自我超越”的企业精神和“做中国和世界乳制品准也制造商的领导者”的企业目标, 都体现着草原文化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

2 内蒙古发展特色畜牧业的优势

内蒙古发展特色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全区草原面积1.3亿多亩, 占全国的1/5, 耕地面积1.1亿多亩, 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 草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居全国首位, 可利用的淡水湖泊面积占全国淡水湖泊面积的10.7%, 森林面积近3亿亩, 占全国的1/9, 居全国第2位。畜存栏、人均占有粮食居全国第3位, 牛奶、牛羊肉、马铃薯等农畜产品和山杏、沙棘、枸杞、苁蓉等野生竹资源特色突出, 绿色、无污染, 具有发展食品工业的巨大优势和潜力。丰富的土地资源、各异的自然环境以及多样的动植物分布为发展特色畜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已经稳定形成125亿kg以上粮食和7000万头 (只) 以上牲畜的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如今, 内蒙古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油、糖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经环境监测综合评价表明, 内蒙古多数地区绝大多数农畜产品品质优良, 生产的牛、羊、肉、乳、牧畜脏等等都是天然的绿色食品, 符合发展绿色视频的环境要求, 具有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良好条件。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绝对是全国其他地区很难超越的。

2.1 内蒙古发展特色畜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科研项目《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在内蒙古的应用研究》 (批准号NJ03030) 成果表明, 内蒙古发展特色畜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首先, 内蒙古拥有区位比较优势, 蒙古大草原所处纬度较高, 主要位于北纬4~45度之间, 世界畜牧专家确认, 45度左右是最佳的奶源纬度带。而内蒙古大草原恰恰位于北纬理5度左右这一天然养牛带上, 与欧洲、南美、新西兰处于同一纬度;内蒙古大草原西部距离海洋较远, 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的复杂多样的气候, 光照充分, 全年太阳辐射量从东北向西南递增, 日照时数从东部的2700h, 逐步增至西部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的3400h以上。充足的日照, 更有利于植物的光合作用, 丰富自然的植被食物链, 尤其是独特的饲草饲料资源, 富含奶牛所需的粗蛋白、粗脂肪、钙、磷等多种营养素, 为奶牛提供了最优质的营养;内蒙古大草原的气温年际变化显著, 大部地区的气温的极差普遍为65~85℃, 气温较差年为13~16℃, 为中国气温极差与日较差全国最大的地区, 这非常有利于草原植物糖分的储存, 干物质的凝结;内蒙古大草原昼夜温差大, 海拔高, 高寒的气候, 最大程度上减少了牲畜的传染病流行。再从资源优势条件来看, 内蒙古草地资源、畜产资源丰富, 是我国庞大的“肉库”和“乳仓”, 适宜于特色畜牧业的形成和发展。最后市场优势方面分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质量的生活要求高档的健康的绿色食品, 加上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所以饮食结构也在不断的合理, 这样就为内蒙古的特色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2 内蒙古发展特色畜牧业的竞争优势分析

比较优势决定一个地区的产业分工, 决定产业发展的方向, 是确定一个地区特色产业的基础。而竞争优势决定一个地区特色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竞争中获取收益的能力。波特认为企业的定位核心就是“竞争优势”。一个成功的企业通常比竞争者有更持有竞争优势。竞争优势一般可分为两类:“低成本竞争优势”和“差异型竞争优势”。一般来说, 一个企业不可能同时具备两个优势, 低成本的竞争肯定会对企业带来一定的效益, 就差异性来说, 一个企业如果想要拥有一定的差异性一定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消耗, 这样的消耗有时候是巨大的, 但是差异性就是特色性, 特色性是现在企业发展, 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特色的也就是独特的, 一个企业一但拥有了这种独特的资源,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就拥有了一种相当的竞争优势, 当这种优势能够持续性的在这个企业中存在那么这个企业也就形成一种竞争优势地位, 并未企业带来优越的经济效益。还是可以看到内蒙古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的, 这样的特色资源就为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竞争优势, 这样的竞争优势一定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2.3 草原文化多赋予内蒙古特色畜牧业的作用

草原文化其实是一种绿色、有机、环保的原生态文化, 尤其是在内蒙古地区, 这样的资源更是符合了当前消费者的理念, 重视环保、崇尚自然、追求健康, 已然成为现代人的消费时尚和理念, 绿色产品一定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内蒙古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其实就是一种绿色产业的发展。内蒙古的几个龙头企业正是依托当地的特色资源发展壮大的, 这些特色资源无不体现着绿色环保的价值作用。国际市场对绿色食品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健康食品的需求, 给内蒙古地区的特色畜牧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根据国家的权威预测绿色食品的消费需求和利润都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市场潜力巨大。草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文化, 其核心价值一定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它代表的绿色、无污染、环保, 代表着诚信重义、热情奔放, 充满生机, 这一无形的文化精神在内蒙古特色畜牧业的企业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为绿色营销提供了有利条件。伊利、蒙牛、小肥羊餐饮和鄂尔多斯集团等知名品牌无不体现着内蒙古的草原文化。正如小肥羊火锅企业董事长余加荣先生所说:“除了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外, 要把草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强悍进取的民族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之中, 使企业获得持久发展的内驱力”。

3 内蒙古特色畜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

3.1 蒙牛企业的发展概况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现牛羊”这应该是人们对内蒙古最初的印象, 一提到内蒙古我们一定会想到草原, 会想到遍地的牛羊群, 然后我们就会想到喝上纯正的浓郁的牛羊奶。所以内蒙古特色畜牧业的发展一定是离不开乳制品的, 蒙牛乳业是继伊利乳业之后的一家迅速崛起的乳产品的加工龙头企业。1999年创立, 2003年改名为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蒙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同行业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现在蒙牛集团的产品有瞄准了国际市场, 其国际化步伐已经加快, 正在由“中国牛”向“世界牛”演进。集团总部设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前后五期工程占地面积55万m2、建筑面积14万m2、绿化面积11万m2, 目前拥有总资产30多亿元, 员工万余人。与此同时, 蒙牛生产基地在自治区境内以总部呼和浩特为轴心, 向西延伸, 进入包头、巴盟等地区;向东延伸, 进入兴安盟、通辽等地区;向外省延伸, 进入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湖北、河南、兰州、新疆、浙江、黑龙江等地区。2002年, 摩根士丹利、英联投资公司、鼎晖投资同时投资蒙牛, 注入现金两亿多人民币, 并于2003年再次注资, 成为摩根士丹利在亚洲地区直接投资额最大的企业。一个好企业的发展一定离不开其产品的好质量和高水准的专业化, 当然还有好的企业文化也是成就一个好企业的必不可要的因素。内蒙古的草原文化给内蒙的企业注入了新的灵魂, 这就是绿色、无污染、健康、原生态及开拓进取、诚信、开发的企业文化。蒙牛企业的发展壮大正是对这样的文化不断追求的结果, 也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3.2 特色产业的发展来源于特色的资源优势

3.2.1 自然资源

蒙牛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 主要还是依靠于自身的资源优势, 地处内蒙古地区, 这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各异的自然环境以及多种多样的动植物, 都为蒙牛乳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畜存栏、人均占有粮食居全国第3位, 牛奶、牛羊肉、马铃薯等农畜产品和山杏、沙棘、枸杞、苁蓉等野生竹资源特色突出, 绿色、无污染, 具有发展食品工业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内蒙古地处边疆, 工业“三废”和化肥、农业污染较轻, 绝大多数地区空气、水质、土壤仍然保持着原始良好的洁净水平, 加之内蒙古特殊的地理、地貌, 具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这样的条件下, 生长出来的优势草地能为牛、羊牲畜提供较好的饲料, 也能使牛、羊牲畜茁壮成长之后产出优质的奶源。辽阔广裹的内蒙大草原覆盖了内蒙古的大部地区及周边省份的部分地区。在中国北方诸省绵延千里。其主要分布还是在内蒙古, 内蒙古大草原主面积8666.7万公顷, 其中有效天然牧场6818万公顷, 占全国草场面积的27%, 是中国最大的草场和天然牧场。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上天然草原保留而积最大的地方, 是中国最大的无污染源动物食品基地。

3.2.2 劳动力

企业的发展在拥有产品原材料的前提下, 一定要进行产品的加工再制造, 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劳动力的成本直接影响到生产的产品和企业的效益, 所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一定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内蒙古地区总体来说经济尚欠发达, 但是却拥有充沛的廉价劳动力资源, 这样的资源优势为蒙牛乳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 这样的发展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发展, 蒙牛企业的发展壮大, 在设立生产基地和奶源基地的通知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这样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还带来了社会效益, 一举两得。

3.3 从蒙牛乳业的发展总结发展特色产业的成功经验

3.3.1 必须以自身的优势资源、特色资源为基础

以特色资源为基础, 就是从实际出发, 立足于可以支撑的资源基础, 发现和创造市场需求。内蒙古自身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而且这样的资源又具备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 因此发展乳制品企业的正确的选择, 并且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像伊利、蒙牛等。民族地区由于自身的特殊地域环境所以其特色资源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充分利用好自身的优势,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进而给地区带来经济效益, 这才能促进特色产业的发展。

3.3.2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市场是连接生产消费的纽带, 是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目前出现产品过剩的情况下不得不引起重新思考, 是不是大量的商品生产出来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就造成了大量过剩的产品。这时候市场对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发展特色产业无疑是一种必须要考虑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形势下, 发展特色经济必须适应并准确把握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 强化市场观念, 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进行特色产业的开发与经营。要把市场牵动放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 从指导思想上就做出转变, 消费者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把眼界放长放远。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足以说明具有强大的卖方市场, 市场的需求是巨大的, 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温饱问题, 而是对所消费的产品有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绿色的、有机的等等。蒙牛企业就是以乳制品的绿色、有机、无污染而著称, 并且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3.3.3 以开发绿色产品为重点

公司自成立之初开始逐步按照IS09000标准运行, 并于2000年6月底正式通过了IS09002质量体系认证和英国本土NQA质量保证审核;7月份, 该公司获得了“中国市场知名企业”和“中国市场知名品牌’的荣誉;到年底, 该公司生产的雪糕、冰淇淋、液体奶系列产品全部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标志, 并被世界名牌产品交流中心和中国名优、名牌产品推广中心评为“消费者信得过产品”。这些都能够表明蒙牛乳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绿色概念的, 绿色产品更好的被消费者所看重, 大家都认为绿色的才是健康的, 才是值得被信任消费的。

3.3.4 在企业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注意社会效益的提高

蒙牛公司在当地的经济园区内投资建厂后, 不仅对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 还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由于蒙牛企业的进入, 上交的赎金增加了, 企业的发展一定需要员工, 这样就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员工的收入也在不断的提高蒙牛公司为所在地扶持和发展了养牛户口5000个, 使当地增加了奶牛8000多头, 每头奶牛年收益可达3000~5000元。这样极大的激发了当地奶牛农户的积极性, 推动了当地奶牛养殖业和饲养种植业的发展。蒙牛公司生产基地投入生产后, 组织了社会上冷藏车、奶灌车等各种车200多辆, 总价值6000万元, 为公司服务, 运输各种产品。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当地运输业的发展。随着当地居民的就业率提高, 人民的经济收入增加, 消费水平也明显的提高, 必然就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比如说:餐饮业、运输业、房地产等等, 进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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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特色形成略论 篇3

关键词：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特色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57-02

广袤神奇的黑龙江大地自古是多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黑龙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独具特色。她也是东北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由原始氏族向奴隶制和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夫余、高句丽、慕容鲜卑、粟末■、契丹、女真、满族等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种政权的建立无一不受到中原封建制的影响。”[1]黑龙江是满族人的故乡，特别是其建立的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引导文化发展走向的因素众多，对历史文化的解读也难于做到一览无遗、面面俱到。但是黑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泱泱中华卷帙浩繁的历史长卷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代表性文化之一。

一、时代沧桑——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剪影

黑龙江因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和政治方面等因素，使其在古时成为流放“汉囚”之地。独特的流人文化是黑龙江在近代之前沐浴汉文化滋养的一种特殊现象。流放的生活和黑龙江的山水人文，给这些远离故土，饱受乡愁煎熬的“流人”以独特的写作素材。从他们的诗词文章中亦能感受到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北国风光的无限敬畏与开始新生活的自励。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流人文化是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激活的前奏。何时明令不再向东北发配“汉囚”，可追溯至乾隆初年。作为黑龙江古典文化发展之尾声，其影响范围虽有限，却为后人分析当时塞北边疆的社会文人心态提供众多生活化的素材。

还有一个群体的人，他们当中既有塞北的封疆大吏也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像周树模、宋小濂等一大批治民安邦之才，对于黑龙江的贡献也是彪炳史册。“由于黑龙江地区文风闭陋至极，财政拮据，学校之创办十分困难。然而，幸得一批‘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主持政务、苦心经营，教育才始具新气象。”[2]他们对于黑龙江近代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虽岁月已久，赤子情怀亦感人肺腑。足以体现官民对于黑龙江发展尤其是文化领域的殷切盼望。

随着近代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加剧，针对开源节流、边疆告急等问题的处理已经是摆在清朝统治者案头上的当务之急。清政府审时度势做出决定：解禁黑龙江等地。此时的黑龙江迎来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石，农业的飞跃性进步成为黑龙江开发浪潮中的重头戏，也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人力与财力。“自1861年至1911年的半个世纪期间，整个黑龙江地区从部分开禁放垦到全部放垦，共放荒764万余垧，是黑龙江地区土地放垦的重要时期。”[3]虽在此期间难免有仓促、疏漏之处，但对封闭已久的黑龙江来说，终于迎来沐浴开放的春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黑龙江的历史文化繁荣与日俱增。

闯关东这样宏大的历史画卷也由此开启了更大规模。如史诗般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使得与闯关东相关联的众多整体与个体都有了一部自己的奋斗史。历史文化通过人类这样智慧勇敢的载体，在新的大地上得到生根发芽的契机。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娱顺理成章地在黑龙江广大地区被传播。拿剪纸来说：“剪纸是民间艺术，具有久远的历史。清代中叶对东北地区开禁，河北、河南、山东等关内谋生的流民纷纷涌入，剪纸艺术也随之传入。松花江地区所属各县城乡均有此项民间艺术，尤以方正县的剪纸活动最为突出。”[4]

在开发黑龙江经济与文化上，这些移民虽然文化程度有限，但却是构成近代黑龙江文化特色形成的中坚力量。比起长期封闭的黑龙江来说，他们已经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语言、习俗、观念等方面潜移默化的改变都将历史文化的创造推向高峰。

一个“闯”字道出了近代中国旷世罕见的移民潮。“闯”如果说是为生存而形成的冒险精神，那么同时这也演变成了一种开天辟地、不畏艰险的英雄品质。在山东、河北等省份，到关外闯一闯，是当时的主流。“‘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地区文化传统，‘闯关东深深扎根于日益扩大的社会联系中。”，“对绝大多数的山东人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5]这些历史文化的迁移与扩散，在新的土地上又产生了变异，更具有黑龙江的特色。这些闯关东移民对于黑龙江的感情浓厚，正如曾经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逐渐的，人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黑龙江人。

哈尔滨，被冠以众多城市美誉，“东方莫斯科”最能体现其特色。在黑龙江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对俄文化怀揣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不应忘记俄国势力曾带给中国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残酷侵略，特别是开启俄国全方位侵入黑龙江的中东铁路的建设，带给黑龙江人民的压榨更是罄竹难书。但是正因为铁路的建设，使跨地域大范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此时期，由于哈尔滨交通便利，开埠通商人口骤增，一些评剧与京剧名角竞相来哈献艺。上演的《爱国娇》、《马振华哀史》、《杨三姐告状》、《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等时装剧目颇受赞誉。”[6]俄国在以哈尔滨为首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经营许久，大批的俄国侨民涌入黑龙江，有学者总结：“俄国侨民所到之处，都把优秀的俄国文化带到所到国家，并吸收侨居国文化，从而孕育了风格独特的侨民文化，侨民文化不但是20世纪俄国文化的一宗瑰宝，而且也是俄侨所在国文化的一宗瑰宝。”[7]具有宗教色彩的教堂或是典型俄国式的民居这些仿佛如童话世界般的建筑，既是俄国人民热爱生活的写照，也给无数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以肯定的是：“俄国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与中国的文化相互撞击、相互交流。新旧文化的斗争、中西文化的交汇不仅丰富了黑龙江地区的文化，而且加速了它的开发进程。”[2]

各种历史文化现象组织起来促使一个黑龙江历史文化特色体系的形成，所以黑龙江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值得注意：“清末民初，由于经济日趋发达，佳木斯农、林、矿、商不断开发，人口骤增。关内各地京、评剧行班及曲艺艺人纷纷来此做营业性演出，致使佳木斯镇艺坛一度出现繁荣景象。”[8]还有边疆的黑河地区：“清末民初，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及无声电影传入区内，区内的影剧院亦相继建立，丰富了边疆的文化生活。”[9]

由于抵抗沙俄、日本的侵略，文化领域也成为黑龙江儿女的战场。许多英雄人物由此诞生：“黑龙江地区沦陷后，爱国文艺人士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着抵抗运动，形成了以哈尔滨为活动中心的北满作家群，萧红、萧军、金剑啸、关沫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血雨腥风的时局里他们为民族自由奔走呼号，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仍保持铮铮铁骨，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天动地。在揭露敌人残暴统治和人民疾苦的时刻里，他们无不体现着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身为社会头脑的责任，在文化战线上，用血肉与才智筑起民族尊严的长城。

二、小议龙江文化范式的形成

对于上述黑龙江历史文化特色，究其形成过程展开分析，以下几个因素只是众多成因的一部分，但也具有一定思考性：

其一，从自然地理等环境因素上讲，这里自古为“极边苦寒”之地，酷寒恶劣的气候使人望而却步。漫长的冬季给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诸多不便。气候环境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双刃剑，既铸就了黑龙江人勇敢豪迈的气质，却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困扰。这里的农、林、牧、副、渔之丰富是举世公认的资源“福地”，从古至今既吸引人们冒险到此求得财富，也成为战略大后方的绝佳首选。

其二，战争的破坏带给黑龙江文化的摧残在近代更是充满血泪。就拿俄国来讲：“俄国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原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同亚洲部分的中国相距很远，并不接壤。”[3]随着俄国不断侵扰黑龙江地区，战争涂炭生灵、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日本势力在取代俄势力后更是将历史文化囚困在战争与奴役的阴霾中。“哈尔滨沦陷后，民族文化艺术遭到摧残，城市文艺社团演出受到严格的控制，农村戏曲活动面临衰亡。”[6]，“日本侵略军占领佳木斯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各项文化活动均鼓吹‘日满亲善，宣扬‘王道乐土，文化艺术事业萧条。”[8]残酷的殖民文化教育摧残着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民族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广泛地运用其所使用语言的口语和书写形式。”[10]而日本侵略军却在用奴化教育，妄图控制中国人对于汉语和汉字的学习和使用，企图消灭华夏民族的尊严与活力，这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侵略。

其三，在传承黑龙江历史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黑龙江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桎梏，有学者指出：“黑龙江区域的古代民族，曾经历过夫余人的‘汉之属国、渤海人的‘海东盛国、女真人的‘金源内地等几度兴盛的时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曾达到空前的繁荣。但予人遗憾的是，这种‘兴盛繁荣没有像农耕文化那样传承发展，且在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联系，而总是在‘兴盛繁荣之后便又回到了落后乃至原始的状态之中。”[11]这仿若在留住记忆的过程中失去了一条连贯、绵延的历史准绳，失去她，不但使一切还要重新梳理，同时损失的将是令后人为之扼腕的难以复制的辉煌。

其四，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于黑龙江历史文化近代特色的形成也十分关键。长期的封禁政策，严重阻碍黑龙江的人口流动与对外文化交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黑龙江却被封闭在历史的边缘长达数百年。黑龙江虽贵为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却没有畅享文化交流的机会，原本就薄弱的历史文化基础变得更加敏感与脆弱。城乡发展尤其在文化领域内的差距更是大的惊人。

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特色的形成是内外原因交织的结果。我们在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时，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弘扬黑龙江历史文化而努力。

三、总结

黑龙江这片神奇的土地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她的文化发展带有浓厚的近代色彩。无论是原住民还是移民，黑龙江带给他们的是一系列单纯却又复杂的感情。禁止开垦诏令的实施，人为地阻隔了文化的再创造，使这里的文化事业一度被打入历史的冰封期，在特定时期的百花齐放之后转而走向万马齐喑。但这不是历史的沉沦。这里有太多的迁徙，人来人往。这里海纳百川，虽也有战争的涂炭，但这里带给移民的情怀，更多的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与气度。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积淀不厚，但是她的特色就是这样，中国的“和”是一种传承，而“融”也是一份传承。

这里的文艺因有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而婀娜；这里的教育因有近代发展实业教育而在短期内成绩斐然；这里的历史因有国内外众多热爱和平、珍惜生命的人共同创造而色彩斑斓。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与中原文化血脉相通。在感受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风情时，我们更应该牢记黑龙江历史文化传承中曾有过的伤痛，传承龙江精神，弘扬历史人文，即便时光荏苒，不变的黑土情怀淬砺成金，在历史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刮起炫美龙江风。

参考文献：

[1]刘烈恒.东北文化研究的新收获——读“东北文化丛书”[J].社会科学辑刊，1992，（4）.

[2]辛培林，张凤鸣，高晓燕.黑龙江开发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第一卷总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松花江地区志编纂委员会.松花江地区志（文化志文化艺术）[M].哈尔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907.

[5]李明望.关东文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6]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文化文学艺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张冰.俄罗斯文化解读——费人猜详的斯芬克斯之谜[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162.

[8]佳木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佳木斯市志（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黑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河地区志（第三十五篇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0]郑永旺.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草原文化铸华章 篇4

——我盟建设民族文化大盟掠影

记者 王大为 实习记者 安晨雪

文化如水，泽润万物；文化如歌，和谐共振。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根系；文化，是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认识，2004年盟委、行署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盟”的口号。5年来，我盟文化大盟建设步履矫健，依托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深入挖掘、整理、弘扬民族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传承民族文化。几年来，以蒙古长调、呼麦、马头琴等典型元素为代表的民族文艺，焕发出了神奇的魅力；以元上都、汇宗寺、贝子庙、恐龙化石区等为代表的众多历史文物遗迹，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以那达慕、祭敖包等活动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向世人展示了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

如果说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工业浪潮”令世人瞩目，那么，与之相伴而来的文化建设则更让人惊奇。谱写了一曲两个文明和谐发展的时代乐章。现在，让我们放缓匆行的步履，回眸锡林郭勒蒙元文化谱写的绚丽与灿烂。

文化铸魂：让蒙元文化辉映更广阔的世界 锡林郭勒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锡林郭勒。而这一任务由驰名中外的蒙元文化符号或活动来承担最为便捷和经济。

2004年以来，我盟确定了“盟里抓品牌，旗县抓特色”的思路，各地依托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精致打造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一批形象鲜明、易于记诵、地域性强、风格浓郁的文化品牌渐趋成熟并被世人认知。

蒙古长调，可以说是草原文化的精髓，是蒙古民族音乐艺术皇冠的一颗明珠。在锡盟这片土地上曾培养出以“歌王”哈扎布、莫德格为代表的一大批长调演唱艺术家，使锡林郭勒长调在全国和世界文艺舞台上大放光彩。西乌珠穆沁旗长调演唱艺术家照那斯图是将长调带入课堂的第一人，为锡林郭勒长调艺术的普及、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为典型的锡林郭勒长调代表作品有《小黄马》、《四季》、《赶马》。近几年新创作的长调歌曲《神马颂》先后获全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征歌一等奖，全区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全区第八届艺术创作“萨日娜”奖。

为了更好地打造蒙元文化品牌，我盟投资3亿元，建造了占地27万平方米、汇聚蒙元文化精粹的综合性文化建筑———蒙元文化苑，它由蒙元文化博物馆、民俗馆、民族歌舞剧院、蒙元文化研究中心、蒙元历史名人雕塑群和科技文化长廊组成，生动形象地诉说着蒙元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深远影响和神奇魅力。2008年，在建中的博物馆就已经接待中外游客3万多人，使蒙元文化更加名扬四海。当我们逐一翻阅全盟各个旗县依托传统文化精心打造的“文化名片”，就会感受到锡林郭勒独有的文化激情：东苏旗的“乌兰伊德文化”、“沙嘎文化”、“绳艺文化”和“印记文化”源远流长；正蓝旗的“元上都文化旅游节”、“苏鲁锭祭祀仪式”和“察哈尔宫廷奶食节”名扬四海；西乌珠穆沁旗依托“摔跤健将的摇篮”、“蒙古族长调之乡”、“民族服饰之都”和“游牧文化之源”之美誉，释放着乌珠穆沁草原文化的无限魅力；镶黄旗头顶“中国蒙古族阿尔斯音乐之乡”和“中国蒙古族火不思传承基地”的耀眼光环。

近年来，我盟依托各地的文化特色精心打造的“中国〃锡林浩特国际游牧文化节”、“天堂草原西乌珠穆沁旗民俗风情节”、“中国〃元上都文化旅游节”、草原皇家御马文化节暨全国马术绕桶冠军赛”、“绿色地平线东乌珠穆沁草原旅游节”等文化旅游品牌让古老的草原熠熠生辉。

在这些文化品牌的引导下，民族文化娱乐表演业、民族文化旅游业、民族文化服饰表演业、民族文化影视音像出版业和民族工艺品制造销售业也顺理成章地发展壮大起来，向外界展示了蒙元文化的无限魅力，也让世界了解蒙元文化，走进锡林郭勒。

文化惠民：让城乡居民共享文化发展新成果

4月29日晚，蒙元文化苑民族歌舞剧院座无虚席，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记忆》在这里首场演出，受到观众一致好评。这台在锡林郭勒大草原肥沃土壤里汲取生命甘泉的大型民族舞剧，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和民族特色，把几十年前在草原上发生的令人柔肠百转、气荡挥泪的感人故事演绎为一部大型舞剧，将观众带入一个远在天边的梦幻草原的记忆中，通过唯美精彩的舞段、回转磅礴的舞台效应，折服了观众。该舞剧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运用民族歌舞艺术的多种元素，凝聚了文艺工作者们的辛勤汗水而大放异彩，堪称草原舞台艺术的一朵奇葩。

2004年以来，西乌旗本着“文化塑旗”的宗旨，先后举办了有2048名跤手参加的搏克大赛和有800匹蒙古马参赛的阿吉乃大赛、“中国铁木真国际草原山地车邀请赛”、“中国草原大赛马”、“骏马杯”全国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全国女子搏克邀请赛、“照那斯图杯”蒙古族长调民歌赛等，成为百姓精神生活中的一道盛宴。

2006年，如雨后春笋般，西乌旗的93个嘎查一下子“冒出”了88支业余乌兰牧骑，其中的优秀人才又组成了6支苏木级业余乌兰牧骑。为了让这些基层“文化星火”形成燎原之势，旗里每年都拿出一笔资金为他们购买演出设备和组织演出活动。两年多的时间里，业余乌兰牧骑编演民歌、舞蹈、小品、马头琴演奏等文艺节目328个，参加演出人员800多人（次）。2007年夏天，各路业余乌兰牧骑开进旗政府所在地的文化广场，为城里的居民献上了7场散发着草原花香的文艺晚会……

近年来，我盟始终把文化发展作为一个百姓共享共建的产业来抓，举办的一系列文化体育活动不仅让广大城乡居民享受了一场场文化盛宴，也让草原文化走出草原，走向世界。

文化保护：让文化大盟建设根基更深

自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今正蓝旗东50里处）登基，确立了自己的都城（史称元上都），展开统一大业，蒙元文化即在这里奠基、传播。近年来，我盟借助这一历史，力打蒙元文化牌，并以元上都“申遗”为抓手，通过加大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好地丰富和加深外来者对当地悠久和独特历史、文化的理解。目前，元上都的“申遗”工作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预计2012年可以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经过近些年的努力，全盟荣获国家级先进文化旗县2个，获自治区级先进文化旗县2个、苏木乡38个。荣获国家级优秀文化站1个，自治区级优秀图书馆1个、文化馆（站）3个。近年来，我盟还相继成立了民族文化艺术创作研究会、元上都历史研究会、体育总会等多个社团组织，为系统研究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编写出版了《蒙古族通史》、《锡林郭勒文化》、《走进元上都》、《汇宗寺》、《多伦县文物古迹》等具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多部书籍。在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方面，近几年各地收集出版的原创书籍达386本。

民族文化大盟的建设，让我盟的民族文化在传承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保护。现在，我盟确定不可移动文物300处，已成功申报元上都遗址、汇宗寺、贝子庙、多伦清代古建筑群等4处国保文物单位，其中元上都遗址成为我区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化遗产。申报山西会馆、洪格尔岩画群等29处为区保文物单位；命名38处旗保文物单位。近年来，先后累计投入5000多万元重点对元上都遗址、汇宗寺、贝子庙等文物进行维护修缮。馆藏文物从无到有、不断积累，全盟总量达35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29件套、二级文物44件套、三级文物59件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扎实开展，先后对濒危的乡土民间传统艺术进行了抢救、挖掘、整理、恢复、创新。那达慕、祭敖包、勒勒车制作技艺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锡林郭勒独特文化品牌；蒙古包制造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多声部民歌潮尔、蒙古族婚礼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项目名录；火不思、蒙古包、乌珠穆沁婚礼、乌珠穆沁服饰等9项文化遗产进入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不思等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单。

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篇5

摘 要：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文化；城市建设；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族群、民众共同创造的文化3）

［1］（P。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建设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确认识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推动二者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互动演变史

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貌，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等都可归入城市文化的内涵之中。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而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城市文化可划分为互动共生、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中层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国家以文化比强弱，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竞争中抢得一定先机，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应追寻其“根”——历史根脉，然后再结合现实条件，明确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约在百万年前，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现今已考古发掘出近百处史前人类文化遗迹，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窑文化遗址（位于现今新城区保合少乡大窑村），它的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场面之宏观是世界罕见的。它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原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呼和浩特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晚期，匈奴日渐强盛。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开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长城，在黄河北岸屯兵垦殖，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称始见于史册。云中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开端。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将原来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西汉武帝时期是呼和浩特历史上建城最多的一个时期，至今存有遗址的西汉古城仍有三十余座，这些古城的建筑风格相仿，大部分有内外两城，建有官署、庙宇、民居、作坊、粮仓、街道等。东汉末期之后，该地区行政建制出现空缺。公元2－3世纪，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族拓跋部西迁到该地区游牧，并建立鲜卑人的第一个都城——盛乐城（位于现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权的敕勒族在此地长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区便有了“敕勒川”之称。隋唐时期，突厥族逐渐强大。公元六世纪中叶，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唐朝，经白道川，驻牧于本地区。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的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军事城堡——东、中、西“受降城”。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俗称“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独具特色，高大雄伟，没有瓮城和其它守备设施，这缘于当时“兵贵进取、不求退守”的指导思想。五代十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被称为“哈罗川”，为契丹族所占据。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在此设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东胜州和云内州。丰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区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内由四大坊区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城市四面设城门，并筑有瓮城。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丰州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从云中城时期到丰州城时期，由于这一地域处于游牧文化板块和农业文化板块过渡交界带，战乱频繁，军事防御和进攻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而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城墙和便于集权控制、等级划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响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则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题，其遗存现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现今赛罕区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是我国现存最精美的辽塔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再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贸易通商，丰州封闭的街坊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与对其构成威胁的蒙古政权开始了连绵的战争。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又称“俺答汗”)率部驻牧于阴山南麓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于是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求的双重推动下，积极谋求与明朝和平通贡与互市。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明双方结束了对立，开设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场所。在此之前，现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就开始陆续迁入土默特地区垦地种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默特地区汉族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开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历时四年，在今呼和浩特旧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语称之为“库库和屯”（后译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赐其名为“归化城”。这一时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关系，引藏传佛教（喇嘛教）入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库库和屯”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召庙。对此，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据《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记》记载，由札萨克喇嘛掌权的大召、席力图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齐召、班革达召和乃莫齐召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权的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寿寺、广福寺和巧尔齐召为“八小召”。来自17世纪的游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召庙的华美，称呼和浩特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继续保持当地安定、团结、发展的形势。

到十六世纪末，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约有十万左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清朝建立后，实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1693年，聚居在归化城的回回商贩和回族官兵在今旧城北门外修建了清真寺，这里从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并沿袭至今。1697年，康熙帝将恪靖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随公主来到归化的满族家仆、包衣大约有千人左右，在北郊兴建了公主府，府兴营和小府村等村庄也随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垦荒等原因，山西一带的大批汉族工匠、商人、农民来到塞外，“走西口”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人逃难、谋生的途径。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北亚草原上，沿着队商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内的“买卖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买卖城”是在归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见缝插针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区原原本本地搬来，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层面。在此建造的茶馆、酒店、车马大店，以及供驼商卸货、住宿和转卖商品的客店等设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为多），不讲究中轴对称。“买卖城”的空间结构和归化城的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点继承关系：其一，“买卖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庙寺院为各个核心展开的，商业街都是以召庙寺院为起点，向南、向东、向西延伸。通过考证，发现了这些商业街本是蒙古人转召巡礼的路径。其二，“买卖城”里召庙寺院的门前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广场，这里是举行蒙古宗教仪式、召开夏季摔跤大会等的节日空间场所。所以，这也是对游牧都市的广场空间的继承。其三，游牧都市时的商业空间不是店铺，多是露天市场。这一点在“买卖城”中也得到了体现。“买卖城”的街道都很狭窄，但拥挤的街道的出头之处却会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过考证得知，这些空地本是驼桥、羊桥、牛桥、骡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场。这样，“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间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构成重层的空间结构。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为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一座供八旗军驻扎的城池，命名为“绥远城”。当时人们称绥远城为“新城”，而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修建后，满、蒙等族的八旗调拨绥远驻防，其家属也随军居住于此。清代归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区不断扩展和繁荣。现今旧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在这里设立总号。到清代末期，绥远、归化这两座姊妹城形成了东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两城并为归绥县。1921年，平绥铁路开通，火车站附近形成独立的居民区，与“绥远城”、“归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态，这一格局也最终奠定了后来呼和浩特市的发展框架。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绥远省，设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三片地区逐渐连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并恢复为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纵观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系统。政治、经济、历史、环境、地理、科技、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同时发生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实质上是一个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碰撞、交融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渐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传承、演进与积淀。近代以来，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亲缘的广泛交织，多样性文化的积聚融合，以及时代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今天，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却的文化“记忆”，并创造条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使其从内涵到形式不断增强现代性，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各类文化交织演进、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的活态文化。此外，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吸纳、弘扬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许多现代企业将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爱护自然的生态观、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华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既注重绿色环保，又注重效率与效益。呼和浩特市经济形态上的城市品牌——“中国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的接轨。

（二）以蒙古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较强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大量吸收汉、突厥、畏兀儿、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种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创新最多、影响最大、谱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虽然游牧生产方式早已终结，但蒙古族文化却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扬光大、再续传奇。

（三）以“和”文化为主要内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着民族和睦、顾全大局、交流合作、传播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交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文化节的举办，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动经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作用。党政机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和支持媒体在这一平台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景观、艺术作品、企业品牌应运而生。昭君文化丰富的“和”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首府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着随和、合作、好客、热情的集体性格，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注重诚信、和气生财的道德风尚，“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风貌，和衷共济的思想意识；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饮业、旅游业、工艺品业等行业广泛应用，这缘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团圆平等、礼宾好客等文化内蕴及风情体验；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称本身就有一个“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辐射性。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统地集聚了高层次的文化机构设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以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等“品牌”，发挥其巨大的辐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体与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导下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异性原则，对城市整体和局部的文化发展模式、方向及布局进行宏观规划的过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文化；其三要昭示未来。如果城市文化定位准确，符合其资源状况和发展需求，就能成为绝大多数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价值，进而对其行为、形象、素质产生导向和优化作用。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的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市委〔2000〕22号文件，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辖“四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的文化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也是下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一）玉泉区文化定位——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

玉泉区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在层峦叠嶂大青山的辉映下，当时的“归化城”显露出一派苍郁的生机，于是，蒙古族居民为其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简称“青城”。玉泉区曾是呼和浩特召庙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完整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图召。大召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堪称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壁画和佛殿内的各种彩塑、金铜造像、晾佛节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尔》经卷、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位于大召南侧门前的“御泉”（后演变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御马刨泉”的传说，清代文人曾题“九边第一泉”词并刻匾悬挂在大召寺山门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区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灯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毁，仅剩背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因该塔由五座小塔构成，故俗称五塔寺。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是由人工积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2006年，五塔寺遗址复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扩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此外，玉泉区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老街、晋商文化遗存和大量传统民居。

作为文化遗产富集区，玉泉区文化定位应是“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其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整体性文化保护。玉泉区的历史地段、传统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空间环境，也是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实行“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建策略，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按照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维护传统民俗的延续性的原则，对玉泉区实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二是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发卓越的资源禀赋，改变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文物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旅游景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设计开发具有草原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三是把建设“生态玉泉”作为城区规划发展的目标，积极实施空气洁净、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并高标准招商，吸纳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高的企业落户，打造生态工业区。

（二）新城区文化定位——保护传统文化、打造蒙元文化、发展商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

新城区早为清代“绥远城”。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窑文化遗址、和硕恪靖公主府、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国家投资修缮。绥远城墙是负载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构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现已残破不全。自治区已初步投资600万元，在保持与原构造规制不变、与原规格尺寸模数不变、与原材料质地品种不变、与原传统工艺做法不变的原则下，对绥远城东、城北两段698米的残墙进行保护性维修。将军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是当时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衙署的产权归属于一些单位而不是国家，从而造成“重利用、轻保护、被商业店铺四面夹击”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积极与有关单位协商，以尽快将东跨院的产权收回。

新城区近几年注重提炼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将其渗透、熔铸、升华、移植、物化、体现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观中。例如，投资3亿多元重点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设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景观承建单位组织了包括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交通、生态、灯光等方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项目考察和专题研讨，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发展前景：一条特色鲜明突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元文化国际走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品位品质俱佳的商业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场所。新城区集中了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党政机关、火车站以及中山路商业街，商业网点密集、消费氛围活跃、生活服务设施便利、交通通讯畅通，宜于发展商业文化。

新城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北部，总土地面积10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64万亩，占总面积的60％，林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新城区先后承担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任务

［2］，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也为沿山人民带来发家致富的希望。随着生态效益的初步显现，区内的大窑文化遗址、丈房片水库、神水梁、老爷庙、红山口岩画等景点也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设施也已建成或正在兴建，生态旅游业在这里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赛罕区文化定位——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升城区文化品位、营造社区和谐文化

赛罕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位于城市发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轻的城区，现已逐渐发展成为首府的科教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和经济核心区。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单位和高技术机构，赛罕区可按照“专家论证、政府扶持、科学决策、市场运作、滚动开发”的模式，发展高技术含量和创意创新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共生效应”的产物，文化产业集群包括各类关联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基础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等。这种集合了产业价值链在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在激发创意创新、积累知识、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后，依托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关联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呈网状结构的文化产业园区，其内部实行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享受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近年来，针对居民整体素质和文化品位较高的特点，赛罕区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来抓。形成了以楼院文化、广场文化、节庆文化、家庭文化为框架的社区文化格局。学府社区开设了内蒙图书馆分馆，地北社区的活动中心成为自治区老年人书法协会的活动基地，师大社区的老年蒙古服饰表演队参加了全国比赛，广场、公园到处活跃着社区文化队伍。2005年，赛罕区采取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手段，在全区十几个社区内举办了赛罕区首届社区文化节，营造了和谐、欢乐的社区文化氛围

［3］。

（四）回民区文化定位——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发展景区旅游和生态旅游 回民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内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顶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有历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为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政府着力进行了伊斯兰特色街的打造，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景区周边脏、乱、差的环境。现在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标志性景观区。

回民区、新城区所辖的部分大青山山区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现已开发建成哈德门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级旅游景区）、乌素图森林公园（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苁蓉山庄、太伟高尔夫度假村、奥淳生态园、哈德门高山牧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区可进一步开发采摘园、休闲农场、度假农庄、市民农园等，发展以放牧、喂养、骑马、狩猎、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特色餐饮、民俗表演、园艺劳作等为活动项目的生态旅游业。

四、体现草原文化底蕴，彰显草原文化特色

进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战略为指导，按照“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

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内蒙古会展中心、博物馆、大剧院、体育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成吉思汗大街、伊斯兰特色街等特色景观区（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号如哈纳墙、云图、盘肠、穹顶等装饰大街两侧建筑物的街区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城市绿化等优化环境工程；观音庙、大召、阿吉纳、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齐召、席力图召、大东街、将军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绥远城遗址、乌素图召、白塔等文化景点（区）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硕恪靖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中国乳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盛乐古遗址博物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中国旅蒙商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剪纸博物馆、走西口民俗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院）的建设工程

［4］

；公主府北公园、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舒雅拉公园、北郊公园、仕奇公园、野生动物园的兴建工程；南湖湿地公园、游乐园、新华公园、蒙古风情园的续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综合治理环城河等水体景观建设工程；赛罕区雕塑公园等公共艺术景观的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这些工程既体现了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建设对草原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强烈追求，又体现了“开发与保护统一”、“建设性保护与保护性建设并进”的先进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的规模与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彰显。

在文化产业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音像图书等产业为重点门类和主导产业，以广告、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工艺品生产销售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认识不足、准备滞后、运作分散、企业和产品竞争力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兴产业比重小、创意创新能力差、文化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较慢、政策供给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欠佳等问题和制约因素。对此，呼和浩特市应以丰厚的草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主要途径，以科技创新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导、体制机制创新为基本保证，以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为根本战略举措，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应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出台扶持性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资产管理和经营政策、工商管理和价格政策、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优化文化体制和政策环境；应大力培养、引进、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环境；应确立学术界、教育界与公民应尽的草原文化传承、认知与保护义务，提高整个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集体认知程度，优化观念环境；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品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外界的文化贸易往来与合作，发展文化经纪、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组织，实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实行整治性的“减法和加法”保护。“减法”是指整治古迹周边环境，拆除影响、遮挡古建筑景观魅力的低档现代建筑设施，拆除已无保留价值的危旧房，迁出不适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无关的工程项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建设格调、品味、特色、体量与古建筑风貌协调一致的博物馆、广场、绿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恢复老字号，重建传统文化空间，按照“整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坚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以外建设中高档住宅区，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以往旧城区“矮房子、窄巷子”、基础设施简陋以及市政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设的根脉、灵魂、精髓和品牌，是彰显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资本，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可以借助创意创新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物化、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尽的无形财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和巨大财富。放眼未来，草原文化必将是呼和浩特市综合实力函数中一个逐渐增大的自变量。

［参考文献］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篇6

论文题目 ：北方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学院学系 ： 文学院历史系

专业 ： 历史学（内招）

课程名称 ： 中国考古通论

学生姓名 ： 谷鹏龙

学号 ：

2013051164

北方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摘要】：回眸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博大的中华文化犹如浩淼的海洋, 是汇集万泉、海纳百川而形成的。她既蕴含了勤劳质朴的黄河文化, 也包含着机敏睿智的长江文化, 还容纳了豪放 坦荡的北方草原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既有共性, 又有其个性特征, 它们始终是在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 对中华文化的丰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草原文化也不例外，本文就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展开论述。

【关键词】：草原，文明，文化，贡献

草原文化是中国北方诸民族创造的古老的 采集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整合形态，是以中国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存机理的文化模式，草原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中的璀璨瑰宝，我 国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作为两类典型的不同文化类型之互动，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 发展壮大和充满生机的动力和源泉。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久不 衰的文明凝聚力。草原文化以北方民族充满活力 的刚劲气质和精神风貌，与中原稳健儒雅的文化 精神相融汇，使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着变革和更新，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草原文化在与各种人类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交流和整合中，愈加突显出独特的文化价值 趋向，展示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独特魅力和深远意义。

一，草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政治 更新中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奴隶制王朝还是封建 制王朝，都必然经历草创———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旧的王朝盛极而衰，又无力扭转乾坤、重振朝纲，就只有靠新的力量实现王朝的新陈代谢。这种新的力量，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然后或者是由造反的农民登基称帝（如 明朝的朱元璋皇帝），或者是由地主豪强武装乘势而起，夺取政权（如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其间也不乏掌握实权的重臣大将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夺权等，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隋取代北周、宋取代后周等，虽然往往披上“禅让”的面纱，却掩盖不了刀光剑影的血腥。这种新的力量的另外一 种，即是北方游牧民族挟草原大漠之雄风，问鼎中原。当中原王朝盛极而衰时，往往有来自北方 的游牧民族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发展壮大起来。一边是盛极而衰的泥足巨人；一边是迅速成长的 金刚力士，力量消长的结果往往是人数上处于绝 对劣势的草原民族却战胜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 的中原民族，以王朝更替的形式实行了社会政治 的革命。如商代夏、周代商，秦统一六国，北魏、辽、金统一北方，元代宋、清代明，皆是如此。它说 明了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之际，新兴的草原民 族将其推翻，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是推动中国 历史前进的。因此，不能以夷、夏之属来作为褒毁的标准，而应以谁代表腐朽、没落的势力，谁代表 新兴、前进的力量作为肯定或否定的依据。当然，草原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一旦步入腐朽没落之 途，毫无疑问也是要被新的进步力量取代的。草原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建立过一些地 方性的政权，如西夏国、渤海国、“五胡十六国”时 期的一些地域性国家等，但是主流是建立四海归 一的统一国家。出身西戎的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晋朝以后北方地区的分裂局面，为隋、唐二朝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 帝国，至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统一，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康 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东侵，维护了祖国的大统一。清朝乾隆年间，原驻牧于伏尔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欺凌掠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 毅然踏上了东归的征途，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 困苦，万里迢迢，回归祖国，受到朝廷的嘉奖。17 世纪30年代以后，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 利亚地区扩张，原来居住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达 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和蒙古各部落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相继迁至呼 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和嫩河流域。此后，在抗击 沙俄入侵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中，“索伦八旗” 官兵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清朝名将海兰察（鄂温 克族人）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

二，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和实践，对中华及 世界军事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成吉思汗之前，草原民族不乏能征善战的 大将和武功显赫的统帅，如：匈奴的冒顿单于、鲜 卑的檀石槐、柯比能、力微、拓跋、拓跋焘等人，契丹的耶律阿保机、耶律大石等人，女真的完颜 阿骨打等人，均是光辉耀眼的军事巨星。成吉思汗则是草原民族军事艺术的集大成 者，他的思想与实践，将草原民族的军事思想与 军事艺术提升到空前的境界。有专家评论说，孙 子是中原军事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成吉思汗是草原军事文化最杰 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实践家。他使 贫瘠的蒙古民族在40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建 立了席卷欧亚大陆的骑兵部队，成为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民族，并且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促 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基本奠定了今天 亚洲、欧洲的政治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千年风云 第一人”，成吉思汗对中华及世界军事文明的贡 献永载史册。

三，草原民族创建的北京城，是对城市文明作出的历史贡献

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形成城邑也 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现代北京作为城市的基础，则是辽、金、元三朝，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奠定基础的。公元935年，辽太宗天显九年，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于公元936年升幽州为幽 州府，建号南京亦称作燕京。在辽代的五京中，以 南京（燕京）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城北有市，陆海百货山积，北国商都呈一时之盛。公元 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代辽而立，北京作为金 国的中都仍称燕京，继续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政治 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占 京，复称燕京。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公元 1264年复称燕京为中都。公元1270年迁都中都，两年后改称大都。忽必烈诏政改燕京路为中都路，府名大兴。在大兴府东北的旷野上，新建了规 模宏大的都城，即以中南海、北海为中心的今天 北京城的雏形。

（四）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 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北方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春季多风沙，夏季短暂炎热，秋季气候无常，总体上气候干旱，不适于种植业。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草原民族根 据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条件选择了畜牧业生产 方式，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在广袤的草原上放 牧马、牛、羊、骆驼等，并将草原牧业延续至今。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以畜牧业、农 业划分先进、落后是不科学的。畜牧业、农业是适 应不同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各自都经历了从传 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的畜牧 业，可以利用生物工程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良畜 种，改良草场，决不能笼统地说它是落后的。在我 国的农业生产中，目前还大量存在着落后的手工 劳动，能笼统地说它是先进的吗？当前，我国的畜 牧业、农业都面临着将落后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 推进的历史任务，并不是以农业取代畜牧业，而 是相结合、互补，共同提高的问题。

五，草原民族对生态文明的贡献

北方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主张“万物有灵论”，主要崇拜自然、天神和祖先，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流湖泊都有灵性和种性，不能轻易地扰动、射杀和破坏，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不仅相互平等，而且亲上加亲。作为天父、地母之子的人类，应像孝顺自己父母 那样崇拜天宇、爱护大地、善待自然。原始宗教是 草原民族确立生态思想的信念基础，内在地规范 和约束着他们的后代，自觉地顺应自然规律行事。关注、保护生态是草原文化的灵魂，草原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善待自然、尊重规律；草原文化 最鲜明的特色是注重和谐、崇尚自由。正是草原 文化中包含的关注、保护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才使得草原文化虽绵延千年却历久弥新。当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之际，在人类开始寻找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 相协调的出路中，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生态 文化———草原文化以其内在的生命张力，为拓展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贡献。

六，草原文化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草原文化的积极互动使中华文化始终处于 动态之中，肯定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进程不仅存在于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 初层面上，事实上，中原与草原的文化互动与融 合远非如此简单，文化融合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 漫长的社会运行过程，两种文化得到补充和延续 是整个大文化交流的关键。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外向型的草原文化给予中原文化以极大压力，游牧族群的多次内迁，则导致文化兼容形式的不断 变化，游牧族群引发的周边社会动荡，同时也是 重建中国封建王朝的催化剂。北方草原诸多族群不断地流入中原，从人口 成分及文化因子上丰富了中原文化，在长期的文 化互动中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进而以中原文化群 体的身份与继之而来的其他民族抗衡，这是中国 古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当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以儒家文化作为普世性价值原则的中原地区时，首 先面临的是体制的选择问题。只要游牧民族认同 中原文化，他们都把统一当成自己的使命，因此 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的精神就是主张 一统的儒家文化。在五胡十六国前后的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游牧族群在中原先后建 立了16个政权，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社会 基础，也为隋、唐两代王朝强盛局面作出了贡献。历经千百年的草原与内地的文化交融，造就 了不同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沉淀，为中 华文明供给了多元文化养分。草原文化使中国文 化具备了强劲的文化整合力，为中国文化提供了 源泉。中原文化因农耕社会特有的固定性，其文 化积淀，是一种社会优势，游牧族群源源不断地 进入中原，将其文化因子留存于中原地区，随着 时间的流逝，游牧族群被中原文化所同化，或被 驱逐出中原区域，但他们留下的文化影响成为中 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化为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草原文化正是以主动的文化传播者身份与内 地文化进行互动，积极作用于内地文化，在加快 中华文明的结构历程的同时，完成了其自身的文 化转型，从而也确立了自身在中华文化体系中不 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草 原文化是在欧亚大陆草原版图中形成的独具特 色的文化形态之一，是以蒙古高原为轴心的中国 北方历代的民族，在社会发展中与其他文化互动 的结晶，是以蒙古族为集大成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衍生形式，深入系统地发掘和研究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需求，对世界文化发展也 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 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长期的冲突和互 动，相互融合、渗透，实现了不同时期的共同发展 与进步，在当代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融入到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草原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铸就了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人类应对抗击全球生态危机的精神支柱，为人类社会维 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食粮和不竭动力。中国北方草原各民族在各个不同时代对中华文明的 非凡贡献已成为不争的史实，是任何势力和人群都否定不了的。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在“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和谐文明进步的大潮之中，彰显其勃勃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1潘照东，《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略论汪曾祺散文的个性特色 篇7

应该说:汪曾祺的散文就是他的气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下产生的。翻开他的散文集, 我们可以发现编者也是有意将其散文分类放置的。大概可分吃食类、玩物类、民俗类、游玩类、忆人写事类这几种。就像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蒲桥集》的内容简介中所写:“……有集诸篇, 忆人集, 写风景, 谈文化, 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 瓜果事物……”大致如此了。

无论是哪一类, 所叙之物, 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事了。可在汪曾祺的笔下, 这大俗之物却让人感觉到了大雅。例如写鸭蛋:“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 蛋白柔嫩, 不似别处的发干, 发粉, 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外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吱一红油冒出来了。”笔调平淡却亲切细腻, 让人觉得吃咸鸭蛋是有讲究, 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生活情趣, 这便是俗中见雅。又如《葡萄月令》中从一月写到十二月, 不紧不慢地叙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 他笔下的葡萄不仅仅是一种吃食的水果, 更像是一位老朋友。正是在这种闲话家常的氛围中俗物褪去它物质的外表, 在精神上内化成一种情调, 这种情调在作者的营造下自然而又亲切, 平淡而又优雅, 让人们在体味中感受到了平和优美, 这就是大雅。从美学角度看, 这是一种平和优雅的美, 虽不及崇高的美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击, 但却迎合了这个激情淡出的时代。人们从他的散文中获得美感, 寻得慰藉。显而易见, 汪曾祺的气质是适合叙闲的, 也只能叙闲, 传统文化在影响他气质形成的同时又使他自觉地继承了这一审美取向。这种交织让他的文字俗中见雅, 在取材上, 也正是他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一

汪曾祺在取材上选择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事物, 即俗事, 却在俗的物质世界里定下了雅的情调。而直接营造的工具便是他的语言。他独具风格的语言在营造雅境的同时本身也是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他的散文, 使之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显然,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话语内容是非常协调的, 而这种风格就表现在语言的温柔敦厚、高雅淡远, 在有限中营造了无限。

总体而言, 汪曾祺的语言简约而生动, 古朴而高雅, 时若涓涓流水, 不动声色却流入你的心田;时若一壶清茶, 啜一小口, 余香绕齿。那么这种“闲”的无限性的语言的艺术张力是如何表现的呢?

1. 语言的诗化。

想用白话文写出诗化的言语, 营造诗化的氛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要做到这点, 古典文学的修养、古文语言的吸收是必需的。汪曾祺具备了这一条件并进行了“汪曾祺式”的处理。总的来说, 他散文的语言短句居多, 句与句之间跨度很大, 经常几字为一句, 这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不强, 带着一种散漫的主体意识。如《天山行色》第五篇《伊犁河》:“人间无水不朝东, 伊犁河水向西流。……在河边小作盘桓。使我惊奇的是河边长满常所熟悉的水乡植物。芦苇、蒲草, 蒲草甚高, 高过人头。”这段文字跳跃性就很大, 作者在意识的流动中营造了诗化的氛围。

2. 语言的平淡敦厚, 在平和缓慢中见悠云野鹤。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把内心到达的一种平和状态当作是一种高的境界, 要达到平和, 须冥思。冥思须静, 而静的获得须走出社会, 走入山水田园, 所以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人群叫“隐士”。隐士写出的文章便也带了“静虚”的东西, 因此内心的平和淡远带来的文字大概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 若想读到惊天动地、汹涌澎湃是不可能了。但是若以为写出质朴平和的语言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大错特错了。要在质朴平淡中现“闲”的内涵是困难的, 汪曾祺做到了。如《泡茶馆》里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姓陆的同学, 是一个怪人……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 然后坐下来, 泡一碗茶, 吃两个烧饼, 看书, 一直到中午, 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 又是一碗茶, 直到吃晚饭, 晚饭后, 又是一碗, 直到街上灯火阑珊, 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段文字是质朴极到了, 不懂的人若认为它是段流水帐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整个一段就是写陆同学喝茶、吃饭、睡觉, 似乎觉得很啰嗦可笑, 可是在叨叨絮絮中, 用一种不带表, 温和平淡的语调叙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对陆同学的“泡馆”功夫是佩服的。

汪曾祺的这一文风是与他的创造思想、审美取向密不可分的。本身带有闲者味道的语言在某种氛围的浸泡中冲出了语言的单一平面, 在遐想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造成这种氛围的便是叙“闲”之情。

二

不可否认, 江曾祺的散文是找不到任何激情的, 但是如果连任何情感也读不到, 那便是我们的愚钝了。因为汪曾祺摒弃了激情, 却重拾了中国传统中一个古老而有生命的美学命题, 那便是“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 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这种感动是如何融入他的散文作品, 又如何在审美和人生哲学中最终完成了他追求“闲”的理想之路呢?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得得蛛丝马迹。

1. 感动于人, 浓郁的士大夫情结。

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 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 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国忧民精神不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追求吗?我们常常把这类人叫做“士大夫”, 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 退则寄情于山水、淡薄名利。两种状态的把握以至达到一种理想的结果不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闲”的境界吗?江曾祺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 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 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 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 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缝隙中, 他想到了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身上打了一个洞, 流出的营养滋润了他, 成就了他, 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 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

2. 感动于生命。

古往今来, 千古风流人物在成就自己辉煌一生的同时, 却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 帝王们孜孜不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 文人们默默感叹弹指一挥间白发苍苍。时间的无情流逝, 人的“生与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古老的母题。那么汪曾祺是怎样来回答自己的呢?仍是“感动”。

儒家认为“死”并不可怕, 但在“生”中应该有所为。孔子说:“未知生, 焉知死。”“朝闻道, 夕死可矣。”在看来, 只有明白了生的意义, 死就无可惧了, 这正是从生的自觉中消除死的恐惧, 从死的自觉中体会生的意义。或许汪曾祺正是明白了儒家解释死生的真谛, 他从不回避生死问题, 相反, 谈之亦如谈吃饭谈睡觉, 一样的从容, 一样的豁达。或许正是他对“生命”抱着一种感动, 因此他觉得活着就是好的, 活着就应该快乐着。生病、老去、死亡是无可避免的, 因此要在活着的每一天感受活着的幸福, 他在这种感动中形成了对生老病死的洒脱豁达的态度。在他的《对口》、《牙疼》、《疟病》等“旧病杂忆”散文中, 可以看到他对于疾病是很乐天的。

显然, 汪曾祺对于人生看得如此通脱和深入, 既是他知心所性, 又是他心境趋于中正和平所使然, 这种对生命以静制动的心态不正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虚静”的一种境界吗?他对生命的这份知性, 这份自适, 这份淡然, 使他从心境上真正走上了“闲”之路。

综上所述, 汪曾祺散文动人独到之处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他从生活中、文学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从而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都是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他用自己的笔连接了中国散文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追求传统中“闲”之境后的这一审美精神在散文中的断层, 再次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闪烁在当代散文中。

摘要：汪曾祺将传统文化融入散文中, 形成了轻淡闲适的风格。他在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机统一地融进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本文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的个性特点, 它的动人独到之处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

略论草原文化特色 篇8

一、田野考古实习的教学属性

第一，就教学方法而言，考古实习与理工、农林、财经等学科的生产实习，医科的临床实习，师范类的教育实习一样，都属于现场教学方法中的实习法，或称为实践教学。直观性与独立性是其两大显著特点。在考古实习中，学生可以直接接触认识对象，即古代文化遗产，通过亲身参与考古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等工作，用自己的双手将沉睡数百年乃至数万年的古代文化遗存揭露出来。这种学习和训练过程无疑是非常直观和具体的，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直接经验，形成在实践中理解、运用、检验并发展理论知识的能力，从而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考古实习是真正以学生为主体，独立进行的教学活动。在此过程中，实习生要学会独立进行田野操作并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这种独立工作的意识与能力，既有助于后续课程的自主学习，又是胜任未来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二，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环节来看，考古实习是毕业生参加工作前的一种社会实践和职业训练。为了实现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任务，高等学校的教学必须在坚持以理论知识为主的同时，为学生未来从事相应的职业作好实践准备，因而具有由理论学习向社会实践过渡的性质。在此意义上，考古实习是进入文博工作领域前的一种社会实践和职业训练，对于考古专业毕业生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迅速进入独立的工作状态，具有重要作用。

考古实习不仅属于教学活动，还是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这一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项目需要依法向国家文物局提出考古发掘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在实施过程中，实习生不仅要严格遵守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还需要处理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实习生既是学生，又是考古发掘队员，具有双重身份。只有通过实际工作的训练，他们才能掌握田野考古技能，培养必要的协调与管理能力，形成良好的敬业精神与职业道德修养。而这些恰是当前用人单位最为看重的品质。

第三，从考古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来看，田野实习属于考古专业本科生的主干基础课程。考古实习这一重要地位，源自于田野考古工作在考古学研究体系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就考古学研究过程而言，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起点，是检验理论解释和科学假说的基本途径。田野考古工作理念的变革与提高也是推动考古学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田野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发现新知，真正踏入学术研究殿堂的必经之路。它历来被视为考古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二、田野考古实习的学科特色

第一，从考古实习的工作对象来看，它是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揭露、研究、保护与展示的重要途径，具有较强的展示性与公共色彩。古代文化遗产作为考古实习的工作对象，能够以其直观、生动的物质形态，展现过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真实场景与面貌。这往往为渴望了解自身历史的社会公众所喜闻乐见，被视为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名片，并为新闻媒体所广泛关注。而古代文化遗产发现、探索及揭示的过程，同样对社会大众富有强烈的吸引力，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这是包括考古实习在内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具有较强公共色彩的重要条件。

但是，考古实习的公共色彩，更深层上还源自于文化遗产本身的公共属性。古代文化遗产不仅与当代人的生产生活有诸多照应，容易被大众理解和认同，而且从本质上讲，它应该是为社会大众所拥有和共享的。从整体上看，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人类遗产被认为是历史的证据以及当今社会的继承物。而文化遗产理念兴起的思想背景之一就是共享意识，即“既然是作为人类的或民族的、国家的遗产……就必须为人民所共同享有。对遗产的保存、管理和公开、展示的出发点及其目的，也就只能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民（包括其后代）出自这天赋人权的各种需要”。可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孕育出的遗产理念尚且有此强烈的共享色彩，那么，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无疑更为鲜明。

随着文化遗产理念的传播，近年来中国公共考古有了迅猛发展。除了以《大众考古》这一新创设的刊物为重要阵地外，利用网站、博客、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展示考古发现、普及文化遗产知识等“互联网+考古”方式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受此影响，高校考古实习也开始摆脱象牙塔的禁锢，以往被视为公众“禁地”的考古实习工地，也越来越多地对大众开放，甚至吸收志愿者参与考古发掘过程。考古实习天然具有的教育属性，更使这种开放显得合理和必要，实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衔接。因此，考古实习正在成为我国文化遗产展示与宣传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手段。

第二，从考古实习的工作目标来看，它是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活动，是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具有强烈的探索倾向。考古实习不仅是已有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过程，更是一项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发现过程，甚至还需要不断调整与改进自身的工作理念与方法。就考古学研究过程而言，考古实习作为田野考古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处于研究资料的收集、记录和初步整理阶段。这是考古学研究程序中最为基础的一环。考古学中提出的问题与假说，都需要到田野考古中寻求证据并加以验证。因此，田野考古历来被视为考古学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同时，由于地下遗存的复杂与某些不可预料性，以及学科使命的转变，考古实习所应用的田野考古方法、技术乃至基本理念，也会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从而导致考古实习教学内容与组织形式的不断调整与变革。因此，与其他专业的实习相比，考古实习不仅仅是—般的技能培训，更是一种真正的探索与不断变革的创造过程。它鲜明地体现出认识已知与探索未知的有机统一，而这正是高等教育教学活动的一项基本特征。因此，考古实习不仅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也是推动考古学发展，提升高校考古专业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从教学与工作环境来看，考古实习一般属于野外作业，处于社会基层，无论在地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边缘性。考古实习地点一般地处乡村，工作环境相对艰苦，生活条件也比较简陋，交通及通讯设施远不如城市便利，工作进程受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这会给实习生带来明显的心理落差与不适。而且，由于野外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较大，也会给实习师生的身心健康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好安全与后勤保障，尽可能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及时调整实习学生身心不适，做到劳逸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过，农村独特的人文环境也为学生认识基层社会及不同地区的风情习俗，服务于当地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例如，结合考古调查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利用业余时间为当地学生补课，与当地学校进行交流，开展送知识下乡，主动宣传文化遗产知识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与当地民众的关系，有利于教学实习顺利进行，还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学校影响力等很有帮助。许多高校对此都有过很好的尝试。

第四，从教学组织来看，考古实习是师生长期密切接触、持续深入交流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可视为高校教学活动在校外的延伸。考古实习作为教学活动，自然离不开指导教师和实习学生两个基本要素。当前，无论是参与到其他单位中开展实习，还是高校自己组织实施，实习生的教学指导和管理工作都主要是由考古专业教师承担的。尤其是后一类实习，完全可视为高校教学活动在校外的延伸。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专业实习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固定、集中的工作场所与生活环境中，指导教师与实习学生要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和生活长达一个学期甚至更久，这在高校其他教学活动中是比较少见的。因此，师生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也远比在校时密切、深入和持久。这种交流不仅局限于学术和工作方面，还会自然延伸到人生阅历以及情感与精神领域的深处。这不仅增加了师生之间的情谊，丰富了师生关系的内涵，而且为实现因材施教、全面育人、增强专业凝聚力等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三、小结

基于以上对考古实习教学属性与学科特色的讨论，高校考古专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毕业生走向实际工作之前的必经训练，在考古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独特的教学优势。这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办学实践，都已经有充分的证明。新设考古专业的高校，一定要给予考古实习足够重视，精心组织实施。

其次，考古实习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可展示性及公共色彩。高校善加利用，不仅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弘扬传统文化，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也是增加人文内涵，提升自身形象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再次，考古实习是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是高校考古专业提升学科发展水平与专业实力、培养科研团队的重要途径。考古实习在达到基本教学目标的同时，一定要以科研为导向，进一步提升考古实习教学质量，实现创新型人才的有效培养。同时，还要积极利用师生密切联系的优势，因材施教，真正实现教书育人、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