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倡议书（精选10篇）
在现实社会中，倡议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倡议书一般由标题、称呼、正文、结尾、落款五部分组成。怎么写倡议书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器官捐献倡议书，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器官捐献倡议书1你知道遗体(器官)捐献吗?想知道遗体(器官)捐献是咋回事吗?
遗体(器官)捐献是一项自愿的、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其宗旨是为了我国的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服务，也为一些器官丧失功能者提供置换的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延续生命。捐献的遗体(器官)将全部用于医学教学和科研的解剖使用、病理解剖研究、器官移植。与义务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样，捐献遗体(器官)、捐献眼角膜都是造福人类、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善举，是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体现，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正在积极地参与其中。1997年2月19日，世界伟人邓小平身后捐献眼角膜，感动了华夏儿女，起到了良好的垂范作用!
遗体(器官)捐献，无论是对于医学教育、疾病研究、救死扶伤，还是对于移风易俗、殡葬改革、节约土地和资源，都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体现了捐献者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人道、奉献、博爱的精神境界;这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更有着深远而积极地意义。在发达地区和国家，一旦有人突发脑死亡，其没有损伤的器官，如：眼角膜、肝、肾等，很快就会被移植到在医院等待救治的患者体内;其遗体将被捐献给医学教学、科研使用，为培养优秀的白衣天使而提供标本。有时，一位捐献者的`器官能同时挽救七、八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这对亡者来说，实际上是把已经终结了的生命在多位患者身上得到了延续。然而来自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
自古以来，当人们按照自然规律走到人生终点时，后人便用各种形式来殡葬遗体。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流传着不同的殡葬方式，诸如土葬、海葬、火葬、花葬、树葬等，时代发展到今天，由火葬发展到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这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创举，是时代发展的又一伟大标志!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医学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地提高，但生老病死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支持科学!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更应该厚养薄葬!如果我们在厚葬时仍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等陈规陋习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文明的建设不相符合。捐献遗体(器官)更有利于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社会风气的毒害!
在此我们呼吁，一切相信科学和富有爱心的人，都能够摒弃传统落后的观念，正确的对待疾病和死亡，能够在离开人世以后，把自己最后的、有价值的东西回报给社会、回报给医学事业、回报给全人类，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这对促进自身与人类健康的进步，提高医学生培养与教育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衷心的期盼遗体(器官)捐献者的亲属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亲人的高尚行为，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健康出一把力，感谢你们的理解、支持和宣传。
愿“志愿捐躯”的文明新风吹遍大江南北!
愿盛开的文明“医葬”奉献之花香溢万户千家!
生命因短暂而珍贵，生命因奉献而美丽。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同样光照人间!
器官捐献倡议书2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性很强的行业，她与人们的健康、幸福、生命息息相关。医学教育是培养合格健康卫士的摇篮，熟知、研究人体结构是每一位医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连人体结构都不搞懂得医生给您诊疗您能心安吗?
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生老病死循环不息，仅因车祸而失去生命的每年就在10万人以上，我国的人体解剖教学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实际情况呢?
据山东省红十字会统计,截止到20xx年12月31日,山东省共有3348人报名遗体捐献,但其中仅有381人实现了遗体捐献，遗体资源非常缺乏,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理想的教学效果是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但由于解剖教学遗体严重不足，有的学校20名甚至40名学生才能分到一具解剖遗体，有的学校因遗体严重不足，甚至已取消遗体解剖内容，仅让学生看看已经解剖好的标本、录像及图片，读书5年无缘解剖一具遗体。
而在美国,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配备四五具遗体进行实践!而我们却无奈的，眼睁睁的看着无数宝贵的遗体、器官资源化为灰烬，随风而去!
您不觉得惋惜?您不觉得该干点什么吗?
为了你，为了他(她)，为了子孙，更为了我们自己，行动起来吧!勇敢的破除千年以来人死“入土为安”的风俗，打破封建迷信的紧箍咒，树立唯物主义的生死观，移风易俗，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境界，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给予他人生的希望!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方法,从济宁医学院的医学类专业本科生中随机抽取大学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1 323人,平均年龄为21.56±1.60岁。其中,男生444人 (33.56%);女生879人(66.44%)。
1.2调查工具
自行编制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生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等);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概念、流程、组织机构、相关法律法规、现实意义等方面的认知状况;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等。
1.3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运用构成比、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医学生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有关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医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认知
2.1.1基本知识认知
3.25%的医学生“非常了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概念,21.24%“了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概念,“大概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占到75.51%;1.36%的医学生 “非常了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具体流程,3.25% “了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具体流程,“大概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占95.39%。不同年级医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概念的认知方面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1.2捐献理念认可度
67.42%的医学生“能够接受”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这一理念。不同年级医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理念的认可度方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1.3捐献法律法规认知
仅1.15%的医学生“非常了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法律法规[2],2.12%医学生“了解”,“大概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占96.37%。经调查,明确知道《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颁布实施的时间的仅为35人,占2.65%。
2.1.4医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义的认知
92.29%的医学生认为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有意义,3.10%认为“没有意义”,4.61%“说不好”。不同年级医学生在为了获得荣誉、为了获得报酬、有益于科学研究、促进社会文明风气、改进传统殡葬文化的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义内容认知方面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不同生源地医学生仅在为挽救他人生命的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义内容认知方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2医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23.73%的医学生“愿意”捐献遗体器官 (组织), 76.27%“不愿意”捐献遗体器官(组织)。以是否愿意捐献遗体器官(组织)为因变量,以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宣传不到位、对此不了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点太少、捐献过程太麻烦,家人的反对与不理解、传统观念的阻碍, 整个社会缺乏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氛围,遗体器官 (组织)捐献后遗体得不到尊重、对家人的人道关怀不到位,其他等因素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入选标准β1=0.05,排除标准β2=0.10,检验水准α= 0.05,采用全变量模型,最后发现宣传不到位、对此不了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点太少、捐献过程太麻烦, 传统观念的阻碍是影响医学生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愿的主要因素,见表5。
3讨论
调查发现,虽然有过半的医学生能够接受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这一理念,医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基本知识及法律法规的认知水平较低[3],说明我国当前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的基本知识和常识的普及和宣传力度不够[4]。不同年级医学生对遗体器官 (组织)捐献的概念的认知、理念的认可度三、四年级高于一、二年级。可能是因为一、二年级学生刚走进大学不久,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大[5,6],尚未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加之医学专业课程尚未开设,对遗体器官(组织) 捐献知识了解较少,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加强低年级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的基本知识、捐献理念及法律法规的认知,以促进遗体器官(组织)捐献事业的发展。
绝大多数的医学生认为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有意义,在为挽救他人生命、为医疗事业的发展方面的认知率均在80%以上,有益于科学研究的认知率在70%以上,可见医学生对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义的认知水平较高。但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愿意捐献遗体器官(组织),提示我们如何让认为捐献有意义的群体更多地加入到愿意捐献的群体中来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多因素分析发现,宣传不到 位、对此不了 解,遗体器官(组织)捐献点太少、捐献过程太麻烦,传统观念的阻碍是影响医学生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意愿的主要因素[7]。提示我们应唤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宣传、支持和资 助,加大遗体 器官 (组织)捐献体制机制建设 力度、增设捐献 点数量、简化捐献 程序, 发挥各种传媒的正 面引导作 用,营造一个 有利于遗 体器官(组织)捐献者及 其家属的 社会舆论 环境,利用各种媒体和宣 传工具向 群众普及 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让捐献遗 体器官(组织)捐献的善 行深人人心。
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都有人排队等器官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如此“贵重礼物”挽救他人生命，成就的感人故事不少。然而，仍有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不久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2名病人，就因等不到合适的肝源离世。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禁用死囚器官，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过去“由地方司法部门与移植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
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及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家，刘德若、陈静瑜等太了解器官稀缺带给病人的痛苦了。“由于供体太少，一个受体从决定可以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至3年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陈静瑜说。
30万适移者仅1万多获移植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黄洁夫对此有不同看法：“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不过，记者在医疗机构采访时，众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又陷入信任泥沼的当下，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江西省大余县一位农民捐献罹患肾衰竭去世的3岁儿子眼角膜，事后许多村民指责他“拿儿子的身体卖钱”。“免费捐器官，换个器官却要花几十万”等，人们的这些认识，与对器官捐献政策不了解和器官分配不够透明、公开有关。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献是不是公平公正的。”黄洁夫说，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黄洁夫说，我国自开始自愿捐献器官以来，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3326例，仅2014年实现近1700例，超过之前历年总和。“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器官捐献率低，落后的不是传统观念，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研发并启用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公众的期待是，让这些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
签了捐献协议，医院会不会不积极救治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
黄洁夫说，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3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界专家指出，“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亡”三者并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
参与过多次器官移植手术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一位专家表示，假如死者家属质疑医生因摘取器官而抢救不力，医生将百口莫辩。
多位器官移植专家共同建议，国家层面虽然出台了死亡认定技术规范，但希望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制度上明确捐献者、医务人员和受捐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制度设计面临的几个问题 当医生发现一个潜在器官捐献者时，他应第一时间通知医院指定的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负责与家属沟通、抚慰、处理法律方面问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专业协调员则负责与医生沟通，进行医疗专业评估。
现在全国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仅547位，其中169位是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其余为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专业协调员。“相比于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趋势和需求，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普说，在禁用死囚器官，完全依靠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当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记者采访时，有人表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再就是医疗费用问题。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捐献案例1699个，挽救了3400多人。“这些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去年国家大约拨付了84万元，远远不够。”高新普说。
针对上述问题，高新普说，我国正在对660名协调员进行培训，通过了资格认定考试，即将上岗。
黄洁夫等专家特别指出，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要明确捐献者家庭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宜的救助标准，既要确保捐献人和法定受益人的基本权益，又不能让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原则被扭曲。
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希望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进行人道抚恤或困难救助，并协同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建立纪念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被誉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1960年，我国内地进行了首例临床肾移植。对捐出器官的人来说，无疑是给患者献上了“生命的礼物”。
湖南岳阳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妻子说：“丈夫因车祸死亡后，我选择将他的肾脏等器官捐献出来，挽救他人的生命，也让丈夫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为进一步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卫生部25日在上海联合宣布启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并在我国10个省、市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由国家和省(区、市)两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机构构成。国家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构成。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领导机构为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由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省级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省级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小组构成。
鉴于人体器官捐献的复杂性，为积极稳妥地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卫生部商定首先在天津、辽宁、上海、浙江、山东、广东、江西、厦门、南京、武汉等10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和器官分配试点工作。
器官两年捐献207例，每年需求达150万人；器官协调员遭遇家属反对、讨要补偿等问题
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幸去世，因为无法抢救是他的命运。但全国不知有多少患者(可以救治)却得不到有效救治，不知有多少患者因 缺少必要的器官来接引再生。我儿子钟腾瑜的遗体中若有什么器官能够救治患者的话，我愿意将他全部器官捐献。这样我知道我 儿子某部分肉体还活在世上，让那些患难者起死回生，我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
我也希望在全国所有的遇难者都捐出有用的器官来拯救广大的患者，让他们都起死回生，那就好了。
广西省融安县东起乡崖脚屯 钟腾瑜的父亲钟瑞芳 2012年6月8日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在这些协调员们的努力下，从试点启动到今年3月，全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然而与之对应的是，每年全国有近150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
数字悬殊的对比之间，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艰辛的前路，他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更多人的理解。□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深圳报道
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
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
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
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
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 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她说，“高大姐，那种疼太疼了”。
最艰难的割舍
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他绕着病房楼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签字时，他的手一直在发抖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
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彭宣祥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深圳另一位器官协调员高正荣，则更愿意去解释清楚捐献者能得到什么，让家属来权衡决定。他常说一句话，“你们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但即便是最开明最坚定的家属也往往无法预料，这种割舍会遭遇内心一次次反复。黄圆圆的父亲黄宏林，在女儿ICU病房外的长椅上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天天对着红十字会的捐献材料，“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发愣。”
终于，他签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
但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的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这一笔下去，他知道，什么都回转不过来了。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黄宏林一个人绕着病房大楼一圈一圈地走。
最后时刻，黄宏林签下字，手一直在发抖。
和黄宏林一样，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也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的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
“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
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但有的迟疑改变了最终的结果。
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据介绍，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
深圳的一个老交警，生前要求把所有器官都捐出来。他的爱人打了电话。高敏从早上九点钟赶到，一直到半夜两点多家属依然犹豫。当家属准备同意的时候，器官已经无法捐献。最终只捐了遗体和角膜。
一场拉锯战
病人的亲属要求捐赠器官换取经济补偿，高敏拒绝了，家属犹豫了一个小时后，最终放弃了捐赠
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可抵达。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
高敏觉得希望很大，她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
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
双方都陷入沉默。
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
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
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的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
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
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高敏因为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
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
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
有许多家庭放弃。
爱心屈服于生活的无奈。
在一个器官捐献成功之前，还可能遇到种种障碍。有时候，是一张迟迟开不下来的死亡证明。有时候是病人所在的医院怕引发医患矛盾，不愿意配合移植医院。有时候是因为家族里一个亲属的一句话。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次红灯。
让高敏至今仍觉心疼的那次失败的捐赠，是一位叫庞泉的公交车司机。器官捐献审核的专家团队刚到医院的楼下，为庞泉做心脏复苏的医生在楼上就宣布庞泉心脏停跳。一上一下，是永久的遗憾。
150万与200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但两年来器官捐献的总量只有200多例
从1999年到2012年5月初，深圳多器官捐献成功72例，大部分发生在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以后。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可怜的数字，尤其是和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150万人相比。但和两年来全国器官捐献的总数字——200多例相比，深圳仍走在最前列。
在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看来，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移民城市，“没有负担，更愿意付出。”
高敏、高正荣、彭宣祥，三位深圳的器官协调员，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从农村来到深圳，做义工，最终加入了这个职业。
他们没有编制，只能算是红十字会聘用的志愿者。除了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做成一个案例，赵丽珍说，“会适当的给一些补贴。”
高敏觉得，很多时候，是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让器官协调员更加认同自己的这份工作。蔡旭丽，31岁。她坚持要求捐出自己的器官。每一次她预感自己快要走了，就会给高敏打电话。最后一次，电话是她的丈夫打的，她没有力气说话。高敏赶到之后，又一次承诺帮她完成心愿，蔡旭丽才安静的离去。
另一个给予高敏“坚持做下去的力量”的人是14岁的丁思成。
去年7月，妈妈殷小利突发性脑出血后脑死亡，这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打电话给高敏，想要捐献妈妈的器官。
他说妈妈提过，如果死了，要把器官捐献了。“妈妈提过8次。我记得。”
丁思成的坚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是未成年人，法律上没有权利决定是否捐献。他就说服舅舅，要求舅舅做他的监护人，帮他签器官捐献同意书。
“我能做的是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特例经过高敏的协调得到了批准。更大的考验还在等待着丁思成和高敏。
2011年8月2日，晚上9点，殷小利心脏突然停跳。抢救。无效。如果心跳无法恢复，殷小利将无法完成捐赠意愿。
“所有人都盯着我”，高敏说。继续抢救。
丁思成坐在病房外，一遍一遍地揪头发。高敏看着他，“心揪成一团”。
凌晨一点，医生请家属放弃抢救。高敏说：求求你们，再抢救一下。专家组马上来。这个时候，护士冲了出来，“心脏复苏过来了！”
专家组到了楼下。高敏蹲在地上起不来，她说：“思成，你妈妈有心坚持，她是为了这份心愿。”
回忆当时的情景，丁思成说，当时自己就怕帮不了别人。“妈妈到了另一个人生命里，我才不会太多忧伤。”
殷小利成功捐献了一对眼角膜，一个肝脏，一对肾脏。医生后来通过高敏问丁思成，你妈妈的半月板也可以帮人，能取吗？
丁思成抬起头，肯定地说，“能。”
高敏注意到，丁思成当时的眼睛是发亮的。
“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见捐赠者的亲属，高敏认为，有时应该表现出感恩终于走到了手术室前。
袁德珍在走廊里，把田干从头摸到脚，再从脚摸到头。她一直记得田干露出的脚趾冰凉的触感。
推入手术台，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
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为捐献角膜者装上义眼。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
高正荣到现在还记得捐赠者黄晓玲交给她的眼罩，眼罩外侧是一对小兔子的图案。黄晓玲患了八年的结肠癌，丈夫不知所踪，她只能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临死前，黄晓玲决定捐献角膜。但她担心：眼睛给摘了，血淋淋的会不会很难看？她托人买了一个眼罩。叮嘱高正荣，角膜捐献之后要帮她戴上。有兔子图案的那一面要朝外。“那样才好看。”
黄晓玲还有一个心愿。她儿子从小给了别人，她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知道身世。于是她录一段视频，托高正荣等孩子长大后交给他。
一个85岁的老人想要捐遗体和器官。怕儿女不同意，他打电话给高正荣，要求他用笔记下来：谁干涉的话，就是不忠不孝。
在诸多心愿中，最难完成的是，捐赠者家属常常会提出——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6月8日，高敏见到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她说只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
母亲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
高敏曾想象各种双方见面的情景，其中一幕是，一个女孩贴着一位陌生老人的胸口，听她爸爸的心跳。“那画面该多美。”
只有高正荣安排过角膜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见面。
整个过程简短而安静。
捐赠者家属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受捐者的眼睛。在显微镜下，隐隐能看出一圈暗青色状如尼龙丝的线，那是角膜移植的痕迹。
对于家属而言，这是亲人唯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
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4年3—5月, 随机抽取兰州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的在职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在医院工作1年以上, 有护士执业证书。排除标准:医院实习护生, 正在接受规范化培训等不具有护理抉择权的护士, 不愿意参与调查的人员。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自编问卷, 在参考大量文献[2~4]的基础上, 经专家审阅后形成预调查问卷。预调查30名研究对象后, 对问卷存在问题进行修改, 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重测信度为0.83, 因子分析测得结构效度为0.79。问卷包括基本信息 (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等) 、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两部分内容, 每名护士约需15分钟完成。
本研究采取赋分法对所得资料进行计分分析, 如接受器官移植这种治疗方法得2分, 不接受得1分, 依此类推。总分12分, 最高12分, 最低6分。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在医院各科室发放问卷, 讲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后, 调查对象进行问卷填写, 经研究者检查无漏填、错填项目后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 收回有效问卷222份, 有效回收率92.50%。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Epidata 3.1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建立数据库,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分析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社会学资料、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或t检验, 比较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对器官捐献态度的异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 分析调查对象对器官捐献不同态度的影响因素。
2 结果
2.1 护士基本情况 (见表1)
2.2 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
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得分均分为8.54分, 其中9分及以上者有113人, 占50.90%;8分及以下者109人, 占49.10%。各条目作答情况见表2。
2.3 护士对器官捐献态度的单因素分析
分析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情况、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职称、月收入对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影响。两样本均数采用t检验, 多个样本均数应用方差分析的统计学方法。以α=0.05为检验水准。结果见表3。
注:**表示P<0.01, *表示P<0.05
2.4 影响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多因素分析
以护士对器官捐献态度得分为因变量, 护士婚姻状况、子女情况、文化程度、职称、月收入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界定α入=0.05, α出=0.10。结果显示, 职称、有无子女、文化程度3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 (见表4) 。
3 讨论
3.1 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分析
受调查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得分均分为8.54分, 有待进一步提高。55.86%的护士能够接受器官移植带来的风险, 略高于巴西[3]2012年的研究 (52.48%) , 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来源不同。本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为临床护士, 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对生命的理解可能更加深刻;而巴西的研究选取的是一般公众, 缺乏医学知识, 对器官捐献了解较少。研究结果提示, 即使具有医学背景、对器官捐献和移植了解较多的护士, 对器官捐献仍持保守态度。因此, 让护士来说服临终患者家属捐献器官还具有较多困难, 可通过对患者家属进行器官捐献专项培训来改善现状。
3.1.1 器官捐献者是否应得到经济补偿
表2显示, 61.26%的护士认为器官捐献者应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高于李超[5]等人的研究 (29.70%) 。经济补偿目前还存在较多争议。在护士看来, 这种经济补偿是对器官捐献的一种激励方式, 但由于相关法律对补偿金额没有明确规定, 导致公众或患者误将经济补偿等同于器官买卖。提示我们为使公众尽快接受器官捐献, 除了知识宣传外, 更重要的是完善、细化法律对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
3.1.2申领驾照者是否应签署器官捐献协议
表2显示, 仅31.53%的护士认为“申领驾照者签署器官捐献协议”可以接受, 这与孔德峰[6]的研究结果类似。要求申请驾驶执照者签署“愿意在死亡后捐献器官的协议”, 以备申领驾照者在遭遇车祸等意外情况、生命无法救治时, 能够及时捐献器官, 提高器官捐献率。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增加捐献器官人数, 救治更多的器官衰竭患者, 但是其中包含强制成分, 若申请驾驶执照者拒绝签署捐献器官的协议,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认为是自私的行为, 有悖于社会道德。因此, 是否应该要求申请驾驶执照者签署捐献器官的协议,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影响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因素分析
表3显示, 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婚姻状况、子女情况、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职称、月收入。表4显示, 职称、有无子女、文化程度会影响到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
3.2.1 职称
职称越高的护士, 器官捐献态度问卷得分越高, 与王蓉[7]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因为职称较高的护士年龄较大, 工作年限较长, 临床经验更丰富, 对生命的理解更深刻。提示我们在日后的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培训过程中, 可以请部分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多讲真实临床案例, 增强培训效果, 使受训人员能够感同身受, 引起共鸣, 加强对器官捐献意义的认识。
3.2.2子女情况
有子女的护士器官捐献态度问卷得分高于没有子女的护士, 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 。有无子女是否影响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 目前尚未查阅到其他类似研究。本研究中95.50%的参与者是女性, 可能女性做母亲后会更具爱心及奉献精神。
3.2.3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较高的护士器官捐献态度问卷得分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护士, 与周金莉[8]、陆小英[9]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我国现有教育机制有关, 由于大、中专院校的学制多为3年, 时间较短, 且医学教育多为“填鸭式”教学, 学生在学校主要学习技能, 教师只是教会学生如何处理病情、处理并发症, 很少引导学生思考医学界尚存在争议的问题。而研究生教学则主要引导学生思考医学现状, 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 文化程度较高的护士可能对生命本身思考更多、关注更多, 对器官捐献大多持积极的态度。
4 结语
临床护士是接触患者机会最多的医务工作者, 所以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临终患者家属的态度, 间接影响器官捐献率。本研究结果显示, 所调查临床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有待进一步改善, 护士的职称、子女情况、文化程度均会影响其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所以, 在后期对护士进行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培训时, 应注意其临床经验、社会背景、医学知识水平等因素, 以增强培训效果, 加深护士对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的认知, 以助于护士在临床工作中有意识地向患者讲解相关知识, 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 使更多公众愿意捐献器官, 减少可利用器官的浪费, 挽救更多器官衰竭患者。
摘要：目的 了解临床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为完善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应用自制问卷, 对222名临床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69.37%的护士接受器官移植这种治疗方法, 愿意接受器官移植带来的风险的护士占55.86%, 愿意接受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的占19.82%, 认为应有激励措施的占61.26%。影响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因素主要有职称、子女情况、文化程度。结论 临床护士器官捐献态度不容乐观, 应采取措施提高其对器官捐献的认知, 了解器官捐献现状及存在问题, 愿意说服濒临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属捐献器官, 增加可移植器官来源, 挽救更多器官衰竭终末期患者。
关键词：临床护士,器官捐献,器官移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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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孔德峰.申领驾照能与器官捐献挂钩吗[J].检察风云, 2011, 2 (10) :38.
[7]王蓉, 黄芬, 刘佳琪.不同学科大学生器官捐赠知识、态度及意愿的现状调查[J].护理管理杂志, 2013, 13 (8) :570-572.
[8]周金莉, 张晓丽.不同层次护生对器官捐赠现状的调查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 2012, 12 (10) :721-723.
为防止器官捐献成为私下的买卖交易，国家规定器官捐献必须由红会做第三方见证和监督。也正因为如此，地方红会事实上成为器官资源的垄断掌握者。而红会决定将器官资源给哪家医院，有着很大的自由度。
在这个事件里，器官移植医院和地方红会是争论的双方。前者指责后者强制要求捐款，不捐款就不给器官资源，而且捐献账目不透明；后者则宣称受益最大的是移植医院，医院应该从患者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
众所周知，捐献者捐献器官是无偿的，充其量会获得一点丧葬费（这正是红会要求医院捐款的理由），而移植医院呢，获得免费器官之后会高价向移植患者收费。看来，红会要求医院的捐款，自然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移植医院必然会转嫁给患者。好好的一桩完全公益完全无偿的器官捐献行为，就这样在金钱的裹挟下被弄得乌烟瘴气。
一些地方红会宣称，不公开账目是因为“不能让公众误认为，身后捐献器官，家属就可以得到现金补偿”。真的是这样吗？红会要求医院认捐的款项，最终都用于补偿捐献者和开展捐献工作了吗？捐献者没有金钱补偿，红会又凭什么要求医院为此给自己捐款呢？既然要向移植医院索取捐款，当然应该公开账目，这是身为公益组织理应具备的基本敏感。
今年2月底，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宣布，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3年试点结束，年内在全国推广。很显然，红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的确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如果红会不能放弃利益之争，重塑公信力，将不利于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因为，自愿无偿捐献和公平合理分配，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唯有公平合理分配做得好，才有利于更多人自愿无偿捐献。须知，哪个器官捐献者也不会甘愿成为别人牟利的工具。
当你们结束意义非凡的军训后，陪伴你们的军装如今是静静的躺在衣橱的角落还是被无情的扔到废物箱?你是否也苦于军装找不到好的归宿又不想随意将它卖掉?举手之劳，尽绵薄之力;上善若水，衣旧情也深。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善意虽小却也是社会正能量的一部分。这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体现。志愿精神，薪火相传，奉献爱心，推己及人。送去温暖，送去感动，将爱心传递进行到底。发扬乐于助人精神，捐献一件衣服，奉献一份爱心，将爱心传递下去，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感恩校园，传递爱心，一个捐赠军装的举动，既会让学弟学妹们铭记于心，也再一次实现了军装的价值，燃起来希望之光。你的爱心和真情，将为烈日下军训的学弟学妹们送去一阵凉爽的风，将为严厉的军训带来一丝温情。
在此我们提出倡议：“传赠流淌军训服，爱心流淌橄榄绿”同学们行动起来吧，将军装捐赠到楼层长进行登记。此举不以实际行动向学弟学妹表达了欢迎，同时可以获得50爱心积点(可到三期10号楼爱心屋换取精美物品)。真诚期待您的参与!
军装有军魂，传赠军装，传递爱心，传承美德，爱心屋等着您!
捐赠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7:00-19:00
您是否还在为如何处理旧衣服而烦恼?~~存之无处，丢之可惜，送之无门!那么将那些衣服捐给我们吧!
我们这里是长春公益助学中心，有着八年的历史，致力于对孤儿，留守儿童，孤寡老人以及贫困家庭的帮扶与救助!您的衣物将解决本中心的一个重要难题，同时本中心也会将不适合本中心孩子的衣物再次捐赠给那些真正有困难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我们的一份力!为他们送去温暖!
人行其善，物尽其用，让我们携手把不用的衣物继续发挥他们的使用价值吧!让爱心传递，让感恩凝聚!
倡议人：XXX
目前，全世界需要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的器官的数量之比为20比1，如果加上靠药物／透析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这个比值上升到30比1。我国尤其是一个对供体器官需求如饥似渴的国家，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有150万人。但是，从2003年到2009年5月，中国内地仅有130多位公民去世后捐献器官。
一方面是等待供体器官的人如果早盼甘霖一样渴望获得供体器官做移植；另一方面却是为数不多的捐献器官被严重浪费；这实在令人痛心、寒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器官捐献少反而严重浪费捐献的器官的情况?捐献系统和受体分流系统不对接是导致供体器官浪费的一个很大原因。如果遇到AB血型逝世者捐献的器官，由于匹配难度高，手头又无全国各地受体分流系统和名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源被浪费。
然而，早就有国家在器官移植供给与接受的衔接上做出了示范，这就是美国的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OS)。这个网络系统负责协调供者器官的配型、分配、政策制定、公众教育，以及器官移植供、受者数据的收集、核实及维护。
在美国，首先是医院的移植小组对病人评估认为其适合接受器官移植后，将患者姓名报告到UNOS，把患者加入到全美等待器官移植者的名单中，患者的所有信息被输入全国数据库。当有器官可用时(通常是器官捐献者在医院被宣布为脑死亡时)，当地的器官获取组织(0P0)收集捐献者的所有相关信息并输入由UNOS器官中心维护的程序。根据UNOS制定的标准，该程序生成潜在受者的移植顺序表，包括多个因素，如供者和受者之间的身体兼容性、受者的健康状况和受者的等候时间。
一般情况下，OPO将首先在器官供者的当地寻找受者。如果当地没有匹配者，OPO会在UNOS区域(全美有11个区域)搜寻适宜的受者。如果还找不到匹配的受者，OPO会将器官提供给全美顺序表中的第一个人。如果第一受者因种种原因不能接受，OPO才会把器官提供给顺序表上的第二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