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变化浅析

离婚案件变化浅析（共8篇）

离婚案件变化浅析 篇1

庭而缺席审理。离婚案件的显著特点首先是当事人对婚姻意愿的表达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具有人身不可替代性（已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例外）。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其次，离婚案件所查明的法律事实有相对的隐蔽性，有很多事实只有夫妻双方知晓，其他人难以证明。基于离婚案件的上述特点，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慎用缺席判决的方式结案。

一、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增多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务工，导致夫妻双方长期分居，这种情形日益增多，使很多夫妻常年聚少离多，严重的影响了夫妻感情。一旦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一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由于其往往不能准确提供对方的详细地址，使得法院常常很难通知被告应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通过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往往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此外，有的当事人缺乏家庭责任感，对婚姻无所谓，常常行踪不定，表现为不辞而别，独来独往，另一方很难把握其行踪；还有一种当事人是恶意缺席，故意规避法律，不愿承担不利后果，如不想离婚，不想抚育小孩或不想让对方获得财产之利益。故意不到庭，造成对方当事人举证困难，人为增加法官判决离婚难度；还有的拖延诉讼，迫使对方当事人让步。

二、离婚案件缺席审理的弊端

1、双方感情是否破裂难以查明。在缺席审理时，由于被告未到庭，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质证程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审判中，法官主要看原告的举证，不能通过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并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双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有时原告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往往夸大其词，甚至杜撰一些不实的事实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法官仅凭原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确实难以判断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2、财产及债权债务状况难以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财产情况，可能有遗漏，因为对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告不知情，亦无法查清，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的分割仅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和被告下落不明期间原告所得的财产；同时还可能存在虚假，因为原告为了达到多得财产的目的，也有可能隐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这种情形如果涉及的财产多、数额大，缺席判决后，一旦被告重新出现，新的财产分割纷争必起无疑。同时，因为被告未出庭参加诉讼，对夫妻间的共同债权、债务亦无法查清。在共同债务问题未查清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子女抚养问题难。缺席审理时，夫妻双方不能就子女跟谁生活及抚养费的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当原告不同意抚养子女，对被告公告送达缺席审理时，若判决由原告抚养，而被告又下落不明，对原告来说是不轻的负担，且对原告不公平；若判决由被告抚养，而其又下落不明，子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应注意的问题

1、依法通知被告应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第十条规定“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上述内容，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辨时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当事人”。对恶意缺席的被告，法院可以依法要求其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然后向其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其签收与否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对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若用《民诉法》规定的其它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采用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2、对一方以下落不明起诉离婚的案件，要把查明对方当事人是否确属下落不明作为案件审理的重点，因为查清该事实是确定案件能否适用缺席判决的关键。诉讼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因无法质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审判人员应根据这类案件的特殊性，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除调查核实原告提供的证据外，还应当调查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近亲属，因为一方当事人若非下落不明，其一定会和

近亲属保持联系。如果其近亲属也不知道其下落，那么结合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可认定被告下落不明。在程序上应尽可能保证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多渠道获取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信息，在发出公告的同时，应在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直系亲属住所地张贴公告，防止原告采用欺诈手段，骗取法院适用缺席审理。

3、认真审查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材料。由于离婚案件不

同于一般案件，离婚纠纷除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外，还涉及婚姻家庭的稳定，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在审理涉及一方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时，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审查。特别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证人证言，应该通知出具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对共同财产、共同债权债务，最好通过当地基层组织调查核实，在无法查清时，应暂不处理共同财产、债权债务问题，待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出现后再行处理，充分保障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诉权。同时，加强与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亲属的沟通，尽量减少日后可能出现的缠诉。对被告恶意缺席的离婚案件，审判人员要耐心做被告的思想工作，争取让被告到庭参加诉讼。对被告明确表示不到庭参加诉讼的，应要求被告出具对婚姻、财产分割及孩子抚养的书面意见或将其意见记入笔录，或采取就地调解或到案发地开庭等措施，解决被告不到庭参加诉讼的问题。

4、妥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父母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因被告未到庭，对于子女应由谁来抚养，人民法院认定的难度较大。对被告恶意缺席的离婚案件，一般可根据子女目前抚养的现状，判决子女由原告或被告抚养。对被告下落不明而判决离婚的案件，原告有先行抚养子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判令子女由原告携带抚养；若夫妻有共同财产的，可将被告方应得的共同财产份额作价后交付原告 抵作抚养费，多余部分也可交由原告保管，待被告出现后主张权利时，再由原告交还给被告。若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可判令被告负担部分抚养费，待其出现时再申请执行，被告如有异议时则可由被告另行主张。这样判决既不会影响被告事后再主张要利的诉权，也保持了子女抚养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

离婚案件变化浅析 篇2

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村的家庭比起城市的家庭, 在新的形势下, 具有新的特点且不容忽视。

(一) 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农村离婚案件在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较大, 且逐年上升, 增幅较大。相对于城市离婚案件, 农村离婚案件在近几年数量迅速发展, 已经超过城市离婚案件所占的比重, 由于矛盾冲突比较激烈, 当事人往往采取诉讼的方式, 能够在民政部门办理手续的很少。

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以中青年居多。由于现在农村的年轻人普遍在外打工, 能够自由恋爱的机会很少, 大多数农村男女都是通过他人介绍认识的, 且没有经过深入的了解就草率结婚, 从而使得婚后难以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 导致婚姻基础薄弱, 婚前缺乏了解。

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而导致离婚的比例不断上升。外出务工导致收入提高、眼界开阔、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发生转变, 同时长期分居导致交流的减少和感情疏远, 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的诱惑和长期的性压抑, 都容易使“婚外情”趁虚而入。

离婚的大多是女方提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发生改变, 经济地位走向独立, 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当不幸婚姻事实发生, 妇女不在再忍气吞声, 敢于通过离婚的方式追求新生活。

农村离婚案件中涉及到家庭暴力仍然是有增无减。在农村,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有一些丈夫受大男子主义思想仍很严重, 在家庭生活中动不动就对女方辱骂殴打, 肆意虐待。在妇女权益日益提高的今天, 受家庭暴力不堪忍受的妇女往往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解除痛苦的婚姻。

农村家庭中如果只有女儿的话, 其中一个女儿就会招一个上门女婿。但是, 自古上门女婿难当, 在新的形势下, 频繁出现涉及上门女婿的离婚诉讼。

在农村重男轻女, 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着, 在众多的离婚案件中, 仍然有不少是因为传统落后思想的作祟, 导致夫妻感情不合。

(二) 农村离婚案件在审理中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农村离婚案件中调解率不断降低, 究其原因为公告送达和缺席判决的比例偏高。主要原因有在外打工, 难以有固定的住所, 与家人的联系也不够密切, 或者家人明知被告的下落, 也不愿意提供, 导致无法将应诉材料直接送达给被告, 只能采取公告形式, 而公告之后, 被告仍不到庭参与诉讼的, 只能缺席审理。

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困难众所周知, 离婚案件主要涉及的是双方感情问题, 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别的人秉着“劝和不劝散”的心理, 即使夫妻感情不和已是众所周知, 也很少有人出来作证, 故该类案件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比较困难。

多数外出打工人员隐瞒真实财产, 在离婚时, 外出务工人员一般都会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活, 利用对方不能掌握自己的真实收入这一点来隐匿财产, 使对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再提起离婚诉讼的比例和再提出离婚诉讼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高。很多当事人在法院第一次会判不准离婚, 就开始积极准备六个月后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

离婚问题不仅涉及夫妻双方, 同时更涉及到一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 离婚诉讼中必然会涉及到以下问题, 如果不妥善处理, 将会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危害。一是子女抚养及教育问题。由于农村社会的缺乏良好的社会监管, 父母离婚后, 很多孩子从小失去父母的关爱和呵护非常容易形成不健全的价格, 成为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老人的赡养问题。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远没有建立起来, 农村老人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他们本来已经是社会中最为弱势的群体。

关注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由于传统观念尚未消失, 婚姻在今天的农村相当程度上仍然被看作是两个家庭甚至家族之间的联姻。双方在离婚之际很容易闹出纠纷, 甚至演变成两个家庭或家族间的严重冲突。

二、分析原因

当前农村婚姻案件上升, 农村经济的发展, 是农村离婚率上升的根本原因, 为了追求生活富裕, 外出打工是对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 但是长期分居引发离婚占农村离婚案件的一半以上。

一是一些外出打工者走出农村, 外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大开眼界, 他们对婚姻、对家庭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二是农村社会早婚是普遍现象, 夫妻感情基础较差, 加之一方外出找工, 接触沟通较少, 分道扬镳也在所难免。三是, 双方长期分居, 彼此缺乏信任, 互相猜疑, 出现问题不及时沟通。

三、对策

离婚案件逐年增多, 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稳定,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要改变这种现状, 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针对这种现象, 笔者浅谈几项对策:

人民法院要谨慎行使裁判权, 法院是解决婚姻纠纷的最后途径, 应谨慎行使裁判权, 要考虑农村婚姻的特点, 查明双方离婚的真正原因, 正确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对尚能挽救的婚姻, 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 多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 对感情确已破裂的, 则应及时公正处理。

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离婚案件尤其要注意妥善处理涉及婚姻问题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 首先要真正弄清楚当事离婚的真实目的和原因, 有针对性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想当事人说明一个家庭的解体对于子女将会有怎样的影响, 树立其家庭的责任感。

离婚案件中的离婚难问题探究 篇3

【关键词】离婚；感情破裂；调解；诉讼

起诉离婚是我国公民解除婚姻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则必须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判决准否离婚的依据。为便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出台了关于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专门就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增加一款。这些列举性的条款确实为司法工作者提供了参考，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离婚难”。

一、离婚难问题的提出

我国实行婚姻自由，只要双方自愿，只需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领取离婚证即可，这并不难。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存在于离婚诉讼中，若被告不同意离婚，原告想要离婚有多难。在这里，我们就以L区法院的离婚案件相关数据为研究蓝本，揭示离婚难问题。

（一）判决准予离婚少

自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L区法院已结离婚案件559件，其中撤诉164件，调解结案304件，判决不准离婚49件，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37件，仅占6.6%。在判决准予离婚的37个案件中，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的有21件，被告同意离婚的有8件，而真正是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经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8件。在判决不准离婚的49个案件中，被告都是不同意离婚的。

（二）调解、撤诉结案多

调解和撤诉的案件数量能达到离婚案件总数的83.7%。这么高的调撤率并不能代表法院化解夫妻矛盾的成功率有多高，相反，这也是离婚难问题的一种体现。

对于经调解自愿离婚的案件，有些是法官成功劝说被告放弃这段婚姻，更多的是没有达到感情破裂的标准，原告在子女抚养、财产权利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后换取被告的同意。由此可见，调撤率过高反映出的是起诉离婚难度高。

（三）法律规定适用难

在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原告提出被告实施家庭暴力的有11件，但只有1件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并由此判决准予离婚；原告提出被告有赌博、酗酒等恶习的有5件，但只有1件判决准予离婚，且主要判决理由是分居满二年；原告提出因感情不和分居的有17件，但只有2件以此为由判决准予离婚。

（四）离婚要打持久战

在判决准予或不准离婚的86个案件中，原告为了与被告离婚，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的有63件。在这63件中有23件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占到36.5%。

在8个被告不同意离婚而被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案件中，有3件是原告第二次到法院起诉，有2件是第三次起诉，有1件是第四次起诉。这再次说明，到法院起诉离婚一般都要经历两次以上才能成功。在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起诉的21个案件中，也有4件是第二次起诉，有1件是第三次起诉。

二、离婚难的原因

（一）法律规定过于抽象

不管是《婚姻法》还是司法解释，其中某些条款的规定过于抽象，造成当事人举证困难，法院认定也很困难。例如“实施家庭暴力”，施暴者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实施家庭暴力？再如“有赌博恶习屡教不改”，另一方要“教”到何种程度才算“屡教”，有恶习一方又如何才算“不改”？司法实践中，以类似规定作为准予离婚判决依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二）法律规定不切实际

还有某些条款的规定不切实际。例如，“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难以想象原告如何才能熬过两年；“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就算这一方有悔改表现，难道另一方，尤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必须接受？对于期望从婚姻中解脱的当事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甚至有些残忍。类似规定也几乎没有在判决书中出现过。

（三）法院判决过于慎重

婚姻关系的解除，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审理离婚案件时慎重判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法院在实践中过于慎重，可以判决准予离婚的而判决不准离婚。若起诉离婚的当事人正遭受家庭暴力，却因举证困难而不被法院支持，那这对于当事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四）法官自由裁量较少

《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列举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情形之后，都有一款兜底条款。也就是说，法官需要在审理中对其他情形进行判断，行使自由裁量权。可是这种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很少见。例如很多不愿意离婚的被告总是对法院避而不见，拒不配合法院的工作，导致法院送达难。即使费尽周折成功送达，被告也会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甚至直接宣称要拖着原告。法院在此类当事人面前步步退让，不仅让原告寒心，也有损司法权威。

三、离婚难问题的解决

解决离婚难问题并不是倡导绝对的离婚自由，而是为了帮助深陷在痛苦婚姻中的人们及时得到解脱，给予他们应得的正义。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适当降低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

我们认为，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是当事人的切身感受，而这种感受与社会大众处在相似情形下的感受基本一致。因此，婚姻法规定的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应当符合社会常理。例如，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应设定“持续、稳定”这么高的标准，这显然高估了中国人对配偶出轨的容忍度，建议直接修改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关于“家庭暴力”，不应等到发生严重后果时才予以重视，只要达到轻微伤即可予以认定。关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减少为半年较为人性化。

（二）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

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有时候虽然夫妻一方并没有婚姻法规定的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形，但另一方就是对他/她没有感情了。我们不鼓励随意提出离婚，反而也支持给当事人冷静考虑，治愈感情裂痕的机会，因此可以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夫妻一方认为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产生离婚念头的，可以到社区进行登记，由社区委派人民调解员对双方进行调解。如果半年以后双方的感情裂痕仍未愈合，当事人即可以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再次调解无效后，即应判决准予离婚。当然，这一制度并不是必须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鼓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通过对夫妻二人言谈举止的细心观察，凭借常人思维和生活经验就可以判断其感情如何。法律无法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列举完全，于是设定了兜底条款。因此，法官应当充分行使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现行婚姻法修改前，法官能做的就是把兜底条款利用好。放开了法官的手脚，法官就不必想方设法劝说原告撤诉，也不必费尽心思达成并不公平的调解协议。

（四）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

在很多离婚案件中，被告认为只要对法院避而不见就可以达到不离婚的目的，而实际上也基本上确是如此。只要被告不到庭，法院就不敢轻易判决准予离婚。因此，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更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法院应当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如果被告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应当敢于对其进行拘传。如果被告隐匿行踪，法院根本无法找到，但通过电话又能联系上，则可以视为放弃挽回婚姻的机会，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准予离婚。

（五）修正社会观念

离婚案件代理词 篇4

本人接受原告某某的委托，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本人多次与原告某某详细的沟通和交流，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工作，对本案已经全面了解，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灭，请法院依法解除双方夫妻关系。

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多次承认自己有配偶而在外与其她女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的破灭，存在重大过错，并且同意离婚，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

二、关于家庭财产的分割。

根据婚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法院在离婚案件中应该坚持照顾妇女、儿童及无过错方的原则，对财产依法进行分割。庭审中原告方提供了证据证明被告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外以结婚为目的与其她女性交往，并且被告也多次承认自己在外与其她女性保持密切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重大过错，因此请法院在判决时综合考虑各方的`因素，对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依法分割，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三、对于本案房产部分，请法院依法进行分割。

1、本案中房产部分依法进行分割的好处

在本案中，对原告提出的房产分割一并进行审理，审理难度相对较小，同时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审判效果，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杜绝新的纠纷发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2、本案中房产部分不依法分割的坏处

首先，法院作为一个中立的审判机关，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该依法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若法院拒不对本案房产部分作出分割，违背了人们法院的工作职责;其次，在离婚诉讼中不进行房产分割，而强行要求原被告双方另案起诉分割房产，对于本案来讲是结案了，完成了工作任务，但是当事人的问题还是未能解决，最后还是需要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增加了法院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其次，要求当事人对房产部分另案起诉，会使一个诉讼就能解决的问题，分割成多个诉讼，不仅不能达到息诉、化解双方矛盾的审判目的，反而会激发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浪费司法资源、损害法院的社会形象、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3、依据法律规定，本案房产应当进行分割

《民诉意见》第三十三条规定：二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的纠纷，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该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房屋分割部分已经贵院立案并进行审理，任何法院不得再对本案中争议的房屋进行立案审理，若立案的，也应该裁定移送贵院合并审理，因此请贵院依法对本案房产部分进行分割。

代理人：

离婚案件答辩状 篇5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__，女， 年 月 日 生，户籍地： 身份证号码：

答辩人因与上诉人__离婚纠纷一案，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一)上诉请求1应予驳回。

(二)上诉请求2应予驳回。

(三)上诉请求3应予驳回。

(四)上诉请求4应予驳回。

二、下列财产，一审不予处理或错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请求中院予以纠正。

1、被上诉人用于购买__房产的__万元婚前存款;

2、__房产装修款__元;

3、__汽车;

4、上诉人贷款炒股转走的现金__元。

三、由于时间变化，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已经发生变化，列举如下：

1、__房产贷款，现贷款余额本金是__元，利息是__元，罚息是__元，诉讼费预计支出是__元，合计此套房产负债为__元;

2、__银行贷款，现本息余额是__元。

四、根据事实，请求中级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如下认定：(按一审判决书的认定顺序)

1、认定被上诉人的婚前财产为__房产一套和现金人民币__万元;(判决书第__页第__行，维持一审认定)

2、认定__房产系上诉人出售__房产的房款所购买;(判决书第__页倒数第__行，维持一审认定)

3、认定被上诉人出资婚前存款__万元购买__房产;(依据证据，重新认定)

4、认定被上诉人用出售__房产的房款装修__房产;(依据证据，重新认定)

5、认定上诉人非法转移现金__元;(判决书第__页第__行，依据司法解释，重新认定)

6、其余认定不变。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一审有关事实认定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

请求中院查明事实，作出正确的判决。

此致

__市人民法院

答辩人：

年 月 日

二、如何写离婚答辩状、离婚答辩状怎么写、离婚答辩状范文/格式、不同意离婚答辩状范本

答辩人：__，女， 年 月 日 生，户籍地： 身份证号码：

答辩人因__诉我离婚纠纷一案，现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答辩人认为原告和被告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离婚，原因有四：

一、______;

二、______;

三、______;

四、______。

此致

__市人民法院

答辩人：

离婚案件变化浅析 篇6

委托人：曹某（男）委托事项：离婚 代理律师：苗廷律师

委托时间：2014年12月8日 结案时间：2014年12月17日

本案从收案到结案，一共用了十天时间，且子女抚养权及房屋产权都归属于我的委托人,委托人曹先生对案件结果非常满意。

一、本案管辖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但离婚案件比较特殊的情况是，认定经常居住地的证据材料往往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证、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租房合同等，这些证据当事人往往很难提供，退而求其次，只能到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

本案中，曹某和女方的住所地都不在南京，但都在南京居住超过一年，即南京已成为双方的经常居住地，根据上述规定，该案件应由南京某法院管辖。根据我的指导，当事人曹某取得了经常居住地的证明材料，顺利地在南京某区法院立了案。

凑巧的是，女方也同样强烈要求离婚，但她不懂如何证明经常居住地，只好到我的当事人曹某户籍所在地—江苏徐州起诉。只是在案件受理的时间上，南京法院早于徐州法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徐州法院的案件应该移送到南京法院合并审理。

遇到这种情况，受托人苗廷律师仔细分析后决定，我方当事人果断地撤回在南京的起诉，理由如下：

1、女方起诉离婚，只要我方同意离婚，法院即会认定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判决离婚。不会出现我方撤诉后六个月内不准再次起诉离婚的后果；

2、由于婚生女被女方强行带回女方老家浙江居住，时间拖地时间越长，越对争取子女抚养权不利；

3、徐州是男方家庭所在地，在徐州起诉相当于在主场作战，对女方的心理上的压力会很大。

经过此番运作，此案最终在徐州主持调解。

二、子女抚养权问题 由于离婚双方矛盾较大，在一个月前的一次激烈争吵后，女方将女儿带回了浙江温州，且将婚生女安顿在温州一家幼儿园读书。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考虑到未来执行的难度，很有可能将婚生女判给女方抚养，这将对男方极其不利。

苗廷律师经仔细分析，迅速制定了以下诉讼策略：

1、争取快速开庭，时间越久对男方争取子女抚养权越不利。在与法院真诚沟通后，承办法官同意尽快开庭。

2、到幼儿园开具证明，证明女儿很适应在南京的生活学习环境，不宜改变教育环境的继续性与适应性。

3、证明从抚养能力、抚养意愿、近亲属协助抚养的能力上来讲，男方明显优于女方。

三、财产分割问题

为了争取子女抚养权，为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我们对财产分割的态度是：如果女方愿意放弃女儿的抚养权，男方愿意在财产分割上作出一定的让步，但房屋的所有权必须归属于男方。

在较为仔细地计算双方共同财产后，在平均分割的基础上，男方自愿多出两万元补偿费用给女方，且不要求女方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用。

离婚案件变化浅析 篇7

关于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 依据《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即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夫妻另一方不能依据两个“除外”规定, 举证证明这一债务是夫妻个人的单方债务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规定可见, 夫妻另一方 (指非举债方) 存在两种证明责任:一是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指实际举债方) 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 且还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所以,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一方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的证明责任, 实际上强加给了夫妻另一方即非举债一方。

二、立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

从理论上来说,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 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 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 (1) 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 实际上是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 从表面上看, 这好像是公平的, 但是, 从深层次上看, 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 债权人主张权利, 仍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 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 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 以保证债务实现, 减轻风险, 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 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 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2) 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 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 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 债权人无须证明, 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 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很难, 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 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 想尽办法故意伪造债务, 就算是之前有约定, 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 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 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3) 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问题上, 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 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 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 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 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立法缺陷引发的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 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多元化, 立法对举证责任规定的不足越发显现出来, 导致在离婚案件中, 出现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难度大、举证难、取证难的问题。实践中举证难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1. 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 怠于收集证据。

正常情形下, 夫妻双方因为感情融洽, 相互信任, 一般都不会想到离婚, 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缺乏危机感。并且中国的家庭现实是婚姻当事人一旦结婚, 一切以“家”为主导, 忽视了个体利益和保护意识。因此, 在主观上不会保持警惕意识, 在客观上也不会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 一旦夫妻关系恶化, 另一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 甚至伪造债务, 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受害方“举证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方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更为典型的是, 很多受害人甚至在受到侵害之后, 还不会意识到要收集相关证据, 而是以道德观念认为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跟谁理论, 都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不需要书面证据。因而导致在一方或者债权人提起诉讼后, 往往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导致败诉, 承担不利后果, 后悔晚矣。

2.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另一方举证困难。

1993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2)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 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此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属于个人债务, 不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在实践中, 尽管有司法解释为依据, 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此规定对弱者的权利起不到根本保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 一般情形下, 一方从事经营, 另一方不参与或很少参与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对方的财产状况了解甚少, 在主观上也不会意识到在貌似正常的家庭氛围背后存在夫妻财产纠纷的隐患, 直到夫妻离婚时债务承担对自己不利, 才恍然大悟, 却已无能为力, 只能迫于没有掌握证据得不到法院支持而承受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 在债务纠纷出现时或离婚时要举证证明经营一方是“擅自举债”、且“用于个人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

3. 对债权人是否和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 也很难举证。

随着夫妻独立性增强, 在很多时候,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举债行为, 仅仅是举债方的个人私事, 另一方并不知情更无法控制, 出现纠纷时, 根本没办法证明他们约定为个人债务了。据统计, 每年各地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占很大的比例, 而原告撤诉的占很大一部分。据法官分析, 撤诉案件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 拿不出证据, 其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所以, 一旦发生纠纷, 该项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一般很难认定, 未参与举债一方也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人的借款为个人债务。根据 ( (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 经营性债务难以举证。

随着经济发展, 夫妻双方或单方举债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大量增加。大多情况下, 夫妻间参与经营的只是夫妻一方, 另一方并不参加。而且, 因经营所形成的债务, 即便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进行经营而且收入归己没有与家庭发生任何关联而形成债务, 夫妻另一方一般很难举证所经营的资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也没办法约束经营一方的经营行为和非经营行为。而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未经营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 在未参加经营的情况下, 却要承担举证经营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经营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 有失公平。

从以上对举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 现实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简单地说由主张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或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实都是不科学的。总结起来, 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配举证责任, 在以夫妻名义共同举债的情形下, 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若不能举证, 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 要尽量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 要求举债一方举证, 否则就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这样综合考量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公平的。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1. 设立夫妻大额债务共同签字制度。

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现象成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的难点, 且这种现象在缺少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越来越严重。

推定规则容易助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故意, 容易引发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危机。此类债务纠纷大多发生在婚姻走到尽头之时, 感情一旦不存在, 夫妻间的财产争夺战就显得冷酷而残忍。 (2) 为了获取更多了利益, 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常常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欺骗法院和其配偶, 从而达到其想要获取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为防止一方恶意举债而引发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争, 立法应当对夫妻单方大额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大额举债要经过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 夫妻任何一方单独举债的, 可以推定为其与债权人已约定为其个人债务,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另一方事后予以追认的, 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而言, 大额债务是应当排除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之外的。债权人作为善意交易人应持谨慎交易的态度, 其在出借大额款项或进行大额交易时, 应当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 否则可推定其认可该债务为个人债务。对债权人为追求高利贷利益而盲目借款或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谨慎交易的行为, 其自身本来就存在过失, 所以应承当风险。

2. 完善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处理的规则。

(1) 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而这一推定规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 存在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并导致了当今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泛滥。而且, 从理论上说, 其一, “家”不是一个民事主体, 夫妻个人举债即使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也不能说是“家”与债权人有债之关系。 (3) 家庭成员有其独立性, 每个个体仍为私法上最基本的行为主体, 毕竟个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得根据自身意思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社会经济生活, 此为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从事经济交易、进行社会往来时, 关注更多的是交易对象自身的信誉和资质, 而非其配偶如何、背景怎样。 (4) 其二, 在交易之初, 由于债权人拥有交易选择权, 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风险。这种规避交易风险行为的成本, 比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强加给夫妻另一方所导致的反驳成本要小得多。 (5)

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是适当照顾女方、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公平处理共同财产及债务。但司法实践中, 往往是法律无法保护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无过错方以及子女的权益, 反而为他们增加了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因此, 应当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当然, 废除该推定规则, 可能会出现客观真实上系夫妻共同债务, 但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夫妻之间内部信息而举证不能, 导致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其他方面的途径加以补救, 力求平衡婚姻关系双方及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各方的合法利益。

(2)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 灵活适用法律, 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各地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 在立法上还没有对其完善的情况下, 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 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 并灵活适用法律, 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 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 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 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 (6) 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 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失却法律原意。《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 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 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 不能超出立法本意。其次,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 应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 选择适用法律规则, 对具体案件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断, 这样的判决结果会更符合客观事实, 更趋向于实质正义。最后, 变通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 但因为婚姻法相关解释缺失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 加之我国又没有对日常家事代理权作明确规定, 法官若直接适用该制度易引起当事人的非议。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 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7) 尽管这两个标准表述不是很科学, 但我国实务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 此标准已居主流地位, 可将之与日常家事代理联系起来分析,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个人负债可推定为夫妻合意, 认定为共同债务。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巨额债务, 则应从严审查, 不可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 明确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争的举证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 使得很多情形下明知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却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给法院裁判及当事人利益都带来很多困扰。如前所述,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 夫妻一方要举证证明另一方个人举债非夫妻共同债务难度极大,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 依据法律规定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终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 法律侧重于惩罚婚姻的过错方, 但事实上过错方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并刻意隐瞒其所作所为, 甚至故意制造假象蒙蔽法院, 蒙蔽配偶他方, 其主动坦白过错的情形是很罕见的。正是由于无过错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不能, 使得本该胜诉的受害方往往难以提出有利证据得到法院的支持, 亦使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因此, 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实行夫妻债务认定举证倒置规则, 由夫妻参与举债一方当事人证明所举债务确实是夫妻共同决定, 或确实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否则, 按举债一方个人债务处理。这种举证规则比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夫妻另一方的成本要小得多, 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4. 增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在婚姻生活中, 日常事务琐碎繁多, 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 这种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 同时也符合婚姻当事人的本人利益, 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简单民事交易的安全, 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早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制度, 英美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虽然只是对夫妻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予以间接承认, 这已经是对原有婚姻法理论的重大突破。 (8) 但直至今日日常家事代理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定, 因此建议在婚姻法中引进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并且明确限定日常家庭事务的合理范围, 这对于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民事交易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应严格把握, 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不宜扩大。完善我国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首先要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规定清楚。如史尚宽先生所说, “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确定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因为“日常家务之范围, 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 由外部正确判定, 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 不独有害于第三人, 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 (9) 即有了生活样式外观的日常家事代理权, 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清楚之后, 对于非属于日常家事代理事项的处分就应当征得夫妻双方的同意和确认。笔者认为应规定为:一方若设置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 须经另一方的同意和确认, 否则应当视为个人债务, 由举债方自行承担债务后果。但该债务负担若符合民法表见代理的外观而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的, 不足以对抗债权人。

参考文献

离婚案件变化浅析 篇8

（一）对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出售夫妻共有房屋的效力的认定。

夫妻对共同共有财产处分的效力基于夫妻双方人身关系的独特性而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夫妻双方法定代理制度上，即在日常家庭生活范围内，夫妻双方互有代理的权利，夫妻一方处分财产对另一方自动生效而不需要授权。由此所能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第三人在与夫妻一方进行财产交易时，往往会基于夫妻双方合法有效的婚姻而信赖其一方的处分权利，而并不能知晓财产实质的权利归属状态。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定的处理原则，对于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而擅自出售的，在第三人为善意的前提下，即使不知情一方不同意出售该共有房屋，也无权要求善意第三人返还该房屋所有权。由此可见，在此类纠纷的处理上，法律主要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理由是夫妻间所具有的亲密的人身关系往往会使第三人無从知晓其财产事实上的归属关系，而只能依据不动产登记作出判断。而当登记与实际权属状态不符时，基于交易安全与物权公示效力的考虑，法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给另一方带来的损失，在离婚时可以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的规定要求补偿。

（二）此处对于第三人善意的认定。

在第三人系善意的前提下，即使夫妻中的一方不同意该房产的出售，善意第三人也依然可以取得该房产，实质上是以可能会给不知情亦不同意出售房屋的一方带来损失为代价，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为了不使这一保护效力被滥用，则在此处要明确对于第三人善意的认定标准。《物权法》第106条对善意取得制度做了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这三个关于善意取得的构成条件缺一不可。而对于房屋的买卖来说，基于其不动产登记要件主义，一般情况下对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第三人可以通过查阅不动产登记薄来获知该房屋的权属状态。因此，此种案件当中的房屋出售，对于第三人来说，房屋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将排除未登记一方实际共有权的事实。

结合法律与一般社会经验来分析，此处第三人善意的具体情形有：1.房屋登记在双方名下，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或有证据证明出售此共有房屋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支付合理对价的，视为善意;2.虽然房屋产权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但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或有证据证明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支付合理对价的，视为善意;3.房屋产权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第三人主观上不知并且客观上也无从知晓系夫妻共同财产，并支付合理对价的，视为善意。对于第三人恶意进行交易破坏夫妻共有财产的权属状态的，则当然的视为无效。

二、房屋在婚姻存续期间增值部分的认定及处理

由于房屋作为不动产会受到经济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当事人在离婚时其房屋的价格往往与购得房屋的价格相差甚远，即房屋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实现了增值。目前普遍的观点都认可在离婚案件中对所涉房屋在婚后增值部分的归属进行处理的合理性，但对这一部分增值利益的性质却无统一的说法。笔者认为，首先，房屋增值利益不属于法定孳息，因法定孳息是原物所有权人以原物供他人利用而得到的对价，其构成基础包括以原物供他人利用以及因他人之利用而产生利益这两部分。也就是说，法定孳息的产生系以当事人之间的原本用益关系为本质的，而非任何法律关系均可以产生法定孳息。而房屋的增值收益系房屋受市价等因素的影响，在转让时所能够得到的部分差价，而非由房屋所有权人将房屋交由他人使用而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因此房屋的增值收益显然不属于法定孳息的范畴。其次，房屋增值利益也不属于天然孳息。因天然孳息的本质在于其是由原物孕育而自然产出之物，而房屋受投资导向及经济环境的优劣、房屋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本身就存在着价值增加的空间，而其所增加的价值与房屋本身是系为一体，而并非由于房屋的自然产出之物，因此房屋的增值收益同样也不属于天然孳息的范畴。

综上所述，房屋增值部分的性质既非法定孳息也非自然孳息，而是基于房屋本身价值利益随市场价格变化及时间迁移的自然延伸、升涨。而既然非孳息的范畴，自然对其归属的认定不能适用《物权法》来调整。在对此部分增值利益的认定与处理上，美国法律所做的规定比较合理完善，很值得借鉴。它将因通货膨胀或者其他非因当事人的主观努力而是因市场价值的变化而产生的增值视为被动增值，认定为个人财产;当一方的个人财产由于他方或双方所支付的时间、金钱、智力、劳力而增值的应属于主动增值，认定为婚姻财产。由此，我们可以将房屋的增值利益分为两类，把非因人为努力原因而是基于房屋的自身增值性在婚后所增长的利益视为自然增值，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的规定归房屋产权的所有人所有。把因对房屋进行了修缮、改造、扩建等所引发的增值视为人为增值，此时即使房屋产权仍属一方所有，这种因人为的添附、改动所产生的经济增值部分依然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努力与贡献的结果，所以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诉讼中按夫妻共同共有进行分割。

三、结语

财产分割问题是离婚案件当中的热点问题，而房屋的分割又是财产分割的核心问题。而对此的处理，《物权法》与《婚姻法》作为民法中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牵连的部分，在认定与处理两者相互交叉与重合部分的的冲突时，我们希望立法者能够尽快填充此处的空白，明晰此处的分界点，使离婚案件当中房屋分割及相关制度能够具体、完善，从而公平地维护离婚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隋彭生：《法定孳息的本质—用益的对价》，《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6期。

[2]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