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写字的故事

王羲之写字的故事（共11篇）

王羲之写字的故事 篇1

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当时的人都把他写的字当宝贝看待。据说有一次，他到他门生家里去，门生很热情地接待他。他坐在一个新的几案旁，看到几案的面又光滑又干净，引起了他写字的兴趣，叫门生拿笔墨来。

那个门生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把笔墨拿来给王羲之。王羲之在几案上写了几行字，留作纪念，就回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门生有事出门去了。他的.父亲进书房收拾，一看新几案给墨迹弄脏了，就用刀把字刮掉。等门生回来，几案上的字迹已经不见了。门生为这件事懊恼了好几天。

又有一次，王羲之到一个村子去。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

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

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只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

我学习写字的故事（二） 篇2

后来,不知不觉地我的字在变,别人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是在变。这字的变化,谈不上变得遒劲,也谈不上变得俊秀,只是变得更柔软了,更平和了。用小学生的话说:“你的字,我们都认识。”

到了2003年,台湾作家桂文亚要给我出一本“手迹诗集”:《其实我是一条鱼》。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手抄我的诗。手抄这些诗的时候,我感觉心很静,不急不躁。那些字,因为诗的滋润而有了生命;那些诗,因为字的恭谨而有了血脉。正像我在诗集的“序”中所写的那样:“书写这些短诗时,我感受到了心灵的最大宁静。这世界万籁俱寂,我听到了我用笔在吟诵我的诗。”“我希望我稚拙的字,稚拙的诗,能让你听到我发自内心的声音。”

我虽然可以用电脑写稿,但我还是愿意把完成的稿子再用笔抄写在纸上,特别是对自已满意的一首小诗或一篇短文,更愿意在纸上展示一下。抄写的时候,无论字写得好坏,我都觉得那首诗、那篇文,因为是经我抄写的,便有了我的气质和趣味,有了我的生命印记。写字时,我感受到了心灵的指导远远超过了技巧。

有时写完了字,我静静地读这些字,我不是读它们的义,只读它们的形。我先看一篇字的整体结构,就像看一幅画,听一首曲子。我感觉那一篇字,是有节奏的,是有动感的。而后,我还会去看每一个字,看每一个字的神采,就像欣赏一个人的个性一样,流露出来的是敦厚、和善,还是俊美、飘逸,等等。

王羲之的故事 篇3

永和九年(353年，�x穆帝)，�r�讶�月初三，初渡浙江有�K焉之志的王羲之，在��稽山的�m亭(今�B�d城外的�m渚山下)，�c���r的名流高士�x安、�O绰等四十一人�e行�L雅聚��。大家�流�x�，各抒�驯В�抄�成集。�K公推此次大��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一序文，���@次雅集，於是《�m亭集序》�M空出世。�b想��年盛��，名士�集於�m亭，�是多�N有想像力的一件事情!

《�m亭集序》描�L了�m亭的景致和聚��的�啡ぃ�抒�l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化，�K期於�M”的感�h。�r喜�r悲，喜�O而泣而悲，文章也感情的�化由平�o而激�U，再由激�U而平�o，�O�M波��起伏、抑�P�D挫之美，�Z言��Q而意味深�L，突出的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L格。且其文字玲��剔透，琅琅上口。《�m亭集序》成�槊�篇佳作��之�o愧。

【�m亭集序】|「永和九年，�q在癸丑，暮春之初，��于��稽山�之�m亭，�禊事也。群�t��至，少�L咸集。此地有崇山峻�X、茂林�竹;又有清流激湍，映�ё笥遥�引以��流�x曲水。列坐其次，�m�o�z竹管�L之盛，一�x一�，亦足以��⒂那椤J侨找玻�天朗�馇澹�惠�L和�场Q鲇^宇宙之大，俯察品�之盛，所以�[目�G�眩�足以�O��之�剩�信可�芬病7蛉酥�相�c，俯仰一世，或取�T�驯В�悟言一室之��;或因寄所�，放浪形骸之外。�m趣舍�f殊，�o躁不同;��其欣於所遇，�旱渺都海�快然自足，不知老之�⒅痢<捌渌�之既倦，情事�w，感慨之矣。向之所欣，�a仰之�g，以���迹，�q不能不以之�d��;�r�短化，�K期於�M。古人云：「死生亦大矣。」�M不痛哉!每�[昔人�d感之由，若合一契，未�L不�R文嗟悼，不能喻之於�选9讨�一死生����Q，�R彭����妄作。後之�今，亦由今之�昔，悲夫!故列��r人，�其所述。�m世殊事��，所以�d�眩�其致一也。後之�[者，亦�⒂懈徐端刮摹!�

王羲之写对联的故事 篇4

福无双至今朝至

祸不单行昨夜行

有一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书写了一副春联，让家人贴在大门两侧。对联是：

春风春雨春色

新年新岁新景

可不料因为王羲之书法盖世，为时人所景仰，此联刚一贴出，即被人趁夜揭走。家人告诉王羲之后，王羲之也不生气，又提笔写了一副，让家人再贴出去。这副写的是：

莺啼北星

燕语南郊

谁知天明一看，又被人揭走了。可这天已是除夕，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眼看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了春联，惟独自己家门前空空落落，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想个办法。

王羲之想了想，微微一笑，又提笔写了一副，写完后，让家人先将对联剪去一截，把上半截先张贴于门上：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夜间果然又有人来偷揭。可在月色下一看，见这副对联写得太不吉利。尽管王羲之是书法名家，可也不能将这付充满凶险预言的对联取走张挂啊。来人只好叹口气，又趁夜色溜走了。

初一早晨天刚亮，王羲之亲自出门将昨天剪下的下半截分别贴好，此时已有不少人围观，大家一看，对联变成：

福无双至今朝至

祸不单行昨夜行

众人看了，齐声喝彩，拍掌称妙。

王羲之经典对联妙笔生辉

王羲之的书法很不错，除夕之夜要写对联。可是写了许多对联都被别人偷走了。

无奈之下，他便写了一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王羲之写字的故事 篇5

读《苦练书法的王羲之》这个故事体会

今天我读了《苦练书法的王羲之》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分辛苦一分才的道理。王羲之是我国伟大的书法家，被人尊称为“书圣”。他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成就，秘诀就在于他的刻苦和专注。他为了练书法，不仅经常忘记吃饭和睡觉，而且，竟然有一次把墨汁当成蒜泥，蘸馒头吃。读完这个故事，我想了很多。如果王羲之没有那样全神贯注地刻苦练习书法，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欣赏他留下来的墨迹了，这将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我还想到了我自己。妈妈经常批评我写错别字，说是由于不专心，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还不服气，觉得那都是正常的，不用太在意。现在我明白了专心，是成功的第一步。还有的时候，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有很美的愿望，但是就是懒于行动。读完《苦练书法的王羲之》，我明白了，成绩都是从行动中获得的。

我一定要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做一个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人！

走下神坛的王羲之 篇6

因为在中国几千年奴化思想的影响下，且不论民众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上天之子”的号令之下，拜他如神，在民间，凡是有常人所不及的成就或才能之人，往往会因岁月的沉淀，因历史的文过饰非，也被民众拱奉得渐渐失了“人”的七情六欲本性特征，变成了一个“神”，一个符号。

“书圣”王羲之也是如此。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加之唐太宗骗取《兰亭集序》并遗诏其陪葬昭陵这一传奇故事，使得王羲之不仅成为了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更成为了书法家眼中一个完美无缺，不可企及，更无法超越的“神”。不可否认，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和习练书法的“墨池”精神，确实是后世取之不竭的学习源头，但是，褪去“书圣”这一神圣光环，还原到一个“人”的层面来看，王羲之，也有着如常人一般的性情品格，甚至为人处世还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和劣根性。

《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关于王羲之的事情，其中有这么三件事：

其一是王羲之轻视妻舅郗愔、郗昙之事。早在郗昙尚未去世，郗昙的女儿郗道茂尚未嫁给王羲之的幼子王献之时，王羲之夫人郗璇便察觉到王氏后人对郗家的藐视，愤恨地对弟弟郗愔、郗昙说：“王家见二谢（谢安、谢万。谢安后为东晋宰相，其时尚隐居会稽），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虽说王郗两家确为政治联姻，而郗家也一直式微，但即便看在夫人的情面上，王羲之对妻舅如此轻视无礼，也实属为今人所不喜之人。

其二是王羲之对支道林的前倨后恭。支道林在会稽时，正好王羲之也在。孙绰对王说：“支道林独出新意，见解高超，你想见一见吗？”王颇表轻视：“一往之气，去而不返，何足挂齿！”后来孙与支乘车去访王，王不与他交谈，支只得告退。支又一次去，正赶上王出门，车已备好，支拉住他：“君不要走，贫道与你说几句话。”便讲《逍遥游》，洋洋洒洒，情采新奇，王顿时流连赏玩，赞叹不已。于是宽衣解带，忘了其他事情。其后二人虽成莫逆之交，可是，王羲之的清高自负“狂放不可一世”的武断个性可从此事豹窥一斑。

其三《规箴》中曾记载：“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议论更克。孔岩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殁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把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即为王羲之与王敬仁、许玄度很有交情。王修、许询过世后，王羲之对二人的评论却越来越苛刻。孔岩劝诫羲之：“明君从前与王、许相处很有感情，现在他二人去世之后，你却这样评论他二人。君对友情不能善始善终，在下以为不可取。”王羲之很惭愧。王敬仁和许玄度可能生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王羲之能与其相交，二人定有过人之处。朋友生前还可相与为善，可是，在其去世之后，王羲之竟然非议二人，不仅触犯了世人“敬鬼神”的道德底线，而且还显示了他心胸狭窄的劣根性。

此三则对待亲朋好友所显示出来的性格缺陷，虽有招人议论之嫌，但因为亲友的包容理解，并未对其人生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可是，就如今人所认为的性格决定命运一样，王羲之性格上的缺陷和他内心潜藏的劣根性，终究造成了他命运的萧条，致使其中年之后仕途多舛，最终誓墓、辞官，“以愤慨致终”。

而这一切，都和一个名叫王述的人有关。

王羲之与王述，同姓而不同宗。王羲之出生琅琊王氏望族，王述出生太原王氏大族，门第相当，两族势力互为消长，本应相互协助才对，可王羲之自持才高，时时诋毁王述。《世说新语·仇隙》记载：“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晋书·王羲之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虽未记载王述对羲之的态度，但估计也好不了。

两人相互轻视，竟然源于两人齐名，有竞争关系，特别是当王述的官职位在王羲之之上，名望也超过王羲之时，敌视的情绪就更强烈了。《世说新语·忿狷》记载：“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晋书的记载也相同，唯不提王羲之的嘲笑。不过王羲之也有些过分，嘲笑王述就好了，把王述之父王承也牵扯进来，就不怎么厚道了。王羲之对王述一贯行之于色的蔑视和嘲笑，也仅仅是针对其生活琐事和性情。王述虽然对此也忿忿然，但并没有对王羲之施以报复。

二人之间由轻视升级为仇视，是在王羲之接任王述任会稽内史之后。先出招的是王羲之。《世说新语》载：“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晋书》的记载也大致相同：“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王羲之在王述母丧时侮辱报复，确实是很过分。王述是孝子，丧母已很伤心，而王羲之自恃门第，傲达不羁，屡与王述过不去，并触犯了王述的家讳，这在当时是不可饶恕的。王述守丧三年，忍气吞声，不能有所作为，但一旦复职，当上了扬州刺史，自然要对属下的王羲之进行报复。

王述在离开会稽赴任前，拜访了会稽所有亲朋好友、社会名流，却偏偏不理王羲之。随后借视察之名，找到了王羲之的很多错误，逼得王羲之“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王述的报复是后发制人，虽有公报私仇之嫌，但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错就错在王羲之不应将个人的恩怨加害到对方的父母身上，故王羲之之后一系列的“辞官”“誓墓”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在玄风大盛的魏晋之际，忠、孝、礼、义成为取舍人才的一大标准。王述因此而蒙显授，并成为一时楷模，是不足为奇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忠孝思想、道德观念的淡薄，王述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而王羲之因帝王对其书艺的推崇，渐渐为人们熟知，甚至被美化、神化，也属常理。但书艺毕竟无法无法取代人品，也不能因今人望尘莫及的技艺而被尊崇为“神”。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直面一个“神”般的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优劣长短，不只是人类的进步，还有前车之鉴的功用。

有趣的故事创作：不会写字的松鼠 篇7

有一只叫可可的松鼠，它不会写字，但他身材很轻盈灵巧，还有一个蓬松的大尾巴。

有一次，它看到了一只雌松鼠，尾巴长着油光锃亮毛皮和一双大眼睛，她正在树下看书，松鼠动心了，他想写一封情书给她，可他不会写字。

他请小天鹅帮忙，他们约定第二天在这里见面。第二天，天鹅把他写的念给松鼠听，上面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女孩，我请你吃青草，我爱你，爱你的松鼠。“不是!不是!我才不会吃青草呢!”松鼠尖叫起来，把信撕了个粉碎。

后来他又请猫头鹰帮他写，他们约定明天在树上见。第二天，猫头鹰把他写的信念给他听，那封信是这样的：亲爱的女孩，我请你明天到我家。这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松鼠说道。

猫头鹰继续念：我会给你吃虫子和老鼠干，爱你的松鼠。不是，不是，怎么会是老鼠干呢!可可气得尾巴粗了一倍。他把信撕个粉碎，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想告诉她我爱她，我只是想和她一起在树上嘻戏，饿了就吃点松果，为什么这么难呢?”可可气得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四处乱窜，当他喊了一百遍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谁呀?”可可问道，

“我!”松鼠一看，正是上次看到的那只“大眼睛”松鼠。

因为我，我不会写字，松鼠结结巴巴的说道。雌松鼠用尾巴碰了他一下，就把他带走，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作者：杜贺言

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 篇8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及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月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习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趋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出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得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成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家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携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重，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传承之绪。

王羲之书法的“变体”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四、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至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印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然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了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留传很少，以后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汇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难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书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串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书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阴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它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孙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合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全面表现。

以行书为代表的中和文化精神。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中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头，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间”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创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书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子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常，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和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书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到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的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可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二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可以发现：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理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又是以其独立的审美存在而存在。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最接近于对艺术细微的体察。《兰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叹人生有限，时光易逝，功名事业，“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尽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庄之道，以“服食”“虚静”为养生之术，但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愈是对生命之宝贵无限留恋，对生命之脆弱亦愈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谓尽心尽力，但精神深处的隐逸思想无时不刻不在他的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他的大量书作，若《远宦帖》、《频有哀祸帖》、《寒切帖》、《日月如驰帖》、《散势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仅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状态。人生荣辱是最不能长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潜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迹。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潜在他对书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重，和他们同时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将“二王”书法辑为卷轶者，桓玄死后，二王书法亦多亡佚，但毕竟不会全部湮灭，唐太宗时代，摹写王羲之书法以赐大臣，所本亦是真迹。即使是在不完全的观摩里，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评价。

对王羲之书法推重最显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入实践和深刻理解的书法家，在他的高视阔步里，对王羲之却叹服无保留。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这样讲：“此数子（锺繇、献之、子云）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扉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之论王羲之，是在对历史上诸多第一流书法家的全面比较中做出的结论，将王羲之的全部书法艺术成就和这些一流大家比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冠军”。王羲之的篆书，现在再看不见遗迹，而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以精彩表现卓立于千古书坛。仅以王羲之的草书而论，他的《小园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风范里表现出既奔放又蕴籍的风格。对王羲之书法曾经心摹手追的欧阳询更对李世民之说发挥道：“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羲之一人而己”（欧阳询《用笔论》）。对世事近于悲悯，而在书法艺术里展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一般的壮阔恢弘，精神的永恒超越了事功的短暂。

关于《兰亭序》的争议及帖学的历史性徊徨

《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最得唐太宗李世民的珍爱，其死后同葬昭陵。唐太宗生前命工书大臣等将《兰亭序》摹拓多本，留传世间，这些，历代著述源续有自。因为王羲之真迹难寻，后世书家不乏假冒伪托，对《兰亭序》及其它“二王”作品的真伪，也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东晋时期的书体还在隶书时代，不可能出现《兰亭序》一类行楷书为主要依据，否定其为王羲之所作。文章发表以后，书法学术界呼应者甚众，只有高二适等几位先生著文反驳。在双方谁也拿不出确切物证的情况下，都只能各依其对中国书法历史的观念和知识进行推断。高二适先生当时就以唐太宗《王羲之传论》所记为据，对唐太宗著录的王羲之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的真实性确信不疑。高二适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1973年版下编第9页）。诚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上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话题，其基本标志是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又加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对学术的垄断所致。郭沫若先生曾经申明：他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并非否定《兰亭序》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他自己曾经多次临写《兰亭序》。他认为：《兰亭序》应该是王羲之的后人僧智永所书。其基本思想，就是把《兰亭序》的书写时间从王羲之的东晋时代推后到僧智永的齐梁时代。而其指斥对象则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重臣”。此论如果成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推迟一百来年，对中国书法史的整体规模并不构成致命性损害，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王羲之的时代既然不能出现行草书，那么，王羲之、王献之的其它作品呢？张芝、锺繇的作品呢？难道都是伪托？对这一关乎中国书法历史总体意义的大问题，仅仅出于“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固然也可以得出认识，但还是不如从对书法艺术的直接鉴赏分析得到的结论更为贴切。以《兰亭序》为例，比较确切为僧智永所作的《真草千字文》，不难看出，智僧所书，较《兰亭序》的风雅独具，字势遒逸，还不能同日而语。后世确认的仿作“二王”的能手是米芾，如果将米芾的最为精彩的作品和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可以说，他也还达不到“二王”的水平。后世对“二王”作品的所有评价，都是建立在以《兰亭序》、《十七帖》等作品为对象的鉴赏基础上的。如果这都是些伪作，那么，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这些评论家兼书法家如张怀瓘、孙过庭、苏轼，是不是都错了？倘若如此，中国书法的全部审美基础都要动摇。还有一个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对王羲之书法最为推崇的李世民，在他的时代书法艺术可以成为进身之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身居高位，书法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人能够写出王羲之那样的字，又何必假冒？自己拿出来向李世民表白，岂不比将盛誉隆名白送给前朝名人更加实用而自然？再则，李世民这样能够创造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超前照后的人杰，难道在他最钟爱的书法艺术方面会容忍欺骗？“二王”书法的流传，在唐太宗贞观时期，还有2290纸，到宋徽宗宣和时期，还有243帖（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宣和书谱》）。历代对“二王”书风的阐述评论，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这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基本状态，这样一个状态的形成，并非人为生造，也不是任何臆断可以改变。

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永恒意义

王羲之书风在初唐时期受到唐太宗推崇，但在中唐时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其《石鼓歌》中有句云：“羲之俗书逞姿媚”。因为韩愈的文名，此说在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人吴德旋在其《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书家之病，昔人论之详矣。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后人误看，遂若右军之书真逞姿媚，而欲以吴兴直接右军，非唯不知右军书，亦并未解昌黎诗意矣。”

韩愈对王羲之的轻蔑，表现的是一种偏执的美学观念。以敦厚雄壮的石鼓和王羲之的翰墨逸情做比较，以力度为圭臬，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认识就不能不发生偏移。在韩愈之后，欧阳修也发生过这样的困惑，他在《集古录．王献之书跋》中说：“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欧阳修在对南朝书风缺少高文大册表示不满的同时，也无可回避地谈出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朝书风的艺术性之所在。“百态横生”而“意态无穷”，这不正是个性心态在书法表现里最完美的状态？艺术成分的浓淡高下，在独立创作和工艺复制之间的比较，在“逸笔余兴”和“高文大册”之间的比较，本来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任何好的艺术，在人类漫长的心理发展的历史里，也不免遭遇某一时期或某些人群的审美疲倦，韩愈在追求其“瘦硬盘空”的审美风格时，以视觉表面的“力量”衡王羲之书法，致出“俗书趁姿媚”之讥，就是这样的审美疲倦的表现。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诚然，雄强书风，在南朝也未必找不到，陶宏景（贞白）的《瘗鹤铭》，论“雄强”就不比任何“北碑”逊色，如果不是晋朝禁碑，以王羲之写《乐毅论》、《黄庭经》的功夫，“高文大册”当不在话下。这里，关键问题还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理解。正是在一种“矫枉”心态下，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碑”“帖”之争。“碑”体书法当然是中国书法大观里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其审美表现主要是通过刻凿工具来完成的，较之“二王”书风的自然潇洒，在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方面应该在第二义。而且，追求表面的“力度”、“雄强”，又和“富国强兵”的社会政治诉求相连类，以实用精神曲解复杂的文化精神，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本质认识普遍偏颇的原因所在。刘熙载又说：“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这就点明了“力”与“韵”浑然一脉，方得书法艺术之至美，而作为艺术表现，任何以“力”为强调而无“韵”之功，都是不可能达于人心感动的。其实，就是大力倡“碑”的康有为，在其大量“矫枉”而未能“持平”的议论里，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也有肯綮之说，他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里说：“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康有为的文化观念，较之韩愈，有更多偏颇之处，但对“二王”书法的评论，他则以“雄奇”“古朴”等审美风格特征的肯定，直接回应了韩愈的偏颇。

观王羲之晚年病中之书，亦可证明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与体力并非直接关系，长期的修养，技巧功力的纯熟，可以超越体力状态，依然得到刚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历代书论家早对韩愈的偏颇批评周详，但直到今天，因为艺术审美心理的疲倦，求变而难得其途者，往往还是对王羲之书风发生歧见。这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歧见所致。

王羲之的三堂书法课 篇9

她教授王羲之的三堂书法课，更是三堂人生课。

“点”：高峰坠石

我第一次看到卫夫人的《笔阵图》时，也吓了一跳，因为她留下来的记录非常简单，简单到有一点不容易揣测。譬如说，她把一个字拆开，拆开以后有一个元素，大概是中国书法里面最基本的元素——一个点。

卫夫人似乎并没有教王羲之写字，却是把字拆开。卫夫人带领王羲之进入视觉的“审美”，只教他写这个“点”，练习这个“点”，感觉这个“点”。她要童年的王羲之看毛笔沾墨以后接触纸面所留下的痕迹，顺便还注解了四个字：“高峰坠石”。

她要这个学习书法的小孩去感觉—下，感觉悬崖上有块石头坠落下来，那个“点”，正是一块从高处坠落的石头的力量。

一定有人会怀疑：卫夫人这位老师，到底是在教书法，还是在教物理学的自由落体呢？

我们发现卫夫人教王羲之的，似乎不只是书法而已。

卫夫人可能真的带这个孩子到山上，让他感觉石头，并从山峰上让一块石头坠落下去，甚至丢一块石头要王羲之去接。这时“高峰坠石”的功课，就变得非常有趣。

不知道王羲之长大以后写字时的那个“点”，是不是跟卫夫人的教育有关。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有名的作品，许多人都说里面“之”字的点，每个都不一样。

如果童年时有位老师把我们从课堂里“救”出去，带到山上去玩，让我们丢石头，感觉石头的形状、重量、体积、速度，我们大概也会蛮开心的。感觉到了“石头”之后，接着老师才需要从中指出对于物体的认知，关于重量、体积、速度等物理学上的知识。这些知识有一天——也许很久以后，才会变成这个孩子长大后在书法上对一个“点”的领悟吧！

其实卫夫人这一课里留有很多空白，我不知道卫夫人让王羲之练了多久，时间是否长达几个月或是几年，才继续发展到第二课。然而这个关于“点”的基本功，似乎对一位以后的大书法家影响深远。

“一”：千里阵云

卫夫人的第二课是带领王羲之认识汉字的另一个元素，就是“一”。

“一”是文字，也可以就是这么一根线条。

卫夫人教王羲之写字的时候，前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学习的前辈大师，卫夫人也似乎并不鼓励一个孩子太早从前辈书法家的字做模仿。因此，王羲之不是从前人写过的“一”开始认识水平线条的。

认识“一”的课，是在广阔的大地上进行的。

卫夫人把王羲之带到户外，一个年幼的孩子，在广阔的平原上站着，凝视地平线，凝视地平线的开阔，凝视辽阔的地平线上排列开的云层缓缓向两边扩张。卫夫人在孩子耳边轻轻说：“千里阵云”。

“千里阵云”这四个字不容易懂，总觉得写“一”应该只去看地平线或水平线。其实“千里阵云”是指地平线上云的排列。云低低的在地平线上布置、排列、滚动，就叫“千里阵云”。有辽阔的感觉，有像两边横向延展张开的感觉。

“阵云”两个字也让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字？

云排开阵势时有一种很缓慢的运动，很像毛笔的水分在宣纸上慢慢晕染渗透开来。因此，“千里阵云”是毛笔、水墨与吸水性强的纸绢的关系。那么“千里阵云”会不会也有特殊意义？就是在写水平线条时，如何让它拉开形成水与墨在纸上交互律动的关系，是对沉静的大地上云层的静静流动有了记忆，有了对生命广阔、安静、伸张的领悟，以后书写“一”的时候，也才能有天地对话的向往。

这是王羲之的第二课。

“竖”：万岁枯藤

卫夫人给王羲之的第三堂书法课是“竖”，就是写“中”这个字时，中间拉长的一笔。

卫夫人把王羲之带到深山里，从枯老的粗藤中学习笔势的力量。

她教王羲之看“万岁枯藤”，在登山时攀缘一枝老藤，一根漫长岁月里长成的生命。孩子借着藤的力量，把身体吊上去，借着藤的力量，悬宕在空中。悬宕空中的身体，可以感觉到一枝藤的强韧——拉扯不开的坚硬顽固的力量。

老藤拉不断，有很顽强、很坚韧的力量，这个记忆变成对书法的领悟。 “竖”这个线条，要写到拉不断，写到强韧，写到有弹性，里面会有一股往两边发展出来的张力。

“万岁枯藤”不再只是自然界的植物，它已成为汉字书法里一根比喻顽强生命的线条。“万岁枯藤”是向一切看来枯老、却毫不妥协的坚强生命的致敬。

王羲之还在幼年，但是卫夫人通过“万岁枯藤”，使他在漫长的生命路途上有了强韧力量的体会，也才有了书法上的进境。

书法的美，一直是与生命相通的。

“高峰墜石”理解了重量与速度。

“千里阵云”学习了开阔的胸怀。

“万岁枯藤”知道了强韧的坚持。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典故 篇10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我国的著名的书法作品，那么王羲之写兰亭集序有什么典故呢？以下是小编提供的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典故，一起来看看吧。

东晋初年，宰相王导的兄弟王旷有个爱子，叫王羲之。他从小受到父亲舞文弄墨、爱好书法的熏陶，也喜欢上了书法。十几岁时，常在父亲书房里翻弄前人的书迹、碑帖。王旷见儿子如此心诚，就以一本《笔说》为教材，教他笔法、笔势、笔意。过不了多久，王羲之的书法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后来，王羲之的书法出了名，许多人都以得到他的字为荣，连京城里的大官、地方上的豪富都争相求他的墨宝。

王羲之也做过官，当过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当时人们爱称他为“王右军”。四十多岁时，因为和上司意见不合，辞去了会稽地方官的职务。从此他经常游山玩水、吟诗会友，并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潜心于书法艺术。这以后，王羲之书法的造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一年春天，王羲之请了许多宾客，包括司徒谢安、司马孙绰以及附近几个县令，带上自己的几个儿子，来到会稽兰渚山麓的兰亭聚会。春暖花开，山清水秀，一行人踏着悠闲的脚步，在山径中行走。

这时，王羲之提议来一次传统的“曲水流觞（ｓｈāｎｇ）”助兴，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于是，大伙来到一条弯曲的小溪边，每个人各自找到溪旁的石头坐下。王羲之命书童在小溪的上流将几只装满酒的觞（古代称酒杯为觞），放在一个木盘里，然后让盘子顺着小溪流向下游。当盘子流经哪个人身边时，那个人就得赶快作一首诗，作不出诗，就得罚酒三杯。这一场“曲水流觞”的`游戏进行得十分尽兴，结果做出了二三十首好诗。

为纪念这次聚会，大家提议把这些诗编成一册集子，取名《兰亭集》，并公推王羲之写一个序。王羲之也不推辞，命书童在兰亭摆下笔墨。在众人的簇拥下，王羲之信步来到了兰亭，他环顾崇山峻岭、松林竹园、溪水瀑布，不由得心绪万千。过一会，序的腹稿已在胸中打好，王羲之在书案前盘腿坐下，拿起毛笔，在纸上飞笔一挥而就。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三百二十五个字的《兰亭集序》，就在这会稽群山中诞生了。可惜这“天下第一行书”的真迹已经失传，只留下来一些古人的临摹本。

王羲之的趣事还很多，其中《换鹅帖》也值得一提。王羲之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养鹅；哪里有好鹅，不管路途多远，他都要跑去欣赏；有时甚至不惜重金将其买下。

山阴(今浙江绍兴)城外一座道观里的住持老道，揣摩到了王羲之的心思，有意在道观外的池塘里养了一群可爱的白鹅，并让人把消息透露给王羲之。王羲之得知那里有这么好的白鹅，哪有不去观赏之理。

一天，王羲之兴冲冲来到道观外，一看到池塘里悠哉悠哉浮游的白鹅，一下子惊呆了，久久痴痴地伫立在池塘边。

“来人呐!”忽然，王羲之对跟来的仆人叫道：“快，快去把道观的住持请来，我有要事相商。”

一会，住持老道匆匆赶来，见了王羲之深深作揖：“贫道有礼了，请到观里坐坐。”

王羲之哪有这份闲心，心里想的只有鹅，于是单刀直入：“这群鹅能不能卖给我?请道长开个价吧!”

住持老道脸上显出难色：“鹅是敝观为供香客们观赏而养的。卖是不卖的。”

王羲之哪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脑子一转，又说：“那，那这样吧，我用更多的鹅来换你的鹅，总好了吧。”

老道支吾了一阵，终于把本意道来：“换是可以的。不过，鹅换鹅不行。久闻右军大人的书法超人，贫道想将我的鹅换您的字，如何?”

王羲之听了，毫不思考地就答应了：“行!怎么个换法?”

“嗳，恳请您替敝观书写一卷《道德经》，若右军大人肯屈就，那么这群鹅全都归您了。”

“那敢情好!现在就去书写。”王羲之答应的十分爽快。

王羲之简介 篇11

中文名称: 王羲之

又 名: 书圣 王会稽 王右军 逸少

朝 代: 东晋

国 别: 中国

籍 贯: 山东临沂

代 表 作

美术图片: 七月都下帖 三月十三日帖 东方朔画赞 丧乱帖 乐毅论 二谢帖 佛遗教经 兰亭序(局部)十七帖 大道帖 姨母帖 孔侍中帖 寒切帖 得示帖 快雪时晴帖 此事帖 游目帖 行穰帖 远宦帖 适得帖 频有哀祸帖 黄庭经

类 别: 古代书法家

生平简介

王羲之(321—379)

魏晋书法，名家辈出，遗迹宏富，其中将楷书、行草诸体推向新境界的，当首推晋代大书家王羲之(321—379)。王羲之，字逸少，山东临沂人。出身名门，官至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他家学渊源，早年从得魏钟繇笔法的卫夫人学书，然他敢于改变钟的笔法，使楷书在用笔、结字、章法布局方面更富气韵，史称“韦圣”。王羲之的行草植根于汉魏以来的隶书，他把带隶书波磔的草书发展为章草，而把不带隶韦波磔的草书演变为今草，又把介乎楷、草之间的行书与草书并用，使之广为流行。此种创造，深获历代韦家尊重。唐太宗予以极高的评价，说他“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可惜他的真迹今已难觅。存世之墨迹，均属后人摹本或临木，煊赫世代的《兰亭序》为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

“书圣”的生平和思想

晋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

王羲之(321—379，另作303—361)，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著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捩：“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拓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著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瘐翼、郗愔都声名卓著，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传说瘐亮曾向王羲之求书，羲之回答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瘐翼在荆州时，见人们竟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但后来瘐翼见到王羲之答瘐亮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瘐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他的创造与发展，伴随著自我生命的发展、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如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龠禾)也说：“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瘐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论书表》)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禄水滨。寥阒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著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著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风采

《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至今已无真迹留存。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加上他又有代书人，故其书迹更加真伪难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龙跳天门，虎卧风阁”的风采。

王羲之的真书和唐代真书相比较，显现出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姜夔最多会意，在《续书谱·真书》中云：“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我们正是从王羲之的楷书中感受到魏晋时代特有的潇洒气韵，无论是字的笔画，还是结构，各尽自然之态，似乎跳动著一颗自由的心灵，当然便与唐人受染于科举功利习气的心手大不一样了。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在会稽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纂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为此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

最卓越的艺术品，往往在极小的空间里蕴含著极丰裕的艺术美。《兰亭序》就是一座袖珍式的屹立于尺幅之中的辉煌的书艺殿堂。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黄庭坚称扬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覆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兰亭序》道媚劲健的用笔美，流贯于每一细部。略剖其横画，则有露锋横、带锋横、垂头横、下挑横、上挑横、并列横等，随手应变。其竖画，则或悬针，或作玉筋，或坠露，或斜竖，或弧竖，或带钩，或曲头，或双杈出锋，或并列，各尽其妙。其点，有斜点、出锋点、曲头点、平点、长点、带钩点、左右点、上下点、两点水、三点水、横三点、带右点等等。其撇，有斜撇、直撇、短撇、平撇、长曲撇、弧撇、回锋撇、带钩撇、曲头撇、并列撇等等。其挑，或短或长，其折，有横折、竖折、斜折。其捺，有斜捺、平捺、回锋捺、带钩捺、长点捺、隼尾捺等。其钩，则有竖钩、竖弯钩、斜钩、横钩、右弯钩、圆曲钩、横折钩、左平钩、回锋减钩。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的形象，有筋骨血肉完足的丰驱，且赋予各自的秉性、精神、风仪：或坐、或卧、或行、或走、或舞、或歌，虽尺幅之内，群贤毕至，众相毕现。王羲之智慧之富足，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序中有二十多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后世珍视其布白之美，临摹者虽难免渗入各自的笔性，但无人稍变其章法布白。正如解缙在《春雨杂述》中所说的那样：“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兰亭序》的章法，仿佛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是无与伦比的。

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挥写下千古杰作《兰亭集序》，正因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为他笔法精严，故能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为他诸美皆备，故能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高华圆融的境界。在这件尽善尽美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面前，后世名家虽竭力临仿，却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张泊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写下这一杰构，其后他再度书写《兰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绝伦，沈尹默说“当时逸少本天全”，赞美了《兰亭序》的杰出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据说藏有《兰亭序》共四本，有黄庭坚、王晋之、葛次颜、单炳文题字，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甘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兰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在民间珍藏，后唐太宗设法从民间赚进御府，旋又殉葬昭陵。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阳宫本兰亭序》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上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因前者有“神龙”半印，后者有“张金界奴上进”字。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颖上本”、“落水本”，等等。

《兰亭》真迹虽殉葬昭陵，但它的化身经过摹、刻流传，各种本子不下数百种。清乾隆年间赵魏首先怀疑《兰亭》真伪，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年间李文田认为《兰亭》其文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1965年掀起一场“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为主的一方认为“伪”，另一方高二适等起而反驳。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辨》，收集有关论文十八篇。此后又有许多论著讨论《兰亭》真伪。著名学者钱钟书虽未参加当时的论辩，但在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中己反映出他对《兰亭》论辩的思考及精辟见解。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出钱钟书一信中更明确地指出：“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即认为各有所偏。此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个学术课题的进一步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兰亭》真伪的考辨，既要著眼于当时的文化背景，更要著眼于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一代“书圣”的创新动因和成就。当然，还有赖于更多的文物发掘，也许有朝一日会有科学的结论的。

真伪参半的书论

传世王羲之“书论”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这些“书论”曾载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韦续《墨薮》，宋朱长文《墨池编》、陈思《书苑菁华》，明汪挺《书法粹言》，清冯武《书法正传》等。这些“书论”同样是真伪交杂，或谓羲之自撰，或谓他人伪托，后世多有辨析。比如《笔阵图》撰者是王羲之还是卫夫人，书史上就有不同看法。孙过庭、朱长文认为系王羲之自撰，而张彦远、陈思则归诸卫夫人。今人多认为是卫夫人作。虽然真伪参半，但犹应确认其价值。如系王羲之真作，其价值自不待言，即使是伪托，时间也甚早，大抵在六朝，而且伪作者对于羲之书法、书论颇有研究。后人以这些书论衡鉴右军书法，也常得印证。这些资料揭示了王羲之的“书论”价值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技法揭秘。如《笔势论》凡十二章：创临章、启心章、视形章、说点章、处戈章、健壮章、教悟章、观形章、开要章、节制章、察论章、譬成章，论及技法诸多方面。从用笔言，论及藏锋、侧笔、押笔、结笔、憩笔、息笔、蹙笔、战笔、厥笔、带笔、翻笔、叠笔、起笔、打笔等方法和笔势。从结体言，若笔画“作丿字不宜迟，不宜缓”等;若配合“二字合体”，则“并不宜阔，重不宜长，单不宜小，复不宜大，密胜乎疏，短胜乎长”;若大小，则“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从布白言，则论“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等等。和前此的传世书学理论相比较，显然王羲之书论中的技法论内容更为广泛而系统化。

二、书法创作论。首先，王羲之多次将书法创作比拟为一场鏖战。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卜)》云：“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銮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在《创临章》中也有相似的说法。战争是一种多方面的较量：装备、工事、谋略、士兵之素质、将帅之才能。书法创作类此，除笔墨纸的精良外重视“心意”、“本领”、“谋略”，用心意操纵“兵法”，才能出奇制胜。此论对后世影响颇巨。唐太宗就在其《论书》中以自己布阵击敌之战事悟通书法之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更是将战事与书法连类譬喻。其次，王羲之强调创作中的“意在笔前”、“书须存思”。《启心章》云：“夫欲学书之法，先干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其三，书法创作的进阶，《创临章》云：“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通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创作在一遍又一遍中艰难跋涉，然又不限于遍数，以终诣美善滑健为胜，其四，书法创作的魔方变化莫测。《察论章》云：“临书安帖之方，至妙无穷。或有回鸾返鹊之饰，变体则于行中：或有生成临谷之戈，放龙笺于纸上。彻笔则峰烟云起，如万剑之相成;落纸则椑楯施张，蹙踏江波之锦。”《书论》云：“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以上所引，都是王羲之的经验之谈。

三、揭示书法美学原理。首先，书法讲究意象之美。王羲之论点画之美，则云：“夫著点皆磊磊似大石之当衙，或如蹲鸱，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鹗口，尖如鼠屎。如斯之类，各禀其仪。”(《说点章》)论“戈法”，则应“落竿峨峨，如长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复似百钧之弩初张。”论“屈脚”，当“弯弯如角弓之张”;“立人”，如“鸟之在柱首”;“足宛)脚”，如“壮士之屈臂”;“急引急牵”，如“云中之掣电”。他又说：“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而且，“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秆，或下细若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其次，书法讲究“形势”之美。《节制章》云：“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不宜伤密，密则似疴瘵缠身;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不宜伤短，短则似踏死蛤膜。”“形势”求其郁勃的生气，在健全的形体躯壳中吐露生命的光焰。他还在《健壮章》云：“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钩，方刚对敌，麒麟斗角，虎凑龙牙，筋节拿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书进有功也。牵引深妙，皎在目前，发动精神，提撕志意，光剔精思，秘不可传。”王羲之就是这样，在书法中赞扬壮怀斗志，催人奋发!

四、剖示书法的哲学思辨。右军书论深入至“道”、“气”、“阴阳”等中国哲学范畴，书法思辨也用这些范畴运思而至玄妙：《记白云先生书诀》云：“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这和蔡邕《九势》所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相互呼应。且对阳气、阴气之特征作出了阐释。王羲之的书论富于哲理思辨，如对内外、盈虚、大小、疏密、长短、缓急、强弱等等对立统一的关系，都有精要的阐述。曾云：“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用笔则须“有惬有仰，有敬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书论》)。论草书，则须“缓前急后”，其字体形势钩连不断，但“仍须棱侧起复，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论纸与笔，则云：“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磋跌不入。”(《书论》)书法艺术的高妙正在于其深层始终编织著一张辩证思辨的网络。因此，继王羲之之后，一千六百多年来书圣之学薪火相传，历代书法家殚思竭虑地从主体内省式的体验、经验中去吐丝组构，显示出惊人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也可说是继承了这个深层次的思辨方式。

“书圣”对后世的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于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俯，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