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诉的法律依据（精选6篇）
［ 发布时间：2006-10-31 11:15:50点击数：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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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撤诉状，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时使用的文书。
【文书格式】
民事撤诉状
申请人：
申请人因一案，于
现因特此申请撤回起诉。请予核准。
原在提起起诉时所附送的证据材料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年月日向你院提起起诉，业经你院立案受理，件，请予发送。
【填写说明】
现如今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亨廷顿也把腐败这一问题进行概念化, 认为腐败是以政府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或社会准则为手段, 最终目的则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这一定义很好的将腐败的特点展示出来即滥用权力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我国处理腐败犯罪案件的数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随着腐败的蔓延, 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认为, 国家应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解决腐败问题, 充分保障公民的监督权, 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全民反腐”的模式。一方面, 让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反腐斗争的主力军;另一方面, 公民的的监督权也应不断地得到强化, 使社会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不断地顺利展开。
二、“全民反腐”的法律依据分析
公民监督权的法律依据分析:我国公民监督权在宪法中具体的体现在第2条、第27条、第41条中。从法律条文来看出, 公民享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 并且能够提供一些积极的意见或者建议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反腐教育的缺失, 加之过多的强化国家机关监督, 使公民的监督处于不利和弱化的地位。第41条进一步概括了公民监督权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该法条还指出了对公民检举揭发的保护。《监督法》中包含公民监督的内容:监督法第2条、第5条保障了司法工作的公正性。总之, 为了保障政府机关依法行政, 司法机关司法公正, 我国实行政府机关间的内部监督和司法部门外部监督, 这不仅使政府的工作效率得到极大地提高, 也维护了人们的合法利益免受不法侵害。
“全民反腐”的现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有力步伐,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也不断完善, 公民的监督权有了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监督权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但同时也应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 以《监督法》为辅助的公民监督权法律规范体系并且建立起了一系列公民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其次, 随着网络的发展, 为我国公民提供了更多的监督平台。然而,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全民反腐”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公民的监督权不能够有效的行使。第一、监督主体的素质不高。第二、公民监督合法性存在缺陷。第三、知情权往往流于形式。第四、腐败自身的特征使得反腐存在巨大的障碍。
三、健全“全民反腐”体系
建立健全公民监督体系:就是要营造一种“全民反腐”的环境氛围。健全的公民监督法律体系是实现公民监督权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因此, 用规范的法律程序把公民监督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这是保证公民监督权行使的基本前提。通过制定相关的办法, 提高处理公民监督权问题的效率。这样不仅能够集中力量解决问题, 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侵犯公民监督权的违法行为予以制裁。公民的监督权是法定的权利, 一方面公民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免受不法侵害, 国家用行政和刑事责任对不法侵害者处罚;另一方面, 应协调相关部门给遭到的损害予以一定的补偿。
加强知情权保护:在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之上, 公民才能更加自由的表达利益诉求, 才能更加有效的构建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把政府内部的反腐败斗争同人民群众外部的反腐败斗争相结合,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举报人保护的专门法律, 不仅是对举报者的物质激励, 让公民积极地主动地加入到反腐斗争中去, 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与努力。在保证监督渠道正常运转基础上使信息透明化。公民的知情权是法定的权利, 故应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一系列完整的信息公开制度。
提升网络监督的地位:我们处在一个全民网络信息化的时代, 网络监督异军突起, 成为各种监督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监督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 不仅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有促进作用, 而且还给政府的活动造成一定的压力, 促使政府工作人员更加有效率的工作, 同时还让其工作的状况和内容处在透明度下。为了使各项任务顺利展开, 政府应首当其冲,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使政府部门和广大网民联合起来共同反腐。现有的网络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网民在表达真实意愿的时候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会遭到不法人员的打击报复;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虚拟化特性, 一些怀有不良企图的网民会恶意发布虚假信息。所以, 我们应制定相关的制度, 既要保障公民自由的表达意愿的权利, 也要对恶意的不法网民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我国的监督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的监督形式对社会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网络监督有一定的局限性, 只有把网络监督和其他形式的监督有效的结合起来, 才能使网络监督发挥更好的作用, 才能使反腐斗争朝着更加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代蓉蓉.反腐倡廉领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J].学理论, 2011.35.
一、教育内部或者学校方面的依据
在美国，如果教育发展导致了专职教师或管理人员的过剩，则必须裁员，即解雇教师或管理人员。在裁员时，美国教师裁员法主要关注财政稳定和教育效率，所以在必须裁员时，裁员法规优先适用。例如，任期法禁止解雇任期教师，但当裁员依据充分时，这并不奏效；必须续用实习教师的法规也不能阻止裁员条件下对实习教师的裁撤。当然在诉讼裁决时，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例如经常有教师指控学校董事会的裁员决定缺乏权威性、学校董事会没有按规定的裁员程序办事、学校董事会滥用裁员权利占用或者空出特殊的位置等。一般学校董事会在进行裁员时，都必须严格按裁员法和集体劳动协议办事，否则，其裁员将有可能受到严重质疑，甚至被推翻。
裁员的原因有财政下降、招生减少、学校体制改革和资源重组。财政下降尽管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它自身一般不足以成为裁员的依据，因为法院倾向于保护教师的劳动权利，裁员必须要以事实上的财政不景气为基础，而且裁员还应该是政府执行职责或维护教育质量所必须的，如果裁掉教师的职责没有被很好地执行的话，裁员将是无效的。
裁员决定由学校董事会作出，如果想要反对的话，反对者必须证明学校董事会的决定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但只要裁员合法，且事实上的证据非常充分的话，裁员是具备绝对权威的。如果裁员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或空出的职位并没有真正被取消，而是被冠以一个新名称由另一位教师占据的话，那么解雇就是非法的，解雇将被推翻。但如果被裁教师的责任被重新分配到其他职位的话，那么裁员就是合法的。
由于教育或者学校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解雇，任期和非任期教师在裁员中被解雇都没有行政听诉的权利，除非法律和书面合同作出过这样的规定。因为裁员不是个人的事情，并不影响个人声誉，法院一般认为合法的裁员不受教师保护法约束。
裁员时，免于被裁员适用高级优先原则，实习教师有可能要离职为任期教师留出位置。当然学校董事会不会以保留不合格教师为代价而去解雇合格教师，法律也反对这样做。
学校法律一般对裁减教师都有明确的规定，包括具体程序和依据，但裁员受到的限制很小，裁员在任何时间所有雇员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只要教育发展需要就可以。但如果是出于教师方面原因而要解雇教师，大多数州都有强制的法律依据，各州的依据都不甚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必须给被解雇的教师以程序性听诉。不论任何原因导致的解雇，只要不是法律有特殊规定，往往都要遭到反对，因为这会使职工失去工资和雇佣利益，且损害教师声誉。
二、教师方面的依据
由于教师个人原因而导致教师被解雇，其法律依据很复杂、很详细。原因在于教师责任非常细微，要想证明教师失职或者职业失败很困难，需要证明他们的许多具体行为不称职、不规范。包括他的习惯、语言、名声、性格、做法以及管理孩子和教育孩子的能力等，几乎无所不包。
如果以不称职等为依据解雇教师，法律要求为被解雇教师提供一种程序性保护，例如学校董事会必须给被解雇教师一个听诉机会，不这样做就不能解雇。最后，即便程序上合法了，解雇还有可能因为被怀疑是滥用职权。
在少数州，在解雇行为发生之前，法律规定学校要给予教师以补救缺陷的警告和改正缺陷的机会。但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缺陷是否是可以补救的，如果可以的话，在解雇之前，教师就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并努力尝试。
尽管各州解雇教师的依据很复杂，而且不一样，但各州基本上都包括下列依据。
１．不合格
不合格概念宽泛到足以包括大多数解雇原因，它可能包括履行职责的不力和一些个人的性格缺陷。在有些州，体力和智力缺陷，缺少传授知识的能力，选择教学方法失败、体罚学生、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未完成上级或者教工联合会的给定任务、缺少合作、维持纪律失败、校内外的个人不忠行为、持续的玩忽职守等均认为是不合格。有时另外一些更琐碎的原因如果足够严重的话，也是往往足以造成解雇教师。
２．没能力
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疾病和缺陷通常是解雇的依据，除非这些能被雇主容忍且不防碍教师的正常工作。如果要求解雇教师的话，缺陷程度和持续时间都必须足以支持解雇，否则，联邦有关保护残疾公民的法律将介入干预。
３．不服从
不服从经常以故意和屡教不改为基础，如果不服从的细节问题足够严重的话，也足以支持解雇。不服从的例子包括不忠于职守、鼓动学生不遵守、不服从学校权力机构、违反惩罚制度和不服从领导人员的批评。但不服从不包括无辜的错误行为。
４．非专业做法
非专业做法是指行为不合乎为人师表的标准，包括违反职业道德的任何行为。如使用攻击性语言、滥用惩罚、威胁和侮辱学生、鼓励学生进行不正当的性接触、在工作时间离职或者有盗窃行为等。
法院对非专业行为的判断可宽可严。在纽约州，法院认为非专业行为不能成为解雇教师的依据。但在有些州，教师的谈吐和着装被认为非专业也有可能被解雇。
５．不道德
高级法院明确宣布，学校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道德建设，学校有权以不道德行为解雇教师。不道德行为主要包括不诚实、不正当性行为、违法行为和煽动教师不服从等。但这些行为本身必须对学校和学生造成不良影响，法院对此要求证据，如果教师能证明其行为没有对学校以及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则能免于被解雇。
６．语言污秽
语言污秽是否足以支持解雇，各州法律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州认为侵犯性语言应作为解雇的原因之一，有的州则认为不是，不同的校园对污秽语言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
三、评论
美国裁撤和解雇教师的法律依据渗透出了美国教育的如下特点。
第一，美国学校董事会的人事权很大，有权解雇教师，美国教育管理上的分权是实质性的、彻底的。美国法律规定要依法裁撤或解雇教师，法律对公平问题和维护教师合法权利问题十分关照。第二，美国裁撤或解雇教师首先考虑的是需要和必要的问题。如果裁员确实出于教育发展的需要，那是没有商量的。当由于教师的原因而需要解雇教师时，美国法律关注的是解雇的必要性，如果不是必须解雇，法律就不支持解雇；即便是必须解雇时，法律也要维护教师相应的合法权益。第三，解雇教师的法律依据是相对详尽、规范的，尽可能使教师的裁撤和解雇有法可依。美国法律规定要慎重对待教师解雇问题，要求确认裁撤或解雇教师属于不得不而为之的情况。法律首先维护教育和学校的利益，同时也维护教师的利益。第四，美国法律规定解雇教师时应该尊重教师的基本权利，并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教师身体和智力上的缺陷，只要能够被雇主容忍且不影响正常工作就不能解雇教师。第五，美国法律对公平和权利的关照非常到位，同时在执行法律的时候，给人以说话的机会，并且要求合法与合理结合起来。例如在学校解雇教师时，法律要求学校董事给教师以听诉机会，一些州要求在解雇前必须给教师补救的机会和时间，教师可以提供相反的证据，只要合理，法院就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１］ 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Ｎｏ．８ ｖ． Ｗ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ｎ，４２９ Ｕ．Ｓ．１６７（１９７６）．
［２］ Ｗｅｉｓｓｅｎｓｔｅｉｎ ｖ．Ｂｕｒｌｉｎｇｔ 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ｍｍ’ｒｓ，５４３ Ａ．２ｄ ６９１（Ｖｔ．１９９８）．
［３］ Ｔｒｉｇｇｓ Ｖ．Ｂｅｒｋｅｌ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４２５ Ｓ．Ｅ．２ｄ １１１（Ｗ．Ｖａ ｌ９９２）．
［４］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Ｆ．Ｆｉｒｓ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ｎ ＆ Ｂａｃｏｎ，１９９２．
［５］ 黄葳，孟卫青．英、美、法、德、日中小学教师法律地位的比较．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０２（６）．
［６］ 劳凯声，郑新荣．规矩方圆——教育管理与法律．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１９９７．
土地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分, 是国家重要的法律之一, 是加强对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土地市场的建立, 迫切需要不断完善的土地法制建设, 以强化依法管理土地, 推动土地管理全面改革的深化有重要意义。土地法是以调整土地为客体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具体讲, 土地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以法律规范来调整人们占有、使用、利用、规划、保护、开发、整治和管理土地等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土地关系的法律关系总称。
一、土地法调整的内容及其社会关系
土地法是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内容的法律规范, 如基本农田保护法、土地复垦法、土地交易法、土地承包法等等。土地法首先对土地财产关系加以规范, 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交易制度、土地相邻权制度等。为了实现国家对土地的管理, 土地法还规定了一系列行政性法律规范, 如土地征用制度、土地划拨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土地登记制度、上地税收制度等。
土地法既包括实体法规范, 又包括程序规范。土地法的内容主要是由针对土地而形成的各种实体法规范构成的, 用以调整土地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国家各级土地管理机关与被管理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同时, 土地法亦规定若干程序法规范, 用来调整土地权属登记、建设用地规划、土地评估、土地纠纷处理等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土地法既包括强制性规范, 又包括任意性规范。土地作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其重要性和稀缺性决定了对其进行调整的土地法规范大部分具有强制性的特点, 即一定的法律事实出现以后, 便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不得自行改变或者通过约定加以改变。另一方面, 由于土地法还调整平等主体之间针对土地发生的财产关系。因此, 土地法中的某些规范是带有任意性的, 即允许平等主体之间就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承包等行为进行合法约定。
土地法的调整对象是以土地为客体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因国家和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拥有土地所发生的土地关系;因利用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所发生的土地使用关系;因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地管理关系等。可见土地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 都涉及与土地有关的问题, 有的是直接以土地作为这种土地法的全部内容都与土地直接相关, 这是土地法的本质特征。由此决定了土地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根本区别在于土地法的调整对象是土地关系, 即以土地为客体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有的是直接以土地作为这种关系的客体, 如土地的所有关系和使用关系;有的是间接以土地作为关系的对象, 如土地管理关系, 因这种关系的直接客体是管理行为, 而这种管理行为的对象才是土地。
二、土地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具有的特征
㈠土地法的调整对象土地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下列特征:一是这些民事法律关系属于财产关系的范畴。土地法加以调整的以土地为客体的民事法律关系, 包括土地所有权关系、土地使用权关系、土地相邻权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和抵押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和转包关系。这些民事法律关系是针对土地而形成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前者反映了静态的土地权利归属, 后者则反映了动态的土地权利交易, 两者均为财产法律关系。二是这些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彼此处于平等地位。在土地财产法律关系中, 主体之间如转让人与受转让人、出租人与承租人等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纵向社会关系, 而是彼此地位平等的横向社会关系。三是这些民事法律关系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土地财产法律关系中, 当事人之间以自愿为基础, 通过一致的意思表示, 确定相应享有的权利和彼此承担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否则, 这类财产法律关系便不能发生。例如,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等, 均须由当事人双方自愿协商一致, 才能确立起相互间的财产关系。四是这些民事法律关系一般都是按照等价有偿原则确立的。在土地财产法律关系中, 当事人双方的经济利益是各自独立的, 因此, 发生土地征用、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土地使用权交易时, 必须按照等价有偿原则确立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㈡土地法调整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一是这类土地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土地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是国家各级土地行政管理机关, 处于管理者的地位, 而另一方则是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或其他违法行为人, 处在被管理者的地位。二是这类土地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不取决于被管理者的意志。土地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依照行政管理的客观需要而设立的, 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权。因此, 由土地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行为所发生的土地行政法律关系, 取决于该机关代表的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利益, 不需征得被管理者的同意。三是这类土地行政法律关系在内容上不是等价有偿的。土地行政管理机关在行使管理职权时依法所提出的权利要求, 如要求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办理登记, 要求违法行为人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等, 都具有强制性, 被管理者对此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要求给付代价的权利。
三、土地法的调整方法
土地法的调整方法决定于土地法的调整对象。土地法的调整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土地财产法律关系, 另一类是土地管理机关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土地行政法律关系。对这两类不同的调整对象, 应当适用不同的调整方法。
㈠民事调整方法它是指在调整土地财产法律关系时适用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法律调整手段。这些调整手段表现为:一是在土地财产法律关系中, 不允许主体任何一方享有超越他方地位的特权, 双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二是设立、变更和终止土地法律财产关系时, 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向他方施以强迫和干涉。例如, 出租土地使用权时, 出租人或承租人均不得凭借其经济优势强迫对方接受自己单方提出的条件。三是在具体土地财产法律关系的内容方面, 双方当事人应按照互利、互惠、等价、有偿的原则, 设立双方的各自权利与义务, 不允许一方违背对方意愿, 无偿获取土地利益或者进行显失公平的土地使用交易。
㈡行政调整方法它是指在调整土地行政法律关系时适用的管理、监督的法律调整手段。这些调整方法表现为:一是在土地行政法律关系中, 土地行政管理机关有权依法对被管理者进行监督和约束, 被管理者不得拒绝接受。二是土地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命令或指令被管理者从事某些行为或限制其从事某些行为, 被管理者必须服从。三是土地行政机关依照行政职权要求被管理者从事某些行为时, 不必给付任何代价。
四、土地法调整土地时涉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
土地法只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调整土地法律关系, 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 在我国其它法律中, 都能找到与土地有关的法律规范。但是这些法律规范仅仅规定了土地制度某一方面的法律要求, 因是不系统、不完整的土地法律规范。土地法根据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 将散见在其它部门法中的土地法律规范集中起形成一个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的基本法, 从而完善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因此, 土地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土地法与其它法律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因此, 土地法与其它法律具有多方面的内在联系, 具有共同的任务。但是, 因调整对象不同, 又使土地法与其它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㈠土地法与宪法关系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包括土地法在内的全部法律的立法基础,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的规定, 关于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的规定, 都是土地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宪法关于土地制度的原则规定, 又是通过土地法的具体规范加以贯彻和实现的。
㈡土地法与民法关系在我国众多的部门法中, 土地法与民法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民法中关于民事主体资格、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财产所有权、财产使用权、债权、民事法律责任等制度, 都是土地法所应适用的。调整土地关系涉及上述内容时, 必须按照民法的相关制度办理。
㈢土地法与行政法关系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实现管理职能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在调整土地关系时, 许多调整手段涉及行政法领域的问题。例如, 土地行政管理机关的职权确定、土地权属登记、土地利用规划、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管理, 对违反土地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等, 都离不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㈣土地法与刑法关系刑法是规定适用刑罚制裁犯罪行为的法律规范。运用刑事处罚手段处理侵犯土地权利人的犯罪行为是对土地侵犯行为的最严厉制裁, 也是对土地权利人的最有力的保护措施。因此, 在制裁土地违法行为人时, 对需要适用刑事处罚手段的, 必须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㈤土地法与诉讼法关系我国的诉讼法分为三类: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这三类诉讼法分别从司法方面保证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土地法中所规定的保护土地权利人、制裁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实施, 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密切关, 需要分别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争端；英国法院；不方便法院原则；欧盟布鲁塞尔1号条例
中图分类号：DF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6-0156-05
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其中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 866.9亿美元，同比增长6.2%。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必将带动更多产品出口至欧洲。伴随着对外贸易额的增加，国际贸易争端也会随之增加。而欧洲法律包括欧盟各国家间签订的条例及各国国内法，如欧盟《布鲁塞尔1号条例》及英美法基本原则之不方便法院原则，两者并存时应如何解决贸易争端仍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英美法系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欧盟《布鲁塞尔1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签订实施后，中欧贸易争端中，英国法院是否仍可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其国内审判，由更为方便的外国法院审判？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如有明显更为合适的法院，英国法院可据此中止本国诉讼，由此更为合适的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The Spiliada[1987] AC 460） ，但Owusu案则改变了这一规则（Owusu v Jackson [2005] ECR Lloyd's Rep 452）。 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条，欧盟法院的管辖权来自于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公约，因此即使当非成员国是本质法院，其也无自由裁量权中止诉讼程序[1]。法庭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公约第2条其本质具有强制性，只能以公约本身明示出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否则法律的确定性则无从保证。
2002年3月1日起，布鲁塞尔条例替代布鲁塞尔公约，Owusu案中确定的规则再此之后仍然有效。但是，当条例适用时，英国法院在何种情形下可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程序。因此，如何对待Owusu案的判决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2]。由于Jenard explanatory Report与Schlosser Report都没有提及该问题[3]，且Owusu案的法庭与法律顾问均未给予答案，这对于中止诉讼给予了一定的可能性。
一
（一）当英国法院是首先起诉至的法院
当英国法院是首先起诉至的法院，且其中止诉讼后审判案件的是条例成员国的法院，英国法院不可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程序。根据第27、28条，当由于同样案由、在同样当事人之间起诉至不同国家法院的平行诉讼，或当不同国家有相关案情的未决案件时，除首先起诉至的法院以外，其余法院均应中止诉讼程序。换言之，如果英国法院是首先起诉至的法院，并中止其程序，即便其他法院明显更为合适，依据第27、28条，会导致其他成员国法院无权审理该案[4]。因此，英国法院是首先起诉至的法院时，其不能对于其他成员国的平行诉讼或未决案件以不方便法院为由中止诉讼程序。
（二）当英国法院并非是首先起诉至的法院
依据第27、28条，英国法院应对于首先起诉至的法院的平行诉讼程序，应中止其诉讼，由前者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但需要注意的是，第27、28条的精华在于源自The Atlantic StarThe Atlantic Star [1974] AC 436. 一案的“平行诉讼程序”，且该原则在决定其他法院是否更为合适时起着重要作用[5]。因此，虽然依据第27、28条英国法院必须对于首先起诉至的另一国法院的平行诉讼，中止其自身的诉讼程序，这与其在平行诉讼程序中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程序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即均是由于另一国法院存在平行诉讼等原因导致其更为合适，从而中止自身诉讼由其对案件进行审判。
总之，当条例适用且中止诉讼后审判法院为条例成员国时，如英国法院为首先起诉至的法院，其不能中止诉讼程序，否则会导致没有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情形；而当英国法院并非是首先起诉至的法院时，其须中止诉讼程序，由首先起诉至的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
二
（一） 当平行诉讼或相关未决案件位于非成员国时
当英国法院为非首先起诉至的法院，且平行诉讼或相关未决案件位于非成员国时，需依据Owusu案的规则是否适用来分情况讨论因很多学者指出Owusu案的逻辑不仅无法令人信服，同时具有一定的地方主义色彩。更多关于该问题的论述，见C. Hare. Forum non Conveniens in Europe： Game Over or Time for “Reflexion”？[J]，Journal of Business Law. John JA Burke. Foreclosure of the Doctrin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Under 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J]. European Legal Forum，2008.。
1.当Owusu案的规则适用时。在Owusu案中，欧盟法院拒绝回答其判决的适用是否具有绝对性的问题，即当平行诉讼位于非成员国，英国法院是否可中止其自身诉讼程序而由该非成员国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但是，如果Owusu案的规则适用，即为了确保法律的确定性、统一性与和谐性，英国法院便不能中止其诉讼程序，由非成员国对该案进行审判。在Catalyst Investment Group Ltd v Max LewinsohnCatalyst Investment Group Ltd v Max Lewinsohn [2010] 2 WLR 839. 一案中，法庭即认为无论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还是第27条的平行诉讼原则，英国法院均不能对于非成员国法院中止其诉讼程序而由后者的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否则无法保证确定性、统一性与和谐性[6]。
2.当Owusu案的规则不适用时该讨论仅限于Owusu案的规则中所列判决原因不适用时，而不是关于Owusu案中涉及的公约适用范围的不适用。。
由于欧盟法院未回答上述问题，因此使得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存在一定可能性[7]。如果Owusu案的判决以较为字面的方式理解，则法院没有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可以依据第2条中止诉讼，由非成员国的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即使后者是更为合适的法院[8]。但这样的论述过于绝对。如果英国法院的管辖权来自条例第27、28条，则Owusu规则在此处便不能适用，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Owusu案中确立的规则只是对于公约的解释，并不能替代公约本身。第27、28条的宗旨是为了避免诉讼程序的分裂以及避免相互矛盾的判决[9]。因此，如果英国法院拒绝对于首先起诉至的法院中止其诉讼程序，则很可能会导致与第27、28条宗旨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更需值得注意的是法条背后的立法目的，而非法条字面的含义。
第二，如果英国法院拒绝对于首先起诉至的非成员国法院中止其诉讼程序，并拒绝由后者进行审判，当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判决时，依据条例第34条第4项，如果成员国法院做出的判决与在其之前非成员国法院做出的判决相矛盾，则前者的判决将不被承认，进而无法执行[9]。这就代表着，如非成员国法院已做出判决，则英国法院的判决将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得到承认与执行；与此同时，根据普通法规则，该非成员国法院的判决也无法在英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这就导致了原告手握两份判决却均无法执行的尴尬境地。
第三，有学者指出，如果英国法院对于非成员国法院的平行诉讼中止其诉讼程序，并由后者对案件进行审判，则会导致原告在欧洲境内执行判决的权力受到剥夺[10]。但笔者认为，原告依然可依据欧洲各国国内法承认与执行非成员国的判决。虽然此过程相对较难，但与依据第34条第4款无法在条例成员国境内承认与执行判决相比，相对较难的执行程序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英国法院中止其诉讼程序不仅可以使当事人花费较少并且获得更高效的审判，同时可以避免导致上述的问题。Lawrence Collins在Masri v Consolidated一案中指出：“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条例不允许英国法院中止诉讼程序将会非常奇怪。”Masri v Consolidated Contractors International （UK） Ltd [2011] EWCA 1352. 在JKN v JCN案中JKN v JVN [2011] 1 FLR 826. ，法庭认为Owusu案的规则不能延展适用于非成员国的平行诉讼或相关未决案件，相反，法庭应保留是否中止诉讼程序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即使英国法院的管辖权来自第2条，如何具体操作使得英国法院对于非成员国法院的平行诉讼或相关诉讼程序中止其自身程序，而由后者进行对案件的审判。Briggs指出，当首先起诉至的法院为非成员国法院时，可将第27条解释为具有一定延伸效应，即通过国内法来处理可能导致的矛盾判决[11]。但是允许各成员国适用各自的国内法，其缺点是会导致缺乏统一性。因此，处理该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给予条例（尤其第27、28条）严格的延伸效应，即在此种的情况下将非成员国与成员国同视，无论首先起诉至的法院为成员国或非成员国，均中止自身诉讼程序，并由首先起诉至的法院行使审判权[12]。这样一来不仅不会缺乏统一性，反而会更加方便且有效避免因相反判决引起的不确定性。正如Harris所说：“没有人会反对英国法院在平行诉讼位于非条例成员国时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并类推地适用条例第27、28条。”[13]
总之，当条例以类推的方法适用时，英国法院可以对于非成员国的平行诉讼或相关未决案件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其诉讼程序，由该非成员国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
（二） 当事双方约定管辖权为非成员国法院时
条例第23条规定了可以忽略第2条之被告住所地原则而给予某一成员国法院专属管辖权，即当事双方约定管辖权为成员国法院[9]。但当事双方约定管辖权为非成员国时，是否仍属专属管辖值得探讨。
条例第23条指出，如果当事人规定了解决争议的法院，则该管辖权条款优先于第2条适用。但条例没有指出，当管辖权条款指向非成员国时是否仍然优先适用。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Coreck v Handelsveem一案，Coreck Maritime GmbH v. Handelsveem BV [2000] ECR I-9337. 法庭指出选择非成员国法院管辖的管辖权条款是否有效，应依据准据法判断。据此可以推断，法庭如认为该管辖权条款有效，则应据此由条款指向的非成员国法院进行审判，即使该非成员国的管辖权来自条例本身[14]。
其次，当管辖权条款有效时，下一步的问题是英国法院是否享有自由裁量权中止诉讼。在The Nile Rhapsody案中，法院指出：“当一成员国诉讼违反了当事双方的意愿，则成员国法院有自由裁量权来拒绝援引条例。”其原因是当事双方的意思自治具有优先权。在Konkola v Coromin案中，被告申请中止诉讼，理由是合同中有管辖权条款，双方约定赞比亚法院对争议具有管辖权。英国法院指出，虽然条例本身没有明确，但Owusu规则并未禁止该情况下中止英国诉讼，因为“第17条指出确保判决的确定性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优先于住所地原则适用。”[15]判决的确定性和意思自治原则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非成员国的法院进行管辖而抛弃[16]。
因此以此类推，当条例适用时，英国法院在Owusu案后依然可以中止其诉讼，由当事双方规定的非成员国法院对案件进行管辖，但该中止诉讼主要是基于维护判决的确定性及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并非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
三
条例第5条及第6条规定了的可供原告选择的、多个法院均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但也需根据Owusu案的规则是否适用而分情况讨论。
（一） 当Owusu案的规则适用时
虽然规则第5条及第6条给予了原告选择的权利，但原告做出选择后，该法院即为惟一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即原告不可再变更于被告住所地再行起诉。故而，当原告依据第5条或第6条做出选择在英国提起诉讼，即使其他国家的法院更为方便合适，英国法院也不能中止其诉讼，由其他国家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因其为惟一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由此可见，与第2条一样，第5条及第6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仅在条例明示的情况下才能减损适用[17]。
其次，为了保证审判的确定性，被告有权得知案件将在哪个国家进行审判，法庭应该在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时候行使管辖权[18]，因此，即使另一国家的法院更为合适，如英国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便会剥夺当事双方对于审判的确定性。正如Schlosser指出的：“原告享有这样的选择权利，则该选择权不能为了使案件在更方便合适的法院审判而削弱。原告甚至可以在所有具有管辖权资格的法院中，选择一个明显‘不太合适的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该案件的判决在审判国可以得到执行。”[19]因此，为了法律的确定性，当Owusu规则适用时，英国法院不能中止其诉讼程序，由非成员国对案件进行审判。
总之，由于第5条及第6条具有一定强制性，且保证法律的确定性以及条例的统一适用，当Owusu规则适用时，英国法院不能中止其诉讼程序，由非成员国对案件进行审判。
（二）当Owusu案的规则不适用时
笔者认为，当英国法院的管辖权来自条例第5条或第6条时，Owusu案的规则在此处不能适用，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管辖权来自条例第2条与管辖权来自第5条、第6条是有差别的。后者是挑选法院的结果，且原告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院进行诉讼是合理合情的。但是条例第2条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案件的弱势方即被告，确保其在更合适的法院被诉[20]。如果案件有多个连结点指向某一非成员国，即该非成员国对案件审判更为合适，但Owusu规则使得当事人丧失了中止英国诉讼由该非成员国法院进行管辖的可能性，这与条例的原则不符。另外，如果被告的住所地在成员国境内，如英国，而不能请求英国法院中止诉讼，由一个更为合适的非成员国法院进行管辖，则住所地在成员国境内的当事人，其待遇甚至不如住所地是非成员国的当事人，因为住所地位于非成员国的案件当事人可依据普通法而申请中止英国诉讼，而不适用布鲁塞尔管辖权条例。那么在这样的尴尬情况下，制定和实施条例的意义何在。因此，第5条、第6条的管辖权与第2条不同，因此不能同等对待。
第二，条例为了保护被告，使之明确可能被诉的法院，以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但是不方便法院原则是被告的诉讼权利而不是原告的[21]，因此被告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法律的确定性，而选择花费更少，更方便的法院对案件进行管辖。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对案件的审判更加便利，使得判决更加容易执行；另一方面相较于无形的、无法触摸的“法律确定性”而言，诉讼花费少且得到可执行的判决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法院是否合适审判无法提出抗辩，而由欧盟法院指出哪个国家的法院具有管辖权是十分不合理的，因为只有案件的当事人真正需要法律的确定性而不是法院，同时也是当事人最清楚哪里对于案件的审判更为有利，而非法院[22]。
因此，当英国法院的管辖权来自条例第5条或第6条时，允许英国法院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其诉讼程序，由更为合适的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与条例保护被告的宗旨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对欧货物贸易争端中，虽然在欧盟《布鲁塞尔1号条例》和各国国内法并存的情况下，仅有少数情形英国法院可依据其本国法律原则中止诉讼，由更为合适的法院进行审判，但禁止当事人在最方便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利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期望在Owusu案之后，对欧贸易争端中，当事人依然可以在英国法院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申请中止诉讼程序，而由明显更为方便的法院对案件进行管辖。
参考文献：
[1] Jonathan Harris.Stay of Proceedings and the Brussels Convention[J].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5，54：933950.
[2] C J S Knight.Owusu and Turner： The Shark in the Water？[J].Cambridge Law Journal，2007，66（2）：288301.
[3] John J A Burke.Foreclosure of the Doctrin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Under 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J].European Legal Forum，2008（3）：121126.
[4] C Hare.Forum non Conveniens in Europe：Game Over or Time for “Reflexion”？[J].Journal of Business Law，2006（3）：157179.
[5] Hill Chong.International Commervial Disputes[M].Oxford：Hart Pubulishing，2010：156.
[6] Yvonne Baatz，Alexander Sandiforth.Forum non conveniens Further Constrained[J].Journal of Business Law，2010（6）： 522528.
[7] Sarah Wall.The End of Forum non Conveniens：Has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Gone Beyond its Boundaries？[J].Kings Inns Student Law Review，2012（2）：4970.
[8] Clarkson Hill.The Conflict of Law[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212.
[9] Council Regulation（EC） No 44/2001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J L12/1，Art 27 and 28[EB/OL]. [20140307].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NSLEG：2001R0044：20100514：EN：PDF.
[10] Elaine Palser.The End for Forum non Conveniecs？[J].Nottingham Law Journal，2006，15（1）：3237.
[11] Adrian Briggs.Forum non Conveniens and Ideal Europeans[J].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378382.
[12] Herbert Freehills.Jurisdiction：Forum non Conveniens[J].Practical Law Companies，2013，24（1）：7273.
[13] Jonathan Harris.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 an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J].European Legal Forum，2008（4）：181189.
[14] Barry Rodger.Forum non Conveniens PostOwusu[J].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006（2）： 7197.
[15] Christian Lang.Forum non Conveniens in Continental Europe[EB/OL].[20140304].http：//www.thefederation.org/documents/6dCLE%20Annual%2009Lang.pdf.
[16] Adrian Briggs.The Death of Harrods：Forum Nonconveniens and the European Court[J].Law Quarterly Review，2005，121（10）：525540.
[17] David Jackson.Jurisdiction in Europe and Forum Nonconveniens[J].Shipping and Transport Lawyer International，2005（5）：3335.
[18] Edwin Peel.Forum non Conveniens and European Ideals [Z].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2005：363377.
[19] Peter Schlosser.Report on the Convention[R].Luxembourg：University of Munich，1978：78.
[20] Panayiotis Neocleous，Costas Stamatiou，Evgenia Dalman.Forum non Conveniens in the European Era[J].International Company and Commercial Law Review，2005（16）：340344.
[21] Gilles Guniberti.Forum Nonconveniens and The Brussels Convention[J].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5：973981.
【摘要】 近几年,请名人做产品广告或出任企业形象代言人之风盛行。在名人代言的产品或服务广告中,存在着违法、虚假内容,由此引发的社会危害不可低估。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名人在虚假广告中的责任。拟就这一问题谈一下看法,以期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
【关键词】 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法律规制;理论依据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广告作为一种市场营销的工具,已成为商品生产者扩大销售、与其他商品生产者竞争市场的一种手段。目前虚假广告却大肆泛滥,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现象尤为严重。虚假广告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害。
一、我国对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法律规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广告法》第3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做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38条规定:(1)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2)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3)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法》的第37条、第38条只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的民事、行政责任作了一系列的规定。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规定了经营者虚假广告的行政责任。该条规定: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了广告经营者的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222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该条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的刑事责任。
我国《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刑法》中都有涉及虚假广告的问题,这说明我国对虚假广告这一违法现象给予了足够重视,并用行政、民事、经济、法律等手段加以制裁,同时在每年一度的“3.15”节目中也将虚假广告曝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有所打击,缓解了一些矛盾。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承担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有:广告主(生产厂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但对广告推荐者,典型情形就是名人,没有法律规定。不管其在虚假广告活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都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其至多对自己的不适当的行为承担道德的、伦理的责任,其违法的成本是零,而收益却高的让人难以置信。
二、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
(一)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一个尊崇法治至上理念的社会,他的基本原则是“人不能从其错误行为中获益”。然而,名人一再从代言丑闻中成功脱身,从一种错误行为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1889年,美国纽约州法院接手了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一案,法官在此案中面对的问题是若继承人杀害了被继承人,则遗嘱是否依然生效,当时法律对此无相应规定,有法官认为既然法无明文规定应判决遗嘱有效,伊尔法官认为不应拘泥于法条的文义,而是主张透过“白纸黑字”寻找立法者的意图。他依普遍法中“人不能从其错误行为中获益”的基本原则,判定应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法院最后采纳了伊尔法官的观点。
为虚假广告代言,为产品提供虚假、夸大的证言,产生了误导消费者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行为,是在向社会传播一种法律可以纵容“人从其错误行为中获益”的恶劣暗示。这种不良暗示会对法律公信和社会道德产生很大的消解作用,破坏公众“人不能从其错误行为中获益”的良好信仰。
(二)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的要求
一个以建设法治为目标的社会,一个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一个强调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社会和国家,这种平衡不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衡,也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缺少平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谁的权利都不能依法得到保障。当然在这样的社会和国家中也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只享受某种利益而不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法治社会中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上至显贵下至乞丐,没有任何人可以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显然,名人们对于这一点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不排除部分名人以名气为资本,不惜牺牲公众利益牟取私利,这显然是对公众信任的践踏。对这种情况,公众不仅有权让他名声扫地,而且有权追讨由此造成的损害。如果把名人利益和诸多善良受众的权益比作一个天平的两端的话,那么诸多名人在收取巨额广告费用的同时又在广告中做虚假宣传就使得这个天平严重倾斜,这样使得名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或公众利益严重不平衡。我们有必要加重公众的砝码,规定名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名人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公共利益,对其利益做一些必要的限制也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容忍名人这个“影响力群体”在某种行为中只拥有权利而不承担相应法律义务,只能置法律于失信的境地。
(三)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决定的
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是只靠“市场之手”自由调节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了,现代市场经济必须依靠“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双向调节,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市场调节主要依靠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民商法,而政府调节则依靠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来调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始终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这就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因此,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它通过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来使社会资源尽可能达到最佳配置的最优状态。由于市场主体自利和趋利避害的经济本性,使得市场主体交易中,交易者有一种欺诈、骗取和违约的倾向,这种倾向虽然有利于市场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以损害他人利益,进而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为代价的。
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则是为这种不良现象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使名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严重失衡,社会公众利益受到极大的伤害,经济法有义务恢复这种失衡的利益关系。政府部门也应依法制裁这种不道德的市场交易行为,维护社会正义。也只有从社会利益出发对市场进行管理、监督,才能使市场主体既能够得到一个统一的竞争条件和宽松的市场环境,又有一个严格的法制管理,真正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行为,才能净化市场,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四)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是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在我国的《民法》中有一条原则为诚信原则,这条原则贯穿于民法的具体原则、民事活动和司法实践中。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一定要遵守诚实信用,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名人以推荐人的身份出现在广告中时,他就不再是个简单的演员,而是一个运用自己的民事权利,为着商业性目的、正在从事着商业活动的公民,他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保证其所传递的信息的真实可靠,保证承诺可以兑现。然而在现实中,名人未能履行其在广告发布过程中忠实告知消费者真实情况的义务,而是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形象,采用欺骗或诱导的方式意图使消费者购买或接受服务,进而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很显然与诚信原则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因此,有必要以诚信原则来调整名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以达到维系双方利益平衡之功效。
参考文献
[1]杨紫.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6
[2]陈绚.广告道德与法律规范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刘林清.广告监管与自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4]姜海霞.试论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7(6)
[5]潘巍松.广告真实性原则与大众媒介的广告法律责任.《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0)
